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節 蔣振華大力興教育
大將軍建立新氣象
卻說我征北大勝，回鎮長安。見袁、曹相爭于官渡，不分勝負。便欲待其兩敗俱傷之際再行動作。吾知三國時曹、袁相爭從公元200年，一直到公元207年曹操方獲全勝。現在我有得是時間，暫不能著急，所謂性急吃不了熱豆腐。萬一此時出手，惹得曹操、袁紹雙方聯手對付我，可就要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了。還是應先整頓內務為善，待時機已到，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北方。我觀天下大勢，應有3-4年的時間來安心發展。這一短暫的和平時間是這亂世中是十分寶貴的。
我詳察四州人口，因近四年來少有戰事，各州人口皆停止下降，皆有不同程度的恢複。益州有人口280余萬，增長10余萬。雍州因有關中平原的肥沃土地，且賦稅較輕，故自公元196年吾平定以來，人口增長較快，從四年前的150萬到兩年前的180萬又至現在的200萬眾，增長較多。蓋因關東征戰不休，黎民多遷往吾關西居住。並州因吾平定黑山軍，收伏黑山軍連其家屬就有二十余萬，且亦有不少幽、冀、兗等流民因避戰亂而擁入，亦增加到140萬人口。只有涼州久因羌人為亂，現今雖平，但是環境惡劣人口亦只有80余萬人（的確，涼州就是如今的甘肅，生存環境實在是不怎麼的）。合計有戶170萬，口710萬眾。而且經濟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尤以益州最盛。每年支出益州貢獻一半有余。又因亂世，故建立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常備軍就有60余萬。益州13萬，涼州10萬，並州12萬，雍州因是現今所領四州之中心，故集大軍近30萬。為了維持這龐大的軍隊，每日耗費極為巨大，雖是四州富庶，仍舊力不從心。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減少軍費支出，我常苦思良謀解決這一難題。忽想起三國時有個叫倉慈的家伙向曹操進的屯田策，就是在沒有戰爭的時刻令軍隊至野外一邊開墾田地，種植放牧，一邊維持日常訓練。由于軍中全是壯勞力，每年收獲糧食必是可觀。心中大喜，急忙召諸文武商議，眾人亦多為此煩惱，今聞良方大喜過望，紛紛稱贊。我于是命荀或、田豐等建立屯田制度，鼓勵軍墾。于是第二年便大有收獲，60余萬軍隊當年所收糧食基本能夠自給，吾亦只須支出兵甲、訓練費用耳。這讓我們大大地松了口氣，否則這麼多軍隊還真是養不起。
我觀目下各州皆大有起色，但欲想長治久安、社會發展進步則有幾件事現下必須就得著手開始辦了。
一、中國古代教育基本上實行的是精英教育，成其是唐代以前，一般只有門閥官宦人家子弟方才有權讀書識字，平民百姓識字得極少。這種愚民政策利于統治階級的統治，然則不利于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欲真正成為所謂的禮儀之邦，且又不能喪失尚武精神。推進全民文化教育勢在必行。而且必須開展白話文教育，之乎者也的老百姓誰聽得懂啊。但吾所料，這一教育的改革必會阻礙很大。因為很多讀書人必然會認為改革觸犯了他們的特權和尊嚴，必然會多有反抗。這些還得認真對待。
二、由于儒學教育的影響，中國從漢朝起慢慢建立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對統一的強大渴求性。然而儒學獨尊的地位慢慢消磨了人們心中的尚武精神，‘萬般皆為賤，惟有讀書高’。這是什麼狗屁理論。怪不得宋明清等朝對內凶狠殘暴，對外則卑躬屈膝。沒有了尚武精神的中華民族後來變得任人欺凌。我一定要改變這一情況，決不能任儒學一家獨尊。而要讓‘百家爭鳴’的時代重回現在。如此，不須兩三百年，必然能夠逐漸發展出平衡燦爛的中華現代文明。當然，為了社會的理性發展，法家的理論必須置于主要地位。但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法家理論是極不完善的，我必須要認真的修改後方能行之于世。
三、以前唯有門閥官宦子弟可以出仕，平民要想出仕，途徑極為有限。漢代好像必須要州牧、刺史得推薦舉了孝廉方可以出仕，然這一機會對許多有抱負的平民來說實在太少。還有就是參軍一途了，然而這種刀口舔血中求富貴的偶然性也比較大，不是穩妥之計。故我考慮欲將後世的科舉制度引入現世來選拔人才。當然絕不能考八股文等那些狗屁不通的禁錮們思想的東西。最好考一些實實在在，能為國家、為百姓謀福得的東西。而且科舉也得分為文舉和武舉。一個國家如果過于重文則會像宋王朝一樣經濟文化極為發達，卻被北方蠻族按頭暴打了三百年。但若像秦王朝一樣過于黷武，則又會耗盡國力，二世而亡。故我決心要在社會上形成文武並重、文武相濟的正確社會風氣，那樣方可保萬世之安。
