一個矛盾的人
要想對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複雜個性，作出恰如其分而又簡短扼要的描述，並且透過六十多年來出現在印刷品中的那些一成不變和通常錯誤的觀點去發現真正的阿爾弗里告德·諾貝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真正了解他的人，現在尚在人世的已經寥寥無幾，這就更加困難了。加上他非常謙虛，不願談論自己，從來沒有留下一本私人的日記。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確寫下了大量談論各種事務的信件。能夠留下這麼充分多樣的文件和如此豐富多采的材料的人，恐怕為數不多；這浩翰的文件和材料，現在都保存在諾貝爾基金會的檔案室里，或者存放在親友們的手里。
認真地研究這些材料，就會有一種如入金礦的感覺。通過與那些上了年紀的人談話與通信，可以對他了解得更清楚些；而摘錄象享里克·舒克教授等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傳記作家，以及諾貝爾最後的至親好友、他的助手和執行人拉格納·索爾曼的著作，又可以彌補某些不足。如果再加上這方面或那方面專家們的意見，那麼，人們就至少可以指望對這位發明家和捐贈人得出一個客觀和相當正確的印象：他看來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藝的人。
如果有人僅僅通過羅列好與壞、光明與陰暗適當的形容詞來描述他的話，那麼，這倒沒有什麼難處，因為對一個聰明的諾貝爾研究者來說，並不需要費勁就可以找到那些適當的形容詞。但是，在准備使用的那些形容詞之間卻有著許多疙瘩需要解開和重系，很多錯誤的判斷需要拋棄，很多謎需要解；只有將這副項鏈仔細查看和重新穿連之後，才能說它上面的每一顆寶石都是真正有價值的。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心須允許不同的專家用不同的方法來鑒別它的真實性。
在本書的引言中已經講過，所有的證明表明，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絕然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身體虛弱、健康不佳，但他卻能夠在工作中建樹驚人的功績。從早年的貧困與憂慮，他通過但卻喜愛偏遠的地方和安靜的生活。盡管作為一個炸藥和武器方面的發明家和工業家，他卻厭惡暴力與戰爭，並且是一名忠誠的和平之友。請注意，這並不是從他的晚期，例如從他在一八七六年會見了伯莎·馮蘇特納或者自一八九五年他決定建立和平獎金才開始的，而是從他青年時代的早期，就一直是這樣，在他一生的言語文字中，始終流露著這種感情。
一方面由于也許是被他那糟糕的健康引起的顯著不安靜的癖性，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廣泛分布的活動，他變成一位從早年起就把整個世界作為自己工作場所的徹底世界主義者。他雖然是他那個時代最大的資本家之一，但卻持有某種社會主義觀點。他天性謙讓溫順，可是在形勢的逼使下，他也曾違心地卷進激烈的糾紛與對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詩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質，但同時又具有一個天生的商人那種清醒的現實與預見感及籌劃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對陌生人采取緘默和回避的作法，但他在當時卻起了巨大的影響，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與工作中的結果，曾在全世界引起過共鳴。
作為一名機警的觀察者，他甚至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對他所看到的一切時常表示不滿與懷疑。這個世界包含著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現實曾無情地挫傷了我年輕時心中的理想。”這種世界觀無疑是來源于他早期的童年時代，根據前面引用過的他那首自傳詩里的話，他多病的身體曾使他成為“他那個小世界里的一個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時的一個憂郁和沉思的小觀眾”。後來，對他同伙的掃興經曆，又加深了這種態度。這個籠罩著憂郁的孩子，變成了實驗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對很多東西感到有興趣，但對什麼都不感到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一方面是一個不能為自己取得幸福與安甯的懷疑的悲觀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體諒人間弱者人類之友，一位對人類的進步和前途充滿信心的慷慨貢獻者。但最主要的，他是一個探索者、理想主義者和創始者。
將他工作和文字中的證據，與那些熟識他或部分了解他的活動的人在他們的言論與文字中不帶傾向性地談到他的材料結合起來，這是可以辦到的事。這樣，就可以提供一幅有著最大根據的關于他的表現和個性的圖畫。
他沒有繼承他父親那種潔白的膚色和強壯的體形，也沒有繼承他那種自信和相當粗暴的性格。他年輕時的形象，同他母親瘦小的臉龐一模一樣。他象他媽媽那樣長得又黑又瘦。從現有的他二十五至三十歲期間拍下的照片上——那里他生活中的一些大事還沒有發生，他也還沒有留起那遮了部分面孔的胡子——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相當英俊的青年，他那雙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種專注、聰明卻充滿憂郁的神采。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爾弗里德·諾貝爾五十五歲那年看到他，當時他正處于名聲和活動的鼎盛時期，並在巴黎住了很久，那麼，就會發現他是一位踏著短小而堅定的腳步，為了達到明確目標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于中等身材、略微駝背的活躍而又嚴肅的矮個子的人。他有著高大的腦門，蓄著整齊的黑中帶有灰紋的短胡子，掛在他那蒼白面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現出他的性格，而不單是好看。在他的臉上充滿著緊張和憂慮的表情，但又被他那雙在濃眉下慈祥閃爍的藍色眼睛變得柔和了些。當他的近視眼需要的時候，他就將系著一條黑帶兒的夾鼻眼鏡夾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飾非常好，他的服裝式樣不是最新的，但卻象他周圍的一切東西那樣，總是保持著簡單、適用和高質量的傳統。沒有任何一件東西能夠表現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錢的人，乍一看來，很多生人還會把他當成一個遲鈍、陰郁和無足輕重的人。
他幾乎是倔強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當與可靠的朋友和同事們在一起時，他又完全是另外一個人，表現輕松，善于傾聽別人的意見，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並且不分朋友們社會地位的貴賤。人們喜愛他，是因為他不擺架子，但卻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緊張的神經，必須通過約束自己的辦法來防止觸犯他。
他那略微粗魯的聲音，有時帶著憂郁，有時帶著諷刺的語調，而且無論談到什麼題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評論。他精通五種語言，在談話時往往非常自在地從一種語言變換成另一種語言。當他提出一種反對意見的時候，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從他列舉的論據中，可以看出他學識淵博、消息靈通，而且意見非常新穎。顯然，他並不在乎會沖撞別人。有時他會帶著閃亮的眼神，說出一些粗暴的話來，顯然是想“敲打一下資產階級”，並且為這些話的效果感到高興。
那些通過訪問或信件尋求開導的蒙昧的人將會受到歡迎；但對于那些來擺架子、吹牛皮的自負的人，或者來奉迎拍馬的人，在客氣地、但卻堅決地請他滾蛋之前，總要當場訓斥他一頓。
當他四十歲到五十八歲在巴黎生活期間，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是一個能夠為所欲為的非常有錢的人。但是，他卻幾乎從不參與這座都會的輕浮生活。青年時代，他曾把這座城市描繪成“一個淫樂的海洋，在那里，放蕩和情欲的風暴折斷的難船殘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曆來所摧毀的船只還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帶著厭惡的心情扭頭走開。”隨著年代的消逝，他改變了年輕時對巴黎的意見；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始終討厭那種非常有害于社會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則是在任何社會階層都可能由于懶惰、不負責任、不道德和貪圖色情樂趣而發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種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業生活中的欺詐，以及任何用嘩眾取寵的庸俗手腕，對他來說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謙虛的人，他不時地參加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們的友好聚會，但他卻避免出頭露面，並且從內心里厭惡社會活動。
在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里，很多人為著各種不同的使命來找他。這些拜訪有時使他高興，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那些無益的訪問或打攪，使他感到厭煩。他在那里舉行過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從瑞典和俄國來的親屬，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來自歐洲各個角落、有著不同國籍的公司頭頭和商界相識。包括從倫敦來的亨利·德莫森索爾、阿迪爾工廠的經理喬治·麥克羅伯特和倫德霍爾姆以及從漢堡來的古斯塔夫·奧弗施拉格在內的一些人，曾經品嘗到這位單身漢的家庭中所充滿著的那種文化與歡樂的氣氛，盡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說過：這位主人自己“非常節儉，但待客殷勤，對餐桌上的豐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驕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簡樸，而對客人的招待卻很周到；從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開支帳簿上，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阿爾弗里德·諾貝爾一生堅持規定的飲食，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並且不玩牌或賭錢。他什麼樂器都不會玩，也從不跳舞。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他對音樂沒有欣賞興趣。然而，他卻是一位最能體諒人的主人，對待男客，他消息靈通、照顧周到；對待女客，則彬彬有禮、殷勤相待，並且總要為光臨的每位女賓准備一份禮物或一朵鮮花。
他在斯德哥爾摩老家的親屬和他們的孩子，每逢聖誕節、結婚紀念日和生日，不管當時他在那里，他總要給他們寄一份漂亮的禮物，加上一封表達他深切思鄉之情的信件，特別是當他媽媽在世時的聖誕節期間，情況更是這樣。
在他心情良好、孤獨感全然消失的時候，他就會成為談笑風生的主角。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與他在巴黎和別地相處的某些同代人，曾這樣描述過他：“他講故事的時候，總用那種有趣的哲學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聽眾神魂顛倒，興高采烈。”
但也有著另外的一個諾貝爾，即被逆境傷害和多病折磨的諾貝爾；他曾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無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經常患心絞痛，呼吸困難，頭痛嚴重，然後就引起反複無常、坐立不安和嚴厲尖刻等現象。有時感到無家可歸。他就消失幾天或幾周，誰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當病魔打擊過去後，如果他不是帶著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爾、漢堡或者維也納，就會很快看到他戴著一副墨鏡，頭上纏著一塊壓定布，充滿了憂郁和厭惡自己與生活的情緒，回到他那座實驗室禁地。他沒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費倫巴克，就會聽到他那些最奇異的計劃，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飯或晚上睡覺的時間，都必須刻不容緩地開始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阿爾弗里德·諾貝爾通過緊張的工作，使疼痛和憂慮消失；這些工作包括試驗、寫信，間或寫一些小的文學作品，有時還將草稿寫在實驗日記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學作品，特別是當他處于憂慮而不是生病的時候，就更加司空見慣。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作為一個非常寂寞的人，經常給人留下一種明顯的印象。盡管整天忙碌，並且在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面完全獨立，他仍然終生處于無法治愈的孤寂狀態。這部分是，也許主要是由于“腐蝕性潰瘍”型的內在憂郁症；部分是由于他的生活斗爭；而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美滿的家庭。
