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 第二卷 地名：地方

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 第一卷 斯萬夫人周圍

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 第一卷 斯萬夫人周圍
在商量請德·諾布瓦先生第一次來家吃飯時，母親說，遺憾的是戈達爾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斷絕了與斯萬的交往，否則這兩位陪客會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興趣的。父親回答說，像戈達爾這樣的顯赫上賓、著名學者，會使餐桌大增光彩。可是那位愛好賣弄、唯恐旁人不知自己結交了達官貴人的斯萬，其實只是裝模作樣的庸俗之輩，德·諾布瓦侯爵會用“令人惡心”這個詞來形容斯萬的。對父親的這個回答我得稍加解釋。某些人可能還記得，戈達爾從前十分平庸，而斯萬在社交方面既謙和又有分寸，含蓄得體。但是我父母的舊友斯萬除了“小斯萬”、賽馬俱樂部的斯萬之外，又增添了一個新頭銜（而且不會是最後的頭銜），即奧黛特的丈夫。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機智服從于那個女人的卑俗野心，盡力建立一個適合于他伴侶的、由他們兩人共有的新的地位，這個新地位大大低于他從前的地位。因此，他的表現判若兩人。既然他開始的是第二種生活（雖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單獨來往。只要他們不主動要求結識奧黛特，他不願意將她強加于他們），一種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交的人之間的生活，那麼，為了衡量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們的來訪給自己的自尊心所帶來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最傑出的人物，而是奧黛特從前的朋友，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了。然而，即使人們知道他樂于和粗俗的官員以及政府部門舞會上的花瓶——名聲不好的女人來往，但他居然津津樂道地炫耀某辦公室副主任的妻子曾登門拜訪斯萬夫人，這未免使人愕然，因為他從前（至今仍然）對特威肯漢城①或白金漢宮的邀請都曾瀟灑地保持過緘默。人們也許認為昔日風流倜儻的斯萬的純樸其實只是虛榮心的一種文雅的形式，他們也許認為我父母的這位舊友和某些猶太人一樣，輪流表現出他的種族所連續經曆的狀態，從最不加掩飾的附庸風雅，最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最文雅的彬彬有禮。然而，主要原因——而且這普遍適用于人類——在于這一點，即我們的美德本身並不是時時聽任我們支配的某種自由浮動的東西，在我們的思想中，美德與我們認為應該實踐美德的那些行動緊密相連，因此，當出現另一種類型的活動時，我們束手無策，根本想不到在這個活動中也可以實踐同樣的美德。斯萬對新交無比殷勤，眉飛色舞地一一舉出他們的姓名，這種態度好似那些謙虛或慷慨的大藝術家：他們在晚年也許嘗試烹飪或園藝，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壇沾沾自喜，只能聽誇獎，不能聽批評。但一旦涉及他們的傑作，他們是樂于傾聽批評的；或者說，他們可以慷慨大方地贈送一幅名畫，可是在多米諾牌桌上輸了四十蘇卻滿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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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城是法國奧爾良王族流亡英國的居住處。

談到戈達爾教授，我們將在很久以後，在拉斯普利埃宮堡維爾迪蘭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長久相聚。此刻，關于他，只需首先提請注意一點。斯萬的變化嚴格說來無法使我驚訝，因為當我在香榭麗舍大街看見希爾貝特的父親時，這變化已經完成，只是尚未被我看透罷了。再說他當時沒有和我講話，不可能向我吹噓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這樣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覺察到他的虛榮心，因為長時期形成的對某人的看法使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母親也是一樣，在三年里，她竟然沒有覺察到侄女嘴上的唇膏，仿佛它溶解在流體之中無影無蹤了。直到有一天，過濃的唇膏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引起了所謂超飽和現象，于是從前沒有看見的唇膏結成晶體，母親突然看見了繽紛的彩色，大叫可恥，如同在貢布雷一樣，並且幾乎斷絕了與侄女一切來往）。戈達爾的情況卻相反，他在維爾迪蘭家目睹斯萬跨進社交界的那個時期已經相當遙遠，而歲月的流逝給他帶來了榮譽和頭銜。其次，一個人盡可以缺乏文化修養，盡可以做愚蠢的同音異詞的文字游戲，但同時仍可以具有一種任何文化修養所無法取代的特殊天賦，例如大戰略家或傑出醫生的天賦。在同行們眼中，戈達爾不僅僅是靠資曆而由無名小卒終于變為弛名歐洲的名醫。年輕醫生中之佼佼者宣布——至少在幾年內，因為標准既然應變化之需要而誕生，它本身也在變化中——萬一他們染病，戈達爾教授便是他們唯一能以命相托的人。當然他們願意和某些文化修養更深、藝術氣質更重的主任醫生交往，和他們談論尼采和瓦格納。戈達爾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學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當上醫學院院長。人們在晚會上欣賞音樂，戈達爾先生卻無意聆聽，而去隔壁的客廳里玩牌。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診斷之敏捷、深刻、准確，令人贊歎不已。第三點，關于戈達爾教授對我父親這種類型的人所采用的聲調和態度，應該指出，我們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顯示出的本質可能是第一本質的發展或衰敗、擴大或減弱，但並不永遠如此，它有時是相反的本質，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戈達爾青年時代的那種遲疑的神情、過分的靦腆與和藹曾使他經常受人挖苦，當然迷戀他的維爾迪蘭家除外。是哪位慈悲為懷的朋友勸他擺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于他的重要地位，這樣做是輕而易舉的。在維爾迪蘭家，他本能地恢複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現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言不發。而當他不得不說話時，他又往往采取斷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他將這種新態度試用于求醫者身上，既然求醫者以前從未與他謀面，自然無法作比較。他們如果得知戈達爾並非生性粗魯，准會大吃一驚。戈達爾極力使自己毫無表情。他在醫院值班時，講述同音異義的玩笑引起眾人——從主任醫生到新來的見習醫生——捧腹大笑，而他的面部肌肉卻紋絲不動。由于他剃去了胡須，他的面孔也完全變了樣。

最後說說德·諾布瓦侯爵為何許人，戰前①他曾任全權公使。五月十六日危機期間②他任大使。盡管如此，使許多人大為吃驚的是，他後來曾多次代表法蘭西出使國外執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債務監督，並施展他非凡的財務能力，屢有建樹，而這些使命都是由激進派內閣委任于他的。一般的反動資產者都拒絕為這個內閣效勞，更何況德·諾布瓦先生：他的經曆、社會關系和觀點都足以使他被內閣視為嫌疑分子。然而，激進派的部長們似乎意識到此種任命可以表明他們襟懷坦白，以法蘭西的最高利益為重，說明他們不同于一般政客，而當之無愧地被《辯論報》稱為國家要人。最後，他們可以從貴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劇情突變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關注中得到好處。他們明白，起用德·諾布瓦先生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他們不用擔心後者會違背政治忠誠，因為，侯爵的出身不僅不引起他們的戒備防范，反而使他們放心。在這一點上，共和國政府沒有看錯。這首先是因為某一類貴族從童年時起就認為貴族姓氏是一種永遠不會喪失的內在優勢（他的同輩人，或者出身更為高貴的人對這種優勢的價值十分清楚），他們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眾多資產者那樣費盡心機地（雖然並無顯著效果）發表高見，攀交正人君子，因為這種努力不會給他們增添任何光彩。相反，他們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往姓氏中添加原來所沒有的東西：政治影響、文學或藝術聲譽、萬貫家產。他們無意在資產者所追求的、無用的鄉紳身上浪費精力，何況得到一位鄉紳的無實效的友誼並不會導致王侯的感激。他們將大量精力使用于能有助于他們擔任使館要職或參加競選的政治家身上（即使是共濟會會員也不在乎），使用于可以在自己的業務范圍內幫助他們進行“突破”的、聲譽顯赫的藝術家或學者身上，簡而言之，使用于一切促使他們揚名，促使他們與富人結成姻親的人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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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870年普法戰爭前，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

②（前）指1877年5月16日法國內閣危機。

德·諾布瓦先生從長期的外交實踐中吸收了那種消極的、墨守成規的、保守的精神，即所謂“政府精神”，這是一切政府所共有，特別是政府之下各使館所共有的精神。外交官的職業使他對反對派的手段——那些多少帶有革命性的、至少是不恰當的手段——產生憎惡、恐懼和鄙視。只有平民百姓和社交界中少數無知者才認為所謂不同的類型純系空談，但就大多數情況而言，不同類型的相互接近不是出于相同的觀點，而是出于同血緣的精神。像勒古費這種類型的院士是古典派，但他卻為馬克西姆·杜岡或梅西埃對維克多·雨果的頌詞①鼓掌，卻不願為克洛代爾對布瓦洛的頌詞②鼓掌。同一個民族主義使巴雷斯③與他的選民接近——後者對他和喬治·貝里先生④並不細加區別——卻無法使巴雷斯和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們接近，因為後者雖然與他政見一致但精神迥異；他們甚至不喜歡他而偏愛政敵里博先生和德沙涅爾⑤先生；忠誠的保皇派感到與里博和德沙涅爾十分接近，而與莫拉斯及萊翁·都德相當疏遠，盡管這兩人也希望王朝複辭。德·諾布瓦先生寡言少語，不僅出于謹慎穩重的職業習慣，還由于言語在此類人眼中具有更高的價值，更豐富的含義，因為他們為使兩個國家相互接近而作的長達十年的努力，在演講和議定書中，也不過歸納為、表現為一個簡單的形容詞，它貌似平庸，但對他們卻意味著整整一個世界。這位在委員會中以冷若冰霜著稱的德·諾布瓦先生在開會時坐在我父親旁邊，因此人們紛紛祝賀父親居然獲得這位前大使的好感。父親本人也感到驚奇，因為他脾氣不太隨和，除了一小圈知已以外，很少有人和他來往，他本人也確認不諱，他意識到外交家的殷勤是出于一種由本人決定好惡的完全獨立的觀點；當某人使我們厭煩或不快時，他的全部精神品質或敏感性就喪失作用，它們還不如另一人的爽直輕松能贏得我們的好感，雖然後者在許多人眼中顯得空洞、浮淺、毫無價值。

“德·諾布瓦又請我吃飯，真是件大事。”委員會里大家都很吃驚，因為他和委員會里的任何人都沒有來往。“我敢肯定他又會和我講關于一八七○年戰爭的扣人心弦的事。”父親知道德·諾布瓦先生也許是唯一一位提請皇帝注意普魯士的軍備擴張和戰爭意圖的人；他知道俾斯麥對德·諾布瓦的智慧表示佩服。就在最近，在歌劇院為狄奧多西皇帝舉行的盛大晚會上，報界注意到皇帝曾長時間接見德·諾布瓦先生。“我得打聽皇帝的這次訪問是否確實重要，”對外交政策頗感興趣的父親對我們說，“我知道諾布瓦老頭守口如瓶，但他對我可無話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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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對浪漫主義的頌詞。馬克西姆·杜岡(1822—1894)，法國作家；梅西埃(1829—1915)，文學批評家。

②即對古典主義的頌詞。克洛代爾（1868—1955），法國作家，布瓦洛（1636—1711），法國詩人。

③巴蕾斯（1862—1923），法國作家，宣傳民族主義。

④喬治·貝里，先為保皇派、右翼議員，後接受進步思想。

⑤里博，（1842—1923）法國政治家，多次連任法國財政和外交部長。德沙涅爾，法國政治家，主張共和制，曾在1920年擔任過幾個月共和國總統。

在母親眼中，大使本人也許缺少最能使她感興趣的那種智慧。應該說德·諾布瓦先生的談話是某種職業、某個階層、某個時期——對于這個職業和階層來說，這個時期可能並未完全廢除——所特有的古老的語言形式之大全，我未能將耳聞如實筆錄下來，不免感到遺憾，否則我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創造語言老朽這個效果，正如羅亞爾宮那位演員一樣：有人問他從哪里找到那些令人驚奇的帽子，他回答說：“不是找來的。是保存下來的。”總而言之，我感到母親認為德·諾布瓦先生有點“過時”。就舉止而言，他並未使她不快，但就思想而言——其實德·諾布瓦先生的思想是十分時新的——或許遠不如說就語言表述而言，他在她心目中毫無魅力。不過她感覺到，如果她在丈夫面前對那位對他表示如此少有的偏愛的外交家稱贊一番，丈夫定會暗暗得意。她肯定了父親對德·諾布瓦先生的好評，同時也引導他對自己產生好評，她意識到這是在履行職責：使丈夫愉快，就好比使菜肴精美、使上菜的仆人保持安靜一樣。她不善于對父親撒謊，因此就培養自己去欣賞大使，以便誠心誠意地稱贊他。何況，她當然欣賞他那和善的神情、稍嫌陳舊的禮節（而且過分拘謹。他走路時，高大的身軀挺得筆直，但一見我母親乘車駛過，便將剛剛點著的雪茄拋得遠遠的，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他那有分寸的談吐——他盡可能不談自己，而且時時尋找能使對方高興的話題——以及其速度令人吃驚的回信。父親剛寄出一封信就收到回信，父親看見信封上德·諾布瓦先生的筆跡，第一個反應是莫非這兩封信恰巧錯過了。難道郵局對他特別優待，加班為他收發信嗎？母親贊歎他雖百事纏身，卻複信迅速、雖交游甚廣，但仍和藹可親。她沒有想到這些“雖然”其實正是“因為”，只是她未識別罷了，她沒有想到（如同人們對老者的高齡、國王的不拘禮節、外省人的靈通信息感到吃驚一樣）德·諾布瓦先生正是出于同一種習慣而既日理萬機又複信迅速，既取悅于社交界又對我們和藹可親。再者，和所有過分謙虛的人一樣，母親的錯誤在于將與自己有關的事置于他人之下，即置于他人之外。她認為父親這位朋友能即刻複信實屬難能可貴，其實他每日寫大量書信，這只是其中的一封，而她卻將它視作大量信件中之例外。同樣，她看不出德·諾布瓦先生來我家吃飯僅僅是他眾多社交活動中之一項，因為她沒想到大使昔日在外交活動中習慣于將應邀吃飯當作職責，習慣于表現出慣常的殷勤，如果要求他在我家一反常態地舍棄這種殷勤，那就未免太過分了。

德·諾布瓦先生第一次來家吃飯的那一年，我還常去香榭麗舍大街玩耍。這頓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為那天下午我總算能看拉貝瑪①主演的《菲德爾》②日場，還因為與德·諾布瓦先生的談話使我驟然以新的方式感到：希爾貝特·斯萬及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所喚醒的感情與他們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多麼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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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貝瑪與後文提到的貝瑪大媽是同一個人。在某些人名字前加上“拉”，是民間一種習俗用法。

②《菲德爾》，十七世紀古典主義劇作家拉辛的悲劇。

新年假期即將到來，我也日益無精打采，因為希爾貝特親自告訴我在假期中我再見不到她，母親大概注意到我的神氣，想讓我解解悶，有一天便對我說：“如果你仍然很想聽拉貝瑪的戲，我想父親會同意的，外祖母可以帶你去。”

這是因為德·諾布瓦先生曾對父親說應該讓我去聽拉貝瑪的戲，對年輕人來說這是珍貴的回憶，父親才改變一貫的態度——他反對我在他所謂的無聊小事（這種看法使外祖母震驚）上浪費時間並冒生病臥床的危險，並且幾乎認為既然大使勸我看戲，那麼看戲似乎成了飛黃騰達的秘訣之一。外祖母一直認為我能從拉貝瑪的戲中學到許多東西，但是，為了我她放棄看戲，為了我的健康她作出巨大犧牲。此刻，她無比驚異，因為德·諾布瓦先生的一句話便使我的健康成為微不足道的東西了。她對我所遵守的呼吸新鮮空氣和早睡的生活習慣寄托于理性主義者的堅定希望，因此認為打破習慣便會招來災禍，她痛心地對父親說：“您太輕率了！”父親生氣地回答說：“怎麼，您現在又不願意讓他聽戲！多麼荒唐，您不是口口聲聲說聽戲對他有好處嗎？”

德·諾布瓦先生在對我至關重要的另一件事上，改變了父親的意圖。父親一直希望我當外交官，而我卻難于接受。即使我在外交部內呆一段時期，但總有一天我會被派往某些國家當大使，而希爾貝特並不住在那里。我願意恢複從前在蓋爾芒特家那邊散步時所設想的、後來又放棄的文學打算。但父親一直反對我從事文學，認為它比外交低賤得多。他甚至不能稱它為事業。可是有一天，對新階層的外交官看不上眼的德·諾布瓦先生竟對父親說，當作家和當大使一樣，受到同樣的尊敬，施展同樣的影響，而且具有更大的獨立性。

“噯！真沒想到，諾布瓦老爹毫不反對你從事文學，”父親對我說。父親是相當有影響的人物，因此認為什麼事情都可以通過和重要人物的談話得到解決，得到圓滿的解決，他說：“過幾天，開完會後我帶他來吃飯。你可以和他談談，露一手。好好寫點東西給他看。他和《兩個世界評論》的社長過從甚密，他會讓你進去，他會安排的，這是個精明的老頭，確實，他似乎認為外交界，在今天……”

不會和希爾貝特分離，這種幸福使我產生了寫篇好文章給德·諾布瓦先生看的願望——而不是能力。我動手寫了幾頁便感到厭煩，筆從我手中落下，我惱怒得哭了起來。我想到自己永遠是庸才，想到自己毫無天賦，連即將來訪的德·諾布瓦先生向我提供的永不離開巴黎的良機都沒有能力利用。當我想到能去聽拉貝瑪的戲時，胸中的憂愁才有所排解。我喜愛的景色是海濱風暴，因為它最猛烈，與此相仿，我最喜歡這位名演員扮演的，是傳統角色，因為斯萬曾對我說她扮演這些角色的藝術堪稱爐火純青。當我們希望接受某種自然印象或藝術印象從而獲得寶貴的發現時，我們當然不願讓心靈接受可能使我們對美的准確價值產生謬誤的、較為低劣的印象。拉貝瑪演出《安德羅瑪克》、《反複無常的瑪麗安娜》、《菲德爾》，這是我的想象力渴望已久的精彩場面。如果我能聽見拉貝瑪吟誦這段詩句：聽說您即將離我們遠去，大人……①等等，那我會心醉神迷；就仿佛在威尼斯乘小船去弗拉里教堂欣賞提香②聖母像或者觀看卡帕契奧③的系列畫《斯基亞沃尼的聖喬治》一樣。這些詩句，我已經在白紙黑字的簡單複制品中讀過，但我將看見它們在金嗓子所帶來的空氣和陽光中出現，好比是實現了旅行的夢想，我想到這里時，心便劇烈地跳動。威尼斯的卡帕契奧，《菲德爾》中的拉貝瑪，這是繪畫藝術和戲劇藝術中的傑作，它們所具有的魅力使它們在我身上富有生命力，使我感到卡帕契奧和威尼斯、拉貝瑪和《菲德爾》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如果我在盧浮宮的畫廊里觀看卡帕契奧的畫，或者在某出我從未聽說的戲中聽拉貝瑪朗誦，我便不會再產生美妙的驚歎，不會再感到終于看見使我夢繞魂縈的、不可思議的、無與倫比的傑作，其次，既然我期待從拉貝瑪的表演中得到高貴和痛苦的某些方面的啟示，如果女演員用她卓越和真實的藝術來表演一部有價值的作品，而不是在平庸粗俗的情節上添點兒真和美，那麼，這種表演會更加卓越和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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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德爾》第五幕第一場的台詞。

②提香（1477—1576），意大利畫家。

③卡帕契奧（1455—1525），意大利畫家。

總之，如果拉貝瑪表演的是一出新戲，我便難以對她的演技和朗誦作出判斷，因為我無法將我事先不知道的台詞與她的語調手勢所加之于上的東西區別開，我會覺得它們和台詞本是一體。相反，我能倒背如流的老劇本仿佛是特有的、准備好的廣大空間，我能完全自由地判斷拉貝瑪如何將它當作壁畫而發揮她那富有新意的創造力。可惜幾年前她離開了大舞台，成為一個通俗劇團的名角，為它立下汗馬功勞。她不再表演古典戲劇。我常常翻閱廣告，但看到的總是某某時髦作家專門為她炮制的新戲。有一天，我在戲欄里尋找元旦那一周的日場演出預告，第一次看到——在壓軸節目中，因為開場小戲毫無意義，它的名字顯得晦暗，其中包含對我陌生的一切特殊情節——拉貝瑪夫人演出《菲德爾》中的兩幕，還有第二天第三天的《半上流社會》和《反複無常的瑪麗安娜》。這些名字象《菲德爾》名字一樣，在我眼前顯得晶瑩可鑒、光亮照人（因為我很熟悉它們），閃爍著藝術的微笑。它們似乎為拉貝瑪夫人增添光彩，因為在看完報上的節目預告以後，我又讀到一則消息，說拉貝瑪夫人決定親自再次向公眾表演往日創造的角色。看來藝術家知道某些角色的意義不僅限于初次上演、使觀眾一新耳目，或再次上演而大獲成功。她將所扮演的角色視作博物館的珍品——向曾經欣賞珍品的老一代或未曾目睹珍品的新一代再次展示的珍品，這的確是十分有益的。在僅僅用來消磨夜晚時光的那些演出的預告中，她塞進了《菲德爾》這個名字，它並不比別的名字長，也未采用不同的字體，但她心照不宣地將它塞了進去，仿佛女主人在請客人入席時，將他們——普通客人——的名字一一告訴你，然後用同樣的聲調介紹貴賓：阿納托爾·法朗士先生。

給我看病的醫生，即禁止我作任何旅行的那位，勸父母不要讓我去看戲，說我回來以後會生病的，而且可能病得很久，總之，我的痛苦將大于樂趣。如果我期待于劇院的僅僅是樂趣，那麼，這種顧慮會使我望而卻步，因為痛苦將會淹沒樂趣。然而——正如我夢寐以求的巴爾貝克之行、威尼斯之行一樣——我所期待于這場演出的，不是樂趣，而是其他，是比我生活的世界更為真實的世界的真理。這些真理，一旦被我獲得，便再也不會被我那閑散生活中無足輕重的小事所奪去，即使這些小事使我的肉體承受痛苦。我在劇場中所感到的樂趣可能僅僅是感知真理的必要形式，但我不願它受到影響和破壞，我盼望自己在演出結束以後才像預料中的那樣感到身體不適。我懇求父母讓我去看《菲德爾》，但是自從見過醫生以後，他們便執意不允。我時時為自己背誦詩句：聽說您即將離我們遠去……我的聲調盡量抑揚頓挫，以便更好地欣賞貝瑪朗誦中的不平凡之處。她的表演所將揭示的神聖的美如同聖殿中之聖殿一樣隱藏在帷幔之後，我看不見它，但我時時想象它的新面貌。我想到希爾貝特找到那本小冊子中的貝戈特的話：“高貴的儀表，基督徒的樸素，冉森派的嚴峻，特雷澤公主及克萊芙公主①，邁錫尼的戲劇②，澤爾菲的象征③，太陽的神話”。這種神聖的美不分晝夜地高踞在我內心深處的、永遠燭火通明的祭壇之上，而我那嚴厲而輕率的父母將決定我能否將這位女神（她將在原來隱藏著她無形形象的地方顯露真面目）的美吸進，永遠吸進我的精神之中。我的目光凝視著那難以想象的形象，我整日與家庭的障礙搏斗，但是當障礙被掃平，當母親——盡管這個日場戲正好是委員會開會，而會後父親將帶德·諾布瓦先生來家吃飯的那一天——對我說：“唉，我們不願意使你不高興，如果你實在想去那就去吧。”當一直作為禁忌的戲院此刻只由我來決定取舍，我將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實現宿願時，我卻反而猶豫不決，是該去還是不該去，是否除了父母的反對以外尚有其他否定的理由。首先，雖然他們最初的殘酷讓我討厭，但此刻的允諾卻使我覺得他們十分親切。因此，一想到會使他們難過，我自己就感到難過，在這種情緒之下，生活的目的對我來說似乎不再是真理，而是柔情，生活的好與壞的標准似乎只是由我父母快活還是不快活而定。“如果這會使您不快活的話，我就不去了，”我對母親這樣說。她卻反過來叫我不必有這種顧慮，這種顧慮會破壞我從《菲德爾》中得到的樂趣，而她和父親正是考慮到我的樂趣才解除禁令的。這樣一來，樂趣似乎成為某種十分沉重的義務。其次，如果看戲歸來病倒的話，我能很快痊愈嗎？因為假期一結束，希爾貝特一回到香榭麗舍大街，我便要去看她。為了決定看不看戲，我將這全部理由與我對拉貝瑪完美藝術的想象（雖然它在面紗下難以看見）作比較，在天平的一端我放上“感到媽媽憂愁，可能去不了香榭麗舍大街”，在另一端放上“冉森派的嚴峻，太陽的神話”，但是這些詞句本身最後在我思想中變得晦暗，失去了意義，失去了分量。漸漸地，我的猶豫變得十分痛苦，我完全可能僅僅為了結束這種猶豫，一勞永逸地擺脫這種猶豫而決定去看戲。我完全可能任人領到劇院，但不是為了得到精神啟示和完美藝術的享受，而是為了縮短痛苦；不是為了謁見智慧女神，而是謁見在女神面紗之下偷梁換柱的、既無面孔又無姓名的無情的神明。幸虧突然之間一切都起了變化。我去看拉貝瑪表演的夙願受到了新的激勵，以至我急切和興奮地等待這個日場，原因是那天當我像每日一樣來到戲劇海報圓柱前時（我像柱頭隱士那樣佇立在那里，這種時刻近來變得更嚴峻），我看到了第一次剛剛貼上去的、仍然潮濕的、詳盡的《菲德爾》演出海報（其實其他演員並不具有足以使我作出決定的魅力）。這張海報使我原先猶豫不決的那件事具有了更為具體的形式，它近在眼前，幾乎正在進行之中——因為海報上落款的日期不是我看到它的那一天，而是演出的那一天，而落款的鍾點正是開幕的時刻。我在圓柱前高興得跳了起來。我想，到了那一天，在這個准確的鍾點，我將坐在我的座位上，等著拉貝瑪出台。我擔心父母來不及為外祖母和我訂兩個好座位，便一口氣跑回家，如癡如呆地望著那句富有魅力的話：“正廳不接待戴帽的女士。兩點鍾後謝絕入場”，這句話取代了我腦中的“冉森派的嚴峻”和“太陽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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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古典悲劇女主人公菲德爾及小說人物克萊芙公主，這是兩種不同的典型。

②希臘初期文化。

③澤爾菲是古希臘城，有太陽神阿波羅的聖殿。

可惜，這頭一場戲使我大失所望。父親提議在去委員會時順便將外祖母和我帶到劇場。出門時他對母親說：“想法弄一頓豐盛的晚餐吧，你大概還記得我要帶德·諾布瓦來吧。”母親當然沒有忘記。從前一天起，弗朗索瓦絲就沉浸在創造熱情之中。她很高興在烹調藝術上露一手，這方面她的確極有天賦。她聽說來客是一位新客，更為興奮，決定按她的秘方烹制凍汁牛肉。她對構成她作品的原料的內在質量極為關切，親自去中央菜市場選購最上等的臀部肉、小腿肉和小牛腿，就好像米開朗琪羅當年為修建朱爾二世的陵墓而用八個月時間去卡拉雷山區挑選最上等的大理石。弗朗索瓦絲興沖沖地出出進進，她那緋紅的面孔不禁使母親擔心這位老女仆會累垮，就象美第奇陵墓的雕刻師①當年累倒在皮特拉桑塔石礦里一樣。而且從前一天起，她便吩咐人將那粉紅色大理石一般的、她所稱作的“內約”火腿，裹上面包屑送到面包房去烤。她第一次聽人談到“約克”火腿時，便以為自己聽錯了，以為別人說的是她知道的那個名字——她低估了語言的豐富性，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麼可能同時存在“約克”和“紐約”呢？真令人難以相信。此後，每當她聽見或在廣告上看見“約克”這個名字時，她便認為是“紐約”，並將“紐”讀作“內”。因此她一本正經地對打下手的廚娘說：“你去奧莉達店買點火腿。太太一再囑咐要‘內約’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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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米開朗琪羅。

如果說這一天使弗朗索瓦絲體驗到偉大創造者的熾熱信心，那麼，我感受到的卻是探索者的難以忍受的焦慮。當然，在聽拉貝瑪朗誦以前，我是愉快的。在戲院門前的小廣場上，我感到愉快，兩小時以後，路燈將照亮廣場上栗樹的細枝，光禿的栗樹將發出金屬般的反光。在檢票員（他們的挑選、提升、命運全部取決于那位著名女演員，只有她掌握整個機構的管理權，而默默無聞地相繼擔任領導的經理只是有名無實的匆匆過客而已）面前，我感到愉快；他們索取我們的票，卻不看我們，他們焦急不安：拉貝瑪夫人的命令是否全部通知了新職工，他們是否明白決不能雇人為她鼓掌，是否明白在她上台以前不要關窗，而要在她上台以後關上所有的門，是否知道應在她身旁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放上一罐熱水以便控制舞台塵土。再過一會兒，她那輛由兩匹長鬃馬駕轅的馬車將來到劇院門口，她將身著皮大衣由車上下來，不耐煩地回答別人的招呼，並且派一位隨從去前台看看是否為她的朋友們保留了座位，並且打聽場內的溫度、包廂的客人、女引座員的服飾。在她眼中，劇場和觀眾僅僅是她將穿在外面的第二件衣服，是她的天才將通過的或優或劣的導體媒介。在劇場里，我也感到愉快。自從我得知大家共一個舞台時，與我幼稚的想象力長期所遐想的相反，我便以為，既然周圍是人群，那麼別的觀眾一定會妨礙你看得真切，然而，正相反，由于某種仿佛象征一切感知的布局，每個觀眾都感到自己處于劇場中心，這使我想起弗朗索瓦絲的話。有一次，我父母讓她去看一出情節劇，座位在五樓，但她回來時說她的座位再好也沒有了，她絲毫不感到太遠，相反卻感到膽怯，因為生動而神秘的帷幕近在咫尺。我開始聽見從帷幕後面傳來模糊的聲音，音量越來越大，就象雛雞在破殼而出以前發出的聲響。此刻我更為愉快，因為雖然我們的目光無法穿透帷幕，但帷幕後面的世界正在注視我們。突然，來自帷幕後的聲音顯然向我們發出信號，它變成無比威嚴的三下響聲，象火星上的信號一樣動人心弦。幕布拉開，舞台上出現了十分普通的寫字桌和壁爐，它們表明即將上場的不是我在一次夜場中所看見的朗誦演員，而是在這個家中生活的普通人；我闖入他們的生活中去，而他們看不見我。這時，我的樂趣有增無減，但它卻被短暫的不安所打斷，因為正當我屏息靜氣地等待開演時，兩個男人走上了舞台，他們氣勢洶洶、大聲吵嚷，劇院里的一千多觀眾聽得十分清楚（而在小咖啡店里，要知道兩個斗毆的人在說什麼，必須問侍者）。這時，我驚奇地看到觀眾並不抗議，而是洗耳恭聽，而且沉浸在一片寂靜之中，偶爾從這里或那里響起笑聲，于是我明白這兩個蠻橫無禮的人正是演員，明白那個稱作開場戲的小戲已經開始了。接下來是長長的幕間休息，觀眾重新就座以後，不耐煩地跺起腳來。這使我很擔心。每當我在訴訟案的報導中讀到某位心地高尚者將一己的利益置之度外而為無辜者出庭辯護時，我總感到擔心，唯恐人們對他不夠和氣，不夠感激，不給他豐厚的酬勞，以至他傷心氣餒而轉到非正義一邊。在這一點上，我將天才與德行相比，因此也同樣擔心拉貝瑪會對缺乏教養的觀眾的無禮感到氣惱，我真盼望她在觀眾席上能滿意地認出幾位其判斷頗有分量的名流，因而不賣勁，以表示對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我用哀求的目光看著這些跺腳的野人，他們的憤怒會將我來此尋求的那個脆弱而寶貴的印象打得粉碎。最後，《菲德爾》的前幾場戲給我帶來愉快的時光。第二幕開始時，菲德爾這個人物還不出場。然而，第一道幕，接著第二道紅絲絨幕——它在這位明星的表演中加強舞台深度——拉開，一位女演員從台底上場，容貌和聲音酷似人們向我描繪的拉貝瑪。這麼說，拉貝瑪換了角色，我對忒修斯的妻子①的精細研究算是白費工夫了。然而又一位女演員上場與第一位對話，我把第一位當作拉貝瑪顯然是弄錯了，因為第二位更像她，而且朗誦的聲調惟妙惟肖。這兩位都往角色中增加了高貴的手勢——她們撩起美麗的無袖長衣，使我明顯地注意到這一點，並明白了手勢和台詞的關系——和巧妙的聲調。它時而熱情、時而諷刺，我明白了曾在家中讀過但未加留心的詩句究竟何所指。但是，突然，在聖殿的紅絲絨幕布的開啟處（仿佛是鏡框），出現了一個女人。于是我感到害怕，而這種害怕可能比拉貝瑪本人還害怕。我害怕有人開窗從而使她感到不適；害怕有人搓揉節目單從而破壞她的某句台詞；害怕人們為她的同伴鼓掌而對她的掌聲不夠熱烈從而使她不高興。我產生了比拉貝瑪本人的想法更加絕對的念頭，認為從此刻起，劇場、觀眾、演員、戲，以及我本人的身體都只是聲音介質，只有當它們有利于抑揚頓挫的聲音時才具有價值。這時我立刻明白我剛才欣賞片刻的那兩位女演員與我專程前來聆聽的這個女人毫無共同之處。然而我的樂趣也戛然中止。我的眼睛、耳朵、思想全部集中于拉貝瑪身上，唯恐漏過任何一點值得我贊歎的理由，但一無所獲。我甚至未在她的朗誦和表演中發現她的同伴們所使用的巧妙的聲調和美麗的姿勢。我聽著她，就仿佛在閱讀《菲德爾》，或者仿佛菲德爾正在對我講話，而拉貝瑪的才能似乎並未給話語增加任何東西。我多麼想讓藝術家的每個聲音、每個面部表情凝住不動，長時間地凝住，好讓我深入進去，努力發現它們所包含的美。我至少做到思想敏捷，在每個詩句以前准備好和調整好我的注意力，以免在她念每個字或作每個手勢期間我將時間浪費在准備工作上。我想依靠這種全神貫注的努力，進入台詞和手勢的深處，仿佛我擁有長長的幾個小時一樣。然而時間畢竟十分短暫！一個聲音剛剛傳進我耳中便立刻被另一個聲音所替代。在一個場面中，拉貝瑪靜止片刻，手臂舉到臉部的高處，全身浸沉在暗綠色的照明光線之中，背景是大海、這時全場掌聲雷動、然而刹那間女演員已變換了位置，我想仔細欣賞的那個畫面已不複存在。我對外祖母說我看不清，她便將望遠鏡遞給我。然而，當你確信事物的真實性時，用人為的手段去觀察它並不能使你感到離它更近。我認為我在放大鏡中所看到的不再是拉貝瑪，而是她的圖像。我放下望遠鏡，但我的眼睛所獲得的那個被距離縮小的圖像也許並不更准確。在這兩個拉貝瑪中，哪一個是真實的？我對這段戲曾寄予很大希望，何況她的同伴們在比這遜色得多的片斷中曾不斷向我揭示巧妙的弦外之音。我料想拉貝瑪的語調肯定比我在家中閱讀劇本時所想象的語調更令人驚歎，然而，她甚至沒有達到奧儂娜或阿里西所可能使用的朗誦技巧，她用毫無變化的單調節奏來朗誦那一長段充滿對比的獨白，那些對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一位不太聰明的悲劇演員，甚至中學生，都不可能不覺察它的效果。她念得很快，當她念完最後一句話時，我的思想才意識到她在前幾句台詞中所故意使用的單調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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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菲德爾，下文中的希波托斯、奧儂娜、阿里西皆為《菲德爾》中的人物。

終于，在觀眾狂熱的掌聲中，我最初的贊佩之情爆發了。我也鼓起掌來，而且時間很長，希望拉貝瑪出于感激而更加賣力，那樣一來，我便可以說見識過她最精湛的演技了。奇怪的是，觀眾熱情激昂的這一時刻，也正是拉貝瑪作出美妙創新的時刻（我後來才知道）。當某些超先驗的現實向四周投射射線時，群眾是最早的覺察者。例如，發生了重大事件，軍隊在邊境上處于危急之中或者潰敗，或者告捷，這時傳來的消息模糊不清，未給有教養者帶來任何重要信息，但卻在群眾中引起巨大震動。有教養者不免對震動感到吃驚，但當他們從專家那里獲悉真實的軍事形將以後，就不能不佩服民眾覺察這種“光暈”（它伴隨重大事件，在百里之外也可被人看見）的本領。人們獲悉戰爭捷報，或者是在事後，在戰爭結束以後，或者是在當時，從門房興高采烈的神氣中感知。同樣，人們發現拉貝瑪演技精湛，或者是在看完戲一周以後從批評家那里得知，或者當場從觀眾的喝彩聲中得知。然而，群眾的這種直接認識往往和上百種錯誤認識交織在一起，因此，掌聲往往是錯誤的，何況它是前面掌聲的機械後果，正如風暴使海水翻騰，即使當風力不再增大，海浪也仍然洶湧一樣。管他呢，我越鼓掌就越覺得拉貝瑪演得好。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普通婦女說：“她可真賣勁，用力敲自己，滿台跑，這才叫演戲哩。”我很高興找到這些理由來證明拉貝瑪技藝高超，但同時也想到它們說明不了問題。農民感歎說：“畫得多麼好！真是妙筆！瞧這多美！多細！”這難道能說明《蒙娜麗莎》或本韋努托①的《珀耶修斯》嗎？但我仍然醉飲群眾熱情這杯粗酒。然而，當帷幕落下時，我感到失望，我夢寐以求的樂趣原來不過如此，但同時，我需要延長這種樂趣，我不願離開劇場從而結束劇場的經曆——在幾個小時里它曾是我的生活，我覺得直接回家好比是流放；幸虧我盼望到家以後能從拉貝瑪的崇拜者口中再聽到關于她的事，這位崇拜者正是那位使我獲准去看《菲德爾》的人，即德·諾布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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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韋努托（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

晚飯前，父親把我叫進書房，將我介紹給德·諾布瓦先生。我進去時，大使站起來，彎下他那高大的身軀向我伸出手，藍色的眼睛關注地看著我。在他作為法蘭西的代表的任職期間，人們往往將過往的外國人介紹給他，其中不乏多少有點名氣的人物，甚至著名歌唱家；而他明白，有朝一日，當人們在巴黎或彼得堡提起這些人時，他便可以誇耀說曾在慕尼黑或索非亞和他們一同度過夜晚，因此他養成了這種習慣：親切地向對方表示認識他有多麼榮幸。此外，他認為，在外國首都的居留期間，他既能接觸來往于各國首都的有趣人物，又能接觸本地居民的習俗，從而對不同民族的曆史、地理、風俗以及對歐洲的文化運動獲得深入的、書本上所沒有的知識，因此他在每個新來者身上應用尖銳的觀察力，好立即弄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人。長久以來，他不再被派駐國外，但每當別人向他介紹陌生人，他的眼睛便立即進行卓有成效的觀察，仿佛眼睛並未接到停職通知，同時他的舉止談吐試圖表明新來者的名字對他並不陌生。因此，他一面和氣地、用自知閱曆頗深的要人的神氣和我談話，一面懷著敏銳的好奇心，並出于他本人的利益而不停地觀察我，仿佛我是具有異域習俗情調的、頗具教益的紀念性建築物，或者是巡回演出的明星。因此他既象明智的芒托爾①那樣莊嚴與和藹，又象年輕的阿納加西斯②那樣充滿勤奮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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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芒托爾，古希臘神話中的智者。

②阿納加西斯，公元前六世紀哲學家。此處指十八世紀出版的《青年阿納加西斯希臘游記》。

關于《兩個世界評論》，他絕口不提為我斡旋，但對我過去的生活及學習，對我的興趣，卻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我這是頭一次聽見別人將發揮興趣愛好作為合理的事情來談論，因為在此以前，我一直認為應該壓制興趣愛好。既然我愛好文學，他便使話題圍繞文學，並且無比崇敬地談論它，仿佛它是上流社會一位可尊敬的、迷人的女士。他曾在羅馬或德累斯登與她邂逅而留下美妙的回憶，但後來由于生活所迫而很少有幸再與她重逢。他帶著幾乎放蕩的神情微笑，仿佛羨慕我比他幸運、比他悠閑，能與它共度美好時光。但是，他的字眼所表達的文學與我在貢布雷時對文學所臆想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是我明白我有雙重理由放棄文學。以前我僅僅意識到自己缺乏創作的天賦，而現在德·諾布瓦先生使我喪失創作欲望。我想向他解釋我的夢想。我激動得戰栗，唯恐全部話語不能最真誠地表達我曾感覺到、但從未試圖向自己表明的東西。我語無倫次，而德·諾布瓦先生呢，也許出于職業習慣，也許出于要人們所通常具有的漠然態度（既然別人求教于他，他便掌握談話的主動權，聽任對方局促不安、使出全身解數，而他無動于衷），也許出于想突出頭部特點的願望（他認為自己具有希臘式頭型，盡管有濃密的的頰須），當你向他闡述時，他的面部絕對地靜止不動，使你以為面前是石雕陳列館里一座古代胸像——而且是耳聾的！突然間，就像拍賣行估價人的錘聲或者代爾夫的神諭，響起了大使的回答，它令人激動，因為你從他那木然的臉上無法猜到他對你的印象或者他即將發表什麼意見。

“正巧，”他不眨眼地一直盯著結結巴巴的我，突然下結論似地說，“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兒子，mutatismutandis①，和你一樣。（于是他用一種安慰的口氣談起我們的共同傾向，仿佛這不是對文學，而是對風濕病的傾向，而他想告訴我我不會因此喪生）。他放棄了父親為他安排的外交仕途，不顧流言蜚語投身創作。當然他沒有什麼可後悔的。兩年以前——他的年齡當然比你大得多——他發表了一部作品，是關于對維多利亞—尼昂薩湖②西岸的‘無限性’的感觸。今年又寫了一本小冊子，篇幅稍短，但筆鋒犀利，甚至尖刻，談的是保加利亞軍隊中的連發槍。這兩本書使他成為了不起的人物。他已經走了一大段路，不會中途停下來的。在倫理科學院里，人們曾兩三次提到他，而且毫無貶謫之意，雖然目前還未考慮提他為候選人。總之，他還不能算聲譽顯赫，但他的頑強搏斗已經贏得了優越的地位和成就。要知道成功並不總是屬于那些騷動者、挑撥者、制造混亂者（他們幾乎都自命不凡）。他通過努力一舉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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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此處意為：基本上。

②維多利亞—尼昂薩湖是赤道非洲的一個大湖。

父親已經看見我在幾年以後成為科學院院士了，因此十分得意，而德·諾布瓦先生又將這種滿意推向高峰，因為他在仿佛估計自己行動後果的片刻猶豫以後，遞給我一張名片，並說：“你去見見他吧，就說是我介紹的。他會給你一些有益的忠告。”他的話使我激動不安，仿佛他宣布了我次日就將登上帆船當見習水手。

我從萊奧妮姨母那里繼承了許多無法處置的物品和家具，以及幾乎全部現金財產（她在死後表達了對我的愛，而在她生前我竟一無所知）。這筆錢將由父親代管，直到我成年，因此父親請教德·諾布瓦先生該向何處投資。德·諾布瓦先生建議購買他認為十分穩妥的低率證券，特別是英國統一公債及年息百分之四的俄國公債。他說：“這是第一流的證券，息金雖然不是太高，但本金至少不會貶值。”至于其他，父親簡略地告訴客人自己買進了什麼，客人露出一個難以覺察的微笑，表示祝賀。德·諾布瓦先生和所有資本家一樣，認為財富是值得羨慕的東西，但一當涉及他人的財產時，他認為以心照不宣的神氣表示祝賀則更為得體。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家財萬貫，他便將遠不如他闊氣的人也看作巨富，同時又欣慰而滿意地品味自己在財富上的優越地位。他毫不猶豫地祝賀父親在證券的“結構”問題上表現出“十分穩妥、高雅、敏銳的鑒賞力”，仿佛他賦予交易證券的相互關系，甚至交易證券本身以某種美學價值似的。父親談到一種比較新的罕為人知的證券，這時德·諾布瓦先生便說（你以為只有你讀過這本書，其實他也讀過）：“我當然知道啦，有一陣子我注意它的行情，很有趣，”同時露出對回憶入迷的微笑，仿佛他是某雜志的訂戶，一段一段地讀過那上面長篇連載的最新小說。“我不勸阻您購買將發行的證券，它很有吸引力，價格也很有利。”至于某些老證券，父親已記不清它們的名稱了，往往將它們與類似的證券相混淆，因此便拉開抽屜取出來給大使看。我一見之下大為著迷；它們帶著教堂尖頂及寓意圖像的裝飾，很像我往日翻閱的某些富于幻想的古老書刊。凡屬于同一時期的東西都很相似。藝術家既為某一時期的詩歌作畫，同時也受雇于當時的金融公司。河泊開發公司發行的記名證券，是一張四角由河神托著的、飾有花紋的長形證券，它立即使我回憶起貢布雷雜貨店櫥窗里掛著那些《巴黎聖母院》和熱拉爾·德·內瓦爾①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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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熱拉爾·德·內瓦爾（1808—1855），法國著名作家。

父親瞧不起我這種類型的智力，但這種蔑視往往被親子之愛所克制，因此，總的來說，他對我做的一切采取盲目的容忍態度。他不加思索地叫我取來我在貢布雷散步時所寫的一首散文短詩。當年我是滿懷激情寫的，因此，我覺得誰讀到它都會感動不已。然而，德·諾布瓦先生絲毫未被感動，他交還給我時一言不發。

母親一向對父親的事務畢恭畢敬，此時她走了進來，膽怯地問是否可以開飯。

她唯恐打斷了一場她不應介入的談話。此刻父親確實在向侯爵談到將在下一次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必要措施，他那特殊的聲調使人想起兩位同行——好比兩位中學生——在外行面前交談的口吻，他們由于職業習慣而享有共同的回憶，但既然外行對此一無所知，他們當著這些外行的面提起往事時只能采取歉然的口吻。

此刻，德·諾布瓦先生的面部肌肉已經達到了完美的獨立，因此他能夠以聽而不聞的表情聽人說話：父親終于局促不安起來：“我本來想征求委員會的意見……”在轉彎抹角以後，他終于說道。可是，從這位貴族氣派的演奏能手的面孔上、從他那像樂師一樣呆滯地靜等演奏時刻的面孔上，拋出了這句話，它不緊不慢，幾乎用另一種音色來結束已經開始的樂句：“當然，您完全可以召集委員們開會，何況您認識他們每一個人，讓他們來一趟就行了。”顯然，這個結束語本身毫無新奇之處，但是，在它以前的那個狀態使它顯得突出，使它象鋼琴上的樂句那樣清脆晶瑩，十分巧妙地令人耳目一新，就好比在莫紮特的協奏曲中，一直沉默的鋼琴按規定的時刻接替了剛才演奏的大提琴。

“怎麼樣，對戲滿意嗎？”在餐桌前就坐時，父親問我道。他有意讓我顯露一番，認為我的興奮會博得德·諾布瓦先生的好感。“他剛才去聽拉貝瑪的戲了，您還記得我們曾經談起過。”他轉身對外交家說，采取一種回顧往事的、充滿技術性的神秘語調，仿佛他談的是委員會。

“你一定會十分滿意吧，特別是你這是第一次看她演出。令尊本來擔心這次小小的娛樂會有損于你的健康。看來你不是十分結實，一個文弱書生。不過我叫他放心，因為現在的劇場和二十年前可是大不一樣。座位還算舒適，空氣也不斷更換，當然我們還得大大努力才能趕上德國和英國，他們在這方面，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都比我們先進。我沒有看過拉貝瑪夫人演《菲德爾》，但我聽說她的演技極為出色。你肯定很滿意吧？”

