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魅力
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德國烏爾姆小城。
這一天，我們居住的地球上，有多少生命帶著茫然的神情降生？不知道。但曆史注定要把這一天變得無比神聖。倘若茫茫宇宙中果真有無數智慧的星球，並在某一天和地球上的人類溝通了文明的信息，他們也會為這一天脫帽致敬。
這一天的榮耀，就來自于一個名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嬰孩的第一聲啼哭。
遺憾的是，人類在經曆偉大瞬間時，又總生不出偉大的感覺。平凡、普通、沒有喧嘩、也無激動，愛因斯坦的降生日，最初只不過給他的父母帶來常人的歡樂。
愛因斯坦的雙親都是猶太人。早在公元１６世紀，愛因斯坦的猶太祖先便從不知名的地方游蕩到德國。不知什麼原因，他們突然放棄了猶太人四處遷徙的古老傳統，轉而鍾情德國大地的山川、河流與森林，開始了定居生活。到愛因斯坦父母這一代，除了些微宗教習慣外，他們實際上成為地道的德國人，說德語、愛德國，把德國視為自己的祖國，把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德國人。
愛因斯坦的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和母親波林·科克兩家人一直定居在德國烏爾姆城。１８７６年８月８日結婚後，兩人的小家先在慕斯特廣場，後移居到班霍夫街。１９４４年，行將滅亡的第三帝國在遭至滅頂之災時，也讓愛因斯坦的出生地做了殉葬品，盟軍的連續空襲使愛因斯坦父母的住所成為一片廢墟。
猶太人善于經商賺錢的傳統沒有在赫爾曼·愛因斯坦身上得到驕傲的體現，或是漫不經心，或是不善投機，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在生意場上表現平平，勉強維持著一家的生計。但他是一個精神上的樂天派，心靈平靜，誠實溫和，德意志民族追求崇高人格、自由精神的文化韻味讓他如癡如醉。赫爾曼·愛因斯坦本來極有數學天賦，中學時代就引人注目，可父母沒錢供他上大學，他不得不棄學經商。渴求知識、渴求精神充實的願望使他討厭帳本，每到晚上，他總和心愛的詩人席勒、海涅的作品作伴，還要在客廳里高聲誦讀。讀到精彩的地方，他會突然定住腳步，以誇張的動作摘下夾鼻眼鏡，臉上綻開無比純真的孩童般的笑容，一雙善良的眼睛盯著親愛的妻子，說：
“聽，聽呀，親愛的波林，這詩多美！”
愛因斯坦的母親像大多數猶太女性一樣，賢慧能干。她的家境優裕，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修養極高，愛文學，更愛音樂。共同的愛好使得愛因斯坦的父母間的關系非常融洽，他們不僅營造了一個充滿溫馨和諧的愛之屋，更為愛因斯坦的誕生和成長孕育出品味極高的文化氛圍。
愛因斯坦再偉大，也該感謝他的雙親。父親的數學天賦，母親的音樂天賦，恰到好處地合成出一個偉大的愛因斯坦。非凡的思維能力、豐富的想象能力，就是愛因斯坦繼承父母天賦的明證。
一個天才的童年，總會有些超乎尋常的故事。愛因斯坦剛出生時，後腦大得不同一般，而且頭骨呈棱角形，頭骨的這種異狀，後來永久性地成為愛因斯坦的特征。愛因斯坦的母親曾為頭胎兒子的異樣頭骨而受驚，愛因斯坦的祖母看到孫子，也低聲嘀咕：“太重了！太重了！”她不是說孫子的體重，而是孫子大而怪的頭形讓她不安，一個弱小的身軀，如何支撐得住這個碩大的腦袋？她們當然還不曾意識到：就是這個大而怪的頭腦，將滋生出多麼偉大的意識。
小愛因斯坦落地不久，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在烏爾姆的小本經營就遇到了麻煩。在其弟雅各布的建議下，他們決定遷居慕尼黑，合辦一家安裝煤氣和自來水管道的小企業。帶著對未來的憧憬，１８８０年，赫爾曼全家來到了慕尼黑，６月２１日在該地申報了戶口，１０月１１日，新企業開了張。最初一段時間，生意比較興隆。當時正值氣體白熾光年代，這些新技術產品似乎有廣闊的市場前景。赫爾曼·愛因斯坦兄弟兩人又拿出了幾乎全部的積蓄，加上波林父親的資助，開辦了一家電子技術工廠，制造發電機、電弧燈、測試儀表等電氣器材。這家企業在１８８５年５月６日正式注冊。從此，愛因斯坦的父親為經營這個企業奮斗了１０年，有過輝煌，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在１８９４年，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又一次不得不帶領全家去意大利尋求新的謀生之道。
在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的經曆中，慕尼黑的１４年，慘淡經營，充滿苦澀的味道；可對于小愛因斯坦，這卻是溫暖、安甯、幸福的１４年。從一個懵懵懂懂的嬰孩到一個初具知識、略顯個性的少年，乃至愛因斯坦之所以能在日後震驚世界，慕尼黑的時光總是值得回味的。
慕尼黑是德國第三大城市，巴伐利亞州首府。在上巴伐利亞，海拔約５１９米，南距阿爾卑斯山邊緣４８公里，伊薩爾河從市中心穿過。慕尼黑德語稱“明興”，意為“僧侶之鄉”。約公元７５０年建立隱修院，標志城市的發端。１２世紀下半葉僧侶獲准在當地運鹽商路與河流會合處建立市場，後建起橋梁要塞。選帝侯馬克西米連一世（１５９７～１６５１）統治時期，城市規模和財力擴大，興建了許多文藝複興式建築，風格多樣，景色迷人，曆來被認為是歐洲最美的城市之一。愛因斯坦的童年、少年時代，恰逢慕尼黑大發展時期，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開拓進取的人格意志，通過各種渠道，浸潤著小愛因斯坦的心田。
慕尼黑郊外，遍布清新的田野和幽靜的森林。愛因斯坦一家的住處，位于慕尼黑郊區的林德林地區，濃蔭蔽地，綠茵環抱。天性浪漫的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生意之余，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帶領全家郊游。小愛因斯坦似乎天生醉心于大自然，他常常瞪著兩只好奇的眼睛，緊閉雙唇，默默地跟著父母，默默地注視著眼前的自然景色。自然界的美與神秘，一次次沖撞著愛因斯坦的心扉。大自然的靜謐養成愛因斯坦獨自沉思的生活、研究方式，也給了他無窮的靈感、啟迪，給了他排除人世紛繁煩惱的慰藉。直到以後，愛因斯坦也總是尋求遠離繁華都市的鄉村作為居住地。在柏林，他覺得住在哈裴爾河河畔最舒適。此外，他最喜愛的是北海群島和德國的東海海岸，尤其是阿倫斯霍卜和黑敦海島。流亡之後，他住在美國普林斯頓，住房四周就是一座大花園，住房像綠色海洋中的一個孤島。人們常以為這是愛因斯坦生性孤癖、不善交際的表現，其實不然。就文化背景來分析，愛因斯坦父子對慕尼黑郊外純樸、自然的風景的神往與欣賞趣味，有著濃郁的時代感。
在愛因斯坦誕生前１００年，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已為愛因斯坦准備了優良的文化個性基質。毫不誇大地講，愛因斯坦日後無與倫比的創造性思維正源自于他對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感應和醒悟。就像德國古典的園林毫無創造性，只有拙劣的模仿一樣，沒有身處原始自然風光中的自由呼吸，人是很難讓個性自由伸張、讓思維迸發出創造火花的。
慕尼黑郊外的自然風光在愛因斯坦幼小的心靈中播撒下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種子，同時，也過早給他帶來一種與年齡不相稱的“孤獨”。但這種“孤獨”不是那種人生的痛苦感，而是一種有強烈人格意蘊的自由、創造品性。如此強調獨立的個性既催生出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中的創造性思維成果，又讓愛因斯坦的生活方式顯出許許多多常人眼中的怪癖。１９４６年，業已６７歲的愛因斯坦在《自述》中依然毫無顧忌地說：
