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治軍
太平天國對大多數清代官員來說，無疑是場巨大的災難。但對曾國藩而言，或許是件幸事。戰亂成為曾國藩政治生涯的轉折點。通過“赤地立軍”，曾國藩實現了安邦濟民，為國藩籬的宏圖大志。
太平天國對大多數清代官員來說，無疑是場巨大的災難。但對曾國藩而言，或許是件幸事。戰亂成為曾國藩政治生涯的轉折點。通過“赤地立軍”，曾國藩實現了安邦濟民，為國藩籬的宏圖大志。
開軍閥之先例
曾國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說是扶搖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從寒門進士一躍成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官居二品。這種情形至咸豐時期則迥然不同。
咸豐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狀已隨處可見。為振興朝綱，咸豐帝曉喻群臣：“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針對當時官場的不良風氣，上奏云：
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國藩又遞一折，直陳皇帝“三大缺失”：
奏為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
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皇上陳之。
臣每于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則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于艱難者。
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則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
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也，尤不可以不防。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濾，實類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不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曾國藩本想藉新帝氣象，效仿乾隆名臣孫嘉淦冒死直諫，實現其郁積多年的政治抱負。曾國藩在遞上奏折後，曾經坦言：“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然咸豐帝終究不如祖父乾隆，他與孫輩的光緒帝並稱清代兩大“苦命天子”，除時代因緣外，個人實逃不脫關系。他收到曾國藩折子後做的首要之事卻是為自己辯解：
曾國藩條陳一折，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在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即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求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查辦外，余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
君臣之間的誠諫虛應奠定此後二人恩怨的主旋律，曾國藩每每以“血誠”之心換得咸豐帝的冷眼相對。曾氏經常提及的“艱難困頓”很大程度來自咸豐帝對他的猜忌與疑慮。究其主要原因，當是曾國藩創設湘軍。
咸豐二年後期，全國反了一大片。洪秀全于前一年發動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勢連戰連捷，將戰火蔓延到曾國藩的家鄉湖南。咸豐二年八月，太平軍全力攻打省會長沙。長沙一時成為清廷布防重心。當時長沙城的清軍兵力遠勝于太平軍，駐紮六萬余名士兵，領兵將領計總督兩人、巡撫三人、提督三人、總兵十二人。太平軍猛攻長沙不下，天王洪秀全的妹夫、西王蕭朝貴中炮而亡。太平軍決定向北進軍，進入洞庭湖流域。清軍非但喪失剿滅太平軍于長沙的有利戰機，其衰弱腐朽亦在戰爭中暴露無遺。曾國藩形象地描述道：“自軍興以來二年有余，時日不為不久，靡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而未聞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而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鈀與之交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