我們能夠找到很多關于他失望心情的例證，但是，從一封給路德維格的妻子埃德拉·諾貝爾的信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寫道：“我們之間的對比是多麼懸殊啊！在您周圍，環繞著愛情、歡樂、喧騰和跳動的生活，關懷別人和被人關懷；愛撫別人和被人愛撫；因此，您是在心滿意足中安定地生活著。而我則好象一只被命運撞壞的無用的破船，在沒有羅盤和舵輪的情況下到處漂流，沒有對過去的甜蜜回憶，沒有對未來的虛幻但卻美妙的憧憬，沒有盡管粗俗但卻有助于自我美化的狂想，沒有作為我們未來生活源泉的家庭，沒有自然陶冶心靈的朋友，也沒有為之憤怒的敵人；與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種在暗淡的光線中揭示那些沒有洗淨的汙點和失敗的自我批評。以這種輪廓劃成的一幅肖像，對于一個歡樂幸福的家庭來說，是很不適宜的，而只配把它扔進字紙簍里。”
這位苦惱的發明家對自己那種遺傳性的火爆脾氣是清楚知道的，因此，當與外界發生磨擦時，他總要設法盡力控制它，特別是每當發火之後，他的健康總要受到損害。他曾宣稱，當他憤怒的時候，“諾貝爾式的血液就會沸騰，我自己的炸藥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氣的時候，就會冒出火花來，然而，這不過是只能維持半個鍾頭的事。”從他的信件中判斷，如果他作為一名發明家的榮譽和名聲受到攻擊的干擾時，他就會變得很凶猛。
諾貝爾經常被那些要求資助這樣或那樣事務的、以及各種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們通常是以討好和可憐的語氣來表述這些要求，但有時是以達到難以相信程度的厚顏無恥來寫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計算之後說：他發現“郵局每天至少送來兩打申請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總共至少有兩萬克朗，這就是說，一年至少達七百萬克朗。因此，我必須聲明說，與其落得個肯幫助人的好名聲，還不如干脆讓人去講壞話好了”。
他當然要大量回拒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樣肯幫助別人的人，大概為數不多。對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當他們的計劃使他感到興趣時，他就會誠心樂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無疑問，他對自己年輕時代為取得勉強的必需品而進行的艱苦斗爭，記憶猶新；因為他曾寫過：“記憶里沒有海綿而只有石板。”“我不問他們的父親生在哪里，也不管他們崇拜哪個小人國的神，因為正當的施舍，是不分國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諾貝爾對于決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觀點。在一位奮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學企業真正有需要的情況下，他很少說個“不”字，但對于為立雕像、設紀念晚宴等活動而提出的資助要求，他則從不為之動心。他曾寫道：“作為一條規矩，我喜歡為活人的肚皮幫忙，而不願為死人的紀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過于尊敬崇拜死人，他們對我們的大理石獻品，既感覺不到，也一定會有不同意見，還不如去幫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現在保存的用幾乎所有的語言寫來的懇求和感謝的信件，以及諾貝爾提出明智勸告的複信，在檔案室里足足有幾大卷。明顯的是沒有人認為他所接到的技術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紙勸導太低賤，因為有時是相當寶貴的。他是怎麼找到時間來作這些事的，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盡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騙子詐取過的事例，雖然這並沒有妨礙他的大方，但卻肯定是造成他經常以厭世觀點看待人類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調查又給他帶來很多麻煩；他討厭給施舍以這種不名譽的形式，喜歡把問題談清楚，從而經常給予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這位孤獨的人在做過好事之後，並非沒有忘恩負義的事情使他感到幻滅。他給一位朋友寫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們在哪里呢？是在蒸發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還是在嘩拉作響的水銀柱旁邊？請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別的動物肉來豢養的一群狗中間，或者用你自己的肉來喂肥的一些蟲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靈是雙生胎，阿門。”
諾貝爾在給一位被他認為對人吝嗇的猶太朋友的信中，曾經寫道：“不曉得你能否僅僅學會懂得，確實有人能夠不帶私利，或說不出動機去幫助別的人。在猶太人中間，恐怕只有一個人，即基督，曾經發現過這種思想；正因為少得可憐，所以他才被授與神的證書。”
宗教觀點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受過洗禮和堅信禮，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諾貝爾真正的博愛，是他宗教態度的重要部分。“只有當一種宗教對人類表示出熱愛，對于他來說才是有價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謂無神論，則是一種特別的類型。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曾受到雪萊的很大影響，他同雪萊對生活的態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從哲學的觀點來說，這種態度無疑是相當混亂的，那位詩人比這位思想家更加混亂些，但是，持續的思想則是它的高度理想主義。它反對主要宗教的神聖信仰，因為它們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義的統治者，他要為所有的宗教戰爭和對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譴責。但在這種否定之後，可以看到一個不對另外一個上帝的過錯負責的上帝，這就是那位和平的、對人類滿懷愛情的上帝。實際上，雪萊和諾貝爾的無神論，與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很相近。”
諾貝爾對內森·索德布羅姆的教區工作，經常給予金錢支持。索德布羅姆後來成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師。他曾給諾貝爾寫了下面幾行很有啟發性的話：“我們在宗教觀點上的分歧也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因為我們兩人都同意，我們應該對我們的鄰居，做一些我們希望他為我們做的那種事情。坦白地說，我有一位繼父，而我只厭惡自己，卻一點也不厭惡我的鄰居。但是；就我的理論宗教觀點來說，我承認它們在相當程度上是從常軌上分離出來的。由于這些問題遠在我們之上，我拒絕承認它們是通過人們理解的辦法解決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們應該相信什麼，就好象將圓形變成方形那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們不能相信什麼，卻完全是在可能范圍之內的事情。我沒有越過這些范圍。任何曾經想過這一切的人，都一定會認識到，我們正被一個永恒的啞謎所纏繞著，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們透過上帝的面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人們以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只不過是來自個人的想象，因此應該被拘限于個人的直覺。”
諾貝爾在複信中，遠非作為一個宗教的敵人出現，象他那樣對生活的精神價值有著強烈感的人，也許為數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圍繞這些精神價值的教條和裝飾。
政治觀點
諾貝爾總是盡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動之外。不管他是在家里還是外出旅行，他讀的東西都很多，並且通過各種政治色彩的報紙，他對世界政治狀況顯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達的觀點，使我們可以對他在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個近似的看法。
他把強權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陰謀詭計，始終帶有不可告人的動機；這種強權政治影響他的國際活動，並且總是同他所憎惡的官僚主義結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沒有寫完的短篇小說中，他以戲弄的方式無情地鞭笞了政府機構、官僚作風和陳腐法律等。由于這些私人寫作在他惱怒和生病時起著一種安全閥的作用，所以這些批評有時走得很遠。他對現存的社會秩序，幾乎全都看不慣。他的批評態度不僅是前後一貫的，而且是對所有人的。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是個激進分子，但卻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出現的。舒克教授認為，諾貝爾無疑是受了在他年輕的時候俄國流行的文學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用自己的一切氣質，來反對沙皇這類專制政治。然而，他決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群眾的政治常識沒有信心，對普遍的選舉權和議會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認為一個開明的政府，應該擁有廣泛的權利，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他強烈懷疑給婦女選舉權或讓婦女參加政府的政策，他說：“東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諾貝爾在他的晚年認為，他是“一種社會民主派，不過卻有點變形。”但是，索爾曼並不同意這一點。他的意見是：“諾貝爾在立場、言論和行動方面，表明他同社會民主黨的觀點不同。他甚至很難作為一名民主派。他對在他工廠里的工人抱有好感，並且照顧他們的利益，但卻從來沒有時間去進行個人接觸。對他自己的仆人來說，他是一位最隨便的主人，但是，他卻拘守禮儀，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議的，即使當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時候，也從不這樣。”
他熱烈支持平等機會和大眾教育的原則，他曾說過：“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榮。”他對別人的人格尊嚴、自由和個人信仰，表示極大的尊重。
作為一個大規模的發明家、工業家和資本家，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經常要同各國的高級政府機構進行接觸和爭論。由于他對當時的政府和國家當局以及它們的司法和經濟機構持有眾所周知的批評態度，因此，看來他絕不可能會對社會民主黨廣義的基本原則例如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表示贊賞。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大量的私人財產不應該被繼承或者留給親屬，其理由正象他說的那樣：“它們將由于幫助懶惰，並且因此而助長損傷人類的元氣，從而帶來災難。”他自己的遺囑，就是他這種觀點的證明。
有那麼一兩種對他作出的判斷，因為它們簡潔有力，而曾被輕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學傳記里，因此必須予以澄清。例如，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經常被稱為“歐洲最富有的流浪漢”，這個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錯誤是，這個稱呼對他來說不夠恰當。他的確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處旅行，對于行動的獨立和自由，有著急迫的需要。從這些方面來看有點相似，但人們熟悉的流浪漢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卻一點也沒有，他並不放蕩不羈，從不懶散，也從不無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貧窮的年輕時代，麻煩的成年時代，還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時期，在他的一生中，他從來沒有一分鍾成為任何別人的一個包袱。他總是目的明確地行事，並且以頑強的毅力，堅持不懈地奮斗。他的確是一個不同的流浪漢。似乎可以給他另外一個稱號——“當時最不擺架子的大富翁。”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本曾為很多人引用的廣泛傳記中，諾貝爾曾被稱為“使用炸藥的歹徒、作惡分子和軍火商”，說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壞力量的典型”。他可能發現並且從事過致命的東西，大半是在他死後，他的某些發現，逐漸發展成為用于生產軍火的整個工業。但是，在諾貝爾自己的精神和性格里，在他的行動、文字和目的中，卻絕對沒有那種自利自利和殘酷無情地從死尸身上掠取金錢的冷酷剝削者的跡象，沒有任何一件東西能夠證明這種無恥的讕言。不幸的是，正是這些陳詞濫調，在那些不動腦筋的讀者腦子里，留下了長久的印象，而那些更正確但卻並不聳人聽聞的其它論斷，則早就被忘光了。
社會觀點