“當我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而且，我不久就發現了這種追逐的殘酷，這在當年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偽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飾著的。每個人只是因為有個胃，就注定要參與這種追逐。而且，由于參與這種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滿足的；但是，一個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卻不能由此而得到滿足。”
這當然不是淺薄的自我標榜，甚至不是對芸芸眾生的精神開導，他只會永遠按自己的個性以及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去評判一切。所以，他並非因想鶴立雞群而顯得孤獨，而是他從來就無法理解，更無法去效法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群人在黑暗中摸索出路時，所有的人朝一個方向前進，而愛因斯坦獨自一人走向另一個方向，他堅信自己選擇的正確性。信念的堅定使得愛因斯坦從不懼怕孤獨的痛苦，他只想以自己的成功告訴人們：看，這才是正確的出路。
當然，童年時代的愛因斯坦還不可能向世人解釋自己個性的內涵。他獨來獨往，時常故意躲開小伙伴、同學，即使同親人在一起，他也只是一個沉默的聽眾。誰要是破壞了他獨處的心境，一向沉靜的他會突然爆發出激烈的情緒。愛因斯坦的妹妹後來回憶說：“每逢那樣的時刻，他會變得臉色蒼白，鼻尖發白，不能自制。”有幾次，愛因斯坦竟向比自己小２歲的妹妹扔東西，大發脾氣。愛因斯坦５歲時，父母為他請了一個家庭女教師。第一次上課時，愛因斯坦大概發現自己將失去自由的個人世界，又一次大發脾氣，向老師扔椅子以示抗議，愛因斯坦的父母只好結束這第一次還未開始的教育。不愛和人交往的小愛因斯坦偏喜愛那些需要耐心和堅韌的游戲，比如用薄薄的紙片搭房子，不成功絕不罷休。
對于童年的愛因斯坦來說，獨立的個性還只是一只“空筐”，它需要充實精神、文化的內涵。第一個裝進這只“空筐”的是什麼？是音樂。愛因斯坦３歲的時候，一天，母親波林坐在鋼琴旁，輕輕地撫弄琴鍵，優美動聽的旋律像潺潺溪水，從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覺得背後有人，她回頭一看，小愛因斯坦正歪著腦袋，全神貫注地傾聽美妙的樂聲。年輕的母親高興了，她說：“瞧你一本正經的，像個大教授！哎，親愛的，怎麼不說話呀？”愛因斯坦沒有回答，他只有３歲，還無法說清激起心靈感應的音樂到底是什麼，他那對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卻又分明閃爍著快樂的光輝。琴聲又響了，是貝多芬的奏鳴曲。小愛因斯坦邁著搖晃的步子，無聲地撲向一個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麗、和諧和崇高。
不愛說話的小愛因斯坦對音樂入迷了，６歲起練習拉小提琴。幾年後，愛因斯坦唯一的消遣就是音樂，在母親的伴同下，他很快就能演奏莫紮特和貝多芬的奏鳴曲了。
說起愛因斯坦與音樂的故事，人們都不會忘記一幅著名的漫畫：愛因斯坦的臉被畫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還有那個著名的物理學公式：E＝MC2。
音樂以它那溫柔而深邃的懷抱接納了愛因斯坦，讓他吸吮著人類文化最甘甜的乳汁，給他一個安甯的精神家園，也給了他日後作為一代物理學大師的超凡想象力。１９３１年，愛因斯坦在《論科學》一文中說：
“音樂和物理學領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標聯系著，這就是對表達未知的東西的企求。它們的反應是不同的，可是它們互相補充著。至于藝術上和科學上的創造，那麼，在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華的意見，認為擺脫日常生活的單調乏味，和在這個充滿著由我們創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尋找避難所的願望，才是它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這個世界可以由音樂的音符組成，也可以由數據的公式組成。我們試圖創造合理的世界圖像，使我們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一樣，並且可以獲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達到的安定。”
愛因斯坦不僅僅屬于科學，科學也並不是與藝術毫不相干。對于偉大的科學發現來說，抽象的邏輯思維倒總是驗證非凡想象力的工具。所以，愛因斯坦始終沒有成為數學公式的奴隸，“我相信直覺和靈感。……有時我感到是在正確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說明自己的信心。當１９１９年日蝕證明了我的推測時，我一點也不驚奇。要是這件事沒有發生，我倒會非常驚訝。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說，想象力是科學研究中的實在因素。”科學和藝術的互補性與統一性，使音樂成為愛因斯坦的“第二職業”。不管旅行到哪里，他總是身不離提琴，甚至參加柏林科學院的會議，也要隨身帶著琴盒，以便會後拜訪普朗克、玻爾時，能在一起拉拉彈彈。在緊張思索光量子假說或廣義相對論的日子里，愛因斯坦一旦遇到困難，思索陷入困頓時，他就會不由自主地放下筆，拿起琴弓。那優美、和諧、充滿想象力的旋律，會在無形中開啟他對物理學的思路，引導他在數學王國作自由、創造性的遐想。音樂往往催化出愛因斯坦的科學創見和思維火花。在音樂的自由流淌中，深奧的理論物理學有了美妙的旋律。
愛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還能彈一手好鋼琴。他與同時代的物理學家們有過許多理論上的爭吵，也有深厚的並肩戰斗的友誼。在他們的交往中，音樂常常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愛因斯坦和荷蘭萊頓大學物理學教授埃倫費斯特是終身摯友，但在相對論問題上，又總是爭論不休。從１９２０年起，愛因斯坦接受荷蘭的邀請，成了萊頓大學的特邀教授，每年都來幾個星期，住在埃倫費斯特家里，討論、爭論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埃倫費斯特思維敏捷，又心直口快，批評意見尖刻、毫不留情。這點恰好與愛因斯坦棋逢對手，唇槍舌劍之後，能統一觀點自是皆大歡喜。遇到無法統一的爭論，兩個好朋友會自動休戰。埃倫費斯特是位出色的鋼琴家，他喜歡替愛因斯坦伴奏。愛因斯坦則只要埃倫費斯特伴奏，那提琴演奏定是光彩四溢。有時，一支樂曲奏到一半愛因斯坦會突然停下，用弓敲擊琴弦，讓伴奏停止演奏。或許是一段優美的旋律觸動了靈感，爭論又開始了。爭著、爭著，愛因斯坦又會突然停下，徑直走到鋼琴邊，用雙手彈出三個清澈的和弦，並強有力地反複敲打這三個和弦。
熟悉這段典故的人都知道這三個和弦：
像是在敲“上帝”的大鐵門：“鏜！鏜！鏜！”
像是在向大自然發問：“怎—麼—辦？”
彈著彈著，“上帝，”之門打開了，沉默的大自然與這些虔誠的探索者接通了信息管道。兩個好朋友笑了，歡快悠揚的樂曲又響起來了。
