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弟弟道理上明白，但實際行動起來，總是差強人意。如國潢懶散，國荃浮躁，國華受不得挫折，國葆缺乏自制。對此，曾國藩諄諄教導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專心致志”。他說：“苟能奮發自立，則家塾可以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奮發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靜之場、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說：“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日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庹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起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
曾國藩關心弟弟們的學業，擇學擇師均一一參與意見，支持弟弟們赴省城讀書，並負擔他們的學費。曾國藩在信中對父親說：“四弟欲偕季弟從汪覺庵師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脩銀，男于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啟其見識而堅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于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
幾個弟弟都曾到京城曾國藩身邊讀書。曾國藩除身體力行，教弟讀書外，又為他們捐監，創造科考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希望諸弟通過讀書，明曉事理，修身齊家。他常與諸弟說：“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勤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要求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看不透這層道理，即便金榜題名高官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這其中，除了善勸，少不得嚴責。曾國藩嚴格要求諸弟講孝悌、習勤苦、守樸拙、戒驕奢。他說：“至于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國藩對諸弟既嚴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愛弟之情時時溢于言表。他曾說：
“我生平于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
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為第一。……
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
曾國藩鼓勵並重視諸弟對自己的批評，多次說：“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做官，則遂敢于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為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