在試圖解釋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社會事務的態度時，人們又一次遇到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矛盾。人們發現他的觀點是來自固執的癖性，同樣也是來于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的影響。他童年時代在瑞典的家庭盡管貧窮，但給了他一種影響其終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貧困狀況，他被剝奪了很多東西。他後來給予很多人的各種幫助，表明他希望別人能有一個更好的開端，一種更好的命運。作為一種完全是新的和不尋常的領域里的一名開創者，他遇到了多種多樣的挫折和失望。堅毅勤勉和不停息的活動，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種超脫于貪婪和愛財的雄心壯志。他的願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著，也要讓別人在和平中活著。他說：“我比那些競爭者有兩個長處：賺錢和贊揚都使我完全無動于衷。”他有著科學家的銳利的眼睛和對于事物的自然懷疑，但是，一旦當他在自己的隱居地方弄清了他們的情況，他就毫不裝模作樣，並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誠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們的職務高低，也不管他們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視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奮的人在缺錢的時候，總會得到幫助。這就是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思想狀況，這從他的行為和通信里看得出來：而他的社會立場正是建築在這些基礎上的。
關于他巨大的商業交易，他曾寫道：“我認真地，但卻不是熱情地從事它們。”在他給經理和工程師們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對工人注意給予社會關心，並且堅持采取嚴格的安全措施，因為他認為在這種生意的全部過程中，只要有一點錯誤或蠻干，都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結果。無論花費有多麼大，都決不因此而妨礙這種關心和注意。在他的一座工廠里的老工頭和工人們說，他們聽了很多關于他們老板的傳說故事，他是這個行業中所有突然出現的新產品的根源。他們懷著敬意地把“諾貝爾”這個詞的概念，看作是一種擁有巨大財富的神話式人物；從他們所聽到的一切，這個人幾乎能作超自然的事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來沒有見過他，因為他只在星期天訪問工廠，以便平靜地來進行研究。經理和工程師們相互交換的信件表明，他們把這位矮個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擺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經常突然地來呆一會兒，並且總要引起很多改變和帶來巨大的忙碌。
諾貝爾同他每個大大小小的同伙之間的團結，有著許多范例。他曾寫道：如果那些沒有干好工作的部門被認為應予關閉，而這一步意味著解雇工人的話，“那麼，我們應該避免采取這種痛苦的措施。”
當他的一座工廠將要慶祝一次周年紀念的時候，有人要求諾貝爾送張照片給一份周年紀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們和每個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們的肖像送去；那麼，我將把我那單身漢的丑陋的大鼻子像複制一份送去收藏；
但在這之前，我可不干。”
奧地利諾貝爾工廠職工的後代們說，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諾貝爾公司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非常優越，很多年輕人常把他們的名字登記在招工的候補名冊上。它還實行一種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後，每個工人就可以每月領到大約三十個奧地利先令的獎金。”現代的報紙，也顯然以某種驚奇的口吻說：“這些公司有免費治療的工廠醫生和免費供藥制度，並且有著事實上一整套社會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諾貝爾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現死在廠房里或大街上的現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諾貝爾就對未來有預見地寫道：“當某一天世界真的變得文明時，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兒童和那些不能繼續工作的老人，將會毫無疑問地享受一種普遍的國家補助金。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實現這種計劃，肯定會比人們想的要容易得多。”
這些就是這個人的行動和思想。與此同時，他給一名申請工作的人寫了下面一段關于他自己的情況：“我是一個厭世者，然而卻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個耕種哲學比耕種糧食更在行的超級理想主義者。”
文學興趣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主要興趣是科學和文學。他在沒有上過任何大學的情況下，獲得了技術和人文學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個藏書很多、他在里面刻苦攻讀過的圖書室里，有著用各種主要語言寫的技術著作和文學書籍。他認為，對自然科學的征服，是為子孫後代創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學的理想主義使命，則將在這方面起著它的作用。
當他孜孜不倦地學習各種語言時，他不斷將好的外國文學作品（通常是伏爾泰的作品），翻譯成瑞典文。隨著興趣的增長，他自己也變得有點象個作家。舒克教授說：諾貝爾“有著成為一名反映性詩歌作家的各種希望，因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象力，這可以從他年輕時受雪萊影響和用英文寫詩歌的嘗試中看出來。”
但是，在他後來的生活現實中，有著世界性的商業事務、科學試驗，自然地把他從詩歌方面吸引開；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想再次拿起筆來試試短篇小說的創作手法，但已經為時過晚。他的想象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說成是在摸索中前進，就好象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小說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寫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寫的《姊妹們》這兩部抒發他對社會改革觀點的作品，或者在相當後期的一八九五年寫的喜劇草稿《杆菌發明專利權》，盡管它們的確包含著對于人物性格的敏銳觀察，但卻有點天真和造作。他對一般生活越來越多的批評態度，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挖苦和奇妙的內容。因此，對于從來沒有發表它們，人們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戲劇創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寫作，于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劇《複仇的女神》。正好當這部劇作出版的時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員們認為：“象這麼一部可憐的劇作，不能給一位偉人帶來榮譽的紀念。”因此只留下三本保存，其余的全部銷毀。舒克教授說：“這件事做得對，因為公眾從這部他寫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劇作中，肯定將會對諾貝爾得出一種錯誤的印象。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確是位詩人，他有著詩人那種現實的概念，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夠以詩的形式把它再現出來。但這種能力已經同歲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盡管他肩負巨大的工作負擔，他卻保持了自己對詩的喜愛。他注意跟蹤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在內的文學潮流，並且從中看到了它在他所夢想的人類向更好的生活發展中，能夠成為一種使人振奮精神的源泉。他的遺囑的條款，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在他的信件里，他經常引用莎士比亞和其他英國作家的話，並使之變得滑稽風趣；這些信件還流露出他曾仔細讀過並且珍惜與他同時代的一些哲學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與諾貝爾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們所知，諾貝爾在詩歌方面的嘗試，是模仿拜倫和雪萊的，他顯然對古今著名和無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傾向相當熟悉。對于他所研究過的作家，他曾表示過明確的愛憎，看來他喜歡那些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品，而不喜歡當時的自然主義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國作家中，包括他親身相識的維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爾紮克和拉馬丁，但他認為左拉是“一個肮髒的作家。”在象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偉大的俄國作家中，他說他最喜歡的是屠格涅夫。他愛好並在給朋友的信件里經常討論的斯堪的納維亞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約恩森、喬納斯·李、加博格、基蘭、維克托·賴德伯格和賽爾馬·拉格爾洛夫。在給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對易卜生的《皮爾·金特》寫過一段熱情的評論。他認為維克托·賴德伯格的作品“表現了貴族的靈魂和佳人的形象”；認為在拉格爾洛夫的《古期塔·柏靈斯的傳說》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邏輯，但風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評價過高。”諾貝爾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說過，甚至在老年時期，他仍然平靜與靈敏地朗誦出蒂格涅的《弗里特約夫的傳說》，和拜倫的《哈羅德公子》中的大段詩文。他在書信里，經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爾泰、席勒和漢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詞句。
在一些傳記文學里，常常說諾貝爾把他大部分年青時代的詩寄給情人。然而，在檔案材料里，除了那首重要的、討論很多的詩《一則謎語》之外，還有一些關于他嗜好寫詩的寶貴例證。此外，本書作者最近幾年還在實驗室的記錄簿等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他所寫的一些筆記和未完成的詩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學說明什麼》的提綱，和在那些年代里他寫的一些詩篇。
在一八九○年寫的題為《擬論述的哲學反映》這份目錄中，他用十二個標題涉獵天下萬物非常深遠的思想。例如：
互相作用的原子
大腦思維和記憶的功能
以太和可衡量的物質
各種宗教的滲透
經濟和稅收研究
化學新的簡化體系
以新思想為基礎的政府組織
爆炸學科的工作
細胞與宇宙的哲學
另外一份目錄的題目是《已經寫完的文學與詩歌》：
1． 三姊妹
2． 背負死亡
3． 疾病與醫療
4． 她
5． 一則謎語
6． 我是否曾經愛過……
7． 給與的夢想……
8． 森西
9． 精神撫育
10． 訓誡
11． 相信與不相信
12． 雙上鞍
13． 驚奇
14． 我看到兩朵玫瑰蓓蕾
在這些詩作中，現在保存下來的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首 從這幾首詩中，可以看出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具有相當多詩的靈敏，雖然在晚年由于他所遭受的沉重打擊，這種靈感變得遲鈍，但它卻伴隨了他的整個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為人們所知的第六首詩的從瑞典文翻譯出來的一段摘錄：
我是否愛過？
啊，你的質問，
多我記憶的旋渦
喚醒了一幅甜蜜的輪廓，
那夢寐以求的幸福呵，
生活不肯將它賜給我；
那滿腔熱忱的愛情呵，
不待成長就已經凋落。
你不會懂得，
一個年輕心靈的理想世界，
是怎樣遭到現實的折磨，
挫折、幻滅與憂思，
是怎樣捉弄那歡樂的生活，
使一切都喪失燦爛的光澤。
你那年輕的靈魂，
在如意寶鑒中
只看到世界純潔無濁，
呵，但願你永遠不要
看到它的面目赤裸。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曾在他的一本沒有顏色的實驗室日記簿封面上用鉛筆寫道：“既有感覺的哲學，也有思維的哲學……”他毫無保留地沉醉在這一點上。
諾貝爾在書信中
“如果有人企圖在活動于我們這個運轉的地球拋射體上的十四億兩條腿的、無尾巴的雜色猿猴集團中出人頭地，那似乎是卑鄙的。”諾貝爾通過在一封信里寫的這段話，提供了一個關于對任何自吹自擂都從內心里一向表示厭惡的范例。他的這種厭惡與日俱增，以致厭惡在大庭廣眾出頭露面，厭惡對他表示敬意，不喜歡被報刊或參考書提名，不喜歡畫他的肖像或為他拍照，這一切意味著，他在一生中實際上堅持不為世界公眾知曉。只是由于比較徹底地查閱他的書信，才將他多方面的性格弄清楚。篇幅不允許把這種查閱情況全部介紹出來，但是，如果根本不考慮這些信件，那麼這盒積木玩具將會缺少一塊重要的木板。
諾貝爾沒有繼承他父親或其他祖先那種用鉛筆畫圖的靈巧本領，事實上，他繪的畫很難看。但由于他對寫作有著天然的愛好，加上他在語言方面的天才和他的雄心壯志，他成為他父親從來未勝任過的出色的筆杆子。很幸運的是，諾貝爾基金會在它的檔案室里，幾乎全部收藏著他數千封書信和草稿的副本。它們跨越的時間達四十年之久，從他二十五歲開始從事技術和商業活動起，直到他死的時候為止。諾貝爾基金會後來還取得了幾百件書信和作品的原稿。它們都是用小字、以剛健和清楚的筆跡寫的，而且達到工整美觀的程度。它們總是用收信人自己的語言，分別用瑞典文或其它主要歐洲語言寫成的。在這些信件中，還夾雜著少量的外語，用來表達有著細微差別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現在某些信件里。
