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已微微發黃，額侖草原好像金色的大漠，從前狼群出沒的山谷，已經顯出半月形的陰影。
陳陣站起身，又本能地看了看狼洞山坡，在他當羊倌的時候，太陽一黃，就要提防狼群出動了。
狼給他的烙印比被蛇咬的感覺還深，20多年過去了，此刻他的脊背還能感到狼群逼人的寒氣。
他伸了伸手腳，對楊克說：是不是該回去了，嘎斯邁他們該著急了。
楊克聽得正上癮，忙擺手說：沒事，嘎斯邁知道咱倆的毛病，一聊起來就沒有黑白天了。
我出來的時候已經跟她說了，今晚可能不回來住，沒准到別的隊看看。
你還真跟說評書的學了一手，說到最節骨眼的地方，就來個“且聽下回分解”。
我知道，下面就該蒙古騎兵出場了。
你上車吧，我把車座放倒，你半躺著講，我半躺著聽。
繼續講！ 陳陣上了車，半躺下來，說：沒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邊開講座，真容易進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洞的地氣了。
陳陣立刻開講：……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時候，不要說中國的農耕民族已經軟弱得不堪一擊，就是世界所有的農耕民族也都已經軟得沒有還手之力了。
蒙古區區十幾萬騎兵之所以能夠橫掃歐亞，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在于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誠信奉狼圖騰的游牧民族，把狼作為蒙古民族的圖騰、獸祖、戰神、宗師、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護神。
蒙古人不僅認為自己民族的先祖來自于“蒼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領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還直接以狼為名。
古波斯大曆史學家拉施特在他的曆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產生過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兒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發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現了一個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
該部落的兩個領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兩個兒子，一個名叫“堅都—赤那”，另一個名叫“兀魯克臣—赤那”。
“赤那”的蒙語意思是“狼”。
拉施特說：“‘堅都—赤那’這個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魯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
”因此，這兩位領袖的名字分別是“公狼”和“母狼”。
不僅如此，他們還把自己部落稱之為“赤那思”，“赤那”蒙語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為“狼群”。
“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
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解釋道：“赤那思……為複數，意為狼之集團也。
”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親也以狼為名。
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領昆在其兄伯升豁兒死後，娶嫂為妻……他又從他原配的妻子生下過幾個兒子；其中一個繼承了父位並且很著名，名叫速兒黑都忽—赤那。
他與屯必乃汗住在一起。
他的兒子和嗣位者為俺巴孩合罕。
”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說成吉思汗叔父的父親就是“速兒黑都忽—赤那”，“速兒黑都忽”的蒙語的意思不詳，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
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親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為名的人還很多。
再可舉一例：《史集》中記載，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親家名叫“阿里黑—赤那”，“阿里黑”蒙語的意思不詳，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見，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據了何等崇高的地位。
而漢人是沒有一個人會用“狼”字給孩子起名的。
上述事實也可以證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僅是在狼的草原上長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長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為祖、以狼為神、以狼為師、以狼為榮、以狼自比、以身飼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強悍、剛毅智慧的民族。
而蒙古騎兵則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戰的蒙古草原狼訓練出來的軍隊。
蒙古騎兵之所以能夠橫掃世界的第二個原因，就在于幾千年的古代農耕文明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軟化了世界上所有農耕民族，從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爛的軟桃子。
因而，以草原狼圖騰精神武裝起來的蒙古騎兵也就創造了世界奇跡，創造了世界曆史上版圖最大的蒙古帝國，達到了草原游牧力量所能達到的頂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曆史上另一個版圖僅次于蒙古大帝國的古羅馬帝國，也是一個崇拜狼精神的帝國，羅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歐人的“游牧精神”里。
世界曆史上這兩個最大版圖、最強悍的帝國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國，難道還不能說明狼精神的偉大影響和作用嗎？ 軟弱的金國南宋的滅亡，和蒙古騎兵的勝利，跟生產力高低沒有太大關系，而跟農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決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關系。
一個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運，就必須部分保留或創造能培育強悍民族性格的生產方式和民族存在。
總之，一個民族只有錘煉出自己的剛毅頑強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國元朝，對世界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貢獻。
對中國和華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沒： 首先，蒙古民族給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疆土，其面積超過漢唐，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國人生存空間的范圍。
元朝為古老中國領土的延續，承接了關鍵性的一棒，否則，漢唐以後二三百年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地域就可能永遠獨立出去，變成其他強大文明的領土，使中國失去屏障，把農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
後來在明代，強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國曾揚言要強迫中國人改信伊斯蘭教，帖木耳大汗還差一點就率百萬騎兵進攻中國。
後來因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這場災禍。
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國手里而被伊斯蘭民族占據，又假如他從甘肅甯夏地區率百萬大軍進攻中國，那麼中國國土和文明還能保得住嗎？因此，元朝重新恢複和擴大中國漢唐時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擴展了西北屏障，將其他高級強悍文明國家的邊界推向遠方；而且也為後來的明清兩朝繼續收複、守衛和擴大中國漢唐疆土打下基礎。
這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強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輸血。
這可以從四方面來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華夏，帶來蒙古草原剛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風：摔跤搏擊，騎馬射箭，賽馬圍獵，宰牛殺羊，狂歌豪飲，大腳婦女，拋頭露面等等，將北宋南宋華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漢風為之一掃；其二，雖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層已經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廣大蒙古官員軍民草原性格不變，這就大大沖擊了儒家的勢力和影響，使華夏民族從嚴密的宋朝理學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統治民族總是將自己民族的性格、風俗、習慣強加到被統治民族身上。
