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學生已成為其他人的老師;雅典已使"希臘人"一詞不再表示一個種族,而表示一種精神面貌.伊索克拉底
在論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長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將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這兩個雖截然不同但互有聯系的文明合在一起敘述,而其余兩章則分別敘述單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筆者之所以這樣分,是由于古典時代西方的曆史發展與印度和中國的曆史發展根本不同.確實,這些文明早先都從范圍有限的中心發源地擴展到囊括整個周圍地區從希臘半島擴展到地中海西部,從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從黃河流域延伸到中國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節所述,鐵制工具為農業擴大到森林茂密地區,為商業和殖民地拓展擴大到新的海岸地區,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使文明的擴展成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時代,這一共同模式不複存在.印度和中國的新興文明地區通常仍從屬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區,而西方則不同,羅馬由于發展起軍事上的優勢,因而不僅征服了巴爾干半島的希臘本上,而且還征服了古代中東的西部地區小亞細亞,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在征服過程中,羅馬使西方曆史進入一個新階段,開始了一個雖與過去有聯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臘和羅馬這對姐妹文明的曆史和性質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形成時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紀,隨著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臘墮入"黑暗時代"(見第六章第四章).這一時期的希臘以農業為主,實行部落制和貴族政治,活動范圍限于愛琴海區域.到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切都改變了.部落組織讓位于城邦;其他社會等級起來向貴族階層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臘殖民地逐漸遍布整個地中海沿岸一帶.所有這些發展構成了形成時期希臘世界的全面轉變,為後來的古典時代打開了通途.
希臘地區的地理特點是促成這些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希臘地區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而具備這些天然條件,並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是供養如中東,印度和中國所建立的那種複雜的帝國組織所必需的.在希臘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只有連綿不絕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把陸地隔成小塊.因而,那種可作為地區合並基礎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臘人是沒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後,在彼此隔離的村莊里安居下來.這些村莊通常座落在易于防衛的高地附近,因為高地上既可設立供奉諸神的廟宇,又可作為遭遇危險時的避難處.這些由村莊擴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稱為"城邦",而提供避難處的地方稱為"衛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設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來更多為移民,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城市.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彼此較為隔絕,而又生氣勃勃地獨立不移.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農業,放牧和捕魚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紀初,這一自給自足的經濟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壞.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紀,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盛的希臘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與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見第七章第二節).
這些發展引起一個最後改變整個希臘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為主的各種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臘,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這種貿易使希臘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希臘土壤較適于經營橄欖園和葡萄園,而不適于作麥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來種葡萄樹和橄欖樹,土地的開墾面積大大增加.因而,轉向商業性農業,使能夠養活的人口比從前經營自然農業時增長二至三倍;此外,對制造業的促進也是很大的,這可以從不僅在地中海周圍,而且深入內地,在俄國中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北部也發掘出大量希臘陶器這一點上看出來.與此同時,希臘商船隊在往返運送貨物方面也獲得很大成功.那時的貨物與奢侈品截然不同,體積龐大,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運銷各地,在曆史上確還是第一次.希臘人率先用硬幣作交換媒介,硬幣日漸廣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進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有位經濟史學家斷言:"公元前6至4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19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歐洲19世紀的經濟革命促進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革命.希臘從公元前8世紀起也發生了相同情景.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著獲利,也意味著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只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種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斗爭,使群眾吵吵鬧鬧地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與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持.于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權的傳統政治制度.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于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後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並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並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O年前後,斯巴達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8世紀後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只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于荒野等死,只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里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制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制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系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雅典人不是紮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們自誇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于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于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後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采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並永遠禁止債務奴隸制.在政治領域,第一次准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于,在組織上為以後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後的30年里,由于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斗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種情況本,約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並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死後,他的兒子繼位為僭主,昏庸無能,所以斗爭更為尖銳複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劃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緣關系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准備議案外,並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于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軍事化社會.
二,古典時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達人的戰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辭中宣稱:"我們的城市向全世界開放.……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這番自我誇耀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公元前5世紀時,雅典使斯巴達和其他所有的希臘城邦黯然失色.這是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的黃金時代,與古典希臘的黃金時代同義.
