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科茲內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勞，沒有像往常一樣到國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鄉下他弟弟這里來了。照他的意見，最好的生活是田園生活。他現在就是到他弟弟這里來享受這種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見他來了，非常高興，特別是因為今年夏天，他已經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來了。但是盡管他對于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懷著敬愛的心情，列文在鄉下和他哥哥一起還是感覺得不舒服的。看著他哥哥對鄉村的態度就使他不舒服，簡直是使他惱怒。對康斯坦丁·列文說來，鄉間是生活的地方，歡喜、悲衷、勞動的地方；對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來，鄉間一方面是勞動後的休息場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敗影響的有效解毒劑，他相信那解毒劑的功效而樂于服用它。對康斯坦丁·列文說來，鄉間的好處就在于它是勞動的場所，勞動的好處是無可置疑的；對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來，鄉間特別好卻是因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無所事事。此外，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對于農民的態度也有幾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惱怒。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總說他了解而且愛護農民，他時常和農民們攀談，他懂得怎樣談法，不擺架子，也不裝模作樣，從每次這樣的談話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農民的一般結論，證實他是了解他們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歡對農民抱這樣的態度。對康斯坦丁說來，農民只是共同勞動的主要參與者，而且雖然他對農民抱著尊敬和近乎血緣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說的，那種感情多半是他吸那農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進去的——雖然他作為一個共同工作者，常常贊歎這些人的氣力、溫順和公正，但是當共同勞動要求別的品質的時候，他對農民的粗心、懶散、酗酒和說謊，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問他喜不喜歡農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會茫然不知所答。他對農民恰如他對一般的人一樣，又喜歡又不喜歡。自然，以他這樣一個好心腸的人，他對一般人是喜歡比不喜歡的成分居多，對農民也是一樣。但是他不能把農民當作什麼特殊的人物來愛憎，因為他不只是和農民在一起生活，和他們有密切的利害關系，同時也因為他把自己看成農民中的一份子，沒有看出自己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優缺點，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們對照起來看。而且，雖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資格，特別是以顧問的資格（農民們信賴他，他們從四十里遠的地方來求教于他），和農民們保持著極密切的關系生活了這麼多年，他對于農民還是沒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問他理解不理解農民，他還會像有人問他喜不喜歡他們一樣茫然不知所答。說他理解農民，在他看來就等于說他理解一般人一樣。他不斷地觀察和理解各種各樣的人，其中有他認為善良而有趣的農民，他不斷地發現他們新的特點，改變自己以前對他們的看法，形成新的觀念。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園生活和他所不愛好的生活相對照而愛好和贊賞田園生活一樣，他以農民和他所不喜歡的那個階級的人們相對照而喜歡農民，把農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條理的頭腦里對農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卻是由于和別的生活方式相對照而推論出來的。他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對農民的看法和他對他們抱著的同情態度。
在議論農民時兄弟間發生的爭論中，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總是戰勝他的弟弟，正是因為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對于農民——對于他們的性格、特長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關于這個問題卻沒有堅定不移的意見，因此在他們的辯論中康斯坦丁就經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個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語所表達的），但是他的頭腦，雖然相當敏捷，卻太容易受一時的印象所影響，因而充滿矛盾。以長兄的懇切，他有時向他解釋事物的真諦，但是他和他爭辯得不到樂趣，因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個才智過人和修養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賦有一種獻身公益事業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他年紀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發常常這樣想：他覺得自己完全缺少的這種從事公益事業的能力，也許並不是什麼美德，反倒是缺乏什麼東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願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謂激情這種東西，缺乏可以使人從展現在自己面前的無數人生道路中選擇一條，並且只憧憬這一條的那股熱勁。他對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和旁的許多獻身公益事業的人並不是衷心關懷公益，而是從理性上推論出致力于公益事業是正當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這些事業了。使列文更加強這個信念的，是他觀察出來他哥哥對于公益的問題或是靈魂不滅的問題並不比對象棋問題或新機械的精巧構造更為關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在鄉下列文正忙于農事，要做完一切該做的事，漫長的夏日還不夠用，而謝爾藍·伊萬諾維奇卻在休養。但是雖然他正在休養，那就是說，他沒有寫作，他卻這樣習慣于腦力活動，他喜歡把湧上腦海的思想用優美簡明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喜歡有人傾聽。他的最經常的、最自然的聽眾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論他們的關系多麼親近，康斯坦丁丟下他一個人還是感到不安。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喜歡仰臥在草地上，沐浴著陽光，懶懶地閑談著。