作為一位富有的經營多種事務的職業人員，諾貝爾需要設法來滿足或者婉拒無數的來信者、技術計劃的建議者和來乞求的人。他從來沒有一名私人秘書，所有信件的書寫、譽抄和登記都是自己干的，並且對他收到的所有信件顯然都回複過。長期以來，他每天都要發出二、三十封手書；當考慮到他還要處理那麼多別的事情時，不能不說這是一項巨大的功績。他把收到和答複的私人信件好事地分類包裝存放著，顯然想在每年年底時將它們捆紮起來。他在上面寫道：“男人的來信”、““女人的來信”和“乞求信件”等，最後一類信件是最多的。
一個明顯的細節是，諾貝爾所選擇的文字和使用的語調，總要根據他所估計的收信人不同類型的精神狀態加以改變。也許只有一種例外，那就是戀愛信，他顯然曾經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以便使這些信件適合那位收信人的口味。在這種信件中，他看來有點象個晚年陷入情海的中學校長，或者象個手持教棍的維多利亞式學校中善良的社會改良家，甚至指出他所收到的來信中那些拼法上的錯誤，就好象是批改作文一樣。不過後來他自己也曾說過：“愛情壓制了對任何別的事情的熱情。”他認為自己長期外出時，有理由留心察看那位維也納小朋友的習慣。在給她的信中，他曾寫道：“很好地關心你自己，好好學習，好好吃飯，好好睡覺——最好是一個人睡。”
他經常使用簡潔有力的比喻。他有一種露骨的、有時也是諷刺的幽默感，而且通常是說得恰到好處。這些信件還表明，他曾涉獵群書，並且有意無意地創造了許多精辟新穎的警句，例如：
“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財富。”
“我們在砂土上進行建築，當我們到花甲之年時，這種基礎也就更加適合。”
“扯謊是萬惡之首。”
“誠實的人常被撒謊者擊敗。”
“正義只能在想象中找到。”
“追求被人尊敬的人，是不值得受到尊敬的。”
“心靈中的愛情，不能象肚皮里的食物那樣，可以通過勸告而消化得更多一些。”
“憂慮是腹中的劇毒。”
“一個沒有書本和墨水的閑居者，等于是一具有生命的僵尸。”
“受害者最好的辯解是：正義之神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不尊重別人的自尊心，就好象一顆經不住陽光的寶石。”
“除了農業之外，詐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行業。”
“希望是掩蓋真理面目的自然面紗。”
他可能有些粗率和缺乏幽默感，但卻從不顯得枯燥乏味和驕傲自大。雖然他是一個掌管無數人員的全權老板，但卻向來不對他手下的人發號施令，而只是客氣地向他們提出希望和建議。在某些純技術性的信件中，也能發現一些優美的隱語。例如，他在給一名工程師的信中寫道：“你對氯酸鉀的害怕是被誇張了。當它出現硫磺氣味時。它就會象一個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那樣敏感；當它在表面上感到有磷的時候，它將比一千個魔鬼還要壞。但是，它可以被很好地訓服于上帝的撫育和訓誡之中。”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單一的、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現很多不同的音調。顯然，技術和商務性的信件有它們特別的語調，即就事論事和特別有禮貌：而給親屬、密友和婦女們的私信，也有它們的口氣。在這類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驚地坦白，以生動的言詞口吻來擺脫他那種孤獨感。在他所有的書信里，有著一兩個共同點：熱愛人類，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而不分貧富區別相待。他還對人類各種事業的現狀，不倦地進行批評，並且常常提出一些改進的建議。他有一種深究細問和改革的傾向，而且經常帶有一種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質。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盡可能地完美無缺，這在他的科學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對他自己還是別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過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給他寫信的人當中，諾貝爾看來最感興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們有著自己傑出的計劃，往往在斗爭之後開始付諸行動。我們從複信中發現，他與他們討論著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務，這種討論通常是有價值的，但有時也是徒勞無益的。他對于某些人提出的無法解決的、要求在研究或金錢方面給予幫助以便繼續進行的一些難題和問題，始終感興趣地予以解決。
諾貝爾對于任何世事人情，幾乎從不無動于衷。他有一顆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寬容；每當對一件事情徹底想過之後，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當然是一位愛走極端的人，對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態度說話；但是，當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興的事情時，他又會以難聽和低沉的語調來粗暴地予以譴責。介于兩者之間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在他的書信里，完全沒有假裝多情的感傷性，但卻經常出現對人對事的某些相當尖酸刻簿的評論。
諾貝爾珍視一切技術事務和它所涉及的問題，但是討厭董事會議、股東會議和經濟會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首先進行調查，然後通過信件給予指示；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顯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況下發來的。
從他自身方面來說，諾貝爾終生輕蔑榮譽的頭銜、高貴的獎章和其它正式的稱號。這位偉人在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于內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幾個，這是他在無法不傷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況下，才勉強接受的，因為有些懷著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獎人，並不了解他的這個癖性。在他的書信里，可以發現很多事例說明他對“所有這些獎章和勳章，不管它們是掛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後”，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這些表示寄存到動肝火的地方”，並且懇求“予以保存，免受齒輪和電鍍之苦。”
在另外一個場合，他對授與他以勳章的理由，作過一種調皮但也許並不那麼真實的估計。他寫道：“我的勳章沒有爆炸基礎。對于那枚瑞典的北極星勳章，我要向我的廚師表示感謝，他的烹調手藝，使得那些名門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滿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國勳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長密切相識；巴西的玫瑰勳章，是因為我有機會被介紹給多姆·佩德羅；至少最後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勳章，則是因為馬克斯·菲利普曾經看過‘尼尼徹’一劇，並且想把在那里授勳的情況用人間的方式加以表演。”
諾貝爾經曆過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嚴酷重大事件：赫勒內堡災難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蘭的插曲，石油的蕭條，巴布的丑聞，以及線狀無煙炸藥的訴訟，就是其中的幾起。在諾貝爾的信件中，可以發現大量對這些事件感情激動的評論。然而有幾種傳記文學卻胡說什麼諾貝爾對這些事故的消息，特別是對他早期發明所引起的嚴重損害生命財產的那些事故，似乎無動于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實性的發言，被人們抓住不放。他在這次發言中曾說過：“不能指望一種爆炸物品能夠在不犧牲性命的情況下被提供出來的普遍使用。從一份簡單的統計材料中將會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傷亡事故，比之開發我們的礦業資源所用的這種有著偉大價值的東西，簡直多到難以比較的程度。”
由于他的沉默和他無法在廣大公眾面前表達自己的感情，那些傷亡事故觀察家們很自然地就會以為諾貝爾似乎缺少感情。不斷的辛酸經曆，已經把他鍛煉成能夠不帶感情沖動地來接受命運的打擊。但他在給他的助手和技術人員的信件和電報中，則用另外一種語言說話。在那里，他那常常是急切和憂慮的思想總在環繞著一個明確的目標而轉動著，這位專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種解決這些不正常情況的藥方。他認真地宣布說，由于他的發明，從瓶子里咒喚出來的那個已為人們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過向公眾訴說衷情而把它再收進瓶子里去。基于這個理由，他只在他認為是唯一恰當的講壇上講話，這就是同他的科學家和制造商伙友們進行討論。作為一名技術人員和專家，他自然不會象大災難的獵奇者那樣使用恐怖的語調，也不會象新聞工作者那樣，以追求轟動社會的標題等方式來說話，而是冷靜地有知識地探討著從速解決問題的措施。事實上，他曾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搞出了一些以確保安全為主要目的小項發明，這些發明不僅僅限于炸藥行業，還包括諸如避免火車事故的裝置、火警裝置、海上救險火箭以及幾種廠礦工人的安全裝置之類的發明。
一位有著許多事情需要經營和衛護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擊的位置，並且醫治著自己的創傷。但在遭到被認為是不公正、背信棄義或者攻擊他作為一名發明家的榮譽的事情時，人們將會遭到完全不同的一個諾貝爾。作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過報刊或當局來發泄他的煩惱，而是用向朋友或技術專家寫信的辦法，來擺脫這些騷擾。看來就好象他對命運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聞，比對那小的譏諷和針刺更經受得住。這些信件通常有著嚴酷的嘲笑和毫不寬恕的諷刺。在這種時候，是不能輕視他的。他咒罵自己的炸藥“已經淪落為不光彩的殺人犯的工具”；議會被他稱為“牛皮大家的廳院”；他把自己那些討厭的痛苦說成是“魔王的良好祝願”；把為他看病的那些醫生，叫作“肮髒的課稅院”；並且認為“與那些作為兩條腿的瘟疫細菌的新聞記者相比、連虱子都完全應該得到祝福”。他甚至對上帝也發牢騷，並曾氣憤地寫道：“這個老人真的完全沒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著系統的殘暴作用，並且總要伸出他的魔爪。人們肯定已經感覺到了這一點。”
諾貝爾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同多種國籍的律師們打交道。他曾用四種語言無數次地談過與他們辦事的經曆，說“他們是一批吸血鬼，在對一些毫無意義的含糊不清的法律條文提供某些淺薄解釋之後，就要拼命地吞剝財產”。
在被線狀無煙炸藥這場官司的鼓噪激怒之後，他曾寫道：在聖經的十戒之外，應該加上“你不要去改進”這條第十一戒，因為“問題是，你也許可能成為一個注定要受劫難和被打入地獄的發明家”。
他在拒絕將一艘新輪船用“阿爾弗里德·諾貝爾號”命名的請求時，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堅決反對這樣做，主要理由是船只的第三人稱代詞是‘她’，這艘船將被指責為企圖不老實的隱瞞她的性別。此外，由于你指出這是一艘樣子好看的巨輪，因此，用一條老破船的名字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個不祥之兆。”
關于發明專利權的書信既多又細，這里只摘引一封寄自一八九四年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我認為瑞典發明專利權辦公室竟然拒絕給我的新型引線發給專利權，是一件奇怪的事。對迄今沒有解決的問題提供出的任何一種實用的解決辦法，都是一項發明；而對這條基本真理的誤解，使所有的初步調查部門受到蒙蔽，從而作出了最可笑的聲明和拒絕。假如它們存在或盛行于瓦特的時代，那麼，他將永遠不能為他的發明取得一項專利權。他們將會對他說：水是已知的東西，蒸汽是已知的，它的凝結也是已知的事情，所以，它將會荒唐地把一台凝結器放在不同的地方，稱之為一項發明。人們將會嘲笑他在這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了瓦特。”
諾貝爾在巴黎的廚師通知他，說她要辭職去結婚。他善意地詢問她想要件什麼東西作為結婚的禮物，這位機靈的法國姑娘大膽地提出，想要“諾貝爾先生本人一天所掙的錢”。諾貝爾一開始大吃一驚，接受這個要求感到既為難有趣，在對這個腦子里從來沒有裝過的問題進行了幾天計算之後，他說：“答應過的事情就得照辦。”于是他給了她四萬法郎的賞錢。光靠這筆錢的利息，她就能夠安樂地過上一輩子。E從諾貝爾多年來親手用瑞典文記帳的私人開支帳簿上，可以看出他的謹慎細心。無論花銷大小，他都一絲不苟地記上。象某些非常富有的人那樣，他對別人很大方，而自己的日常開支卻很節省，下面是他在巴黎時記載的私人帳簿上的一頁，從中可以看出這種開支項目的奇妙混合情況：
用途 金額（法郎）
為窟神（索菲的假名）買帽子 300．00
為自己買手套 3．75
一匹新馬 8，000．00
為R夫人買花 40．00
上衣（賞給一個幫忙的人） 0．25
給路德維格彙款 2，300，000．00
給奧古斯特（諾貝爾的傳仆） 52．00
為窟神買酒 600．00
諾貝爾對于那些借錢或者需要錢的人，大多表示慷慨與理解；但是作為一個習慣于數字的商人，他對那些懶惰的人則表示惱火。這位百萬富翁可能訓斥他們說：“我曾有過形勢不利的時候，甚至在金錢方面也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困難，我從來沒有一天出現超支的情況。這使我有理由來要求別人也能象我自己一樣始終遵守這條規矩。”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個處境很好但卻顯然經常利用諾貝爾的恩惠而拖延還帳的貸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由于你再次忘記了我的那項小要求，而這項小要求在我看來已經延擱得夠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過大使館或者瑞典慈善會將它收回，以便交給沒錢的同胞使用。”果然，從帳本上看出的這項“小要求”一萬克朗，後來真的被用于照顧在巴黎的瑞典藝術家們的福利。