在柏林科學院，愛因斯坦同普朗克一起演奏貝多芬的作品，也是人們廣為流傳的美談。彈鋼琴者是量子論創始人普朗克，演奏小提琴者，則是相對論創始人愛因斯坦。量子論和相對論共同構成了本世紀物理科學兩大支柱。在科學上，他們共同描繪了物理學的一幅優美和壯麗的圖景，在音樂藝術上，他們同樣能奏出扣人心弦的樂曲。在這兩位理論物理學大師的心目中，科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是相通的而且互補的，是精神世界最高最美的兩個側面。只有科學的美，沒有藝術的美，是殘缺的；只有藝術的美，沒有科學的美，同樣是殘缺的。
愛因斯坦畢生癡迷音樂，尤其癡迷西方古典音樂，酷愛巴赫、莫紮特、貝多芬的作品。有一次，有人問他對巴赫有何見解，愛因斯坦則回答說，關于巴赫的作品和生平，我們只有聆聽它、演奏它、敬他、愛他，而不要發什麼議論。的確，愛因斯坦的一生，對物理學之外的世界發表過很多議論，但他從不議論音樂，他僅僅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千百次地去感受，仿佛音樂是來自天國的福音。
應該得出的答案是，從童年就鍾情于音樂的愛因斯坦早就視音樂為靈魂的安息地，它就是和諧，就是完美。和諧、完美是真實的基礎，是人生的目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中的劃時代發現，竟建立在一個古亦有之的美學原則之上。
１９７９年２月，當代著名的物理學大師狄拉克在美國普林斯頓紀念愛因斯坦大會上發表了題為《我們為什麼信仰愛因斯坦理論》的長篇演說。狄拉克說：“愛因斯坦推崇這種思想：凡是在數學上是美的，在描述基本物理學方面就很可能是有價值的。這實在是比以前任何思想都要更加根本的思想。描述基本物理理論的數學方程中必須有美，我認為這首先應當歸功于愛因斯坦而不是別人。”在談到狹義相對論時，狄拉克說：“我們為什麼相信狹義相對論，理由是因為它顯出這些在數學上是美的洛倫茲變換之重要意義。對此當然沒有任何一般的哲學根據，而且我們也不能說它得到實驗的支持。”在談到廣義相對論時，狄拉克說：“自從愛因斯坦第一次提出廣義相對論以來，我們已經做了這麼多的觀測。每次觀察結果都確證了愛因斯坦理論，它一直是順利地通過了所有的檢驗。”
“我深信，這個理論的基礎比起我們僅僅從實驗數據所能得到的支持更要有力得多。真實的基礎來自這個理論偉大的美。這些基礎起源于這個事實，即愛因斯坦引進的新的空間思想是非常激動人心的，非常優美的，不論將來我們會面臨什麼情況，這些思想一定會永垂不朽。”狄拉克甚至說：“我認為，信仰這個理論的真正理由就在于這個理論本質上的美。這個美必定統治著物理學的整個未來。即使將來出現了與實驗不一致的地方，它也是破壞不了的。”
愛因斯坦把音樂與理論物理學視為美與真的化身，他對音樂的執著追求，對物理學的孜孜以求，既非娛樂消遣可解說，亦非一般的事業心可衡量，這兩者在于他已是精神生命的需要，也就是他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具體再現。他的獨立人格也由之具象化為音樂天地中的獨自品嘗，物理學領域中的孤軍奮戰。
愛因斯坦是幸運的，他在音樂和物理學中找到了自己的靈魂根基，他確信自己生活方式的理想性。所以，每當他的獨立人格與外在世界發生沖突時，他不是大聲疾呼，無畏地評判世人世心，就是無言地堅守自己的“孤獨”，從來沒有半點動搖。對此，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作出了強烈的表白：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是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于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里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于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系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科學巨人愛因斯坦，巨人品格的愛因斯坦，就這樣由巨人般的音樂品性孕育出來。
★ 科學之光
按愛因斯坦的心理氣質而言，如果他出生在文藝複興時期，曆史或許把他造就成為一個傑出的藝術家，但在１９世紀末的德國，一種以科學發明去探索未知世界的熱潮正在興起。各種科學發明以前所未有的聲、光、電、化迅速改變著人們的感官世界，各種技術上的新鮮玩意給新一代人帶來無窮的趣味，並吸引著他們興趣，激起他們的求知欲。
科學之光普照著大地，也照亮了小愛因斯坦成長的道路。愛因斯坦上學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來沉靜的孩子更像一只溫順的小貓，靜靜地蜷伏在家里，一動也不動。父親拿來一個小羅盤給兒子解悶。愛因斯坦的小手捧著羅盤，只見羅盤中間那根針在輕輕地抖動，指著北邊。他把盤子轉過去，那根針並不聽他的話，照舊指向北邊。愛因斯坦又把羅盤捧在胸前，扭轉身子，再猛扭過去，可那根針又回來了，還是指向北邊。不管他怎樣轉動身子，那根細細的紅色磁針就是頑強地指著北邊。小愛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臉的驚訝和困惑：是什麼東西使它總是指向北邊呢？這根針的四周什麼也沒有，是什麼力量推著它指向北邊呢？
愛因斯坦６７歲時仍然為童年時的“羅盤經曆”感慨萬千。
他在《自述》中說：
“當我還是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在父親給我看一個羅盤的時候，就經曆過這種驚奇。這只指南針以如此確定的方式行動，根本不符合那些在無意識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觸’有關的作用）。我現在還記得，至少相信我還記得，這種經驗給我一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麼東西深深地隱藏在事情後面。凡是人從小就看到的事情，不會引起這種反應；他對于物體下落，對于風和雨，對于月亮或者對于月亮會不會掉下來，對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區別等都不感到驚奇。”
顯然，人們經驗認為“空虛”的空間存在一種什麼東西，一種什麼力量，迫使著物體朝特定的方向運動。這件偶然小事雖微乎其微，並發生在愛因斯坦成為科學家之前很久的時間里，但這次奇特的經曆卻對他後來的科學思考與研究極為重要。後來，“場”的特性和空間問題是那樣強勁地吸引著這位物理學家。在廣義相對論中，愛因斯坦終于天才地解決了這些兒童時代就萌發出來的困惑。不過在當時，它們還只是以樸質的本來面貌顯現在他的眼前。
小小的羅盤，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規律行動的磁針，喚起了這位未來的科學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這種神聖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學的幼苗。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４日，愛因斯坦在７４歲生日宴會之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收到一份書面的問題單。單子上第一個問題就是：“據說你在５歲時由于一只指南針，１２歲時由于一本歐幾里得幾何學而受到決定性的影響。
這些東西對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過影響嗎？”
愛因斯坦的回答是：“我自己是這樣想的。我相信這些外界的影響對我的發展確是有重大影響的。”