德·諾布瓦先生比我聰明千倍，他肯定掌握我未能從拉貝瑪的演技中悟出的真理，他會向我揭示的。我必須回答他的提問，請他告訴我這個真理，這樣一來，他會向我證明我去看拉貝瑪演出確實不虛此行。時間不多，應該就基本點提出疑問，然而，哪些是基本點呢？我全神貫注地思考我所得到的模糊印象，無暇考慮如何贏得德·諾布瓦的贊賞，而是一心想從他那里獲得我所期望的真理，因此我結結巴巴地講著，顧不上借用現成的短語來彌補用詞之貧乏，而且，為了最終激勵他說出拉貝瑪的美妙之處，我承認自己大失所望。

“怎麼，”父親惱怒地叫了起來，因為我這番自認不開竅的表白會給德·諾布瓦先生留下不好的印象：“你怎麼能說你沒感到絲毫樂趣呢？外祖母講你聚精會神地聽拉貝瑪的每一句台詞，瞪著大眼睛，沒有任何觀眾像你那樣。”

“是的，我的確全神貫注，我想知道她的出類拔萃表現在什麼地方。當然，她演得很好……”

“既然很好，你還要求什麼呢？”

“有一點肯定有助于拉貝瑪夫人的成功，”德·諾布瓦先生說。他特別轉頭看著母親，一來避免將她撇在談話之外，二來也是認真地對女主人表示應有的禮貌，“那就是她在選擇角色時所表現的完美鑒賞力，正是鑒賞力給她帶來了名副其實的成功，真正的成功。她極少扮演平庸角色，這一次扮演的是菲德爾。再說，她的鑒賞力也體現在服裝和演技中。她經常去英國和美國作巡回演出，並且大獲贊賞，但是她沒有染上庸俗習氣，我指的不是約翰牛，那未免不夠公允，至少對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來說不夠公允，我指的是山姆大叔。她從來沒有過度刺目的顏色，從來沒有聲嘶力竭的叫喊。她那美麗的悅耳的聲音為她增添光彩，而她對聲音的運用竟如此巧妙，真可謂聲樂家！”

演出既已結束，我對拉貝瑪的藝術的興趣便不再被現實所壓制和約束，它越來越強烈，但我必須為它尋找解釋。再說，當拉貝瑪表演時，她對我的眼睛和耳朵提供的是在生活中渾然一體的東西，我的興趣僅僅予以籠統的關注，而未加任何區分或分辨，因此此刻，它在這番稱贊藝術家樸實無華和情趣高尚的頌詞中高興地發現一種合理解釋，它施展吸引力，將溢美之詞據為己有，正好比一位樂天的醉漢將鄰居的行為據為己有並大發感慨一樣。“是的，”我心里想，“多麼美妙的聲音，沒有喊叫，多麼樸素的服裝！挑了菲德爾這個角色，又是多麼明智！不，我沒有失望。”

胡羅卜牛肉冷盤出現了。在我家廚房的“米開朗琪羅”的設計下，牛肉躺在如晶瑩石英一般的、碩大的凍汁晶體之上。“您的廚師是第一流的，夫人，”德·諾布瓦先生說，“難得呀！我在國外時往往不得不講排場，因此我明白找一個高超的廚師多麼不容易。您這真是盛宴。”

的確如此，弗朗索瓦絲興高采烈地為貴賓准備美餐，好顯顯身手。她賣力地重新施展她在貢布雷時的絕技，沒有客人來吃飯時她已經不願意這樣費心勞神了。

“這是在夜總會，我是指最高級的夜總會，所嘗不到的。燜牛肉，凍汁沒有漿糊氣味，牛肉有胡羅卜的香味，真是了不起！請允許我再加一點。”他一面說，一面做手勢表示還要一點凍汁，“我真想嘗嘗府上的法代爾①的另一種手藝，比方說，嘗嘗她做的斯特羅加諾夫②式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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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代爾，法國十七世紀大孔代親王的著名膳食總管。

②斯特羅加諾夫，為俄國財政家，以家族名字命名的這道菜是奶汁牛肉。

德·諾布瓦先生為了替餐桌增添情趣，給我們端上了他經常招待同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有時他引用某位政治家演說中可笑的複合句（此人慣于此道），句子既冗長臃腫，又充滿自相矛盾的形象。有時他又引用某位文體高雅的外交家的明捷快語。其實，他對這兩種文體的判斷標准與我對文學的判斷標准毫無共同之處。對許多細微區別，我毫不理解。他哈哈大笑加以嘲弄的字句與他贊不絕口的字句，在我看來，並無多大區別。他是另外一種人，關于我所喜愛的作品，他會說：“你看懂了？老實說，我看不懂，我不在行。”而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在反駁或演說中所看到的機智或愚蠢、雄辯或誇張，我都無法領會。既然沒有任何可以被感知的理由來說明此優彼劣，那麼這種文學在我眼中就更為神秘，無比隱晦。我領悟到，重複別人的思想，這在政治上並非劣勢的標志，而是優勢的標志。當德·諾布瓦先生使用報刊上隨手拈來的某些用語，並且配之以強調語氣時，這些用語一旦為他所用就變為行動，引人注意的行動。

母親對菠蘿塊菰色拉寄予很大期望。大使用觀察者的深邃目光對這道菜凝視片刻，然後吃了起來，但保持外交家的審慎態度，不再坦露思想。母親堅持要他再吃一點，德·諾布瓦先生又添了一次，但沒有說出人們所期待的恭維話，只是說：“遵命，夫人，既然這是您的命令。”

“報上說您和狄奧多西國王作過長談。”父親說。

“不錯。國王對面孔有驚人的記憶力。那天他看見我坐在正廳前排便想起了我，因為我在巴伐利亞宮廷里曾經見過他好幾次，當時他並未想到東部王位（您知道，他是應歐洲大會之請而登基的，他甚至猶豫了很久才同意，他認為這個王位與他那全歐最高貴的家族不太相稱）。一位副官走來請我去見國王陛下，我當然樂于從命。”

“您對他這次訪問的結果滿意嗎？”

“很滿意！當初有人擔心這位年輕君主能否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擺脫困境，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我，我完全相信他的政治嗅覺，而且事實遠遠超過了我的希望。根據權威方面的消息，他在愛麗舍宮的致詞，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是他親自起草的，當之無愧地引起各方面的好感。這確實是高招。當然未免過于大膽，但事實證明這種膽略是對的。外交傳統固然有其優點，但正是由于它，我們兩國的關系籠罩在一種令人窒息的、封閉的氣氛中，更換新鮮空氣的辦法便是打破玻璃窗，別人當然無法提出這種建議，只有狄奧多西可以這樣做，而他確實這樣做了。他那襟懷坦蕩的態度令眾人傾倒，他用詞妥貼得體，不愧為母系是博學多才的王公貴族的後代。在談到他的國家和法國之間的關系時，他用的是‘親緣關系’一詞，這種用詞在外交詞彙中極為罕見，但在此卻極為恰當。你瞧文學毫無害處，即使對外交、對君主而言，”他最後這句話是對我說的，“當然，此事早有跡象，兩個強國之間的關系原來就大有改善，但畢竟由他嘴里說了出來。他的話正是人們所期望的，而且用詞巧妙，所以效果驚人。我當然雙手贊同啦。”

“您的朋友福古貝先生多年來致力于改善兩國關系，他一定很高興吧。”

“當然，何況國王陛下像往常一樣，有意讓他喜出望外。再說，從外交部長開始，人人都大吃一驚，無一例外。據說外交部長對此事不甚滿意。別人問他時，他提高嗓門，好讓周圍的人聽見他那直言不諱的回答：‘我既未被征求意見，也未收到通知’，以此明確表示他與此事毫不相干。當然，這件事引起紛紛議論，”他狡黠地笑笑，然後又說，“我不敢擔保那些將‘無為’奉為最高信條的同事不因此坐立不安。至于福古貝，你們知道他由于親法政策而受到猛烈抨擊，這使他很難過，何況此公心地善良，而且很敏感。這一點我可以作證。雖然他比我年輕許多，但我們是老朋友了，常有來往，我很了解他。再說誰不了解他呢？他的心靈清澈見底，這是他可以受指責的唯一缺點，因為外交家沒有必要象他那樣透明。

現在有人提出派他去羅馬，這當然是晉升，但也是‘啃骨頭’。我這是私下對您說，福古貝雖然毫無野心，但對新職不會不高興，他絕不會拒絕這杯苦酒。他也許會干出奇績。他是孔蘇爾塔①所贊同的人。對這樣一位藝術家，法爾內茲宮和卡拉什走廊②是最合適的地方了。至少不會有人恨他。而在狄奧多西國王周圍、有一批依附于威廉街③的奸黨，他們順從地執行威廉銜的意圖，千方百計地給福古貝搗亂。福古貝不但要對付宮廷陰謀，還要對付幫閑文人的辱罵。他們後來像所有被豢養的記者一樣怯懦地求饒，但同時依然故我地刊登流氓無賴對我國代表的無理指責。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敵人圍著福古貝跳頭皮舞④。”德·諾布瓦先生特別著重這最後一個詞：“不過，俗話說：‘早有防范，免遭暗算’。他一腳踢開了誹謗辱罵。”他的聲音更響亮，眼睛射出凶光，以至我們在片刻內停止了吃飯。“有一句漂亮的阿拉伯諺語：‘任憑群犬亂吠，商隊依然前進。’”德·諾布瓦先生拋出這條諺語後瞧著我們，觀察它在我們身上產生什麼效果。效果顯著。我們熟悉它，因為那一年它在有身分的人中間流行，而另一句諺語：“種蒺藜者得刺”卻被淘汰，因為它精力不足，不象“為人作嫁”那樣永不疲勞、永葆活力。要知道這些社會名流的語言采取的是三年一換的輪種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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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孔蘇爾塔，意大利外交部所在地。

②（前）法爾內茲宮，法國駐羅馬使館，其內有由十六世紀畫家卡拉什裝飾的走廊。

③（前）威廉街是德國外交部所在地。

④這是印第安人的舞蹈，勝利者在割下戰敗者的頭皮以前圍著他跳舞。

德·諾布瓦先生在《兩個世界評論》的文章中，擅長使用此種類型的引文，其實它們在有根有據、信息可靠的文章中完全是多余的。德·諾布瓦先生根本不需要這些裝飾，只需挑選關鍵時刻——他也正是這樣做的——就行了，如“聖詹姆斯①已感危機在即”；或者“歌手橋②群情激動，正不安地注視兩頭王朝的自私而巧妙的政策”；或者“蒙泰奇托里奧③發警報”；或者“樂廳廣場④所永遠慣用的兩面手法”。即使是外行的讀者，一看見這些用語便立即明白作者是職業外交家，並表示贊賞。但有人說他不僅僅是職業外交家，他的修養更為卓越，因為他對諺語的運用恰到好處，而其中最完美的典范是“正如路易男爵⑤所說，您給我良好政治，我給您良好財政。”（因為當時還未從東方傳來日本諺語“在交戰中，多堅持一刻者必勝無疑。”）正是這種名人學者的聲譽，以及漠然的面具下所隱藏的名副其實的陰謀天才，使德·諾布瓦先生成為倫理科學學院的院士，而且有人甚至認為他進法蘭西學院也無不可，因為有一次，他在指出為了和英國和解而與俄國聯盟的必要性時，竟然寫道：“有一點應該讓奧爾賽碼頭⑥的人明白，應該寫進所有的地理課本中（這方面確有遺漏），應該作為中學畢業生獲得業士學位的標准，那就是：如果說‘條條大路通向羅馬’，那麼，從巴黎去倫敦必須經過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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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英國外交部。

②指奧地利外交部

③指沙俄外交部。

④指意大利議院。

⑤路易男爵是法王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力普的財政大臣。

⑥指法國外交部。

“總之，”德·諾布瓦先生繼續對父親說，“福古貝這次大為成功，甚至超過他自己的估計。當然他預料會有一篇十分得體的祝酒辭（在近年來的陰云以後這已算是了不起了），但沒有想到比那更勝演說藝術家，他的朗讀、停頓都很有講究，讓聽眾對各種言外之意及微妙之處心領神會。我聽人講過一件很有趣的事，它又一次證明狄奧多西國王充滿那種頗得人心的青春風采。‘親緣關系’一詞可以說是演講中的一大革新，您瞧，它將成為各個使館長期議論的話題。國王陛下在吐出這個詞時，大概想到會使我們這位大使欣喜異常——這是對他的努力、甚至他的夢想的公正的報償，並且會使他獲得元帥權杖——因此他半轉身朝著福古貝，用奧丹尚家族那迷人的眼神盯著他，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說‘親緣關系’這個十分恰當的、新穎不凡的詞。他的聲調表明他使用這個詞是十分慎重的，他對它的份量了如指掌。據說福古貝激動得不能自抑，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據十分可靠的消息說，宴會以後，國王陛下走近夾在人群中的福古貝，低聲對他說：‘您對我這個學生滿意嗎，親愛的侯爵？’顯然，”德·諾布瓦先生又說，“這篇祝酒辭的效力超過了二十年的談判，它更加密切了兩國之間的——用狄奧多西二世的生動語言來說——‘親緣關系’。這僅僅是一個詞，可是您瞧著吧，它會平步青云，全歐洲的報紙都在重複它，它引起了廣泛的興趣，發出了新的聲音。話說回來，這是國王的一貫作風。我不敢說他每天都能發現如此純淨的鑽石，但是，在他精心准備的演講中，或者在他的即興談話中，他少不了塞進一句俏皮話，作為自己的標志——或者說簽名。在這一點上，我決無偏袒之嫌，因為我一向反對這種俏皮話，二十句中有十九句都是危險的。”

“是的。我想德國皇帝最近的電報一定不合您的口味吧。”

父親說。

德·諾布瓦先生抬眼看了一下天花板，仿佛在說：“啊！這家伙！首先，這是忘恩負義，不僅僅是錯誤，而且是犯罪，可以說是駭人聽聞的蠢事！其次，如果沒有人加以制止，那麼這個趕走了俾斯麥的人①很可能漸漸拋棄俾斯麥的全部政策，到了那時，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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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他迫使俾斯麥辭職與英惡交。

“我丈夫告訴我，先生，說您可能在近兩三年的夏天讓他和您一道去西班牙，我真為他高興。”

“是的，這是一個很誘人的計劃。我很高興，我很樂意和您一同旅行，親愛的朋友。您呢，夫人，您打算怎樣度假？”

“不知道。也許和兒子一同去巴爾貝克。”

“啊！巴爾貝克是好地方。幾年以前我去過。那里正在興建漂亮別致的別墅，我想您會喜歡那里的。不過，您能告訴我為什麼看上這個地方嗎？”

“我兒子很想看教堂，特別是巴爾貝克教堂。我最初有點擔心，生怕旅途勞累，特別是吃住不便，會影響他的健康。不過最近聽人說那里蓋了一家很好的飯店，里面有他所必需的舒適設備，那麼他可以住些時候。”

“啊！我得把這消息告訴一位對此很關心的女士。”

“巴爾貝克教堂很了不起吧，先生？”我問道，抑制心中的不快，因為在他眼中，巴爾貝克的魅力在于漂亮別致的別墅。

“不壞，確實不壞，不過，它畢竟無法和精雕細琢的真正珍寶相比，例如蘭斯教堂、夏爾特教堂，以及珍品中之珍品——我最喜愛的巴黎聖教堂。”

“巴爾貝克教堂的一部分屬于羅曼式吧？”

“不錯，是羅曼式，這種風格本身就極為古板，比不上後來的哥特式建築。哥特式優美、新穎，石頭都精雕著花邊。巴爾貝克教堂的確有點與眾不同，你既然到了那里，這個教堂當然值得一游。如果哪天下雨你無處可去，可以進去看看圖維爾①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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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圖維爾（1642—1701），法國元帥。

“您出席昨天外交部的宴會了嗎？我脫不開身。”父親說。

“沒去，”德·諾布瓦先生微笑著回答，“坦白地說，我沒去，而是參加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晚會。我去一位女士家吃飯，你們大概聽說過她，就是美麗的斯萬夫人。”

母親控制住一陣戰栗，因為她比父親敏感，她已經為他即將感到的不快而擔憂。他的不快往往最先被她感知，就好比法國的壞消息最先在國外，然後才在國內被人知曉。但是，她想知道斯萬夫婦接待些什麼人，于是便向德·諾布瓦先生打聽他在那里遇見了誰。

“我的天……去那里的似乎主要是……男士們。有幾位已婚男人，但他們的妻子身體不適，沒有去。”大使用一種故作天真的微妙口吻說，而且環顧左右，他那柔和審慎的目光似乎想沖淡嘲弄，其實反而更巧妙地加強了嘲弄效果。

“應該說，”他繼續說道，“公平地說，那里也有些女士，不過……她們屬于……怎麼說好呢，與其說屬于斯萬（他念成‘斯凡’）的社交圈子，不如說屬于共和派。誰知道呢？也許有一天那里會成為政治沙龍或文化沙龍，而他們似乎也很滿意。我覺得斯萬炫耀得未免過分，老說某某人和某某人下星期邀請他們夫婦，其實，和這些人的交往有什麼值得誇耀呢？他表現得既不穩重，又無趣味，幾乎連分寸也不懂，像他這樣的雅士竟然如此，不能不令人吃驚。他不斷說：‘我們每晚都有宴請，’仿佛這很光彩，仿佛他成了新貴，其實他並不是。他以前有許多朋友，甚至許多女友。在這里我不想說得過頭，也不想過于冒昧，但我認為在他的女友中，至少有一位（盡管不是全部或大部女友）——而且身分顯赫——是不會斷然拒絕和斯萬夫人結識的，那樣一來，會有不少人成為帕尼爾熱羊①，步其後塵。然而，斯萬似乎未作過任何努力。噫，還有內塞爾羅德式布丁②！在這頓盧庫盧斯③式的盛宴以後，我看得去卡爾斯巴德④療養了。也許斯萬感到阻力太大，無法克服。他這門婚事令人不快，這是肯定的。有人說那女士很有錢，這真是胡說八道。總之，這一切似乎叫人不大愉快。斯萬有一位家產萬貫而且聲望極高的姑姑，她丈夫，就財富而言，可算實力雄厚。但是她不但拒絕接待斯萬夫人，而且發起一場名副其實的運動，讓她的朋友和熟人們都抵制斯萬夫人。我這並不是說有哪一位有教養的巴黎人對斯萬夫人有不尊敬的表示……不是！絕對不是！何況她丈夫是勇于決斗的人。總之，這位交游甚廣，而且經常出入上流社會的斯萬居然對這些至少可以稱為三教九流的人們大獻殷勤，未免古怪。我以前認識他，他是一位素有教養，在最高級的社交圈里也聞名一時的人物，但他如今竟然感恩涕零地感謝郵政部辦公室主任大駕光臨，而且詢問斯萬夫人‘能否有幸’拜訪主任夫人，這使我感到既吃驚又好笑。他大概不太自在，因為這顯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但是我認為他並不痛苦。在婚前的那幾年里，那個女人確實玩了不少手腕來敲詐他。每當他拒絕她時，她便把女兒從他身邊奪走。可憐，斯萬這位雅士過于天真，他總是認為女兒的被劫持只是巧合，他不願正視現實，而她還時時對他大發雷霆，所以當時人們想，一旦她達到目的，成為他妻子以後，她會更肆無忌憚，他們的生活會成為地獄。然而恰恰相反！斯萬談論妻子的口吻往往成為人們的笑柄，甚至是惡意嘲笑的口實。你總不能要求隱約感覺到自己當了……（你們知道莫里哀的那個詞⑤）的斯萬大肆聲張吧……不過，他把妻子說得那麼賢慧，也未免過分。話說回來，這一切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虛假，顯然她對他是有感情的，只不過這是她所特有的、並非所有的丈夫都喜歡的方式。咱們這是私下說，既然斯萬認識她多年，他又不是白癡傻瓜，他當然知道底細。我並不否認她水性楊花，可是斯萬本人呢，按照你們不難想像的此刻滿天飛的閑言碎語，他也喜歡尋花問柳。然而，她感激他為她做的一切，所以，和大家的擔心相反，她變得象天使一般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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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國十六世紀作家拉伯雷小說中的故事，帕尼爾熱羊即指盲目模仿。

②以英國外交家內塞爾羅德命名的布丁（主要原料為栗子泥）。

③盧庫盧斯為古羅馬將軍，以美食者著稱。

④卡爾斯巴德，波希米亞地區療養地。

⑤即莫里哀用的“王八”一詞。

其實奧黛特的變化並不象德·諾布瓦先生所想象的那麼大，她以前一直以為斯萬不會娶她。她曾含沙射影地說某某體面人和情婦結了婚，這時斯萬總是冷冰冰地一言不發。如果她直截了當地問他：“怎麼，他以這種方式回報為他奉獻青春的女人，你不以為然，不認為了不起？”他最多只是冷冷地回答：“我沒說這不好。各人有各人的做法。”她甚至幾乎相信，正如他在氣頭上說的，他會完全拋棄她，因為她曾聽見一位女雕刻家說：“男人什麼都干得出來，他們無情無義。”奧黛特被這句深邃而悲觀的格言所震動，並時時引用，奉為信條。她那失望的神氣仿佛在說：“沒什麼辦不到的事，我要碰碰運氣。”而她以前所遵循的樂觀主義的生活格言是：“對愛你的男人你可以為所欲為，他們是白癡。”她的面部表情只是眨眼睛，仿佛在說：“你別怕，他什麼也不會摔碎的。”奧黛特的一位女友和一個男人同居，時間比奧黛特和斯萬的同居期短，而且也沒有孩子，但她竟讓他娶了她，現在相當受人尊重，並被邀請參加愛麗舍宮的舞會。她對斯萬的行為會作何想法呢？奧黛特為此很苦惱。如果有一位比德·諾布瓦先生思想更為深刻的醫生，他大概會下診斷說奧黛特的乖戾來自這種屈辱和羞愧的感覺，她那窮凶極惡的外在性格並非她的本質，並非不治之症；她還會輕而易舉地預言後來果然發生的事，即一種新的關系——婚姻關系——將使這些難以忍受的、每日發生的、但決非氣質性的沖突奇跡般地立即消聲匿跡。值得驚奇的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對這門婚事感到驚訝，他們大概不明白愛情這個現象具有純粹的主觀性，它是一種創造，它將我們本身的許多因素附加在社會中某人身上，從而創造一個與這同名人毫不相似的人。人們往往感到不可理解：某人竟然在我們眼中如此舉足輕重，其實他們和我們所見到的並非同一個人。然而，說到奧黛特，人們應該看出，雖然（當然）她對斯萬的精神生活並未完全理解，但她至少知道他的研究題目及全部詳情，她熟悉弗美爾①的名字如同熟悉她的裁縫的名字一樣。她了解斯萬的全部性格；這種男人的性格往往被世人忽視或嘲笑，只有在情婦或姐妹眼中它才具有真實的、可愛的形象。我們很珍惜自己的性格，甚至包括我們極想改正的性格，因此，當一個女人對此習以為常並采取寬容和善意打趣的態度（正如我們本人對它習以為常，我們的父母對它習以為常一樣）時，老的愛情便像家庭感情一樣溫柔和強烈。當某人站在我們的角度來評論我們的缺點時，他和我們之間的關系便變得神聖了。在這些特點之中，有一些既涉及斯萬的智力又涉及他的性格，而且，既然根源在于性格，奧黛特對它們最為敏感。她抱怨人們沒有注意到：斯萬在書信和談吐中所表現的眾多特點在他的創作和研究文章中也有所體現。她勸他更發揮這些特點。她之所以樂于這樣是因為她在他身上所欣賞的正是它們，她愛它們是因為它們屬于他，因此她自然而然地希望人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它們。也許她認為更為生動的作品能最後使他成名，並能使她實現她在維爾迪蘭家所夢想的高于一切的事業：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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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美爾（1632—1675），荷蘭畫家。

有些人認為這種婚姻荒唐可笑，他們設身處地地自問：“如果我和德·蒙莫朗西小姐結婚，德·蓋爾芒特先生會怎麼想呢？布雷奧代會怎麼說呢？”二十年前，斯萬可能和他們具有同樣的社會理想。他曾煞費苦心地加入賽馬俱樂部，他曾盼望締結一門顯赫的婚事，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最終成為巴黎最知名的人士。然而，和任何形象一樣，婚事在當事人眼中的形象也必須不斷從外界得到滋補，才不會逐漸衰敗直至完全消失。你最熾熱的願望是對冒犯過你的人進行侮辱，可是，如果你換了一個地方，從此聽不見人們談起他，那麼這個敵人在你眼中將最終變得無足輕重。當初，你是為了某些人而渴望進賽馬俱樂部或法蘭西研究院，但是，如果你和他們二十年不見面，那麼，進入這個機構的前景將失去一切魅力。長期的愛情，如同退休、生病或改宗一樣，以新的形象替代舊形象。斯萬與奧黛特結婚，這並不意味著他放棄社交野心，因為奧黛特早已使他脫離（從俏皮的意義上講）那種野心，而且，如果他尚未脫離，那麼他更令人敬重，因為一般說來，不體面的婚事最受人敬重（所謂不體面，並非指金錢婚姻：由買賣關系而結合的夫妻最終都被上流社會所接納，或是由于傳統，或是由于先例，為了一視同仁），因為它意味著放棄優越的地位以成全純粹感情生活中的樂趣。此外，與不同種族的人，大公夫人或輕浮女人結成配偶，與顯貴女士或卑賤女人結婚（象孟德爾①主義者所實行的或神話中所講述的雜交一樣），這可能給作為藝術家——甚至墮落者——的斯萬帶來某種快感。每當他考慮和奧黛特結婚時，他擔心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而這並非出于附庸風雅，相反，奧黛特不把德·蓋爾芒特夫人放在心上，她想到的不是居于廣闊蒼穹高處的那些人，而僅僅是直接在她頭上的那些人。每當斯萬遐想奧黛特成為他的妻子時，他總是想象如何將她，特別是女兒，引見給洛姆公主，後者在公公死後立即成為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他不願帶她們去別的沙龍。他激動地幻想公爵夫人將如何對奧黛特談到他，奧黛特又會說些什麼。他幻想德·蓋爾芒特夫人會喜歡希爾貝特，會溺愛她，會使他為女兒感到驕傲。他自得其樂地幻想引見的場面，連細節也十分精確，就好比買彩票的人仔細考慮萬一中彩將如何使用那筆由他主觀臆想的款項一樣。如果說人們在作出決定時所臆想的形象往往變成這項決定的動機的話，那麼，可以說斯萬之所以娶奧黛特正是為了將她，將她和希爾貝特私下介紹給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必要的話，永遠沒有別人知道）。下文中我們將看到斯萬盼望妻子和女兒進入上流社會的這個唯一的雄心無法實現，並且遭到斷然拒絕，因此，當斯萬去世時，他以為公爵夫人將永遠不會與她們結識。我們還將看到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在斯萬去世以後開始了德·蓋爾芒特夫人和奧黛特與希爾貝特的交往。他也許可以明智一些——在此暫不議論他對區區小事如此重視——無需對未來過于悲觀，相信他所盼望的會見終將實現，只是他看不到這一天罷了。因果律最終能夠產生幾乎一切效果，包括原先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效果，這個規律有時進展緩慢，由于我們的願望——它竭力使它加快，結果適得其反——以及我們的存在本身而更加緩慢。因此，只有當我們停止希望，甚至停止生存時，它才得以實現。斯萬從親身經驗中不是已經知道這一點了嗎？他和奧黛特的這門婚事在他的生活中——預示在他死後將發生的事——好比是死後幸福。他曾狂熱地愛她——如果說他並非一見鍾情的話——而當他和她結婚時，他已不再愛她，他身上那個熱切希望與奧黛特結成終身伴侶又如此絕望的人已經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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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克斯洛伐克僧侶孟德爾（1822—1884）曾對不同的植物雜交進行研究。

我提到巴黎伯爵，詢問他是否是斯萬的朋友，因為我不願話題從斯萬身上扯開。“不錯，是的。”德·諾布瓦先生轉身對我說，藍藍的眼睛盯著我這個小人物，眼神中如魚得水似地浮動著他巨大的工作才能和吸收能力。“哦，”他接著又對父親說，“我給您講一件有趣的事，這大概不算對我所敬重的親王有所不恭吧（由于我的地位——雖然並非官方地位，我與他並無私人來往）。就在四年前，在中歐國家的一個小火車站上，親王偶然看見了斯萬夫人。當然，他的熟人中無人敢問殿下對她印象如何，那樣未免太不成體統。不過，當她的名字偶爾在談話中被提及時，人們從難以覺察但無可懷疑的跡象看出親王對她的印象似乎不壞。

“難道不可能將她介紹給巴黎伯爵？”父親問道。

“咳！誰知道呢？王公們的事情難說。”德·諾布瓦先生回答道，“顯貴們擅長于索取報償，不過，有時為了酬賞某人的忠誠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顯然，巴黎伯爵一直贊賞斯萬的忠誠，何況斯萬確實頗有風趣。”

“那您自己印象呢，大使先生？”母親出于禮節和好奇心問道。

德·諾布瓦先生一反持重的常態，用行家的口吻熱情地說：

“再好不過了！”

老外交家知道，承認對某位女人產生強烈的興趣，並且以打趣的口吻承認這一點，這便是談話技巧中最受人贊賞的形式，因此他忽然輕聲笑了起來，笑聲持續片刻，他的藍眼睛濕潤了，露著紅色細纖維的鼻翼在翕動。

“她十分迷人！”

“一位名叫貝戈特的作家也是座上客嗎，先生？”我膽怯地問，盡量使話題圍繞斯萬。

“是的。貝戈特也在。”德·諾布瓦先生回答說，同時彬彬有禮地朝我這個方向點點頭。他既然想對父親獻殷勤，便鄭重其事地對待與父親有關的一切，包括我這個年齡的（而且很少為他那個年齡的人所尊重）孩子所提的問題。“你認識他？”他用那雙曾得到俾斯麥贊賞的、既深邃又明亮的眼睛凝視我。

“我的兒子不認識他，但十分欽佩他。”母親說。

“啊呀！”德·諾布瓦先生說（他使我對自己的智力產生了最嚴重的懷疑，因為我所認為的世上最崇高的、比我本人珍貴千倍的東西，在他眼中卻處于贊賞等級的最下層），“我可不敢苟同。貝戈特是我所稱作的吹笛手。應該承認他吹得委婉動聽，但是過于矯揉造作。畢竟這僅僅是吹笛，價值不大。他那些作品松松垮垮，缺乏所謂的結構。缺乏情節，或者說情節過于簡單，更主要的是毫無意義。他的作品從根基上有缺陷，或者干脆說缺乏根基。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越來越複雜，我們很少有時間看書，歐洲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並且也許即將發生更大的變化，我們面臨各種帶有威脅性的新問題，在這種時代，你們會和我一樣認為作家應該是另一種人，而不是學究，因為學究熱衷于對純粹形式的優劣作空洞無用的討論，而使我們忽略了隨時都可能發生的蠻族入侵，外部和內部蠻族的雙重入侵。我知道這是在褻瀆那些先生們所稱作的‘為藝術而藝術’學派，神聖不可侵犯的學派，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有比推敲優美文字更為緊迫的事等著我們。貝戈特的文字相當有魅力，我不否認，可是總的說來太造作，太單薄，太缺乏男子氣。你對貝戈特的評價未免過高，不過我現在更理解你剛才拿出來看的那幾行詩。我看不必再提它了，既然你自己也承認這只是小孩子胡寫的東西（我確實說過，但心里決不是這樣想的）。對于過失，特別是年輕人的過失，要寬大為懷嘛。總之，種種過失，別人也有，在一段時期中以詩人自居的不僅僅是你。不過，你給我看的那篇東西表明你受到貝戈特的壞影響。你沒學到他任何長處，我這樣說想必你不會奇怪，因為他畢竟是某種風格技巧——盡管相當浮淺——的大師，而在你這個年齡是連它的皮毛也無法掌握的。但是你已經表現出和他一樣的缺點——將鏗鏘的詞句違反常理地先排列起來，然後才考慮其含意。這豈不是本末倒置嗎！即使貝戈特的作品中，那些晦澀難懂的形式，頹廢文人的繁瑣詞句又有什麼意思呢？一位作家偶爾放出幾支美麗的焰火，眾人就立即驚呼為傑作。哪有那麼多傑作呢？在貝戈特的家當中沒有任何一本小說是立意頗高的成功之作，沒有任何一本書值得放進書櫥以引人注目。我看一本也沒有。而他本人，比起作品來，更為遜色。啊！一位才子曾說人如其文，這話在他身上可真是反證。他和作品相去十萬八千里。他一本正經、自命不凡、缺乏教養，有時十分平庸，和人說話時像是一本書，甚至不是他自己寫的書，而是一本叫人討厭的書（因為他的書至少不叫人討厭），這就是那個貝戈特。這是一個雜亂無比而又過分雕琢的人，是前人所稱為的浮誇者，而他說話的方式又使他說話的內容令人反感。我不記得是洛梅尼①還是聖伯夫②曾說過，維尼③也以類似的怪癖令人不快，但是貝戈特卻從來沒有寫出像《桑—馬爾斯》及《紅色封印》這樣精彩的作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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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洛梅尼（1815—1878），法國文學家。

②（前）聖伯夫（1804—1869），法國文學家，文學批評家。

③（前）維尼（1796—1863），法國作家，寫過《桑—馬爾斯》及《紅色封印》等小說。

德·諾布瓦先生對我剛才給他看的那段文字所作的議論令我無比沮喪，我又想起每當自己構思文章或者作嚴肅思考時總感到力不從心，于是我再次感到自己本是庸才，毫無文學天賦可言。往日我在貢布雷時曾有過某些微不足道的感受，曾讀過貝戈特的某部作品，大概正是它們使我進入一種似乎頗有價值的遐想狀態，而我的散文詩正是這種狀態的反映。大使是明察秋毫的，他剛才本可以立刻抓住我在完全騙人的幻影中所找到的美，並予以揭露，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讓我明白我是多麼微不足道（我被一位最好心的、最聰明的行家從外部進行客觀評價）。我感到懊喪；自我感覺一落千丈。我的思想好似流體，其體積取決于他人提供的容量，昔日它臌脹，將天才那支巨大容器填得滿滿的，今日它又縮小，驟然被德·諾布瓦先生關閉和限制在狹小的平庸之中。

“我和貝戈特的相識，”他又轉頭對父親說，“對他，對我，都不能不說是一件尷尬的事（也是另一種方式的趣事）。幾年以前，貝戈特去維也納旅行，當時我在那里當大使。梅特涅克公主將他介紹給我，他到使館來並希望我邀請他。既然我是法蘭西的駐外使節，既然他的作品又為法蘭西增光——在某種程度上，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我當然可以拋開我對他私生活的不滿。然而他並非獨自旅行，所以他要求我也邀請他的女伴。我這人不愛假正經，而且，既然我沒有妻室，我完全可以將使館的門開得大一些。然而我忍受不了這種無恥，它令人作嘔，因為他在作品中卻大談德行，甚至干脆教訓人。他的書充滿了永無休止的、甚至疲疲遝遝的分析，這是我們私下說，或者是痛苦的顧慮、病態的悔恨，以及由于雞毛蒜皮的事而引發的冗長的說教（我們知道它值幾文錢），而在另一方面，他在私生活中卻如此輕浮，如此玩世不恭。總之我沒有回答他。公主又來找我，我也沒有答應。因此我估計此公對我不抱好感。我不知道他對斯萬同時邀請我們兩人的這番好意作何評價。或者是他本人向斯萬提出來的，這也很難說，因為他實際上是病人。這甚至是他唯一的借口。”

“斯萬夫人的女兒也在場嗎？”我趁離開飯桌去客廳的這個機會向德·諾布瓦先生提出這個問題。這比一動不動地在飯桌上，在強烈的光線中提問更便于掩飾我的激動。

德·諾布瓦先生似乎努力追憶片刻：

“是的，一位十四五歲的姑娘吧？不錯，我記得在飯前別人把她介紹給我，說是主人的女兒。不，她露面的時間不長。她很早就去睡了，要不就是去女友家了，我記不清楚。看來你對斯萬家的人很熟悉。”

“我常去香榭麗舍街和斯萬小姐玩，她很可愛。”

“啊，原來如此！的確不錯，我也覺得她可愛，不過，說真心話，她大概永遠也比不上她母親，這句話不至于刺傷你熱烈的感情吧？”

“我更喜歡斯萬小姐的面孔，當然我也欣賞她母親。我常去布洛尼林園，就是為了碰見她。”

“啊！我要告訴她們這一切，她們會很得意的。”

德·諾布瓦先生說這話時，態度與其他所有人一樣（雖然為時不長）。這些人聽見我說斯萬是聰明人，說他父母是體面的經紀人，說他家的房子很漂亮，便以為我也會以同樣的口吻來談論同樣的聰明人、同樣體面的經紀人、同樣漂亮的房子。其實，這好比是神經正常的人在與瘋子交談而尚未發現對方是瘋子。德·諾布瓦先生認為愛看漂亮女人是理所當然的事，認為某人對你興奮地談起某某女士時，你便應該佯以為他墮入情網，和他打趣，並答應助他一臂之力，因此，這位要人說要向希爾貝特和她母親談起我（我將象奧林匹斯山的神化為一股流動的氣，或者象米涅瓦①一樣化身為老者，隱身進入斯萬夫人的沙龍，引起她的注意，占據她的思想，使她感謝我的贊賞，將我看作要人的朋友而邀請我，使我成為她家的密友），他將利用自己在斯萬夫人眼中的崇高威信來幫助我。我突然感到無比激動，情不自禁地幾乎親吻他那雙仿佛在水中浸泡過久的、泛白發皺的柔軟的手。我幾乎做出了這個姿勢，以為覺察者僅我一人。對我們每個人來說，要對自己的言行舉止在他人眼中的地位作准確判斷確非易事。我們害怕自視過高，又假定人們生活中的眾多回憶已經在他們身上占據極大的場地，因此我們舉止言行中的次要部分幾乎不可能進入談話對方的意識之中，更不用說留在他們記憶之中了。其實，罪犯的假定也屬于這同一類型。他們往往在事後修改說過的話，以為別人無法對證。然而，即使對人類千年的曆史而言，預言一切都將保存的哲學可能比認為一切將被遺忘的專欄作家的哲學更為真實。在同一家巴黎報紙上，頭版社論的說教者就某件大事、某部傑作，特別是某位“名噪一時”的女歌唱家寫道：“十年以後有誰還記得這些呢？”而在第三版，古文學學院的報告常常談論一件本身並不重要的事實，談論一首寫于法老時代的而且全文仍然為今人所知的、但本身並無多大價值的詩，難道不是這樣嗎？對短暫的人生來說，也許不完全如此。然而，幾年以後，我在某人家里見到剛巧在那里作客的德·諾布瓦先生，我把他當作我所可能遇見的最有力的支持，因為他是父親的朋友，為人寬厚、樂于助人，何況他由于職業和出身而言語謹慎，但是，這位大使剛走，就有人告訴我他曾提到以前那一次晚宴，並說他曾“看見我想親吻他的手”。我不禁面紅耳赤，德·諾布瓦先生談論我時的語氣以及他回憶的內容，使我愕然，它們與我的想象相去萬里！這個“閑話”使我明白，在人的頭腦中，分心、專注、記憶、遺忘，它們的比例多麼出人意外，使我贊歎不已，就象我在馬斯貝羅②的書中頭一次讀到人們居然掌握公元前十世紀阿蘇巴尼巴爾國王邀請參加狩獵的獵手的准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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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涅瓦，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此處老者系指上文中提到的智者芒托爾。

②馬斯貝羅（1846—1916），埃及學專家。

“啊！先生，”當德·諾布瓦先生宣布將向希爾貝特和她母親轉達我的仰慕之情時，我說，“您要是這樣做，您要是對斯萬夫人談起我，那我一生將感激不盡，一生將為您效勞！不過，我要告訴您，我和斯萬夫人並不相識，從來沒有人將我介紹給她。”

我說最後這句話是唯恐對方以為我在吹噓莫須有的交情。可是話一出口，我便感到它毫無用處，因為我那熱情洋溢的感謝辭從一開始就使他降溫。我看見大使臉上露出了猶疑和不滿，眼中露出了下垂的、狹窄的、歪斜的目光（如同一張立體圖中，代表某一面的遠遁的斜線），它注視的僅僅是居于他本人身上的那位無形的對話者，而他們的談話是在此以前一直和他交談的先生——此處即為我——所聽不見的。我原以為我那些話——盡管與我心中洶湧澎湃的感激之情相比軟弱無力——可以打動德·諾布瓦先生，使他助我一臂之力（這對他輕而易舉，而會令我歡欣鼓舞），但我立即意識到它的效果適得其反，甚至任何與我作對的人的惡言惡語也達不到這種效果。我們和一位陌生人交談，愉快地交換對過路人的印象，而且看法似乎一致，認為他們庸俗，但是突然在我們和陌生人之間出現了一道病理鴻溝，因為他漫不經心地摸摸口袋說：“倒黴，我沒帶槍，不然他們一個也活不了。”和這種情景相仿，德·諾布瓦先生知道，結識斯萬夫人，拜訪她，這是再普通、再容易不過的事了，而我卻視作高不可攀，其中必有巨大的難言之隱。因此，當他聽見我這番話時，他認為在我所表達的貌似正常的願望後面，一定暗藏著其他某種想法、某種可疑動機、某個以前的過失，所以至今才沒有任何人願意代我向斯萬夫人致意，因為那會使她不高興的。于是我明白他永遠不會為我出這把力，他可以一年一年地每天與斯萬夫人相見，也決不會——哪怕一次——提到我。不過，幾天以後，他從她那里打聽到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托父親轉告我。當然，他認為沒有必要說明是為誰打聽的。她不會知道我認識德·諾布瓦先生，也不會知道我熱烈渴望去她家。也許這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倒黴。即使她知道這兩點，第二點也不會增加第一點的效力，何況這個效力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因為對奧黛特來說，既然她本人的生活和住宅引不起任何神秘的慌亂，那麼，認識她並拜訪她的人決不如我臆想的是什麼神奇人物。要是可能的話，我真想在石頭上寫上我認識德·諾布瓦先生這幾個字，然後將石頭扔進斯萬家的窗子。我認為，盡管傳遞方式粗野，這個信息會使女主人對我產生敬重而不是反感。其實，如果德·諾布瓦先生接受我的委托的話，它也不會有任何效果，反而引起斯萬一家對我的惡感。即使我明白這一點，我也沒有勇氣收回這個委托（如果大使慨然允諾），沒有勇氣放棄樂趣（不論後果如何悲慘）：即讓我和我的名字在對我陌生的希爾貝特的家和生活中與她陪伴片刻。

德·諾布瓦先生走後，父親瀏覽報紙。我又想到拉貝瑪。既然我看戲時所感到的樂趣遠遠少于我原先的估計，這個樂趣便要求被補充，並且無條件地吸收一切滋補。例如德·諾布瓦先生所贊揚的拉貝瑪的優點，它被我一飲而盡，仿佛干旱的草地立刻吸收人們灑在上面的水一樣。這時父親將報紙遞給我，指著上面一段小報道：“《菲德爾》的演出盛況空前，藝術界及批評界的名流前往觀看。菲德爾的扮演者、久負盛譽的拉貝瑪夫人獲得她那輝煌事業中前所未有的成功。此次演出不愧為轟動戲劇界的大事，本報將作詳細報道，在此只需指出，有權威的評論家一致認為，此次演出使菲德爾這個人物——拉辛筆下最美最深刻的人物之一——煥然一新，並且成為當代人有幸見到的最純淨、最傑出的藝術表演。”“最純淨、最傑出的藝術表演”，這個新概念一旦進入我的思想，便朝我在劇場中所感到的不完整的樂趣靠攏，並稍稍填補它的欠缺，而這種聚合形成了某種令人無比興奮的東西，以致我驚呼道：“她是多麼偉大的藝術家呀！”人們可能認為我這句話不完全出自內心。我們不妨想想許多作家的情況：他們對剛剛完成的作品不滿意，但是如果他們談到一篇頌揚夏多布里昂的天才的文章，或者想到某位被他們引為楷模的大藝術家（例如他們哼著貝多芬的樂曲並將其中的憂郁與自己散文中的憂郁作比較），那麼，這種天才的概念會充塞了他們的頭腦，因此，當他們回顧自己的作品時，也將天才的概念加之于它們，從而感到它們不再是最初的樣子，甚至確信它們的價值，並會自言自語說：“畢竟不壞嘛！”然而他們並未意識到，在使他們得到最後滿意的全部因素中，還有他們對夏多布里昂的美妙篇章的回憶，他們將這些篇章與自己的作品相提並論，而前者並非出自他們之手。我們不妨想想那些雖一再被情婦欺騙但仍然相信她們忠貞不渝的人吧。還有一些人時而盼望一種無法理解的幸存——例如含恨終身的丈夫想到已失去的、仍然愛著的妻子，或者藝術家想到將來可能享受的榮譽——時而盼望一種使人寬慰的虛無——因為他們回想起過失，如果沒有虛無，他們在死後必須贖罪。我們再不妨想想那些旅游者，他們對每天的日程感到厭煩，但對旅行的總體美卻興奮異常。我們不妨問一問，既然各種概念共同生活于我們頭腦里，那麼，在使我們幸福的概念之中，有哪一個不是首先象寄生蟲一樣從鄰近的不同概念索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呢？

父親不再提我的“外交官職業”，母親似乎不太滿意。我認為她感到遺憾的不是我放棄外交，而是我選擇文學，因為她最關心的是用一種生活規律來約束我那喜怒無常的情緒。

“別說了，”父親大聲說，“干什麼事首先要有興趣。再說他不再是孩子，他當然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恐怕很難改變。他明白什麼是他生活中的幸福。”將來的生活幸福還是不幸福，暫且不談，當晚我便由于父親這番讓我自己作主的話而感到煩惱。父親突如其來的和藹往往使我想撲過去親吻他胡子上方紅潤潤的臉頰，僅僅怕惹他不快我才不這樣做。我好比是一位作者，他認為自己的遐想既然出于本人之手，似乎價值不大，但出版商竟然為它們挑選最上等的紙張，並且可能采用最佳字體來印刷，這不免使他惶惶然。我也一樣，我問自己我的寫作願望確實如此重要，值得父親為此浪費這麼多善意嗎？他說我的興趣不會改變，我的生活將會幸福，這些話在我身上引起兩點十分痛苦的猜想。第一點就是我的生活已經開始（而我每天都以為自己站在生活的門檻上，生活仍然是完整的，第二天凌晨才開始），不僅如此，將來發生的事與過去發生的事不會有多大差別。第二點猜想（其實只是第一點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我並非處于時間之外，而是象小說人物一樣受制于時間的規律，而且正因為如此，當我坐在貢布雷的柳枝棚里閱讀他們的生平時，我才感到萬分憂愁。從理論上說，我們知道地球在轉動，但事實上我們並不覺察，我們走路時腳下的地面似乎未動，我們坦然安心地生活。生活中的時間也是如此。小說家為了使讀者感到時間在流逝，不得不瘋狂地撥快時針，使讀者在兩分鍾內越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一頁書的開始，我們看見的是滿懷希望的情人，而在同一頁的結尾，他已是八旬老翁，正步履蹣跚地在養老院的庭院里作例行的散步，而且，由于喪失了記憶，他不理睬別人。父親剛才說“他不再是孩子，他興趣不會變了”等等，這些話使我突然間看到時間中的我，使我感到同樣的憂愁，我雖然尚不是養老院里智力衰退的老頭，但仿佛已是小說中人物。作者在書的結尾用極其殘酷的、冷漠的語調說：“他越來越少離開鄉間，終于永遠定居鄉間。”等等。

這時，父親唯恐我們對客人有所指責，便搶先對媽媽說：

“我承認諾布瓦老頭，用你的話說，有點迂腐。他剛才說對巴黎伯爵提問會不成體統，我真怕你會笑出來。”“你說到哪里去了，”母親回答說，“我很喜歡他，他地位這麼高、年齡這麼大，還能保持這種稚氣，這說明他為人正直又頗有教養。”

“不錯。不過，這並不影響他的機警和聰明，這一點我最清楚，他在委員會上判若兩人，”父親抬高嗓門，他很高興德·諾布瓦先生受到母親的贊賞，並且想證明他比她想象的還要好（因為好感往往抬高對方，揶揄往往貶低對方），“他是怎麼說的……‘王公們的事情難說……’？”

“對，正是這樣。我也注意到了，他很敏銳，顯然他的生活經驗很豐富。”

“奇怪，他居然去斯萬夫人家吃飯，而且還在那里遇見了正派人，公職人員。斯萬夫人是從哪里弄來這些人的呢？”