而統治民族的性格、作風和習慣又是被統治民族的模仿對象。
這種上下兩方面灌輸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輸血”和“受血”。
此外，民族之間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進一步增強了華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統治全中國的大朝代，人數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敗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漢民族，並統治整個華夏，這對一向驕傲自大，藐視四夷的漢族刺激極大。
因而，漢民族也深深為自己民族的軟弱性格和失敗而感到羞愧，從而激發了華夏優秀兒女學習蒙古民族的強悍性格的自覺行動。
朱元璋就是一個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漢族帝王。
所以我認為，元朝蒙古民族對漢族的這次輸血是非常及時有效的。
近一個世紀的民族影響和輸血，再一次使華夏民族振作起來。
至元朝末年，華夏大地上湧現出一大批狼一樣勇猛的起義領袖，就是這次輸血的直接結果。
蒙古民族後來的敗退，原因與鮮卑北魏、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一樣。
再強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廣闊的華夏農田和農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鎖，經過幾代以後狼性就必然退化。
由于世界上華夏的農田最廣大最深厚，它的軟化力量也就最強。
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個汗國，以在中國建立的元朝敗得最快。
中國漢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趕回草原。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經過輸血的華夏大地上誕生的中國傑出帝王，在他們的身上具有漢人中少見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樣的凶猛、智慧、頑強、殘忍、氣魄和雄心。
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樣身先士卒，沖鋒陷陣。
占領南京之後又不像後來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洪秀全那樣貪圖享受，不思進取北伐，而是傾明軍主力主將大舉北伐，攻下大都。
爾後，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國統一。
他殺違紀的大將、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軟，手段殘忍。
燕王朱棣身處與蒙古狼性騎兵交戰的第一線，錘煉出狼一樣的性格。
他篡權奪位果敢血腥，還開創了“滅十族”的殘暴先例。
朱家父子的專制殘暴必須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對朱元璋和朱棣的強悍征戰的狼性性格還應該給予肯定，畢竟他倆不像以後的明朝皇帝，只敢對百姓凶猛殘暴，而不敢對強敵凶猛征戰。
然而，靠輸血為生並不能持久，明朝後幾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國黃鼠狼，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槍窩里橫！ 為了恢複中華大業，打擊退回草原的蒙古騎兵，朱棣敢于把帝都從溫柔富貴之鄉的南京遷移到軍事第一線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親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歸途中。
一個在位皇帝能夠拋棄享受、戎馬一生，“馬革裹尸”，這在漢族王朝的皇帝中絕無僅有。
永樂大帝不愧為強悍進取的漢族大帝，《永樂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國最優秀、最寬容海量、敢于收錄不同政見的大典。
兩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與北宋南宋軟弱腐敗的帝王形成鮮明對比。
而這種狼性性格在漢唐以後的華夏這塊農耕土地上，是很難生長出來的。
蒙古民族的強大輸血，不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還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將，像徐達、常遇春等等都是漢唐以來罕見的大智大勇的漢族軍事將領。
明朝盛期，疆土擴大到東北黑龍江庫頁島，西域和西藏。
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複了漢唐時期的國土，一掃漢族在漢唐以後的頹勢。
這次漢民族的複興真應該感謝蒙古民族的慷慨獻血，感謝狼圖騰精神在華夏土地上的又一次複活。
然而，從性格上講，受血者總是弱于輸血者。
初期強悍的明朝後來仍然沒有戰勝蒙古北元。
狼性草原是蒙古騎兵力量的源泉，當蒙古騎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驃悍起來。
明成祖五次親征，除第一次獲勝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軍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樣行蹤詭秘的蒙古主力騎兵。
相反，蒙古騎兵卻屢屢重挫明軍，擊敗徐達的主力大軍，全殲丘福率領的十萬大軍，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長城。
最慘的是，土木堡一戰，蒙古瓦剌部區區兩萬騎兵全殲明英宗親自率領的50萬大軍，並生俘大明皇帝英宗。
要不是于謙率軍民奮力死戰保衛北京，元朝還可能複辟。
此後，農耕民族的羊性舊病再次發作，宋明理學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關外幾千里游牧國土再次丟失，直到被滿清滅亡。
還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現代史家稱頌的李自成農民起義大軍，同樣不堪一擊，被凶悍的滿族騎兵所消滅，重蹈唐末黃巢農民起義大軍被游牧騎兵消滅的覆轍。
漢民族經過元朝蒙古民族輸血所得到的一點元氣再次耗盡。
漢民族終于無力獨木支撐中華大廈，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讓位給北方游牧民族——滿族。
陳陣又翻了翻打印稿，繼續說：女真滿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和大有作為的朝代。
我對清朝也特感興趣。
你想想，只有幾十萬人口的滿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統治了幾億漢族人口；居然打下了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國的巨大疆土；而且還創造了中國曆史上時間最長的“康乾之治”，時間長達120年，比漢民族最引以為榮的漢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的時間加起來還長一倍多。
滿清是中國曆朝曆代有作為、具有文韜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
如果康乾盛世遇上 的不是帆船時代的西方列國，而是發展到鐵甲巨艦時代的西方列強，我相信勵精圖治的康乾時代很可能會出現中國的明治天皇，取得維新成功。
並以進取的游牧性格來引進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業，徹底改造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與西方文明狼競爭搏斗，改變千年停滯不前的民族命運。
可惜滿清被華夏農耕和儒家軟化下去以後，西方列強才發展到鐵甲巨艦的大工業時代。
中國的運氣不佳，這是後話了。
那麼，為什麼小小的滿族能夠創造超過漢唐的康乾盛世奇跡？我認為，在中國古代，只有滿族上層最能深刻認識中國盛衰強弱的規律，認識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優缺點，並能將二者的優點牢牢地結合起來；只有滿族最能深刻認識民族性格對民族命運的決定作用，特別懂得保持滿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極端重要性，並能夠保持近兩個世紀。
他們明白只要保持狼一樣不屈不撓、勤奮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學習和掌握華夏文化和文明也並不困難，而且還可以超出一頭。
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滿族統治集團吸取了鮮卑北魏、契丹遼國，特別是滿族祖先建立的金國和蒙古族元朝的失敗教訓，沒有全盤漢化，而創造性地增加了許多新內容，實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項國策：其一，保持滿族騎射搏擊的傳統，從小抓起，全民族參與，連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組織大規模木蘭圍獵，皇帝親征，八旗子弟跟隨，以獵練兵，與狼近戰，保持狼性。
承德避暑山莊展館里有介紹，康熙大帝一生曾親手獵殺過幾百條草原狼；其三，保留東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產方式。
兩區兩治，農區農治，牧區牧治，嚴禁農民進入草原毀草墾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
維護草原，就是維護游牧民族強悍性格的根和源。
從滿清盛期的整個版圖來看，清朝是個典型的半農半牧的國家，整個國家一大半以上的國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區，包括東北、東西伯利亞、內外蒙古、甯夏、甘肅、青海、西藏和新疆。
