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專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撼，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余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秘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余責也。
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真英雄子，畫作疲軟漢矣；真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真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尚為人傑，《後漢》尚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為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為無害，則題數句于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
弟既處遠，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汙辱此書，即為愛我。中間差訛甚多帷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術所系，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
本欲與上人偕往，面承指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儆，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須老而無發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從此未涅槃之日，皆以閱藏為事，不複以儒書為意也。
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即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婢為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為真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者乎？何也？蓋惟其知實之為虛，是以虛不極，惟其知動之即靜，是以靜不篤。此是何等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哉！故曰“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並，共證斯事。
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于《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為要刪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為蘇注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為友人寫《心經》畢，尚余一幅，遂續墨而填之，以還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書》則真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豈真心以我為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著眼睛，索我于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之為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鑒之外，可以稱具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