“你沒注意他那句俏皮話嗎？‘去那里的似乎主要是男士們。’”

于是兩人都努力追憶德·諾布瓦說這話的聲調，仿佛在回想布雷桑或迪龍①在表演《女冒險家》②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③時的語調。然而，諾布瓦先生的用詞所受到的最高贊賞來自弗朗索瓦絲。多年以後，每當人們提起大使稱她為“第一流的廚師頭”時，她還“忍俊不禁”。當初母親去廚房向她傳達這個稱呼時，儼然如國防部長傳達來訪君主在檢閱後所致的祝詞。我比母親早去廚房，因為我曾請求愛好和平但狠心的弗朗索瓦絲在宰兔時不要讓它太痛苦，我去廚房看看事情進行得如何。弗朗索瓦絲對我說一切順利，乾淨利索：“我還從來沒遇見像這樣的動物。一聲不吭就死了，好像是啞巴。”我對動物的語言知之甚少，便說兔子的叫聲比雞小。弗朗索瓦絲見我如此無知，憤憤然地說：“先別下結論。你得看看兔子的叫聲是否真比雞小，我看比雞大得多哩。”弗朗索瓦絲接受德·諾布瓦先生的稱贊時，神態自豪而坦然，眼神歡快而聰慧——盡管是暫時的——仿佛一位藝術家在聽人談論自己的藝術。母親曾派她去幾家大餐館見習見習烹調手藝。那天晚上，她把最有名的餐館稱作小飯鋪。我聽了甚為高興，如同我曾發現戲劇藝術家的品質等級與聲譽等級並不一致時那樣高興。母親對她說：“大使說在哪里也吃不到你做的這種冷牛肉和蛋奶酥。”弗朗索瓦絲帶著謙虛而受之無愧的神情表示同意，但大使這個頭銜並未使她受寵若驚。她提到德·諾布瓦先生時，用一種親切的口吻說：“這是一個好老頭，和我一樣。”因為他曾稱她為“頭”。他來的時候，她曾經想偷看，但是，她知道媽媽最起厭別人在門後或窗下偷看，而且會從別的仆人或門房那里得知佛朗索瓦絲偷看過（弗朗索瓦絲看見處處是“嫉妒”和“閑言碎語”，它們之作用于她的想象力，正如耶穌會或猶太人的陰謀之作用于某些人的想象力：這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不祥的作用）因此她只是隔著廚房的窗瞟了一眼，“免得向太太解釋”，而且，當她看見德·諾布瓦先生的大致模樣和“靈巧”的姿勢時，她“真以為是勒格朗丹先生”，其實這兩個人毫無共同之處。“誰也做不出你這樣可口的凍汁來（當你肯做的時候），這來自什麼原因？”母親問她。“我也不知道這是從哪里變來的。”弗朗索瓦絲說（她不清楚動詞“來”——至少它的某些用法——和動詞“變來”究竟有什麼區別）。她這話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因為她不善于——或者不願意——揭示她的凍汁或奶油的成功訣竅，正如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士之與自己的裝束，或者著名歌唱家之與自己的歌喉。她們的解釋往往使我們不得要領。我們的廚娘對烹調也是如此。在談到大餐廳時，她說：“他們的火太急，又將菜分開燒。牛肉必須象海綿一樣爛，才能吸收全部湯汁。不過，以前有一家咖啡店菜燒得不錯。我不是說他們做的凍汁和我的完全一樣，不過他們也是文火燒的，蛋奶酥里也確實有奶油。”“是亨利飯館吧？”已經來到我們身邊的父親問道，他很欣賞該隆廣場的這家飯館，經常和同行去那里聚餐。“啊，不是！”弗朗索瓦絲說，柔和的聲音暗藏著深深的蔑視，“我說的是小飯館。亨利飯館當然高級啦，不過它不是飯館，而是……湯鋪！“那麼是韋伯飯館？”“啊，不是，我是指好飯館。韋伯飯館在王家街，它不算飯館，是酒店。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侍候客人用餐，我想他們連桌布也沒有。什麼都往桌子上一放，馬馬虎虎。”“是西羅飯館？”弗朗索瓦絲微微一笑，“啊，那里嘛，就風味來說，我看主要是上流社會的女士（對弗朗索瓦絲來說，上流社會是指交際花之流）。當然哪，年輕人需要這些。”我們發覺弗朗索瓦絲雖然神情純樸，對名廚師來說卻是令人畏懼的“同行”，與最好嫉妒的、自命不凡的女演員相比，她毫不遜色。但我們感到她對自己這門手藝有正確的態度，她尊重傳統，因為她又說：“不，我說的那家飯館以前能做出幾道大眾喜歡的可口菜。現在的門面也不小。以前生意可好了，賺了不少的蘇（勤儉的弗朗索瓦絲是以‘蘇’來計算錢財的，不象傾家蕩產者以‘路易’來計算）。太太認識這家飯館，在大馬路上，靠右手，稍稍靠後……”她以這種公允——夾雜著驕傲和純真——口吻談到的飯館，就是……英吉利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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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雷桑、迪龍均為著名演員。

②法國劇作家奧吉埃（1820—1889）的作品。

③奧吉埃與桑都合寫的五幕喜劇。

元旦來到了。我和媽媽去拜訪親戚。她怕累著我，事先就按照爸爸畫的路線圖將要去的人家按地區、而不是按親疏的血緣關系分成幾批。我們去拜訪一位遠房表親（她住得離我們不遠，所以作為起點），可是我們一踏進客廳，母親便驚慌不安，因為一位好生疑心的叔叔的好友正在那里吃冰糖栗子或果仁夾心栗子，他肯定會告訴叔叔我們最先拜訪的不是他，而叔叔的自尊心會受到傷害，因為他認為我們自然應該從瑪德萊娜教堂到他住的植物園，然後是奧古斯坦街，最後再遠征醫學院街。

拜訪結束以後（外祖母免除了我們的拜訪，因為那天我們要去她那里吃飯），我一直跑到香榭麗舍大街那家商店，請女老板將一封信轉交每星期來買幾次香料蜜糖面包的斯萬家的仆人。自從希爾貝特使我十分難過的那一天起，我就決定在元旦給她寫信，告訴她我們舊日的友誼與過去的一年一同結束了。我的抱怨和失望已成往事。從元月一日起，我們要建立一種嶄新的友誼，它將異常牢固，任何東西也無法摧毀，它將十分美好，我希望希爾貝特殷勤照料它，使它永葆美麗，而且，萬一出現任何威脅它的危險時，她必須及時告訴我，正如我答應要告訴她一樣。在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絲讓我在王家街的拐角上停下，那里有一個露天小攤，她挑了幾張庇護九世和拉斯巴耶①的照片作為新年禮物，而我呢，我買了一張拉貝瑪的照片。女演員的這張唯一的面孔，與她所引起的形形色色的贊譽相比，似乎顯得貧乏，它像缺乏換洗衣服的人身上的衣服一樣，一成不變而又無法持久。上嘴唇上方的那個小皺紋、揚起的眉毛，以及其他某些生理特征，它們總是一成不變，而且隨時有被燒和被撞的危險。單憑這張面孔並不使我感到美，但我卻產生了親吻它的念頭和欲望，因為它一定接受過無數親吻，還因為它在“照片卡”上似乎用賣弄風情的溫柔眼光及故作天真的微笑在召喚我。拉貝瑪一定對許多年輕人懷有她在菲德爾這個人物的掩飾下所供認的種種欲念，而一切——甚至包括為她增添美麗，使她永葆青春的顯赫聲譽——能使她輕而易舉地滿足欲望。黃昏降臨，我在劇場海報圓柱前停住，觀看關于拉貝瑪元月一日演出的海報。微風濕潤而輕柔，這種天氣我十分熟悉。我感到、預感到，元旦這一天和別的日子並無區別，它並非新世界的第一天——在那個新世界里，我將有機會重新認識希爾貝特，如同創世時期那樣，仿佛過去的事都未發生，仿佛她有時使我產生的失望及其預示未來的跡象統統不存在了。在那個新世界中，舊世界的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蹤……除了一點：我希望得到希爾貝特的愛。我明白，既然我的心希望在它周圍重建那個未曾使它得到滿足的世界，那就是說我的心並未改變，因為我想希爾貝特的心也不可能改變。我感到新友誼與舊友誼並無區別，正如新年和舊年之間並不隔著一道鴻溝。我們的願望既無法支配又無法改變歲月，只好在歲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對它換一個稱呼。我想將新的一年獻給希爾貝特，將我對元旦的特殊想法刻印在元旦這一天上——好比將宗教重疊于盲目的大自然規律之上——但這都是徒勞和枉然。我感到它並不知道人們稱它元旦，它像我所習慣的那樣在黃昏中結束。微風吹著廣告圓柱，我認出，我又感到往昔時光的那共同的永恒物質，它那熟悉的濕氣和它那懵懂無知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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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庇護九世為羅馬教皇；拉斯巴耶（1794—1878）為法國著名記者及政治家。

我回到家中，我剛剛度過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與年輕人的不同，不僅僅在于他們得不到新年禮物，而是在于他們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禮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沒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興的禮物——希爾貝特的信。不過，我畢竟還很年輕，我居然給她寫了一封信，向她講述我孤獨的熱情之夢，希望引起她的共鳴，而衰老的人們的可悲處在于他們根本不會寫這種信，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毫無用處。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續到深夜的節日喧囂使我無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將在歡樂中度過這一夜的人們，想到拉貝瑪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蕩者，他們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報上看見的當晚的演出）以後去找拉貝瑪。這個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為激動不安，為了恢複鎮靜，我想對自己說拉貝瑪也許並未想到愛情，但我說不出口，因為她所朗誦的仔細推敲的詩句，顯然處處提醒她愛情是多麼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亂心情而使觀眾贊歎不已，其實每位觀眾對此都有切身體會。我點燃熄滅的蠟燭，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們親撫，他們給予她並從她那里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樂（而我無法阻攔），這個臆想使我產生一種比色情更為殘酷的激動，一種思念，它在號聲（如同狂歡之夜及其他節日之夜里往往聽到的號聲）中更顯得深沉；號聲來自一家小酒店，毫無詩意，因而比“傍晚，在樹林深處……”①更為憂郁。此時此刻，希爾貝特的信也許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亂的生活中人們的種種願望互相干擾，因此，幸福很少降臨在恰恰渴望它的願望之上。

天氣晴朗時，我仍然去香榭麗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紅色房屋展現在多變而輕盈的天空之下，因為當時水彩畫屋覽風靡一時。如果我說當時我就認為加布里埃爾②的建築比四周的建築更美，而且屬于不同時代，那這是撒謊。我那時認為工業大廈，至少特羅卡德羅宮③更具特色，也許更為悠久。我的少年時光浸沉在激蕩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見到的這整個街區都仿佛是夢幻，我從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紀的建築。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時代的傑作聖馬丁門和聖德尼門與這些肮髒街區里最新的建築屬于不同時期，那我會大吃一驚。加布里埃爾的建築只有一次使我凝視良久，那時夜幕已經降臨，圓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質感的輪廓，仿佛是紙板，使我想到輕歌劇《俄耳浦斯游地獄》④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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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國詩人維尼（1797—1863）的詩《號角》。

②加布里埃爾（1698—1782）著名建築師，此處所指的建築修建于十八世紀下半葉。

③工業大廈是為1855年博覽會修建的；特羅卡德羅宮是為1878年博覽會修建的，兩者皆已拆毀。

④作曲家奧芬巴赫的兩幕四場輕歌劇。

希爾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麗舍大街，而我需要看見她，因為，甚至她的面貌我也記不清了。我們以一種探索的、焦慮的、苛求的態度去看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等待那句使我們對第二天的約會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話語，而在這句話來到以前，我們或同時或輪流地想象歡樂和失望，正因為如此，當我們面對所愛的人時，我們的注意力戰戰兢兢，無法對她（他）獲得一個清晰的形象。這是一種由各種感官同時進行的、但又僅僅是試圖通過視力來認識視力以外的東西的活動，它對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千種形式、味道和運動也許過于寬容。的確，當我們不愛某人時，我們往往使她（他）靜止。我們所珍愛的模特兒時時在動。我們的記憶中永遠只有拍壞了的照片。我的確忘記了希爾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顏的那神奇的瞬間——因為我只記得她的微笑。既然見不到那張親愛的面孔，我便極力回憶，但也枉然，我惱怒地找到兩張無用而驚人的面孔，它們精確之極地刻在我的記憶中：管木馬的男人和賣麥芽糖的女販。一個人失去了親愛者，連在夢中也永遠見不到她（他），卻接連不斷地夢見那麼多討厭鬼，更覺氣惱，因為清醒時看見他們就已經難以容忍了。既然沒有能力描繪痛苦思念的對象，人們便譴責自己不感覺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爾貝特的面貌，我幾乎相信我忘記了有她這個人，我不再愛她。

她終于回來了，幾乎天天和我一起玩。我每天都希望明天能獲得——從她那里獲得——新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愛情在日日更新。但突然又有一件事改變了每日下午兩點鍾我的愛情方式。是斯萬先生發現了我寫給他女兒的信，還是希爾貝特為了讓我多加提防才將早已存在的情況告訴我呢？有一次，我對她說我十分欽佩她的雙親，她露出一種含糊的、有保留的、秘密的神氣——在談到她該做什麼、買什麼、拜訪什麼人時，她常常是這種神氣——突然說：“你知道，他們可看不上你！”然後像滑溜溜的水精一樣（這是她的習慣）大笑起來。她的笑聲往往與話語極不協調，象音樂一樣在另一平面勾畫出另一個看不見的表層。斯萬先生和夫人沒有要求希爾貝特不再和我玩耍，但他們希望——她認為——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他們不喜歡她和我來往，認為我品德不高尚，對他們的女兒只能產生壞影響。斯萬認為我屬于那類厚顏無恥的青年。在他的概念中，這種人憎惡自己所愛戀的少女的父母；雖然當面大獻殷勤，背後卻和她一起嘲笑他們，慫恿她將他們的話當耳邊風，而等少女到手以後，甚至不許再與父母見面。與此種形象（最可鄙的人也決不會這樣看待自己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心中的感情。我對斯萬充滿了強烈的感情，我相信，如果他稍有覺察，定會懊悔對我判斷失誤，仿佛這是一樁錯案！我大著膽子將我對他的這番感情寫進一封長信，請希爾貝特轉交給他。她答應了。可是，唉！出我意料，他竟以為我是一個更大的偽君子。我在十六頁信紙中如此真實描述的感情竟受到他的懷疑。我那封熱情而真誠的信，如同我對德·諾布瓦先生所講的熱情而真誠的話一樣，毫無效果。第二天，希爾貝特將我領到小徑上一大叢月桂樹後面，那里很僻靜，我們每人挑一張椅子坐下，她告訴我她父親看信時聳肩說：“這一切毫無意義，反而證明我看得准。”我自信動機純潔、心地善良，因此更為惱怒。我的話居然未觸及斯萬的荒謬錯誤的一根毫毛！他當然是錯誤的、我深信不疑。既然我對自己的慷慨感情的某些不容置疑的特點作了如此精確的描述，而斯萬仍然不能立即根據這些特點來辨認我的感情並請求我寬恕他的錯誤，那麼一定是因為他本人從未體驗過如此崇高的感情，所以也無法理解別人會有這種感情。

也許僅僅因為斯萬知道慷慨只是我們自私的感情在未被分類定名以前所經常采取的內部形式，也許他認為我對他的好感只是我對希爾貝特的愛情的簡單效果（及熱情的肯定），而我將來的一切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取決于這個愛情，而不取決于由此派生的、我對他的崇拜。我不可能同意他的預言，因為我還不能將我的愛情與自我分開，還不能從實驗的角度估計後果。我灰心失望。我得離開希爾貝特片刻，因為弗朗索瓦絲在叫我。我得陪她去那間帶有綠色金屬網紗的小亭，它很像廢置不用的、老巴黎征收入市稅的哨亭，不久以前在它的內部修設了英國人稱作的盥洗室，而法國人一知半解地追求英國時髦，稱它為“瓦泰爾克洛澤”①。我在門廊里等待弗朗索瓦絲，潮濕而陳舊的牆壁散發出清涼的黴味，使我立刻將希爾貝特轉達的斯萬的話所帶來的憂慮拋在腦後，並使我充滿了樂趣，這不是那種使我們更不穩定的，難以被我們挽留和駕馭的樂趣，而是一種相反的、我可以信賴的、牢固的樂趣，它美妙、溫靜、包含豐富而恒久的真實，它未被說明，但確鑿無疑。我真希望像往日去蓋爾芒特那兒去散步一樣，努力探求這種強烈感受的魅力，一動不動地呆在那里去審詢這古老的氣息，它邀請我深入它未揭示的真實之中，而不要我享受它附加給我的樂趣。可就在此刻，小亭子的老板娘，一位滿臉脂粉、戴著紅棕色假發的老婦對我說話了。弗朗索瓦絲說她“家庭蠻不錯”，因為她的女兒嫁給了弗朗索瓦絲所稱作的“富家子弟”，他與工人有天壤之別，正如聖西門認為公爵與“出身下層”的人有天壤之別一樣。當然，這位老板娘在干這一行以前大概命運多舛，但弗朗索瓦絲肯定說她是侯爵夫人，屬于聖費雷奧家族。這位侯爵夫人叫我別呆在涼處，甚至為我打開一扇門說：“您不想進去？這間很乾淨。不用給錢。”她這樣做也許是和古阿施糖果店的小姐一樣。每次我們去訂東西，她們總是從櫃台上的玻璃罩下面取出一塊糖遞給我，可惜媽媽不許我接受。她也許還像那位賣花的、別有用心的老婦人，當媽媽為“花壇”挑選鮮花時，這位女人一面給我送秋波，一面遞我一枝玫瑰花。總之，如果說“侯爵夫人”喜歡男童，向他們打開男人們像獅身人面像一樣蹲著的石墓小間的門的話，那麼，她在這種慷慨之舉中尋求的不是腐蝕的嘗試，而是尋求向所愛者樂善好施而不圖回報的樂趣，因此，我在她那里從未見過別的主顧，只有一個年老的公園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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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英文Water—Closet的法語發音。

片刻以後，我和弗朗索瓦絲一起向“侯爵夫人”告別，然後我又離開弗朗索瓦絲去找希爾貝特。我發現她正坐在月桂花叢後面的椅子上。這是為了不被她的同伴看見，她們正在玩捉迷藏。我走去坐在她身旁。她將頭上的軟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眼睛，仿佛在“窺視”。我第一次在貢布雷看見她時，她就是這種夢幻的、狡猾的眼神。我問她有沒有辦法讓我和她父親當面談談。她說她曾向父親提過，但他認為毫無必要。

“拿著，”她接著說，“拿走你的信，我得去找同伴了，既然她們找不到我。”

如果此時此刻，在我尚未拿到信（如此誠懇的信居然未能說服斯萬，簡直不可思議）以前，斯萬突然來到，我也許會看到他的話不幸而言中。希爾貝特在椅子上仰著身子，叫我接信卻不遞給我，于是我湊近她，我感到她身體的強烈吸引力，我說：

“來，你別讓我搶著，看看誰厲害。”

她把信藏在背後，我的手掀起她垂在兩肩的發辮，伸到她頸後。她披著垂肩的發辮，也許因為這適合她的年齡，也許因為母親想延長女兒的童年，好使自己顯得年輕。我們搏斗起來，弓著身子。我要把她拉過來，她在抵抗。她那張由于用力而發熱的臉頰象櫻桃一樣又紅又圓，她笑著，仿佛我在胳肢她。我將她緊緊夾在兩腿之間，好似想攀登一株小樹。在這場搏斗之中，我的氣喘主要來自肌肉運動和游戲熱情，如同因體力消耗而灑出汗珠一樣，我灑出了我的樂趣，甚至來不及歇息片刻以品嘗它的滋味。我立刻將信搶了過來。于是，希爾貝特和氣地對我說：

“你知道，你要是願意，我們可以再搏斗一會兒。”

也許她朦朧地感到我玩這個游戲有另一層未言明的目的，不過她沒有看出我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唯恐她有所覺察（片刻以後她作了一個廉恥心受到冒犯的、收縮而克制的動作，可見我的害怕不無道理），便答應繼續玩搏斗，免得她認為我並無其他目的，而信既已搶到手，我便只想安安靜靜地呆著。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出，突然想起，那間帶金屬網紗的小亭子的涼爽、略帶煙炱味的氣息使我接近了一個在此以前隱藏的形象，而並未使我看到它或識辨它。這個形象便是阿道夫叔公在貢布雷的那間小房，它也散發同樣的潮氣。然而對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形象的回憶何以使我如此快樂，我不明白，暫時也不想弄明白。此時，我感到德·諾布瓦先生對我的蔑視的確有理，一來我所認為的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來僅僅是“吹笛手”，二來我所感受的真正的激情不是出自某個重要思想，而是出自一種黴味。

一段時間以來，在某些家庭中，每當客人提到香榭麗舍大街這個名字，母親們便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氣，仿佛站在她們面前的是一位著名的醫生，而她們曾多次見他誤診，因此無法再信任他。據說香榭麗舍公園對兒童不吉利，不止一次孩子嗓子疼，出麻疹，許多孩子發燒。媽媽的幾位女友見她繼續讓我去香榭麗舍大惑不解，她們雖然沒有對她的母愛表示公開懷疑，但至少對她的輕率感到惋惜。

神經過敏者也許是極少“傾聽內心”的人，雖然這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們在自己身上聽見許多東西，後來發覺不該大驚小怪，從此便聽而不聞。他們的神經系統往往大喊“救命！”仿佛生命垂危，其實僅僅是因為天要下雪或者他們要搬家，久而久之，他們習慣于對警告一概不予理睬，就好比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在戰斗熱情的驅使下，對警告置之不理，繼續像健康人一樣生活幾天。有一天，我帶著慣常的種種不適的感覺（我對它們持續的內部循環與對血液循環一樣，始終不予理睬），輕快地跑進飯廳，父母已坐在餐桌旁了，于是我也坐下——我像往常一樣對自己說，發冷也許並不意味著應該取暖，而是因為受到呵責；不感饑餓表示天要下雨，而並不表示不需進食——可是，當我咽下第一口美味牛排時，一陣惡心和眩暈使我停下來，這是剛剛開始的病痛的焦躁的回答。我用冷冰冰的無動于衷以掩蓋和推遲病兆，但疾病卻頑固地拒絕食物，使我無法下咽。這時，在同一瞬間，我想到如果別人發現我病了便不會讓我出門，這個念頭（像傷員的本能一樣）給予我勇氣，我蹣跚地回到臥室，量出我高燒四十度，然後收拾打扮一下便去香榭麗舍大街。雖然我的肉體表層有氣無力、十分虛弱，但我的思想卻笑吟吟地催我奔往和追求與希爾貝特玩捉人游戲的甜蜜快樂。一小時以後，我的身體支持不住了，但仍然感到在她身邊的幸福，仍然有力量來享受快樂。

一到家，弗朗索瓦絲便對眾人說我“身體不舒服”，肯定是得了“冷熱病”。並馬上請來了醫生。醫生宣稱，“傾向于”肺充血所引起的“極度的”和“病毒性”的高燒，它僅僅是“一把稻草火”，將轉化為更“陰險”、更“潛在”的形式。很久以來我感到窒息，外祖母認為我酒精中毒，可是醫生不顧她的反對，勸我在快發病時除了服用疏暢呼吸的咖啡因以外，適當喝點啤酒、香檳酒或白蘭地酒。他說酒精所引起的“欣慰現象”會防止哮喘發作。因此，為了向外祖母討酒，我無法隱瞞，而是不得不盡量顯示我呼吸困難。每當我感到即將犯病，而對病情又無法預料時，便憂心忡忡，我身體——也許因為太虛弱而無力獨自承擔疾病的秘密，也許因為害怕別人不知我即將發病而要求做某些力所不及的或者危險的事——使我感到，必須將我的不適精確地告訴外祖母，而這種精確性最後變成一種生理性的需要。每當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一種尚未識辨的症狀時，我必須告訴外祖母，否則我的身體會惶惶不安。如果她假裝不理睬，那麼我的身體會令我堅持到底。有時我走得太遠，于是，在那張不再像往日一樣能克制自己的、親愛的面孔上，出現憐惜的表情和痛苦的攣縮。見她如此痛苦，我十分難受，便撲到她懷中，仿佛我的親吻能夠抹去她的痛苦，我的愛能夠像我的幸福一樣使她歡悅。既然她已確卻我如何不適，我便如釋重負，我的身體也不再反對我去安慰她。我再三說這種不適並不痛苦，她完全不用可憐我，我向她保證說我是快樂的，我的身體只是想得到它所應該得到的憐惜，只要別人知道它右邊疼痛就夠了，它並不反對我說這疼痛不算病因而不能構成對我的快樂的障礙，它並不以哲學自炫，哲學與它無緣。在痊愈之前，幾乎每天我的窒息都要發作幾次。一天晚上，外祖母離開我時我還平安無事，可是她在夜深時又來看我，卻見我呼吸急促，她大驚失色地叫道：“啊！我的天，你多受罪呀！”她馬上走了出去，大門一陣響動，不久她便拿著剛出去買的白蘭地酒進來，因家里沒有酒了。很快我便感到輕松。外祖母臉色微紅，神情不大自在，目光中流露出疲乏和氣餒。

開，讓你輕松輕松吧。”她說，並且突然離開我，但我仍然親吻了她並且感到她那清新的面頰有點濕潤，莫非這是她剛才穿越的黑夜空氣所留下的濕氣？我無從得知。第二天，一直到天黑她才來到我的臥室，據說她白天不得不出門。我覺得她在對我表示冷淡，但我克制自己不去責備她。

充血的毛病早已痊愈，但我繼續感到窒息，這是什原因呢？于是父母請來了戈達爾教授。對這種情況下被請的醫生來說，僅僅有學問是不夠的。他面對的症狀可能屬于三四種不同的疾病，最終要靠他的嗅覺和眼力來判斷是哪一種病，雖然表象幾乎相同。這種神秘的天賦並不意味著在別的方面具有超群的智力。一個喜歡最拙劣的繪畫、最拙劣的音樂、沒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俗不可耐的人也完全可以具有這個天賦。就我的情況而言，他所觀察到的具體症狀可能有多種起因：神經性痙攣、剛剛開始的肺結核、哮喘、伴以腎功能不全的腸道毒素性呼吸困難、慢性支氣管炎，或者由這其中好幾個因素構成的綜合症，對付神經性痙攣的辦法是別把它當回事，而對付肺結核則必須精細從事，采取過度飲食療法，而過度飲食對哮喘之類的關節性疾病十分不利，對腸道毒素性呼吸困難則極端危險，而腸道毒素性呼吸困難所要求的飲食對肺結核病人來說又是致命的。然而，戈達爾只猶豫片刻便以不容反駁的口氣宣布處方：“大瀉強瀉。幾天以內只能喝奶。禁肉。禁酒。”母親喃喃說我急需滋補，我已經相當神經質了，這種大瀉和飲食會使我垮掉的。戈達爾的眼神焦慮不安，仿佛害怕誤了火車，我看出來他在自問剛才的話是否過于出自他溫順的天性，他的努力回顧剛才是否忘記戴上冰冷的面具（仿佛人們尋找鏡子來看看是否忘了打領帶）。他心存疑慮，想稍加彌補，便粗聲粗氣地說：“我一向不重複處方。給我一支筆。只能喝牛奶。等我們解決了呼吸困難和失眠以後，你可以喝湯，我不反對再吃點土豆泥，不過一直要喝奶，喝奶。這會使你高興的，既然現在西班牙最時髦，啊萊！啊萊！①（他的學生很熟悉這個文字游戲，因為每次當他在醫院里囑咐心髒病人或肝病人以牛奶為主食時，他總是這樣說。）然後你可以逐漸恢複正常生活。不過，只要再出現咳嗽和窒息，你就再來一遍：“瀉藥，洗腸、臥床、牛奶。”他冷冷聽著母親最後的反對意見，不予理睬，不屑于解釋為什麼采取這種療法便告辭而去。父母認為這種療法不僅治不了我的病，而且無謂地大傷我的元氣，因此不讓我試用。當然他們盡量不讓教授知道沒有按他的話去做，而且，為了萬無一失，凡是可能與教授相遇的社交場所，他們一概不去。後來，我的病情日趨嚴重，他們才決定不折不扣地執行戈達爾的處方。三天以後，我便不再氣喘，不再咳嗽，呼吸也通暢了。于是我們明白，戈達爾看出我的主要病因是中毒（雖然他後來說，他認為我也有哮喘，特別是有點“瘋顛”）。他沖洗我的肝和腎，使我的支氣管暢通無阻，從而使我恢複呼吸、睡眠和精力。于是我們明白這個傻瓜是一位了不起的醫生。我終于起床了。但是他們不再讓我去香榭麗舍大街玩耍，據說那里空氣不好。我認為這只是不讓我見到斯萬小姐的借口，所以我強迫自己時時刻刻念著希爾貝特的名字，就像是被俘者努力保持母語，以免忘記他們將永遠不能重見的祖國。母親有時用手摸著我的額頭說：

“怎麼，小兒子不再把煩惱告訴媽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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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西班牙語，斗牛時高呼的“加油”，按諧音為法語的“喝奶”，此為同音異意的文字游戲。

弗朗索瓦絲每天走近我時說：“瞧瞧先生的氣色！您沒照鏡子吧，像死人！”如果我只是得了感冒，弗朗索瓦絲也會擺出同樣哀憐的面孔。這種憂傷更多地由于她的“等級”，而並非由于我的病情。當時我分辨不出弗朗索瓦絲的這種悲觀是痛苦還是滿足，我暫時認為它具有社會性及職業性。

有一天，郵遞員來過以後，母親將一封信放在我床上。我將信拆開，漫不經心，因為它里面不可能有唯一能使我快樂的簽名——希爾貝特的簽名，我和她除了在香榭麗舍大街見面以外沒有任何來往。在信紙的下方有一個銀色印章，里面是一位戴著頭盔的騎士以及下面排成圓形的格言Previamrectam①信中的字體粗大，每一句話似乎都用了加強號，因為“t”字母上的橫道不是劃在中間，而是劃在上面，等于在上一行對應的字下面劃了一道。在信的下方我看到的正是希爾貝特的簽名。不過，既然我認為在我收到的信中不可能有她的簽名，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也未感到欣喜。霎時間，這個簽名使我周圍的一切失去真實性。這個難以思議的簽名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與我的床、壁爐、牆壁玩四角游戲。我眼前的一切搖晃起來，仿佛我從馬背上跌落下來，我在思考莫非存在另一種生活，它與我們所熟悉的生活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但它卻是真實的，當它突然向我顯現時，我滿心猶豫，仿佛雕刻家的《末日審判》中那些站在天堂門口的死而複生的人一樣。信里說：“親愛的朋友：聽說你曾得了重病，並且不再來香榭麗舍了。我也不去那里，因為那里有許多病人。我的女友們每星期一和星期五來我家喝茶。媽媽讓我告訴你，歡迎你病好以後來，我們可以在家里繼續在香榭麗舍大街有趣的談話。再見，親愛的朋友，但願你的父母能允許你常來我家喝茶。謹致問候。希爾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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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即：正直無欺。

在閱讀這封信時，我的神經系統以奇妙的敏捷性接收了信息，即我遇見了喜事。然而我的心靈，即我本人——主要的當事人——並不知曉。幸福，通過希爾貝特獲得幸福，這是我一直向往的、純粹屬于思想性的事，正如萊奧納爾說繪畫是Cosamentale①。滿篇是字的信紙不能馬上被思想吸收。然而當我讀完信以後，我想到它，它便成為我遐想的對象，成為Cosameatle，我愛不釋手，每隔五分鍾就得再讀一遍，再親吻一次。于是，我認識了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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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語。意即：思想性的事。萊奧納爾即達·芬奇（1452—1519）。

生活里充滿了這種愛戀者永遠可以指望的奇跡。這次奇跡也可能是母親人為地制造的，她見我最近以來感到生活索然無味，便托人請希爾貝特給我寫信。我記起我頭幾次海水浴。那時我討厭海水，因為我喘不過氣來，母親為了引起我對潛水的興趣，便悄悄地讓我的游泳老師將異常美麗的貝殼盒和珊瑚枝放在水底，讓我以為是我發現它們的。何況，在生活中，在各種不同的生活情況中，凡涉及愛情的事最好不必試圖理解，因為它們時而嚴峻無情，時而出人意料，仿佛遵循神奇的法則，而非理性的法則。一位億萬富翁——雖然有錢，但人很可愛——被與他同居的、貌不出眾的窮女人所拋棄，他在絕望之際，施展金錢的全部威力和人世間一切影響以求她回心轉意，但白費力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好不要用邏輯來解釋他的情婦為什麼頑固不化，而應認為他命中注定要受到這個打擊，命中注定要死于心病。情人們往往必須與障礙搏斗，他們那由于痛苦而變得極度興奮的想象力猜測障礙在哪里，而障礙有時僅僅在于他們無法使之回心轉意的女人身上的某個特殊個性，在于她的愚蠢，在于他們所不認識的某些人對她所施加的影響或她所感到的恐懼，在于她暫時對生活所要求的樂趣，而這種樂趣是情人本人或情人的財富所無法給予的。總之，情人無法了解這些障礙的性質，因為女人玩弄手腕向他隱瞞，也因為他的判斷力受到愛情的蒙騙而無法進行准確評價。這些障礙好比是腫瘤，醫生終于使它消退，但並不了解起因。和腫瘤一樣，障礙始終神秘莫測，但卻是暫時的。不過，一般說來，它們持續的時間比愛情長。既然愛情並非一種無私的激情，那麼，在愛情減退以後，情人們也就不再思考為什麼那位曾被自己愛過的、貧窮和輕浮的女人竟然長時間地、頑固地拒絕他的供養費。

在愛情問題上，奧秘使我們看不到災難的起因，也使我們無法理解突如其來的圓滿結局（例如希爾貝特的信所帶來的結局）。對這種類型的感情而言，任何滿足往往只是使痛苦換一個地方，因此只能稱為貌似圓滿的結局，而並無真正的圓滿結局可言。有時，我們得到暫時的喘息，于是在一段時間內便產生了痊愈的幻覺。

弗朗索瓦絲不相信那是希爾貝特的名字，因為字母G十分花哨，倚在後面省略去一點的字母i之上，看上去像字母A，而最後的音節拉得很長，形成鋸齒狀的花綴。如果一定要對信中所表達的、並使我滿心歡喜的這種友好態度尋找邏輯解釋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功于這次生病（相反，我原來以為它會使我在斯萬一家的思想中永遠失寵）。在這以前不久，布洛克曾來看我，當時戈達爾教授正在我的臥室里（我們采用了他的飲食治療法，便又將他請了回來）。看完病以後，戈達爾沒有走，被父母挽留下來吃飯，這時布洛克走進我的臥室。我們正在聊天，布洛克說他頭天晚上曾和一位女士共餐，此人與斯萬夫人過從甚密。他聽說斯萬夫人很喜歡我，我很想說他一定弄錯了，而且告訴他我並未結識斯萬夫人，從未和她說過話，以澄清事實，正如我當初為了問心無愧，為了不被斯萬夫人當作說謊者而對德·諾布瓦先生講的那番話一樣，然而我沒有勇氣糾正布洛克的錯誤，我明白他是故意的，他之所以臆造斯萬夫人所不可能說的話正是為了表明他曾和斯萬夫人的女友共同進餐（他認為這很體面，但這是虛構的）。當初，德·諾布瓦先生聽說我不認識斯萬夫人並且希望認識她，便拿定主意在她面前絕口不提我，而戈達爾則相反，他從布洛克的話中得知斯萬夫人熟悉我並贊賞我，便打定主意下次見到她時（他是她的私人醫生）要告訴她我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我們常有來往。這些話對我毫無益處，卻能為他臉上增光，正是出于雙重原因，他決定一有機會見到奧黛特時便將談到我。

于是我結識了那套房子。斯萬夫人所用的香水的氣味一直彌漫在樓梯上，但芳香更主要來自希爾貝特的生活所散發的特殊而痛苦的魅力。無情的看門人變成慈悲為懷的歐墨尼德斯①。當我問他能否上樓時，他總是欣然地掀掀帽子，表示答應我的祈求。從外面看，窗戶好似一種明亮、冷淡和浮淺的目光（正如斯萬夫婦的眼神）將我與並非為我准備的室內珍寶隔開。在風和日麗的季節，我和希爾貝特整個下午呆在她的房間里，有時我親手開窗換換空氣。每逢她母親的接待日，我們甚至可以俯在窗口觀看客人們到來。他們下車時往往仰起頭向我招招手，把我當作女主人的某位侄子。在這種時刻，希爾貝特的發辮碰著我的臉頰。這些十分纖細（既自然又超自然）的、富有藝術性曲線的發絲，在我看來，簡直是舉世無雙的、用天堂的青草做成的作品。最小一段發辮都值得我當天國之草供奉起來。但是我不敢有此奢望，我只想得到一張照片，它會比達·芬奇所畫的小花的複制照片珍貴百倍！為了得到這樣一張照片，我對斯萬家的朋友、甚至對攝影師卑躬屈膝，但我並未弄到手，反而招惹了一些討厭的人。

希爾貝特的父母曾長期不允許我和她見面，而現在——我走進那陰暗的候見廳，在那里時時可能與他們相遇；如果與往日人們在凡爾賽爾宮覲見國王相比，這種等待更為可怕，更為急切。我在那里撞上了一個像聖經中的燭台②一般的、有七個分枝的巨大衣帽架，接著便糊里糊塗地向坐在木箱上的身穿灰色長袍的仆人致敬，因為在陰暗中我把他當作了斯萬夫人——每當我去時，他們兩人中的一位從那里過，便微笑著（而無絲毫不快）和我握手，並且說：“您近來可好？（他們說這句話時，從不將字母t作聯誦，所以，你們可以想象，我一回家便快活地做這種取消聯誦的練習）希爾貝特知道您來了嗎？好，你們自己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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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歐墨尼德斯，希臘悲劇《俄瑞斯忒斯》中的複仇神，後變成慈悲神。

②指聖經啟示錄中七個金燭台（代表七個教會）。

希爾貝特為女友們所舉行的茶會長期以來似乎是使我們不斷分離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此刻卻成為我們相聚的機會。她常常寫便條通知我（因我們仍然是新交），而每次的信紙都不一樣。有一次，信紙上印著一只藍色鬈毛狗，下面有一段英文寫的幽默文字，後隨一個驚歎號；另一次信紙上印著一個船錨，或者是G．S．這兩個字母，它們拉得很長，形成長方形占據信紙的整個上部。還有一次，在信紙一角用金色字體印著希爾貝特這個名字，仿佛是她的簽名，然後是一個花綴，頂上印著一把打開的黑傘。另一次，這個名字被圍在形似中國帽子的花式字體之間，所有的字母都用大寫，但你一個字母也認不出來。然而，希爾貝特所擁有的信紙雖然品種繁多，但必有窮盡之時。因此過了幾個星期以後，我又見到她第一封信所用的信紙，上面有一個失去光澤的銀色印章，戴頭盔的騎士及下方的警句。當時我以為信紙是根據某種習俗、按照不同的日期挑選的，現在看來她這樣做是好記住哪些信紙她已用過，免得對通訊者——至少對她願意討好的人——寄去同樣的信紙，即使不得不重複，也得盡量晚一些。希爾貝特請來喝茶的女友，由于上課時間各不相同，這些人剛到，那些人就告辭，我在樓梯上就聽見候見室里傳出的隱約的話語聲，它在我（一想到即將參加的莊嚴場面，我便激動萬分）踏上這一層樓以前便猛然割斷了我和往昔生活之間的聯系，使我將走進溫暖的房間該摘下圍巾、看鍾點，免得誤了回家之類的事忘得精光。樓梯全部是木制的，在當時仿亨利二世風格的某些房屋里常見，而亨利二世風格曾是奧黛特長期追求、但不久即將拋棄的理想。樓梯口有一個牌子寫著：“下樓時禁止乘電梯。”在我眼中，這樓梯如此奇妙，以致我對父母說它是斯萬先生從遠方運來的古物。我如此酷愛真實，即使我知道這個信息是假的，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告訴父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像我一樣尊敬斯萬家這座顯貴的樓梯。這就好比在一位不知名醫的天才為何物的愚昧者面前，最好不要承認這位名醫治不了鼻炎。況且，我沒有任何觀察力，往往說不出眼前物品的稱呼或類型，只知道它們既然與斯萬一家有關，便不同尋常，因此，我並不認為在談這個樓梯的藝術價值和遙遠的產地時我一定在撒謊。不一定是撒謊，但很可能是撒謊，因為父親打斷我時，我臉上發紅。他說：“我知道那些房子，我去看過一所，它們的結構都一樣，只不過斯萬家住的是好幾層樓，這都是貝利埃①蓋的。”他還說他曾想租一套，後來放棄了，因為設計不太合理，門廳太暗。這是他的話。但是，我的本能告訴我應該為斯萬家的魅力和我自己的幸福而犧牲思想，因此，我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我遵從內心的命令，將這個毀滅性思想（即斯萬家住的不過是我們原先也可能住進的不足為奇的房子罷了）義無反顧地拋得遠遠的，正如虔誠的信徒摒棄勒南②所寫的《耶穌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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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貝利埃（1843—1911），法國工程師。

②勒南（1823—1892），法國作家，曾著《基督教發源史》，其中《耶穌傳》為第一冊。

每次去喝茶時，我一級一級地爬上樓梯，來到散發著斯萬夫人香水氣味的地區。我已失去思維和記憶，僅僅成為條件反射的工具。我仿佛已經看見那威嚴的巧克力蛋糕，以及它四周那一圈盛小點心的盤子及帶圖案的灰色緞紋小餐巾，這都是斯萬家所特有的規矩。但是這固定不變的一切，有如康德的必然世界，似乎取決于一個最高的自由行動，因為當我們都在希爾貝特的小客廳時，她突然看看鍾，說道：

“呀，我的午餐開始消失了，晚餐得等到八點鍾。我很想吃點什麼。你們看怎麼樣？”

于是她領我們走進客廳，它像倫勃朗畫的亞洲廟宇內殿一樣陰暗，那里有一個模仿建築物結構的大蛋糕，它威嚴、溫和、親切，仿佛出于偶然、隨便地聳立在那里，只等希爾貝特心血來潮去摘下它的巧克力雉蝶，拆除那黃褐色的陡峭壁壘，這些陡坡是在烤爐內制造的，仿佛是大流士①宮殿中的支柱。希爾貝特不僅根據自己的饑餓程度來決定是否應該摧毀這個如尼尼微②一般的蛋糕，她還問我餓不餓，一面從倒坍的建築內取出嵌著鮮紅果實的、閃著光澤的、具有東方風格的一大堵牆遞給我。她甚至問我我父母什麼時候用晚餐，仿佛我還有時間概念，仿佛我那失魂落魄的慌亂並未使饑餓的感覺、晚餐的概念、家庭的形象徹底地從我那空虛的記憶和癱瘓的腸胃中消失似的。不幸的是這種癱瘓只是暫時的。我麻木地吃蛋糕，過一會兒就該進行消化了。不過為時尚早。這時，希爾貝特遞給“我的茶”，我不停地喝著，其實一杯茶就足以使我在二十四小時內失眠。因此母親常說：“真麻煩，這孩子，每次從斯萬家回來就生病。”然而，當我在斯萬家時，我明白自己喝的是茶嗎？即使我明白，我也會照樣喝，因為就算我在刹那間恢複了對現在的辨別能力，我也恢複不了對過去的回憶和對將來的預見。我的想象力無法達到遙遠的時間——只有到那時我才能產生睡覺的念頭和睡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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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流士，古波斯國王，在位期為公元前521—485，以顯赫戰功與大興土木聞名。

②尼尼微，古代小亞細亞王國，後被摧毀。

希爾貝特的女友們並不都處于這種無法作出理智決定的興奮狀態之中。有幾位居然不喝茶！希爾貝特用當時十分流行的話說：“當然啦，我的茶不成功！”她將餐桌旁的椅子擺亂，好沖淡莊嚴的氣氛，說道：“我們好像在慶祝婚禮似的，老天爺，這些仆人真蠢！”

她側身坐在斜靠餐桌的一張X形椅腳的椅子上啃蛋糕。片刻以後，斯萬夫人送走客人——她的接待日和希爾貝特的茶會往往是同一天——便快步走了進來。

她有時穿著藍絲絨，經常穿的是飾有白色花邊的黑緞裙衣。她表示詫異（仿佛女兒沒有經她同意便可能有這麼多小點心）地說：“噫，你們吃得多香呀，看見你們吃蛋糕，連我也饞了。”

“好呀，媽媽，我們請您也來。”希爾貝特回答說。

“哦，不行，寶貝，我的客人會怎麼說呢。那兒還有特龍貝夫人、戈達爾夫人、邦當夫人，你知道，親愛的邦當夫人從來不作短暫的訪問，而她剛剛來。這些好人們看見我不回去會怎麼說呢？等她們走了，要是沒有新客人，我就來和你們聊天（這對我有趣得多）。我想我有權利稍稍安靜一下，我已經接待了四十五位客人，而其中竟有四十二人談到謝羅姆①的畫！”接著她又對我說：“您哪天來和希爾貝特喝茶，她會做您喜歡的茶，您在小工作室②里常喝的那種茶。”她一面說，一面走開去招待她的客人。她似乎認為我也意識到我走進這個神秘的世界是尋找什麼習慣（即使我喝茶，那能算是有喝茶的習慣嗎？至于“工作室”，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她又說：“您什麼時候再來？明天？我們給您做toast（烤面包），味道和哥倫貝糕點店的一樣。您不來？您真壞。”她自從有了沙龍，便處處模仿維爾迪蘭夫人，說話帶著嬌嗔。不過我既未見識過toast，也未見識過哥倫貝糕點店，所以，她最後的那點許諾並未使我動心。奇怪的是，當她誇獎我家的nurse（保姆），我最初竟不知道這是指誰，其實大家都用這個詞，也許如今在貢布雷仍然通用。我不懂英語，但我不久就明白她是指弗朗索瓦絲。在香榭麗舍大街，我曾擔心弗朗索瓦絲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我從斯萬夫人口中得知，正是由于希爾貝特講了那麼多有關我的nurse的事，斯萬夫婦才對我產生好感。“可以感覺到她對您忠心耿耿，她多麼好。”（我立即完全改變了對弗朗索瓦絲的看法。由于反作用，我不再認為身穿雨衣頭戴羽飾的家庭教師是非有不可的了。）斯萬夫人禁不住議論了幾句布拉當夫人，說她確實為人善良，但是她的來訪令人畏懼，于是我明白她們之間的關系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對我有利，它絲毫不能改善我在斯萬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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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謝羅姆（1824—1904）法國畫家。