這麼遼闊廣大的狼性草原，能為當時的中國提供多少強悍的血液和兵馬；其四，滿蒙通婚，滿漢禁婚，以加強狼性血液的純度，避免受農耕漢族羊性血液的同化。
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緣關系，女真葉赫、哈達等部與蒙古有姻緣關系。
到清朝，為借蒙古強大的騎兵來共同統治億萬漢族，于是更加大規模多層次實行滿蒙貴族皇族聯姻政策。
著名的孝莊皇太後就是蒙古族的傑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戰，鼓勵軍功，以戰養性，以戰強兵。
康乾盛世又是戰火紛飛的時代，滿清統治集團主戰派占據優勢，對削藩、收複台灣、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亂、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鎮壓撚軍和太平天國，毫不妥協，直至勝利；其六，建立以滿族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為骨干的游牧民族聯盟，加強游牧精神，共同統治人口稠密的漢人；其七，廢止漢族腐敗無競爭的太子制，皇位繼承人由皇帝擇優定奪，使皇子們像群狼爭做狼王一樣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競爭中淘汰軟弱無能之輩，出狼王、出人傑。
這些措施對長期保持滿族的強悍性格和清朝長治久安，起了關鍵作用。
但是，中國的農耕土地太廣闊，農耕勢力太深厚，加上滿族全盤繼承並發揚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經濟繁榮，農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後期竟超過了漢唐時期的六七倍，農耕性格呈全面壓倒性優勢。
所以，滿清的上述國策最後仍然未能保住滿清統治集團的強悍性格。
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但是比漢族的南宋還是強了許多，至少沒有向列強拱手交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
游牧女真滿族，對中國貢獻巨大。
主要的貢獻依然是兩個：首先，再次給予中國一塊僅次于元朝的疆土。
經過元朝明朝兩次國土的確認，再加上清朝長達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轄，雖然清末又丟失了近一半國土，但還是保住了自漢唐確立的中國疆土，還加上了富饒的東三省。
幾千年的民族生存競爭，在中國農耕和游牧兩個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殺下，終于把2000多年前就屬于中國的領土保留到現代。
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項千古偉業，比世界上其他古老農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
那些民族，大部分連民族本身都沒有保留下來，就更不用說是古老的國土了。
就是後來的古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的遼闊國土，都沒有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當然，中國與小小英吉利從英倫三島擴張成“日不落”大帝國、與小小的俄羅斯公國擴張成橫跨歐亞的俄羅斯大帝國、與西歐民族從小半個歐洲擴張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國”相比，還是相距甚遠。
俄羅斯從滿清手里奪走大片領土，恰恰是中國的農耕和儒家軟化了滿清的惡果。
然而，如果沒有滿清殘存的狼性格，那麼到滿清末期的中國就連東三省、伊犁，甚至整個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別要強調的是，中國現有的國土由漢族的漢朝所開創，由鮮卑和漢族聯姻的唐朝所發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擴大，最後由滿族的清朝所恢複、擴大和堅守下來。
漢唐元清這四個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貢獻，原因就在于，這四個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結合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強悍時代。
這四個偉大朝代，從統治民族的成份上來看，純漢族占統治地位的只有漢朝，唐朝則是漢族和鮮卑族聯合執政，而元清兩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執政。
從四個偉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偉大潛在的作用和影響。
一個王朝的首都是這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王朝的性格中心。
漢唐元明四個朝代的首都都定在農耕與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漢唐的首都是長安，靠近西北游牧區；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
這說明強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強悍的土地的。
北京與漢唐時期的長安都處于民風強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處于中華農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遠離中華農耕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而靠近中華民族的祖母——大草原。
北京是金、遼、蒙古和滿清三個游牧民族長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華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
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盛期，北京曾成為“世界之都”，這是中國五千年曆史中惟一成為世界之都的城市。
而且北京又比長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華民族繼承游牧精神，並向海洋開放和發展，再獲得海洋“游牧精神”。
中國的首都最終能定在北京，依然要歸功于中華游牧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黃子孫在民族潛意識的深處，對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國最傑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漢唐元清這四個開拓向上的朝代，如漢唐的呂後、武則天，滿清的蒙古族女傑孝莊皇太後。
這三位偉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纏足小腳女人，孝莊皇太後還曾是嚴禁滿族和漢族女人纏足的開放派。
纏足是中國漢族最大惡習之一，纏足也恰恰開始于漢唐以後農耕和儒家勢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
摧殘和束縛被統治者的自由獨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僅把漢民族馴化為羊，竟然還把漢族婦女束縛成殘肢小腳、“殘廢羊”。
宋朝以後儒家文人和農家男人共同癡迷追捧“三寸金蓮”，共同 摧殘了世界上數量最眾的婦女，這已成為世界史上最殘忍最反人性的一頁，是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丟人最遭恥笑的事情。
遼闊的國土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而西北廣袤的國土又是中華文明的根和屏障。
從整體上看，中華游牧民族對中國國土的貢獻要大大超過漢族，蒙古族和滿族的貢獻尤為重大。
而滿族則是中國國土的關鍵性的確定者。
後來，到民國時期，漢人政權又丟掉了遼闊的外蒙古。
1946年1月，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其次，滿族的清朝除了對中國國土的巨大貢獻外，又再次給予華夏民族更長時期的輸血。
中華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黃二帝是游牧族，中華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經流淌的是強悍的狼性血液。
後來經過曆史上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強大輸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個世紀的輸血，特別是滿族的最後兩個半世紀的輸血，總算使中華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種堅持到近代。
現在，中華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輸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從西方輸入的先進文明和生產方式，這些就是中國複興的資源。
清末以後，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強悍民族精神，就是來源于游牧炎黃的血液遺產和游牧民族所不斷注入的生命活力。
滿清入主中華給五千年的中國古代史畫了個句號。
中國古代的民族執政的曆史，從游牧的炎黃族開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結束，從游牧到游牧，這決非偶然，而是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兩種民族曆史發展的必然。
中國農耕文明這條支流，總算通過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輸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擰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來。