“你不會相信，”他對他弟弟說，“這種田園式的懶散對于我是怎樣的一種快樂。腦子里沒有一個念頭，空虛得一無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著聽他閑聊感覺到很沉悶，特別因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們就會把肥料運到沒有犁過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監督著，天知道他們會把肥料撒在什麼地方；而且犁鏵也不會擰緊，卻會讓它脫落掉，過後他們還會說新式犁是愚蠢的發明，沒有老式安德列夫納犁好，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哦，這樣熱的天，你走動得夠了吧，”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對他說。
“不，我還得到賬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農場去了。
二
六月初發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婭·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剛醃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時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傷了腕關節。當地醫生，一位健談的年輕的剛畢業的醫學生，來給她診治。他檢查了腕關節，說她並沒有脫臼，就給她紮上了繃帶，留下吃了午飯，很高興有和鼎鼎大名的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科茲內舍夫談話的機緣，為了表示他對于事物的進步的見解，告訴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語，抱怨縣議會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留心地傾聽著，問他問題，因為有新的聽眾在場興奮起來，他滔滔不絕地談著，發表了幾點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見，博得了年輕醫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種總是隨著出色的熱烈談話之後而來的興奮心情。醫生走後，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想帶了釣竿到河邊去。他愛好釣魚，而且好像以能夠喜歡這種無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視耕地和草場，就提議套上馬車順路把他哥哥送去。
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轉折點的時節，那時節，本年的收獲已成定局，要開始考慮來年的播種，而且馬上要著手割草了；那時節，黑麥通通結了穗，雖然麥穗還沒有飽滿，還是輕飄飄的，一片淺綠色麥浪隨風波動；那時節，綠色的燕麥和四處散布著的一簇簇黃色的草一道，參差不齊地豎立在播種遲了的田野上；那時節，早種的蕎麥鋪展開，蓋沒了地面；那時節，被家畜踐踏得像石頭一樣堅硬的休耕地已經翻耕了一半，僅僅殘留下沒有翻耕過的小路；那時節，堆積在田里的干糞堆在日落時發散出和繡線菊混合在一起的氣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著，等待著開鐮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處混雜著除去雜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莖稈。
在農作中，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農民傾注全力的收獲前的短短的休息時節。豐收在望，明朗炎熱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來了。
兩兄弟到草場去必須穿過樹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一路贊賞著枝葉繁茂的樹林之美，向他弟弟時而指著一棵背蔭那邊顯得非常黑暗、綴滿黃色托葉、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樹，時而指著像綠寶石一般閃爍著的、今年新生的幼樹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歡說、也不喜歡聽人講自然的美。言語在他看來好像損壞了他所見的事物之美。他附和著他哥哥說的話，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別的事情上去了。當他們駛出樹林的時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黃色，有的地方被踐踏和被犁溝割裂，有的地方點綴著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過了。一串大車從田間駛過。列文數著車輛，看到需要的一切東西都運出來了，覺得很高興。看見草場的時候，他的思想就轉移到割草的問題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總是感覺到特別激動。到了草場，列文勒住了馬。
朝露還殘留在繁密草叢的根株上，為了不把腳弄濕，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要求他弟弟驅車駛過草場，一直駛到可以釣到鱸魚的柳樹那里。康斯坦丁·列文雖然覺得把草壓壞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駛進了草場。長長的草柔軟地纏繞住車輪和馬蹄。把種籽粘在潮濕的車輻和車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叢下整理釣魚用具，列文把馬牽開去，拴起來，就走進風都吹不動的、遼闊的、灰綠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場里去了。結著成熟種子的、像絲樣柔軟的草在春季被水淹過的地方差不多長得齊腰深。
穿過草場，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見一個肩上掮著一只蜂箱，兩眼浮腫的老頭子。
“怎樣，捉到一窩離巢的蜜蜂嗎，福米奇？”他問。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們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這是第二次離巢了……虧得孩子們捉回來了。他們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馬，就騎上馬去追……”
“哦，你看怎樣，福米寄——就動手割草呢，還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們的習慣要等到聖彼得節哩。但是您總是割得早一點。哦，為什麼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極了。夠給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氣怎樣？”
“那可要聽天由命。也許會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什麼都沒有釣到，但是他並不覺得厭倦，而且似乎興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為同醫生的談話而興奮起來，很想要談談話了。相反地，列文卻只想盡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決他時時掛在心上的割草問題。
“哦，我們走吧，”他說。
“為什麼這樣急？我們再待一會吧。但是你怎麼濕得這樣啊！雖然什麼都沒有釣到，還是愉快得很。漁獵的好處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觸。這種鋼灰色的水多麼美麗呀！”他說。
“長滿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個謎來——你知道嗎？草對水說：‘我們顫動，我們顫動。’”