四、另外作為國家存在與否基石的軍隊亦必須改革。現在的軍隊大多是作為將領私人財產而存在。士兵大部只知有將領，不知有帝王，更不知愛異百姓。如此軍隊能不叛變不斷，禍國殃民。我也必須加以改革，使其知曉百姓才是軍隊最高的統帥、帝王乃是百姓之代表、將領只是帝王之臣屬耳。如此令軍隊知其出身、忠于萬民，方可以滅其禍、用其能耳。這一點極像我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思想，見笑見笑！啊啊啊！
想到此，我送命召集各部文武，將上面的四點意見對其等細細說明。果不出吾所料，我的作法不要說下面的官史就是我身邊的這般大佬都不願同意。這不,不服的人就一個個跳出來了。而我也准備好學諸葛亮舌戰群儒。
荀氏叔侄官宦世家，首先就對第一條不太理解。荀或道：“主公，臣聞聖人言道‘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若令其知之，恐難以管教矣。”我笑道：“此謬論也。君等亦知之，怎不難以管教也。民若不能知之，國破家亡之時焉能同心協力抗拒外敵耶。而民若知之，必能指出官府執政之誤也，亦有利于吾等自省，官不敢苛待于矣。”荀或無語。荀攸道：“雖如此，然孔子乃吾等讀書人祖師也。若廢至聖先師之位，恐天下讀書人不服耳。”我歎氣道：“人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天下各行，皆有其聖。奈何非欲將孔子為尊耶。若讀書者為尊，無農為汝種谷糧、無商為汝通有無、無工為汝造百物，讀書者能活否。故我決定給予各行業以平等地位，不分貴賤。汝等若想不通，可在市井之上詢問諸行人等，是否皆服汝等讀書人獨尊焉。”賈詡亦道：“雖則如此，恐天下讀書人不服耳。”我笑道：“我早已料之。曆史上大凡每一次革新，皆有較大阻力。皆因獨犯特權階層之利益耳。如魏國的李悝、吳起變法，秦國的商央變法，齊國的鄒忌變法等，無不和保守勢力有過非常激烈、甚至是慘烈的斗爭。但吾之改革損少數人而肥天下百姓，雖前面是懸崖峭壁，吾獨人亦義無反顧，決心毫不動搖。”由于各位謀士、武將和吾所處時間較長，皆受我影響較大。潛意識中認為吾從未出過大錯，故對我之建議有慣性的認定皆以為吾是正確。故經過我的解釋，亦慢慢認可。郭嘉提出不同意見道：“主公欲罷儒學之獨尊地位，改以‘百家爭鳴，法家為主’。然則秦朝以法家為尊，苛律害民，二世難亡，豈不為前車之師乎。”此話一出，不止文官、眾武將亦紛紛點頭：“甚是、甚是，主公對此條意見還須慎重啊。”我講得口干舌躁，亦喝了口茶，接著道：“奉孝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秦二世而亡，非法家之錯也。乃自對法家理論認識有誤焉。”郭嘉詫異道：“此論吾從未聽聞，願聞其詳。”我笑笑道：“秦始皇等皆以為法家之理論即是以刑法治國，此大謬也。世間各事，各有因緣，多不能以刑律來治之。秦用刑律治國，一則太苛、二則不能面面俱到矣，所以認為其大錯特錯也。我認為正確的法家思想其精髓絕不止一刑法也。諸君聽真。可對殺人、放火、叛國等嚴重刑事罪行設立刑法以防之，以正綱紀。可立義務教育法規定天下子民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和義務；可立商法規范各商人、行業間的買賣及競爭行為，規定其有在法規犯圍內自由經商的權利以及繳納國家稅賦的義務；可立農法規定農民有獲得土地耕種的權利和繳納國家稅賦的義務；可立民法調整各農、工、商人等之間的債務、日常糾紛等問題；可設立贍養法規定士民工商皆有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的義務，違者嚴懲；設立稅法規定國家無論大小官員、工農士商皆有按其收入繳納稅賦的義務，帝王亦不可例外，以及規定各行人等皆服一定時間的國家遙役，但此一點國家官員因其特殊的工作性質可以免之，就算是一點點特權吧，但其他人等則必須行之或以錢代辦；甚至可設立婚姻保護法規范男女之間的婚姻，嚴懲通奸等道德敗壞行為；以及婦女孩童老人保護法，規定無論何種原因，平民皆不能對婦女孩童老人施以暴力或惡言相誨；設立防貪汙腐敗法，嚴懲國家各級官員貪汙國家財產以及黷職、工作不力等行為。諸如此類，法家思想其實際蘊含之精粹非常博大。豈可以刑法一法而概之耶。當然對觸犯以上律法律的行為量刑不能過重，過重則易激起民變，過輕則有縱民之嫌，故需量情而定。如若天下萬民皆能知法而遵法，各級官府亦能遵章辦事。即使以法家為主，社會焉能亂也。如果能達到百姓只知有法要遵，而不知有官府存在，那天下可就真正安定嘍！”
郭嘉等聽言皆大悟，方曉以往之法家理解皆過于偏頗也。郭嘉等相視而起身道：“吾等今日方知實乃井底之蛙也。今得主公教誨，如撥云見日一般茅塞頓開也。吾等願竭誠盡力為主公建立一法治國家也。”我喜道：“諸位請坐。我以法家為尊，亦非不尊儒學耳。儒學亦有其獨特作用。如其忠君、愛國思想亦十分可貴，中華民族若想長治長安，萬世永存，儒學亦必不可少也。但想我的想法應是：法家為尊，儒學為為輔，百家爭鳴耳。如此方可達到兼聽則明，旁聽則暗的境界。當然，對于百家爭鳴亦要有所取舍。如若一學說對民眾、對國家有益，即可容其發展。如墨家學說，魯班等能工巧匠所作各種器物皆可促進生產、改善生活，亦可鼓勵之發展。相反，如若有人善布異端邪說，擾亂人心或意圖造反者，必嚴令禁止，鎮壓不赦。諸君明白否。”眾人聽得聚精會神，紛紛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