雅典當時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為它在打敗龐大的波斯帝國這場重大戰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前不久幸運地發現勞里昂銀礦也多少有關.他們得到這筆財富後決定建立海軍,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層劃槳戰艦;這支艦隊在隨後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能爭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這些城邦的內部事務,使它們于公元前499年發動了反對波斯的起義.它們向希臘本土的城邦求援,並得到了積極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時波斯帝國的對外擴張正穿越俄國南部,從北面威脅巴爾干半島各國.小亞細亞諸城邦盡管得到來自愛琴海對岸的海軍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還是給波斯帝國制服了.接著,波斯皇帝大流士決定對希臘本上頑固抵抗的希臘人進行懲罰,他派出一支遠征軍,于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馬拉松登陸.雖然雅典人由于諸城邦之間的敵對,幾乎是獨自作戰,但他們的方陣還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大大提高了希臘人的士氣.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在希臘人中,看到波斯服裝,看到穿波斯服裝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對付,這些人當屬最早;在那時以前,希臘人只要一聽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後,波斯人又卷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死.雖然波斯人攻入並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波斯人;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臘聯合艦隊尾隨其後,贏得又一次海戰的勝利.不久,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陸續擺脫波斯人的統治,希臘人成為世界上最大帝國的戰勝者.
希臘人的勝利有著重大影響.首先,使希臘人免于遭到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點,為人類文明作出其獨特的貢獻.這一點亦為柏拉圖所認識到;他寫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共同決心未能擋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們也許已可以說,希臘各城邦已混雜一團,希臘人混同野蠻人,其處境與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憐地雜聚在一起."
希臘人的勝利,特別是雅典海軍的勝利,也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劃船投入戰斗的劃手都是無財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貧民這時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時期(公元前461-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里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後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簽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
我們的政體並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于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于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確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願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里庇得茲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國主義是比較開明,仁慈的,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對雅典保持忠誠,直到後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結束為止;而且,當它們真的發動叛亂時,煽動反叛的都是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不同政見者,因為廣大人民通常並不認為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壓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對他們本國壓迫者的保護人.不過,由于雅典不斷向外擴張,並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強國,另一方是陸上強國,戰爭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接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後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麼也未能保全下來."于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于擊毀長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圍困,饑餓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並在以後十年里稱霸希臘本土;僅緊接著,血腥的相互爭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和用暴力統一希臘.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兒子亞曆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古典時代的文明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個偉大勝利.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臘的奇跡","希臘的光榮"這是人們提到5世紀希臘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誇張的說法.
我們以後會看到這一文明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過分的贊揚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應得的.這是為什麼呢?希臘"天才"的基礎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里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干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優于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所以,只有將希臘人的曆史發展與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曆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臘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首先,希臘人住的地方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後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于,戰爭的結果使希臘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城邦的出現並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臘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應該指出,城邦制並不是希臘人獨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處于較早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于城邦的組織.約公元前302年希臘塞琉西王國派往華氏城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曾承認,在他當過大使的孔雀帝國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後都給並入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只有希臘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臘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礎(見本章第一節).另一原因是,希臘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並發展自己的經濟.確實,希臘人為各自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價: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後來自羅馬.但是,作為回報,他們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幾個世紀的自由;而這,似乎至少是希臘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古典希臘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去的文明如中東文明.不過,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教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征.這些特征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旅行時,他們總是保持著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圖在《辯訴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他說:
現在,雅典人,我要爭辯,可不象你們想的那樣,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你們.……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不易找到另一個象我這樣的人;假如允許我用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總是整天地,到處地釘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象我這樣的人,那麼,對你們自己的損害將超過對我的殘害.
這種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強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獨有的;他們堅信,人活著,最主要的事是完滿地表現此時此地人的個性.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臘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義.
希臘人這些獨有的特點在他們的宗教思想和習俗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希臘人把他們的神看作實際上是和他們自己很相似的,區別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長壽,更美麗.由于信奉這樣的神,希臘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統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無憂無慮,安適自在.希臘人和諸神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平等交換的關系;他們祈禱和獻祭的目的,是指望諸神能對他們表示好意.正如希羅多德所說,這種宗教關系是通過"普通的神龕和祭品"而不是通過教會組織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來維系的.盡管荷馬的《伊利亞特》和赫西奧德的《神譜》概述了當時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臘宗教從未系統地提出過共同的宗教教義或編出一部宗教經典.拿希臘宗教與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宗教相對比,希臘宗教的這一特點顯得非常明顯.據美索不達米亞人對事物起源的解釋,人類是主神特地創造出來,為諸神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的.因而,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等責任實際上也就構成人類存在的理由.這與公元前6世紀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的觀念是多麼不同.他說:
人認為,神也是生出來的,會說話,有形體,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馬或獅子也跟人一樣,有手,能用手畫畫,能從事藝術活動,那麼,馬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馬,午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牛,每一種動物都會把神的身體描繪得跟自己一樣.埃塞俄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黑皮膚,扁鼻子;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發.