“我不知道這個謎，”列文懶懶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照那位醫生對我說的，縣里的事簡直糟到極點了；那醫生是個聰明人呢。我以前也對你說過，我現在還要對你說，不出席會議，完全不管縣議會的事，是不對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邊，當然一切都會弄得很糟糕。我們出的錢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沒有學校，沒有醫生，沒有接生婆，也沒有藥房——什麼都沒有。”
“哦，我試過，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願意地說，“但是我不能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是你怎麼會不能夠呢？我承認我不明白。我不承認你不關心或是沒有能力；難道完全是因為懶惰嗎？”
“通通不是。我試過，但是我看出來我什麼也不能夠做，”
列文說。
他不大注意哥哥說的話。望著河對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團黑的東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馬呢還是騎在馬上的管家。
“你為什麼什麼都不能做呢？你嘗試過，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見解你覺得失敗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麼這樣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說，被他哥哥的話刺傷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學里他們對我說別人懂得微積分，而我不懂，那才會產生雄心的問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這種事確有相當的才干，尤其要相信這種事確實很重要。”
“什麼！難道這種事不重要嗎？”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他感興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視，這可刺傷了他的心，尤其使他傷心的是他弟弟顯然幾乎沒有注意聽他的話。
“我不覺得重要，這件事引不起我的興趣，這有什麼辦法呢？”列文回答，認清了他看見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讓農民們離開了耕地。他們正在翻轉犁頭。“難道他們犁完了嗎？”他想。
“哦，不過你且聽一聽，”長兄說，他那漂亮聰明的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凡事總有個限度。要做個獨特的、真誠的人，憎惡虛偽，這都是很好的——這我全知道；但是實在，你說的話不是沒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壞。你是聲稱愛農民的，那麼你怎麼可以不看重他們的死活……”
“我從來沒有這樣聲稱過，”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著他們無依無靠地死去呢？無知的農婦餓死小孩，農民停滯在愚昧里，聽憑每個鄉村文書的擺布，而你有力量幫助他們，卻不去幫助，因為你覺得這不重要。”
這樣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叫他兩者之中必擇其一：或者你是這樣智力不發達，弄不明白你能夠做的事；或者是你不願為此犧牲你的安逸、你的虛榮，或別的什麼。
康斯坦丁·列文感覺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認自己對于公益事業缺乏熱心之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而這就羞辱了他，傷害了他的感情。
“兩者都有，”他決然地說。“我不覺得這是可能的……”
“什麼？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錢作為醫療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嗎？”
“不可能，我覺得……這地方周圍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積水，有暴風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給全區的醫療，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醫藥。”
“喂，對不起；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舉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但是學校總得有吧。”
“為什麼要有學校？”
“你是什麼意思？難道對于教育的效用也懷疑嗎？假使對你有用，對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絕境了，因此他激動起來，不覺說出了他不關心公共事業的主要原因。
“也許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為什麼要為設立醫療所和學校這些事操心呢？醫療所對于我永遠不會有用處，至于學校，我也決不會送我的兒女上學校去讀書，農民也不見得願意送他們的兒女上學校去，而且我還不十分相信應該送他們去讀書。”他說。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聽到這種出人意外的觀點一時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進攻計劃。
他沉默了一會兒，拉起一根釣竿，又拋進水里，而後帶著微笑轉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醫療所是需要的。我們自己就為了阿加菲婭·米哈伊洛夫娜請了當地的醫生來。”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輩子都不會直了。”
“那還難說……其次，會讀書寫字的農民像工人一樣對于你更有用，更有價值。”
“不，你隨便問誰吧，”康斯坦丁·列文斷然地說，“會讀書寫字的人做工人更壞得多。修路不會；修橋的時候就偷橋梁。”
“但問題不在這兒，”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皺著眉頭說。他不喜歡說話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歡辯論不斷地變換論據，引出新的不連貫的論點，使人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不過，你承不承認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認，”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識到他說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覺到假使他承認這點，那就會證明他剛才說的那些話都是信口開河。他還不知道會怎樣證明，但是他知道這准會在邏輯上向他證明的，他就等待著那個證明。
結果論證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預期的要簡單得多。
“假如你承認教育是福利，”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麼，作為一個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關懷這種事業，對這種事業寄予同情，而且渴望為這種事業努力。”
“但是我還是不承認這種事業是好的，”康斯坦丁說，微微地漲紅了臉。
“什麼！但是你剛才還說……”
“那就是說，我不承認這種事業是好的，也不承認能辦得到。”
“你沒有試驗過，又怎麼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樣，”列文說，雖然他完全沒有那樣假定，“假定是那樣，我還是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為這種事情操心。”
“怎麼這樣說？”