愛因斯坦接下來的回答似乎更饒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內心所發生的事情。當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針時，它可能沒有類似的影響，對許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實上決定一個人的特殊反應的究竟是什麼呢？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可以設想各種或多或少能夠說得通的理論，但是決不會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確，一個兒童的一次偶然經曆和日後偉大的科學發現之間，大概怎麼推論，也難以找出讓人心服的必然性聯系。希特勒還是一個孩子時，大約總有舞刀弄槍的游戲活動，但由此推出他最終成為戰爭狂人的淵源關系，終究有些可笑。所以，盡管愛因斯坦兒童時代“羅盤經曆”中感受到的困惑與日後相對論的研究對象有共同性，但這種共同性畢竟有著性質上的差異：前者無非是一個孩子對自然現象的驚奇感；後者則是對宇宙規律的有意探索。倘若愛因斯坦沒有成為物理學大師，那小小的“羅盤經曆”也就失去任何意義，更不會為人們津津樂道。只是就小愛因斯坦的好奇心來說，他確是一個早熟的、聰慧的孩子。當同年齡的孩子們還在盲目認可一切可感知的對象時，愛因斯坦卻感受到一種無法看見的力量，我想，這很可能仍與音樂的無形魅力有關系。
真正促使愛因斯坦對超感官世界發生濃厚興趣的是數學。音樂已給了愛因斯坦一個和諧美麗的圖景，如今，數學又將給他證實這個圖景。二者結合起來，就為愛因斯坦的精神發展奠定下第一塊堅實的基石。對理想世界的情感依戀與理智認同便是愛因斯坦後來執著、自負、倔強性格的內涵。
愛因斯坦在《自述》中說：
“在１２歲時，我經曆了另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驚奇：這是在一個學年開始時，當我得到一本關于歐幾里得平面幾何的小書時所經曆的。這本書里有許多斷言，比如，三角形的三個高交于一點，它們本身雖然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證明，以至任何懷疑似乎都不可能。這種明晰性和可靠性給我造成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印象。至于不用證明就得承認公理，這件事並沒有使我不安。如果我能依據一些其有效性在我看來是無容置疑的命題來加以證明，那麼我就完全心滿意足了。比如，我記得，在這本神聖的幾何學小書到我手中以前，有位叔叔①曾經把畢達哥拉斯定理告訴了我。經過艱巨的努力以後，我根據三角形的相似性成功地‘證明了’這條定理；在這樣做的時候，我覺得，直角三角形各個邊的關系‘顯然’完全決定于它的一個銳角。在我看來，只有在類似方式中不是表現得很‘顯然’的東西，才需要證明。而且，幾何學研究的對象，同那些‘能被看到和摸到的’感官知覺的對象似乎是同一類型的東西。這種原始觀念的根源，自然是由于不知不覺存在著幾何概念同直接經驗對象的關系，這種原始觀念大概也就是康德提出那個著名的關于‘先驗綜合判斷’可能性問題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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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赫爾曼·愛因斯坦的弟弟雅各布·愛因斯坦。
這段頗長的自述是我們理解愛因斯坦科學思想形成發展的重要資料。一個１２歲的孩子，在不可思議的感受中迷上了數學，而且初次領略了一個古老又永恒的哲學命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一個直角三角形，兩條直角邊的平方相加等于斜邊的平方。這個平方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卻能證明。人的思維能證明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這是多麼奇妙！那麼量一量行不行呢？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小愛因斯坦當時是否作過這樣的設想。從上邊引證的自述來看，愛因斯坦直覺地感到：不行。一千次、一萬次量度不能代替一次證明，一次證明卻能代替一千次、一萬次量度。幾何學給愛因斯坦帶來的思維奇妙性，使他來不及按部就班，竟一口氣把《聖明幾何學小書》學到最後一頁。
在愛因斯坦步入自然科學領域的最初幾步，有兩個人是很重要的，雖然很難說他們兩人在思想上對愛因斯坦有什麼大的影響，但正是他們，把打開自然科學殿堂大門的第一把鑰匙遞給了愛因斯坦。這兩個人是愛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愛因斯坦和來自俄國的大學生塔爾梅。
雅各布·愛因斯坦是個很有事業心並且精力充沛的人，是一個工程師，也和赫爾曼·愛因斯坦一樣愛好數學，就是他動員赫爾曼·愛因斯坦一家移居慕尼黑。在工廠里，他管技術；在家里，他則是小愛因斯坦入學前的數學啟蒙者。愛因斯坦上學後，雅各布叔叔常常給小愛因斯坦出些數學題讓他解答。每當正確解答後，愛因斯坦就特別高興。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愛因斯坦從慕尼黑國民學校進入路易波爾德中學學習，一直讀到１５歲。這期間，來自俄國的大學生塔爾梅成為愛因斯坦家里的常客。塔爾梅每星期四到愛因斯坦家來吃晚飯，這是慕尼黑猶太人幫助外國來的窮苦猶太學生的慈善行動。塔爾梅是學醫的，但對各種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哲學均抱有興趣。他對小愛因斯坦的超常求知欲及能力很吃驚。那本讓愛因斯坦終身難忘的“神聖的幾何小書”便是塔爾梅送給愛因斯坦的。一開始，塔爾梅總是和愛因斯坦談論數學問題，越談就越引起愛因斯坦對數學的濃厚興趣。對學校枯燥教學方式厭倦的愛因斯坦干脆自學起微積分，他提出的數學問題常弄得中學數學老師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
盡管愛因斯坦的數學成績永遠第一，但老師並不喜歡他。
一次，一個老師公開對他說：“如果你不在我的班上，我會愉快得多。”愛因斯坦不解地回答：“我並沒有做什麼錯事呀！”老師回答說：“對，確是這樣。可你老在後排笑著，這就褻瀆了教師需要在班級中得到的尊敬感。”
愛因斯坦當然沒有任何過錯，他的老師的抱怨也可理解。愛因斯坦超常的數學能力確實讓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感到難堪和無法言說的心理壓力。
和這位教師不太大度的心理相反，塔爾梅雖不久後也不是愛因斯坦數學上的對手了，但他依然熱情地為愛因斯坦介紹當時流行的種種自然科學書籍和康德的哲學著作，特別是布赫納的《力和物質》、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給愛因斯坦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偉大的科學家們的生涯中，人們發現：他們往往在年幼時期由于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一部著作，從而對他們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愛因斯坦也不例外，他在《自述》中說：