最後，回到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撰寫自己傳記的完全冷漠這個題目上來，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八七年，他的哥哥路德維格向他要一份詳細材料，以便收入當時正在編寫的家史里去。他從阿爾弗里德那里得到了這樣的回答：
“寫自傳對我來說是件相當難辦的事，除非把它寫得象警察局的人物卡那麼短；依我看，那種寫法是很動人的。例如寫成：‘阿爾弗里德·諾貝爾這個可憐的半生動，應該在他哭著出生的時候，就讓慈悲的醫生把他悶死。
“‘最大的優點：保持他的指甲乾淨，對任何人都從不構成負擔。最大的缺點：沒有家庭，缺乏歡樂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請求：不要被活埋。最大的罪惡：不拜財神。生平重要事件：無。’
“這些不夠呢，還是多了呢？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什麼東西能夠適合‘重要事件’這個標題呢？在我們這個被稱為銀河的小小星系中，就有著幾百億顆恒星存在，而這尚且是毫無意義的，如果它們知道整個宇宙范圍的話，它們將因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恥。……除了演員和殺人犯，特別是那些在戰場上或屋子里表演使人嚇呆的絕技的殺人犯之外，誰也不會去讀那些關于任何人物的散文。”
一位過勞者的旅行和休養
在很多關于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虛構著作中，有一本書的名字是《無人知曉的人》。由于即使在他作出很多發明而變成世界名人、他的企業變得異常巨大、他自己也變為一個富翁之後，他仍然不喜歡出頭露面，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這個書名是無可非議的。不管是在他間隔訪問的祖國，還是在他安家落戶的其它國家，他大體上保持著不為廣大公眾知曉的情況。
對于他的同代人來說，他們對于一位“工業大王”或“大資本家”，應該具有怎樣一種儀容和舉止，好許有著先入之見和老套概念，毫無疑問，會對這位居住在馬拉可夫大街的個子矮小、皮膚發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虛張門面，也不大擺架子，而以自己的風度輕輕地走來走去，他自己幾乎不注意講究或奢侈，對他周圍的東西和服務要求不高。鄰居們和走路的人，只看見他把自己包在馬車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幾匹養得肥壯的馬拖著馬車，以輕快的腳步馳向在塞夫蘭的實驗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過很少有一個固定時間。
由于他的職業性質，他在異常偏遠的地方進行研究和試驗，因此，他實際上從來也不到餐館去。在這種情況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機會也就少得可憐。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位隱士，或者用我們現在的話叫作“一個走單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對各種學問繼續保持的敏銳興趣，使他不可能成為這種人。但是，無論他在巴黎、阿迪爾還是在聖雷莫居住的期間，他經常單獨進行自己的部署，並且隱沒在遙遠的旅途上，這就意味著他在自己的家庭環境里，從來不能成為一個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期間，他在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和漢堡的某些大工業與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無法避免地成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樣，這種情況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難以避免了。在這些特定領域里，對他本人作為一個參謀人、金融家、贊助人和許多別的角色，為什麼會表現出那麼大的興趣來，這是有著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諾貝爾的名字經常是公司名稱和炸藥商品的一部分，這就難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黃色炸藥不時從中起作用的受到廣泛宣傳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訴訟和同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糾紛等聯系起來，因此，有時候這個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氣叫出來；正象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動的。這只能把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趕進他的殼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麼，難道就沒有東西能夠引誘他出殼嗎？難道這位傑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娛樂了嗎？答複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經過仔細考慮之後，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來活動。
在交友方面，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是如此地特別，而且經驗使得他那麼多疑，以至于能夠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無幾。他們是經過考驗的，並且還要繼續經受考驗，而這是需要時間的。從他的早期起，所交結的朋友有西奧多·溫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爾·奧伯格、阿道夫·阿爾塞爾·諾登舍爾德和索爾斯德·諾登費爾特等人。此外，還有他的侄兒伊曼紐爾，揚斯特羅姆兄弟，以及拉格納·索爾曼等後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對于諾貝爾來說，休息是生活中無關緊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並且顯然只是在絕對需要的情況下，才進行休息的；當技術上的勁頭促使他繼續干下去的時候，他是不允許休息來侵犯工作的。
至于娛樂和公認的那些取得樂趣的活動，諾貝爾雖然廣泛熟悉，但卻更加是一個消極的旁觀者，而不是一個積極的娛樂活動的參加者。朋友們曾經談過他平靜的贊許和慈祥的微笑，卻沒有提過他的興高采烈和放聲大笑。看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始終格守自己年輕時的意見，認為消遣同宗教一樣，並非由一套料理或體勢構成的，而是通過研究自然的偉大課題來取得的。他在這方面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那難以駕馭的工作熱情中，他既不是為了追求諾如名譽和黃金之類人們常想達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爭奪權勢，更不希圖有了這一切後就會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這個理由，幾乎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誘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種不同的活動來填補的：技術試驗工作，這項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興趣，他感到在這方面是得心應手和滿意的；實業事務和組織工作，在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專門知識而得到好處，但卻認為這僅僅是一種必要的東西，然而，由于它的複雜性，又是一種討厭的禍害；旅行，這是出自另外兩件活動的需要，雖然在他那個時候，旅行是件疲勞和不舒服的事，但對他這種不肯休息的性格來說，卻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來，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沒有時間來作別的事情，但是這種觀點，由于下面的考慮而有所緩和。
諾貝爾的發明和實業事務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關連和影響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討介紹過了，沒有談到的只是他的旅行。這些施行已經不時地在文字上接觸過，但卻從未仔細地加以敘述，他的旅行在當時來說，不僅次數頻繁，而且范圍也是異乎尋常的廣泛。如果我們查閱他的書信和帳簿，檢查他的圖書和與他本人有關的證件，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幾個新的生活側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無數電報與信件的內容，流露出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計劃的，它們經常包拈在某處著名的溫泉場或療養地逗留一段時間。這就是諾貝爾所進行的休養嘗試。他的休息是通過交換一下景色進行的，但對于他正在設法解決的那些問題，卻一點也沒有放松。雖然他經常表示願意丟開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卻一直做不到。許多問題和“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作崇”，以及信箋和地址簿，都在到處陪伴著他，而他旅途中寫的書信，一點兒也不比在家的時候少。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間，他曾多次去過一些歐洲的療養地，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他更喜歡到德國、奧地利、法國、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則到北方去。正象人們所料想的那樣，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幾座工廠和公司總部的旅途之間，而他則通過周密的思考，而把那里當作歇腳的地方。因為他有許多不尋常的疾病——他在書信里討論過這些病，因此，不難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薦、但他卻並不信任的專家們，來治療這種或那種病症；但他只接受診斷檢查，卻從不堅持治療，也許在開始治療之前，就對這些專家們進行挖苦性的批評了。
書信表明，諾貝爾經常因為同某個人有約會，而出現在一處療養地，例如，要見住在遙遠的聖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難格，或者他有事與之相談的某工業大王。他經常去訪問德累斯頓這座美麗的小城，因為他曾說過：“它始終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我願意回到那里去。”但對他這種喜歡的真正理由，則不甚了解。奧地利時髦的溫泉伊斯什爾，是他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為他所珍愛的那位年輕的女人，不時住在他在那里買下的一座漂亮的別墅里；關于這位女人的情況，我們以後再談。他在伊斯什爾得不到休息，就我們所知，他在那里的逗留，並不能給他帶來有利于身健康的自由。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蘇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設計的小巧美觀的游艇，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鋁制成的游艇。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看到這位六十歲的老人，在這個群山繚繞的湖面上，同各種客人坐在游艇上，他們穿的是淺色衣著，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裝。在這類游覽中，他有一次曾照過一張相片，這是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張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滿意地微笑著的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照片。
諾貝爾經常利用旅行作為拒絕參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動的借口，因此他不時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這類事情。由于出自禮貌，特別由于他是一位慮事周全的人，他當然也不能全部躲避這些活動。請柬和感謝信表明，有幾次他曾是法國總統（朱爾斯·格雷維，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總統）在愛麗舍宮招待的客人，並且被安排在非常顯著的座席上。從一封信上看出，諾貝爾有一次曾因為沒有被邀請出席一項公共活動，而表示不滿。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舉行的聖哥特哈德鐵路的正式通車典禮。他自然對此是很感興趣的，因為在完成這項巨大工程的過程中，技術上獲得成功的最有決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膠。諾貝爾用下面這段話來發泄他的憤怒：“據謠傳，由于加速完成這條鐵路，黃色炸藥和炸藥膠的費用僅在利息方面就給它省了好幾百萬，但這一定是個誤會，因為要不然的話，即使最沒有教養的鄉下佬，也不會忘記給我送一份出席典禮的邀請書。”