②原文英語，斯萬夫人說話愛夾幾個英文字。

如果說我已經帶著尊敬和歡樂的戰栗探索這個出人意外地向我敞開大門（昔日是關閉的）的仙境的話，那麼我的身份僅僅是希爾貝特的朋友。接納我的王國本身又處于更為神秘的王國之中：斯萬夫婦在那里過著超自然的生活。他們在候見廳里與我對面相遇時，與我握握手，然後又走向那個神秘的王國。但是，不久以後我也進入聖殿內部了。例如當希爾貝特不在家而斯萬先生或夫人碰巧在家時，他們問誰在按門鈴，聽見是我便讓仆人請我進去談一談，希望我在這方面或那方面，這件事或那件事上對他們的女兒施加影響。我回憶起以前寫給斯萬的那封信，它如此全面、如此具有說服力，而他竟認為不值一複。我不禁感慨起來：思想、推理、心，都沒有能力導致任何交談，沒有能力解決任何困難，而生活，在你根本不知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卻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困難。我得到希爾貝特的朋友這個新身份，有能力對她產生好影響，因此我享受優待，就好比我與國王的兒子同學，在學校中又一直名列榜首，由于這種偶然性我便可以常去王宮，並且在禦座大廳謁見國王。斯萬和藹可親地讓我走進他的書房，仿佛他並不急于處理那許多光榮與體面的工作。他留了我一個小時。我過于激動，因此對他的話根本聽不懂，只好結結巴巴地回答，時而膽怯地保持沉默，時而鼓起一瞬即逝的勇氣，前言不搭後語地應付。他指給我看他認為會使我感興趣的藝術品和書籍，雖然我毫不懷疑它們比盧浮宮和國立圖書館的收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卻看不見它們。如果他的膳食總管此刻讓我將表、領帶別針、高幫皮鞋都給他，並簽署文件承認他為繼承人的話，我也會欣然同意的，因為，用一針見血的民間俗語來說：我昏頭轉向（民間俗語與著名史詩一樣，沒有留下作者姓名，但與沃爾夫①的理論相反，它確實有過作者，那是些隨時可以見到的、富有創造性的謙遜的人，正是他們發明了諸如“往一張臉上貼名字”②之類的說法，而他們自己的姓名卻不泄露）。訪問在繼續，我驚奇的是在這神奇的房子里度過的時光竟然使我一無所獲，沒有得到任何圓滿結果。我之所以失望並不是因為他給我看的傑作有任何缺陷，也不是因為我無法用漫不經心的眼光去端詳它們，而是因為我坐在斯萬書房中所體驗的神奇感覺並非由于事物本身的內在美，而是由于附屬于這些事物——它們可能是世上最丑的——之上的特殊感情，憂愁和甜蜜的感情。多年以來我便將感情寄托于這間書房，至今它仍浸透書房的每個角落。與此相仿的是另一件事。一位穿短褲的跟班對我說夫人要見見我，于是我便穿過蜿蜒曲折的走廊小道（那里充滿從遠處梳洗間不斷飄來的珍貴的香氣），去到斯萬夫人的臥室，三位美麗而莊嚴的女人，她的第一、第二、第三侍女正微笑著為她梳妝打扮。我在那里停留片刻，自慚形穢，又對她感恩戴德，而這些感受與那一大堆鏡子、銀刷以及出自她的友人一著名藝術家之手的帕多瓦的聖安托萬③雕像或畫像毫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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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沃爾夫（1759—1824）德國哲學家，認為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各時期的史詩彙合而成。

②即記起某人的名字。

③聖安托萬（1195—1231），葡萄牙傳教士。

斯萬夫人回到她的客人那里去，但我們仍聽見她談笑風生，因為即使她面前只有兩個人，她也像面對眾多“同伴”那樣提高嗓門談話，就像往日在小集團中“女主人”“引導談話”時那樣。人們喜歡——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使用新近從別人那里學來的表達法，斯萬夫人也不例外，她時而使用丈夫不得不介紹她認識的高雅人士的語言（她模仿他們的矯揉造作，即在修飾人物的形容詞前取消冠詞或指示代詞），時而又使用很俗的語言（例如她一位女友的口頭禪“小事一樁”），而且盡量用于她喜歡講述的故事中（這是她在“小集團”中養成的習慣），然後又說：“我很喜歡這個故事”，“啊！你得承認這故事很美吧！”而這種語言是她通過丈夫從她所不認識的蓋爾芒特那里學到的。

斯萬夫人離開了飯廳，她那位剛到家的丈夫又來到我們面前。“希爾貝特，你母親是一個人在那里吧？”“不，她還有客人，爸爸。”“怎麼，還有客人，已經七點鍾了！真可怕，可憐她一定累得半死。真可惡（odieux這個字我在家里也常常聽見，但O長發音而斯萬夫婦則發成短音）。”接著他轉身對我說：“您看看，從下午兩點鍾起一直到現在！加米爾說在四五點鍾之間，來了足足十二位客人，不，不是十二位，他說的大概是十四位，不，是十二位，我也糊塗了。我剛進來的時候，看見門口停著那麼多車，我忘了是她的接待日，還以為家里在舉行什麼婚禮呢。我在書房里呆了一會兒，門鈴響個不停，鬧得我真頭疼。她那里客人還多嗎？”“不，只兩位，”

“是誰？”“戈達爾夫人和邦當夫人。”“啊，公共工程部辦公室主任的妻子。”“我知道他丈夫是某個部的職員，但不知道他到底干什麼。”希爾貝特用孩子的口吻說。

“怎麼，小傻瓜，你這話像兩歲孩子說的。你說什麼？部里的職員？他可是辦公室主任，是那個單位的頭頭。我的天，我怎麼糊塗了，跟你一樣心不在焉，他不是辦公室主任，他是秘書長。”

“我可不知道。那麼說秘書長是很重要的人物了？”希爾貝特回答。她從不放棄任何機會對父母所炫耀的一切表示冷漠（她也許認為，假裝不把如此顯貴的朋友放在眼里會使這種關系更引人注目）。

“怎麼，是不是很重要！”斯萬驚呼說。他使用的不是使我疑惑茫然的語氣，而是明確清楚的語言：“部長之下就是他！他甚至比部長還重要，因為凡事都要由他經辦。而且據說他很有才干，是出類拔萃的第一流人才。他得過榮譽勳位四級勳章。他很有趣味，而且一表人才。”

他的妻子不顧眾人反對嫁給了他，因為他是“充滿魅力”的人。他蓄著柔軟光滑的淡黃色胡須，五官端正，說話時帶鼻音，呼吸濁重，戴一只假眼，這一切足以構成罕見而微妙的整體。

“我告訴您，”斯萬先生對我說，“這些人進入當今的政府的確是件有趣的事，他們是邦當—謝尼家族中相當典型的、教權主義的、思想狹隘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你那可憐的祖父對老頭謝尼很熟悉，至少聽說過，見過面。這老頭當時很有錢，可是給車夫的小費只是一個蘇。還有那位布雷奧一謝尼男爵。總聯合公司①的股票暴跌使他們傾家蕩產，您那時還太小，不知道這些事。後來，當然啦，他們竭盡全力重振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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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處指1876年成立的企業，1882年破產倒閉。

“他有一位外甥女，她總來我們學校上課，比我低一班，有名的‘阿爾貝蒂娜’。她將來一定很fast（放蕩），現在模樣有點古怪。”

“我女兒什麼人都認識，真奇怪。”


“我知道她，並不相識。我只是看見她走過時，這兒有人喊阿爾貝蒂娜，那兒也有人喊阿爾貝蒂娜。不過，我認識邦當夫人，對她也沒有好感。”

“你這就完全錯了。邦當夫人很討人喜歡，她漂亮、聰明、而且頗有風趣。我這就去向她問好，打聽他丈夫對戰爭會不會爆發，狄奧多西國王可靠不可靠的看法。他深知諸神的隱秘，對這些事肯定了解的，對吧？”

斯萬以前可不是以這種口吻說話的。但是難道你沒見過頭腦簡單的公主（她與隨身男仆私奔，十年以後又想回到上流社會，但感到沒人願意與她來往）自發地像討厭的老太婆一樣說話嗎？聽見別人談論一位聞名一時的公爵夫人時，她便急忙說：“她昨天還來看過我哩”，或者“我現在是深居簡出了”。因此我們要了解風俗，根本不需要觀察，根據心理規律來推斷便足夠了。

斯萬夫婦也屬于這種很少有客人來訪的反常人物。稍稍有點身分的某人的來訪、邀請、甚至簡單一句話，對他們來說，都是應該廣為宣傳的大事。奧黛特舉行了一次比較成功的晚宴，不巧的是維爾迪蘭夫婦正在倫敦，但這個消息居然通過他們一位共同的朋友而以電報的形式傳到海峽彼岸的維爾迪蘭夫婦那里。就連奧黛特收到的恭維信或電報，斯萬夫婦也一定讓眾人分享快樂。他們告訴朋友們，並讓大家傳閱。

因此，斯萬的沙龍很像是張貼著電訊新聞的海邊旅館。

此外，有些人不僅像我一樣認識社交生活以外的舊斯萬，還認識社交生活中，特別是蓋爾芒特圈子中（在那里，除了殿下和公爵夫人以外，其他人必須具有頭等情趣和魅力，即使是傑出的人物，如果被認為庸俗或令人討厭，也被排斥出來）的舊斯萬，他們要是看到斯萬在談到朋友時不再像以前那樣含蓄，擇友時也不再如此苛求，准會大吃一驚。像邦當夫人如此平庸、如此乖戾的人竟然不使他討厭？他竟然說她可愛？對蓋爾芒特小圈子的回憶似乎應該阻止他這樣做，可實際上卻促使他這樣做。和四分之三的社交圈子不同，蓋爾芒特小圈子是具有鑒賞能力的，甚至高雅的鑒賞力，但也有附庸風雅之習氣，而它往往使鑒賞力暫時無法發揮。如果涉及的是某位並非為小集團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例如外交部長（有點自命不凡的共和派）或某位饒舌的法蘭西學院院士，那麼，他會受到鑒賞力的一致否定。斯萬很同情德·蓋爾芒特夫人，為她不得不與這類人在某大使館同桌吃飯。任何一位高雅之士也比他們強一千倍，所謂高雅之士是指蓋爾芒特圈里的人，他一無所長，只是具有蓋爾芒特精神，屬于同一宗派。然而，如果某位大公夫人或王族血統公主來德·蓋爾芒特夫人家吃飯的話，她會成為這宗派的一員，盡管她並無這個權利，盡管她根本不具備普爾芒特精神。上流社會的人異常天真。既然這位貴族女士並非因可愛而被接待，而她又已經被接待了，于是人們便極力說她可愛。當殿下離去以後，斯萬為蓋爾芒特夫人解圍說：“她畢竟不壞，甚至還不缺乏幽默感。當然，我想她並不掌握《純粹理性的批判》，但她並不叫人討大厭。”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公爵夫人回答說，“她剛才稍有膽怯，將來會討人喜歡的。”“比起那位給您列舉二十本書的XJ夫人（饒舌的學院院士的夫人，頗有才華的女士）來，她叫人高興得多。”“根本沒法比”。談論這些事，誠誠懇懇地談論這些事，這種能力是斯萬從公爵夫人那里學到的，並且保持至今，又用于他本人所接待的客人身上。他盡力去識辨他們身上的品質，而當我們懷著善意的偏見而不是帶著挑剔的厭惡情緒去觀察人時，人人都具有這些品質。斯萬強調邦當夫人的優點正如往日強調帕爾瑪公主的優點一樣。如果某些貴人進入蓋爾芒特小集團不是出于優待，如果人們認真考慮的果真只是情趣和魅力，那帕爾瑪公主早被開除了。斯萬從前也表現出這種興趣（只是現在他持久地加以發揮而已），那就是以自己的社交地位去換取在某種情況下對自己更為合適的另一種地位。有種人在觀察事物時，沒有能力對乍一看來似乎不可分的事物進行分解，因此相信地位與人是連成一體的。其實同一個人，在生活的不同時期，會處于不同等級的社會階層之中，而這等級並不一定越來越高。每當我們在生活的另一時期與某一階層來往（或重新來往）並感到備受疼愛時，自然而然地我們便攀附于這個階層，並在那些人中紮了根。

至于邦當夫人，既然斯萬一再提到她，我想他不會反對我將邦當夫人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告訴我父母。斯萬夫人一步一步地結識了誰，父母對此頗感興趣，但毫無贊賞之意。母親聽見特龍貝夫人的名字時說：

“啊！這可是位新成員，她會領些別人去的。”

接著，媽媽似乎將斯萬夫人廣為交友的那種簡便、迅速和猛烈的方式比作殖民戰爭說道：

“現在特龍貝歸順了。鄰近的部落不久也會投降。”

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見了斯萬夫人，回家便對我們說：

“斯萬夫人處于戰爭狀態。她大概在對馬塞諸賽人、僧伽羅人、特龍貝人發動勝利的攻勢吧。”

我告訴她在那個拼湊的、人為的環境中我都看見了哪些新來者（她們本屬不同的社會圈子，被煞費苦心地吸引到這里來），母親立刻猜出她們的來處，仿佛這是高價購買的戰利品：

“這是去某某家征戰的繳獲品。”

斯萬夫人居然有興趣吸收戈達爾夫人這位不甚高雅的小市民，父親不禁愕然。他說：“當然，教授是有地位的人，但我仍然不明白她是怎麼想的。”可是，母親卻很明白。她知道，當一個女人走進與原先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圈子時，會感到愉快，如果她不能讓舊友們知道如今的新交是多麼體面的人物，這種樂趣會大為減色。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一位見證人鑽進美好的新圈子，仿佛一只嗡嗡叫的、見異思遷的昆蟲鑽進花叢，然後，見證人在每次拜訪以後便散布（至少人們希望如此）消息，暗暗播下羨慕和贊賞的種子。戈達爾夫人正適合于這種角色，她是特殊類型的客人，媽媽（她繼承外祖父的某種氣質）稱之為“異鄉人，去告訴斯巴達”①型的客人。此外——除了另一個多年以後才為人所知的理由以外——斯萬夫人在“接待日”邀請這位和藹的、穩重的、謙虛的女友，至少不必擔心她是叛徒或競爭對手。斯萬夫人知道，這位戴著羽飾、拿著名片夾的積極的工蜂，一個下午便能拜訪為數眾多的市民花萼。斯萬夫人了解她的擴散能力，並且，根據對或然率的計算，她有把握讓維爾迪蘭家的某位常客第三天就得知巴黎地方長官常去斯萬夫人家留下名片，或者讓維爾迪蘭先生本人知道賽馬會主席勒奧·德·普雷薩尼先生常帶領她和斯萬參加狄奧多西國王的盛會。她認為維爾迪蘭夫婦只會獲悉這兩件對她很光彩的事，僅僅這兩件事，因為我們所臆想和追求的光榮往往具有很少幾種特殊表現形式，這應歸咎于我們的精神缺陷——它沒有能力同時想象我們所期望（大致期望）于光榮的一切同步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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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巴達國王萊翁里達斯及三百士兵為阻擋波斯人進攻而全部戰死（公元前80年）。在昔日戰場的岩石上刻著這句話：”異鄉人，去告訴斯巴達，我們為它而死！”

斯萬夫人只是在所謂“官界”中獲得成功。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並不是因為她那里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時，凡屬于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決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將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將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萬花筒中的新布局產生于哲學家稱作的標准所發生的變化。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以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產生了一個新標准，于是萬花筒再一次將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爭，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眾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于靜止狀態時，生活于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已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仿佛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她本人並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並不喜歡她，從未認真與她聯絡感情，雖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繼承人。然而，在斯萬的親戚當中，只有這位姨母意識到斯萬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這方面與我們一樣（長期地）一無所知。在家族中，當一個成員躋身于上流社會時——他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在十年以後，他會看到在和他同時成長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這個現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畫出一圈黑暗區域terraincognita①，居住其中的人對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門而入者雖然從它旁邊走過，卻不覺察它的存在，還以為是一片黑暗，一片虛無。既然沒有任何通迅社將斯萬的社會交往通知他的親戚，因此，他們在飯桌上（當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談到斯萬時，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講述他們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爾表親”，而且把他看作心懷嫉妒的窮親戚，借用巴爾紮克小說的標題，風趣地稱他為“傻表親”②。魯弗斯·以色列夫人與眾人不同，她很明白與斯萬慷慨交往的是些什麼人，而且十分眼紅。她丈夫的家族與羅特希爾德家族一樣有錢，而且好幾代以來便為奧爾良王公們經營事務。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纏萬貫，當然很有影響，並且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勸阻她認識的人接待奧黛特，只有一個人偷偷地違背了她，那就是德·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奧黛特去拜訪德·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幾乎同時到來。德·馬桑特夫人如坐針氈。這種人什麼都做得出來，所以她竟然背信棄義地不和奧黛特說一句話，奧黛特自然不再將入侵向前推進了，何況這個階層決非她希望被接納的階層。聖日耳曼區對奧黛特絲毫不感興趣，仍舊將她看作與有產者完全不同的、毫無修養的輕佻女人（有產者精通家譜中的每個細節，而且，既然現實生活並未向他們提供貴族親友，他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回憶錄）。另一方面，斯萬似乎繼續是情人，在他看來，這位往日情婦的一切特點似乎仍然可愛或者無傷大雅，因為我常常聽見他妻子說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而他卻無意糾正（也許是因為對她尚有柔情，也許是對此掉以輕心，或者懶于幫她提高修養）。這也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單純。在貢布雷，我們曾長期被他的單純所蒙蔽，而且就在現在，雖然他繼續結交體面人物（至少為他自己著想），卻不願他們在他妻子的沙龍的談話中占有重要地位，何況對他來說，他們的重要性確實大為減少，因為他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總之，奧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無知。當人們先提到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後提到她表親德·蓋爾芒特公主時，她竟然說：“噫，這些人是王公，那麼說他們晉升了。”如果有誰在談到夏爾特爾公爵時用“親王”一詞，她馬上糾正說：“是公爵，他是夏爾特爾公爵，不是親王。”關于巴黎伯爵的兒子德·奧爾良公爵，她說：“真古怪，兒子的爵位比父親高。”作為英國迷，她又接著說：“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塗。”有人問她蓋爾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說：“埃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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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未知地域。

②小說《貝姨》法文為CousineBette，Bete與Bette同音。

斯萬在奧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見她教養中的缺陷，也看不見她智力上的平庸。不僅如此，每當奧黛特講述什麼愚蠢的故事時，斯萬總是殷勤地、快活地、甚至贊賞地（其中可能摻雜著殘存的欲念）聆聽，而如果斯萬本人說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話時，奧黛特往往興趣索然、心不在焉、極不耐煩，有時甚至厲聲反駁。人們因而得出結論說，精華受制于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反過來，也有許多傑出女性竟被對她們的睿智橫加指責的蠢人所盅惑，並且被極度慷慨的愛情所左右而對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贊歎不已。說到當時妨礙奧黛特進入日耳曼區的理由，應該指出社交界的萬花筒的最近一次轉動是由一系列丑聞引起的。人們原來放心大膽地與某些女人交往，而她們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國間諜。在一段時間內，人們首先（至少認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穩定……奧黛特代表的正是人們剛剛與之決裂又立刻拾起的東西（因為人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他們在新制度下尋找舊制度的繼續），當然它必須換一種形式，以掩人耳目，制造與危機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但奧黛特與那個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其實，上流社會的人是高度近視眼。他們與原來認識的猶太女士斷絕來往，正考慮如何填補空白，卻看見一位仿佛被一夜風暴刮來的新女人，她也是猶太人，但由于新穎，便不像在她以前的女人那樣使人們聯想起他們認為應該憎惡的東西。她不要求人們崇敬他們的上帝。人們便接納了她。誠然，在我初訪奧黛特家時，反猶太主義問題尚未提出，但是奧黛特與當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十分相似。

至于斯萬，他仍然常去拜訪舊日的、也就是屬于最上層社會的朋友。當他談到剛剛拜訪過什麼人時，我注意到在舊日的朋友中，他是有所取舍的，而選擇的標准仍然是作為收藏家的半藝術半曆史的鑒賞力。某位家道中落的貴婦引起他的興趣，因她曾是李斯特的情婦，或者因為巴爾紮克曾將一本小說獻給她的外祖母（正如他買一幅畫是因為夏多布里昂描寫過它）。這使我懷疑我們在貢布雷時莫非是從一個謬誤過渡到另一個謬誤，即最先認為斯萬是一位從不涉足社交的資產者，後來又認為他是巴黎頂頂時髦的人物。成為巴黎伯爵的朋友，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王公的朋友”被排外傾向的沙龍拒之門外的，不是大有人在嗎？王公們自知為王公，便不追求時髦，而且自認高居于非法王族血統者之上，大貴族和資產者統統在他們之下，並且（從高處看）幾乎處在同一水平上。

此外，斯萬在目前的社交圈子中（他重視過去所留下的、至今仍然可以見到的名字）所尋求的不僅僅是文人和藝術家的樂趣，將不同的成升交混起來，將不同的類型聚合起來，從而搭配成社會花束，這也是他的消遣（不那麼高雅）。這些有趣的（或者斯萬認為有趣的）社會實驗在他妻子的每位女友身上並不產生——至少不是經常地——相同的反應。“我打算同時邀請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他笑著對邦當夫人說，好像一位貪吃的美食家想換換調味汁的成分，用圭亞那胡椒來替代丁子香花蕾。然而，這個似乎會使戈達爾感到有趣的計劃卻使邦當夫人大為惱火。她最近被斯萬夫婦介紹認識旺多姆公爵夫人，認為這事既使人高興又理所當然，而對戈達爾夫婦講述它，加以吹噓，這構成她的愉快中饒有興味的一部分因素。邦當夫人希望，在她以後，她那圈子里再沒有任何人被介紹給公爵夫人，正好比被授勳者一得到勳章便立刻希望將十字勳章的水龍頭關上。她暗暗詛咒斯萬的低級鑒賞力。他為了實現一種無聊的、古怪的審美觀，竟能在一瞬間將她對戈達爾夫婦談論旺多姆公爵夫人時所散布的迷霧吹得一干二淨。她怎敢對丈夫說教授夫婦也即將分享這個愉快（她曾吹噓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呢？要是戈達爾夫婦明白這種邀請不是出自主人的誠心，而是為了解悶，那就好了！其實，邦當夫婦的被邀請難道不也如此嗎？不過，斯萬從貴族那里學到了永恒的堂璜作風，他有本領使兩位不足道的女人同時認為自己是真正的被愛者，因此，當他對邦當夫人提起旺多姆公爵夫人時，那口氣仿佛邦當夫人和公爵夫人同桌進餐自然是不在話下的事。“是的，我們打算邀請公主和戈達爾戈婦，”斯萬夫人在幾星期後說道，“我丈夫認為這種集合可能產生有趣的東西。”如果說斯萬夫人保留了“小核心”中維爾迪蘭夫人所喜愛的某些習慣——例如高聲說話好讓所有的信徒聽見——的話，那麼她也使用蓋爾芒特圈子所喜愛的某些語言（例如“集合”一詞），她與蓋爾芒特圈子並不接近，但卻在遠處、在不知不覺中受它吸引，正如大海被月亮吸引一樣。“是的，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您不覺得這很有趣嗎？”斯萬問道。“我看這會很糟，您會招來麻煩的，可別玩火。”邦當夫人氣沖沖地回答。他和她丈夫，還有阿格里讓特親王都受到邀請，而對這次宴會，邦當夫人和戈達爾各有各的說法，依問話人而定。有些人分別問邦當夫人和戈達爾，那天吃飯的除了旺多姆公主外，還有哪些客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漫不經心的兩句話：“只是阿格里讓特親王，這完全是熟朋友之間的便餐。”但另一些人可能更知情（有一次有人甚至問戈達爾：“邦當夫婦不是也在場嗎？”“哦，我忘了。”戈達爾紅著臉回答說，並從此將這個問話的笨蛋列入多嘴饒舌者之流）。對于這些人，邦當夫婦和戈達爾夫婦不謀而合地采取了大致相同的說法，只是將名字對換一下而已。戈達爾說：“唉，只有主人，旺多姆公爵夫婦（自負地微微一笑），戈達爾教授夫婦，此外，對了，莫名其妙，還有邦當夫婦，他們可是有點煞風景。”邦當夫人講的也完全一樣，不同的是，邦當夫婦的名字位于旺多姆公爵夫人和阿格里讓特親王之間，並且受到得意洋洋的誇張，而她最後責怪所謂不請自來並且大煞風景的禿子，就是戈達爾夫婦。

斯萬往往在晚飯前不久才從訪問中歸來。晚上六點鍾，這時刻在往日曾使他痛苦，而如今卻不然，他不再猜測奧黛特大概在做什麼，是接待客人還是外出，他對這些都不在意。他有時回憶起多年以前，他有一次曾試圖透過信封看奧黛特給福爾什維爾寫了什麼。但這個回憶並不愉快，他不願加深羞愧感，只是撇了一下嘴角，必要時甚至搖搖頭，意思是：“這對我有什麼關系呢？”從前他常常堅持一個假定，即奧黛特的生活是無邪的，只是他本人的嫉妒、猜測才使它蒙受恥辱罷了，但是現在，他認為這個假定（有益的假定，它減輕他在愛情病中的痛苦，因為它使他相信這痛苦是虛構的）是不正確的，而他的嫉妒心卻看對了。如果說奧黛特對他的愛超過他的想象的話，那麼，她對他的欺騙更超過他的想象。從前，當他痛苦萬分時，曾發誓說有朝一日他不再愛奧黛特，不再害怕使她惱怒，不再害怕讓她相信他熱戀她時，他將滿足宿願——本著單純的對真理的追求，並為了解釋曆史的疑點，與她一起澄清事實，弄清那天（即她寫信給福爾什維爾，說來探望她的是一位叔叔）他按門鈴敲窗子而她不開門時，她是否正和福爾什維爾睡覺。斯萬從前等待嫉妒心的消失，好著手澄清這個饒有興趣的問題。然而，如今他不再嫉妒了，這個問題在他眼中也失去了一切趣味。當然並不是立刻。他對奧黛特已經不再嫉妒，但是，那天下午他敲拉彼魯茲街那座小房子的門而無人回答的情景卻繼續刺激他的嫉妒心。在這一點上，嫉妒心與某些疾病相似：疾病的病灶和傳染源不是某人，而是某個地點，某座房屋，嫉妒的對象似乎也不是奧黛特本人，而是斯萬敲擊奧黛特住所的每扇門窗的那已逝往日中的一天、一個時刻。可以說，只有那一天和那個時刻保留了斯萬往日曾有過的愛情品格中的最後殘片，而他也只能在那里找到它們。長期以來，他不在乎奧黛特是否曾欺騙他，是否仍然在欺騙他。但是，在幾年里他一直尋找奧黛特從前的仆人，因為他仍然有一種痛苦的好奇心，想知道在如此遙遠的那一天，在六點鍾時，奧黛特是否在和福爾什維爾睡覺。後來連這種好奇心也消失了，但他的調查卻未中止。他繼續設法弄清這件不再使他感興趣的事，因為他的舊我，雖然極度衰弱，仍然在機械地運轉，而過去的焦慮已煙消云散。他甚至無法想象自己曾經感到如此強烈的焦慮，當時他以為永生也擺脫不了焦慮，以為只有他所愛的女人的死亡（本書下文中將有一個殘酷的反證，說明死亡絲毫不能減弱嫉妒的痛苦）才能打通他那完全堵塞的生活道路。

然而，有朝一日將奧黛特生活中使斯萬痛苦的事弄個水落石出，這並不是斯萬的唯一願望。他還保留了另一個願望，即當他不再愛奧黛特、不再害怕她時，他要為這些痛苦進行報複，而眼前恰恰出現了實現這第二個願望的機會。斯萬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他沒有任何理由嫉妒，卻仍然嫉妒，因為他無力更新戀愛方式，他將往自與奧黛特的戀愛方式應用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她不必有任何不忠行為，只要由于某個原因離開他，比方說，參加晚會，而且似乎玩得很開心，這就足以使斯萬妒火中燒，這就足以喚醒他身上那古老的焦慮——他的愛情的可悲而矛盾的贅疣。焦慮使斯萬與真實的她保持距離，他必須努力才夠得著她（了解這個年輕女人對他的真實感情，她每天的隱秘欲望和內心秘密）。焦慮在斯萬和他所愛的女人中間放上了舊日的冥頑不化的猜疑，猜疑的根源在奧黛特或者比奧黛特更早的某個女人身上，正是由于它，年老的情人只能通過“挑起嫉妒心的女人”這個古老的集體幻影來認識他今日的情婦，而且將新愛情也武斷地置于這個幻影之中。然而，斯萬經常譴責這種嫉妒心理，譴責它使自己相信某些實屬虛幻的不忠行為，但是他記起當初也曾采取同樣的觀點替奧黛特辯解，而且是做錯了。因此，當他和他所愛的年輕女人不在一起時，她的所作所為，在他眼中，便不再是清白無邪的。他曾起誓說，萬一哪一天他不再愛這位當時未想到會與他結婚的女人時，他將毫不留情地對她冷若冰霜（真正的冷若冰霜！），好為他長期受辱的自尊心進行報複，他現在可以毫無風險地（即使奧黛特把他的話當真，取消他從前夢寐以求的和她單獨談話，他也毫不在乎）進行報複了，但他卻無意報複。愛情既已消逝，表示不再愛的願望也隨之消失。當他為奧黛特痛苦時，他多麼盼望有一天讓她看看他愛上了別的女人，而現在他可以做到這一點，卻小心翼翼地不讓妻子知道自己另有新歡。

從前，每到喝茶的鍾點，我便悶悶不樂地看見希爾貝特離開我，提前回家，而現在，我也參加這些茶會。從前，當她和她母親出門散步或看日場演出時，我便獨自一人癡癡呆在香榭麗舍的草坪邊或木馬旁，因為她來不了，而現在呢，斯萬夫婦允許我和他們一起出門，他們的馬車里有我的座位。有時他們甚至問我願意去哪里，去看戲還是看希爾貝特一位同伴的舞蹈課，參加斯萬夫人女友家的社交聚會（斯萬夫人稱為“小會”）還是去參觀聖—德尼的國王墓。

每逢和斯萬一家出門的日子，我便去他們家吃午飯，斯萬夫人管它叫lunch（午飯）。他們邀請我十二點半去，那時我父母在十一點一刻吃午飯，所以等他們離開餐桌後，我才朝斯萬家的奢華街區走去。在這個街區里，行人向來稀少，何況在這個鍾點誰都回了家。即使在嚴冬，如果天氣晴朗，我便在馬路上來回溜達，一直等到十二點二十七分。我一會兒扯扯從夏費商店買的那條精美領帶的領帶結，一會兒看看腳上那雙高幫漆皮皮鞋是否弄髒了，我遠遠看見斯萬家小花園里的光禿禿的樹在陽光下象白霜一樣晶瑩閃光。當然，小花園里只有兩株樹。在這個反常的鍾點，景物也煥然一新。與自然所給予的樂趣（習慣的改變，甚至饑餓使它更為強烈）相交織的是即將與斯萬夫人同桌進餐的激動，它並不削弱樂趣，而是控制它、奴役它，使之成為社交生活的陪襯。我似乎發現了往日在這個鍾點所感覺不到的晴空、寒冷、冬日的陽光，它們好像是奶油雞蛋的前奏曲，好象是斯萬夫人之家這座神秘殿堂表層上的時間光澤、淺紅的淡淡冷色，而在殿堂內部卻有那麼多溫暖、芳香和鮮花。

十二點半，我終于下決心走進這座房子。它像聖誕節的大靴子一樣將給我帶來神奇的快樂（斯萬夫人和希爾貝特都不知道聖誕節在法文里怎麼說，所以總是用Christmas來代替，Christmas，布丁啊，收到什麼Christmas禮品啊，在Christmas期間要去外地什麼地方等等，我感到不是滋味，回到家中也說Christmas。認為說聖誕節有失體面，而父親認為這種語言滑稽可笑）。

我最初只遇見一位跟班，他領我穿過好幾間大客廳來到一間很小的客廳，那里沒有人，從窗口射進來的下午的藍光使它沉浸在夢幻之中。只有蘭花、玫瑰花和紫羅蘭陪伴我——它們像人一樣呆在你身邊，但並不認識你。它們是有生命的，而這種特性使它們的沉默產生強烈的效果。它們畏懼寒冷，接受熾熱爐火的溫暖。那被珍貴地放在水晶擋板後面的爐火不時地將危險的紅寶石散落在白色大理石的火盆中。

我已坐了下來，但聽見開門聲便趕緊站了起來，進來的是第二位仆人，跟著又是第三位仆人，而他們這種使我無謂激動的頻繁往來僅僅是為了雞毛蒜皮的事：往火中添一點煤或往花瓶里加一點水。他們走後，門又關上（斯萬夫人最後總會將它打開的），我又獨自一人。確實，魔術師的洞穴也不如這間小客廳那樣使我眼花繚亂，爐火在我眼前千變萬化，好似克林索①的實驗室。又響起一陣腳步聲，我沒有站起來，大概又是仆人吧，不是，是斯萬先生。“怎麼？您一個人在這里真是沒辦法，我那可憐的妻子從來不知道鍾點。一點差十分了。她每天都遲到。您一會兒看見她不慌不忙地進來，她還以為自己提前到哩。”斯萬仍然患神經炎，而且變得可笑，這樣一個不遵守時間的妻子（從布洛尼林園回來必晚，在裁縫店逗留必久，吃飯必遲到）雖然使他為腸胃擔心，但卻滿足了他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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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納歌劇《帕西法爾》中的魔術師。此處指第二幕開場的魔室。

他領我參觀新近的收藏品，並且向我解釋它們的價值，可是我過于興奮，又由于在這個鍾點我還破例地腹中空空，我心神不定，腦子里一片空白。雖然我還能夠說話，但什麼也聽不進去了。何況，就斯萬所擁有的收藏品而言，只要它們存在于他家，只要它們屬于午餐前的美妙時刻，這對我就綽綽有余了。即使那里有《蒙娜麗莎》，它也不會比斯萬夫人的便袍或嗅鹽瓶更使我愉快。

我繼續等侍，獨自一人，或者和斯萬一起，希爾貝特還常常來和我們作伴。斯萬夫人既然以如此威嚴的仆人為先導，她的出現一定不同凡響。我屏息靜聽每一個聲響。真正的教堂、風暴中的海濤、舞蹈家的跳躍往往比人們的想象要遜色。穿制服的仆人酷似戲劇中的配角，他們的連續出場為王後的最後顯現作准備，同時也削弱顯現的效果；在這些仆人之後是悄悄進來的斯萬夫人，她身穿水獺皮小大衣，凍得發紅的鼻子上蓋著面紗，與我的想象力在我等候期間所慷慨臆造的形象何等不相似！

如果她整個上午都沒有外出，那麼她走進客廳時身穿一件淺色雙縐晨衣，對我來說，它比一切衣袍都更雅致大方。

有時，斯萬夫婦決定整個下午呆在家里。吃完午飯天色已不早，這一天（我原以為它會和別的日子完全不同）的陽光正斜照在小花園的牆上。仆人們端來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燈，它們各自在蝸形腳桌、獨腳圓桌、牆角櫃或小桌這些固定祭壇上燃燒，仿佛在進行莫名其妙的祭祀。盡管如此，談話平淡乏味，我敗興而返，像自童年起每次做完午夜彌撒以後那樣大失所望。

然而這僅僅是思想上的失望。我在那座房子里是十分喜悅的，因為，如果希爾貝特尚未和我們在一起，那麼她即將進來，而且即將將她的話語、她那專注而微笑的目光（正如我第一次在貢布雷所見到的那樣）給予我。（而且達數小時之久！）當我看到她消失在通往寬大房間的內部樓梯上時，我至多稍稍感到嫉妒。我只能留在客廳里（就象一位女演員的戀人，他只能呆在正廳前座，不安地臆想在後台、在演員休息室正發生什麼事），我向斯萬了解房屋的另一部分，我的問題被掩飾得很巧妙，但聲調中仍流露出不安。他告訴我希爾貝特去的是衣被間，並自告奮勇要帶我去看看，而且說以後希爾貝特去那里，他一定要她帶我去。斯萬的最後這句話使我如釋重負，霎時間消除了那段使我們所愛的女人顯得如此遙遠的、可怕的內心距離。此刻，我對他的感情油然而生，似乎比我對希爾貝特的柔情更深。因為，他作為自己女兒的主人，將她給予我，而她本人卻有時拒絕我。我對她的直接影響比不上我通過斯萬而施于她的間接影響。此外，我愛的是她，每當我看見她時，我不禁感到心慌意亂，不禁渴望更多的東西，而這種情緒恰恰使我們在所愛的人面前失去了愛的感覺。

我們往往不呆在家中，而是出門走一走。在換衣出門以前，偶爾，斯萬夫人在鋼琴前坐下，她從粉紅色或白色的，總之色彩鮮豔的雙縐絲便袍的袖中，伸出那雙嬌美的手，張開手指撫彈琴鍵，仍然是那種存在于她的目光中卻不存在于她心中的憂郁。正是在這樣的一天，她偶然為我彈奏凡德伊奏鳴曲，即斯萬十分喜愛的那個小樂段。當我們頭一次聆聽稍微複雜的樂曲時，往往什麼也沒聽出來。然而，等我後來聽過兩三遍凡德伊奏鳴曲以後，我感到對它很熟悉。看來，第一次聽懂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果第一遍沒有真正聽出什麼東西，那麼第二、第三遍僅僅是第一遍的重複，不可能在第十遍有新的感悟。這樣看來，第一遍所缺乏的也許是記憶，而決不是理解，因為我們的記憶，與我們聆聽時它所面臨的複雜感受相比較，是極為微小、極為短暫的，好比一個人在睡眠中想到種種事情但立即忘在腦後，又好比一位老年癡呆症患者將別人一分鍾前對他說的話忘得一干二淨。這些複雜豐富的感受，我們的記憶力不可能立即向我們提供回憶。回憶是在記憶力中逐步形成的。當我們聽過兩、三遍作品以後，我們就像中學生（他們入睡前還反複複習，覺得尚未掌握）一樣，第二天早上倒背如流。只是，我以前從未聽過這支奏鳴曲，因此，斯萬和他妻子所熟悉的那個樂段與我清晰的感知相距遙遠，仿佛是記不起來的名字。人們盡力回憶，但找到的是一片虛空，但是，一個小時以後，當人們不再去想時，最初尋而未得的那個音節卻自動跳了出來。真正的稀世之作是難以立即被人們記住的，何況，就每個作品內部來說（例如凡德伊奏鳴曲之于我），人們最先感知的是最次要的部分。我錯誤地認為，既然斯萬夫人已為我彈奏了那十分著名的樂段（在這一點上我和某些傻子一樣，他們既然看過威尼斯聖馬可教堂的圓頂的照片，便以為再沒有什麼新奇了），奏鳴曲不會給我任何新啟示（因此在長時間中我不注意聆聽它）。不僅如此，即使我從頭到尾再聽一遍，奏鳴曲的整體在我眼前仍然影影綽綽，就象是一座由于距離太遠或濃霧迷漫而若隱若現的建築物。因此，認識作品如同認識在時間中實現的事物一樣，這個過程是令人憂郁的。當凡德伊奏鳴曲中最隱蔽的東西向我顯露時，我最初所注意並喜愛的東西，在我的感覺所無法左右的習慣的支配下，開始逃走，離開我。既然我只能在相繼的時間中喜愛奏鳴曲所給予我的一切，它便像生活一樣，我永遠也無法全部掌握它。然而，偉大的傑作並不像生活那樣令人失望，它最初給予我們的並不是精華。在凡德伊奏鳴曲中，最先被人發現的美也是最快使人厭倦的美，而原因大概是這種美與人們已知的美最接近。然而當這種美遠去以後，我們愛上某個片段，對它新穎的結構迷惑不解，我們無法識辨它，無法觸及它一絲一毫。我們每日從它身邊走過而毫不覺察，它自我保存得十分妥帖。在它本身的美的魔力下，它變得不可見，始終不可知，一直到最後它才走向我們，而我們最後離開的也是它。我們對它的愛比對其他一切的愛都長久，因為我們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愛上它。一個人理解比較深刻的作品所需要的時間（如同我理解這個奏鳴曲），與公眾愛上新的傳世之作所需的多少年甚至多少世紀相比，僅僅是縮影和象征。因此，天才為了躲避世人的忽視，對自己說，既然同時代人缺乏必要的時間距離，那麼為後代寫的作品就只能被後代讀懂（仿佛圖畫一樣，站得太近就無法欣賞）。但是實際上、預防錯誤判斷的一切怯懦行動都徒勞無益，因為錯誤判斷是無法避免的。一部天才作品很難立刻受到贊揚，因為它的創作者卓越非凡、與眾不同。但作品本身能夠孕育出作者的知音（難能可貴的），而且人數越來越多。貝多芬的四重奏（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用了五十年之久才使它的聽眾誕生和壯大，它像任何傑作一樣，使藝術家的價值——至少使知識界——實現躍進，因為，在作品誕生之初，有能力贊賞它的人鳳毛麟角，而如今在知識界中卻大有人在。所謂後代，其實就是作品的後代。作品本身（為了簡明起見，此處不包括這種天才：它們在同一時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其他天才培養未來的更佳公眾）必須創造自己的後代。如果作品被封存起來，只是在後代面前才顯現的話，那麼，對作品來說，這個後代將不是後代，而是同代人，僅僅晚生活五十年罷了。因此，如果藝術家希望作品自辟道路的話，他必須——這正是凡德伊所做的——在有足夠深度的地方拋出它，朝著遙遠的真正未來拋過去。這個未來的時間是一部傑作的真正遠景，蹩腳的鑒賞家的錯誤在于忽視這未來的時間，而高明的鑒賞家有時帶著一種危險的苛求來考慮它。當然，如果從使遠處事物顯得朦朧不清的視覺出發，人們可能認為迄今為止的一切繪畫或音樂革命畢竟都遵循某些規則，而我們眼前的一切，如印象主義、對不諧調效果的追求、中國階次的絕對化、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都粗暴地有別于前者，這是因為我們在看待以前的事物時，沒有想到它們經過長期的同化已經在我們眼中成為雖然各不相同，但根本上一致的材料（其中雨果與莫里哀十分相近）。試想一下，如果不考慮未來的時間及它所帶來的變化，那麼，我們在少年時代所親耳聽到的對我們成年時期的占卜會顯得多麼荒誕。占卜並不都准確，而既然在一部藝術作品的美的總數中必須加進時間因素，那麼，判斷就必然帶上某種風險，因此也像預言一樣失去真正的意義，因為，預言的不能實現並不意味著預卜家智力平庸，同樣，使可能性成為現實，或者將它排除在現實之外，這並非天才的必然天職。一個人可以有天才，但卻不相信鐵路或飛機的發展，或者到他們的不忠）。

雖然我沒有聽懂奏鳴曲，我卻對斯萬夫人的演奏心醉神迷。她的彈奏，正如她的晨衣、她的樓梯上的芳香、她的大衣、她的菊花一樣，屬于一個特殊的、神秘的整體，它比起可以對天才進行理性分析的世界來，要高出千倍。斯萬對我說：“這個凡德伊奏鳴曲很美吧？當樹影暗下來，小提琴的琶音使涼氣瀉落在大地的時刻，這支曲子很悅耳。月光的靜止作用表達得淋漓盡致，這是主要部分。我妻子正采用光線療法，月光能使樹葉靜止不動，那麼光線能作用于肌肉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了。這一點是樂段中最精采的，即得了癱瘓症的布洛尼林園。要是在海邊就更妙，海浪在喃喃回答，我們對浪聲聽得更真切，因為其他一切都凝定不動。在巴黎卻不然，我們充其量注意到那些建築物上奇特的光線、那片仿佛被既無顏色又無危險的大火照亮的天空，那隱隱約約的鬧市生活。然而在凡德伊的這個樂段，以及整個奏鳴曲中，沒有這些，只有布洛尼林園，在回音中有一個清晰的聲音在說：“‘幾乎能讀報了。’”斯萬的這番話原可能將我對奏鳴曲的體會引入歧途，因為音樂不能絕對排斥別人對我們的誘導，然而，我從其他的話語中得知他正是在夜間茂密的樹葉下（許多傍晚，在巴黎附近的許多餐館中）聆聽這個小樂段的。因此樂句帶給他的不是他曾經常常要求的深邃含意，而是它四周那整齊的、纏繞的、著上顏色的葉叢（樂句使他渴望再見到葉叢，樂句仿佛是葉叢的內在靈魂），而是為他保留的整個春天，因為他從前焦躁而憂郁，沒有閑情逸致來享受春天（正如為病人保留他吃不下的美食一樣）。凡德伊的奏鳴曲使他重溫布洛尼林園中的某些夜晚曾對他產生的魅力，而奧黛特對這種魅力卻全然無知，雖然她當時和小樂段一起與他作伴。她僅僅在他身旁（不像凡德伊的主題那樣在他身上），因此，即使她的理解力增加千倍，她也根本看不見我們所有人的身上所無法表露的東西（至少在長時間中我認為這個規律無一例外）。“這畢竟很美吧？”斯萬說，“聲音竟可以反射，像水，像鏡子。還有，凡德伊的樂句讓我看見從前所未注意的東西。至于我當時的煩惱，當時的愛情，它沒有絲毫暗示，它采用的是另一種價值系統。”“夏爾，你這樣說對我似乎不太禮貌吧。”“不禮貌！你們女人可真了不起！我只是想告訴這位年輕人，音樂所顯示的——至少對我而言——決不是‘意志本身’和‘與無限共同感應’，而是，比方說，動物園的棕櫚溫室中身穿禮服的維爾迪蘭老爹。我雖然身在客廳，但這段小樂句卻一次又一次地領我到阿爾默農維爾與一同進餐。老天爺，至少這比和康布爾梅夫人同去要有趣得多。”斯萬夫人笑了起來說：“人家都說夏爾使這位夫人著了迷。”她的聲調使我想起在這以前不久，她談到弗美爾（她居然知道這位畫家，我十分驚訝）時曾說：“我可以告訴你，先生在追求我時對這位畫家很感興趣。對吧，親愛的夏爾？”此時，斯萬內心很得意，但是說：“別瞎議論康布爾梅夫人了。”“我不過在重複別人的話罷了。再說，她好像很聰明，雖然我不認識她。她很push－ing（有開拓性），這對聰明女人來說是難得的。所有的人都說她迷上了你，這樣說也沒有什麼壞處呀？”斯萬像聾子那樣一言不發，這是認可也是自鳴得意的表示。

“既然我彈奏的曲子使你想起動物園，”斯萬夫人假裝慍怒地逗笑說，“我們不妨將動物園作為待會兒出去散步的目的地，要是這小伙子喜歡的話。天氣多麼好，你可以重溫那些珍貴的感受了。說到動物園，你知道，這個年輕人原先以為我們很喜歡布拉當夫人呢，其實我盡量避著她。人們把她當作我們的朋友，這是很不體面的。你想想，從來不說人壞話的、好心腸的戈達爾先生居然也說她令人惡心。”“討厭的女人！她只有一個優點，就是像薩沃納羅拉，巴多洛梅奧修士①畫中的薩沃納羅拉②。”斯萬喜歡在繪畫中尋找與人的相似處，這種癖好是經得起反駁的，因為我們所稱作的個體的表情其實屬于普遍性的東西，並且在不同時期都可能出現（當人們戀愛並且希望相信個體的獨一無二的現實時，這一點他們是難以接受的）。本諾佐·戈佐里③將梅第奇家族畫進朝拜耶穌誕生的博士的行列之中已屬年代謬誤，更有甚者，斯萬認為在這行列中還有一大群斯萬的（而並非戈佐里的）同代人的肖像，也就是說，不僅有距耶穌誕生一千五百年以後的人，還有距畫家本人四個世紀以後的人。照斯萬的說法，巴黎的當代名人無一不在畫上的行列之中，就好比在薩杜所寫的一出戲中④中，所有的巴黎名流、名醫、政治家、律師，出于對作者和女主角的友誼，也出于時髦，每晚輪流登台跑龍套，並以此為樂。“可是她和動物園有什麼關系呢？”“關系可密切啦！”“怎麼，她的屁股也象猴子一樣是天藍色？”“夏爾，真不成體統！不，我剛才想到僧伽羅人對她說的話。你講給他聽吧，真是妙語驚人。”“一件蠢事。你知道布拉當夫人說話時，喜歡用一種她認為有禮的、其實是保護者的口吻。”

“我們在泰晤士河畔的芳鄰們管這叫patronizing（以保護者自居）。”奧黛特插嘴說。“她不久前去動物園，那里有黑人，我妻子說是僧伽羅人，當然對人種學她比我在行。”“算了，夏爾，別嘲笑我。”“這哪是嘲笑呢。總而言之，布拉當夫人對一位黑人說：‘你好，黑種！’”“其實這沒什麼。”“那位黑人不喜歡這個詞，他生氣地對布拉當夫人說：‘我是黑種，你是騷種！’”“可真逗！我愛聽這段小插曲，挺‘妙’吧？布拉當那個老婆子當時就愣住了。‘我是黑種，你是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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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多洛梅奧修士（1472—1517），意大利畫家。

②薩沃納羅拉（1452—1498），意大利教士，是前者的老師，後被開除教籍並處死。

③本諾佐·戈佐里（1420—1498），意大利畫家。

④薩杜（1831—1908），法國劇作家。

我表示很願意去看看那些僧伽羅人（其中一人曾稱呼布拉當夫人為騷種），其實我對他們毫無興趣。但是我想，洋槐道是去動物園的必經之路，我曾在那里欣賞過斯萬夫人，我盼望那位黑白混血的朋友戈克蘭①（我從來沒有機會在他面前向斯萬夫人打招呼）看見我和斯萬夫人並排坐在馬車里在洋槐道上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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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戈克蘭（1841—1909），曾是法蘭西喜劇院的著名演員。