“在１２—１６歲的時候，我熟悉了基礎數學，包括微積分原理。這時，我幸運地接觸到一些書，它們在邏輯嚴密性方面並不太嚴格，但是能夠簡單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總的說來，這個學習確實是令人神往的；它給我的印象之深並不亞于初等幾何，好幾次達到了頂點——解析幾何的基本思想，無窮級數，微分和積分概念。我還幸運地從一部卓越的通俗讀物中知道了整個自然科學領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這部著作①幾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敘述，這是一部我聚精會神地閱讀了的著作。當我１７歲那年作為學數學和物理學的學生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時，我已經學過一些理論物理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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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是一部有五、六卷的著作。
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為年輕的愛因斯坦展現出自然界的神奇和規律，童年時代由音樂孕育出來的和諧美景如今又與宇宙、自然的和諧圖景產生了諧振。相比之下，音樂的和諧只能感受，而宇宙、大自然的和諧卻可以通過人的思維去研究、把握，並用數學方式表現出來，這一種飽含人類思維結晶的和諧圖景，並不是簡單的感覺對象，而是高級的理性活動與宇宙、大自然的溝通，是人類精神的傑出代表與宇宙、大自然對話的成果。由此，愛因斯坦那超凡的獨立人格在理論物理學中獲得了深刻的文化內涵，他獻身于科學的遠大抱負也就從一開始便打上了理想人格的印記。不弄清這一點，我們就很難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在成為一代物理學大師的時候又同時成為文明社會楷模。
羅盤、幾何、微積分、自然規律，一步一個階梯，一步一個堅實的腳印，愛因斯坦揚起了科學遠征的船帆，和實驗物理學家不同，數學，始終是愛因斯坦的主要工具。
愛因斯坦于１９１５年完成的廣義相對論，正是數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相互有效結合的光輝范例。愛因斯坦所提出的物理問題，迫使某些數學方法必須加以完善。因而，促進了數學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物理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１９１５年年底，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中闡明了引力的幾何學理論，這是自然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理論成就之一。１９５５年，物理學家玻恩在一次報告中評價道：“對于廣義相對論的提出，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最偉大的成果，它把哲學的深奧、物理學的直觀和數學的技藝令人驚歎地結合在一起。”
由于廣義相對論的實驗基礎不夠廣泛，它主要建立在一種數學式的推理之上。所以，廣義相對論剛問世時，許多物理學家都視之為拼拼湊湊的數學游戲，不屑一顧。為了驗證廣義相對論的理論，愛因斯坦指出了三個可資驗證的“效應”，並用天文觀測手段，先後一一驗證了這三個效應。于是，數學物理學家推崇為內部和諧、結論正確的新引力理論從而也得到了驗證。
第一個效應是水星近日點附加的進動。離太陽最近的水星，每繞太陽公轉一周，它離太陽最近那一點的位置就有些改變，這就是所謂水星近日點的進動。這是法國天文學家勒維里埃很早發現的一種現象。經觀測，每１００年進動５６００秒，考慮金星對水星的吸引以及其他種種因素，可以解釋５５５７秒，余下的４３秒，卻無法解釋。人們說這是飄浮在牛頓的引力理論上空的一朵烏云。根據廣義相對論理論，愛因斯坦否定了半個世紀以來許多天文學家的假設，他們認為存在一顆名叫“火神星”的行星，它就是水星近日點余下４３秒進動的神秘原因。建立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上的如此方法，曾精確有效地找到海王星，這次卻怎麼也不找不到“火神星”。愛因斯坦的解釋是根本不存在什麼“火神星”，只是因為太陽的存在引起了空間結構的改變，也因為牛頓的引力理論不夠精確，用到水星軌道的計算上發生了誤差，這才引起了一場漫長的誤會。愛因斯坦在全新解釋的基礎上，以富于創造性的引力場方程，精確算出了水星軌道的正確數值，並且與觀測到的數值完全一致，這個效應驗證成為愛因斯坦學說的一根牢固的支柱，新的引力理論誕生了，視廣義相對論為數學游戲的攻擊開始退縮了。
檢驗相對性引力學說的第二個效應，是太陽引力場中的光線的彎曲。恒星發出的光線在太陽近旁掠過時稍有彎曲。這是一種日全蝕時通過照像剛剛能觀測到的效應。早在１９１１年，愛因斯坦就在理論上預言這一現象，當時算出的偏轉角只有１．７秒的一半０．８３秒。柏林的天文學家弗勞因德利希決定驗證愛因斯坦的預言。１９１４年８月，在俄國的克里米亞半島有日全蝕。不巧，弗勞因德利希率領的觀測隊剛到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他們被抓起來，直到交換戰俘時才被遣送回德國。這個戲劇性的事故使愛因斯坦有了修正計算錯誤的時間和機遇。１９１５年年底，愛因斯坦重新算出了光線偏轉角為１．７秒（弧度）。大戰結束後不久，英國的日全蝕觀測隊證實了愛因斯坦計算出的理論值。
驗證引力新理論的第三個效應，是相對論紅移。也就是：鄰近星體發出的光譜線與地球上相應方式（由同類分子）產生的光譜線相比，譜線移向紅端，亦即向長波端移動。其原因在于，強引力作用使得發射出的光的振動頻率減少了，波長就相應地增大。天文學家在天狼星伴星中，首先驗證了相對論紅移。天狼星伴星與白矮星相似，是一顆密度很大的星體。觀測值大凡都與愛因斯坦的計算值相靠近。在同一時期內，有人還通過地球引力場中的穆斯鮑爾效應，驗證了r量子頻率改變這一相對性紅移。觀測值與理論值完全一致。
幾何、數學，曾經是愛因斯坦走進科學殿堂的敲門磚，如今，在建立新的物理學大廈的艱難過程中，愛因斯坦在實驗手段遠遠落後于自己物理學思想的情況下，就更加鍾愛數學了。１９１５年，在一封信中，他說，“目前，我只是全心撲在引力問題上，我現在相信，依靠這里的一位友好的數學家的幫助，我將制服這些困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我整個一生中，我工作得都遠不夠努力，我已變得非常尊重數學，在此以前，我簡單的頭腦把數學中精妙的部分當作純粹的奢侈，與這個問題相比，最初的相對論只是兒戲而已。”
愛因斯坦對數學的“尊重”和熱情包含著無盡的啟示。愛因斯坦在音樂中體悟到的和諧，在自然、宇宙中發現的和諧，又和數學中的和諧融為一個完滿的整體。在廣義相對論研究階段，他已在很大程度上把理論物理學數學化。１９３０年，在《物理學中的空間、以太和場的問題》一文中，愛因斯坦對此作了詳細的說明：“相對論是說明理論科學在現代發展的基本特征的一個良好的例子。初始的假說變得愈來愈抽象，離經驗愈來愈遠。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學的偉大目標，即要從盡可能少的假說或者公理出發，通過邏輯的演繹，概括盡可能多的經驗事實，同時，從公理引向經驗事實或者可證實的結論的思路也就愈來愈長，愈來愈微妙。理論科學家在他探索理論時，就不得不愈來愈聽從純粹數學的、形式的考慮，因為實驗家的物理經驗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領域中去。適用于科學幼年時代的以歸納為主的方法，正在讓位給探索性的演繹法。這樣一種理論結構，在它能導出那些可以同經驗作比較的結論之前，需要加以非常徹底的精心推敲。在這里，所觀察到的事實無疑地也還是最高的裁決者；但是，公理同它們的可證實的結論被一條很寬的鴻溝分隔開來，在沒有通過極其辛勤時艱巨的思考把這兩者連接起來以前，它不能作出裁決。理論家在著手這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時，應當清醒地意識到，他的努力也許只會使他的理論注定要受到致命的打擊。對于承擔這種勞動的理論家，不應當吹毛求疵地說他是‘異想天開’；相反，應當允許他有權去自由發揮他的幻想，因為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達到目的。他的幻想並不是無聊的白日做夢，而是為求得邏輯上最簡單的可能性及其結論的探索。為了使聽眾或讀者更願來注意地聽取下面一連串的想法，就需要作這樣的懇求；就是這條思路，它把我們從狹義相對論引導到廣義相對論，從而再引導到它最近的一個分支，即統一場論。”