在諾貝爾的時代，乘火車長途旅行並不舒服，而是充滿了顛簸、煤煙和灰塵。他把那狹窄的車箱稱為“我的轉動的監獄”。他乘坐頭等車箱旅行，這一方面是為了不受干擾，另方面則因為他暈車，並且因為他很瘦，需要有軟席坐位。每當冬季，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華旅館里，而是找那些名聲好並且安靜的旅館住。然而，每當夏季，在那些水鄉城市，他則擺擺闊氣，總要在最好的旅館里要一個套間，而且喜歡窗戶對著廣闊的湖水、公園或者花園，但必須是在背陰的一面。他很喜歡花兒，在他為自己修建的三座私人實驗室的院里，沒有一座不帶有一個管理良好的花園。
他喜歡空氣流通和寬敞的屋子，並且非常講究個人衛生；討厭擁擠和狹窄的房間，以及不整潔的狀況。從他的言語來判斷，人們可以設想，他可能患有輕度的幽閉恐怖症，由于心髒毛病帶來的反應，他還懼怕自己出現假死的情況而被活理，他經常在信里談到這一點，甚至在遺囑里還提到它，並且還作了詳細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時候出現這種情況。
諾貝爾是位眼光敏銳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對天下事善于鑒別的觀察家。在他的書信中，包含著如何對他訪問過的地區的自然資源進行商業和技術開發的建議，並且對一些溫泉地區的風景和內部情況作過描述。他對上流社會的周圍事物和類型所作的直率、尖銳及非常有趣的評價，以及對象特魯維爾、卡爾斯巴德或者聖莫里茨等鮮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當精彩的。正象他筆下所寫的別的東西一樣，這些評價和描述，也受到當時情緒的強烈影響，有的最為滑稽可笑，有時則非常陰慘粗俗；他毫不猶豫地直言不諱，特別是對象阿拉里克·利德伯克這樣值得信任的朋友們，更是這樣；而那位利德伯克，在性格和幽默方面，同他自己非常相似。
諾貝爾在他的整個一生中好學博讀，對一般知識也渴求了解。每當旅行的時候，他似乎比平時更自由地去作他喜歡作的事情，而且總想把自己的觀感告訴別人，不管這些細膩的觀感是使人高興的，還是使人掃興的。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在旅途中，喜歡欣賞海洋，沐浴清風，眺望星空和沉醉于大地的芬芳，但卻不喜歡同人們交談。有一次在一個著名的溫泉場，他在到達的當天便匆匆離去，並且寫道：“這是一塊悲哀的境地，在這座蟲蝕的行尸走肉博物館里，那些能夠在一分鍾內走上超過一步路的人，比較起來就算是最健康的了。但是毫無疑問，這里的生活費用一定低廉，因為只要看到自己的這些同類，人們馬上就會失掉胃口。”
他對馬的興趣，使他常去賽馬場；在邀請的客人、甚至是女士們的陪同下，他也到展覽會、戲院和娛樂館去，不過在參觀娛樂館的時候，他“並不提供任何賭注，只是在台子上放一點小錢而已。”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于他在國內外所經曆的一切，都有著明確和非常獨特的見解。因此很可惜的是，只有那些文字評論為後代保存了下來；但人們從這些文字評論中可以推斷出，他口頭表達的那些觀點，也同樣會是直爽、值得注意和富于啟發性的，當然，除非他在生人面前由于靦腆和謙虛，而把自己的舌頭管得緊緊的。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這位一生幾乎沒有幸福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人，對于他所有的成就與經曆，就只能通過文件透露的東西來進行了解了。證據表明，他僅有的真正幸福的時刻，除了在實驗里創造樂趣之外，就是他同媽媽在一起的時候。每當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他就經常去拜訪他母親，不過，每年九月三十日他母親生日的這天，他總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歲那年曾經寫道：“假如斯德哥爾摩不是座落在離北極星三步遠的地方的話，那麼，我就會突然地跑到那里去過聖誕節，並且捧著我的盤子，要一塊布丁吃。”
和平之友
關于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和他的和平獎金的文獻及其爭論表明，在他對和平感興趣的基礎從何而來這個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為，他的和平興趣，在年輕的時候並不明顯，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響，才發生了這種興趣。另一些人認為，作為一個被用于戰爭的炸藥的發明家，竟然變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進者，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還有一種說法是，也許他是為了減輕內心的慚愧，試圖對他的炸藥在被用于戰爭和其它暴力行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壞性的結果進行補償而采取的一種辦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駁斥這些觀點。他對為了和平目的而發明的炸藥，也會被用作戰爭的武器這一點，曾經表示過憂慮；但是，他既沒有良心上的責備，也不對通過維護和平的努力能夠制止這種朝著錯誤方向的發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對黃色炸藥作為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傑出的助手這種正當的主張，在內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說過：“世界上沒有任何能夠不被誤解或不被人講壞話的事情。”作為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遠一步。特別是在一八八七年發明了混合無煙炸藥之後，他曾多次宣布說，如果能將炸藥在技術上完善到一種可怕的破壞程度的話，那麼，他認為它就會成為歇制戰爭的東西。他爭辯說，只要知道還有這種可怕的炸藥存在，就將制止人類使用它們作為戰爭的武器，從而也就促進了和平。通過早在一八七六年表達的這一具有遠見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樣，遠遠站在他的時代前面。
如果人們對他從二十歲直到六十歲期間以言論和行動表現出來的思想方法進行研究的話，就會發現諾貝爾對湧向他的大量建議，都曾急切地予以考慮；這些建議很快便會喚起他自己的意見，而這種意見則常常是非凡的，並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況。他並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別人影響的。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戰爭的厭惡和對和平的興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麼早的時候呢？經過周密地研究之後，人們倒想回答說，那也許是生來就有的，並且被他早年取得的關于人性的概念所證實，正象他所說的那樣，這種性格是“通過學習與研究自然本身這座大課堂的課題”而產生的。他相信他曾對這些課題正確地予以解釋，這就是為什麼他對于大多數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確的觀點的原因。
因為在童年長期身體多病，他被迫成為一個習慣于用腦子警覺觀察事物但卻並不活潑的孩子；這種情況甚至在他的童年時代，就使他養成了沉思的傾向，對于生活奧妙與世間罪惡的觀點，在他青年時代的文學創作中，以及在他作為一個成年人的書信中，經常再現出來。他成為一個不帶偏見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來越多地相信，人類的進步與幸福，最好是通過和睦與協調來爭取。他有一種勇敢的開拓精神，但卻絲毫也沒有權利的欲望，更沒有任何去征服別人的領土和掠奪他們的財產的意願。同個人進行爭吵，對他來說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寫道：“我避免爭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對那些給我充分理由與之吵架的人，也是這樣。”因此，他憎惡國家之間的戰爭，這種戰爭在通常情況下，不過是個人之間的爭權斗毆被擴大為集體的舞台表演罷了”他對于這種戰爭的動機，往往是無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對于他的這種態度，提供了很多證明。
就我們所知，諾貝爾並沒有留下關于他在青年時代所經曆過的美國南北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對他的影響和他的反應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幾行字給了我們發現這位年輕人在戰爭期間思想狀況的線索。正當伊曼紐爾·諾貝爾同他年輕的兒子們，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緊急從事防禦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時，阿爾弗里德寫道：“這個地方當然不會給我留下任何使心靈愉快的回憶。……因為在俄國，對沙皇的祈禱要放在對上帝的祈禱前面。”象他這樣一個著迷于技術事務和試驗的人，竟然寫出這樣的話來，可以設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軍事和破壞性質所引起的。
他年輕時代能藉原文欣賞世界文學，這意味著十八歲時諾貝爾在書的領域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運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烏托邦和平主義思想的雪萊，對諾貝爾的文學嘗試曾有影響；他從雪萊身上發現一種混雜著宗教、批評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對于道德的一般態度是吻合的。由于他的科學性質和職業的因素，諾貝爾當然更現實些，並且追求那些比較可取的目標，但是，特別在和平事務這類問題上，他受到了雪萊的激勵。然而，如果認為這位英國詩人就是使諾貝爾傾向于世界自由與和平的引導人，則恰恰是混淆了因果關系。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具有同類精神的那些激動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鳴。
諾貝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無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擾亂別人的人。他有很多辦法來避開經理與公司之間的沖突和那些經常發生的專利權訴論。他首先主張和解，在和平的氣氛中工作，並且在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即使這種解決在當時要使他蒙受損失或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他認為從各種角度來看，這種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長遠利益。他所經曆的為時最長的化學訴論案，即線狀無煙炸藥那場官司，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這場官司是由諾貝爾炸藥公司在違背他所表達的意願的情況下發動的，結果造成幾年不愉快的憂慮和巨大的經濟損失。諾貝爾感到在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樣需要和平的工作環境。諾貝爾曾以各種語言在很多場合把戰爭稱為“恐怖中的恐怖，各種罪惡中的魁首”。
在一些辯論和書籍中，曾指出奧地利的和平戰士伯莎·馮蘇特納（她出嫁前的母家姓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喚起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和平感興趣的一個人，而他那些關于預防戰爭的觀點，就是由此形成的。在這里，簡要說明這一點是必要的。對她所起的作用必須估計到，但不應予以誇大，因為她的影響並不是來得很早，不足以成為一個基本的和決定性的因素。強調伯莎·馮蘇特納的巨大影響這一派觀點的主要來源，也許是她在一九○九年寫的回憶錄；這位于一九○五年獲得和平獎金的作者，在她的回憶錄里，在談到她與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關系時，可能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有幾位作家，特別是那些婦女，很自然地曾對這種觀點加以鼓勵和贊助。然而，應該指明的是，這兩個人終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處，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處了一段時期，另外兩次則分別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們彼此相慕，並且開始通信。自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約有一半是關于和平事業的。當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當時年輕的伯莎·金斯基來申請當諾貝爾的秘書，她自己在那個時候曾經說過，她對于和平沒有任何積極的興趣。在她的回憶錄里，她講過在那個時候，正是諾貝爾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這個問題。尤其說到：“我真想發明一種具有那麼可怕的大規模破壞力的物質或機器，以至于戰爭將會因此而永遠變為不可能的事情。”