這個“輪回”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
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
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曆史博物館，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于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于中華游牧民族的性格貢獻。
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于農耕人口占絕大多數、農耕曆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
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
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游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曆史重新梳通了。
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游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曆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游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
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游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
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
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嘗以此自驕。
”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于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
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鑽透的。
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
現在我必須盡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只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歎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
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辭，偏見極多。
我完全贊同重寫曆史，不管寫成什麼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複曆史的本來面目。
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游牧，貶損“四夷”。
中國曆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
我特別贊同梁啟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
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曆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曆，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
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制的曆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陳陣望著草原的落日，並不覺得餓，依然滔滔不絕地往下講： 我還要特別要強調中華民族精神問題。
現在人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實這種精神的源頭和實質就是炎黃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圖騰精神，並通過幾千年來游牧民族的不斷輸入和補充而得以確立。
實際上，最能概括中華民族精神的就是兩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而這四個“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圖騰精神，也是對狼圖騰精神的准確寫照和高度概括。
每條蒙古草原狼都具備這種強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幾萬年以前這種精神就已成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
可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達不到這種精神高度，它只是華夏先賢號召人們景仰、追求和學習的精神楷模。
因此，強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實的狼精神。
早期儒家先賢用這種四不精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華兒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還不能成為農耕民族的“全民精神”。
否則，中國曆史上就不會出現那麼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國的事例，也不會在抗日戰爭時期冒出幾百萬漢奸偽軍，堪稱世界之最。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漢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並把這種精神置于民族圖騰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過農耕民族。
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長期不斷的輸血和混血，才使整個中華民族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圖騰精神，那麼 還能剩下什麼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學精神了。
現在，誰還敢把宋明理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實際上是中華大地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圖騰精神為魂。
我們漢人真應該充分認識和肯定草原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感謝和學習草原狼和草原民族。
真應該對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補償。
楊克忿忿地說：現在不要說是感謝和補償了，就是制止對草原的掠奪和瞎指揮都難上加難。
陳陣說：我認為，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個最可惡的東西，就是全盤抹殺游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
中國傳統觀點總是鼓吹中國古文明如何如何優越，中國的農耕文明和正統儒家具有如何強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農耕文明古國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沒有堅持延續下來，而只有中國的古文明沒有中斷，而一直堅持到近現代。
然而，根據中國曆史五千年發展的事實，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堅持到近代，是不能離開游牧民族長期不斷的輸血的。
否認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輸血貢獻，就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這種觀點不僅大大削弱對保守腐朽的小農意識和正統儒學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殘存，繼續弱化和束縛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會對中國病發生嚴重誤診。
建國以來的治國方略都未能對症下藥，都沒有集中力量對農耕的病根痛下猛藥，甚至繼續迷戀農耕，鼓吹農耕，提高農耕地位，提拔農耕干部。
在文革時期，甚至還要把城市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當農民，這就導致小農意識和家長專制意識日益濃厚。
也導致農耕人口急劇膨脹，甚至大有超過五千年農耕人口總和的趨勢。
雖然目前農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農耕人口依然占絕對優勢，九億具有農耕性格和意識的農耕人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現實的“民族存在”，如此龐大深厚的農耕意識和性格“存在”，將長期影響和熏染中國的行政官員、知識分子、工商階層、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階層的機體內。
百年來，中國老病頻頻複發，本質性的維新和改革屢屢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至今為止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轉換自己民族的性格。