反對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們稱此為：理論家的天堂，實驗家的地獄。這種怨言雖然道出了驗證廣義相對論的實驗難做的實情，但它實在不懂得數學的美妙之處。數學家、哲學家羅素有一段精妙的論述，倒是揭示出愛因斯坦“尊重”數學的原由。羅素說：
“數學，如果正確地看它，則具有……至高無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種冷而嚴肅的美，這種美不是投合我們天性的微弱的方面，這種美沒有繪畫或音樂的那些華麗的裝飾，它可以純淨到崇高的地步，能夠達到嚴格的只有最偉大的藝術才能顯示的那種完美的境地。一種真實的喜悅的精神，一種精神上的亢奮，一種覺得高于人的意識——這些是至善至美的標准，能夠在詩里得到，也能夠在數學里得到。”顯然，深信宇宙和諧的愛因斯坦以簡明和諧的數學形式推論新的引力理論實在是具有一種美學上的內在必然性。１９８３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昌德拉塞卡說得更清楚：愛因斯坦是“通過定性討論一個與對于數學的優美和簡單的切實感相結合的物理世界，得到了他的場方程。”
事實正是這樣。從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２年，當愛因斯坦在蘇黎世和布拉格講授理論物理學時，他就不斷思考如何為新的引力理論尋找一種合適的數學語言。這時，數學家明可夫斯基關于狹義相對論形式基礎的分析對愛因斯坦有很大啟發。當然，最關鍵的一步又是他的好朋友，數學家格羅斯曼幫助解決的。愛因斯坦後來回憶道：“我頭腦中帶著這個問題于１９１２年去尋找我的老同學馬爾塞耳·格羅斯曼，那時他是蘇黎世工業大學的數學教授。這立即引起他的興趣，雖然作為一個純數學家他對物理學抱有一些懷疑的態度。他查閱了文獻並且很快發現，上面所提的數學問題早已由黎曼、里奇和勒維契——維塔解決了。全部發展是同高斯的曲面理論有關的，在這理論中第一次系統地使用了廣義坐標系。在格羅斯曼的熱情支持下，愛因斯坦把黎曼張量運算引入了物理學，把平直空間的張量運算推廣到彎曲的黎曼空間，建立了引力的度規場理論。１９１３年，他們在德國《數學與物理學期刊》上共同發表了《廣義相對論和引力綱要》，在肯定時空度規依賴于引力場的前提下，找到了一個引力場方程。從美學上看，這個方程有著和諧、簡單的美學內涵，但還缺少對稱之美——不滿足廣義協變性要求。又經過一年多的探索，愛因斯坦終于找到了滿足廣義協變要求的場方程，新方程終于達到對稱美的標准。
我們可以用美國數學家、數學史家、數學教育家M·克萊因的話結束這一小節：
“數學的另外一個基本作用（的確，這一點在現代特別突出），那就是提供自然現象的合理結構。數學的概念、方法和結論是物理學的基礎。這些學科的成就大小取決于它們與數學結合的程度。數學已經給互不關聯的事實的干枯骨架注入了生命，使其成了有聯系的有機體，並且還將一系列彼此脫節的觀察研究納入科學的實體之中。”
★ 神秘的和諧
慕尼黑是個宗教氣氛很濃厚的城市，城內有許多教堂。學校也多由教會舉辦。當時，居住在慕尼黑里的猶太人都把子女送到猶太學校，可居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愛因斯坦距離猶太學校太遠，加之學費又貴，于是，他進了一家離家近的天主教會辦的小學。
愛因斯坦的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天生一個自由主義者，完全沒有猶太民族虔誠的宗教感情，雖然他也得遵守猶太教規，但骨子里則以為信教不信教，信猶太教或信天主教都無所謂。
兒童的心靈太脆弱，很容易受到宗教情感的浸潤。上小學後，教義課上講的那些聖經故事、教堂里的那種莊嚴氣氛、蕩漾在空中的教堂鍾聲、唱詩班的深沉的歌聲、喃喃的祈禱聲，這一切在愛因斯坦的心里產生出一種神秘而又崇高的感情。加之音樂與宗教的天然聯系，剛剛被音樂吸引住的小愛因斯坦竟同時為宗教所吸引。愛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回憶道：“盡管我是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猶太人）雙親的兒子，我還是深深地信仰宗教。”
巴伐利亞的法律規定，所有學齡兒童都必須接受宗教教育。愛因斯坦所在的學校只提供天主教教義，在家里，他又接受一位遠親講解的猶太就教義。１２歲之前，愛因斯坦有著熱烈的宗教情緒，一絲不苟地遵從教義訓示。他信基督教的耶穌，也信猶太教的耶和華。他對父母不守教規、不作禱告、吃豬肉非常反感，還親自譜寫了幾首尊崇上帝的歌，每天上學的路上都熱情地獨自哼著這些歌。
小愛因斯坦心靈中的宗教情感過于單純、純潔。可他在學校是天主教徒，在家又是猶太教徒，兩種宗教的曆史沖突不可避免地傷害了小愛因斯坦。
一天，學校里的教義老師帶著一只大釘子來到班上，他開始講：
“猶太人自稱是上帝的選民，可是他們用這樣大的釘子，把上帝的兒子，我們的救世主釘在十字架上。”
教義老師舉起那只大釘子，聲音顫抖起來：
“我們的主耶穌，手和腳釘在十字架上，淌著鮮血。可是，猶太人還恥笑他說：‘如果你是上帝的兒子，你就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的主耶穌，痛苦地垂下頭，鮮血一滴一滴往下流……”
小愛因斯坦迷惑了。既然都是上帝的兒子，為什麼要相互殘殺？相互憎恨？
“肮髒的猶太人，豬！”街上反猶太人的惡毒咒罵聲，又在耳邊響起來了。讓人相互尊重、相互友愛的宗教卻讓人相互咒罵、相互殘殺，太難解了。小愛因斯坦要的是一個和諧、善良、光照一切的上帝，討厭一切教派間的爭吵、攻擊和謾罵。也許從這一刻起，愛因斯坦就獲得了獨特的宗教觀。就像５０歲時，愛因斯坦就宗教問題說：
“至于宗教派別的傳統，我只能從曆史上和心理學上來考查；它們對于我再沒有別的意義。”
１２歲時，愛因斯坦接觸《力和物質》以及《自然科學通俗讀本》兩本書後，一下就拋棄了世俗的宗教觀，他不再信仰《聖經》里的上帝，也不信來世的天堂，也不再以虔誠的祈禱去鋪平通向天堂的道路。步入科學殿堂的愛因斯坦以純潔的宗教感情迷戀起新的“上帝”——和諧的宇宙、自然規律。
在《自述》中，愛因斯坦有一段很長的回憶，清晰地講出他宗教信仰的變化過程。他說：
“這種信仰在我１２歲那年就突然中止了。由于讀了通俗的科學書籍，我很快就相信，《聖經》里的故事有許多不可能是真實的。其結果就是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並且交織著這樣一種印象：國家是故意用謊言來欺騙年青人的；這是一種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這種經驗引起我對所有權威的懷疑，對任何社會環境里都會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種懷疑態度，這種態度再也沒有離開過我，即使在後來，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關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銳性時也是如此。