希爾貝特走出客廳去換衣服，斯萬先生和夫人趁她不在的片刻高興地向我揭示女兒身上難能可貴的品德。我所觀察到的一切似乎都證明他們言之有理。正如她母親所說的，我注意到她對朋友、仆人、窮人一概給予細致入微的、深思熟慮的關心，努力使他們高興，唯恐使他們不快，而這往往通過小事（她卻付出極大努力）表現出來。她曾經為香榭麗舍大街的那位女小販縫了件什麼東西，而且立刻冒著大雪給她送去。“你不知道她的心地有多好，但毫不外露。”她父親說。希爾貝特年齡雖小，看上去卻比父親更懂事。每當斯萬談到他妻子的顯赫朋友時，希爾貝特轉過頭去一言不發，但神情中並無責怪之意，因為她覺得對父親進行最輕微的批評也是不能容忍的。有一天，我們談起凡德伊小姐，她對我說：“我永遠也不想認識她，原因之一在于據說她對父親不好，讓他傷心。這一點，你我都無法理解，對吧？你爸爸要是死了，你會痛不欲生，我爸爸要是死了，我也會痛不欲生，這是很自然的。怎麼能夠忘記你從一開始就愛著的人呢？”

有一次她在斯萬面前特別撒嬌。斯萬走開以後我和她談起這一點。“是的，可憐的爸爸，這幾天是他父親去世的忌日。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吧！你是能理解的，在這些事情上，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所以，我盡量比平時少淘氣。”“可他並不覺得你淘氣，他覺得你很完美。”“可憐的爸爸，這是因為他太好了。”

希爾貝特的父母不僅對我誇獎她的品德——這同一個希爾貝特，甚至在我真正看見她以前，曾在教堂前，在法蘭西島的景色中顯現過；後來我在去梅塞格里斯的陡坡小路上，看見她站在玫瑰荊棘籬笆前，她喚醒的不再是我的夢想，而是我的回憶。我問斯萬夫人，在希爾貝特的同伴中，她最喜歡的是誰。我盡力使語氣冷淡，仿佛一位朋友僅僅對主人家孩子的愛好感到好奇而已。斯萬夫人回答說：

“您對她的心思應該了解得比我多，您是她最喜愛的，英國人叫做crack（佼佼者）。”

當現實折過來嚴絲合縫地貼在我們長期的夢想上時，它蓋住了夢想，與它混為一體，如同兩個同樣的圖形重疊起來合而為一一樣。其實，我們願意讓自己的歡樂保持其全部意義，我們願意就在觸摸這些願望的同時——為了確信這的確是它們——讓它們依舊保持不可觸及的特征。但是，思想失去了活動空間，它甚至無力恢複最初狀態以便與新狀態作比較；我們所完成了的認識，我們對出乎意料的最初時刻的回憶，我們所聽見的話語，它們一齊堵住了我們的意識，使我們更多地使用記憶力而不是想象力。它們反作用于我們的過去——以致我們在看待過去時不能不受它們影響——它們甚至作用于我們尚未定形的未來。好幾年以來，我一直認為拜訪斯萬夫人是我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的朦朧的空想，然而在她家呆上一刻鍾以後，從前那段未相識的時期便變得朦朧而渺茫，仿佛是被實現了的可能性所摧毀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如何還能幻想飯廳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呢？我在精神上每走一步都遇見我剛才吃下的美式龍蝦所不斷發射的、永不消失的光線，它甚至照射我最遙遠的過去。斯萬在自己身上一定看到同樣的現象，可以說，他接待我的這套住宅是一個彙合點、重疊點，其中不僅有我的想象力所創造的理想住宅，還有斯萬的嫉妒愛情（它和我的夢想一樣富有想象力）經常向他描繪的住宅——他曾幻想與奧黛特所共有的、他和福爾什維爾去她那里喝橘子汁那天晚上他感到高不可攀的住宅。我們用餐的這間飯廳的布局已經容納了那出人意外的天堂，那時他曾想象有一天當他對他們倆的膳食總管說“夫人准備好了嗎？”時，他一定激動萬分，而現在，他的語氣卻流露出輕微的不耐煩，並夾雜著自尊心的某種滿足。我和斯萬一樣也無法體驗我的幸福。連希爾貝特也頗有感觸：“當初誰會想到，你默默注視著玩捉人游戲的小姑娘會成為你隨時可來看望的好朋友呢？”她談到的這種變化，從外部來看我當然不得不承認，但我內心並不掌握它，因為它是兩種狀態組成，而我無法同時想到它們又讓它們各自保持特點。

然而，這個住宅既然是斯萬的意志所強烈渴望的，肯定對他仍然具有吸引力，如果從我的角度來判斷的話（因為它對我並未失去一切奧秘）。長久以來，在我的臆想中，斯萬家被籠罩在一種奇特魔力之中，如今我走了進去，但並未將魔力全部逐出。我使魔力退縮，使已被我這個陌生人，我這個賤民——斯萬小姐正優雅地遞過一把美妙的、敵視的、憤慨的椅子請我坐下——所控制。至今，在我記憶中，我還能感到當時在我周圍的魔力。莫非是因為在斯萬先生和夫人請我吃飯然後帶我和希爾貝特一同外出的那些日子里，當我獨自一人等候在那里時，銘刻在我腦中的念頭（即斯萬夫人、她丈夫和希爾貝特即將出現）通過我的目光刻印在地毯、安樂椅、蝸形腳桌、屏風和圖畫上了？莫非是自此以後，這些物品和斯萬家庭一同生活在我的記憶中，並且最終具有他們的某些特點？莫非是因為既然我知道他們生活在這些物品中間，我便將物品一律看作是他們的私人生活和習慣的象征（我曾長期被排除在他們的習慣之外，因此，即使我受到優待而分享這些習慣時，它們對我來說仍舊是陌生的）？總之，每當我想到這間曾被斯萬認為十分不協調（他的批評並不意味著對妻子的鑒賞力進行挑剔）的客廳時——因為它仍保留他倆初識時她的住宅的整體風格，即半溫室半畫室的風格，但其中許多如今被她認為“不倫不類”的，“過時”的中國貨卻已去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蒙著路易十六或古式綢罩的小家具（還包括斯萬從奧爾良碼頭的府邸帶來的藝術珍品）——它在我的記憶中卻毫不雜亂，而是和諧統一，發出特殊的魅力，而這種效果是年代久遠的最完好的家具，或者帶上某人烙印的最有生氣的家具永遠望塵莫及的。我們看見某些物品，相信它們有獨立的生命，因此我們便賦予它們靈魂，它們保留這個靈魂，並在我們身上發展它。我認為，斯萬一家在這套住宅中所度過的時間不同于其他人的時間，這套住宅之與斯萬一家每日生活中的時間猶如肉體之與靈魂，它應該體現靈魂的特殊性，而我這種種想法都分散于、混雜于家具的位置、地毯的厚薄、窗子的方向、仆人的服飾等等之中——不論在何處，這些想法都同樣令我惶惑及難以捉摸。飯後我們來到客廳的大窗前①，在陽光下喝咖啡，這時斯萬夫人問我咖啡里要幾塊糖，並推給我一個帶絲套的小凳，它散發出希爾貝特的名字曾施加于我的——先是在玫瑰荊棘下，後是在月桂花叢旁——痛苦的魔力，以及她父母一度表示的敵意（小凳似乎理解並有同感），所以我覺得配不上它，又覺得將腳放在那毫無防衛的軟墊上未免是懦弱的行為。獨立的靈魂使小凳在暗中與下午兩點鍾的光線相連。這里的光線與別處的光線是不同的。在我們這個海灣中，它使金色波浪在我們腳前嬉戲，在波浪之中露出發藍的長椅和朦朧的掛毯，猶如魔島一般。就連掛在壁爐上方的魯本斯的畫也與斯萬先生的系帶高幫皮鞋及斗篷大衣一樣，具有同一類型的並且同樣強烈的魔力。我曾經想穿他那樣的斗篷大衣，奧黛特卻叫丈夫去換一件更講究的大衣，好和我一同上街。她也去換衣服，雖然我再三說哪件“外出”服也遠遠比不上她吃飯時穿的，而且即將換下的那件十分漂亮的雙縐便袍或絲便袍，它的顏色不斷變化，深玫瑰色、櫻桃色、蒂波洛②粉紅色、白色、淡紫色、綠色、紅色、淨面或帶花紋的黃色。我說她應該穿著便袍出門，她笑了，也許嘲笑我無知，也許對我的恭維感到高興。她抱歉地說便袍穿起來最舒服，所以她有那麼許多便袍，接著她便離開我們去換上一套令人肅然起敬的、雍容華貴的服裝，有時還讓我為她挑選我喜歡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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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baie，可作大窗或海灣解。

②蒂波洛（1696—1770），意大利畫家，以色彩明快見長。

到了動物園，我們下車，我走在斯萬夫人旁邊，洋洋得意！她漫步走著，悠然自得，大衣在空中飄動，我用贊賞的目光注視她，她賣弄風情地深深一笑，作為對我的回報。如果有希爾貝特的朋友——男孩或女孩——遠遠向我們打招呼，那麼，在他們眼中，我成了當初被我羨慕已極的希爾貝特的朋友——他認識她的家庭並參與她生活中的另一部分，即香榭麗舍大街以外的那一部分。

在布洛尼林園或動物園的小徑上，我們往往和斯萬的朋友、某位貴婦相遇，她遠遠地向我們打招呼，斯萬卻沒有看見，這時斯萬夫人便說：“夏爾，你沒看見蒙莫朗西夫人嗎？”于是斯萬帶著熟朋友的友好微笑，用他所特有的文雅風度，舉帽向她深深致意。有時，那位貴婦停下來，高興地向斯萬夫人打招呼，這個舉動不會導致任何後果，因為人們知道斯萬夫人在丈夫的影響下已經習慣于謹慎從事，不會對這一禮節大加吹噓的。斯萬夫人已學會上流社會的派頭，因此，不論那位貴婦如何雍容高貴，斯萬夫人絕不甘拜下風。她在丈夫遇見的女友旁站立片刻，從容自如地將希爾貝特和我介紹給她，殷勤之中既大方又鎮靜，以致很難說在斯萬的妻子和那位過路的貴族女人之間，究竟誰是貴婦。那天我們去看僧伽羅人，回家時迎面看見一位女士，她後面有兩位太太相隨，仿佛是跟班。這位女士年紀不小，但風韻猶存，身穿深色大衣，頭戴小帽，兩根帽帶系在頷下。“啊！這一位會使您感興趣。”斯萬對我說。老婦人離我們只三步遠，溫柔動人地對我們微笑。斯萬摘下帽子，斯萬夫人行屈膝禮，並且想親吻那位酷似溫特哈特①肖像人物的女士的手，女士扶起她，並親吻她。

“瞧您，請戴上帽子吧。”她用稍稍不快的濁重聲音對斯萬說，仿佛是位親密的朋友。“來，我把您介紹給公主殿下。”斯萬夫人對我說。斯萬夫人和殿下談論天氣和動物園新添的動物，這時斯萬把我拉到一旁說：“這是馬蒂爾德公主。您知道，她是福樓拜、聖伯夫、仲馬的朋友。您想想，她是拿破侖一世的侄女，拿破侖第三和俄國皇帝曾經向她求婚。挺有意思吧？您去和她說說話。不過我可不願意陪她站一個鍾頭。”接著他又對公主說：“那天我遇見泰納，他說公主和他鬧翻了。”“他的行為像頭豬，”她用粗嗓門說（在她口中，“豬”這個字與貞德同時代的主教的名字②同音），“自從他寫了那篇關于皇帝的文章，我給他留下一張名片，寫著‘特來告辭。’”我像翻開巴拉蒂娜公主即後來的奧爾良公爵夫人的通訊集一樣感到驚異。的確，馬蒂爾德公主充滿了純粹法國式的感情，她那直率而生硬的方式使人想起舊日的德意志，而這種直率大概來自她那位符騰堡的母親。然而，只要她像意大利人那樣嬌弱地一笑，她那稍嫌粗野的、幾乎是男性的直率便變得柔軟了，而這一切都裹在她那身第二帝國式的裝束里。她之所以采用這身裝束大概僅僅為了保持她曾經喜愛的款式，但她也似乎有意避免曆史色彩的差錯，有意使期待她重現舊時代的人得到滿足。我低聲讓斯萬問她是否認識繆塞。“很少交往，先生，”她佯作惱怒地說，她稱斯萬為先生確實是在開玩笑，因為她和他很熟，“我曾請他吃飯。說好七點鍾，可七點半他還沒有來，于是我們就開飯了。八點鍾他才來，向我問好，坐下來，一言不發，吃完飯就走了，自始至終沒有說話。他醉得半死。我大失所望，從此再沒有請他。”斯萬和我站得離她們稍遠一點，斯萬對我說：“但願這場接見別拖得太長了，我的腳掌發疼。真不明白我妻子為什麼無話找話，等一會兒她會抱怨說累死了，我可忍受不了這種站立。”斯萬夫人正將從邦當夫人那里聽來的消息告訴公主，說政府終于意識到自己的態度未免失禮，因此決定在沙皇尼古拉後天參觀榮軍院之際，邀請公主上觀禮台。然而，公主——每當她必須行動時——畢竟是拿破侖的侄女，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雖然和她交往的主要是藝術家和文學家，她說：“是的，夫人，我今早收到請帖並立即退還給部長，他此刻應該收到了。我對他說，我去榮軍院根本不需要被邀請。如果政府希望我去，那麼，我的位置不在站台上，而在存放皇帝棺槨的墓穴里。我不需要請帖。我有鑰匙。我想去就去。政府只需告訴我希望不希望我去。不過，如果我去，一定去墓穴，否則就不去。”正在這時，一位年輕人向斯萬夫人和我打招呼，並向她問好，但沒有站住。這是布洛克，我不知道斯萬夫人也認識他，我向她打聽，于是她告訴我她是經邦當夫人介紹認識他的，他在部里秘書處任職（我原先不知道）。她並不經常見到他——或者她認為“布洛克”這個名字不夠“帥”，所以不提——她說他叫莫勒爾先生。我告訴她弄錯了，他叫布洛克。公主扯了扯垂曳在身後的拖裙。斯萬夫人贊賞地看著它。“這是俄國沙皇送給我的皮貨，”公主說，“我剛去拜訪他，所以穿去讓他看看這也可以做大衣。”“聽說路易親王參加了俄國軍隊，他不在公主身邊，公主會感到憂愁的。”斯萬夫人說，對丈夫不耐煩的表情毫不覺察。“這對他有好處。我對他說過：雖然家族中有過一位軍人，你也可以照樣當軍人。”公主的回答唐突而直率地影射拿破侖一世。斯萬忍無可忍，說道：“夫人，現在由我扮演殿下吧。請您允許我們告辭。我妻子剛生過病，我不願意讓她站立太久。”斯萬夫人行屈膝禮。公主對我們大家露出一個神聖的微笑——它仿佛被她從往昔、從她青春時代的風韻和貢比涅宮堡的晚會中召喚而出，而且完美無缺地、甜蜜地蓋在那張片刻前還忿忿不快的面孔上——然後走開去，身後跟著那兩位女伴；她們剛才仿佛是譯員、保姆或病人看護，在我們談話時插進一些毫無意義的句子和徒勞無益的解釋。“這個星期里，您挑一天去她府上寫個名字”，斯萬夫人對我說，“對這些英國人所稱作的皇族，還不能使用名片，不過，您留下名字的話，她會邀請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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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溫特哈特（1805—1873），德國畫家，擅長畫貴族人物肖像。

②即皮埃爾·戈雄。戈雄與Cochon（豬）僅一音之差。

冬末春初，我們在散步之前，有時去參觀正在舉辦的小展覽會。斯萬，作為傑出的收藏家，備受展覽會上畫商們的敬重。在那些寒氣未消的日子里，展覽廳喚醒了我想去南方和威尼斯的古老願望，因為在大廳中，早到的春天和炎熱的陽光使玫瑰色的阿爾比伊山閃著淡紫色反光，使大運河發出晶瑩透明的深綠色。如果天氣不好，我們就去音樂廳或劇場，然後去一家“茶室”吃點心。每當斯萬夫人想告訴我什麼事而又不願意鄰座或服侍我們的侍者聽懂的時候，她便對我說英語，仿佛只有我們兩人懂英語，其實人人都會英語，只有我還沒有學會，我不得不提醒斯萬夫人，讓她別再議論喝茶的人或端茶的人，雖然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我猜到它絕非贊揚，而這番議論一字不漏地傳進被議論者的耳朵。

有一次，在看日場演出的問題上，希爾貝特的態度使我吃驚。那天正是她曾提過的她祖父逝世的忌日。她和我原來准備和她的家庭教師一道去聽歌劇片段音樂會。她擺出無所謂的神態（不管我們要做什麼，她總是表情冷淡，她說只要我高興，只要她父母高興，她做什麼都無所謂），但是已經換好衣服准備去聽音樂會。午飯前，她母親將我們拉到一邊，對她說這個日子去聽音樂會會使父親不高興的。我覺得這話有理，希爾貝特無動于衰，但無法掩飾自己的憤怒，她臉色發白，一言不發。丈夫回來時，斯萬夫人將他叫到客廳另一頭低聲耳語。于是他叫希爾貝特和他單獨到隔壁房間去。我們聽見哇啦哇啦的聲音。我不敢相信一向順從、溫柔、文靜的希爾貝特竟然在這樣一個日子，為了這樣一件小事而和父親頂撞。最後斯萬走了出來，一面對她說：

“我剛才說的你知道了。你自己看著辦吧。”

飯桌上，希爾貝特始終板著臉。飯後我們去她房間，突然，她毫不猶豫（仿佛一分鍾也沒有猶豫過）地驚呼道：“都兩點鍾了！你知道，音樂會兩點半開始。”她催家庭教師趕緊動身。

“可是，”我對她說，“你父親會不高興吧？”

“絕對不會的。”

“不過，他恐怕認為這個日子不大合適吧。”

“別人怎麼想和我有什麼相干？在感情問題上管別人的閑事，真荒唐。我們是為自己感受，不是為公眾感受的。小姐很少有娛樂的機會，這次興高采烈地去聽音樂會，我不能僅僅為了使公眾高興而讓她掃興。”

她拿起帽子。

“可是，希爾貝特，”我抓住她的胳膊說，“這不是為了使公眾高興，是為了使你父親高興。”

“希望你別來教訓我。”她一面用力掙脫我，一面厲聲喊道。

斯萬夫婦除了帶我去動物園或音樂廳以外，對我另有更為寶貴的厚待，即不將我排除在他們與貝戈特的友情之外，而當初正是這種友情使他們在我眼中具有魔力。我甚至在結識希爾貝特以前就認為，她與這位神聖長者的親密關系會使她成為我最鍾愛的女友，如果她對我的蔑視不致使我的希望（希望她有朝一日帶我和貝戈特一同參觀他所喜愛的城市）破滅的話。

有一天，斯萬夫人請我參加一個盛大宴會。我不知道同桌的客人是誰。我到達時，在門廳里遇到的一件事使我膽怯和惶惑。斯萬夫人總是采用本季節中被認為最時髦的，但很快就因過時而被摒棄的禮節（例如，多年以前她曾有過hanCsomcab（雙輪雙座馬車），或者曾在吃飯請帖上印著這是與某某大小名人的會見）。這些禮儀毫不神秘，不需傳授便能入門。奧黛特采用了當時從英國進口的小小發明，讓丈夫叫人印了一些名片，在夏爾·斯萬的名字前冠以Mr（先生）。我首次拜訪斯萬夫人以後，她曾來我家留下這樣一張“紙片”（用她的話說）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給我留過名片，因此我無比得意、無比激動、無比感激，興奮之余，我傾囊中所有訂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茶花花籃送給斯萬夫人。我懇求父親去她家留張名片，並且首先趕緊在名字前印上“Mr”，但他對這兩項請求置若罔聞，我大為失望，不過幾天以後我思索也許他這樣做是對的。“Mr”盡管只是擺設，但含義一目了然，而吃飯那一天我見到的另一個禮儀卻令人費解。我正要從候見室走進客廳時，膳食總管遞給我一個寫著我名字的細長信封。我在驚奇之中向他道謝，看看信封，不知該如何處置，就好比外國人面對中國宴席上分發的那些小工具一樣不知如何是好。信封口是封著的，立刻拆開未免顯得冒失，于是我帶著心領神會的表情將它塞進衣袋。幾天以前，斯萬夫人寫信邀我去她家和“幾位熟人”一同吃飯，那天客人竟達十六位之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其中還有貝戈特。斯萬夫人先後向好幾位客人為我“道名”（這是她的說法），突然，在我的名字以後，她不動聲色地說出（仿佛我們僅僅是萍水相逢的客人）那位溫柔的白發歌手的名字。“貝戈特”像射向我的槍彈，使我震驚，但是，為了表示沉著，我本能地向他鞠躬。在我面前答禮的是個相貌年輕的人，個子不高，身體粗壯、近視眼、長著一個蝸牛殼似的往上翹的紅鼻子、黑色的山羊胡。他站在我面前，仿佛是位魔術師：他穿著禮服在槍擊的硝煙中安然無恙，而從槍口飛出的竟是一只鴿子。我頹喪已極，因為剛才被炸為齏粉的不僅僅是那位瘦弱的老者（他已蕩然無存），還有那些巨著中的美，我曾使它棲息在我特別為它營造（如殿堂一樣）的衰弱而神聖的軀體之中，而我面前這位翹鼻子和黑胡須的矮男人，他那粗壯的身體（充滿了血管、骨骼、神經結）上哪會有美的棲息之處呢？我曾用貝戈特作品中的透明美來塑造貝戈特，緩慢地、細細地、像鍾乳石一樣一滴一滴地塑造他，可是頃刻之間，這個貝戈特毫無意義，因為我必須保留他那個翹鼻子和黑胡子，這就好比我們在做算題時不看清全部數據，不考慮總數應該是什麼而求題解一樣，毫無意義。鼻子和胡子是無法避免的因素，它們使我十分為難，使我不得不重新塑造貝戈特這個人物，它們似乎意味著、產生著、不斷分泌著某種入世和自滿的精神，而這是不協調的，因為它與他那些為我所熟悉的、充滿了平和而神聖的智慧的作品中氣質毫無共同之處。從作品出發，我永遠也到達不了那個翹鼻子。而從這個似乎毫不在意的、我行我素的、隨興所致的鼻子出發，我走上與貝戈特的作品完全相反的方向，我的精神狀態仿佛像一位匆匆忙忙的工程師——當人們向他打招呼時，他不等別人問好，便理所當然地回答：“謝謝，您呢？”如果別人說很高興與他認識，他便采用他認為行之有效的、聰明的、時髦的省略句：“彼此彼此”，以避免在毫無意義的寒暄上浪費寶貴時間。名字顯然是位隨興所致的畫家，它為人物地點所作的速寫異想天開，因此當我們面對的不是想象的世界，而是可見世界時（它並非真實世界，因為我們的感官和想象力一樣，不擅長于重現真實；看見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大不相同，我們對現實的略圖也和看見的大相徑庭），我們往往大吃一驚。就貝戈特而言，使我更窘迫的不是我對他的名字的先入之見，而是我對他的作品的了解。我不得不將蓄山羊胡子的男人系在這些作品上，仿佛系在氣球上，憂心忡忡地唯恐氣球無法升空。然而，我熱愛的那些書，看來確實是他的作品，因為當斯萬夫人按規矩對他說我欽佩他的某部作品時，他對這番為他而發的、而非為其他客人而發的贊詞處之泰然，似乎毫不認為這是誤會。他為這些賓客而身著禮服，禮服下是那個貪饞地等待進餐的身體，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更為重要的現實，因此當我們提到他的作品時，他微微一笑，仿佛它們不過是他舊日生活的片斷，仿佛我們提到的不過是他當年在化裝舞會上扮作吉斯公爵這件區區小事。在這個微笑中，他的作品的價值在我眼前一落千丈（並且波及美、宇宙、生命的全部價值），而成為蓄山羊胡子的男人的拙劣消遣而已。我想他曾辛勤筆耕，其實，如果他生活在盛產珠母的小島，那麼，他不會筆耕，而會經營珍珠買賣。他的創作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命中注定的。于是我懷疑獨特性是否真能證明偉大作家是其特有王國中的神，抑或這一切純屬虛構，實際上作品之間的差異來自勞動，而非來自不同個性之間的根本性本質區別。

此時我們入席就坐。我的盤子旁邊放著一株用銀紙裹著莖部的石竹花。它不像剛才在候見廳拿到的那個信封（而且我早已忘在腦後）使我如此困惑。這個禮儀雖說對我很新穎，但似乎不難理解，因為我看見所有的客人從餐具旁拿起同樣的石竹花，插進禮服的扣眼中。我也如法炮制，神情自然，仿佛一位無神論者來到教堂，他不知彌撒是怎麼回事，但是眾人站起來他便跟著站起來，眾人下跪他也跟著下跪。另一個陌生的，但轉瞬即逝的禮儀令我很不愉快。在我的餐盤的另一邊，有一個更小的盤子，里面裝著黑糊糊的東西（我當時不知這是魚子醬），我不知道應該拿它怎麼辦，但我決心不碰它。

貝戈特坐得離我不遠，他的話語我聽得十分清楚，我忽然理解德·諾布瓦先生為什麼對他有那個印象。他的確有一個古怪的器官。最能改變聲音的物質品質的，莫過于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了。思想影響二合元音的強度、唇音的力度，以及聲調。他的說話方式似乎和寫作方式完全不同，就連他說的內容與寫的內容也完全不同。他的聲音來自一個面具，但它卻不能使我們立刻認出面具後面那張我們在他的文筆中所親眼見到的面孔。很久以後，我才發現他談話中的某些片斷（他所習慣的講話方式只有在德·諾布瓦先生眼中才顯得矯揉造作、令人不快）與他作品的某些部分完全對應，而作品中的形式變得如此富有詩意、富有音樂性。他認為自己的話語具有一種與詞意無關的造型美。既然人的語言與心靈相通但又不像文體一樣表達心靈，貝戈特的話語似乎是顛三倒四的，他拖長某些字，而且，如果他追求的是單獨一個形象，他便將字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單調得令人厭倦的連讀音。因此，一種自命不凡的、誇張而單調的講話方式正是他談吐的美學品質的標志，正是他在作品中創造一系列和諧形象的能力在話語中的體現形式。我之所以煞費力氣才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當時說的話，正由于它來自貝戈特本人，所以看上去不像是貝戈特的話。這些豐富而精確的思想，是許多專欄作家引為自詡的“貝戈特風格”中所缺乏的。這種不相似可能根源于事實的另一個側面——在談話中只能隱約看見它，好比隔著墨鏡看畫，即當你讀一頁貝戈特的作品時，你感到那是任何平庸的模仿者在任何時候都寫不出來的，雖然他們在報紙書刊中用“貝戈特式”的形象和思想來大大美化自己的文字。文體上的這種區別在于“貝戈特風格”首先是挖掘，這位偉大作家運用天才，將隱藏在每件事物之中的寶貴而真實的因素挖掘出來，挖掘——而非“貝戈特風格”——才是這位溫柔歌手的創作目的。事實，既然他是貝戈特，那麼，不論他願意與否，他都在實踐這種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作品中每一點新的美正是他從事物中所挖掘出來的每一點貝戈特。然而，如果說每一點美都與其他的美相關且易于識別的話，它仍然是具有特殊性，對它的挖掘也具有特殊性。美既然是新的，便有別于人們所謂的貝戈特風格，這種風格其實不過是貝戈特已經發現並撰寫的各個貝戈特的泛泛綜合罷了，它絕不可能幫助平庸者去預料在別處會發現什麼。對一切偉大作家來說都是這樣，他們的文字的美，如同尚未結識的女人的美一樣，是無法預料的。這種美的創造，它附在他們所想到的——想到的不是自己——但尚未表達的某件外界事物之上。當今的回憶錄作家，如果想模仿聖西門①而又不願太露痕跡，可以像維拉爾畫象中頭一段那樣寫：“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棕發男子……面貌生動、開朗、富有表情”，但是誰能擔保他找到第二段開頭的那句話“而且確實有點瘋狂”呢？真正的多樣性寓于豐富的、真實的、意想不到的因素之中，寓于那些已經綴滿春天花朵的籬笆上出人意外地探出身來的藍色的花枝之中，而對多樣性（可以推廣至其他所有的文體特點）的純粹的形式模仿不過是空虛和呆板——與多樣化最不相容的特點——罷了。只有那些對大師作品的多樣性毫不理解的人，才會對模仿者產生多樣性的幻覺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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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聖西門（1675—1755），法國作家；維拉爾是他回憶錄中的一位權貴，法國元帥。

貝戈特的話語，如果不是與他那正在發揮作用的、正在運轉的思想緊密相連（這種緊密聯系不可能立即被耳朵捕捉），那麼它也許會令人傾倒。反言之，正因為貝戈特將思想精確地應用于他所喜愛的現實，因此他的語言才具有某種實在的、營養過于豐富的東西，從而使那些只期望他談論“形式的永恒洪流”和“美的神秘戰栗”的人大失所望。他作品中那些永遠珍貴而新穎的品質，在談話中轉化為一種十分微妙的觀察事物的方式。他忽略一切已知的側面，仿佛從細枝末節著眼，陷于謬誤之中，自相矛盾，因此他的思想看上去極其混亂，其實，我們所說的清晰思想只是其混亂程度與我們相同的思想罷了。此外，新穎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排除我們所習慣的、並且視作現實化身的陳詞濫調，因此，任何新穎的談話，如同一切具有獨創性的繪畫音樂一樣，最初出現時總是過于雕琢，令人厭煩。新穎的談話建立在我們所不習慣的修辭手段之上，說話者似乎只是采用隱喻這一手段，聽者不免感到厭倦，感到缺乏真實性（其實，從前古老的語言形式也曾是難以理解的形象，如果聽者尚未認識它們所描繪的世界的話。不過，長期以來，人們把這個世界當作真實的，因而信賴它）。因此，當貝戈特說戈達爾是一個尋找平衡的浮沉子時（這個比喻今天看來很簡單），當他說布里肖“在發式上費的苦心超過斯萬夫人，因為他有雙重考慮：形象和聲譽，他的發式必須使他既像獅子又像哲學家”時，聽者很快就厭煩，他們希望能抓住所謂更具體的東西，其實就是更通常的東西。我眼前這個面具所發出的難以辨認的話語，的確應該屬于我所敬佩的作家，當然它不可能像拼圖游戲中的七巧板一樣塞到書中，它具有另一種性質，要求轉換；由于這種轉換，有一天當我自言自語地重複我所聽見的貝戈特的詞句時，我突然發現它具有和他的文體相同的結構，在這個我原以為截然不同的口頭語言中，我認出並確切看到他文體中的各個因素。

從次要的角度看，他說話時常用某些字、某些形容詞，而且每每予以強調。他發這些音時，采取一種特殊的、過于精細和強烈的方式（突出所有的音節，拖長最後音節，例如總是用visage來代替代figure①，並且在visage中加上許多的v，a，g，它們仿佛從他此刻張開的手中爆炸出來），這種發音方式與他在文字中賦予這些他所喜愛的字眼的突出地位十分吻合。在這些字眼前面是空白，字眼按句子總韻腳作一定的排列，因此，人們必須充分發揮它們的“長度”，否則會使節拍錯亂。然而，在貝戈特的語言中找不到在他或其他某些作家作品中的那種往往使字眼改變外形的光線，這大概是因為他的語言來自最深層，它的光線照射不到我們的話語；因為當我們在談話中向別人敞開心扉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卻向自己關閉。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作品比話語具有更多的音調變化，更多的語氣。這語氣獨立于文體美之外，與作者最深沉的個性密不可分，因此他本人可能並不察覺。當貝戈特在作品中暢敘心懷時，正是這個語調使他所寫的、當時往往無足輕重的字眼獲得了節奏。這些語調在作品中並未標明，也沒有任何記號，然而，它們卻自動地附在詞句之上（詞句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誦讀），它們是作者身上最短暫而又最深刻的東西，而且它們將成為作者本質的見證，以說明作者的溫柔（盡管他往往出言不遜）和溫情（盡管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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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法語中，這兩個字都為“面孔”。

貝戈特談話中所顯示的某些處于微弱狀態的特點並非他所獨有。我後來結識了他的兄弟姐妹，發現這些特點在他們身上更為突出。在快活的句子里，最後幾個字總是包含某種突然的、沙啞的聲音，而憂愁的句子總是以衰弱的、奄奄一息的聲音作為結尾。斯萬在這位大師年輕時便認識他，因此告訴我他當時常聽見貝戈特和兄弟姐妹們發出這種可以說是家傳的聲調，時而是強烈歡樂的呼喊，時而是緩慢憂郁的低語，而且當他們一同在大廳玩耍時，在那時而震耳欲聾時而有氣無力的合唱中，貝戈特的那一部分唱得最好。人們脫口而出的聲音，不論多麼獨特，也是短暫的，與人同時消失，但貝戈特的家傳發音則不然。如果說，即使就《工匠歌手》①而言，藝術家靠聆聽鳥鳴來創作音樂就難以令人理解的話，那麼，貝戈特也同樣令人驚奇，因為他將自己拖長發音的方式轉換並固定在文字之中，或是作為重複的歡叫聲，或是作為緩慢而憂愁的歎息。在他的著作中，句尾的鏗鏘之聲一再重複、延續，像歌劇序曲中的最後音符一樣欲罷不能，只好一再重複，直到樂隊指揮放下指揮捧。後來我發覺，這種句尾與貝戈特家族銅管樂般的發音相吻合。不過對貝戈特來說，自從他將銅管樂聲轉換到作品之中，他便不知不覺地不再在談話中使用。從他開始寫作的那一天起——更不用說我結識他的時候——他的聲音中永遠失去了銅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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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瓦格納的《紐倫堡的工匠歌手》。

這些年輕的貝戈特——未來的作家及其兄弟姐妹——並不比其他更為文雅、更富才智的青年優秀。在後者眼中，貝戈特這家人嘈雜喧鬧，甚至有點庸俗，他們那令人不快的玩笑標志著他們的“派頭”——既自命不凡又愚蠢可笑的派頭。然而，天才，甚至最大的天才，主要不是來自比他人優越的智力因素和交際修養，而是來自對它們進行改造和轉換的能力。如果用電燈泡來給液體加熱，我們並不需要最強的燈泡，而是需要一個不再照明的、電能可以轉換的、具有熱度而非光度的燈泡。為了在空中漫游，我們需要的不是最強的發動機，而是能將平面速度轉化為上升力的、另一種發動機（它不再在地面上跑，而是以垂直線取代原先的水平線）。與此相仿，天才作品的創作者並不是談吐驚人、博學多才、生活在最高雅的氣氛之中的人，而是那些突然間不再為自己而生存，而且將自己的個性變成一面鏡子的人；鏡子反映出他們的生活，盡管從社交角度，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從思想角度來看，這生活平庸無奇，但天才寓于所射力中，而並非寓于被反射物的本質之中。年輕的貝戈特能夠向他的讀者階層展示他童年時生活過的、趣味平庸的沙龍，以及他和兄弟們的枯燥無味的談話。此刻，他比他家的朋友上升得更高，雖然這些人更機智也更文雅。他們可以坐上漂亮的羅爾斯—羅伊斯牌汽車回家，一面對貝戈特家的庸俗趣味嗤之以鼻，而他呢，他那簡單的發動機終于“起飛”，他從上空俯視他們。

他的言談的其他特點是他與同時代的某些作家（而不是與他的家庭成員）所共有。某些比他年輕的作家開始否認他，聲稱與他沒有任何思想共性，而他們在無意之中卻顯示了這種共性，因為他們使用了他一再重複的副詞和介詞，他們采用了與他一樣的句子結構，與他一樣的減弱和放慢的口吻（這是對上一代人口若懸河的語言的反作用）。這些年輕人也許不認識貝戈特（我們將看到其中幾位的確不認識），但他的想法已經被灌注到他們身上，並在那里促使句法和語調起變化，而這些變化與思想獨特性具有必然聯系。這種關系在下文中還需作進一步解釋。如果說貝戈特在文體上並未師承任何人的話，他在談吐上卻師承了一位老同學，此人是出色的健談家，對貝戈特頗有影響，因此貝戈特說起話來不知不覺地模仿他，但此人的才華不如貝戈特，從未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如果以談吐不凡為標准，那麼貝戈特只能歸于弟子門生、轉手作家一流，然而，在朋友談吐的影響下，他卻是具有獨特性和創造性的作家。貝戈特一直想與喜好抽象概念和陳詞濫調的上一代人有所區別，所以當他贊賞一本書時，他強調和引用的往往是某個有形象的場面，某個並無理性含義的圖景。“啊！好！”“妙！一位戴橘紅色披巾的小姑娘，啊！好！”或者“啊！對，有一段關于軍團穿過城市的描寫，啊！對，很好！”從文體來看，他與時代不完全合拍（而且他完全屬于他的國家，因為他討厭托爾斯泰、喬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誇獎某某文體時，常用“溫和”一詞。“是的，我喜歡夏多布里昂的《阿達拉》勝過《朗塞傳》，我覺得前者更溫和。”他說這話時很像一位醫生：病人抱怨說牛奶使他的胃不舒服，醫生回答說：“牛奶可是溫和的。”貝戈特的文筆中確實有某種和諧，它很像古人在演說家身上所贊賞的和諧，而這種性質的褒詞在今天難以理解，因為我們習慣于現代語言，而現代語言追求的不是這種效果。

當人們贊美他的某些篇章時，他露出羞怯的微笑說：“我覺得它比較真實、比較准確，大概有點用處吧。”但這僅僅是謙虛，正好比一位女人聽到別人贊賞她的衣服或她的女兒時說：“它很舒服。”或“她脾氣好。”然而，建築師的本能在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有歡樂，作品所賦予他的——首先賦予他，其次才賦予別人——歡樂才是他的建築既有用又符合真實的確鑿證據。可是，多年以後，他才華枯竭，每每寫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但他沒有理所應當地將他們抹去，而是執意發表，為此他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它還是相當准確的，對我的國家不會沒有一點用處。”從前他在崇拜者面前這樣說是出于狡黠的謙虛，後來他在內心深處這樣說是出于自尊心所感到的不安。這同樣的話語，在從前是貝戈特為最初作品的價值辯護的多余理由，在後來卻似乎是他為最後的平庸作品所進行的毫無效果的自我安慰。

他具有嚴格的鑒賞力，他寫的東西必須符合他的要求：“這很溫和”，因此，多年里他被看作是少產的、矯揉造作的、只有雕蟲小技的藝術家，其實這嚴格的鑒賞力正是他力量的奧秘，因為習慣既培養作家的風格也培養人的性格。如果作家在思想表達方面一再地滿足于某種樂趣，那麼，便為自己的才能劃定了永久邊界，同樣，如果人常常順從享樂、懶惰、畏懼、痛苦等等情緒，那麼他便在自己的性格上親自勾畫出（最後無法修改）自己惡習的圖像和德行的限度。

我後來發現了作家和人的許多相通之處，但是，最初在斯萬夫人家，我不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貝戈特，就是眾多神聖作品的作者，我之所以如此，並非毫無道理，因為貝戈特本人（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也不“相信”。他不相信這一點，所以才對與他相差萬里的交際人物（雖然他並不附庸風雅）、文人記者大獻殷勤。當然，他現在從別人的贊賞中得知自己有天才，而社會地位和官職與天才相比一文不值。他得知自己有天才，但他並不相信，因為他繼續對平庸的作家裝出畢恭畢敬的樣子，為的是不久能當上法蘭西學院院士，其實法蘭西學院或聖日耳曼區與產生貝戈特作品的“永恒精神”毫不相干，正好比與因果規律、上帝的概念毫不相干一樣。這一點他也知道，正如一位有偷竊癖的人明知偷竊不好，但無能為力一樣。這位有山羊胡和翹鼻子的男人像偷竊刀叉的紳士一樣施展伎倆，以接近他所盼望的院士寶座，以接近掌握多張選票的某位公爵夫人，但他努力不讓自己的花招被譴責此類目的的人所識破。他只獲得了一半成功。和我們說話的時而是真正的貝戈特，時而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貝戈特，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大談特談有權有勢、出身高貴或家財萬貫的人，而當初那位真正的貝戈特卻在作品中如此完美地描寫了窮人那如泉水一般清澈的魅力。

至于德·諾布瓦先生所談到的其他惡習，例如近乎亂倫的愛（據說還夾雜著金錢詐騙），它們顯然與貝戈特的最新小說的傾向背道而馳。這些小說充滿了對善良的追求，執著而痛苦的追求，主人公的任何一點歡樂都夾雜著陰影，就連讀者也感到焦慮，而在這焦慮之中，最美滿的生活也似乎無法忍受。盡管如此，即使貝戈特的惡習是確有其事，也不能說他的文學是欺騙，不能說他豐富的敏感性只是逢場作戲。在病理學中，某些現象表面上相似，起因卻各不相等，有的是因為血壓、分泌等等過高過多，有的卻因為不足，同樣，惡習的起因可以是過度敏感，也可以是缺乏敏感。也許在真正的墮落生活中，道德問題的提出才具有令人焦慮的強度，而藝術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從個人生活出發，而是屬于一般性的文學性的答案——對他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教會的大聖師們往往在潔身自好的同時，接觸人類的一切罪惡，並從中獲得自己個人的神聖性。大藝術家也一樣，他們往往在行惡的同時，利用自己的惡習來繪制對我們眾人的道德標准。作家生活環境中的惡習（或者僅僅是弱點笑柄），輕率乏味的談話，女兒令人反感的輕浮行徑，妻子的不忠，以及作家本人的錯誤，這些都是作家在抨擊中最經常譴責的東西，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改變家庭生活的排場或者家中所充斥的庸俗情調。這種矛盾在從前不像在貝戈特時代這樣令人吃驚，因為，一方面，社會的日益墮落使道德觀念越來越淨化，另一方面，公眾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想了解作家的私生活。有幾個晚上，在劇場中，人們相互指著這位我在貢布雷時如此敬佩的作家，他坐在包廂深處，他的伴侶們的身分就足以為他最近作品中的觀點作注腳——或是對這觀點的可笑或尖銳的諷刺，或是對它的無恥否定。這些人或那些人對我說的話並不能使我對貝戈特的善良或邪惡知道得更多。某位好友提出證據，說他冷酷無情，某位陌生人又舉一事為例（令人感動，因為貝戈特顯然不願聲張），說明他很重感情。雖然他對妻子無情無義，但是，當他在鄉村小店中借宿一夜時，他卻守候在試圖投水自盡的窮女人身旁，而且，當他不得不離開時，他給店主留下不少錢，讓他別把可憐的女人趕走，讓他照顧她。也許，隨著大作家和蓄山羊胡的人在貝戈特身上的此漲彼落，他的個人生活越來越淹沒在他所想象的各種人生的浪潮之中。他不必再履行實際義務。因為它已被想象的各種人生這項義務所取代。同時，既然他想象別人的感情時如同自己的切身感受，所以，當形勢要求他和一位不幸的人（至少暫時不幸）打交道時，他的觀點不再是自己的，而是那位受苦者的；既然他從那個觀點出發，于是，凡不顧他人痛苦、一心只打自己小算盤的人的語言便受到他的憎惡，因此，他在周圍引起了理所當然的怨恨和永不磨滅的感激。

這個人內心深處真正喜歡的只是某些形象，只是用文字來構圖和描繪（如同小盒底的袖珍畫）。如果別人送他一點小東西，而這小東西能啟發他編織形象的話，那麼，他一謝再謝，但他對于一個昂貴的禮品卻毫無感激之意。如果他出庭申辯，他斟酌字句時不會考慮它們對法官會產生什麼效果，而會不由自主地強調形象——法官肯定沒有看到的形象。

在希爾貝特家初次與貝戈特相遇的那天，我對他說不久前看了拉貝瑪的《菲德爾》。他告訴我有一個場面，拉貝瑪靜立著、手臂平舉——正好是受到熱烈鼓掌的那一幕——這是古典傑作在她高超技巧中的巧妙再現，而她大概從未見過這些傑作，例如奧林匹斯聖殿中楣間飾上的那一位赫斯珀里得斯①，以及古代埃雷克塞伊翁寺殿②上美麗的貞女。

“這可能是直感，不過我想她肯定去博物館的。‘判明’這一點將很有意義（‘判明’是貝戈特的常用詞，有些年輕人雖然從未見過他，但也借用他的詞彙，通過所謂遠距離啟示而模仿他說話）。”

“您是指女像柱吧？”斯萬問道。

“不，不，”貝戈特說，“當然，她向奧儂娜承認愛情時，那姿勢很像凱拉米科斯的赫蓋索方碑上的圖③，但除此以外，她再現的是一種更為古老的藝術。我剛才提到古老的埃雷克塞伊翁寺的卡里阿蒂德群像，我承認它與拉辛的藝術沒有絲毫相似之處，不過，《菲德爾》內容那麼豐富……再添一點又何妨……啊！再說，六世紀的小菲德爾的確很美，挺直的手臂，大理石雕像般的卷發，不錯，她想出這些來真了不起。比起今年許多‘古典’作品來，這出戲里的古典味要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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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複數的赫斯珀里得斯是希臘神話人物阿特拉斯（天的托持者）的三個女兒。

②埃雷克塞伊翁是希臘雅典古衛城上的寺殿，上有著名的女像柱。

③凱拉米科斯，雅典城古區，該區墓園中有好幾座公元前四世紀的墓碑，其中有赫蓋索方碑，碑上一女奴向女主人獻珠寶盒。

貝戈特曾在一本書中對這些古老的雕像進行著名的朝謁，因此，他此刻的話在我聽來清楚明了，使我更有理由對拉貝瑪的演技感興趣。我努力回憶，回憶我所記得的她平舉手臂的場面，我還一面想：“這就是奧林匹斯的赫斯珀里得斯，這就是雅典古衛城中美麗祈禱者雕像的一位姐妹，這就是高貴藝術。”然而，要想使拉貝瑪的姿勢被這些思想所美化，貝戈特本該在演出以前向我提供思想。如果那樣的話，當女演員的姿勢確確實實出現在我眼前時（也就是說，當正在進行的事物仍然具有全部真實性時，）我就可以從中提取古雕塑的概念。而現在，對于這出戲中的拉貝瑪，我所保留的只是無法再更改的回憶，它是一個單薄的圖像，缺乏現在時所具有的深度，無法被人挖掘，無法向人提供新東西。我們無法對這個圖像追加新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得不到客觀現實的核對和認可。斯萬夫人為了加入談話，便問我希爾貝特是否讓我讀了貝戈特論《菲德爾》的文章。“我有一個十分淘氣的女兒。”她補充說。貝戈特謙虛地一笑，辯解說那篇文章沒什麼價值。

“哪里的話，這本小冊子，妙極了！妙極了！”斯萬夫人說，以顯示自己是好主婦，讓人相信她讀過這本書，她不但喜歡恭維貝戈特，還喜歡贊揚他的某些作品，啟發他。她的確以自己想象不到的方式給他以啟發。總之，斯萬夫人沙龍的高雅氣氛與貝戈特作品的某個側面，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對今天的老人來說，它們可以互作注解。

我隨興所致地談了談觀感，貝戈特並不同意，但任我講下去。我告訴他我喜歡菲德爾舉起手臂時的綠色燈光。“啊！布景師聽您這樣說會很高興的，他是位了不起的藝術家，我要把您的看法告訴他，他為這個燈光設計正十分自豪呢。至于我嘛，說實話，我不大喜歡這種燈光，它使一切都蒙在海藍色的霧氣之中，小菲德爾站在那里就像水族館缸底上的珊瑚枝。您會說這可以突出戲的宇宙性，確實如此。不過，如果劇情發生在海神的宮殿，那麼，這種布景就更合適了。是的，當然，我知道這出戲里有海神的報複。不，我並不要求人們僅僅想到波爾羅亞爾，但是，拉辛講的畢竟不是海神的愛情呀。話說回來。這是我朋友的主意，效果強烈，而且歸根到底，相當漂亮。總之，您喜歡它，您理解它，對吧，我們對這一點的想法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他的主意有點荒誕，對吧，但畢竟別出心裁。”當貝戈特的意見與我相反時，他決不象德·諾布瓦先生所可能做的那樣，使我無言以對，沉默不語，但這並不是說貝戈特不如大使有見解，恰恰相反。強大的思想往往使反駁者也從其中獲得力量。這思想本身就是思想的永恒價值的一部分，它攀附、嫁接在它所駁斥的人的精神上，而後者利用某些毗鄰的思想奪回少許優勢，從而對最初的思想進行補充和修正，因此，最後結論可以算是兩位爭論者的共同作品。只有那些嚴格說來不算思想的思想，那些毫無根基、在對手的精神中找不到任何支撐點，任何毗鄰關系的思想，才會使對手無言以對，因為他面對的是純粹的空虛。德·諾布瓦先生的論點（關于藝術）是無法反駁的，因為它是空幻的。

