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以來，國門洞開，西洋風氣如水瀉銀針般掃來，仿的古薰見了新鮮空氣，老大帝國的風化程度日甚一日。
就政治格局而言，古今同理、中外無殊。無非一個權字，一個利字。有權就有利，越有利越想有權。但天底下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除個別不世出的英雄外，幾乎無人能獨占其權、獨享其利；即便英雄權傾天下，少則三五年，至多二三十年，身死而權消——依舊是爭權奪利的逐鹿局面。
中國人的政治智慧並不少，對于權利格局的分野自古亦有多種渠道——大一統是一種，強干弱枝既是明證；眾諸侯又是一種，強枝弱干是其表象。前者發展到了極致，就形同專制極深的帝國，不要說地方，就是朝廷重臣亦是君王奴仆；後者發展到了極致，少不得軍閥割據、藩鎮之禍。
中國的權利分配不是說沒有上下同心、各方均衡的穩定狀態，但這種情況少之又少，凡有的都成了盛世。可惜煌煌5000年的曆史，盛世足十分之一，大多數時間都是一團亂麻。無他，爭權奪利者多如過江之鯽，在一個瓷器店里追逐打鬧，能不搞得粉身碎骨麼？
所以，當先開眼界的中國人通過歐風美雨知道有憲法一節事物，其欽佩程度無以複加。
因為所有的權利分配都載于白紙黑字，不是誰有力就誰最大，萬事爭不過一個理字。雖然已經對國際政治的爾虞我詐、現實主義洞察如悉。但中國人驚訝地發現，所有地強國，包括在世界上張牙舞爪、恃強凌弱的國家在處理國家內部事務時卻是那麼彬彬有禮。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歐洲雖然戰爭不斷，但國家內戰幾乎不成氣候。自美國南北戰爭以降，雖然政壇丑聞層出不窮，但從未聽說過有動刀兵爭權利的，沒聽說有州政府不聽聯邦政府的。
無他。有憲法爾！
所以。當楊度、梁啟超在議院朗聲宣讀這份來之不易的文稿時。所有的議員、官員都湧現起這樣一幅畫面：有憲法後，羌無繁雜數十年的國家政局當趨于穩定，國家元氣可得保留，內憂外患可得消弭。再過五十年，不，只要再過30年，帝國中興就指日可待。想日本頒布憲法不過20余年。20年來，先于甲午敗中國，再于數年前勝俄國。中國雖大，基礎卻好于日本，30年安得不夠？
這可不是廉價的、充滿自欺欺人把戲地同光中興。
全場屏聲靜氣，聽著楊度通過話筒傳播出來地，略微帶著湖南口音地官話：“《大中華帝國憲法（草案）》經政學院諸公反複研討、深入探究，承既往之曆史。啟未來之功績。繼《欽定憲法大綱》之要義，學歐美諸強之精髓……第一章
第一條、大中華帝國皇統萬世一系，永永尊戴。
第二條、大中華帝國皇帝為國家主權象征。神聖不可侵犯。
第三條、皇帝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規定實行之。
第四條、皇位由皇族男性子孫繼承，其順序于憲法規定之。
這四條作為起草者的楊度等人系在深入研究日本憲法的基礎而實行的，與《欽定憲法大綱》想比，並無實質性的區別，但加入了皇帝作為國家主權象征的條款，算是中國開始近代化且擁有現代意識的產物。
坐在禦座上地皇帝對條款內容已經相當熟諳，他的臉色只在注意著議員、官員各色人等的臉色——這高于平地的禦座賦予了他超脫的眼力。
前面三條宣讀時，眾人臉色平常，並無異樣，唯獨說道第四條皇位繼承時，善耆、載澤和一干宗室議員臉色一變。皇位繼承，一直都是國家大事，直接關系到治亂興替，長子與賢子的明爭暗斗，嫡子與庶子的刀光劍影，乃至于強叔與弱侄的血流測，這些層出不窮地前代教訓概括起來，堪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無恥地陰謀史。即便賢明如唐太宗李世民者，不同樣也有玄武門之變？
有清以降，通過秘密立儲以及立賢不立長的強悍作風，皇位更替較前代大體實現了穩定，但同樣也有雍正得位不正的傳言以及咸豐與奕訢兩人地爭斗。
作為穿越