古典希臘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滲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釋了物質世界,日常獻祭活動和各種社會制度,也是激起詩人和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臘廟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許多人專從事于發展某種特殊的技藝,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緣故.最先成為有技術的醫生的那些奇跡創造者,就是在科斯島上在崇拜傳說中的醫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寫的醫學論文極度客觀,他對每一病例的診斷都以客觀觀察為根據,避免將疾病的起因或治療與巫術混為一談.在論及"聖"病羊瘋時,他寫道:"我覺得,這種被稱為聖病的疾病並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聖.它和其他疾病一樣,有自然的原因.人們之所以認為它神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它.……實際上,所有事物在這方面全一樣,都有前因可找."
同樣,演員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先是演戲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儀,進而漸漸地創作出意義深遠的悲劇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劇.這種文藝只有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才能發展起來,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節日,便由國家出錢上演劇本,並組織公民集體觀看.雅典戲劇發展的平衡和正常狀態應歸于劇作者與觀眾的密切聯系.埃斯庫羅斯在取得薩拉米斯戰役勝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據該戰役所改編的《波斯人》一劇.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劇中常常提到諸神,可是他主要關心的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高尚而可欽佩的人,面臨自己所不能駕馭的力量的人,作惡多端的人,受到嚴厲懲罰的人.俄狄浦斯面臨大難時勇于受苦的英雄主義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創作的悲劇的實質,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義,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臨的一些問題.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對傳統的宗教很不感興趣,那麼歐里庇得斯則是持積極懷疑的態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劃諸神的缺點,諷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長于批評,是個一心一意為那些不受歡迎的事業而奮斗的戰士.他支持奴隸和外國人的權利,極力主張婦女解放,抨擊對戰爭的頌揚.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劇充滿對社會的譏諷.他本人是個向往美好的舊時代的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領袖和政策.在《呂西斯忒拉忒》一劇中,他描述了一群婦女,因被沒完沒了的殺戮嚇壞了,拒絕和他們的丈夫同房,直到他們放棄戰爭為止.在《騎士》一劇里,阿里斯托芬通過一個將軍試圖勸服一個賣香腸的人去奪取民主派的領袖克里昂的職位,嘲諷了民主制度.
賣香腸的人:請告訴我,象我,一個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經具備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在市場中買賣的鍛煉,蠻橫無禮.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格.
將軍:不夠格?看來你似乎有一顆非常好的良心.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老天爺作證,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幸運兒!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麼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幾乎不識字.
將軍:唯一麻煩的就在于你什麼都知道.適于做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絕好機會.
希臘藝術也是城邦文明獨特的產物.由于神廟成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藝術和建築在神廟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現.這些神廟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護神的住處,如雅典衛城的聖地帕台濃神廟就是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築的侍女,諸神的廟堂均用雕刻加以裝飾.雕刻大師如菲迪亞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僅在神廟的牆壁和三角牆上進行雕刻,而且也為神廟內部塑造雕像.他們的作品與後來的羅馬雕刻的現實主義大不相同,帶有綜合性,即只是強調表規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個個模型照搬.談到希臘雕刻;也不應忽視希臘硬幣,它們為這一時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總之,希臘的一切藝術都體現了希臘人平衡,和諧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將帕台濃神廟與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達米亞的塔廟,或者比較原始的希臘雕像和那時以前中東各族的浮誇的雕塑品作一比較,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
同樣的對比也明顯地存在于哲學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質這一問題上,公元前6世紀小亞細亞沿海的愛奧尼亞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首先起來向傳統的超自然的解釋挑戰.他們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麼組成的"這一根本問題.泰勒斯推測萬物始源于水,因為液體,固體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的始基是火,因為火非常活躍,能轉變成萬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張氣為萬物的始基.他論證說,氣稀薄化,便成為火;氣逐漸凝聚就決策成為風,云,水,土,石頭.據現代科學看來,這些觀點似乎是樸素的,但重要的是,他們不求神的幫助,是通過自由地運用理性來提出問題,尋找答案.這一時期的希臘人還以同樣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在天文學方面的觀測資料,並將其中的占星術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後者的仍處于經驗主義階段的數學知識,他們也汲取了,並加以發展,使其具有很有條理的邏輯結構.