既然貝戈特不排斥我的不同看法，我便告訴他德·諾布瓦先生曾對我嗤之以鼻。“這是個頭腦簡單的老頭，”他說，“他啄您幾下是因為他總以為面前是松糕或墨魚。”斯萬問我道：“怎麼，您認識諾布瓦？”“啊，他像雨點一樣令人厭煩，”他妻子插嘴說，她十分信賴貝戈特的判斷力，而且也可能害怕德·諾布瓦先生在我們面前說她的壞話，“飯後我想和他談談，可是，不知是由于年齡還是由于消化問題，他顯得很遲鈍，我看早該給他注射興奮劑！”貝戈特接著她說：“對，沒錯，他往往不得不保持沉默，以免不到散場就把他儲存的、將襯衣前胸和白背心撐得鼓鼓的蠢話說光了。”“我看貝戈特和我妻子未免太苛刻，”斯萬說，他在家中充當通情達理的角色，“當然，諾布瓦不會引起您很大興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斯萬喜歡收集‘生活’中的美），他這個人相當古怪，是個古怪的情人，”他等希爾貝特確實聽不見時才接著說，“他曾在羅馬任秘書，那時他在巴黎有位情婦，他愛得發瘋，千方百計每星期回來兩次，僅僅和她呆上兩小時。那女人既美麗又聰明，不過現在已經是老太太了。這期間他又有過許多情婦。要是我呆在羅馬，而我愛的女人住在巴黎，那我准會發瘋。對于神經質的人來說，他們必須屈尊‘下愛’（老百姓的說法），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所愛的女人就會考慮利害關系而遷就他們。”斯萬突然發現我可以將這句格言應用于他和奧黛特的關系，便對我十分反感，因為，即使當優秀人物似乎和你一同翱翔于生活之上時，他們身上的自尊心仍然氣度狹窄。斯萬僅僅在不安的眼神中流露了這種反感，嘴上什麼也沒說。這毫不奇怪。據說（這種說法是捏造的，但其內容每日在巴黎生活中重複）拉辛對路易十六提到斯卡隆①時，這位世上最強大的國王當晚沒有對詩人說什麼，然而第二天拉辛便失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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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卡隆（1610—1660），法國作家，他死後，路易十四秘密與他的遺孀結婚。

理論要求得到充分的表述，因此，斯萬在這片刻的不快並擦拭鏡片以後，對思想進行補充，而在我後來的回憶中，他這番話仿佛是預先警告，只是我當時毫無察覺罷了。他說：“然而，這種愛情的危險在于：女人的屈服可以暫時緩和男人的嫉妒，但同時也使這種嫉妒更為苛刻。男人甚至會使情婦像囚犯一樣生活：無論白天黑夜都在燈光監視之下以防逃跑。

而且這往往以悲劇告終。”

我又回到德·諾布瓦話題上。“您可別相信他，他好講人壞話。”斯萬夫人說，那口氣似乎說明德·諾布瓦先生講過她的壞話，因為斯萬用責備的眼光瞧著她，仿佛不要她往下講。

希爾貝特已經兩次被催促去更衣，准備出門，但她一直呆在那里聽我們談話。她坐在母親和父親之間，而且撒嬌地靠在父親肩上。乍一看來，她和斯萬夫人毫不相似，斯萬夫人是褐色頭發，而少女是紅色頭發，金色皮膚。但是片刻以後，你會在希爾貝特身上認出她母親的面貌——例如被那位無形的、為好幾代人捉刀的雕刻師所准確無誤地猛然削直的鼻子——表情和動作。如果拿另一種藝術作比喻，可以說她是斯萬夫人的畫像，但並不十分相似，畫家出于對色彩的一時愛好，仿佛讓斯萬夫人在擺姿勢時半裝扮成赴“化裝”宴會的威尼斯女人。不僅假發是金黃色的，一切深色元素都從她的身體上被排除了，而肉體既已脫去了褐色網紗，便顯得更為赤裸，它僅僅被內心太陽所發射的光線所覆蓋，因此，這種化裝不僅是表面的，它已嵌入肉身。希爾貝特仿佛是神話傳奇動物或是裝扮的神話人物。她那橙黃色的皮膚來自父親，大自然當初在創造她時，似乎只需考慮如何一片一片地重現斯萬夫人，而全部材料均來自斯萬先生的皮膚。大自然將皮膚使用得完美無缺，好比木匠師傅想方設法讓木材的紋理節疤露出來。在希爾貝特的面孔上，在那個維妙維肖的奧黛特的鼻子旁邊，隆起的皮膚一絲不苟地重現了斯萬先生那兩顆美人痣。坐在斯萬夫人旁邊的是她的新品種，就好比在紫丁香花旁邊的是白丁香花。但是不能認為在這兩種相似之間有一條絕對清晰的分界線。有時，當希爾貝特微笑時，我們看見她那張酷似母親的面孔上有著酷似父親的橢圓形雙頰，老天爺似乎有意將它們放在一起，以考察這種混合的效果。橢圓形越來越清晰，像胚胎一樣逐漸成形，它斜著延伸膨脹鼓起，片刻以後又消失。希爾貝特的目光中有父親的和善坦率的眼神。她給我那個瑪瑙彈子並且說：“拿著作為我們友情的紀念吧！”這時我看到這種眼神。可是，如果你對希爾貝特提問題，問她干了什麼事，那麼，你就會在這同一雙眼睛中感到窘迫、猶豫、躲閃、憂愁，而那正是昔日奧黛特的眼神——斯萬問她曾去什麼地方而她撒謊。這種謊言當初曾使他這位情人傷心絕望，而如今他是位謹慎的丈夫，他不追究謊言，而是立刻改變話題。在香榭麗舍大街，我常常在希爾貝特身上看見這種眼神而深感不安，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的不安毫無根據，因為她身上的這種眼神——至少就它而言——只是來自她母親的純粹生理性的遺跡，沒有任何含義。當希爾貝特上完課，或者當她不得不回家做功課時，她的瞳孔閃動，就像奧黛特昔日害怕讓人知道她白天曾接待情人或者急于去幽會時的眼神一樣。就這樣，我看見斯萬先生和夫人的兩種天性在這位梅呂西娜①的身體上波動、回湧、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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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呂西娜，中世紀傳奇中的人物，被罰每星期六變為半蛇半女。

誰都知道，一個孩子可以既像父親又像母親，但是他所繼承的優點和缺點在配搭上卻甚為奇特，以致父親或母親身上那似乎無法分開的兩個優點，到了孩子身上只剩下一個，而且還伴之以雙親中另一位身上的缺點，而且此一缺點與彼一優點看上去有如水火互不相容。精神優點伴之以無法相容的生理缺點，這甚至是子女與父母相似的一個規律。在兩姐妹中，一位將像父親一樣儀表堂堂，但同時也像母親一樣才智平庸，另一位充滿了來自父親的智慧，但卻套上母親的外殼，母親的大鼻子、干癟的胸部，甚至聲音，都好比是天賦拋棄了原先的優美外表而另換上的衣服。因此，兩姐妹中任何一位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她最像父親或母親。希爾貝特是獨生女，但至少有兩個希爾貝特。父親和母親的兩種特性不僅僅在她身上雜交，而且還爭奪她，不過這樣說不夠確切，使人誤以為有第三個希爾貝特以此爭奪為苦，其實不然，希爾貝特輪流地是這一個她或者是那一個她，而在同時間里她只能是其中的一個，也就是說，當她是不好的希爾貝特時，她也不會痛苦，既然那個好希爾貝特暫時隱退，又怎能看見這種墮落呢？因此，兩個希爾貝特中那個不好的希爾貝特便可以放心大膽地從事格調不高的娛樂。當另一個希爾貝特用父親的胸襟說話時，她目光遠大，你很樂于和她一道從事美好而有益的事業，你這樣對她說，可是，當你們即將簽約時，她母親的氣質又占了上風，回答你的是它，于是你失望、氣餒，幾乎困惑不解、仿佛面前是另一個人，因為此時此刻的希爾貝特正在怡然自得地發表平庸的思想，並伴之以狡猾的冷笑。有時，這兩個希爾貝特相距萬里，以致你不得不自問（雖屬徒勞）你到底做了什麼錯事才使她完全翻臉。她曾要求和你約會，但她沒有來，事後也沒有道歉，而且，不論是什麼原因使她改變主意，她事後的表現判若兩人，以致你以為自己被相似的外表所欺騙（如同《孿生兄弟》①的主要情節），你面前這個人並非當初如此熱切要求和你見面的人。她有時表示慍怒，這說明她于心有愧又不願意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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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羅馬喜劇作家普勞圖斯的劇作。

“好了，快去吧，不然我們又得等你了。”母親對她說。

“在親愛的爸爸身邊有多舒服呀，我還想呆一會兒。”希爾貝特回答說，一面將頭鑽在父親的胳膊下，父親用手指溫柔地撫摸她那頭金發。

斯萬屬于這種男人，他們長期生活在愛情幻想中，他們曾給予許多女人舒適的條件，使她們更為幸福，但卻未得到她們任何感激或溫情的表示，可是，他們認為在子女身上有一種與姓名嵌鑲在一起的感情，這感情將使他們雖死猶生。當夏爾·斯萬不再存在時，斯萬小組，或者娘家姓斯萬的某某夫人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愛著她死去的父親。甚至愛得過分，斯萬這樣想，因為他回答希爾貝特說：“你是個好女兒。”聲音激動不安——當我們想到將來，在我們死後某人會繼續深深愛我們，此刻我們便感到不安。斯萬為了掩飾自己的激動，便加入我們關于拉貝瑪的談話。他采用一種超脫的、感到厭倦的語調，仿佛想與他說的話保持一定距離。他提醒我注意女演員對奧儂娜說：“你早就知道！”時的聲調是多麼巧妙，多麼驚人的准確。他說得有理。這個聲調至少具有明確易懂的涵義，它完全可以滿足我那尋找贊賞拉貝瑪的確切論據的願望，然而，正因為它一目了然，它無法滿足我的願望。如此巧妙的聲調，伴之以如此明確的意圖和含義。它本身便可以獨立存在，任何一位聰明的女演員都能學會它。這當然是高招，但是任何人在充分設想以後便能占有它。當然，拉貝瑪的功勞在于發現了它，但是此處能用“發現”一詞嗎？既然就它而言，發現與接受並無區別，既然從本質上講它並不來自你的天性，既然旁人完全能夠複制它！

“天呀，您的在場使談話升級了！”斯萬對我說，仿佛向貝戈特表示歉意。斯萬在蓋爾芒特社交圈中養成了把大藝術家當作好友接待的習慣，只注意請他們品嘗他們所喜歡的茶，請他們玩游戲，或者，如果在鄉下，請他們從事他們所喜愛的運動。“看來我們確實在談論藝術了。”斯萬又說。“這挺好嘛，我喜歡這樣。”斯萬夫人說，一面用感激的眼光看我，她也許出于好心，也許由于仍然像往日一樣對智力性談話感興趣。後來，貝戈特便和別人，特別是和希爾貝特交談去了。我已經對他談出了全部感想，而且毫無拘束（連我自己也吃驚），因為多年以來（在無數孤獨和閱讀的時刻，貝戈特似乎成為我身上最好的一部分），在與他的關系中，我已經習慣于誠懇、坦率、信任，所以，他不像初次談話的人那樣使我膽怯。然而，出于同樣的理由，我擔心自己給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為我所假定的他對我思想的藐視不是自今日始，而是從久遠的過去，從我在貢布雷花園中最初閱讀他作品的時候就開始了。我也許應該提醒自己，既然我一方面對貝戈特的作品大為贊賞，另一方面又在劇院中感到莫名其妙的失望，而且都同樣的真誠，同樣的身不由已，那麼，這兩種驅使我的本能運動相互之間不應有很大區別，而是遵循同一規律；我在貝戈特書中所喜愛的思想不可能與我的失望（我無力說明這種失望）毫不相干，或者絕對對立，因為我的智力是一個整體，而且也許世上只存在唯一一種智力，每個人不過是它的參與者，每個人從自己具有個別性的身體深處向它投以目光，就好比在劇場中，每個人有自己的座位，但舞台卻只有一個。當然，我所喜歡探索的思想並不一定是貝戈特在作品中所經常鑽研的思想它、珍愛它、對它微笑，因為，不論我作出任何假定，他心靈的眼睛永遠保留著與進入他作品的那部分智力。（我曾以此為根據來臆想他的全部精神世界）不同的另一部分智力。神父的心靈經驗最為豐富，他們最能原諒他們本人所不會犯的罪孽，同樣，天才具有最豐富的智力經驗，最能理解與他們本人作品的基本思想最為對立的思想。這一切我本應該提醒自己，雖然這種想法並不令人十分愉快，因為出類拔萃者的善意所得到的後果往往是平庸者的不理解和敵意。大作家的和藹（至少在作品中可以找到）所給予人的快樂遠遠不如女人的敵意（人們愛上她不是因為她聰明，而是因為她使人沒法不愛）所給予人的快樂。我本應該提醒自己這一切，但我沒有對自己說，我深信自己在貝戈特面前顯得愚蠢，這時希爾貝特湊到我耳邊低聲說：

“我高興極了，你贏得了我的好友貝戈特的贊賞。他對媽媽說他覺得你很聰明。”

“我們去哪里？”我問希貝爾特。

“啊！去哪里都行，我嘛，你知道，去這里或那里……”

自從在她祖父忌日發生的那件事以後，我懷疑她的性格並非如我的想象；她那種對一切都無所謂的態度，那種克制，那種沉靜，那種始終不渝的溫柔順從，大概掩飾著十分熾熱的欲望，只是受到她自尊心的約束罷了。只有當欲望偶然受到挫折時，她才猛然反擊從而有所流露。

貝戈特和我父母住在同一街區，因此我們一同走。在車上，他提起我的健康：“我們的朋友剛才告訴我說您曾經身體不適。我感到遺憾。不過，雖然如此，我也不過分遺憾，因為我看得出來您有智力樂趣，而對您和所有體驗這種樂趣的人來說，這可能是最重要的。”

唉！我當時覺得他這番話對我多麼不合適，我對任何高明的推理都無動于衷。只有當我在信步閑逛時，當我感到舒適時我才幸福。我清楚感到我對生活的欲望純粹是物質性的，我可以輕而易舉地將智力拋在一邊。我分辨不出樂趣的不同的來源、不同的深度、不同的持久性，因此，當我回答貝戈特時，我自認為喜歡的是這樣一種生活：和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來往，像在香榭麗舍大街那間舊日稅卡里一樣感到能喚醒貢布雷回憶的涼氣，而在這個我不敢向他吐露的生活理想里，智力樂趣無立錐之地。

“不，先生，智力樂趣對我毫無意義，我尋找的不是它，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體驗過它。”


“您真這麼想？”他回答說，“那好，您聽我說，真的，您最喜歡的肯定是它，我看得很清楚，我確信。”

當然他沒有說服我，但是我感到快活些、開朗些了。德·諾布瓦先生的那番話曾使我認為我那些充滿遐想、熱情及自信的時刻是純粹主觀的，缺乏真實性。而貝戈特似乎理解我，他的想法正相反，認為我應該拋棄的是懷疑及自我厭惡情緒。他對德·諾布瓦先生的評價使後者對我的判決（我曾認為無法駁回）黯然失色。

“您在精心治病嗎？”貝戈特問我，“誰給您看病？”我說戈達爾大夫來過，而且還要來。他說：“他對您可不合適。我不知道他的醫道如何，不過我在斯萬夫人家見過他。這是個傻瓜，就算傻瓜也能當好大夫（我很難相信），但他畢竟不能給藝術家和聰明人看病。像您這樣的人需要特殊的醫生，甚至可以說需要特殊的食譜、特殊的藥品。戈達爾會使您厭煩，而厭煩就是使他的治療無效。對您的治療和對任何其他人的治療應該有所不同。聰明人的疾病四分之三是來自他們的智力，他們需要的醫生至少應該了解他們的病。您怎能期望戈達爾治好您的病呢？他能估計醬汁不易消化，胃功能會發生障礙，但是他想不到莎士比亞作品會產生什麼效果……因此，他的估計應用到您身上便是謬誤，平衡遭到破壞，小浮沉子又浮了上來。他會發現您胃擴張，其實他不用檢查就知道，他眼中早就有這個，您也看得見，他的單片鏡里就有反映。”這種說話方式使我感到很累，迂腐的常識使我想：“戈達爾教授的眼鏡里根本沒有反映胃擴張，就如同德·諾布瓦先生的白背心下沒藏著蠢話一樣。”貝戈特又說：“我向您推薦迪—布爾邦大夫，這是位很聰明的人。”“想必是您的熱情崇拜者吧。”我回答說。貝戈特顯然知道這一點，于是我推論說同類相聚，真正的“陌生朋友”是很少見的。貝戈特對戈達爾的評論令我吃驚，與我的想法也絕然相反。我根本不在乎我的醫生是否討厭，我所期待于他的，是他借助一種我不知其奧妙的技藝對我的內髒進行試探，從而就我的健康發表無庸置疑的旨喻。我並不要求他運用才智（這方面我可能勝過他）來試圖理解我的才智；在我的想象中，智力本身並無價值，僅僅是達到外部真理的手段。聰明人所需要的治療居然應該有別于傻瓜們的治療，我對此深表懷疑，而且我完全准備接受傻瓜型的治療。“有個人需要好大夫，就是我們的朋友斯萬。”貝戈特說。我問難道斯萬病了，他回答說：“是的，他娶了一個妓女。拒絕接待她的女士們，和她睡過覺的男人們，每天讓斯萬強咽下多少條蛇呀！它們使他的嘴都變了形。您什麼時候可以稍加注意，他回家看到有那些客人在座時，那眉頭皺得多麼緊。”貝戈特在生人面前如此惡言中傷長期與他過從甚密的老友，而當著斯萬夫婦的面他卻輕聲細語，對我來說這都是新鮮事，因為他一再對斯萬說的那些甜言蜜語，是我的姨祖母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的。姨祖母這個人即使對所愛的人也常常說些使人不愉快的話，可是，她決不背著他們說些見不得人的話。貢布雷的交際圈與上流社會截然不同。斯萬的圈子已經是向上流社會的過渡，向上流社會中反複無常的浪濤的過渡，它還不是大海，但已是環礁湖了。“這一切可別外傳。”貝戈特在我家門口和我分手時說。要是在幾年以後，我會這樣回答：“我不會說出去的。”這是交際界的俗套話，是對誹謗者的假保證。那一天我也應該對貝戈特這樣回答，因為當你作為社會人物活動時，你講的全部話語不可能都由你自己來創造，不過當時我還沒有學會這句俗套話。此外，姨祖母如遇到類似情況，會說：“你既然不願我說出去，那何必告訴我呢？”她是位不好交際、好爭愛斗的人。我不是這種人，所以我點點頭，什麼也沒說。

我所欽佩的某些文人花了好幾年工夫，煞費苦心地與貝戈特建立了聯系（始終是在書房內部的、暗中的文學交往），而我卻一下子，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與這位名作家交上了朋友。眾人在排隊，但只能買到壞票，而你，你從謝絕公眾的暗門走了進去，並買到最好的座拉。斯萬為我們打開這扇暗門，大概也在情理之中，就好比國王邀請子女的朋友們去皇家包廂或登上皇家游艇。希爾貝特的父母也同樣對女兒的朋友開放他們所擁有的珍貴物品，並且，尤為珍貴的是，將他看作家庭的知己。但是當時我認為（也許有道理），斯萬的友好表示是間接針對我父母的。還在貢布雷時期，我仿佛聽說過，他見我崇拜貝戈特，便自告奮勇要帶我去他家吃飯，父母卻不同意，說我太小，太神經質，不能“出門”。我父母在某些人（恰恰是我認為最卓越的人）眼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我對他們的看法，當初那位粉衣女士對父親未免過獎，現在我希望父母對斯萬表示感謝，因為我剛剛得到的禮物是無價之寶。慷慨而彬彬有禮的斯萬將禮物送給我，或者說送給他們，而似乎並不意識到它價值連城，就好比是盧伊尼①壁畫中那位迷人的、金發鉤鼻的朝拜王一樣。人們從前說斯萬和畫中人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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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盧伊尼（1480—1532），意大利畫家，達·芬奇的弟子。

回家時，我來不及脫大衣便對父母宣布斯萬對我的這番優待，希望在他們心中喚起與我相同的激情，促使他們對斯萬夫婦作出重要而關健性的“答謝”，然而，很不幸，他們似乎不太欣賞這種優待。“斯萬介紹你認識貝戈特了？多麼了不起的朋友！多麼迷人的交往！這算到頭了！”父親諷刺地大聲說。不巧的是，我接著說貝戈特絲毫不欣賞德·諾布瓦先生。

“那還用說，”父親說，“這恰好證明他是個假裝聰明、不懷好意的人。我可憐的兒子，我看你連常識也沒有了，居然和會斷送你前程的人們為伍，我真難過。”

我對斯萬家的拜訪原來就已經使父母很不高興。與貝戈特的相識，在他們看來，仿佛是第一個錯誤——他們的軟弱讓步（祖父會稱之為“缺乏遠見”）——的必然惡果。我感到，只要我再補充說這位對德·諾布瓦先生不抱好感的壞人認為我很聰明，那麼，父母就會暴跳如雷。當父親認為某人，例如我的一位同學誤入歧途——好比此時此刻的我——時，如果他看到這位迷途者受到他所不齒的人的贊許，會更堅信自己的嚴厲判斷是正確的，更認為對方惡劣。我似乎聽見他在大喊：“當然啦，這是一路貨！”這句話使我萬分恐懼，它仿佛宣布某些變化、某些十分模糊、十分龐大的變化將闖入我那安甯的生活之中。然而，即使我不說出貝戈特對我的評價，我也無法擦去父母已經得到的印象，因此，破罐子破摔。何況我認為他們極不公道，堅持錯誤。我不再希望，甚至可以說我不再想法讓他們回到公正的立場上來。然而，當我開口時，我感到貝戈特對我的賞識會使我們驚慌失措——因為此人將聰明人當作蠢人，此人被高雅的紳士嗤之以鼻，此人對我的誇獎（我所羨慕的）會使我走上邪路——因此，我羞愧地，低聲地最後帶上一句：“他對斯萬夫婦說他認為我很聰明。”一條狗中了毒在田野上胡亂啃草，而這種草恰恰為它解了毒，我也一樣，在不知不覺中我說出了世上唯一能克服父母對貝戈特的偏見的話——而我所能做的最好論證，所能說的一切贊同都無法消除這種偏見。頃刻之間，形勢突變。

“啊！……他說你很聰明？”母親說，“我很高興，因為他是位頗有才氣的人。”

“真的！這是他說的？”父親接著說……“我絲毫不否定他的文學才能，這是有口皆碑的。可惜他生活不太檢點，諾布瓦老頭暗示過。”父親這樣說，他並不意識到我剛才出口的那句話具有神妙的至高威力，貝戈特的墮落習性和拙劣判斷力在這威力面前敗下陣來。

“啊！親愛的，”母親插嘴說，“有什麼證據肯定這是真的呢？人們總愛瞎議論。再說，德·諾布瓦先生雖然為人和氣，但並不永遠與人為善，特別是對待和他不對路的人。”

“這倒也是，我也有所察覺。”父親說。

“再說，既然貝戈特欣賞我可愛的乖兒子，許多地方我們應該原諒他。”母親一面說，一面用手指撫摸我的頭發，夢幻的眼光久久地凝視我。

在貝戈特的這個裁決以前，母親早就對我說過，有朋友來時，我也可以邀請希爾貝特來吃午後點心。但是我不敢邀請她，這有兩層原因，一是希爾貝特家從來只喝茶，而我們家卻相反，除了茶以外，母親堅持要朱古力，我害怕希爾貝特會認為這十分粗俗，從而極度蔑視我們。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始終無法解決的禮節問題。每次我去斯萬夫人家，她總是問我：

“令堂大人可好？”

我向母親提過，希爾貝特來她能不能也這樣問，因為這一點好比是路易十四宮中“殿下”的稱呼，至關重要。但是媽媽根本聽不進我的話。

“不行，我不認識斯萬夫人呀。”

“可她也不認識你。”

“我沒說她認識我。不過我們不一定對一切事情采取同樣的做法。我要用另一種方式來款待希爾貝特，和斯萬夫人對你的接待方式不同。”

我並不信服，所以甯可不邀請希爾貝特。

我離開父母去換衣服，在掏衣袋時突然發現斯萬家的膳食總管在領我進客廳時遞給我的那個信封。我現在身邊無人，便拆開來看，里面有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我應該將胳臂伸給哪位女士，並領她去餐桌就坐。

就在這個時期，布洛克使我的世界觀完全改變了，他向我展開了新的幸福的可能性（後來變成痛苦的可能性），因為他告訴我女人最愛的莫過于交媾了——與我去梅塞格里斯散步時的想法相反。在這次開導以後，他又給我第二次開導（其價值我在很久以後才有所體會）：他領我頭一次去妓院。以前他曾對我講那里有許多美女供人占有，但她們在我的腦海中面目模糊，後來我去了妓院，才對她們具有了確切印象。如果說我對布洛克——由于他的“福音”，即幸福和對美的占有並非可望不可即，甘心放棄實屬愚蠢——充滿感激的話（如同感激某位樂天派醫生或哲學家使我們盼望人世間的長壽，盼望一個並非與人世完全隔絕的冥間），那麼幾年以後我所光顧的妓院對我大有益處，因為它們對我提供幸福的標本，使我往女性美上添加一個我們無法臆造的因素，它絕非僅僅是從前的美的綜合，而是神妙的現在，我們所無法虛構的現在；它只能來自現實，超于我們智力的一切邏輯創造之上，這就是：個體魅力。我應該將這些妓院與另一些起源較近但效用相似的恩人們歸為一類，這些恩人即帶插圖的繪畫史、交響音樂會及《藝術城市畫冊》，因為在它們以前，我們只能通過別的畫家、音樂家、城市來毫無激情地想象曼坦納、瓦格納和西埃內的魅力。不過，布洛克帶領我去而他本人長久不去的那家妓院規格較低，人員平庸而且很少更新，因此我無法滿足舊的好奇心，也產生不了新的好奇心。客人所點要的女人，妓院老鴇一概佯稱不認識，而她提出的又盡是客人不想要的女人。她在我面前極力誇獎某一位，笑著說包我滿意（仿佛這是稀有珍品和美味佳肴似的）：“她是猶太人。您不感興趣？”（可能由于這個原因，她叫她拉謝爾。）她愚蠢地、假惺惺地激動起來，想以此打動我，最後發出一種近乎肉欲快感的喘息聲：“你想想吧，小伙子，一個猶太女人，您肯定要神魂顛倒的，呃！”這位拉謝爾，我曾見過她一面，但她沒有看見我。此人一頭棕發、不算漂亮，但看上去不蠢，她用舌尖舔嘴唇，放肆地向被介紹給她的嫖客微笑。我聽見她和他們談了起來。在她那張窄窄的小臉兩側是卷曲的黑發，它們極不規則，仿佛是中國水墨畫中的幾條影線。老鴇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薦她，誇獎她聰明過人，並受過良好教育，我每次都答應一定專程來找拉謝爾（我給她起了個綽號：“拉謝爾，當從天主”①）。然而，第一天晚上，我就曾聽見拉謝爾臨走時對老鴇說：

“那麼說定了，明天我有空，要是有人來，您可別忘了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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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是法國作曲家阿萊維（1799—1862）的著名歌劇《猶太女人》第四幕中著名樂段的開始。

這些話使我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個體，而是某一類型的女人，其共同習慣是晚上來看看能否賺一兩個路易，她的區別只在于換個說法罷了：“如果您需要我，或者如果您需要什麼人。”

老鴇沒有看過阿萊維的歌劇，不明白我為什麼老說“拉謝爾，當從天主。”但是，不理解這個玩笑並不等于不覺得它可笑，因此她每次都開懷大笑地對我說：

“怎麼，今晚還不是您和‘拉謝爾，當從天主’結合的時辰？您是怎麼說來著，‘拉謝爾，當從天主’，啊，這可真妙！

我要給你們倆配對。瞧著吧，您不會後悔的。”

有一次我差點下了決心，但她“正在接客”，另一次她又在接待一位“理發師”，此人是位老先生，他和女人在一起時，只是往她們散開的頭發上倒油，然後進行梳理。我等得不耐煩，幾位常來妓院的身分卑微的女人（她們自稱女工，但始終無工作）走過來給我沏藥茶，並和我長談，她們那半裸或全裸的身體使嚴肅的話題變得簡明有趣。我後來不再去這家妓院。在這以前，我看到老鴇需要家具，我想對她表示友好，便從萊奧妮姨母留給我的家具中挑了幾件——特別是一張長沙發——送給她。原先我根本看不見它們，因為家里沒有地方放，父母不讓人把它們搬進來，于是它們只能堆在庫房里。然而我在妓院又見到了它們，我看見那些女人在使用它們，于是，昔日充溢在貢布雷的那間姨母臥室的種種魔力再次顯現，但卻在磨難之中，因為我迫使它們手無寸鐵地承受殘酷的接觸！我的痛苦甚于聽任一位死去的女人遭人蹂躪。我不再去那位鴇母那里，我感到家具有生命，它們在哀求我，就象波斯神話故事一樣：神話里的物品表面上似乎沒有生命，但內部卻隱藏著備受折磨、祈求解脫的靈魂。此外，由于記憶力向我提供的回憶往往不遵守時序，而仿佛是左右顛倒的反光，因此，我在很久以後才想起多年以前我曾在這同一張長沙發上頭一次和一位表妹品嘗愛情的樂趣，當時我不知道我們去哪里好，她便想出了這個相當冒險的主意：利用萊奧妮不在場的時機。

其他許多家具，特別是萊奧妮姨母那套古老而漂亮的銀餐具，我都不顧父母的反對將它們賣了，為的是換錢，好給斯萬夫人送更多的鮮花。她在接受巨大的蘭花花籃時對我說：“我要是令尊，一定給您找位指定監護人。”然而當時我怎會想到有一天我將特別懷念這套銀器，怎會想到在對希爾貝特的父母獻殷勤這個樂趣（它可能完全消失）之上我將有其他樂趣呢？同樣，我決定不去駐外使館，正是為了希爾貝特，正是為了不離開她。人往往在某種暫時情緒下作出最後決定。我很難想象希爾貝將身上那種奇異的物質，那種在她父母身上和住宅中閃爍從而使我對其他一切無動于衷的物質，會脫離她而轉移到別人身上。這個物質確實未變，但後來在我身上產生了絕對不同的效果，因為，同一種疾病有不同的階段，當心髒的耐力隨著年齡而減弱時，它再無法承受有損健康的美味食品。

父母希望貝戈特在我身上所發現的智慧能化為傑出的成就。在我還不認識斯萬夫婦時，我以為我無心寫作是因為我不能自由地和希爾貝特見面，是因為我焦灼不安。可是當他們向我敞開家門時，我在書桌前剛剛坐下便又起身向他們家跑去。我從他們家歸來，獨自一人，但這只是表象，我的思想仍無法抗拒話語的水流，因為在剛才幾個小時里，我機械地聽任自己被它沖卷。我獨自一人，但繼續臆造可能使斯萬夫婦高興的話語，而且，為了使游戲更有趣，我扮演在場的對話者，我對自己提出虛構的問題，目的是使我的高見成為巧妙的回答。這個練習雖然在靜默中進行，但它卻是談話，而不是沉思。我的孤獨是一種精神沙龍，在這個沙龍中，控制我話語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想象的對話者；我表述的不是我認為真實的思想，而是輕手拈來的、缺乏由表及里的反思的思想，因此我感到一種純粹被動的樂趣，好比因消化不良而呆著不動時所感到的被動樂趣。

如果我不是作長期寫作打算的話，那我也許會急于動筆。既然我這個打算確定無疑，既然再過二十四小時（明天是一個空白的框框，我還沒有進去，所以框中的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我的良好願望便能輕易地付諸實現，那又何必挑一個寫作情緒不佳的晚上來動筆呢？當然，遺憾的是，隨後的幾天也並非寫作的吉日。既然已經等待了好幾年，再多等三天又有何妨。我深信到了第三天，我一定能寫出好幾頁，所以我對父母絕口不提我的打算。我甯願再忍耐幾個小時，然後將創作中的作品拿去給外祖母看，以安慰她，使她信服。可惜的是，第二天仍然不是我熱切盼望的廣闊的、行動的一天。當這一天結束時，我的懶惰，我與內心障礙的艱苦斗爭僅僅又多持續了二十四小時，幾天以後，我的計劃仍是紙上談兵，我也就不再期望它能立即實現，而且也再沒有勇氣將這件事作為先決條件了。于是我又開始很晚睡覺，我不必再抱著明晨動筆的確切幻想早早躺下。在重新振作以前，我需要休息幾天。有一天（唯一的一次），外祖母鼓起勇氣，用失望的溫柔口氣責怪說：“怎麼，你這項寫作，沒有下文？”我怨恨她居然看不出我一旦決定決不更改。她的話使我將付諸實行的時間又往後推，而且也許推遲很久，這是因為她對我的不公正使我煩惱，而我也不願意在煩惱的情緒下動手寫作。她意識到她的懷疑盲目地干擾了我的意圖，向我道歉，並親吻我說：“對不起，我再什麼也不說了。”而且，為了不讓我泄氣，她說等我身體好了，寫作會自然而然地開始。

“何況，”我心里想，“去斯萬家消磨時光，我這不是和貝戈特一樣嗎？”我父母幾乎認為，既然我和名作家同在一沙龍，那麼，在那里度過的時光一定能大大促進天才，雖然我十分懶惰。不從本人內部發揮天才，而從別人那里接受天才，何其荒謬！這就好比是一個根本不講衛生、暴食暴飲的人僅僅依靠和醫生經常共餐而居然保持健康！然而，這種幻想（它欺騙我和我父母）的最大受害者是斯萬夫人。當我對她說我來不了，我必須留在家里工作時，她那副神氣仿佛認為我裝腔作勢，既愚蠢又自命不凡。

“可是貝戈特要來的。難道您認為他的作品不好？不久以後會更好的，”她接著說，“他給報紙寫的文章更尖銳，更精煉，不像他的書那樣有點羅嗦。我已經安排好，請他以後給《費加羅報》寫社論，這才是therightmanintherightplace（最恰當的人在最恰當的位置上）。”

她又說：“來吧，他最清楚您該怎麼做。”

她正是為我的事業著想才叮囑我第二天無論如何要去和貝戈特同桌吃飯（正好比志願兵和上校見面），她似乎認為文學佳作是“通過交往”而產生的。

這樣一來，無論是斯萬夫婦，還是我父母——他們在不同時刻似乎應該阻止我——都再沒有對我輕松的生活提出異議，這種生活使我能夠盡情地，如果不是平靜地至少是陶醉地和希爾貝特相見。在愛情中無平靜可言，因為人們永遠得寸進尺。從前我無法去她家，便把去她家當作高不可攀的幸福，哪里會想到在她家中將出現新的煩惱因素。當她父母不再執意反對，當問題終于得到解決時，煩惱又以新的形式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每天都開始一種新友誼。夜間歸來，我總想到某些對我們的友誼至關重要的事，我必須和希爾貝特談，這些事無窮無盡也永不相同。但我畢竟感到幸福，而且這幸福不再受任何威脅。其實不然，威脅終于出現了，而且，遺憾的是，它來自我認為萬無一失的方面，即希爾貝特和我。那些使我感到寬慰的事，那個我所認為的幸福，原本應該引起我的不安。我們在戀愛中往往處于一種反常狀態，具有的嚴重性。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在我們心中有某種不穩定的東西，我們不斷努力去維持它，而且，只要它未轉移，我們幾乎不再覺察。確實，愛情包含持久的痛苦，只不過它被歡樂所沖淡，成為潛在的、被推遲的痛苦，但它隨時可能劇烈地爆發出來（如果人們不是如願以償，那麼這痛苦早就爆發了）。

有好幾次我感到希爾貝特不願我去得太勤。的確，她父母越來越深信我對她產生良好影響，我想和她見面時只需讓他們邀請我就行了，因此我想道：“這樣一來，我的愛情再不會有任何危險。既然他們站在我一邊，他們對希爾貝特又很有權威，我又有什麼可擔心的呢？”然而，當她父親在某種程度上違背她的心願而邀請我時，她流露出不耐煩的情緒，這些表示使我產生疑問：我原先所認為的幸福的保障莫非恰恰是使幸福中斷的秘密原因？

我最後一次去看希爾貝特時，下著雨。她被邀參加舞蹈訓練，但她和那家人不熟，不能帶我去。那天我比往常服用了更多的咖啡因以抵禦潮濕。斯萬夫人大概因為天氣不好，或者因為對聚會的那家人有成見，所以在女兒出門時很生氣地喚住了她：“希爾貝待！”並且指指我，表示我是來看她的，她應該留在家里陪我。斯萬夫人出于對我好意而發出——或者喊出——“希爾貝特”，但是希爾貝特一面放下衣物一面聳聳肩，我立刻意識到這位母親在無意中加快了我和女友逐漸分手的過程，而在此以前，這個過程也許還可以阻止。“沒有必要天天去跳舞。”奧黛特對女兒說，那副明哲的神氣大概是她以前從斯萬那里學來的。接著她又恢複奧黛特的常態，和女兒講起英語來，立即，仿佛有一堵牆將希爾貝特的一部分遮蓋起來，仿佛有一個邪惡的精靈將我的女友從我身邊裹脅而去。對于我們所熟悉的語言，我們可以用透明的思想來替代不透明的聲音，但是我們所不熟悉的語言卻像一座門窗緊閉的宮殿，我們所愛的女人可以在那里與人調情，而我們被拒之門外，絕望已極卻無能為力，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阻止不了。這場英語談話中常出現某些法語專有名詞，它們仿佛是線索，使我更為不安。要是在一個月前，我會一笑了之，然而此刻，雖然她們一動不動地在咫尺之內談話，我卻感到這是殘酷無情的劫持，剩下我孤苦憐仃。最後，斯萬夫人總算走開了。這一天，也許因為希爾貝特埋怨我身不由已地阻礙她去跳舞，也許因為我故意比往日冷淡（我猜到她生我的氣），她臉上沒有一絲歡樂、干澀木然、悶悶不樂，仿佛整個下午都在懷念我的來訪使她未能跳成的四步舞，仿佛整個下午都在責怪所有的人，當然首先是我，責怪我們竟不理解她如此鍾情于波士頓舞的奧妙原因。她僅僅時不時地和我交換幾句話，天氣如何啦，雨愈下愈大啦，座鍾走快了啦，中間還夾著沉默和單音節字。我作絕望掙紮，執意要糟蹋這些原本應該獻給友誼和幸福的時刻。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是那麼生硬，那麼空洞而荒謬，這一點倒使我得到安慰，因為希爾貝特不會將我平庸的思想和冷漠的語氣當真的。盡管我說的是：“從前這個鍾仿佛走得慢。”她理解我的意思是：“你真壞！”在這個雨天，我頑強奮斗，延長這些沒一絲陽光的話語，但一切努力均屬枉然，我知道我的冷漠並非如佯裝那般凝固不變，希爾貝特一定感覺到，既然我已說了三遍“白天變短了，”如果我再貿然重複第四遍，那我一定難以自制，會淚如雨下。她現在的模樣，眼中和臉上毫無笑意，憂愁的眼神和陰郁的臉色充滿令人懊喪的單調。這張臉幾乎變得丑陋，就象那單調枯燥的海灘，海水已經退得很遠，它在那固定不變的封閉的地平線之內的閃光千篇一律，令人厭煩。最後，我看到希爾貝特仍然不像我好幾個小時以來所期望的那樣回心轉意，便對她說她不夠意思。“你才不夠意思呢。”她回答說。“我怎麼了？”我自問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一無所獲，便又問她。

“當然啦，你認為自己很好！”說完後她笑了很久。于是我感到，我無法達到她的笑聲所表達的另一層思想，另一層更難以捉摸的思想，這是多麼痛苦的事。她的笑似乎意味著：“不，不，我根本不信你的話。我知道你愛我，不過我無所謂，我不把你放在眼里。”然而我又提醒自己，笑畢竟不是一種明確的語言，我怎能肯定自己理解正確呢，何況希爾貝特的話還是富有感情的。“我什麼地方不好？告訴我，我一定按你的話去做。”“不，沒必要，我沒法和你解釋。”刹那間，我害怕她以為我不愛她，這是另一種同樣強烈的痛苦，它要求另一種邏輯。“你要是知道使我多傷心，那你會告訴我了。”如果她懷疑我的愛情，那麼我的傷心會使她高興，但此刻卻相反，她很生氣。我意識到自己判斷錯誤，決心不再相信她的話，隨她說：“我一直愛你，有一天你會明白的。”（罪人們往往說他們的清白無辜將大白于天下，然而，出于神秘的原因，這一天永遠不會是他們受審的那一天）。我鼓起勇氣，突然決定不再和她見面，但暫時不告訴她，因為她不會相信這話的。

你所愛的人可能給你帶來辛酸的悲傷，即使當你被與她（他）無關的憂慮、事務、歡樂纏住而無暇顧及也罷。但是，如果這悲傷——例如我這次的悲傷——誕生于我們浸沉在與她見面的幸福之中時，那麼，在我們那充滿陽光的、穩定而甯靜的心靈中便會產生急劇的低壓，從而在我們身上掀起狂烈風暴，使我們沒有信心與它抗爭到底。此刻在我心中升起的風暴無比凶猛，我告辭出來，暈頭轉向，遍體鱗傷，同時感到只有再回去，隨便找一個借口再回到希爾貝特身邊去，我才能喘過氣來。但是她會說：“又是他！看來我對他可以為所欲為了。他總會回來的，走的時候越痛苦，回來時就越順從。”我的思想以無法抗拒的力量將我拉回到她身邊。當我到家時，這些變幻不定的風向，這種內心羅盤失調的現象依然存在，于是我動筆給希爾貝特寫了些前後矛盾的信。

我即將經曆艱難的處境，人在一生中往往會多次面臨此種處境，而每一次，即在不同的年齡，人們所采取的態度也不相同，盡管他們的性格或天性並無改變（我們的天性創造了愛情，創造了我們所愛的女人，甚至她們的錯誤。）此時，我們的生命分裂為二，仿佛全部分放在相對的天平盤上。一個盤里是我們的願望，即我們不要使我們所愛但不理解的人不高興，但不能過于謙卑，巧妙地稍稍冷落她們，別讓她們感到她們是須臾不可缺少的人，因為這種感覺會使她們離開我們。另一個天平盤里是痛苦（並非確定的、部分的痛苦），它與前一種狀態相反，只有當我們不再試圖討好這個女人，不再讓她相信她對我們可有可無，從而再去接近她時，這種痛苦才有所緩解。如果我們從裝著自尊心的天平盤上拿去被年齡耗損的一部分毅力，往裝著悲傷的天平盤里加進我們逐漸獲得的、並任其發展的生理痛苦，那麼天平所顯示的將不是我們二十歲時的勇敢決定，而是我們年近半百時的決定——它十分沉重、缺乏平衡力，令人難以承受。何況，處境在不斷重複中有所變化，我們在中年或晚年時，可能樂于將某些習慣與愛情混為一談（這對愛情是致命的），而青年時代卻不承認這些習慣，它受到其他許多義務的約束，不能隨意支配自己。

我給希爾貝特剛寫了一封信來發泄怒火，但也故意安排了幾句貌似偶然的話，女友可以抓住這些救命圈與我和解；但片刻以後，風向變了，我寫下一些溫情脈脈的句子，使用某些甜蜜而悲傷的短語，例如“永不再”之類。使用者認為這些詞句感人肺腑，而那位讀信的女人則會認為枯燥乏味，或者她覺得這統統是假話，將“永不再”解釋為“今晚如果你需要我”；或者她相信這是真話，因此意味著永遠分手（和我們所不愛的人分手何足為惜）。既然我們正在戀愛，我們便不可能像將來不再戀愛時那樣行事，我們無法想象那女人真正的心理狀態，因為，雖然明知她冷漠無情，但我們仍然遐想她以愛戀者的口吻說話（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用美麗的幻想欺騙自己，或是為了解脫沉重的悲傷）。我們面對所愛的女人的思想舉止，猶如古代最早的科學家面對大自然現象（科學尚未建立，未知事物尚未被解釋），茫然失措，甚至更糟。我們看不到因果關系，看不到這個現象和那個現象之間的聯系，我們眼中的世界像夢幻一般縹緲不定。當然，我試圖克服這種紊亂，試圖尋找原因。我甚至試圖做到“客觀”，認真考慮希爾貝特在我眼中的地位，我在她眼中的地位，以及她在別人眼中的地位，它們是多麼懸殊！如果我看不到這種懸殊性，那麼我就會把女友簡單的殷勤看作熾熱愛情的流露，把我自己滑稽可笑、有失體面的行為看作對美貌的簡單優雅的傾愛。但是我也害怕走到另一個極端，以致把希爾貝特的不准時赴約和惡劣情緒看作是無法改變的敵意。我試圖在這兩種同樣歪曲真相的觀點中找出正確反映事物的第三種觀點，我為此而作的種種計算稍稍緩和了我的痛苦。我決定第二天去斯萬家（也許是服從于這些計算的結果，也許是我使計算表達了我的心願），我很高興，就像一個人本不願旅行，並為此煩惱多時，最後來到車站才下決心取消旅行，于是高高興興回到家中解開行裝。在人們猶豫不決時，采取某種決定的念頭（除非不采取任何決定，從而使念頭喪失生命力）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種子，勾畫出完成行動後所產生的激情的種種輪廓，因此，我對自己說，不再與她見面僅僅是想法而已，我卻像實有其事那樣感到痛苦，何其荒唐！再說，既然我最終會回到她身邊，又何必作如此痛苦的決定和允諾呢？

然而，這種友好關系的恢複僅僅持續了片刻，即我去斯萬家的路上。它的破滅並不是因為膳食總管（他很喜歡我）對我說希爾貝特不在家（當晚我從遇見她的人口中得知她確實不在家），而是他的說話方式：“先生，小姐不在家，我向您擔保她確實不在家。先生如果想打聽清楚，我可以去叫小姐的隨身女仆。先生盡可相信我會盡一切努力使先生高興的。小姐要是在家，我會立刻領先生去見她。”這番話的唯一重要意義在于它的自發性，因為它對矯飾的言語所掩蓋的難以想象的現實進行了X光透視（至少是粗略的）。這番話證明，在希爾貝特身邊的人眼中，我是個糾纏者。這些話剛從他口中說出來，便在我心中激起仇恨，當然，我樂于將他，而不是將希爾貝特，當作仇恨的對象。我將對她的全部憤怒集中傾瀉在他身上，這樣一來，我的愛情擺脫了憤怒，單獨存留下來。然而，這番話也表明短期內我不應去找希爾貝特。她會寫信向我道歉的。盡管如此，我不會馬上去看她，我要向她證明沒有她我照樣可以活下去。再說，等我收到希爾貝特的信後，我能更輕易地忍受與她暫不見面之苦，因為只要我想見她便一定能見到。為了承受這故意設計的分離而不至過于痛苦，我的心必須擺脫可怕的疑慮，例如莫非我們從此絕交，莫非她與別人訂婚走了，被劫走了。接下來的幾天和新年那個星期十分相似，因為當時我不得不在沒有希爾貝特的情況下繼續生活。不過，當時我很清楚，那個星期一結束，她便會回到香榭麗舍大街，我便會像以前一樣見到她，另一方面，只要新年假不結束，我去香榭麗舍大街也沒有用。因此，在那個已經遙遠的、愁悶的星期中，我平靜地忍受憂愁，既無恐懼也不抱希望。但現在卻不然，這後一種感情，即希望，幾乎像恐懼一樣，使我痛苦得難以忍受。