因而，直到現在，中華民族尚未發展到能夠絕對把握自己民族命運的階段。
史界之革命，當今中國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圖騰精神革農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溫良敦厚”誤導中華之命。
然而，20年艱難痛苦的改革，中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已有了長足進步，民族存在開始改變，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的規律開始向強悍的方向發生作用。
中國人的性格也開始自發地向狼圖騰精神回歸：兒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們的歡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紅了中華大地；以狼的強悍性格“與狼共舞”，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的自覺；以狼為商標的產品開始在市場上流通，以狼為店名的餐館生意興隆；以狼為筆名或藝名的作家藝術家也開始出現……在中國，以狼圖騰精神為核心的游牧精神終于開始複活。
一個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開始自發地敬崇狼精神，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希望所在。
由于狼圖騰精神是痛殺軟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
因此，只有大大發揚狼圖騰的精神，改革才不會倒退，也不敢倒退。
越來越多以狼精神武裝起來的“新型人類”將越戰越勇，挫敗一切保守倒退的勢力。
說到底，中國的改革不僅是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和轉換，而更基礎更具決定性的卻是國民性格的改革和轉換。
掌握和遵循中國和世界文明的發展規律，就可以涉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就可以更自覺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樣的勇猛前進。
中華民族一定能夠恢複和繼承炎黃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華草原民族的狼圖騰精神，並發揚光大。
在民族性格上，從古代的“文明羊”，發展為現代的“文明狼”，並向個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發展。
到那時，中國人根除了“文明羊”階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階段的半野蠻性，而成為真正大寫的文明人。
上述三個階段是符合中國曆史和國情的規律性的發展階段，而中華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經過“文明狼”階段，就根本不能進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級階段。
十幾億真正自由民主和熱愛和平的文明人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將是全球自由與和平的最大保障。
楊克說：你梳理得還挺清楚，中國曆史可能真會按照你的“三階段論”發展。
狼圖騰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沒在草原，現在總算挖掘出來了，看來它一點也沒有生鏽，依然寒光閃閃，鋒利無比。
而且古老的狼圖騰在現代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精神武庫里仍然閃著燦爛的光輝，而儒家的綱領——三綱五常卻早就成了腐尸爛肉。
楊克又說：你這個大綱幾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幾個關鍵問題弄通了。
可是我還有幾個問題沒弄明白。
在明清時期中國城市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可為什麼中國還是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陳陣說：原因還在于農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
中國農耕土地太廣闊太深厚，世界第一。
從這塊土地上長出的農耕大樹，根深葉茂，吸走了所有的養分；樹冠巨大，覆蓋了樹下所有的萌芽。
農耕國家政權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必須的原始積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須要有強悍的民族性格來戰斗，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當然就沒戲了。
資本主義在古代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多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
所以中國的曆史發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轉。
如果沒有中國的游牧民族的不斷輸血，連原地打轉都轉不下去。
沒有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狼”強悍闖入，中國就永遠突不破農耕經濟形態，這是中國的特殊性。
封閉的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條特殊的支流，是條內陸河，像封閉的塔里木河，不靠先進階層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遠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楊克問：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說什麼民族行業出什麼民族，出什麼性格。
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陳陣說：當然具有普遍性了。
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厲害。
人家雖然也種水稻也有農耕，但從本質上講，日本是個島國，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魚、海上游獵，海上貿易、倭寇海盜的勾當。
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還不 沖得農耕羊群猢猻散。
倭寇在古代就打到過南京杭州，焚燒過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還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軍全部殲滅。
近代西方更強的海狼一過來，日本馬上就歸隊狼群，脫羊入狼，脫亞入歐。
一腳踢開中國儒家，去學習西方文明，西方的憲政、法律、科學、教育和大工業。
海狼遇海狼，氣味相投，相見恨晚。
一邊是如饑似渴，好學不厭；另一邊是代培留學生，誨人不倦。
由于日本民族學習西方不僅沒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礙，相反，還喚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強的求知欲和進取心，所以人家學得極快。
1868年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此後在短短的36年內，就建起發達的工業，在甲午戰爭中打敗大清國，又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白種沙俄，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加入歐洲列強的行列，創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躍進中的第一奇跡。
現在日本又成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經濟強國。
而中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直到現在還處在第三世界，兩岸尚未統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後列，投資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與諾貝爾獎無緣；土地荒漠化的進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而早已過剩的農耕人口卻還在幾年幾千萬幾千萬地增長；中國軟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極虎打得羊性原形畢露畢現，看不到出頭之日…… 一千多年來，中國拿農耕儒學羊經去教化日本狼學生，真是誤人子弟。
日本跟著中國儒家學了一千多年，卻在世界上默默無聞。
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學了30多年就一飛沖天。
而中國呢，西方的東西一進來，整個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發生強烈排斥反應，如羊見狼，不管好壞，幾乎全民族抵制，從皇帝到義和團，反洋滅洋，結果被列強搶走大片國土，淪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國，同樣是東亞黃種，同樣是儒家文化，同樣接受佛教，然而，為什麼日本的維新迅速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僅僅百日就被砍了頭？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國人就永遠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運。