十幾年後，當他們于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諾貝爾的家里再次相會的時候，伯莎·馮蘇特納在俄國的高加索度過多年的艱苦生活後，剛剛回來不久，因此帶來了對于俄土戰爭恐怖情況的生動印象。她現在完全被和平運動的思想所吸引住了。這種和平運動在政治動亂時期，由于威廉·洛溫薩爾等幾位著名創始人的推動，正處于發展時期。她已經打定主意，要為這種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大約是在一八九二年，當她于伯爾尼和蘇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諾貝爾相處的時候，就和平事業交換思想與信件的事，才算真正開始。如果注意到他們之間的會見是依諾貝爾的典型脾氣安排在蘇黎世湖他為之驕傲的那艘鋁制游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這時候的伯莎·馮蘇特納，已經成為有著幾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書，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議論的和平呼籲：《放下武器》。她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和平之友協會”，並且成為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會的領導成員。她對于自己的信仰與宣傳，幾乎是一個狂熱者；從那時候起，她煽動著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熱情，並且在對于這一運動有意義的幾年斗爭中，一直不斷向他通報她的活動以及她的追隨者們的情況。她經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報、宣言、呼籲書和小冊子，以便使這個有錢的單身漢象她給其寫信的很多別的人一樣，不能忘記在這項有價值的事業中需要花費大量的錢。因此，正是在這幾年里，即從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間，而可能不會是更早的時候，她在和平問題上，或者于他在遺囑中寫上了關于和平獎金的條款這一點上，可以被認為是曾對諾貝爾的態度起過影響作用的人。
從諾貝爾的書信中可以看出，盡管他健康狀況不佳，並且有著很多各種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與其他一些為和平運動工作的理想主義者們保持著接觸。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與伯莎·馮蘇特納于巴黎相會之前的兩年多，他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倡導者的信中寫道：“我越來越多地變成一個哲學家了。我對于未來的夢想，與迪奧克萊蒂安那塊用忘河之水澆灌的卷心菜園有點不同。我聽到的炮聲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奪與得到許可的報複越多，我的這種夢想也就變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強烈難忘起來。”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對于“在這個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夠看到開放得象玫瑰花那樣鮮紅的和平之花，抱著越來越真誠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兩年，因為諾貝爾關于解決和平問題手段的思想，在那時已經成熟到他覺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幾位和平運動的代表來闡述它的程度。在這里只能將這些信件和聲明的梗概簡單地摘述一下。雖然他的這些思想是高尚與理想主義的，但卻構成了一種擺脫幻想的觀點，諾貝爾是以現實主義的思想出現在這方面的；此外，這些觀點也許正是和平獎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馮蘇特納總是感情激動、羅羅嗦嗦地鼓吹著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以尊敬而客氣的態度給她寫信，但卻有著很多反對的意見。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與渴望實現這些目的的緊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觀點；但是，對于她和各種和平組織打算采用的方法，他卻深表懷疑。她與這些和平組織關于總裁軍的思想，被他認為是不能實現的而加以拒絕。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聲明之後，接著要求他為在伯爾尼舉行的和平大會捐獻經費，她接到的錢數較少，並且還附來了下面一段話：
“我認為缺少的不是金錢，而是一個真正的綱領。只有良好的願望，並不能確保和平。同樣，宴會和冗長的講話也無濟于事。人們必須拿出一個能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計劃來。裁軍的要求，實際上只能使自己成為荒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處。關于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籲，將同上千種偏見發生沖突，並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變成你的敵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人們必須以適度的開始為滿足，並且按照英國的法制去做，在英國的司法中遇到難以決定的案件時，就制定一些只在兩年或一年內有效的臨時法。我不認為會有很多政府拒絕考慮這樣一種溫和的建議，如果它能夠得到傑出的政治家們支持的話。例如，要求歐洲各國的政府接受為期一年的約束，能將它們之間發生的各種糾紛，都提交到為了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們拒絕這樣作的話，至少能在同意的時間內，不采取任何敵對行動，這種要求並不太高。這看來是件小事，但只有通過滿足于這種很小的進展，人們才能夠取得重大的結果。一年的時間，在國家生活中是無足輕重的，甚至就連那些最好斗的部長也會說，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壞這項短期協議的時候，一年時間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價值。當限制期滿時，各國將急忙把這項和平協議再延期一年。就這樣在不造成任何擔憂和幾乎是察覺不到的情況下，就可以取得長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有可能來逐漸考慮那個為所有正直的人們以及幾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徹底裁軍問題。假設盡管有了這一切，兩個政府之間仍然爆發了一場沖突，在那個時候，會不會有這樣一種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況下，將于它們必須遵守的強制停火的期間內，有時間來平息這場沖突呢？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混在人群里在沒有被人認出的情況下，參觀了在伯爾尼城舉行的和平大會，並且由于這次參觀的印象，他決定以某種方式進一步積極地參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請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務是“讓諾貝爾經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歐洲和平工作的進展情況，並且試圖在報刊上開展和平工作”。這項合作的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們之間的信件往來卻是很有意義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類似他向伯莎·馮蘇特納建議過的那些觀點後，諾貝爾說：“我對于那些勝任的頭腦嚴肅的代表人數的迅速增加，感到吃驚；但對于那些壞事有余的空談家們荒唐無益的行為，也感到異常驚訝……所有的政府，對于避免象布蘭傑之類的個人冒險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種戰爭，無一例外地都會感到興趣。如果人們能夠找出一種減少這類戰爭的次數的辦法，也許多數政府將會感激地接受這種辦法。我曾問過自己，為什麼不能象個人之間的決斗那樣，在國家之間也規定一套決斗法來。被指定的證人將研究一下這場決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這種初步的檢驗仍然不能制止這些國家相互發動戰爭的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會去冒險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險呢？至于證人，既可以從中立國政府，也可以從象貴族這類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當中來進行挑選。如果我能夠推動和平大會工作前進的話，哪怕是只前進一步也好，我將會感到非常愉快，並且為了這一目標，要找花多少錢我都在所不惜。不應用這件事看成僅僅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因為亨利四世的政府為經嚴肅地這樣作過，只是後來被拉維拉克不幸地將它中斷了。附帶地說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來，總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國際糾紛，就是通過仲革取得解決的。這足以證明，如果說國民還處在糊里糊塗的狀態的話，那麼，政府卻並非如此。”
同年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諾貝爾寫道：“我已得出一條結論：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簽訂一項約束它們自己的條約，以便聯合起來保衛每個遭受攻擊的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導致部分裁軍，而部分裁軍才是唯一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為必須有一支武裝力量來維持治安。從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們的公民來，更加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和喜好爭斗。現在的情況則似乎是，各國政府常常作出努力，來使被惡意的報界煽動起來的愚蠢公眾的感情沖動平息下來。”
諾貝爾關于爭取和平的辦法的觀點，也許會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們必須記住由他的職業造成的那種奇妙的中間立場。在這位發明家所從事的炸藥和混合無煙炸藥的職業背後，始終有著一種真誠的願望，即能夠通過改進炸藥方面的技術，使得戰爭成為不可能的事。戰爭將象過去那樣，由戰爭本身來加以遏制。這就是為什麼他在給伯莎·馮蘇特納的信中能夠寫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許是舉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廠，可能在你的和平大會之前，就會讓戰爭消亡。因為，在兩支軍隊彼此能在一秒鍾之內相互消滅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國家肯定會在戰爭面前退縮回去，並將裁減它們的軍隊。”
他的這些直率的、幾乎是預言性的語言，使得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有力。據軍火大王施奈德的兒子（在法國勒克勒佐市開設施奈德公司）說，諾貝爾于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討論會上曾經表明：“僅僅通過努力提高戰爭武器的精密程度，並不能夠為我們保障和平。炸藥的有限作用，是這方面的一個巨大障礙。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必須使戰爭對國內民眾的殺傷力也能象對前線軍隊的殺傷力一樣大。讓臨頭的危險環繞在每個人的身邊，先生們，你們將會看到一項奇跡：如果武器是細菌學的話，那麼，一切戰爭便會很快地停止下來。”
諾貝爾從來不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表達他的意見。他在此後的年代中，一直認為對破壞和平的國家實行有力的集體干預，是防止戰爭發生的最有效的辦法。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從他給伯莎·馮蘇特納最後的兩封信里摘錄幾行光輝的文字作為結束語，也就足夠了。他的思想與後來作為國聯與聯合國基本原則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時，這些思想對于他在遺囑中關于和平獎金的規定，也起了預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寫道：“仲裁法庭將從所有的中立國得到一項關于進行制裁，甚至動用武力來進行制裁的保證。讓我們承認這一點：什麼都比戰爭好。一切邊界都是不可侵犯的，並且發表一項宣言說：任何侵略者都將遭到整個歐洲的反對。但是，這並不適用于裁軍，我甚至不曉得現在是否值得希望裁軍。從最低層來的一種新的恐怖勢力，正在使自己成為一種黑暗中的狂暴，人們好象能聽到發自遠方的空幻的隆隆聲。但是，由聯合部隊的力量來保證的和平，將使一切和平的破壞者們懂得尊重，並將很快使緊張得到緩和。我們將會看到，各國的常備軍將怎樣逐年減少，因為各國將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殺人犯、另一半則是他們的受害者這種情況了，自然也就沒有必要來維持那麼多的常備軍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寫道：“我很願把我的部分財產留作一項基金，以便用來每隔五年頒發一次獎金（比方說發六次吧，因為如果在三十年內，人們還不能成功地將現今的社會狀況進行改革的話，那麼，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墮落到野蠻中去），獎勵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為實現歐洲和平作過貢獻的男人或婦女。我講的不是裁軍（因為我們只能慢慢與謹慎地達到這一理想），也不是那種強制性的仲裁。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該至少很快達到這樣一步，即所有的國家都相互承擔義務，來共同干預對付和平的破壞者。這將是使得戰爭不可能發生的手段，並且是迫使最殘暴無理的國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靜的一種辦法。如果三國同盟能夠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個國家，那麼，和平將會在今後幾個世紀內得到保障。”