當天晚上我沒有收到希爾貝特的信，我歸咎于她的疏忽和忙碌，深信第二天清晨的信件中肯定有她的來信。我每天都期待早上的信件，我的心在劇烈跳動，而當我收到的是別人的來信，而不是希爾貝特的來信時，我垂頭喪氣。有時我一封信也沒有，這倒不見得更糟，因為另一個女人對我的友好表示會使希爾貝特的冷漠更為無情。我接著便寄望于下午的信件。即使在郵局送信的鍾點以外，我也不出門，因為她很可能讓人送信來。終于，天色已晚，郵遞員或斯萬家的仆人都不會登門了，于是我便將平靜下來的希望轉寄于第二天上午。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認為我的痛苦不會持久，我必須不斷地予以姑且說更新吧。悲傷依舊如前，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樣一成不變地延長最初的激情，而是每日多次地重新開始，激情的更新如此頻繁，以至于它最後——它是純粹物質的、暫時的狀態——穩定在那里，因此，前一期待所引起的惶惑還未平靜下來，第二次期待便已出現，我每天無時無刻不處在焦慮之中（忍受一個小時也非易事）。這次的痛苦，比起從前那個新年假日來，要嚴峻百倍，因為這一次我並非完完全全接受痛苦，而是時時盼望結束痛苦。

最後我畢竟接受了痛苦，我明白這是決定性的，我將永遠放棄希爾貝特，這也是為我的愛情著想，因為我決不願意她在回憶中仍然蔑視我。從此刻起，當她給我訂約會時，我甚至往往允諾，免得她認為我在為愛情賭氣，但到最後一刻鍾，我寫信對她說我不能赴約，並一再表示遺憾，仿佛我在和某位我不想見的人打交道。我覺得，這些一般用于泛泛之交的表示歉意的客套話，比起對所愛的女人佯裝的冷淡口氣來，更能使希爾貝特相信我的冷漠。我不用言詞，而用不斷重複的行動，便更好地說明我無意和她見面；等我真正做到這一點，她也許會重新對我感興趣。可惜，這是空想。不再和她見面以便重新喚起她和我見面的興趣，這種辦法等于永遠失去她，因為，首先，當這個興趣重新蘇醒時，為了使它持久，我便不能立刻順從它，其次，到那時最嚴酷的時刻已成過去，因為我最需要她的是此時此刻。我真想警告她，很快，這種分離的痛苦將大大減弱，我將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為了結束痛苦而想到投降、和解，重新和她相見。將來，等到希爾貝特恢複對我的興趣，而我也可以毫無危險地向她表達我的興趣時，這種興趣經不起如此漫長的分離的考驗，將不複存在。希爾貝特對我來說將成為可有可無的人。我很清楚這一點，但我沒法對她講。如果我告訴她長久不見面我不會再愛她，那麼她會以為我的目的僅僅是讓她趕快召喚我。在此期間，我總是挑希爾貝特不在家，她和女友外出不回家吃飯的日子去拜訪斯萬夫人（對我來說她又成為往日的她，當時我很少看見她女兒，少女不來香榭麗舍大街時，我便去槐樹大街散步），好讓希爾貝特明白，我之所以不見她，並非被別的事纏身，也並非身體欠佳，而是不願意見面，盡管我作了相反的表白。這種辦法使我比較順利地堅持了分離。既然我能聽見別人談到希爾貝特，她肯定也聽見人們談到我，而且她會明白我並不依戀她。像所有處于痛苦中的人一樣，我覺得自己的處境雖然不妙，但並不是最糟的，因為我可以隨意進出希爾貝特的家（雖然我決不會利用這項特權）。如果痛苦過于劇烈，我可以使它中止。所以我的痛苦每天都是暫時的，這樣說還不夠，每小時中有多少次（但此刻已無決裂的最初幾個星期里那種令人窒息的、焦慮的期待——在我回到斯萬家以前），我對自己朗誦有一天希爾貝特將寄給我，或者親自送來的那封信！這個時時浮現在眼前的、想象的幸福，幫助我忍受了真正的幸福的毀滅。不管我們的女人猶如“失蹤者”，盡管我們知道再無任何希望，我們卻仍然期待，等待稍稍一點兒動靜，稍稍一點兒聲響。好比母親雖然明知作危險勘察的兒子已葬身大海，但仍時時想象他會奇跡般得救，而且即將身強體壯地走進門來。這種等待，根據回憶的強弱及器官的抗力，或者使母親在多年以後承認這個事實，逐漸將兒子遺忘並生活下去，或者使母親死去。另一方面，一想到我的悲傷有利于我的愛情，我便稍稍得到寬慰。我探望斯萬夫人而不和希爾貝特見面，這種訪問每次都是殘酷的，但是我感到它會改善希爾貝特對我的看法。

每次去看斯萬夫人以前，我總要打聽清楚她女兒是不是確實不在家，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我決心與她斷交，也因為我仍希望和解，這個希望重疊在斷交的意圖之上（希望和意圖很少是絕對的，至少並不總是絕對的，因為人的心靈有一條規律，它受突然湧現的不同回憶所左右，這規律即間斷性），並且使我意識不到這個意圖的殘酷性。我很清楚希望極為渺茫。我像一個窮人，如果他在啃干面包時心想等一會兒也許有位陌生人會將全部家財贈給他，那麼他就不會那麼傷心落淚了。為了使現實變得可以忍受，我們往往不得不在心中保留某個小小的荒唐念頭。因此，如果不和希爾貝特相遇，我的希望會更完好無損——雖然與此同時，我們的分離更成為現實。如果我在她母親家與她迎面相遇，我們也許交換幾句無法彌補的話，那會使決裂成為永恒，使我的希望破滅，另一方面，它所產生的新焦慮會喚醒我的愛情，使我難以聽天由命。

很久以前，早在我和她女兒決裂以前，斯萬夫人就曾對我說：“您來看希爾貝特，這很好，不過希望您有時也來看看我，但不要在我的舒弗萊里日①來，客人很多，會使您厭煩，挑別的日子來，辰光稍晚我總在家。”因此，我的拜訪仿佛僅僅是滿足她很久以前表達的願望。我在時辰很晚、夜幕降臨、我父母即將吃晚飯時出門去斯萬夫人家，我知道在訪問中不會遇見希爾貝特，但我一心想的僅僅是她。那時的巴黎不像今天這樣燈火輝煌，即使市中心的馬路也無電燈，室內的電燈也少見，而在這個當時被認為偏僻的街區里，底層或比底層略高的中二層（斯萬夫人通常接待客人的房間就在這里）的客廳射出明亮的燈光照亮街道，使路人抬眼觀看。他自然將這燈光，將這燈光的明顯而隱晦的起因與大門口那幾輛華麗馬車聯系起來。當他看到一輛馬車起動時，便頗有感觸地認為奧秘的起因發生了變化，其實只是車夫怕馬匹著涼，因此讓馬匹來回溜達，這種走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為膠皮車輪靜寂無聲，它使馬蹄聲顯得更清脆、更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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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舒弗萊里，奧芬巴赫輕歌劇中的主人公，此處指正式接待日。

在那些年代里，不論在哪條街上，只要住房離人行道不是太高，從街上就能看見室內的“冬季花園”（如今只能在斯達爾①新年禮品叢書的凹板照片中見到），這種花園與如今路易十六式客廳的裝飾——極少鮮花，長頸水晶玻璃瓶中只插著單獨一枝玫瑰花或日本蝴蝶花，再多一枝也插不進——恰恰相反，它擁有大量的、當時流行一時的室內裝飾性植物，而且在安排上毫無講究，它體現的不是女主人如何冷靜地采用毫無生氣的裝飾，而是她如何熱切愛著活生生的植物。它更使人想到當時流行于公館中的便攜式微型花房。元月一日凌晨，人們將這種花房放在燈下——孩子們沒有耐心等到天亮——放在新年禮品中間，而它是最美的禮品，因為人們可以用它培育植物，從而忘記光禿禿的冬天。冬季花園不僅和這種花房相似，還和花房旁邊的那本精美書本上的花房圖畫相似，那幅畫也是新年禮物，但不是贈給孩子們，而是贈給書中女主人公莉莉小姐的，它使孩子們如此著迷，以至他們現在雖已老邁，但仍然認為那些幸運年代的冬天是最美好的季節。過路人踮起腳往往就能看見在這冬季花園的深處，在各式各樣的喬木的內側（從街上看進去，亮著燈的窗子仿佛是兒童花房——圖畫或實物——的玻璃罩），一位身著禮服、紐扣上插著一支梔子花或石竹花的男人，正站在一位坐著的女士面前，兩人的輪廓影影綽綽，如同一塊黃玉中的兩個凹雕，客廳充滿了茶炊——當時是新進口貨——的霧氣，這種茶炊霧氣今天仍然有，但人們習以為常，不再理會。斯萬夫人很重視這種“茶”，她認為對男人說“您每天晚一點來，我總在家，您來喝茶”這句話既新穎又有魅力，她暫時用英國口音，並伴之以溫柔甜蜜的微笑，因此對方十分認真，神情嚴肅地向她鞠躬，仿佛此事至關重要，奇異不凡，人們應該肅然起敬，決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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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達爾是法國文人及出版商（1814—1886）。

斯萬夫人客廳里的鮮花不僅具有裝飾性，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有一個與時代無關，僅與奧黛特舊日生活有關的原因。她曾經是交際花，大部分時間和情人在一起，也就是說在她家中，因此她要安排好自己的家。在體面女人家里所看到的，並且被體面女人認為重要的東西，對交際花來說就更為重要。她每天的高峰時刻不是穿衣去給別人觀賞，而是脫衣和男人幽會。她無論穿便袍還是穿睡衣，都必須像出門打扮一樣風度翩翩。別的女人將珠寶炫耀于外，而她卻將它藏于內室。這種類型的生活，要求並且使人習慣于一種隱秘的、幾乎可以說是漫不經心的奢侈。斯萬夫人的這種奢侈也擴及花草。在她的安樂椅旁總有一個碩大的水晶玻璃盆，里面全都是帕爾馬蝴蝶花或是花瓣散落在水中的雛菊花。花盆似乎向來訪者證明這是她所喜好的消遣——正如她喜歡獨自喝茶一樣，可惜被不速之客打斷了。這種消遣甚至比喝茶更親密，更神秘。因此，當來客看到展示在她身旁的鮮花時，會情不自禁地想向她道歉，仿佛他翻看了奧黛特尚未合上的書的標題，而標題會泄露她讀的是什麼，也就是說她此刻想的是什麼。何況鮮花比書籍更有生命。人們走進客廳拜訪她，發現她並非單獨一人而惶惑不安；人們和她一同回家，看到客廳並非空寂而惶惑不安。這些鮮花在客廳中占有神秘的地位，它們與人所不知的女主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它們不是為來訪者准備的，而是仿佛被奧黛特遺忘在那里。它們以前和現在都與奧黛特密談，因此，人們害怕打擾它們，同時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如稀釋水彩般的、淡紫色的帕爾馬蝴蝶花，徒勞地試圖窺見其中的奧妙。從十月底起，奧黛特盡量按時回家喝茶，當時它仍然稱作fiveoEclockter（五點鍾的茶），因為奧黛特聽說（並喜歡向別人重複）維爾迪蘭夫人辦沙龍正是為了告訴別人她這個鍾點一定在家。奧黛特也想辦一個沙龍，與維爾迪蘭沙龍同一類型，但是更自由，用她的話說，senzarigore①。因此，她仿佛是德·萊斯比納斯小姐，從小集團中的迪·德方②夫人那里奪來最討人喜歡的男人，特別是斯萬，好另立門戶。按某種說法，在她的分裂活動和隱居生活中，斯萬一直追隨她，然而，盡管她能輕易地使不了解往事的新交相信她的話，她自己卻並不信服。然而，當我們喜歡某些角色時，我們一再在眾人面前扮演，又一再私下排練，因此想到的往往是它們虛幻的見證，而將真實幾乎遺忘殆盡。斯萬夫人整天在家時，穿著雙縐絲便袍，它如初雪一般潔白純淨，有時穿著百褶薄紗長袍，上面灑滿了粉色和白色的花瓣。今天，人們可能認為這身裝束與冬天不相稱，其實不然。這些輕盈的絲綢和柔和的色彩使她（那時的客廳掛有門簾，十分悶熱，描寫沙龍生活的小說家當時最高的褒詞便是“舒舒服服地墊得厚厚的”）像她身邊那些仿佛冬去春來裸露出肉紅色的玫瑰花一樣顯得嬌弱畏寒。地毯使腳步聲難以覺察，女主人又隱坐在客廳一角，毫不覺察你的到來，因此，當你來到她面前時，她仍在埋頭看書，這增加了浪漫性，增加了魅力——仿佛突然發現奧秘，至今我們記憶猶新。斯萬夫人穿的便袍當時已不時新，大概只有她還仍然穿著它們，因此仿佛是小說中的人物（只有亨利·格雷維③的小說中才見過這種便袍）。此刻是初冬，奧黛特客廳里碩大的菊花萬紫千紅，這是斯萬從前未在她的寓所見過的。我贊賞它們——當我悶悶不樂地拜訪斯萬夫人時，我的失意使這位希爾貝特的母親具有濃厚的神秘詩意，因為她第二天會對女兒說：“你的朋友來看我了”——可能是由于那些菊花或是和路易十五式絲椅墊一樣呈淺粉色，或是和她的雙縐睡袍一樣雪白，或是和她的茶炊具一樣呈銅紅色，它們給客廳的布置又加上一層裝飾，這層裝飾也同樣豔麗高雅，但卻具有生命，而且只能持續幾天。使我尤為感動的是，與十一月黃昏薄霧中的夕陽所放射的絢麗的紅色或深褐色相比，菊花的顏色並非轉瞬即逝，它持續的時聞更長。我看見陽光在空中暗淡下去，我跨進斯萬夫人家，發現陽光再現，轉移到菊花那火焰般的色彩上。這些菊花仿佛是高超的彩色畫家從瞬息萬變的大氣和陽光中獵取來裝點住宅的光彩一樣，它們敦促我拋開深沉的憂郁，利用喝茶的這個小時去貪婪地享受十一月份短暫的樂趣（這樂趣閃爍在我身旁那親切而神秘的菊花光輝之中）。可惜，我所聽見的談話並不能使我達到這光輝，談話與光輝毫無共同之處。時光不早，但是斯萬夫人溫柔地對戈達爾夫人說：“啊不，還早呢，別瞧鍾，還不到時間，鍾也不准。您有什麼事要急著走呢？”同時又朝並未放下小皮夾的教授夫人遞去一小塊餡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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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無拘束。

②德·萊斯比納斯，迪·德方都是十八世紀著名沙龍的女主人。

③亨利·格雷維，法國女小說家（1842—1902），作品情節曲折，以俄羅斯為背景。

“要從這里出去可不容易。”邦當夫人對斯萬夫人說。這句話表達了戈達爾夫人的感想，她驚奇地大聲說：“可不是，我的小腦瓜里也總是這麼想的。”她的話得到賽馬俱樂部先生們的贊成。當斯萬夫人將他們介紹給這位毫不可愛、平庸無奇的矮女人時，他們仿佛受寵若驚，一再致敬，而戈達爾夫人對奧黛特顯赫的朋友也十分謹慎，用她的話說，“嚴陣以待。”（她喜歡用高雅的字句來表述最簡單的事物）“您瞧瞧，連著三個禮拜三您都失約。”斯萬夫人對戈達爾夫人說。“可不是，奧黛特，有多少個世紀、多長的日子我們沒見面了。我這不是認罪了嗎？不過，您知道，”她用一種過分靦腆和含糊的神氣說（雖然是醫生的夫人，她談起風濕病或腎絞痛來也不直截了當），“我遇到不少小麻煩。各人都有難念的經嘛！我的男仆中出了一場風波，其實我並不比別的女人更看重權威，但是，我不得不辭退膳食總管，以示警戒，他也正想找一個更賺錢的工作。他這一走幾乎引起內閣全體辭職，連我的貼身侍女也不願意留下，那場面可以和荷馬媲美。不過，我終于掌穩了舵，這個教訓使我獲益匪淺。瞧，我用這些仆人們的瑣事來使您厭煩。您也知道，不得已進行人員調整，這是多麼傷腦筋的事。您那位漂亮女兒不在家？”她問道。“不，我那位漂亮女兒在女友家吃飯，”斯萬夫人回答，同時轉身對我說：“我以為她給您寫過信，讓您明天來看她哩。”接著又對教授夫人說：“您的嬰兒怎麼樣？”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斯萬夫人的話向我證明，只要我願意我就可以和希爾貝特見面，而這正是我前來尋找的安慰，正因為如此，我這段時期的訪問成為必不可少的。“沒有，我今晚給她寫幾個字。再說，希爾貝特和我再不能見面了。”我說話的語氣仿佛將這分離歸結為某個神秘原因，這樣一來，我可以保持愛情的幻想，我談到希爾貝特和她談到我時的溫柔口吻使這幻想不至于破滅。

“您知道她十分愛您。您明天真的不來？”斯萬夫人說。一陣喜悅突然使我飛了起來，我心里想：“為什麼不來呢？既然是她母親親自請我？”但我立刻墮入憂愁之中。我擔心希爾貝特看到我時會認為我最近的冷淡是偽裝的，因此我甯願繼續不見面。在個別交談中，邦當夫人抱怨說她討厭政治家的夫人們，並且裝腔作勢地說所有的人都可厭和可笑，她為她丈夫的地位感到遺憾。

“這麼說，您可以一口氣接待五十位醫生夫人？”她對戈達爾夫人說，因為後者對誰都和藹可親，認真履行義務。“啊，您是有美德的人。我嘛，在部里，當然我必須接待。哎！那些官太太，您知道，真沒辦法，我沒法不法不對她們伸舌頭。我的外甥女阿爾貝蒂娜也和我一樣。您不知道這小姑娘有多冒失。上星期我的接待日那天，來了一位財政部次長的夫人，她說她對烹調一竅不通。我那位外甥女露出最美妙的微笑回答說：‘可是，夫人，您肯定知道烹調是怎麼回事，因為令尊大人刷過盤子。’”

“啊！我真喜歡這故事，妙極了！”斯萬夫人說，接著又向戈達爾夫人建議道：“醫生出診的日子，您至少能享受一下可愛的家，和花草書本及您喜歡的東西作伴吧。”

“就這樣，她直截了當地給了那位女士兩下，砰，砰，她可不含糊。事先一點風也不透，這個小壞蛋，象猴子一樣機靈。您是幸運者，您能克制自己，我特別羨慕那些善于掩飾思想的人。”

“我並不需要這樣做，夫人，我這人很隨和。”戈達爾夫人輕聲說，“首先，我沒有您這樣的特權地位，”她略略提高聲音。每當她在談話中塞進微妙的殷勤和靈巧的恭維，以博得好感並有益于丈夫的事業時，她總是這樣略略抬高聲音以增強效果的，“其次，我對教授是鞠躬盡瘁的。”

“不過，夫人，問題不在于願意不願意，而在于能夠不能夠。您大概不屬于神經質的人。而我，一看見國防部部長夫人裝模作樣，我就禁不住模仿她。我這脾氣真糟糕。”

“啊！對了，”戈達爾夫人說，“聽說她有抽搐的毛病。我丈夫還認識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當然，這些先生們私下議論起來……”

“對了，夫人，正像那位駝背的禮賓司司長。他每次來，不到五分鍾我必定要碰碰他的駝背。我丈夫說我會讓他丟了差事，有什麼辦法呢，讓他的部見鬼去吧！對，讓他的部見鬼去吧！我該把這句話印在信紙上作為座右銘。我這樣說一定使您聽著刺耳吧，您是位和氣的人，而我，我承認，我喜歡小小的惡作劇，不然生活就太單調了。”

她一個勁地談論丈夫的部，仿佛它曾是奧林匹斯似的。為了轉移話題，斯萬夫人轉身對戈達爾夫人說：

“您看上去真漂亮。是勒德弗商店做的？”

“不，您知道，我是羅德尼茲商店的信徒，再說，這是改的。”

“是嗎，挺有派頭！”

“您猜多少錢？……不，第一位數不對。”

“怎麼，這麼便宜，簡直是白給的。人家告訴我的比這要貴三倍。”

“人們就是這樣寫曆史的。”醫生的妻子回答說。接著她指著斯萬夫人送她的圍脖緞帶說道：“您瞧，奧黛特，您還認得嗎？”

門簾掀開了一半，伸進一個腦袋，他畢恭畢敬、彬彬有禮，戲謔地假裝唯恐打擾眾人，這是斯萬。“奧黛特，阿格里讓特親王正在我的書房，他問能不能來看看你。我該怎樣回答他呢？”“我很樂意。”奧黛特顯然滿意地說，但臉色平靜。這很自然，因為她曾接待過高雅人士（即使在她當交際花的時期）。斯萬將這個批准令帶去給親王。如果不是在這個空隙里維爾迪蘭夫人走了進來，他就要領著親王回到妻子身邊。

斯萬和奧黛特結婚時，曾要求她不再和那個小集團來往（他這樣做當然有許多理由，而且，即使沒有理由，他也會這樣做，因為忘恩負義是一條規律，它容不得例外，它更證明了這一點：所有牽線搭橋的中間人不是缺乏遠見就是毫無私心）。他只允許奧黛特和維爾迪蘭夫人每年互訪兩次。“女主人”的某些信徒十分氣憤，認為這未免太過分，為她鳴不平，因為多年以來，奧黛特，甚至斯萬，一直被她視為上賓。小集團中誠然有虛情假意的兄弟，他們不去維爾迪蘭夫人家，而是偷偷地赴奧黛特的約會，而且，萬一事情泄露，他們便借口說想見見貝戈特（盡管“女主人”說貝戈特不去斯萬家，又說他毫無才華可言，但她仍然想方設法——用她的話說——吸引他），但小集團中也有“過激分子”，他們對妥善的個別處理方式（它往往使當事人避免采取極端態度來對待某人）一竊不通，而是盼望維爾迪蘭夫人與奧黛特一刀兩斷（這個願望當然落空），使奧黛特從此再不能得意洋洋地笑著說：“自從分裂出來，我們很少去‘女主人’家。我丈夫還是單身漢時，去她家比較容易，可是結婚以後就不那麼容易了……說老實話，斯萬先生受不了維爾迪蘭大媽，所以他也不願意我和她經常來往。而我呢，作為忠實的妻子……”斯萬陪同妻子出席維爾迪蘭家的晚會，但是當維爾迪蘭來看奧黛特時，他往往回避。因此，如果“女主人”在座，他就讓阿格里讓特親王一個人進去。奧黛特單獨將親王介紹給維爾迪蘭夫人，她不願意維爾迪蘭夫人在這里聽見默默無聞的姓氏，而願意讓她看到許多陌生面孔，從而自認為置身于貴族名流之中。奧黛特的這番算計十分奏效，維爾迪蘭夫人當晚便帶著鄙夷的神氣對丈夫說：“她的朋友們真可愛，的確是反動勢力的精華！”

奧黛特對維爾迪蘭夫人也抱著相反的幻覺。這個沙龍當時並未具有後來的雛形，維爾迪蘭夫人甚至還不到孵化期——在此期間停止大聚會，因為新近贏得的、為數可觀的名流會被眾多無名小卒所淹沒，因此甯可等待，等到被吸引來的十位體面人物繁殖七十倍！如同奧黛特即將做的那樣，維爾迪蘭夫人也將“上流社會”作為目標，但她的進攻范圍仍然窄狹，而且與奧黛特的進攻區相距甚遠（奧黛特有可能達到同樣目標，有可能進行突破）因此，奧黛特對“女主人”所擬定的戰略計劃一無所知。當人們對奧黛特說維爾迪蘭夫人是趕時髦的女人時，奧黛特笑了起來，真心誠意地說：“恰恰相反。首先她不具備趕時髦的條件。她誰也不認識。其次，說句公道話，她覺得現在就很好。不，她喜歡的是星期三的聚會，愉快的談話。”她暗暗羨慕維爾迪蘭夫人作為“女主人”

所強調的藝術（奧黛特在這所傑出學校中也學到了這門藝術），那就是（對女主人而言），善于“聚集”，善于“組織”、“發揮”、“隱退”的藝術，充當“橋梁”的藝術，雖然這些藝術僅僅是為空虛塗上色彩，對空虛進行雕琢，確切地說是虛無的藝術。

斯萬夫人的女友們看到維爾迪蘭夫人來訪十分詫異，因為在她們的想象中，維爾迪蘭夫人與她高朋滿座（永遠是小集團）的客廳是無法分開的，而此刻她們驚奇地看到，在這位作為客人的“女主人”身上，在她那張安樂椅上，竟重現、凝聚、濃縮了整個小集團，她裹在一件和這間客廳牆上掛的白色皮毛同樣毛茸茸的䴙鷈皮大衣里，仿佛是客廳中的客廳。膽怯的女客唯恐打擾主人，起身告辭，並且用複數人稱說：“奧黛特，我們先走了。”就仿佛人們在探視剛能行走的病人時采用複數人稱說話，以暗示別讓病人過度疲勞。人們羨慕戈達爾夫人，因為“女主人”稱呼她的名字。“我帶您一起走？”維爾迪蘭夫人問戈達爾夫人，她怎能忍受一位信徒不追隨她而獨自留下呢？“這位夫人已經好意要我坐她的車了。”戈達爾夫人回答，她不願意讓人以為她為了討好有名氣的人而將答應乘邦當夫人的三色標志馬車一事忘在腦後：“我真謝謝你們這些朋友。你們要我乘你們的車，對我這個沒車夫的人來說，真是運氣。”“特別是，”“女主人”回答說（她不敢說得太多，因為她對邦當夫人略有了解，而且剛剛邀請她參加每星期三的聚會），“您住得離克雷西夫人那麼遠。啊，我的天，我永遠也不習慣說斯萬夫人。”對小集團這些才智平庸者來說，佯裝不習慣稱斯萬夫人，這也是一種玩笑。維爾迪蘭夫人又說：“我一向習慣于稱克雷西夫人，剛才差一點又說漏嘴。”其實她在對奧黛特說話時故意說錯，而決非差一點說漏嘴了。“奧黛特，您住的地方這樣偏辟，不害怕嗎？晚上回家我會提心吊膽的。再說，這里又潮濕，對您丈夫的濕疹十分不利。總不致有耗子吧？”“沒有！多可怕呀！”“那就好，這是別人對我說的。我很高興這是謠傳，我這人特別害怕老鼠，都不敢來看您了。再見，親愛的，回頭見，您知道我多麼高興見到您。您不會擺弄菊花。”她一面往外走一面說，斯萬夫人起身送她。“這是日本菊花，您得照日本方式插花。”當“女主人”走了以後，戈達爾夫人大聲說：“我可不同意維爾迪蘭夫人的看法，雖然在一切問題上我都把她當作戒律和先知。奧黛特，只有您能找到這麼漂亮的菊花，用時新的說法，漂亮應用陽性形容詞。”斯萬夫人輕聲回答說：“親愛的維爾迪蘭夫人對別人的花有時不夠友好。”戈達爾夫人為了打斷對“女主人”的批評，便問道：“您去哪家花店？勒梅特爾？那天在勒梅特爾花店前有一株很大的粉色灌木，于是我便做了一件大蠢事。”但她不好意思說出那株灌木的精確價格，只是說：“不易上火”的教授也暴跳如雷，說她瞎花錢。“不，不，除了德巴克以外，我沒有固定的花店。”戈達爾夫人說：“我也一樣，不過我承認我偶爾對它不忠，去拉肖姆花店。”“哈！您拋棄德巴克花店而去拉肖姆花店，我可要去告密了。”奧黛特回答說，盡量顯
得風趣，好引導談話。她在自己家中比在小集團中要輕松自如得多，她又笑著補充說：“再說，拉肖姆花店的價格驚人，未免太貴了，我覺得實在不像話。”

邦當夫人曾不止一百次地說過她不願意去維爾迪蘭家，此刻卻因受到星期三聚會的邀請而興奮不已，而且盤算著如何才能盡量多去幾次。首先，她不知道維爾迪蘭夫人是容不得任何一次缺席的。其次，邦當夫人屬于那種人們不樂于與之交往的女人，這種女人被邀請參加“系列”聚會時往往不是干脆地赴約（她們不像那些稍稍有空便願意出門的人那樣使主人高興），而是相反地強制自己不去參加第一次和第三次晚會，希望自己的缺席會引起注意；她們只出席第二次和第四次晚會，但如果別人告訴她們第三次晚會將十分精采，那麼她們便將秩序顛倒一下，借口說“很可惜，上一次她們沒有空”。邦當夫人既是這種人，便盤算在複活節前還有幾個星斯三，她怎樣才能多去一次，而無強加于人之嫌。她想在和戈達爾夫人一同回家的路上得到稍許啟示。“啊！邦當夫人，您站起來了，這種逃跑的信號可真不好。您上星期四沒有來，應該給我補償……來，再坐下，就一會兒。晚飯以前，您總不會再拜訪別人吧！真的，您不想嘗嘗？”斯萬夫人一面遞過點心，一面說：“您知道，這些小玩意味道不壞，雖然看上去不怎麼樣，您嘗嘗，您一定會喜歡的。”戈達爾夫人說：“不，看上去就好吃。奧黛特，您家里的食品可真豐富。我不用問是在哪里買的，我知道您總是去雷巴特商店。我得承認，我不像您那樣專一，我常去布內博內商店買小點心和糖果，那里的冰淇淋可實在不好，而雷巴特商店對冰凍食品，不論是冷凍甜點還是果汁冰糕，都很拿手，我丈夫說，necpluscultra①。”“不過，這些點心是自己家里做的，您真的不要？”邦當夫人說：“不，要不我就吃不下飯了。不過我再坐片刻，您知道，和您這樣聰明的女人談天是件快事。”“您會覺得我多管閑事，奧黛特，不過我很想知道您對特龍貝夫人那頂大帽子的評價。當然大帽子是目前流行的款式，但是，是不是稍稍過分了？剛才她那頂帽子比起前幾天她來我家戴的帽子，還是小巫見大巫哩。”“哪里，我可不聰明，”奧黛特帶著理當如此的神氣說，“其實我這人很輕信，人家說什麼我都相信，常常為一點小事傷心發愁。”她影射的是最初因嫁給斯萬這樣的人而痛苦不安，斯萬有自己的生活並和別的女人來往。阿格里讓特親王聽見她說“我可不聰明”，立刻認為應該加以否定，但卻缺乏敏捷的反應能力。“您胡說什麼呀！”邦當夫人高聲說。“您還不聰明？”親王趕緊抓住這根救命稻草說：“這是什麼話？大概耳朵在騙我吧？”奧黛特說：“真的，我不騙你們，我確實是小市民，容易大驚小怪，滿腦子偏見，坐井觀天，十分無知，”接著她打聽夏呂斯男爵的近況：“您見到親愛的男爵了嗎？”“您算無知？”邦當夫人驚呼道，“那麼，那些官員們，那些只會談論衣著服飾的殿下夫人們又算什麼呢！……對了，夫人，就在上個禮拜，我和公共教育部部長夫人談到《洛亨格林》②。她說：‘啊，《洛亨格林》，對了，這是牧羊女游樂場上一次的表演，據說逗人笑得直不起腰。’我聽了真想給她一記耳光，您瞧瞧，夫人，有什麼辦法，這種話怎不叫人發火。我是個倔人，您是知道的，”接著她又轉臉對我說，“您說呢，先生，我的話有理吧？”“依我說，”戈達爾夫人說，“這情有可原，我們常常被突然的問題弄得措手不及，所以答非所問，這一點我略有體會，因為維爾迪蘭夫人經常這樣讓我們出洋相。”“談到維爾迪蘭夫人，”邦當夫人問戈達爾夫人：“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有哪些客人？……我記起來了，對，我們接受了邀請，下星期三去她家。您是不是先到我家吃晚飯？然後我們一同去她家。我獨自去有點膽怯，也不知為什麼，這位尊貴的女士一直使我害怕。”“我可以告訴您，”戈達爾夫人說，“使您害怕的是她的嗓音，這沒辦法，哪會人人都有斯萬夫人那樣好聽的聲音呢？不過，‘女主人’這話很對，只要你開口說話，冰雪立刻融化，維爾迪蘭夫人確實很好客，當然我理解您此刻的心情，第一次去陌生地方總是不太自在的。”

“您也來和我們一道吃飯吧，”邦當夫人對斯萬夫人說，“飯後我們一同去維爾迪蘭家，玩維爾迪蘭游戲，到那里以後我們三人呆在一邊自己交談，‘女主人’會對我瞪眼睛，從此不再邀請我，不過我不在乎。那會使我大大開心咧。”她這番話似乎不太真實，因為她接著又問：“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會有哪些客人？聚會都干些什麼？客人總不致于太多吧？”“我肯定不會去，”奧黛特說，“我們只能在最後那個星期三露露面。如果您願意等到那時……”然而，邦當夫人對這個延期的建議似乎毫無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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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世界的盡頭；好得不能更好了。

②《洛亨格林》是瓦格納的三幕歌劇。

一個沙龍的才智價值往往與風雅成反比，然而，既然斯萬認為邦當夫人討人喜歡，那就是說一個人沉淪而被迫與另一類人為伍時，他對他們不再苛求，對他們的才智及其他不再挑剔。如果這一點是真的，那麼，個人和民族一樣，在失去獨立性的同時也失去自己的文化修養，甚至語言。這種容忍態度的後果之一，便是從某個年齡開始，人們越來越喜歡聽別人贊揚和鼓勵自己的才智和氣質，例如，大藝術家不再和具有獨特性的天才交往，而只和學生來往，後者和他的唯一共同語言是他的教條，他們對他唯命是從、頂禮膜拜，又例如，在聚會中某位唯愛情至上的、卓越的男士或女士會認為，那位雖然才智平庸，但話語之間對風流韻事表示理解和贊同的人才是最聰明的人，因為他的話使情人或情婦的情欲本能得到愉快。再以斯萬為例。邦當夫人說，有些沙龍只接待公爵夫人們，真是豈有此理！此時，作為奧黛特的丈夫的斯萬便點頭稱是，要是往日在維爾迪蘭家中，他會對邦當夫人不以為然，而此刻卻說她是個好女人，既富有風趣，又不附庸風雅。他也樂于給她講一些有趣的事，使她“樂得直不起腰”，她沒聽說過這些事，但一點就“通”她喜歡討人歡心，喜歡取樂。

“這麼說，醫生不像您那麼酷愛花？”斯萬夫人問戈達爾夫人，“啊！您知道，我丈夫是聖人，中庸之道。不過他倒是有一個嗜好。”邦當夫人眼中閃著狡黠、歡樂和好奇，問道：“什麼嗜好，夫人？”戈達爾簡單明了地說：“看書。”“這種嗜好可沒什麼讓妻子擔心的。”邦當夫人驚呼道，一面克制邪惡的微笑，“您知道，醫生完全鑽到書里去了！”“那好呀，您不用擔心害怕……力，您聽說維爾迪蘭夫人要在新買的房子里裝電燈嗎？這消息不是我的私人密探告訴我的，是從另一條渠道，電工米爾德那里聽說的。您瞧我對消息來源毫不隱瞞。連臥室也要裝電燈，配上燈罩使光線柔和，多麼美妙的奢侈！我們的同代人總是追求新玩意，哪怕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玩意。我一位朋友的嫂嫂在家里裝了電話，不用出門就能向供應商訂貨。我承認我略施小技讓她同意我哪天去對著電話機談話。電話對我很有誘惑力，不過我甯肯去朋友家打電話，而不願自己裝電話。新鮮勁一過，電話會完完全全成為累贅的。好了，奧黛特，我走了，別再挽留邦當夫人，她要送我回家，我必須走，您這下子可讓我闖禍了：我丈夫比我先到家！”

我也一樣應該告辭回家了，雖然還沒有品嘗菊花這些鮮豔斑斕的外殼所蘊藏的冬天的樂趣。樂趣尚未來到，而斯萬夫人似乎不再等待什麼了。她任仆人收拾茶具，仿佛在宣布：“關門了！”她終于開口說：“真的，您也要走？那好吧，再見。”即使我留下來，也就未必能體會到這陌生的樂趣，而原因不僅僅在于我的憂郁，也就是說這種樂趣並不存在于迅速導致告辭時刻的那條時間的老路上，而是存在于我所不知的一條小路上，我本該拐彎進去才對。不過，我的拜訪至少已經達到目的，希爾貝特會知道她不在家時我來看過她父母，還會知道，用戈達爾夫人的話說，我“一上來，從一開始就征服了維爾迪蘭夫人”（醫生夫人從未見過維爾迪蘭夫人如此“殷勤討好”，還說“你們大概天生有緣份”）。希爾貝特將知道我曾恰如其分地、懷著深情談起她，她將知道我們不見面我仍然能生活下去，而她最近對我的厭嫌，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她認為我沒有這個能力。我曾對斯萬夫人說我不能再見希爾貝特。我這樣說，仿佛我決心永遠不再見她。我要給她寫的信也表達同樣的意思。但是，為了給自己鼓氣，我要求自己作最後的、短暫幾天的努力。我對自己說：“我這是最後一次拒絕她的約會。我將接受下一次約會。”為了減少這種分離的痛苦，我不把它看作是永久分離，雖然我感到它將是永久的。

這一年的元旦對我十分痛苦。當您不幸時，無論是有意義的日子還是紀念日，一切都會令你痛苦。然而，如果你失去了親愛者，那麼，痛苦僅僅來源于強烈的今昔對比，而我的痛苦則不然，它夾雜著未表明的希望：希爾貝特其實只盼著我主動和解，見我沒有采取主動，她便利用元旦給我寫信：“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愛上你了，你來吧，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談談，見不到你我簡直無法生活。”從舊年的歲末起，我就認為這樣一封信完全可能，也許並非如此，但是我對它的渴望和需要足以使我認為它完全可能。士兵在被打死以前，小偷在被抓獲以前，或者一般來說，人在死前，都相信自己還有一段可以無限延長的時間，它好比是護身符，使個人——有時是民族——避免對危險的恐懼（而並非避免危險），實際上使他們不相信確實存在危險，因此，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不需要勇氣便能面對危險。這同一類型的毫無根據的信念支持著戀人，使他寄希望于和解，寄希望于來信。其實，只要我不再盼望信，我就不會再等待了。盡管你知道你還愛著的女人對你無動于衷，你卻仍然賦予她一系列想法——即使是冷淡的想法——賦予她表達這些想法的意圖，賦予她複雜的內心生活（你在她的內心中時時引起反感，但時時引起注意）。對希爾貝特在元旦這一天的感覺，我在後來幾年的元旦日都有切身體會，那時，我根本不理睬她對我是專注還是沉默，是熱情還是冷淡，我不會想，甚至不可能想到去尋求對我不複存在的問題的答案。我們戀愛時，愛情如此龐大以致我們自己容納不了，它向被愛者輻射，觸及她的表層，被截阻，被迫返回到起點，我們本人感情的這種回彈被我們誤認為對方的感情，回彈比發射更令我們著迷，因為我們看不出這愛情來自我們本人。

元旦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希爾貝特的信沒有來。那幾天我收到幾張遲發的或者被繁忙的郵局延誤的賀年卡，所以在元月三號和四號，我仍然盼望她的信，不過希望越來越微弱。後來幾天里，我哭了許多次。這是因為，我放棄希爾貝特並不如我想像的那樣出自真心誠意，我一直盼望在新年收到她的信，眼前這個希望破滅了，而我又來不及准備另一個希望，我像服完了一小瓶嗎啡而手頭又沒有第二瓶嗎啡的病人一樣痛苦異常。但是也可以有另一種解釋，而這兩種解釋並不相互排斥，因為同一種感情有時包括相反的因素，那就是在我的內心中，對希爾貝特來信所抱的希望曾使她的形象離我更近，當初我急于見她，我如何見到她，她如何待我，凡此種種所引起的激情曾再次湧上心頭。立即和解的可能性否定了順從——其巨大力量往往不被我們察覺。人們對神經衰弱的病人說，只要他們躺在床上不看信不讀報，他們便會逐漸安靜下來，然而病人卻不相信，認為這種生活方式只會更刺激他們的神經，同樣，戀人們從相反的心理狀態來觀察“放棄”，在未真正付諸實行以前，他們也不會相信“放棄”會具有裨益身心的威力。

由于我心跳過速，人們叫我減少咖啡因的劑量，我減量以後，劇烈心跳果然停止，于是我開始懷疑：與希爾貝特近乎絕交時我所感到的焦慮莫非是由咖啡因所引起的？而每當這種焦慮重現時，我總以為是因為我看不見希爾貝特，或者（偶爾與她相遇）看見她冷冷的面孔而感到痛苦。不過，如果說這藥才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的想象力進行了錯誤解釋的話（這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情人們最沉重的精神痛苦往往是由和他們同居的女人的生理習慣所引起的），那麼它仿佛是使特里斯多和綺瑟①飲後長久相愛的藥酒。咖啡因的減量雖然立即使我身體好轉，但並未消除我的憂郁。如果說這帶毒性的藥沒有創造憂郁，至少它曾使憂郁更為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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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斯多和綺瑟是十二世紀法國民間傳奇中的兩個人物，他倆因誤喝藥酒永生相愛，並受迫害。

快到一月中旬，我對新年來信的希望破滅，失望所引起的附加的痛苦稍稍有所緩解，然而，“節日”前的悲傷又卷土重來。它之所以十分殘酷，是因為我就是這個悲傷的制造者，有意識的、自願的、無情的、有耐心的制造者。希爾貝特和我的關系是我唯一珍惜的東西，而我卻不遺余力地破壞它，用長期不來往的辦法逐漸制造我的冷漠（並非她的冷漠，但實際上是一回事）。我不斷地、竭盡全力地使我身上愛戀希爾貝特的那個我進行殘酷的慢性自殺，而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此刻的行為及將來的後果。我不僅知道再過一段時間我將不再愛希爾貝特，還知道她將為此感到遺憾，她會想方設法和我見面，但都和今天一樣不能如願以償，並不是因為我太愛她，而是因為我肯定會愛上另一個女人，我將長時間地渴望她，等待她，不肯騰出一秒鍾來和希爾貝特見面，因為希爾貝特對我將毫無意義。毫無疑問，就在此刻（我已決心不見她，除非她正式要求解釋，或者表白全部愛情，而這是決不會發生的），我已失去希爾貝特，但我卻更愛她（我比去年更強烈地感到她對我是多麼重要，去年的每天下午，我都能如願以償地和她在一起，以為我們的友誼不受任何威脅）。毫無疑問，此刻我憎惡這個念頭：有一天我會對另一個女人產生同樣的感情。這念頭從我這里奪去的不僅僅是希爾貝特，還有我的愛情和痛苦，而我是在愛情和痛苦之中，在眼淚中努力確定希爾貝特的意義的，現在卻必須承認這愛情和痛苦並非她所專有，它們遲早會獻給另一個女人。因此——這至少是我當時的想法——我們永遠超然于具體對象之外，當我們戀愛時，我們感到愛情上並未刻著具體對象的名字，它在將來，在過去，都可能為另一個女人（而不是這個女人）誕生：而當我們不戀愛時，我們以明哲的態度對待愛情中的矛盾，我們隨興所至地高談闊論，但我們並不體驗愛情，因此並不認識它，因為對愛情的認識具有間歇性，感情一出現，認識即消亡。我將不再愛希爾貝特，我的痛苦讓我隱約窺見我的想象力所看不到的未來，當然，此刻還來得及向希爾貝特發出警告，告訴她這個未來正逐漸成形，告訴她它的來臨是迫近的，甚至無法避免的——如果她希爾貝特不來協助我對那尚在萌芽狀態的未來的冷漠進行摧毀的話。多少次我想像給希爾貝特寫信，或者跑去對她說：“請注意，我已作出決定。此刻是我最後一次努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很快我就不再愛你了！”可這又何必呢？我有什麼權利責備希爾貝特無動于衷呢？我自己不是對除她以外的一切無動于衷，而並不引咎自責嗎？最後一次！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事，因為我愛希爾貝特。但是對她來說，這就好像是友人在移居國外以前寫信要求來訪一樣，而我們往往予以拒絕（仿佛拒絕愛我們的討厭女人），因為我們在盼望快樂。我們每天所支配的時間具有彈性，我們所體驗的熱情使它膨脹，我們所引起的熱情使它收縮，而習慣將它填滿。

此外，即使我對希爾貝特講，她也聽不懂。我們說話時，總以為聽話者是我們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腦子。我的話語仿佛穿過暴雨的活動水簾才到達希爾貝特那里，拐彎抹角，面目全非，僅僅是可笑的聲音，而再無任何含義。人們借話語所表達的真理並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確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真理才能在話語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論戰中，某人不顧種種論據證據，將對立面的理論斥為叛逆，但是後來他卻皈依了這個最初被他憎惡的信念，而原先徒勞傳播這個信念的人卻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傑作，對于高聲朗誦的崇拜者來說，它當然是傳世之作，無需證明，而聽者卻認為它毫無意義或者平庸無奇，但後來聽者也承認這是傑作，可惜為時太晚，作者已無法知道。同樣，在愛情上，不論你做什麼，障礙決不會被絕望者從外部摧毀；只有當你對它們不再感興趣時，它們才會從另一方面，被不愛你的女人的內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試圖推倒但總不成功，如今它卻突然倒坍，但對你已毫無意義。如果我將自己未來的冷漠及其防止辦法告訴希爾貝特，她會以為我這樣做表明我對她的愛情和需求超過她的估計，因此她更討厭和我見面。確實，正是愛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預見到這個愛情的結束，因為我連續處于前後矛盾的精神狀態。我本來可以通過寫信或見面對希爾貝特發出這個警告，因為這段時間說明我並非須臾離不了她，並且向她證明沒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于好意還是惡意，向她說起我，而那口氣使她認為是我央求他們這樣做的。每當我得知戈達爾、我母親、甚至諾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話語破壞我剛剛作出的犧牲，踐踏我的克制態度所獲得的結果時（他們使她誤認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雙倍的氣惱。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須從頭開始，因為那些討厭的人在我背後破壞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盡棄。不僅如此，我和希爾貝特見面的愉快也會減色，因為她不再認為我在體面地順從，而認為我暗中活動，以謀求她不屑于賞賜的會晤。我詛咒人們這種無聊已極的閑言碎語，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深深地傷害我們，而並無使壞或幫忙之意。他們什麼也不想，為說話而說話。有時是因為我們未能對他們保持沉默，而他們的嘴又不緊（和我們一樣）。當然，在摧毀愛情的這項殘酷工程中，他們的作用遠遠比不上兩個人——這兩人往往在一切即將圓滿解決時使一切付之東流，其中一人出于過度的善意，另一人出于過度的惡意，而我們並不像怨恨不識時務的戈達爾之流一樣怨恨這兩個人，因為第二位是我們所愛的人，第一位是我們自己。

每次拜訪斯萬夫人，她總邀請我和女兒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給她女兒回信，因此，我常常給希爾貝特寫信，在信中我沒有選用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詞句，而僅為我的眼淚尋找最溫柔的河床，因為遺憾和欲望一樣，並不試圖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滿足。當一個人戀愛時，他的時間不是用來弄明白他的愛情是怎麼回事，而是用來促成明天的約會。當他放棄愛情時，他不試圖理解自己的悲傷，而是試圖向引起這種悲傷的女人獻上他認為最動人的話語。他說的是他認為有必要講的，而對方不會理解的話，他在為自己說話。我寫道：“我原先以為這決不可能，唉！看來這並非十分困難。”我還說：“也許我再不見你了。”我的話避免冷淡（她會認為那是矯揉造作），但當我寫下這些話時，我在流淚，因為我感到它們表達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實際上即將發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見面時，我也會像這次一樣鼓足勇氣不讓步，這樣一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拒絕，我會逐漸達到因長久不見面而不想見面的狀態。我流淚，但是我有勇氣（而且感到愉快）犧牲和她相會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對我來說已無關緊要了。我假定——盡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愛我，正如我最後那次拜訪她時她說的那樣，我假定她的厭倦情緒不是出于對我的厭煩，而是出于嫉妒的敏感性，出于和我相似的虛假的冷漠，這種假定僅僅使我的決定不那麼殘酷。我想象在幾年以後，當我們彼此相忘時，我回顧往事，對她說我此刻寫的信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她會回答：“怎麼，你當時愛著我？你知道我多麼盼望這封信，多麼盼望和你見面，這封信使我哭得多傷心！”我從她母親家一回來便動手寫信，雖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誤會，但這個想法，由于它帶來的憂愁，也由于它帶來的愉快（我想象希爾貝特愛著我），促使我把信寫下去。