楊克連連點頭，又接著問：可是為什麼後來阿拉伯、突厥和蒙古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陳陣說：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後來也大多定居或務農了。
蒙古民族雖然繼續游牧，但是曆史發展到火炮時代，草原民族的騎射優勢喪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兩個火炮大國夾困在內陸高原，失掉了進一步向海洋行業發展的機會和條件。
草原原始游牧行業不發展到更高級的海洋“游牧”階段，也會被更強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敗。
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決定民族命運。
民族性格強不強還必須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較。
海洋行業是一種更強悍的行業。
海洋的颶風、巨浪和鯊魚，遠比草原的白毛風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險。
在這種行業中曆練出來的民族，性格就更強悍，眼界更寬闊，足跡更遙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更廣泛，搶奪新大陸、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積累就更早、更得先機。
西方的游牧民族本來就強悍，一下海以後就如狼添翼。
所以現在世界領先的民族大多是從草原游牧再發展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從來就是海洋民族。
還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錮作用。
伊斯蘭教堅決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時也拒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驃悍性格軟化了。
但是，基督教卻被性格更強悍的西歐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羅馬天主教會的專制腐敗、對資本主義有利無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更強的民族存在決定更強的民族性格；而強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動果敢地為自己民族創建起更加強悍先進的民族存在，以強化民族性格。
強者為王，超強者奪冠。
近代俄羅斯的崛起也是如此。
彼得大帝就把一個以農耕為主的、比中國還落後的農奴制俄羅斯改革成為歐洲列強之一。
其原因還在于他以狼一樣的性格，大刀闊斧地打擊消滅保守落後的貴族農奴主勢力，放膽學習西方，冒險沖向海洋。
微服私訪、考察西歐，剃胡子、穿西服、戴假發，建海軍、練炮兵、砸碎教堂的銅鍾用來鑄造大炮，甚至把俄羅斯的首都從農耕區強行遷到大海邊，建立了面向強國和大海的聖彼得堡。
那種氣魄和勇敢給我的震撼太強烈了。
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軍上將烏沙科夫》這些電影都不下五六遍。
我到草原以後，從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來源。
生活在茫茫俄羅斯大草原的俄羅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農耕並不發達，而且俄羅斯還受到蒙古金帳汗國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和輸血。
沒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會有偉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這兩個原來比自己落後得多的鄰國，都是憑借強悍的狼性格，後來居上，騎到中國的頭上的。
楊克說：你是個憂國憂民的人。
你實地考察和長期研究，理出這麼一個史論大綱，你最終想達到什麼目標？我特別想聽聽你的最終結論。
陳陣說：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尋找中國落後的病根，尋找中國的出路。
現在找到了中國這條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對症下藥，把握民族的命運。
首先，要想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面，就必須把中華的民族存在盡快地轉變為經濟政治上具有充分競爭性的民族存在，盡快培養出強悍進取、永不滿足的民族性格。
這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堅決走“現代文明狼”的道路。
必須適度地釋放和高超地駕馭人性中的狼性，這是條世界性的高難道路。
狼性充滿凶猛強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時又充滿瘋狂的貪婪、掠奪和破壞力。
人性中的狼性特別像熱核反應，能量巨大，破壞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類，控制不好就會毀滅地球。
世界上沒有多少民族和國家能合理地釋放它，又能牢牢地駕馭它。
能做到這點的國家都走到了世界強國的行列。
這條道路難度極高，即便是近現代強國，弄不好也會翻船。
像二戰時的德、意、日三國的民族就未能駕馭住本民族的狼性，結果導致法西斯大爆炸，給本國和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禍。
中國的“文革”也出了大問題。
由于在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國民族性格太軟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強打成了半殖民地，飽受屈辱。
中華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進西方強悍進取的狼性精神，又一點一點地引進強悍競爭的西方工業，起來打到“孔家店”，強烈地釋放被久久被壓抑的“狼性”。
炎黃游牧族的血液遺傳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輸血終于發揮了作用，中華民族性格慢慢強悍起來。
百年奮斗，趕走了列強，取得了民族獨立，還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
然而，到文革時期，由于政治需要人為地釋放和煽動狼性，打倒一切“ 牛鬼蛇神”，打倒國家主席，元帥將軍，工商界精華，知識分子學術權威。
狼性“紅衛兵”橫行全國：打老師，批校長，燒書籍，毀文物，抄家產，殺人放火、沖擊大使館，無法無天，走向另一個極端，把中國推向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人類整個曆史和中國這段曆史都深刻證明了釋放和駕馭人性中狼性的高難程度：像儒家和封建專制那樣全面閹割和鎮壓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結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後挨打，死路一條；像法西斯那樣瘋狂釋放煽動狼性，則將把世界變成人間地獄，也是死路一條。
只有適度釋放狼性，並采用惟一能夠控制和駕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拋棄橡皮圖章式的假民主，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惟一出路。
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夠釋放又控制狼性“熱核反應”的現代反應堆。
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須同時進行和完成轉換國民性格的基礎工程，沒有這個民族性格的基礎，即使建起民主大廈，那也只是一座危樓，如果垮塌，反而會敗壞民主的聲譽，而在民主廢墟上就會建立起更加專制的政體。
沒有紮紮實實的轉換民族性格的基礎工程，民主就永遠只是中國少數人的奢望。
轉換農耕民族性格必須經過一個“野外放養”的過渡時期。
但是，轉換民族性格和推進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則，民族性格軟弱的舊病將會把腐敗、低效、人口過度擴張和破壞生態環境的病毒擴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誤治療搶救的寶貴時間。
楊克點頭道：沒錯。
西方民族性格太強悍，專制政府很難壓制住人民。
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
所以人家民族最終只接受民主制。
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但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
軟弱的農耕民族都願意選擇專制，農耕人群是集權專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看來，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國民性格不變，中國的集權專制就始終不會終結。
陳陣說：狼性不強的民族永遠不會去爭取民主和使用民主。
實際上，民主是強悍民族對統治者反抗和討價還價的結果。
陳陣又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難移”了，而是“堅定不移”。
當前我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現在改革形勢已不可逆轉。
從性格上形象地講，既然，“炎黃狼”、“秦漢狼”和“隋唐狼”曾經被農耕存在改造成“華夏羊”，那麼，隨著新型競爭性的民族存在的確立和擴大，一直落後挨打的“華夏羊”就會成為勇猛進取的“現代中華文明狼”，成為真正的炎黃子孫，並向更高級階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進化。
然而，由于在世界上，中國的農耕土地最廣闊，農耕曆史最悠久，農耕人口最龐大，農耕意識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間又過于狹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從“華夏羊”轉換為“文明狼”，必將經曆一個漫長、痛苦，甚至是殘酷淘汰的時期。