“不，我們既然在討論，就請你從哲學的觀點向我解釋一下吧，”列文說。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要扯到哲學上去，”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口吻在列文聽來好像是簡直不承認他弟弟有談論哲學的資格。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麼我告訴你吧，”他激昂地說。“我以為我們一切行動的動力終究是個人的利益。我作為一個貴族，在現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麼東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沒有改善，而且也不會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馬也可以載著我奔跑。我不需要醫生和醫療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決不求助于他，也決不會求助于他。學校對于我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害，就像我剛才對你說的。在我看來，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義務：每畝地繳納十八個戈比，坐車進城，和臭蟲同床而眠，聽各種胡言亂語、不堪入耳的話，而個人利益決不會誘使我去做這些事情。”
“對不起，”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含著微笑插嘴說，“個人利益並沒有誘使我們為農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們卻為這個努力過。”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說。“農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摻雜著個人利益。我們都渴望擺脫壓迫所有我們這些善良人的那種束縛。但是做市議員，討論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應當如何敷設下水道；做陪審官，審訊一個偷了一塊醃豬肉的農民，一連六個鍾頭聽辯護人和原告的各種胡言亂語，裁判長審問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認偷醃豬肉的事實嗎？’‘呃？’”
康斯坦丁·列文說得忘乎所以了，開始摹擬著裁判長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樣；在他看來這些話都說得很中肯。
但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聳了聳肩膀。
“哦，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說和就……和我個人利益有關的權利，我無論何時都會用全力保衛的；當他們搜查我們學生，警察檢查我們的信件的時候，我甘願竭盡全力來保衛這些權利，保衛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動的權利。兵役的義務，那是關系我的兒女、兄弟和我自己命運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關系的事情我都願意加以考慮；但是要我考慮怎樣分配縣議會的四萬盧布，或者要我審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來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語的水閘決了口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笑了。
“但是也許明天就要輪到你受審訊；難道在舊刑事裁判所受審訊更合你的口味嗎？”
“我不會受到審訊。我不謀殺人所以沒有那樣做的必要。哦，我告訴你吧，”他繼續說，又離題了。“我們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這類設施——正如三一節①我們插在地上的樺樹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長在歐洲的真正樺樹林一樣，但我可不能熱心給這些樺樹枝澆水，也不能相信這些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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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一節，耶穌複活節後的第八個星期日。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只聳聳肩，以此表示他很詫異，怎麼一下子又把樺樹枝扯進他們的辯論里來，雖然實際上他立刻聽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對不起，你也知道這樣辯論是不成的啊，”他批評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為他對公益事業缺少熱心的缺點辯護，這個缺點，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繼續說下去：“我想，”他說，“任何一種活動，如果不建立在個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這是普遍的真理，哲學的真理，”他說，用斷然的語調重複著哲學的這個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樣有談論哲學的資格。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學呢，”他想。
“哦，你還是不要談哲學吧，”他說。“自古以來哲學的主要問題就在于發現存在于個人和社會利益之間的不可缺少的聯系。但是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在于我不能不對你的比喻加以糾正。樺樹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種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須細心保護。只有認識到在他們的制度里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有意義的，並懂得如何重視這些東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樣的民族才真正配稱為有曆史意義的民族。”
這樣，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把話題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學史的范疇，一一指出他的見解的錯誤。
“至于你不喜歡公益事業，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那全是我們俄國人的懶惰和舊農奴主的習氣，我相信這在你不過是一時的錯誤，很快就會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覺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敗了，但同時他感覺得他想說的話他哥哥並沒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沒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沒有表達清楚他的意思呢，還是他哥哥不願或是不能夠了解他。但是他沒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駁，他開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無關的私事上去了。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收拾起最後的釣絲，解下了馬，他們就乘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