當斯萬夫人的“茶會”結束，客人們告辭時，我腦子里想的是如何給她女兒寫信，而戈達爾夫人想的卻完全是另一種事情。她“巡視”一番，毫無例外地向斯萬夫人贊揚客廳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發現奧黛特在拉貝魯絲街的前寓所里某幾件東西（雖然為數極少），特別是她的吉祥物——寶石雕成的動物。

斯萬夫人從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里學到了“過時”一詞，它打開（新的眼界，因為它所指的恰恰是幾年以前她認為“時髦”的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便統統隱退，與曾作為菊花支撐的金色格子架、許多希魯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飾的信紙堆在一起（還不算裝飾壁爐板的硬紙錢幣，早在她認識斯萬以前，一位頗有修養的男人就勸她將它們收起來）。此外，在這些暗色牆壁（與斯萬夫人稍後的白色客廳完全不同）的房間中，在這種藝術氣質的紊亂和畫室般的雜亂中，遠東風格在十八世紀風格的進逼下節節敗退，斯萬夫人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繡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國龍。她經常呆在房間里，她說：“我很喜歡這間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懷有敵意的、陳腐的東西中間。在這里我才能工作。”（她並未說明是畫畫還是寫書；當時那些不願無所事事，想有點作為的女人開始對寫書感興趣）。她的周圍都是薩克森瓷器（她說這個字時帶英國音，她喜歡這種瓷器，甚至不論談到什麼都說：這真漂亮，就像薩克森瓷器上的花）。她愛惜它們，甚過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無知的仆人碰壞它們。他們那無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發雷霆，而斯萬這位如此溫順和彬彬有禮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無反感。清醒地看到缺點，這絲毫無損于愛情，而是相反，使缺點更為可愛。如今，奧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時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鮮豔的皺絲浴袍，她用手撫摸胸前那花紋圖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隨心嬉戲，她的皮膚如此清涼，呼吸如此深沉，仿佛絲袍在她眼中並非像布景一樣的裝飾品，而是滿足她對容貌和衛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樣的必需品。她常說她甯可沒有面包，也不能沒有藝術和清潔，她常說，如果《蒙娜麗莎》被燒毀，那會比“大量”朋友被燒死使她更為悲痛。這些理論在她的朋友們看來似乎荒謬絕倫，但卻使她顯得出眾，因而引起比利時大臣每周一次的來訪。如果以她為太陽的這個小世界的人們得知她在別處，例如在維爾迪蘭家，被認為是蠢女人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由于頭腦靈活，斯萬夫人更喜歡和男人來往，而不大喜歡和女人來往。當她評論女人時，總是從風流女人的角度出發，挑剔她們身上不受男人欣賞的地方，體型粗笨哪，面色難看哪，盡寫錯字哪，腿上汗毛太重哪，氣味難聞哪，眉毛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對曾寬厚待她的某個女人，她便不那麼尖刻，特別是當這女人生活不幸時。她巧妙地為這女人辯護說：“人們對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證她是個好人。”

如果戈達爾夫人以及克雷西夫人舊日的朋友長時間沒見到奧黛特，那麼他們一定很難認出奧黛特客廳的擺設，甚至很難認出奧黛特本人。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輕許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她發胖了，既然身體更健康，顯得那麼神色安祥，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新發型，光滑平整的頭發增加了面部的寬度，玫瑰色的粉使臉更有神采，昔日那棱角過于鮮明的眼瞼和側面現在似乎柔和多了。這種變化的另一個原因如下：奧黛特到了中年，終于發現或者說發明她自己的獨特面貌，某種永恒的“性格”，某種“美的類型”，于是她在那不協調的面部輪廓上——它曾被飄忽不定、軟弱無能的肉體所左右，最輕微的疲勞使它在霎那之間長了好幾歲，仿佛是暫時的衰老，因此，長久以來，它根據她的心情和面色而向她提供一個零散的、易變的、無定形的、迷人的臉——貼上這個固定的臉式，仿佛是永不衰退的青春。

斯萬的房間里沒有別人給他妻子拍的那些漂亮照片，盡管她在照片上的穿戴各不相同，但那神秘和勝利的表情仍能使人們認出她那洋洋得意的身影和面龐。他房間里只有一幅十分簡單的老式照片，它攝于奧黛特貼上固定臉式以前，因此她的青春和美貌似乎尚未存在，尚未被她發現。然而，斯萬忠實于另一種觀念，或者說他恢複原有的觀念，他在這位處于走動和靜止之間的、臉色疲憊、目光沉思的瘦弱少婦身上所欣賞的是波提切利式的美。確實，他仍然喜歡在妻子身上看到波提切利的畫中人。奧黛特卻相反，她不是極力突出，而是彌補和掩飾她身上那些她所不喜歡的東西，它們在藝術家看來可能正是她的“性格”，而她作為女人，認為這是缺點，甚至不願意別人提起這位畫家。斯萬有一條精美的、藍色和粉紅色的東方披巾，當初他買下來是因為《聖母贊歌》①中的聖母也戴這樣一條披巾，但是斯萬夫人從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聽任丈夫為她訂做一套衣服，上面飾滿了雛菊、矢車菊、勿忘草、風鈴草，和《春》②一模一樣。有時，傍晚時分她感到疲乏，斯萬便低聲叫我看她那雙沉思的手，它們那無意識的姿勢就像聖母在聖書上寫字（那里已經寫著《聖母贊歌》）以前往天使端著的墨水瓶里蘸墨水的姿勢一樣靈巧而稍稍不安。但是斯萬接著說：“您千萬別告訴她，她要知道了准會改變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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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提切利的作品。

②波提切利的壁畫。

除了斯萬情不自禁地試圖在奧黛特身上發現波提切利的憂郁節奏以外，在其他時刻，奧黛特的身體是一個統一體，它全部被“線條”圈住，線條勾劃出這個女人的輪廓，而對舊款式的崎嶇線路、矯飾的凸角和凹角、網絡以及分散雜亂的小玩意統統刪去，而且，凡當身體在理想線條內側或外側顯出錯誤和不必要的彎曲時，這條線便大膽糾正大自然的錯誤，並且在整整一段路程上，彌補肉體和織物的缺陷。那些襯墊、其丑無比的“腰墊”已經消失，帶垂尾的上衣也無影無蹤，以前，這種上衣蓋過裙子，並且由僵硬的鯨須撐著，一直給奧黛特一個假腹部，使她仿佛是一堆七拚八湊的、零散的構件。如今，流蘇的垂直線和褶襇飾邊的弧線已被身體的曲線所取代，身體使絲綢起伏。仿佛美人魚在拍水擊浪，貝克林紗也具有了人性，身體從過時款式那長長的、混沌和模糊的包膜中掙脫出來，成為有機的、活生生的形式。然而，斯萬夫人喜歡並善于在新款式中保留舊款式的某些痕跡。有時，我晚上無心工作，又知道希爾貝特和女友們看戲去了，便臨時決定去拜訪她父母。斯萬夫人通常身著漂亮的便服，裙子是一種好看的深色（深紅色或桔紅色），它不是流行色，因而似乎另有含義，裙子上斜繡著一條寬寬的、鏤空的黑絲帶，使人想到舊日的鑲褶。在我和她女兒絕交以前，有一天，春寒料峭，斯萬夫人邀我去動物園。她走熱了便或多或少地敞開外衣，露出襯衣的齒狀飾邊，仿佛是她幾年以前常穿而如今不再穿的背心上輕微的齒形貼邊。她的領帶——她忠實于“蘇格蘭花呢”，但是顏色柔和得多（紅色變為粉紅色，藍色變為淡紫色），以致人們幾乎以為這是最流行的閃色塔夫綢——以特有的方式系在頷下，人們看不出它在哪里打結，並不由自主地回憶起如今不再流行的帽“帶”。如果她再“堅持”一段時間，那麼，年輕人在試圖解釋她的服飾時會說：“斯萬夫人本人就是整整一個時代，對吧？”優美的文體在于將各種不同形式重疊起來，暗藏在其中的傳統使它更臻優美，斯萬夫人的服飾也一樣。對背心及圓結的朦朧回憶，加上立即被克制的“劃船服”①趨向，甚至加上對“跟我來，年輕人”②的遙遠而模糊的影射，這一切使古老的形式——重現（不完全的重現）在眼前的具體形式之中，那些古老形式是不可能讓裁縫或婦女服裝商真正制作出來的，但它卻牽動人們的思緒。因此，斯萬夫人蒙上一層高貴色彩，而這也許是因為這些裝飾既然毫無用處，那麼它應該有一種比實利更高的目的，也許是因為它是過去歲月留下的痕跡或者這個女人所特有的衣著上的個性，總之，這種高貴色彩使她千姿百態的裝束神態如一。人們感到她的穿著不僅僅是為了身體的舒適或裝飾。她的衣著仿佛是整個文明的精致而精神化的體系，將她團團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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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劃船式的短上衣。

②此處指女帽上的花結，飄帶披在身後。

一般來說，每逢她母親的接待日，希爾貝特往往請朋友來喝茶，有時卻不然，她不在家，我便趁機赴斯萬夫人的“午後茶會”。她總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塔夫綢、雙縐、絲絨、綾羅綢緞，她的衣著不像平日居家的便服那樣隨便，而是精心配色，仿佛准備外出。在這樣一個下午，她那居家的閑散中又增添了某種靈敏與活躍。衣服的式樣既大膽又簡單，與她的身段動作十分貼合，而衣袖仿佛具有象征性，因日子不同而改換顏色。藍絲絨表達的是突然的決心，白塔夫綢表達的是愉快的心情，而為了顯示伸臂動作中所包含的雍容高貴的審慎，她采取了閃爍著巨大犧牲的微笑的形式——黑色雙縐。與此同時，既無實際效益又無明顯理由的“裝飾”給色彩豔麗的袍衣增添了幾分超脫、幾分沉思、幾分奧秘，而這與她一向的憂郁，至少與她的黑眼圈和手指節所蘊含的憂郁是完全一致的。藍寶石吉祥物、琺琅質的四瓣小葉三葉草、銀質紀念章、金頸飾、綠松石護身符、紅寶石細鏈、黃玉栗子，在這大量的珠寶首飾下面，袍衣本身具有彩色圖案，它越過鑲貼部分而貫徹始終，還有一排建設的、無法解開的、小小的緞子鈕扣，以及富有微妙暗示的、既精致又含蓄的飾帶；衣服上的這一切，和珠寶首飾一樣，似乎——此外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泄露了某種意圖，構成愛情的保證，保守隱情、遵守迷信，似乎是對痊愈、誓願、愛情或雙仁核游戲的紀念。有時，藍絲絨胸衣上隱隱約約出現亨利二世式樣的縫叉，黑緞袍上有輕微隆起處，它或是在靠近肩頭的袖子上，使人想起一八三○年的“燈籠袖”，或是在裙子上，使人想起路易十五的“裙環”。袍衣因而顯得微妙，仿佛是化裝服，它讓對往日的朦朧回憶滲入到眼前生活之中，從而賦予斯萬夫人某種曆史人物或小說人物的魅力。如果我向她提到這一點，她便說：“我不像許多女友一樣玩高爾夫球。我沒有任何理由像她們那樣穿毛線衫。”

斯萬夫人送客回來，或者端起點心請客人品嘗而從我身邊經過時，趁混亂之際將我拉到一邊說：“希爾貝特特別叫我請您後天來吃飯。我原先不知道能不能見到您。您要是不來我正要給您寫信呢！”我繼續反抗，這種反抗對我來說越來越不費勁，因為，雖然你仍然喜愛對你有害的毒品，但是既然你在一段時間內由于某種必要性而不再服用，你就不能不珍視這種恬靜（你以前曾失去），這種既無激動又無痛苦的狀態。你對自己說永不再見你所愛的女人，如果這話不完全屬實，那麼，你說願意再見她也不全是真話。人們之所以能忍受和所愛的人分離，正是因為他們相信這只是短暫的分離，他們想到的是重聚的那一天，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深深感到，會見可能導致嫉妒，它比每日對團聚（即將實現但卻一再延期！）的遐想更痛苦，因此，即將與所愛的女人相見的消息會引起不愉快的激動。人們一天天地拖延，他們並非不希望結束分離所引起的難以容忍的焦慮，但他們害怕那毫無出路的激情東山再起。人們喜歡回憶而不喜歡這種會見，回憶是馴良的，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往回憶中加進幻想，因此那位在現實生活中不愛你的女人卻可以在你的幻想中對你傾訴衷腸！人們逐漸將願望摻進回憶，使回憶變得十分甜蜜。既然它比會見更令人愉快，會見便被一再推遲，因為在會見中你再無法使對方說出你愛聽的話，你必須忍受對方新的冷淡和意外的粗暴。當我們不再戀愛時，我們都知道，不如意的愛情要比遺忘或模糊的回憶痛苦得多。盡管我沒向自己承認，但我盼望的正是這種遺忘所帶來的安詳的平靜。

此外，這種精神超脫和孤獨療法所引起的痛苦，由于另一種原因而日益減弱。此療法在治愈愛情這個固執念頭以前，先使它削弱。我的愛情仍然熾烈，堅持要在希爾貝特眼中贏回我的全部威望。我認為既然我有意不和希爾貝特見面，那麼我的威望似乎應該與日俱增，因此，那些接踵而至的、連續不斷的、無限期的日子（如果沒有討厭鬼干預的話），每天都是贏得的、而非輸掉的一天。也許贏得毫無意義，既然不久以後我就會被宣布痊愈。順從，作為一種習慣方式，使某些力量無限增長。在和希爾貝特鬧僵的第一個晚上，我承受悲哀的力量十分微弱，如今它卻變得無法估量的強大。不過，維持現狀的傾向偶爾被突然沖動所打斷，而我們毫不在意地聽任沖動的支配，因為我們知道在多少天、多少月里我們曾經做到、並仍將做到放棄它。在積蓄的錢袋即將裝滿時，人們突然將它倒空。當人們已經適應于某種療法時，卻不等它生效而突然中斷，有一天，斯萬夫人像往常一樣對我說希爾貝特見到我會多麼愉快，這話仿佛將我長久以來已經放棄的幸福又置于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震驚地意識到，要品嘗這種快樂，當時還不算太晚，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第二天，我要在晚飯前出其不意地去看希爾貝特。

這整整一天，我耐心等待，因為我正在策劃一件事。既然往事一筆勾銷，既然我們重歸于好，我要以情人的身份和她見面。我每天將送給她世上最美的鮮花。如果斯萬夫人（盡管她無權當過分嚴厲的母親）不允許我送花，那麼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將送些更為珍貴的禮品。父母給我的錢是不夠買禮品的，所以我想到了那個中國古瓷瓶，它是萊奧妮姨母給我的禮物，母親每天都預言弗朗索瓦絲會來對她說：“它都散架了。”既然如此，賣掉它豈不更好？那樣一來，我就有條件使希爾貝特高興了。它大概可以賣到足足一千法郎吧。我讓仆人把它包了起來。由于習慣，我一向不注意這個瓷瓶，它的易手至少產生這樣一個效果——讓我認識它。我帶上它出門，我將斯萬的地址告訴車夫，讓他從香榭麗舍大街走，因為那條街的拐角上有一家我父親常去的大的中國古玩店。使我萬分驚奇的是，店主立刻出價一萬法郎，而不是一千法郎，我興高彩烈地接下這一疊鈔票，整整一年我都有錢每天買玫瑰花和丁香花送給希爾貝特了。我走出商店坐上馬車，由于斯萬家離布洛尼林園很近，車夫沒有走往常那條路，而是順著香榭麗舍大街走。當車駛過貝里街的拐角時，在暮色中，我隱約看見在斯萬家附近，希爾貝特正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她步履堅定，但走得很慢，正和身旁一位青年男子交談，那人的面孔我看不見。我在車上直起身來，想讓車夫停車，但又遲疑。這時，兩位散步者已走遠了，他們那悠閑的步伐所勾畫出的兩條柔和對稱的線很快就消失在香榭麗舍的陰影之中。我隨即到達希爾貝特家門前。斯萬夫人接待我說：“啊！她會後悔的。不知怎麼回事她不在家。剛才她上課時感到很熱，對我說她想和女友出去換換空氣。”“我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看見的可能是她。”“不會吧。總之，別對她父親講，他不喜歡她在這個鍾點出門。goodevening（晚安）。”我告辭，叫車夫從原路返回，但沒有找到那兩位散步人。他們到哪里去了？黃昏中，他們神情詭秘地在談什麼呢？

我回家，絕望地想著那意想不到的一萬法郎，它們本該使我有能力時時讓希爾貝特高興，而現在，我卻決心不再見她。在中國古玩店的停留曾使我充滿喜悅，因為我期望從今以後女友見到我時會感到滿意和感激。但是，如果沒有這次停留，如果馬車沒有經過香榭麗舍大街，那麼我就不會遇見希爾貝特和那青年男子了。因此，從同一件事上長出了截然對立的枝椏，它此刻產生的不幸使它曾經產生的幸福化為烏有。我這次遭遇和通常發生的事恰恰相反，人們企望歡樂，卻缺乏達到歡樂的物質手段。拉布呂耶爾說過：“無萬貫家財而戀愛是可悲的。”于是只好一點一點地，努力使對歡樂的期望熄滅。我的情況卻相反，物質手段已經具備，然而，就在同時，出于第一個成功的必然後果，至少出于它的偶然後果，歡樂卻消失了。這樣看來，我們的歡樂就該永遠無法實現。當然，一般說來，歡樂的消失並不發生在我們獲得實現歡樂的手段的同一天晚上。最常見的情況是我們繼續努力、繼續抱有希望（在一段時間內），但是幸福永遠不會實現。當外界因素被克服時，天性便將斗爭從外部轉移到內部，逐步使我們變心，使我們期望別的東西，而不再是我們即將占有的東西。如果形勢急轉直下，我們的心尚來不及改變，那麼，天性也絕不放棄對我們的征服，當然它得稍稍推遲，但更為巧妙，同樣見效。于是，在最後一刹那，對幸福的占有從我們身邊被奪走，或者說，由于天性的邪惡詭計，這種占有本身竟毀滅了幸福。當天性在事件和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失敗時，它便創造最後一種不可能性，即幸福心理的不可能性。幸福現象或是無法實現或是產生最辛酸的心理反應。

我捏著一萬法郎，但它們對我毫無用處。我很快就花光了，比每日給希爾貝特送花還要快。每當暮色降臨，我心中苦悶，在家里呆不住，便去找我不愛的女人，在她們懷中痛哭。連使希爾貝特高興一下的願望也消失殆盡。如今去希爾貝特家只會使我增加痛苦。頭一天我還認為，重見希爾貝特是世上最美的事，現在我卻認為這遠遠不夠，因為當她不在我身邊時，她使我擔心害怕。一個女人正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通過她給我們帶來的新痛苦而增加她對我們的威力，但同時也增加我們對她的要求。她使我們痛苦，越來越縮小對我們的圍困，增加對我們的枷鎖，但同時也使我們在原先認為萬無一失的枷鎖之外增加了對她的束縛。就在頭一天，如果我不害怕使希爾貝特厭煩，我會要求少數幾次會晤，而現在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會提出其他許多條件，因為，愛情和戰爭相反，你越是被打敗，你提的條件就越苛刻、越嚴厲，如果你還有能力向對方提條件的話。但是我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我首先決定不再去她母親家。我心中仍想：我早已知道希爾貝特不愛我，我如願意可以去看她，如不願意便可逐漸將她忘記。然而，這個想法猶如對某些疾病無效的藥物，它對時時出現在我眼前的那兩條平行線——希爾貝特和那位年輕男子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慢步遠去——無能為力。這是一種新痛苦，有一天它會耗盡，有一天當這個形象出現在我腦海中時會完全失去它的毒汁，就好比我們擺弄劇毒而毫無危險，就好比我們用少許火藥點煙而不用害怕爆炸。此時，我身上正有另一種力量與有害力量——一再重現希爾貝特在暮色中散步的情景——相搏斗。我的想象力朝相反的方向作有效的的活動，以粉碎記憶力的反複進攻。在這兩股力量中，前一種力量當然繼續向我顯示香榭麗舍大街上的那兩位漫步者，而且還提供取自往日的、另一些令人不快的形象，例如，當希爾貝特的母親要求她留下陪我時她聳肩的形象。但是第二種力量按照我的希望所編織的藍圖，勾畫出未來的圖景，它比起如此狹小而可憐的過去來，更令人高興，更充實。如果說，陰郁不快的希爾貝特在我眼前重現了一分鍾的話，那麼在多少分鍾里我設想的是將來，她會想辦法和我言歸于好，也許還會促使我們訂婚！當然想象力施展于未來的這種力量，畢竟來自過去。隨著我對希爾貝特聳肩所感到的惱怒逐漸減弱，我對她的魅力的回憶也會減弱，而正是回憶使我盼望她回到我身邊。過去還遠遠沒有死亡。我仍然愛著我自以為憎惡的女人。每當人們誇獎我的發型或氣色時，我總希望她也在場。當時不少人表示願意接待我，我十分不快，一概拒絕，甚至在家中引起爭吵，因為我不肯陪父親出席一個正式宴會，而那里有邦當夫婦及他們的侄女阿爾貝蒂娜——幾乎還是個孩子。我們生活中的不同時期就是這樣相互重疊的。你為了今天所愛的、而有一天會認為可有可無的東西，而輕蔑地拒絕去會見你今天認為可有可無，而明天將愛上的東西。如果你答應去看它，那麼你也許會早些愛上它，它會縮短你目前的痛苦，當然，用另一些痛苦取而代之。我的痛苦在不斷變化。我驚奇地發現，在我心中，今天是這種感情，明天又是那種感情，而它們往往和希爾貝特所引起的希望或恐懼有關。這里指的是我身上的希爾貝特。我本該告誡自己，另一個希爾貝特，真正的希爾貝特，也許與這個希爾貝特截然不同，她根本沒有我所賦予她的惋惜之情，她大概很少想到我，不僅比我對她的思念要少很多，而且比我臆想中她對我的思念也要少得多（我想象和希爾貝特幽會，探尋她對我的真實感情，幻想她思念我，一直鍾情于我）。

在這種時期，悲傷雖然日益減弱，但仍然存在，一種悲傷來自對某人的日日夜夜的思念，另一種來自某些回憶，對某一句惡意的話、對來信中某個動詞的回憶。其他形形色色的悲傷，留到下文的愛情中再作描寫，在此只聲明在上述兩種悲傷中，第二種比第一種殘酷許多倍，這是因為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概念始終活在我們心中，它戴上我們立即歸還的光環而無比美麗，它充滿頻繁產生的甜蜜希望，或者（至少）永久的甯靜憂傷（還應該指出，使我們痛苦的某人的形象，與它所引起的日益嚴重、不斷延伸、難以治愈的愛情憂傷極不相稱，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因與連續發燒及緩慢痊愈極不相稱一樣）。如果說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概念蒙上了往往樂觀的精神反光的話，那麼，對具體細節的回憶，惡言，充滿敵意的信（我從希爾貝特那里只收到一封這樣的信）卻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說我們所愛的人恰恰活在這些零散片斷之中，而且具有比在我們對她的整體概念中更為強大的威力。這是因為我們讀信時，一目十行，懷著對意外不幸的可怕焦慮，而並非像凝視我們所愛的人那樣懷著甯靜而憂郁的惋惜。這種悲傷是以另一種方式形成的，它來自外部，沿著最深沉的痛苦這條路一直深入我們的心靈。我們以為女友的形象是古老的、真實的，其實這形象一再被我們更新，而殘酷的回憶卻早于這個更新的形象。它屬于另一個時期，是極端可怕的過去的見證人（少有的見證人）。過去仍然存在，但我們除外，因為我們喜歡抹掉它而代之以美好的黃金時代，代之以重歸于好的天堂，而這些回憶，這些信件卻將我們拉回到現實，對我們迎頭痛擊，使我們感到我們日夜等待的那種毫無根據的希望離現實多麼遙遠。這並不是說這個現實應該永遠不變（雖然有時的確不變），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過許多女人，我們從不希望與她們相見，而她們當然以沉默來回答我們決非敵意的沉默。既然我們不愛她們，我們便不算計與她們分離了多少年頭，這是個反例，但當我們論證分離的效果時卻忽略了它，好比相信預感的人忽略預感落空的實例一樣。

然而，分離畢竟可以起作用。重新相見的欲望和興趣最終會在此刻蔑視我們的心中重新燃起。但是需要時間，而我們對時間的要求與心對變化的要求同樣苛刻。首先，時間是我們極不願意給予的東西，因為我們急于結束如此沉重的痛苦。其次，另一顆心需要時間來完成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心也會利用時間來進行變化，以致當我們原定的目標即將實現時，它卻不再是目標了。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幸福是最終可以獲得的（當它已不再是幸福時），這個想法本身只包含一部分真理。當我們對幸福變得冷漠時，它降臨在我們身上。正是這種冷漠使我們變得不大苛求，使我們認為它如果出現在往日會使我們心滿意足（其實當時我們會覺得這幸福並不圓滿）。人們對于漠不關心的事不太苛求，也缺乏判斷。我們所不再愛戀的人對我們所表示的殷勤，與我們的冷漠相比，似乎綽綽有余，但對我們的愛情而言，卻遠遠不足。甜言蜜語和幽會使我們想到的只是它可能帶來的樂趣，我們忘記了當初我們會希望其他一系列的情侶幽會，而正由于這種貪婪的渴望我們會使幽會無法實現。因此，當幸福姍姍來遲、我們再無法享受它，我們不再愛戀時，這個遲到的幸福是否是我們從前苦苦期待的幸福呢？只有一個人知道，當時的我，但它又不複存在，而且，只要它再出現，幸福——無論相同或不相同——便煙消云散。

我等待夢想——我將不再依戀它——的實現，我像當初不太認識希爾貝特時一樣任意臆想她的話語和信，她請求我寬恕，她承認除我以外從未愛過任何人，並且要求嫁給我，由于這些想象，一系列不斷更新的溫柔形象終于在我思想中占據很大地盤，壓倒了希爾貝特和青年男子的幻象，因為幻象缺乏補給。要不是做了一個夢，此刻我會再次拜訪斯萬夫人。我夢見一位朋友，究竟是誰難以確定，他對我背信棄義，並且認為我對他也無情無義，這個夢使我痛苦得猝然驚醒，醒來後痛苦未減，于是我重新想這位朋友，試圖回憶這位夢中人是誰，他的西班牙名字已經朦朧不清，我開始釋夢，仿佛既是約瑟又是古埃及法老①。我知道在許多夢中，人物的外表是不足信的，因為他們可以偽裝，可以交換面孔，正好比無知的考古學者在修複大教堂中被損毀的聖像時，將此像的腦袋放在彼像的身軀上，而且使特性與名稱混淆不清，因此，夢中人的特性與姓名可能使我們上當。我們只能根據痛苦的劇烈程度來認出我們所愛的人，而我的痛苦告訴我，夢中使我痛苦的那位忘恩負義的青年男子正是希爾貝特。于是我回憶起最後一次相見的情景。那天她母親不許她去看舞蹈，她一面古怪地微笑，一面說她不相信我對她真心誠意，她這話也許出自真心，也許是瞎編的。這個回憶使我又聯想起另一個回憶。在那以前很久，斯萬不相信我是誠懇的人，不相信我能成為希爾貝特的良友。我給他寫信也無濟于事，希爾貝特將信交還給我，臉上露出同樣的難以捉摸的微笑。她並沒有立即把信給我。月桂樹叢後面的那整個場面，我記憶猶新。一個人痛苦時就具有了道德感。希爾貝特此刻對我的反感似乎是生活對我那天行為的懲罰。懲罰，人們以為在穿過馬路時留心車輛，避免危險，就能逃過懲罰。其實還有來自內部的懲罰。事故來自未曾預料的方面，來自內部，來自心靈。我厭惡希爾貝特的話“你要是願意，咱們就繼續搏斗吧”，我想象她和陪她在香榭麗舍大街散步的青年男子單獨呆在家中的內衣間時，大概也是這樣。前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安安穩穩地棲息在幸福之中，如今我放棄了幸福，又以為我至少獲得了平靜，並能保持下去，這都同樣地荒謬，因為，只要我們心中永遠藏著另一個人的形象，那麼，隨時會被摧毀的不僅僅是幸福。當幸福消逝，當我們的痛苦得到平息時，此刻的平靜與先前的幸福一樣具有欺騙性，並且脆弱不堪。我終于恢複平靜，那借助夢境而進入我們身上的，改變我們的精神和欲望的東西也必然逐漸消失，因為任何事物，甚至包括痛苦，也不能持久和永恒。此外，為愛情而痛苦的人，像某些病人一樣，是自己的醫生。既然他們只能從使他們痛苦的人那里得到安慰，而這痛苦又是那人的揮發物，那麼，他們最終只能從痛苦中求得解脫。時刻一到，痛苦本身會向他們揭示良方，因為，隨著他們的心靈將痛苦來回擺弄，痛苦便顯示出那位被思念者的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有時如此可憎，以致人們甚至不願再見到她，因為在與她歡聚以前先得使她痛苦；這個側面有時又如此可愛，以致人們將臆想的溫柔變作她的優點並以此作為希望的根據。在我身上重新蘇醒的痛苦終于平息下來，但我願意盡量少拜訪斯萬夫人。這首先是因為，在仍然愛戀但遭遺棄的人身上，作為生活支柱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自然而然地發生感情變化，盡管表面上一切如初，但第一種情緒已經為第二種相反的情緒所取代。第一種情緒是使我們惶惑不安的痛苦事件的後果或者反映。此時我們恐懼地等待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當從我們所愛的人那里沒有傳來任何新信息，我們更渴望有所行動，但我們不知道某個辦法的成功率是多少，而在那個辦法以後我們再不可能有所作為。然而，正如剛才所說的，等待雖然在繼續，但很快便不再被我們所經曆的過去的回憶所左右，而是對想象中的未來充滿希望。自此刻起，等待幾乎成為愉快的事。何況，第一種等待，稍稍持續以後，也使我們習慣于生活在期望之中。我在最後幾次幽會中所感到的痛苦仍然存在于我們身上，但已昏昏欲睡。我們並不急于重溫痛苦，何況我們並不太清楚此刻我們要求的是什麼。我們在自己所愛的女人身上所占的地盤越多，（哪怕稍稍多一點），我們就越覺得未被占領的部分對我們多麼重要，而且它永遠是不可得的，因為新的滿足產生了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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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聖經《創世記》中法老做了兩個夢及聖約瑟釋夢這段故事。

後來，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完全停止對斯萬夫人的訪問。這個後來出現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忘記了希爾貝特，而是我試圖盡快忘記她。我的巨大痛苦結束了，但仍然憂傷，這時，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又如當初那樣成為珍貴的鎮靜劑和消遣。但是既然對希爾貝特的回憶與這些拜訪緊密相連，鎮靜劑的效應無助于我散心。要想散心，我就必須激勵自己身上與希爾貝特毫無關聯的思想、興趣和熱情以與我的感情（由于和希爾貝特的分離而不再與日俱增）相抗衡。這種與我們所愛的人毫無關聯的思緒會占據地盤，它雖然最初很小，但也是從原先占領我們整個心靈的愛情那里奪取過來的。我們必須發展這些思緒，使之壯大，與此同時，感情不斷衰退，僅僅成為回憶，這樣一來，進入我們精神中的新因素與感情展開爭奪，奪得的地盤越來越大，最後整個心靈被奪了過來。我意識到這是消滅愛情的唯一辦法，我還年輕，有勇氣這樣做，有勇氣承受最殘酷的痛苦，我相信不論付出多大的時間代價，我最終會成功。我在信中對希爾貝特說，我之所以不見她，是由于我們之間的某個神秘的誤會，純粹是莫須有的誤會，我這樣說是希望希爾貝特要求我解釋清楚。然而，即使在極其一般的交往中，當讀信人知道對方故意用一句隱晦、虛假、指責的話作為試探時，他高興地感到自己掌握——而且保留——行動的控制權和主動權，他決不會要求對方解釋。在親密關系中更是如此，愛情口若懸河，而冷漠缺乏好奇心。希爾貝特既然不懷疑有誤會，也不打聽是什麼誤會，那麼，對我來說，誤會便成為真實的，我每封信都提到它。這種虛假的處境和矯飾的冷漠，具有一種魔力，使你不能自拔。我寫道：“自從我們的心分開以後”，好讓希爾貝特回信說：“可它們並未分開呀，咱們談談吧。”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最終我自己也相信我們的心確實分開了。我寫道：“對我們來說，生活改變了，但它抹殺不了我們曾經有過的感情。”為的是讓她說：“可什麼也沒有改變呀，這感情比任何時候都強烈。”然而，在再三重複下，我也認為生活確實改變了，我們所回憶的感情不複存在，正好比神經過敏者假裝生病，久而久之，真正成為病人，如今我每次給希爾貝特寫信，都必然提到這個臆想的變化，她在回信中只字不提，無異于默認，于是變化便存在于我們之間。後來希爾貝特不再保持沉默，而采納我的觀點，就好比在正式祝詞中，受款待的國家元首和東道國的國家元首幾乎說同樣的話。每次我在信中寫道：“生活縱然將我們分開，但我們對相聚時光的回憶卻永存于心。”她肯定在回信中說：“生活縱然將我們分開，卻無法使我們忘記那美好時光，它將永遠是珍貴的。”（我們很難說明為什麼“生活”使我們分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的痛苦減輕了許多。然而有一天，我在信中說香榭麗舍大街那位我們所熟悉的賣麥芽糖的老婦人死了，我寫道：“我想這會使你難過，它喚醒我許多回憶。”剛一寫完，我便淚如雨下，因為我發現我談到愛情時用的是過去時，仿佛它是一位幾乎被遺忘的死者，其實，我不自覺地始終認為這愛情仍然活著，至少可以複活。不願相見的朋友之間的書信最溫柔動人。希爾貝特的信象我給陌生人的信一樣，溫柔文雅，充滿表面上的熱情，但對我來說，從她那里得到這種表示已極其甜蜜。

此外，逐漸地，拒絕和她見面不再使我難過。既然她不再像往日那般珍貴，我那痛苦的回憶在不停的再現中失去了威力，無法摧毀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在我眼前日益增長的魅力。此刻我後悔放棄外交職業而選擇了一種定居的生活，當初這樣做是為了一位姑娘，但我將再也見不到她，並且幾乎忘了她。我們為某人而設計我們的生活，但是，當我們終于能夠在其中接待她時，她卻不來，接著她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而我們成為為她建造的生活中的囚徒。我父母似乎認為威尼斯太遠，氣候也太熱（對我而言），去巴爾貝克可避免旅途勞頓，因此切實可行。不過如此必須離開巴黎，放棄對斯萬夫人的拜訪。這些拜訪雖然並不頻繁，但我偶爾可以聽斯萬夫人談起女兒。我開始從中感到某種樂趣，而它與希爾貝特毫不相干。

春天臨近，天氣驟然變冷。在冰凍的大齋期和冷雨夾雪的複活節前一周，斯萬夫人怕冷，便常常裹在皮裘里接待客人，雙手和雙肩抖瑟地縮在碩大的長方形手籠和潔白發亮的皮毛披肩下。手籠和披肩都是白鼬皮的，她從外面回來並不將它們摘下，因此，它們仿佛是比其他白雪更為持久的殘留冬雪，無論是熱的爐火還是季節的轉換都未能使它們融化。然而，在這間我後來不再光顧的客廳里，這幾個雖然冰冷但已經綻開鮮花的星期的全部真理已在我眼前顯露，而它通過的是另一種令人醉倒的白色，例如“雪球花”——它那高高的、赤裸的莖干象拉斐爾前派畫家①作品中的直線型小灌木，莖干頂端是既分瓣又合攏的球形花，它象報信天使一樣潔白無瑕，並向四周散發檸檬的芳香。當松維爾城堡的這位女主人知道，在四月份，即使天寒地凍，也不可能沒有鮮花，她知道春夏秋冬決不像城里人所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城里人直到初夏時還仍然以為世上只有將房屋淋得透濕的淫雨）。斯萬夫人是否只滿足于貢布雷的花匠送來的這些花，而不從“特約”花店買來地中海岸的早春花以彌補這尚嫌不足的春之呼喚呢，我不敢肯定，何況當時我根本不在意。在斯萬夫人手籠的晶冰旁，擺著那些雪球花（在女主人思想中，它們可能只是按照貝戈特的建議而組成一部與擺設和服飾相協調的《白色大調交響樂》②），這就足以使我思念鄉村，因為它們使我想到《帕西法爾》③中《耶穌受難節的魔力》的音樂其實就是大自然的奇跡的象征（而如果我們稍稍理智一些，每年都可以親眼目睹奇跡），因為它們夾雜著另一種花朵的酸酸的、令人心醉的芳香，我不知道那種花的名字，但我在貢布雷散步時頻頻停下來欣賞，因此，斯萬夫人的客廳像當松維爾的小斜坡地那樣純淨、那樣花滿枝頭（雖無一片綠葉）、那樣充溢著濃郁而純正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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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派繪畫藐視約定俗成的規則，其風景畫中常有開滿白花的灌木。

②法國詩人戈蒂埃（1811—1872）的一首詩。

③瓦格納的歌劇，此處指最後部分。

然而我不該回憶往事，它很可能使我身上殘存的對希爾貝特的愛情持久不滅。因此，盡管這些拜訪不再使我感到任何痛苦，我還是一再減少拜訪的次數，盡量少見斯萬夫人。在我未離開巴黎以前，我最多答應和她散步幾次。陽光明媚的日子終于到來，天氣轉暖。我知道斯萬夫人在午飯前必出門一個小時，在林園大道，星形廣場及當時稱作“窮光蛋俱樂部”（因為他們總是聚在那里觀看他們聽說過的有錢人）附近散步，因此我請求父母允許我在星期日——因為平時我有事——晚一點吃午飯，先去散步到一點一刻時再吃飯。五月份希爾貝特去鄉間友人家了，所以每星期日我都去散步。快到正午時我來到凱旋門，我在林園大道路口等待，眼睛緊盯著斯萬夫人即將出現的那條小街，她的家離街口只有幾米遠。在這個鍾點，散步者大都回家了，剩下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多半衣著入時。突然，在沙土小徑上出現了斯萬夫人，她姍姍來遲、不慌不忙，充滿了生機，仿佛是只在正午開放的最美麗的花朵。她的衣裳向四周灑開，它們永遠是不同的顏色，但我記得主要是淡紫色，她全身光耀照人，接著她舉起長長的傘柄，撐開一把大陽傘的絲綢傘面，絲綢的顏色和衣服上的落花一樣。整整一班人馬簇擁著她，其中有斯萬，還有五六位早上去探望她或與她相遇的俱樂部的男子。他們這一堆灰色或黑色的人順從地做著幾乎機械性動作，像無生命的框架將奧黛特圍在中央。你覺得這個唯一的、目光炯炯有神的女人在注視前方，越過這堆男人而注視前方，她仿佛站在窗前凝神遠眺，在自己那裸露的柔和色彩中顯得纖弱而無畏懼，她似乎屬于另一個種族、陌生的種族，具有戰爭威力，因此她一個人就足以應付那眾多的隨從。她微笑著，對美好的天氣，對尚未妨礙她的陽光感到滿意，象完成作品以後再無一絲顧慮的創作者一樣安祥而自信，她確信自己的裝束——即使不為某些過路的庸人所欣賞——是高雅中之最高雅的，這是為了她自己，也是為了朋友，當然，她並不過分重視，但也不是無動于衷。她讓胸衣和裙子上的小花結在她身前輕輕飄舞，仿佛這是些小生靈，只要它們能跟上她的步伐，她便慷慨地聽任它們按自己的節奏盡情嬉戲。她出現時手中的陽傘往往還未撐開，她朝這把淡紫色的陽傘投去幸福和溫柔的目光，仿佛這是一束帕爾瑪紫羅蘭，這目光如此溫柔，即使當它不是投向一位朋友，而是投向無生物的物體時，似乎也洋溢著微笑。就這樣，她為自己的衣裳保留了，或者說占據了一片高雅的空間，而與她親熱交談的男人們也不得不尊重這片空間，當然他們象門外漢那樣顯出某種程度的敬畏，自愧不如，承認這位女友有能力和權利決定自己的衣著，正如承認病人有能力和權利決定吃什麼特效藥，母親有能力和權利決定如何教育子女一樣。斯萬夫人在這麼晚的鍾點出現，又被那批奉承者簇擁（他們對行人視而不見），人們不免聯想到她的住所——她剛剛在那里度過漫長的上午，並即將回去進餐。她從容安詳地走著，仿佛在自家花園中散步，這似乎表明她的家近在咫尺，也可以說她身上攜帶著住所內室的清涼陰影，而正是由于這一切，她的到來使我感覺到戶外的空氣和熱度。再說，我深信，她的衣著，按照她所擅長的禮儀，通過一根必然的、獨一無二的紐帶，與季節和鍾點緊緊相連，因此，她那柔軟草帽上的花朵，在裙衣上的小花結，象花園和田野的鮮花一樣，自然而然地誕生在五月。為了感受季節帶來的新的變化，我的眼光只需抬到她那把陽傘的高度，它張著大大地，仿佛是另一個更近的天空，圓圓的、仁慈的、活動的、藍色的天空。如果說這些禮儀是至高無上的話，它們卻在清晨、春天、陽光前屈尊俯就，並以此為榮（斯萬夫人也以此為榮），而清晨、春天、陽光卻並不因為受到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睞而感激涕零。她為它們穿上一件鮮豔輕薄的裙衣，寬松的衣領和衣袖使我想到微微發濕的頸部和手腕，總之，她為它們打扮自己，就好比一位高貴夫人愉快地答應去拜訪鄉村人家，雖然誰都認識她，連最卑俗的人也認識她，她卻執意在這一天作村姑打扮。我等斯萬夫人一到便向他問好，她讓我站住，微笑著說：“goodmorning”（早上好）。我們一同走了幾步。于是我明白她遵守衣著法規是為了自己，仿佛遵守的是最高智慧（而她是掌握這種智慧的大祭司），因為，當她覺得太熱時，便將扣著的外衣敞開，或者干脆脫下來交給我，于是我在她的襯衣上發現了上千條縫鈕制作的細節，它們幸運地未曾被人覺察，就好比作曲家精心構思而永遠不能達到公眾耳中的樂隊樂譜一樣。她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衣也露出衣袖中的某些精美飾件，我出于樂趣或者出于殷勤而久久地注視它，它和衣服正面一樣做工精細，但往往不被人看見，它或者是一條色彩豔麗的帶子，或者是一片淡紫色襯緞，它們就象是大都堂中離地八十英尺高處的欄杆內側所暗藏的哥德式雕塑一樣，它們可以和大門廊上的浮雕比美，但是從來沒有人見到它們，直到一位藝術家偶然出游到此，登上教堂頂端以俯瞰全村，才在半空中，在兩個塔樓之間發現了它們。

斯萬夫人在林園大道上散步仿佛在自家花園的小徑上散步，人們——他們不知她有“footing”的習慣——之所以有這種印象是因為她是走著來的，後面沒有跟著馬車。因為從五月份起，人們經常看見她象女神一樣嬌弱無力而雍容高貴地端坐在有八條彈簧的寬大的敞篷馬車里在溫暖空氣中駛過。她的馬是巴黎最健美的，仆役的制服也是巴黎最講究的。而此刻，斯萬夫人卻以步代車，而且由于天熱步履緩慢，因此看上去似乎出于好奇心，想優雅地藐視禮儀規矩，就好比出席盛大晚會的君主自作主張地突然從包廂來到普通觀眾的休息室，隨從們既贊歎又駭然，但不敢提出任何異議。斯萬夫人和群眾的關系也是這樣。群眾感到在他們之間隔著這種由某種財富築成的壁壘，而它似乎是無法逾越的。當然，聖日耳曼區也有它的壁壘，但是對“窮光蛋”的眼睛和想象力卻不大富有刺激性。那里的貴婦人樸實無華，與普通市民相似，平易近人，不象斯萬夫人那樣使“窮光蛋”自慚形穢，甚至自感一錢不值。當然斯萬夫人這樣的女人不會對自己那充滿珠光寶氣的生活感到驚奇，她們甚至不再覺察，因為已經習以為常，也就是說她們認為這一切理所當然、合情合理，並且以這種奢侈習慣作為判斷他人的標准，因此，如果說這種女人（既然她們在本人身上所顯示的並在他人身上所發現的崇高，具有純粹的物質性，因而容易被人看見，但需很長時間才能被獲取，並且萬一消失難以補償）將路人置于最低賤的地位，那麼反過來，她在路人眼前一出現便立刻不容辯駁地顯得至高無上。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當時包括與貴族女人交往的伊斯拉埃爾夫人以及將要與貴族女人交往的斯萬夫人，這個中間階層低于它所奉承的聖日耳曼區，卻高于除聖日耳曼區以外的其他一切。這個階層的特點在于它已脫離富人社會，但卻是財富的象征，而這種財富變得柔軟，服從于一種藝術目的，藝術思想，好比是具有可塑性的、刻著詩意圖案的、會微笑的金幣。這個階層如今可能不複存在，至少失去了原有的性格和魅力。何況當時組成這個階層的女士們已人老珠黃，失去了舊日統治的先決條件。言歸正傳，此刻斯萬夫人正走在林園大道上，雍容莊重、滿臉微笑、和藹可親，仿佛從她那高貴財富的頂端，她那芳香撲鼻的成熟夏季的光榮之巔走下來，象伊帕蒂阿①一樣看到天體在她緩慢的步履下旋轉。過路的年輕人也不安地瞧著她，不知能否憑泛泛之交而向她問好（何況他們和斯萬僅一面之交，所以怕他認不出他們來）。他們抱著不知後果如何的忐忑心情決定一試，誰知這具有挑釁性和褻瀆性的冒失舉動是否會損傷那個階層不可觸犯的至高權威，從而招來滔天大禍或者神靈的懲罰呢！然而，這個舉動好比給座鍾上了發條，引起奧黛特四周那些小人們一連貫的答禮，首先是斯萬，他舉起鑲著綠皮的大禮帽，笑容可掬，這笑容是他從聖日耳曼區學來的，但已失去往日所可能有的冷漠，取而代之的（也許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充滿了奧黛特的偏見）既是厭煩——他得向衣冠不整的人答禮，又是滿意——妻子的交游如此廣泛。這種複雜的感情使他對身旁衣冠楚楚的朋友說：“又是一位！我發誓，真不知道奧黛特從哪里弄來這麼多人人！”她朝那位惶恐不安的行人點點頭，現在他已經走遠了，但心髒仍然突突直跳。接著她轉臉對我說：“這麼說，結束了？您永遠不再來看希爾貝特了？您對我另眼看待，我很高興，您不完全‘drop’（丟棄）我。我很喜歡看見您。從前我也喜歡您對我女兒產生的影響。我想她也會很遺憾的。總之，我不願強人所難，否則您就不願意再和我見面了。”“奧黛特，薩岡在向你打招呼。”斯萬提醒妻子說。果然，親王（仿佛在戲劇或馬戲的高潮場面中，或者在古畫中）正撥轉馬頭，對著奧黛特摘下帽子深深致意，這個舉動富有戲劇性，也可以說富有象征性，它表達了這位大貴人在女人面前畢恭畢敬的騎士風度，哪怕這位女性的代表是他的母親和姊妹所不屑于交往的女人。斯萬夫人浸沉在陽傘所投下的如流體一般透明又蒙上一層清亮光澤的陰影中，遲遲歸來的最後一批騎手認出了她，並向她致意。他們在大道的耀眼陽光下飛馳而過，就象在攝影機前一樣。這是賽馬俱樂部的成員，是公眾熟知的人物——安托萬·德·卡斯特蘭、阿達貝爾·德·蒙莫朗西以及其他許多人——也是斯萬夫人熟悉的朋友。既然對詩意感覺的回憶比對心靈痛苦的回憶壽命更長（相對地長壽），我當初為希爾貝特所感到的憂傷如今早已消逝。但每當我仿佛在日規上看到五月份從中午十二點一刻到一點鍾這段時間時，我仍然心情愉快，斯萬夫人站定在宛如紫藤綠廊的陽傘下，站在斑駁光影中與我談話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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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帕蒂阿，公元四世紀希臘女哲學家及數學家，以美貌博學著稱。此處指法國一詩人關于她的詩句：“……天體仍在她那白色的腳下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