如何能更文明地對待、安置和養活性格弱勢人群，轉化他們的軟弱性格，將成為中國天大的社會難題。
而且，以後政治體制的攻堅任務還可能由于民族性格軟弱而久攻不克。
而這些難題又必須依靠剛毅強悍堅韌的狼精神來攻克。
這些就是我的最後結論。
額侖草原沉入茫茫夜色，遠處牧民定居點的電燈發出微弱的光亮。
楊克還想繼續提問，陳陣拍了一下方向盤，說：該回去了，要不巴圖要開車來找咱們了。
你要是還有什麼問題，咱們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還有許多東西要跟你講呢。
楊克說：狼圖騰和游牧精神真是個中華文明中的樞紐性問題，動一發，牽全身啊。
我真還有好多問題要問。
倆人下了車，向黑暗的狼洞山坡揮手告別，但又久久佇立，不忍離開。
陳陣望著狼山輕輕地說：小狼，我要回北京了，以後我還會來看你的…… 楊克說：咱們真應該在小狼的洞前立一個紀念碑，最好是個狼的圖騰柱。
陳陣歎道：我也想立，但是我不敢。
現在草原上到處都是農區來的外來戶，要是他們看到給狼立的石碑，那還不把它砸個稀巴爛，說不定還會把這個寶貴的百年老洞刨塌填死呢。
還是讓小狼的洞安安靜靜地藏在這里吧。
陳陣又說：我現在更想做的還是在國人的心里樹立狼圖騰的精神圖騰柱。
狼圖騰本來就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原始圖騰之一，在地位上僅次于龍圖騰。
但是，我認為問題還沒這麼簡單，根據考古新發現和我的分析研究，早期的狼圖騰和龍圖騰很可能就是一個圖騰，而後來的龍圖騰只是狼圖騰的演變形式而已。
楊克吃了一驚，忙說：這個發現對轉換中國人的國民性來說太重要了，你把這個問題說完了咱們再走吧。
陳陣一口氣說下去：龍的形象其實在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現。
1971年在內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個玉龍，號稱中華第一龍，屬于新石器時期的紅山文化。
那時華夏先祖還沒有成為農耕民族，還處在狩獵、采集、游牧或半農半牧狀態。
龍圖騰最先是華夏原始先民的圖騰，後來才演變為農耕民族的圖騰。
我仔細看過和研究過翁牛特三星他拉玉龍，可是讓我吃驚的是，那條原始玉龍，根本不是後來中國人所熟悉的龍，而是狼首龍身形象的龍，玉龍的身上沒有鱗，也沒有爪，頭部和頸背完全就是狼頭狼頸，簡直就像按照狼頭狼脖子臨摹下來的一樣：長長的臉，長長的鼻子，長長的吻，長長翹起的嘴角。
尤其是眼睛，那絕對是狼眼，跟咱們小狼的眼睛一模一樣，圓眼吊睛，眼角吊得極長極斜，狼的這個關鍵的特征，被新石器時代的先人用藝術手法誇張得惟妙惟肖。
這還不算，狼脖子上面的狼鬃也雕刻得極像，從頭脖頂到前背長長一溜狼鬃高高地聳翹起來，非常威風漂亮。
高聳的狼鬃又是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顯著特征。
我對狼太熟悉了，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對狼的長期細致的觀察，我們的先祖是絕對雕不出這麼傳神的狼的藝術形象來的。
此條玉龍實際上是條玉狼，尤其是頭部絕對是狼頭。
可是有些學者說這條玉龍的頭是豬頭。
但是，我認為，從游牧民族的性格上講，家豬或野豬都不會成為北方游牧民族的崇拜圖騰，因為中國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絕對不會崇拜被自己馴服的、或可以被馴服的動物的。
只有不了解中國游牧民族性格的人，才會認為中國草原人會崇拜家畜；從形象上講，豬眼不是吊睛，豬拱嘴的嘴口也不是開在最前面的，整個豬頭也不是長形的。
而且，身材短胖只有棍形小尾的豬，不管是家豬還是野豬，要演變成長長的龍那就太牽強了，而長長的狼身加 上毛茸茸的長狼尾，演變為龍身倒有可能。
你想想長長的狼皮筒再加上長長的狼尾巴掛在高高樺木杆頂上，被大風吹起來時候的樣子，是不是特像狼頭龍身？我猜想，中華飛龍很可能是華夏草原先祖所想像的草原狼靈魂升天以後的飛狼形象，是對狼的形象的美化和神化。
那年我看小狼升天的樣子，真感到小狼不僅像飛狼，而且還像是騰云駕霧的飛龍，只是當時沒有順著這個感覺挖掘下去。
後來回到北京以後，我看到了那件玉龍的圖片，當時我真是很激動，好像見到了小狼一樣。
在當時的原始條件下用美玉雕刻出那樣精美的狼首龍身的玉器，就可以推斷我們的先祖對狼熟悉和崇拜到什麼程度了。
而且“玉龍”出土的地點又在內蒙，是蒙古草原狼的故鄉，是中國的土地上猛狼巨狼最多的地方，是後來無數崇拜狼圖騰的游牧民族一直生活的地方，又是“飛狼”的傳說最多的地方。
這就讓我自然聯想到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關系，也開始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
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狼圖騰和龍圖騰至少有以下七個相同的特點： 其一，最早的狼圖騰和龍圖騰都出現在內蒙古草原或接近蒙古草原的地方。
這里恰恰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最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故鄉，而且草原狼又是游牧民族的同鄉，人與狼互相搏殺，互相依存，又共同生活在這片廣袤的草原上。
因此，狼的精神和性格對草原人的影響最大，不像北極圈和俄羅斯森林里的狼遠離人群，以捕食野生動物為生，對人的影響不大，因此在那里也難以產生狼圖騰崇拜。
其二，原始的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頭部和頸部相同，長筒形的身體相同。
內蒙三星他拉的原始玉龍是狼首龍身，也就是說，在新石器時期原始狼圖騰和龍圖騰頭部頸部完全相同，身體也相同，都無鱗片。
這表明龍圖騰不是由魚或蛇演變而來的。
那時候，極有可能狼圖騰就是龍圖騰，龍圖騰就是狼圖騰，兩個圖騰還沒有分家，而它們的家還都在草原。
其三，狼圖騰和龍圖騰都是采用身體上下拱動的姿態飛行。
在傳說中，無論在蒙古草原還是華夏大地，這兩個民族圖騰都是飛翔的圖騰。
在草原，狼圖騰可以飛天，把人的靈魂帶上騰格里，而華夏的龍圖騰則能騰云駕霧，呼風喚雨。
但是世界上和中國許多民族的圖騰並不會飛，例如崇拜熊、虎、牛、猴等等的民族圖騰。
中華大地上的草原民族和華夏農耕民族的圖騰都有飛翔的特點，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更為相同的是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飛翔姿態，狼在草原上飛奔的姿態是上下起伏的，狼皮筒被掛在高高的木杆頂上被大風吹動的時候也是上下起伏、身體拱動著“飛翔”的；而中華龍在各種古代壁畫和雕刻中都被塑造成躬著腰，上下起伏拱動著“飛翔”。
這種飛行姿態與狼圖騰飛奔和“飛行”的動作相同，但與水中的魚、蛇和鱷，以及陸上的蛇和蟒的游動動作完全不同。
魚蛇蟒鱷都是靠身體和尾巴左右擺動而前進的。
一種行動是“上下拱動”，另一種行動是“左右擺動”，這兩種不同的動作和姿態，清楚地表明狼是比魚蛇蟒鱷更高級的動物，龍圖騰不是由魚蛇蟒鱷這些卵生較低級的動物演變而來的，而是由草原陸地的哺乳動物——狼演變而來的。
而多數中國人卻認為龍是水中的魚和蛇變來的，現在有的人還認為龍的原型是鱷。
這些觀點沒有看出龍與魚蛇蟒鱷在類別上的本質區別，沒有看出“上下拱動”與“左右擺動”的根本區別。
因而也就把龍圖騰精神的本來面目掩蓋得越發模糊不清。
其四，狼圖騰和龍圖騰雖然都會飛，但是都沒有翅膀。
在中國人的傳說中有“飛虎”、“飛馬”等神話形象，其他民族也有“羽蛇”等圖騰形象，可是那些會飛的動物都是有翅膀的，50年代飛馬牌香煙的煙盒上就有長著巨大翅膀的飛馬形象。
那麼為什麼龍圖騰沒有翅膀呢？我認為這是因為由于狼圖騰沒有翅膀，所以由狼圖騰演變而來的龍圖騰也就沒有翅膀。
而狼圖騰之所以沒有翅膀，是因為原始的草原人相信神出鬼沒，神通廣大的狼會飛，不用翅膀也能飛。
其五，狼圖騰和龍圖騰都與中國兩個民族的最高崇拜——天崇拜有密切關系。
在草原上，草原民族相信狼是騰格里派到草原來保護草原的，還會把崇拜騰格里的人的靈魂帶上騰格里；而在華夏，農耕民族則認為龍是天的化身，而皇帝就是“真龍天子”，神聖不可侵犯。
既然漢族的天崇拜是游牧先民從游牧區帶到華夏農耕大地的，那麼他們也就把狼圖騰一同帶來了。
其六，狼圖騰與龍圖騰都是凶猛可怕的猛獸形象。
世界上各民族的圖騰有猛獸也有溫良的草食動物，許多民族都把牛作為民族圖騰。
但是為什麼華夏民族卻把面目如此凶猛猙獰的龍作為自己民族的圖騰呢？這是因為，那時華夏先祖還是狩獵采集游牧部族，還不是溫良敦厚的農耕民族，而中國的絕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把狼作為圖騰。
由于狼的形象凶猛可怕，所以由狼圖騰演變成龍圖騰的龍的形象也就異常凶猛可怕了。
其七，狼和龍都具有不可馴服性。
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圖騰都是可以馴服的動物，甚至以家畜為圖騰。
而中國的兩大民族的圖騰——狼和龍，都具有不可被人馴服的性格。
狼是猛獸中最倔強、從不屈服的動物，熊虎獅鷹大象都可馴，而蒙古草原狼不可馴。
由于狼不可馴服，那麼由狼圖騰演變而來的龍圖騰也就具有不可馴服性。
龍是狼精神的承襲者和強化者，它不僅不可被人所“馴化”，相反它還將馴化它的一切臣民。
而狼的不可被馴化的精神後來被儒家皇權至高無上的精神所利用，並神化了。
根據上述狼圖騰和龍圖騰這些關鍵性的相同之處，我推測，中華龍圖騰很可能就是從草原狼圖騰演變而來的，就像華夏農耕民族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演變而來的一樣。
由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沒有離開草原，所以草原民族的狼圖騰也一直沒有變形，草原民族從古到今也一直崇拜狼圖騰；而在遠古，一部分游牧民族離開了草原，進入華夏農耕區，也就把騰格里崇拜和狼圖騰崇拜帶到華夏農耕生活中。
由于，在古代無論牧業和農業都是靠天吃飯，因此，轉移到農耕地區的天崇拜也就被保留下來，但是游牧部族變成農耕族以後性格逐漸軟化，慢慢變得怕狼恨狼了，那麼從草原上帶來的狼圖騰崇拜就不適應農耕生活和精神，于是原來的狼圖騰就慢慢被農耕生活所改造，改成具有耕云播雨功能的龍圖騰新形象了。
在遠古，東亞草原一定有崇拜狼圖騰的游牧民族；在傳說中，伏羲時期的圖騰是“人首蛇身”形象的圖騰，伏羲神“本人”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
後來，經過部族的融合，華夏先人們大概以狼圖騰和“人首獸身”圖騰為主干，再吸收了游牧部族和原土著農耕族的圖騰形象的某些局部，加上了魚鱗、鷹爪和鹿角等部件，于是狼圖騰就變成了龍圖騰。
