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知興廢事，三十萬、八千秋。
……
“大膽，爾等竟然口出狂悖之言，還不迅速退下？”沒想到卻是載灃第一個跳出來，林廣宇有些不悅，“載灃，讓他們把話說完。”
“啟稟皇上，臣等奉命編練新軍已逾十個年頭，所了解之外國軍情亦不下凡幾。德國教官多次稱贊我國新軍士兵訓練刻苦、紀律嚴明、服從指揮、進退得當，實較以往軍隊有大改觀，但仍有數種陋習。以蓄辮為例，有三者。第一，妨害軍容，我國新軍已采用新式制服，與外國軍隊無殊，唯發辮過長，不易安置，若拖至背部，則妨害動作、影響戰斗，若盤至帽內，則軍帽高隆，極易脫落；第二，妨害健康，發辮內極易滋生細菌，常引發各類疾病，此已為醫學所證明，兼之一旦頭部中創，長發者遠較短發者容易斃命，是故外軍士兵多蓄短發，不惟衛生，亦方便受傷治療；第三，妨害戰力，蓄辮實為短兵相接時一大短處，兩兵肉搏時若蓄辮一方之發辮為未蓄辮一方所乘，輕者因發辮妨害動作而動作遲緩，重者因發辮成為敵人把柄而喪命。
“載灃，朕倒覺得此言頗有道理，數年前法國醫生替朕看病之際，亦說起發辮妨礙衛生一事……”
載灃跪下磕頭：“皇上，發辮一事雖關祖宗風俗，卻屬末節，奴才也不是食古不化之人，亦通情達理，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只是這廢除跪拜，尊卑失序，上下錯位，實在太過驚世駭俗。”
怎麼？載灃不反對剪辮？林廣宇明顯沒有料到這個情景，他一直以為此時對于發辮的看重程度雖然已經降低，但仍然是只有標榜革命者才會公開剪除，難道說這幫親貴也不反對？
這一點顯然是有偏差的。1903年以後，接受西方文化而日顯開化的學生已經有如此仿效，遇有科舉考試則戴上假發辮充數，剪去發辮的留學生從外國回鄉，行游市中，人們不但見怪不怪反而贊之曰“時尚”。甚至有學堂監督公開表示：辮發有無，雖屬無關輕重，然此事尚未有明文，飭令諸生暫緩辦理。林廣宇所處時代的曆史研究顯然太過于看中剪辮對于滿清統治的反抗寓意，沒想到正因為統治者不複清初時那般“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執拗而使剪辮行為日增。
“皇上。”善耆站出來發言，“巡警部設立之初，巡警各員為適應警政需要，將發辮截至三分之一，現在看來不但便利，而且衛生。練兵處仿制的新式軍服臣亦看過，確實與發辮舊俗不甚相容，剪辮一事臣認為不但可在軍界推行，民政部亦可一體仿效。”
“臣等附議。”林廣宇定睛一看，卻是法部尚書戴鴻慈、端方與載澤。
端方朗聲說道：“數年前臣等五人出國考察憲政，每到一國，其國人士必怪異我國蓄留發辮之風俗，直言其弊，切中要害。回國後，40余名隨員中有倒有一半以上剪去發辮，臣等亦分別面呈削發之利便，墾請下詔剪辮，大行太後但笑而不言，只說‘時機尚未成熟’，預備立憲時亦有爭取，但云“暫且緩行”……現在看來，勢在必然，不可再做延遝。”
“臣附議。”
“臣附議。”卻是徐世昌、岑春煊等一派開明官員贊同。
也有人跳出來反對，云祖宗成法不可擅動，不過都是些沒什麼地位的禦史或者冷板凳官員。林廣宇心里冷笑，這些人與其說是反對剪辯，倒不如說他們仿效清流博取名聲，當下用目光一挑蔭昌。
蔭昌當場就跳出來：“你們這批腐儒！這也不可，那也不可，剪個發辮就好像要掉腦袋似的。實話告訴你們，我蔭昌剪去辮子好多年了，就是大行太後也不曾怪罪，爾等唧唧歪歪難道敢說自己識見比大行太後強，比皇上強？還說留頭不留頭……咱大清再不想辦法振作，等下次洋鬼子打進來，誰的頭都留不住！”