在這里，我們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滿了內在矛盾的阿爾弗里德·諾貝爾。作為一個異常尖刻、並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觀主義者，竟然在他心靈的深處是一位他從來不曾是過的最堅定的樂觀主義者。他多少是一個夢想家，相信一般開導的高貴力量，相信科學使人類幸福的能力，並且相信持久和平將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紀的遺物”。那就是為什麼他能夠說出：“傳播教導就是傳播繁榮——我指的是一般繁榮，而不是個人致富。而有了繁榮，作為黑暗時代遺物的多數邪惡將會消失。征服科學研究和它不斷擴大的領域，喚起了我們這樣的希望：那些細菌從靈魂到肉體將會逐漸被消滅，未來人類進行的唯一戰爭，就是反對這些細菌的戰爭。”
他也相信婦女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寫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價值的一步，都將結出果實來；而朝著這個方向取得真正偉大進步的使命，將會喚醒一切善良與真誠的婦女們的思想感情，而她們的這種思想感情，將會傳播到後代身上。將來的年輕一代的頭腦，將要受到它的鼓舞。”
這幾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寫的。它表明他對和平的熱烈興趣一直懷抱到那麼久，並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發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遺囑里所表達的最後形式；這種和平熱情，，一直陪伴著這位理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直到他的生命結束的時候。
阿·諾貝爾生活中的女性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終生是個單身漢。在一些關于他的書里，曾有這樣一個說法：對于這位不平常的、拘謹的人來說，唯一真正有意義的女人，就是他的媽媽安德烈特·諾貝爾，她的母家姓為阿爾塞爾。我們知道他的親密朋友很少，而他又總想遠離人群。他對女人也是這樣。他認為自己丑陋，沒有吸引力，但他重視知識婦女的社會，每當有時間就到那里去。在他那些經常是妙語如珠的書信里，他曾對投合他的興趣與經曆的婦女，作過很多精辟的評論。
他從他那位不平凡的媽媽那里，繼承了她的貌相和很多優良品質，他顯然也是她最得意的一個孩子；在這位母親的一生中，都受到他巨大的尊敬和孝順。他們之間的相依為命使得他們的生活無論在幸福或逆境中，都過得很充實。
最近的研究，以及某些無法得到現在已經死去的人同意因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前不能發表的文件表明，那種認為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沒有別的女人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至少有另外三個女人曾經進入他的生活。
前面已經引用過他的那首自傳詩《一則謎語》。這首詩是在一八五一年他第一次到國外進行學習旅行期間或此後不久寫的，在這首詩里，他曾傳記性地描寫了巴黎的光明面與黑暗面。從這首詩里，我們還知道他在那里逗留期間，曾包括著他的第一次熱戀。當他深切感到孤獨的時候，在那里發現了一個“既好且美”的姑娘，這位姑娘回報了他的愛情，並且給了他直到那個時候“一直象枯燥的沙漠一樣”的生活以愛情，使他第一次嘗到著迷的幸福感。他們成為“彼此的至福”，但是，他們的幸福不幸為時不長。當他還在巴黎的時候，她突然死去，這給他帶來了第一次辛酸的失望。他對年輕時代這一強烈的悲痛作了描寫，說這種悲痛使得他“這個在繁忙世界里的孤獨行路人，決心把他的生命獻給高貴的事業。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不曾享受到人間的歡樂。……但是，我已經懂得去研究大自然的知識，去領悟它的篇章，並從它的深邃里，來為我的憂傷汲取一種安慰”。
這個不知名的姑娘，早就消失在時間薄幕的背後，但這件事在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敏感的腦海里的長期影響，卻是不言而喻的。
就我們所知，在他四十三歲那年，他的希望之火再次燃燒起來。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八七六年春天，當他錄用漂亮、聰明和迷人的伯莎·金斯基女伯爵作為他的秘書時，他幾乎馬上就對她發生了興趣，滿希望她能在他那個美好的家庭里，成為一位虛席以待的適宜的女主人，並曾為她可能成為他的妻子這一想法捉弄過。我們知道他曾問過她：“你的心是不是還自由？”諾貝爾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雖然這個回答對他來說也許是個打擊，但它卻導致了彼此相互尊重的終生友誼。當她已經成為著名女作家、和平旗手以及伯莎·馮蘇特納的時候，這兩位和平主義者仍然討論與醞釀著對于世界和平的觀點。
在經過一段不長的時間後，伯莎·金斯基突然離開了她的秘書職務去結婚，孤獨的魔鬼再次偷偷地走進馬拉可夫大街的這所房子里。這段經曆，可能為後來在那一年發生的事情開了路，那就是諾貝爾最後試圖驅除這個魔鬼，並且設法找一個願意與他同甘共苦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很清楚，他現在感到需要有一個年輕的女人，來作為伴侶和給予他愛情，最好這個女人能象他那樣聰明。他寫道：“我象別人一樣，也許比別人更強烈地感到孤獨的沉重壓力；在多少個漫長的歲月里，我一直在尋求一個能夠與我心心相印的人。”在他與之通信的那些人里，的確有幾個女人，而諾貝爾也確實有著能以各種語言向她們表示最大恭敬的技巧。
第三個女人的故事，也是他的巨大愛情和後來他的巨大失望的故事，由于這個故事對他的生活影響很深，因此應該給予以敘述，即使只是簡單地講一下也好。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他那種經常出現的沮喪的思想狀態。這個故事對于這位發明家後期的情況，提供了很多解釋，否則，這些情況就會是陰暗不明的。因此，它對于整個一部傳記，對于諾貝爾作為一個人的完整形象，都是重要的。
一八七六年秋，諾貝爾到奧地利去進行一次商業性的旅行。在巴登貝文療養地的一家花店里，這位四十三歲的男人結識了索菲（1856—1919）；索菲是位個子矮小的二十歲的猶太血統的美女，出身于維也納的一個簡樸的中下層家庭里；因為她的繼母對她不好，這個無人理睬的沒娘的小家碧玉，從她的家里跑了出來。
他們經常相見，當她把自己年輕生活中的悲慘故事講給他聽的時候，他為之感動、感到興趣並且迷戀上了她。他們的大量通信和其它文獻材料對于他們長期的交往作了完整的說明。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愛情故事，男方是一位有著高度文化教養和自我修養的人，但卻是經常生病、神經過敏和猜疑嫉妒的有錢人，他追求的是建立一個氣氛輕松、整齊舒適的家庭；女方則是一個迷人的、隨和的、但卻並不聰明也相當沒有教養的、典型維也納模特兒式的年輕美女，她所追求的是生活享受。這場愛情故事包含著一些令人感動的事例，表明諾貝爾每天象叔父那樣地關懷、指導和給錢花，多年來他付出很多代價和花費很多心血，來對她進行訓練和改造，以求使她接近于自己的性格和教養水平。這個愛情故事還表明，在開始的時候，她曾試圖使他高興和對他進行鼓勵，但後來她卻希望擺脫這一切她無法忍受的訓練，並且很自然地要去享受合乎她的口味的那種更具有浪漫色彩的愛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場類似蕭伯納的《窈窕淑女》的故事；也是一位具有維多利亞時代形象的年紀較大、心情煩惱孤獨的男人，與一位以其小巧而貪婪的雙手抓住機會猛要渴求的東西——金錢、衣服和娛樂，認為為此必須戒掉年輕人愛情念頭的年輕快活的維也納女孩子之間進行的一場拔河賽。
當然，這種結合是注定要失敗的。但在這場悲劇結束之前，十八個年頭過去了，其中既有陽光與幸福，也有糾紛與不和。在諾貝爾兩年內經常訪問維也納後，我們發現索菲被安置在巴黎的一座華麗的公寓里，過著有各種物質享受的奢侈生活，並且有一些仆人侍候；但在諾貝爾經常出差不在身邊的時候，她卻過著寂寞冷清與不知所措的生活。諾貝爾在原則和對生活的態度方面，對人對已要求都很嚴格；並且在他認為一個女人應該具備的良好品德和教養方面，從來不降低他的標准；但是，他感到孤獨，而且陷入情海。他在用言語和書信進行勸導的同時，又以他的熱心和金錢來嬌慣她，因此，在事情的進程中，他自己也應該受到部分責備。
不幸的是，索菲欠缺處在她這種地位的人所應該具有的那些優良品質，例如喜愛安排良好的家庭生活和履行家務責任，勤勞節省，善于理財等，她都很少具備。她對于她自己和她那個窮奢極欲、貪得無厭和節節逼人的家庭，越來越感到厭膩；她開始經常到那些時髦的水鄉城市去，在那里以諾貝爾夫人的身份，同一個又一個的崇拜者鬼混。處于失望與無法理解狀態的諾貝爾，曾經嚴厲地申斥她，但卻又太寬恕了她。他為她提供車馬首飾費，支付旅館費，並且在伊什爾療養地為她買下一座漂亮的別墅。她仍然處于不滿足、穩不住和無動于衷的狀態。他從歐洲各地給她寫下許多有指導意義的長信，通常還是用典型的維也納方言寫的；他滿懷希望地試圖將她從一個懶惰和貪玩的頑皮姑娘，培養成一個聰明和有事業心的女人。後來，看來有些時候好象只是正式地給她寫信，通過向她講述他的興趣，表達他那些變化無常的心情，作為減輕他沉重的精神負擔的一種辦法。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她對于他所吐露的關于試驗和工程，關于他對石油公司的憂慮，或者他對線狀無煙炸藥訴訟的厭惡，根本無法領悟；但是人們可以想象到，他對他們一起看過的戲劇經常作出的那些有趣的評論，或者對他建議閱讀的那些適宜的輕松讀物，可能曾使她感到興趣。但是，她那些相當簡短的回信，是沒有文化和難以領悟的，信中所吐露的一些別的細節，也都是潦草寫成的。這些信很少回答他的問題，但卻充滿著貪心的新的願望，談論最新式的時裝，以及要求增加津貼費。這些要求加在一起，以各種貨幣來說，常常都是四位數字，還需要為她買法國的長上衣和匈牙利酒，此外，還越來越經常地夾雜著她在維也納的家庭里的其它成員寄來的討好的乞求信。
他一年又一年地縱容著她的任性和行為。他為她招聘了一個法國女伴，並且讓她參加他的社交活動，甚至在他的哥哥們訪問巴黎的時候，還將她介紹給他們。盡管他沒有問出口，但顯然是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里僅從不同方面舉出幾個人來。例如保羅·巴布、利德伯克和維克托·雨果，當他們在諾貝爾家里見到她時，都對她表示同情。但他的哥哥路德維格，由于在很多方面比阿爾弗里德和其他人，有著更加嚴格的觀點，則強調自己的弟弟同這個女孩子的關系不相配，並且督促他斷絕這種關系。
雖然這一定會傷害自己的感情，但是，諾貝爾在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期間，曾經一再以堅決但卻令人感動的慈祥態度，勸她離開他，不要為“老壞脾氣”過于擔憂，並且去找一個年輕人。“……請設法從一個樸實正派的男人那里，取得真誠、持久和深厚的愛情，並同他建立一種純實的真正結合的家庭關系，這種家庭關系，與那種不正當的關系毫不相干。他的病（一種初期貧血症），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一種空虛的感情，以及心中的渴望沒有得到滿足而引起的，這在你身上，則以多病的形式表現出來……”
從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三年這十年期間，也就是從他五十歲到六十歲，在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生活中，是一個極痛苦的時期。形勢迫使他違背自己的意志，去進行一些沒完沒了和多種多樣的活動。各種發明，建立工廠，大型托拉斯，令人操心的發明專利權官司和經常的旅行，所有這些都使他疲憊不堪和損害他的健康。顯而易見，其結果就是他已經經受不起另外的嚴重煩惱。他在給索菲的信里寫道：“當我被迫充當一個長大成人的孩子的媽媽子，以及成為我所有熟人的笑柄時，我的整個生活都轉向苦惱之中。”
他打消了一切想帶她到斯德哥爾摩去見他的媽媽和親屬的念頭。他的哥哥路德維格在一八八八年的死亡和他媽媽在一八八九年的去世，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感到孤獨和沒有根底。那個本來應該成為他在寂寞中渴望的親密伴侶的女人，相反地卻由于愚蠢和難以悛改的揮霍淫逸，從而變成一個消磨精力和費用高昂的障礙物。盡管這一切他還是很喜歡她，並且慷慨地支持她；但在他移居聖雷莫之後，他很少到伊什爾去看望她。她出沒于對他來說是完全生疏的放蕩淫亂的圈子里，而且不管走到哪里，總要以他的名義欠下大筆的債款。他在信件中，總是用長輩的態度來懇求和忠告她；而她的信，則總是淚汪汪的並且夾雜著一些金錢的數字。隨之而來的，是那場不可避免的打擊。
一八九一年春天，她在一封令人悲傷和絕望的信中告訴他說，幾個月之內，她就要生下一個父親是一位年輕的匈牙利軍官的孩子來。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經曆過很多嚴重的考驗，並且習慣于聽到掃興的消息，但卻從來也不魯莽行事，他畢竟是一位紳士。他寫了一些有感情的話去安慰和勸告她，並且決定不再去看望她，但卻通過一位律師為她以後的生活供養作了安排。她收到三十萬匈牙利克朗的養老費，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
這個孩子于一八九一年七月生了下來，是個小女孩。只有一次，即在一八九四年九月，諾貝爾確實見到了索菲和這個當時三歲的孩子，那時候她們已經回到了維也納。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七日給她的最後一封信里，當時她正准備與她那個騎兵上尉結婚，他曾寫道：“你的孩子是一個可愛的小家伙，現在重要的是將她恰當地培養成人。……但是，你必須放棄你的一切懶惰與愚蠢的思想。總之，你真是一個感情的小人物，而感情是有著偉大價值的。我甚至相信，倘若普拉特斯特拉斯（她的家）遠在一百英里之外，你也不會是完全沒有良心的”。
索菲的結婚純粹是一種形式。她同她的丈夫並不住在一起。她繼續過著她那種不負責的生活，而且他們兩口子都從不同的方面試圖敲詐諾貝爾的錢，直到他于一八九六年死時為止。甚至連諾貝爾對她“不會是完全沒有良心的”這個希望，也被她放到恥辱堆里去了。因為據拉格納·索爾曼說，她在一八九七年曾與諾貝爾遺囑的執行人接觸，並且威脅說，如果不給她比遺囑規定還多的東西，她就要將諾貝爾給她的二百一十六封信的原件出版權出賣掉。這項遺囑的執行已經由于非常錯綜的情況，成為一件難事；為了避免可能出現一場丑聞，執行人有條件地買下了這些信件，這樣就保證使他們在將來不致遭受任何訛詐。
這位大富翁和那個從後街上來的小姑娘之間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這種不幸的關系，是造成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晚年患有的沮喪和憂郁症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這還意味著他是作為一個對女人和愛情感到幻滅的人而死去的。
人們禁不住要問，假如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在他的成年生活中，與一個能夠幫助和理解他的相匹配的女人幸福地結合在一起，那麼，事情又將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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