廣宇對自己的血統並無嗜好，甚至于沒有偏向性的選到底是自己的血脈還是光緒的血脈他無從計較，即便有計較，他也無從訴說，因為他還沒有繼承人。與隆裕所生的公主尊則尊矣，繼位卻不可能——中國不是英國，可以坦然地接受女主。
楊度卻沒有受到會場中任何情緒的影響，繼續宣讀下去。
第五條、皇帝依帝國國會之輔佐，行使立法權。
第六條、皇帝依帝國政府之輔佐，行使行政權。
第七條、皇帝行使最高統帥權，直接統率帝國武裝力量。
第八條、皇帝依帝國監察院之輔佐，行使監察權。
第九條、皇帝依帝國最高法院、帝國最高檢察院之輔佐，行使監察權。
作為近代西方憲法的核心，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其固有屬性，這種屬性不以憲法的成文、不成文的不同而存亡，不以實君還是虛君立憲之區分而更替。在三種國家大權的相互制約、相互制衡中，國家主權得到體現，有關權利的分配得到確認。
之所以將憲法視為政治斗爭特別是革命時代斗爭成果的結晶，就是因為憲法所明文刊載的權利分配與權力制衡。因為力量的強弱只能得逞于一時，沒有體制上尤其是憲法這樣一種國家根本大法的承認，所有的斗爭成果無非是過眼煙云。故而，列強在憲法制定後無不浸透著各方面實力爭斗的熱血，及其被公布之時，又以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所確認之。
在中國傳統理念中，君主作為天子是握有全部權力的，而各級官員作為天子在地方的化身與執行手段，無不統攬司法、立法、行政大權，這就是官僚勢力惡性膨脹且沒有制約。在君權強勢的時候，臣下不足于制止君主的胡作非為，當君權弱勢的時候，朝廷不足以制止地方的獨樹一幟，因此，中國政治總是在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抓的惡性循環中。
要想走出這個曆史圈套，沒有君權的自主犧牲是辦不到的，作為穿越者，他清楚地知道這個事實。同樣，作為一個手握大權的人而言，讓其放權是異常痛苦的，沒有人甘心將手中的權力無條件地讓渡他人，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屢有限制君權之局勢，但其限制總是因人因時而不成慣例，君王暗弱時，臣下攬權，希挾天子以令諸侯，君王強勢時，臣下屈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按照曆史的軌跡，清末的立憲政治原本會有一個比較體面的結果，但以載灃為代表的滿清權貴不甘心放棄他們手中的巨大權力，拼命也要抓在手中，不讓其他政治勢力掌權，這就孤立了自己，顛覆了自己。林廣宇深知這種弊端，就決定在憲法頒布時就確定權利豐潤體系。
理由很簡單，豐潤地越早就越主動，越主動則君上大權能抓得更多，如果當形勢已經發展到不得不交權或讓位以順應時勢時那就完全被動了。
林廣宇基于對曆史的經驗總結和對未來的預知，果斷做出了讓渡的選擇。在這部帝國憲法草案中，皇帝雖然依然總攬統治權，但這種總攬是受到限制、帶有先覺條件的總攬，在憲法架構下的皇帝再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為所欲為、乾綱獨斷。
皇帝以總攬統治權的名義，將西洋通行的三權分立演化為五權制衡，即在原有三權之外加上了統帥權與監察權，尤其是監察權一節，完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監察院作為行使監察權的主體，有權對司法、立法、行政、統帥其余四權予以監督，但在監督上述四權的過程中，監察權本身也在被監督之列。行政可以通過審計對監察院的財政開支進行監管，立法可以通過對監察院的辦案章程予以審核，監察院查辦的案子沒有司法權的介入和審判是無法完成最後處理的，而統帥權的監察則演化為軍權的內在體系——軍隊監察單獨設立機構，由大本營進行人事領導，由監察院進行業務領導，完全置之於雙重監管體系下。
這就是創造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