在龍圖騰創造和融合的過程中，狼圖騰的形象起著關鍵作用，因為“人面蛇身”的形象與後來的威猛可怕的龍形象相差太遠。
我看過考古出土的仰韶時代的“人面蛇身”陶式圖形，那哪是龍 啊？簡直就像一只壁虎，或者像大頭蜈蚣那樣的小爬蟲，形象陰暗猥瑣惡心，毫無審美價值和神聖感。
而蛇蟒身上加上狼頭，那就不一樣了，“狼首蛇身”就基本上有龍的威猛的藝術雛形了。
後來的中華龍的形象之所以威猛可怕，震懾人心，並具有審美價值，就在于它具有狼一樣猛獸的形象和性格特征。
“抽象”的龍一定會有具象的根據，而中華各民族中曆史中最悠久又最具象的凶猛圖騰只有狼圖騰。
因此，沒有狼圖騰的形象、性格和精神的參與，中華龍就不能成其為龍，而只能是中華蟲。
陳陣讓楊克上車，他也上了車並打開車內燈，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卡片說：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華夏傳說中那個神秘的饕餮神獸。
我認為饕餮也很可能是由狼演變而來的，後來饕餮再演變為龍。
《辭海》說：饕餮是“傳說中的貪食的惡獸。
古代鍾鼎彝器上多刻其頭部形狀作為裝飾。
《呂氏春秋·先識》：‘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
’”《辭海》在解釋饕字說：饕即“貪，《漢書·禮樂志》：‘貪饕險’顏師古注：‘貪甚曰饕。
’特指貪食。
” 上面幾段話里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種“惡獸”，而不是魚蛇蟒鱷，不屬于魚類或爬行類。
《辭海》中還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紋。
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認出那個凶惡的猛獸像誰，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圓眼吊睛，凶狠無比。
二是，饕餮甚貪食。
這個特征鮮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
“極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倆養過狼，太知道狼的這個天性了，咱倆可以舉出無數個狼貪食的例子。
天下再沒有比狼更貪食的動物了。
不信可以讓人去問老牧民，天下最“貪食的惡獸”是誰？回答肯定是狼。
人所共知，“貪”就是狼性的代名詞。
董仲舒說秦“以貪狼為俗”，也把貪與狼相並列。
中國人形容貪食總是用“狼吞虎咽”，而且還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貪食。
形容貪心都說“狼子野心”，不會說“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惡獸”和“甚貪食”這兩個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紋又像狼。
因此，傳說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從狼演變而來的神獸。
三是，饕餮成為商周鼎的主要紋飾，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問題。
寶鼎是華夏民族在青銅時代的立國之重器。
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無上王權的神器和禮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華夏先民心目中處于民族“圖騰柱”的地位。
因此，只有屬于民族的圖騰才有資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鐫刻鑄造在寶鼎重器之上。
這一現象又反映出兩個問題：其一，到商周時，華夏族可能還仍然崇拜狼圖騰，至少是猛獸圖騰，炎帝黃帝族祖先的圖騰崇拜遺風可能還繼續存在，而周朝時期的華夏族受狼圖騰的影響更深，因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圖騰的游牧族。
其二，當時的“龍”可能還沒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為華夏族的民族圖騰，否則，象征王權的寶鼎就一定會以龍作為主要紋飾。
而且，當時周天子也還沒有坐龍座，那時還延續著炎黃游牧遺風，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紋飾主要由饕餮紋和云紋所組成，以饕餮為中心，云紋環繞其周圍。
顯然，饕餮神獸在天上，從云層里探出頭，俯看人間。
它的身體則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龍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腦袋後面續上龍身，那就與後來的標准龍相差不遠了。
所以，我認為，在狼圖騰和龍圖騰之間可能還有一個饕餮圖騰的過渡階段。
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後來龍的猙獰面目。
以前我始終不理解為什麼青銅時代的華夏族，會崇拜那麼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國家神器的地位。
難道那時的中國人就那麼貪吃嗎？因而也就那麼崇拜貪食的惡獸？而饕餮貪婪的吃相真是毫無神聖可言。
但是後來當我發現饕餮有可能是狼圖騰的變形的時候，我立即想通了。
貪食只是狼的一個特征，是狼精神和性格的表象。
商周時期的華夏族對饕餮神獸的崇拜，是對游牧先祖狼圖騰崇拜的承續，狼雖然貪食，但是它的凶猛進取、威武不屈、甯肯戰死、不願病終的精神才是早期華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
這個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後才能理解，而後來恨狼怕狼的農耕民族和儒家就難以理解，所以無法給人以信服的解釋。
再後來，當農耕和儒家越來越占統治地位的時候，貪吃的惡獸——饕餮，就必然從國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龍，讓位給龍。
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無數個游牧民族，而無數個游牧民族又是那麼強烈地崇拜狼圖騰。
為什麼入主中原或中國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後來也那麼喜歡穿中華的龍袍，坐中華的龍座，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在龍圖騰里看到了他們民族的狼圖騰的變形或影子，龍圖騰實際上就是改形換面不變心的草原民族的飛狼圖騰。
然而，正像游牧民族來到華夏農田以後，他們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農耕意識那樣，游牧民族的圖騰精神也必然被農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護草原的狼圖騰也就變成主管農耕的命脈——呼風喚雨的龍圖騰，于是狼就變成了龍。
而且，在龍圖騰上又加上了許許多多的農耕民族的觀念和意識，把龍圖騰的原始精神實質改得面目全非，蠻好的強悍進取的狼圖騰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權威的專制暴力精神。
龍圖騰成為中國曆代專制帝王狐假虎威，鎮嚇人民的帝王圖騰。
龍袍只屬于皇帝一人，九龍九爪。
其他七龍七爪，五龍五爪的官袍不能稱之為龍袍，只能叫作蟒袍。
進入現代社會的中華民族，特別需要清除民族圖騰里面後加上去的專制帝王的糟粕，而應當還其華夏民族圖騰的本來面貌——狼圖騰精神。
中華龍令人恐懼的凶猛形象和身體里面，最初蘊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圖騰精神和靈魂。
中華龍圖騰與中華狼圖騰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斷的血緣關系，但是，在精神實質上，中華龍已完全異化：自由的狼變為專制的龍，全民族的精神楷模變成了獨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圖騰演變成了毫無生命力的龍舞道具空殼、紙龍紙老虎。
只有抽掉中華龍圖騰中的封建帝王專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圖騰自由強悍的進取精神，那麼，未來的中國巨龍才有可能真正騰飛，飛向全球，飛向太空，去為中華民族和整個人類開拓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
兩人在車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還是壓不住腹中饑腸轆轆的聲音。
楊克說：我真想跟饕餮那樣吃下去整盆手把肉。
陳陣說：嘎斯邁要是看見咱倆像狼一樣的吃相准保高興。
楊克打 開了所有的車燈，駕著吉普向西北邊境線草場駛去。
翻過高坡，可以看到遠處像燈塔那樣一亮一滅的燈光，嘎斯邁一定握著手電在那里站得很久了。
陳陣從後視鏡久久地回望朦朧月光下靜靜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再回來…… 2002年春，巴圖和嘎斯邁從額侖草原給陳陣打來電話說：額侖寶力格蘇木（鄉）百分之八十的草場已經沙化，再過一年，全蘇木就要從定居放牧改為圈養牛羊，跟你們農村圈養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蓋好幾排大房子呢…… 陳陣半天說不出話來。
幾天以後，窗外突然騰起沖天的沙塵黃龍，遮天蔽日。
整個北京城籠罩在嗆人的沙塵細粉之中，中華皇城變成了迷茫的黃沙之城。
陳陣離開電腦，獨自佇立窗前，愴然遙望北方。
狼群已成為曆史，草原已成為回憶，游牧文明徹底終結，就連蒙古草原狼在內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後一點痕跡——那個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將被黃沙埋沒。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內蒙古錫盟東烏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日三稿于強沙塵暴下的北京。
2003年歲末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