約公元前5世紀中葉,隨希臘社會的情況日漸複雜,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注意中心從物質世界轉移到人和有關人的各種問題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傑出的代言人是普羅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異,所以,世界上決沒有絕對真理可言.對人的強調使智者派遣責奴隸制度和戰爭,並支持民眾的大部分事業.但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希臘人,特別是那些保守派,對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很顧忌,擔心它會危及社會秩序和道德.蘇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當時腐敗的政治和沒有任何明確的生活准則使他深為憂慮.他永無休止地和朋友們談話,發展起一套辯證科學,即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見解,直至確立普遍公認的真理.他堅持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有關絕對真理,絕對善或絕對美的觀念,而這些觀念與成為個人放縱不羈,公共道德敗壞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大不相同,將為個人行為提供永久性的指導.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貴族,他和他的朋友們引雅典為自豪,可對雅典人民並不信任.當雅典民主政體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這種不信任加深而為仇恨.因此,柏拉圖的目標是要實現一個既能維持貴族特權,又可為貧苦階級接受的社會.他的"理想國"把人分為四等:護國者,哲學家,士兵和勞動群眾.這種等級劃分是永久的;柏拉圖用一則神話即"高尚的謊言"作為其理論根據,這則神話說,這四個等級是神用金,銀,銅,鐵四種金屬創造出來的.柏拉圖曾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接受他的學說,付諸實踐,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願,他只好回到雅典,繪一批批弟子講學,達40年之久.他教導弟子們說,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相應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個現實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圖認為,善不是變動不盡的現實世界的知識,而是真實的理念世界的知識.
這一曆史時期的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是亞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開始時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是,老師去世後,他創辦了萊森學院.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收集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他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識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泛,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卓越貢獻主要在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諸領域,他實際上是這些學科的創始人.作為一個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尋求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秩序.他認為,整個自然界,最低級的是礦物,位于礦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動物,人類處于最高級.他將人類社會的各個階級與自然界的各個等級相對應,從而證明,人類劃分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隸是天經地義的.他說:
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服從,另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統治;……戰爭的藝術是一門關于獲取的自然藝術,因為它包括狩獵;是一門用來對付野獸和那些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願服從的人的藝術.這種戰爭當然是正義的.
論述古典希臘不能不提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他們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各種激動人心的事件,並在敘述過程中,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類型曆史.希羅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淪于波斯人統治下的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中間,以後來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慘敗的雅典.希羅多德把雅典人的這一重大勝利歸因于他們的民主政體,所以,他的《曆史》一書是最早謳歌民主政體的一篇偉大的領辭.這部作品隱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贊同的某希臘人的幾句話來說明.那位希臘人在對波斯國王談及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戰逃脫,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于敵手."
與希羅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寫的曆史是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在這場戰爭中,雅典經過27年的苦戰,最後屈膝投降了.希羅多德頌揚了雅典的勝利和榮耀,而修昔底德則分析了雅典的失敗和苦難.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將軍,領導過雅典軍隊.但是,他堅決抑制自己的情感,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實事求是地弄清這場災難的原因.雖然他從未用過社會科學一詞,不過,他的某些話實際上已表明,他正在試圖創造一門社會科學.他寫道:
關于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親自看見的,或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于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曆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在描述了希臘人在如此眾多領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後,按照通常的做法,須指出他們的一些缺點.這就是,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奴隸們受到剝削;雖然奴隸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構成居民的大多數,但他們絕無雅典公民權.所有這些情況都是真實的,但無關大局.評價古典希臘,應該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應該依據現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烏托邦的標准.
在公民權這一問題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臘人一樣,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統的人才能成為公民,外邦人居留時間再長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客籍民都是自願前來的移民,只要他們願意,隨時可以離開,但許多人還是長期地居住在雅典,為收養他們的這座城市慷慨地貢獻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雅典的滿意和忠誠.同樣,奴隸制度盡管造成許多不好的後果(本章最後一書將予以分析),但並沒有象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絕大多數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沒有奴隸,靠當農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謀生.常有人說,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隸來養活,能夠整天看戲,擔任公職,討論哲學和政治,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評價古典希臘,不應看它哪些沒做到,而應看它做了些什麼.如果這條標准可以確立,那麼古典希臘的貢獻及其曆史意義也就極其明顯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多種形式的藝術,文學和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心的強調所有這些構成了希臘留給人類的光輝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