蔭昌絕對是旗人的怪物，特立獨行的牛人，一番話夾槍帶棒嗆得這幫子文人說不出話來。庚子國變中，凡是腦筋活絡，頭腦開化的人物大凡溜的溜、互保的互保，倒沒怎麼損傷，偏這些食古不化，執拗冥頑的家伙要麼被聯軍抓住喀嚓了，要麼自殺殉國了，聲音勢力連年下滑。廢除科舉後，連帶著翰林院的新人也沒有了，還能鬧騰什麼勁？
“老臣以為辮子去留一事雖然系屬細枝末節，但習俗不免延綿，有人願留，有人想去……不妨悉聽尊便。”張之洞在一旁觀察了半天，確信這必定也是皇帝早已想好的方略，又有五大臣等一批人士贊同，硬拉著肯定不行，和稀泥倒還可以。
“此誠老成謀國之言。”對于這位通曉事理、曾經為清流派領袖的老臣，林廣宇打蛇隨棍上，由衷地表示敬意，“便按張師傅的意思，除巡警與新軍因公務所需務必剪辮外，其余人等辮子去留一律悉聽尊便，朝廷不予干涉。”
這上諭明著是不偏不倚，但實際上開了自由主義的先河，想剪就剪，不亦快活哉！想著終于不用留這個勞什子的辮子，林廣宇的嘴角都咧開來笑。
另一個議案卻沒有這麼順當，方才贊同剪辮的大臣大多對廢除跪拜並不熱衷，認為長幼有序、人倫有常，不可輕廢。辮子只是入清以後才有的事物，不過200余年，而跪拜卻是華夏一直流傳下來的習慣，已逾千年，哪能說廢就廢？
北洋四將好說歹說，鐵良、薩鎮冰、蔭昌等人也在旁幫腔，但仍然敵不過朝野眾多的反對力量，無奈只好敗下陣來。皇帝只好先開個小口子：“跪拜一事，且容從長計議，但軍隊內部下級覲見上級，一律行軍禮，免其跪拜。”
這也算是個折中，武將們都贊成，文官們也想不出反對的理由。
張之洞、善耆和徐世昌上奏的卻是：“皇上重新親政，大清中興有望，臣等懇請皇上定施政大計，早孚海內眾望。”
“臣等懇請皇上早定大計，安定天下。”滿大殿的都響起了類似的聲音。
“這些天來朕一邊操辦太後喪事，一邊尋思國策大計。諸卿的心思倒是都和朕想到一塊去了，今兒個正好拿出來商議。”皇帝臉上笑吟吟的，但說出來的第一句話將將殿中眾人的瞌睡給驚醒了，“為昭示朝廷變革維新之決心，銳意進取之意思，朕已決定明歲改元，稱維新元年！”
清代皇帝的年號多是一用到底的，像康熙、乾隆更是六十年不變，少數例外則發生在同治時期——咸豐斃命，八大臣顧命時曾定新年號“祺祥”，但隨後慈禧、慈安兩個皇太後伙同恭親王、醇親王發動辛酉政變，改年號為“同治”。現在皇帝再來改元，分明是與過去截然斷絕之意。
張之洞的眼皮跳了一下，倒吸一口冷氣，沒想到第一句話就如此駭人，倒是讓他有些後悔在這麼大朝會的時候提出這個意見。但後悔歸後悔，改元卻是君上大權，論理也有先例，怎麼辯駁？只好沉默不語，其他大臣也想不出什麼話頭來反駁，同樣閉口不言。
“升允。”皇帝卻點了陝甘總督的名字，“聽說卿不但反對新政，而且攻訐立憲？”
“確有此事，但事出有因。”升允辯解說，“臣雖愚鈍，對中西學問卻並非全然無知。新政之用意臣明白，但臣所治之陝、甘兩省，財力困頓，小民得一溫飽尚不易，如何有多余銀子用于開辦新政？陝、甘民風彪悍，自古以來小民鋌而走險、造反生亂者不計其數，前明即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兼之回部更系朝廷心腹大患，若巧取豪奪，重斂于民，難保官逼民反。為推行新政，兩省不過多收幾十萬銀子，但如果兩省變亂，朝廷平叛說不定得用幾千萬兩銀子，是故臣反對在這兩省大行新政。所謂攻訐立憲亦有原因。陝甘兩省地方閉塞，民風遠未開化，不要說留洋出海，便是幾十年前辦的洋務小民也多半未曾見識，現在不顧三七二十一遽行立憲，更為難上加難，所謂一體立憲、洋為中用、口含天憲對小民而言分明就是胡扯……”
皇帝要拿升允立威？朝堂里眾人都屏住呼吸靜聽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