我很清楚，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就這樣失去了，這是使我自己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從那種被願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第一個嘗試。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們的觀察和思維所能及的。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許多我所尊敬和欽佩的人，在專心從事這項事業中，找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甯。在向我們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圍內，從思想上掌握這個在個人以外的世界，總是作為一個最高目標而有意無意地浮現在我的心目中。有類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們已經達到的真知灼見，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這個天堂的道路，並不像通向天堂的道路那樣舒坦和誘人；但是，它已證明是可以信賴的，而且我從來也沒有為選擇了這條道路而後悔過。”
愛因斯坦以科學家的眼光向世俗宗教提出了疑問和批判，又以科學家的邏輯講述著新的“上帝”的故事。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４日，紐約猶太教堂牧師哥耳德斯坦從紐約發出一份海底電報到柏林，問愛因斯坦：“您信仰上帝嗎？回電費已付。請至多用五十個字回答。”愛因斯坦在接到電報的當天，就發了回電：“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這里所說的“那個同人類命運和行動有牽累的上帝”，當然是指教會所推崇的、被千萬虔誠教徒所禮拜的那個“世俗”的上帝，但什麼又是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呢？
斯賓諾莎是十七世紀著名的荷蘭籍猶太哲學家。２３歲時，由于堅持泛神論被教會放逐，長期蟄居鄉間，靠磨光學玻璃片糊口，終生過著極其淡泊、孤寂的生活。斯賓諾莎把近代西方泛神論發展到了完美的階段。他認為，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上帝並不是站在自然秩序以外作為第一推動者的形而上學或准科學的假設。上帝就是自然秩序。”他還認為，如果我們把“上帝”與他所創造的“自然”區別開來，那麼上帝就不可能是無限的和全能的，因為在“上帝”之外還存在某物，而此物具有上帝所不具有的屬性，因此，這就必然限制了上帝的能力和完善性。這樣的上帝他認為是難以想象的。按照馬克思的解釋，斯賓諾莎的上帝就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說“斯賓諾莎是現代無神論者和唯物者的摩西”。愛因斯坦把斯賓諾莎的“對神的理智的愛”，即求得對自然界和諧的理解，奉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標。他明白地指出：“我的見解接近于斯賓諾莎的見解：‘贊美秩序與和諧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邏輯簡單性’，這種秩序與和諧我們能謙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領會。”“同深摯的感情結合在一起的對經驗世界中所顯示出來的高超的理性和堅定信仰，這就是我的上帝的概念。”
愛因斯坦的助手霍夫曼在一篇回憶愛因斯坦的文章中寫道：“每當他判斷一個科學理論，他自己的或是別人的，他都會問自己，如果他是上帝的話，是否會像那樣地創造世界。這個差別乍看起來似乎很接近于神秘主義，而不接近于一般的科學思想，可是它表明愛因斯坦信仰宇宙中有一種最終的簡單性和美。只有一個在宗教上和藝術上具有一種深摯信念的人，他相信美，等待去發現，才會構造出這樣的理論……。”
愛因斯坦既要拋棄那全知全能的上帝，又無比眷念純潔、深摯的宗教感情。科學理智與宗教情感的奇特混合，是愛因斯坦人格精神的奇妙外觀，也是他打破舊物理學大廈的動機之一。所以，在愛因斯坦成為一代物理學大師之後，科學與宗教仍是他不斷提及的話題。
１９１８年４月，柏林物理學會為麥克斯·普朗克舉行了６０歲生日慶祝會。在慶祝會上，愛因斯坦以“探索的動機”為題發表了講話。他認為真正的科學家都是一些“相當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獨的人”，他們為什麼會步入科學殿堂呢？了解愛因斯坦童年時代性格怪癖、沉默和突然一下子癡迷科學的人不得不想到，這個設問正是絕好的自我解剖。愛因斯坦說：
“首先我同意叔本華所說的，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複無常的欲望的桎梏。一個修養有素的人總是渴望逃避個人生活而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這種願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囂擁擠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在那里，透過清寂而純潔的空氣，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為永恒而設計的甯靜景色。
除了這種消極的動機以外，還有一種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象；于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①來代替經驗的世界，並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辯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體系及其構成作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點，以便由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范圍里所不能找到的甯靜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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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osmos，原意是宇宙，愛因斯坦以此詞指廣包一切，秩序井然的整個體系。
從這些話可以清楚地看出，超越現實、超越感官世界，是愛因斯坦所歸納的科學探索的動機，也是愛因斯坦人生道路的寫照。這種動機骨子里依然包含著宗教感情。愛因斯坦並不諱言這一點，他說：
