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讀者很是奇怪，問我放著那麼多叱詫風云的大人物不去寫，為什麼偏偏要把李秀成這名叛徒作為小說的主角呢？
不，我本人從未曾視李秀成為可恥的叛徒，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的這個史學觀點深受一個人的影響，那就是已故中國著名曆史學家羅爾綱先生。羅先生前後經曆近５０年時間，皓首窮經，對《李秀成自述》作了全面的考釋、譯注。他的一生幾乎都在替李秀成鳴冤叫屈，著書立說為李翻案，甚至因此而受到政治運動沖擊而無怨無悔。
有榜樣如此，我為何不能用自己的一杆禿筆狀寫這個偉大的“叛徒”？
就是這個叛徒，站在木籠里寫下了那份迷一樣的“投降書”；
就是這個叛徒，被俘後把審訊他的過程當作另外一個特殊戰場與敵周旋；
就是這個叛徒，被清軍割了3000多刀凌遲就義，死前還在從容微笑……
我不願再多饒舌了，看了英國人柯文南（C．A．Curwen）所作的，有關李秀成是否在《自供狀》中向朝廷乞憐投降的文章，相信大家自有公論——
……另一個目的是比較引起爭論的：就是為“乞活”而寫的可能性。據我知道李秀成在被俘後從來沒有直接地“乞命”，只曾在《自述》中勸“老中堂……奉請……肯赦此(兩)粵之人，甚為美甚”。
“乞活”說首先是根據趙烈文日記，見了李秀成之後所記“言次有乞活之意”。
曾國藩在安慶出版的《李秀成供》刻本批記中也寫道李秀成“宛轉求生”。李秀成和曾國藩談話時是否曾要求“赦命”，我們當然無法知道，但我看來曾國藩的話不見得可靠。因為他很可能認為“李酋”“宛轉求生”正是清廷所歡喜的消
息。趙烈文的話也不能完全相信。因為據《能靜居士日記》，趙問：“汝今計安出？曰：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遣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瞑目無憾。”──此語看不出什麼乞活之意。
但比較有力的證據是：(一)《自述》中說“先忠于秦亦丈夫信義，楚肯容人，亦而死報”(但其含意不能說完全不模糊)；(二)李秀成所提出的“招降十要”只有他自己生存才能實行，而且，如果成功亦有“以功赦命”的可能性，而李秀成可能象韋志俊“得回家之樂”。但李秀成當然知道韋志俊“得回家之樂”是因為他用兵力幫助敵人鎮壓革命，而沒有理由說李秀成願意如此做。何況曾國藩並不是象“勝小孩兒”那樣無用，他知道招降“賊目”的危險性，尤其招降李秀成那樣威風的人。
再者，太平天國幾乎完全被鎮壓下去，再沒有招降“賊目”的必要，尤其是已被俘的“賊目”。我想李秀成一定知道“赦命”的可能性的確不大。另外，我們可以從英國政府翻譯官阿拉巴斯德紀錄訪問李秀成在監獄里的情況，看出他當時的情緒：
“我不願打擾他便靜靜地進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轉頭，遂站起來，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賀。這時我不得不說幾句，故只問他是否對我有什麼要求。他回答說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說此話好象幾乎以快樂的聲調，使我無意之中同情他。”（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412,1864）
李秀成對趙烈文的“死耳”和對曾國荃野蠻行為的態度，都表明他對自己的生存並沒有什麼幻想。在《自述》末段也寫道“死而足願、歡樂歸陰”，而根據趙烈文記載他在刑場“複作絕命詞十句……遂就誅”。當然，這些記載不能做鐵的證明，但我總認為，忠王在世最後幾天所寫並不是以“乞命”為動機。
……
英人文章我做了節選，以後將陸續在論史時予以引用。
在此做兩個關于本書或李秀成的補充：
一，拙作封面那幅圖取自民國初年的一本演繹小說的插圖，畫面上緊挨天王洪秀全站立的人便是李秀成。此外還有一張他騎馬殺敵的圖，日後我換封面時再給大家看。
二，廣西古籍出版社曾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出版了一部李秀成自述原本線裝影印件，網上有賣的，要價近千元一本，我猶豫半天還是嫌太貴所以沒買，現在想想頗後悔。
英雄的遺作，不該用金錢來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