“促使人們去做這種工作的精神狀態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談戀愛的人的精神狀態相類似的；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確實如此，渴望心靈的解脫，“渴望看到這種先定的和諧，是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一個１２歲的孩子，一步一步登上物理學的高峰，靠的是什麼？就是那團永不熄滅的聖火，那股殉道的激情。遠古時代人們在愚昧中塑造出的上帝在理智躍進的光輝中注定要消隱了，但人們渴望和諧的理想和激情卻是永恒的。在寫于１９３０年的《宗教與科學》中，愛因斯坦仍在如此說：“人類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關系到要滿足迫切的需要和減輕苦痛。如果人們想要了解精神活動和它的發展，就要經常記住這一點。感情和願望是人類一切努力和創造背後的動力，不管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努力和創造外表上多麼高超。”“我認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現出熱忱獻身——要是沒有這種熱忱，就不能在理論科學的開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會理解這樣一種感情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才能作出那種確實是遠離直接現實生活的工作。”
科學是獻身者的事業，科學的理性需要堅韌的情感去支撐。愛因斯坦對宗教的解說，與他那超凡脫俗的人格一樣，充滿智慧，其關注的對象沒有絲毫荒唐無聊的瑣碎欲望，所以他才說“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但是這種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樣”。科學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對自然規律的和諧所感到的狂喜的驚奇，因為這種和諧顯示出這樣一種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類一切有系統的思想和行動都只是它的一種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夠從自私欲望的束縛中擺脫出來，這種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原則。這樣的感情同那種使自古以來一切宗教天才著迷的感情無疑非常相像的。”
《聖經》中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亞伯蘭照看著羊群，夜晚常同牧人一起圍坐在篝火旁。夜很涼；甯靜的夜，發人幽思，導人遐想。亞伯蘭幾小時幾小時地觀察星辰，研究星星運行的路線，更加深刻地領悟到了世界的廣袤無垠和它的宏偉、美麗與和諧。他心中感到惶悚不安：因為他對月亮神的信念愈來愈動搖了。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有了個想法，認為只有全宇宙——太陽、月亮和星星的創造者，才是唯一的神。這神威力無窮，無所不在，但又無形無影。亞伯蘭並不隱瞞他的新信仰，他公開宣講教義了。
愛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不正來于此嗎？亞伯蘭凝神仰望的星空宇宙，在慕尼黑的郊外，同樣激起愛因斯坦類似亞伯蘭的感受。不同的是：亞伯蘭發現了一個統治整個宇宙的“神”，愛因斯坦發現的則是宏偉、美麗與和諧的自然規律。他們也有相同之處，即對宇宙宏偉、美麗與和諧的驚愕、敬畏。
新弗洛伊德主義代表人物弗洛姆在《精神分析與宗教》一書的第三章《宗教經驗若干類型的分析》中，把人類的宗教感看成是對一種強有力的權威的皈依，人通過這種皈依和依附，才能免遭孤獨感的折磨，從有涯到無涯，從有限到無限。在弗洛姆看來，上帝是人的較高自身的表象，“上帝不是統治人的力量的象征，而是人自身力量的象征。”真正宗教的神秘基礎不是恐懼和頂禮膜拜的迷信，而是愛，是人自身力量的表述。
正因為如此，西方許多著名自然科學家對宇宙結構的對稱性、美和秩序，才覺得那麼親切，又令人仰視。像愛因斯坦一樣，這種科學家們共有的宇宙宗教感，就是人對絕對的追求和心向往之；就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同宇宙永恒的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企圖；同時也是人對宇宙秩序井然表示一種無限的敬畏和贊歎，以及人對其自身理性力量的表述和信賴。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可以開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開普勒、牛頓、萊布尼茨、康托爾、法拉第、薩巴第、盧瑟福、康普頓、玻恩、泡利、海森伯等等。這些泛神論者在科學的立場上，在各自的科學研究中，都像愛因斯坦一樣，把上帝、自然已融合為一個統一的偉大觀念，即上帝——自然（Gott－Natur）。科學家們並沒有向遠古神秘的宗教繳械投降，相反，他們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誠與獻身精神，用理性的語言揭開了人類萬世景仰的自然奧秘。當人依靠理性發現並欣賞到宇宙的完美，宗教千百年來的內在企盼就與近代以來的科學睿智並肩而立。
我們曾幼稚地誤解過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包括誤解愛因斯坦。
今天，我們還會誤解嗎？
讓我們再次聽聽兩位理論物理學大師的發自內心的自白：
普朗克說：“在追問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攝世界的偉力的存在和本質的時候，宗教同自然科學便相會在一起了。它們各自給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較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不僅不矛盾，而且還是協調一致的；首先，雙方都承認有一種獨立于人而存在的、理性的世界秩序，其次，雙方都承認這種世界秩序的本質永遠也不能被直接認識，而只能被間接認識，或者說只能被臆測到。為此，宗教需要用上它那獨特的象征，精確自然科學則用的是以感覺為基礎的測量。所以，任何東西也不能阻止我們（同時我們對一個統一的世界觀的求知沖動也促使我們）把這兩種無處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測的偉力等同起來，這兩種力就是自然科學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
愛因斯坦說：“這里提出的對宗教的解釋，意味著科學對宗教態度的一種依存關系，在我們這個物欲主義占優勢的年代，這種關系真是太容易被忽視了。固然科學的結果是同宗教的或者道德的考慮完全無關的，但是那些我們認為在科學上有偉大創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著真正的宗教的信念，他們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並且是能夠使追求知識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這種信念不是一種有強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尋求知識的人未曾受過斯賓諾莎的對神的理智的愛的激勵，那麼他們就很難會有那種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而只有這種精神才能使人達到他的最高的成就。”
宗教，曾是科學的敵人，它無情迫害過哥白尼和布魯諾。如今，科學卻從宗教的愚昧中看到一種潛藏的價值。從宗教情感到科學理智，再到兩者的融合，這是愛因斯坦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是理論物理學的發展引申出來的一個新課題。
愛因斯坦為之探索了一生，他的後繼者們，也還得繼續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