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人。他是歐陽修以後的文壇領袖，多才多藝，詩、詞、文、書、畫都是一代大師，著述十分豐富。
蘇軾的一生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蘇軾出生在一個富有教養的家庭，父親蘇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親程氏是有文化明大義的女子。少年蘇軾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奮好學，博通經史。他成長在一個表面承平而內里各種社會矛盾漸趨尖銳的時代。這時代一方面號稱“百年無事”，經濟文化都有相當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遼、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強兼並、人民困苦不堪的內憂。社會危機四伏，積貧積弱的形勢日益嚴重，改革的呼聲，在士大夫層中漸次高漲。蘇軾在這樣的家庭與社會氣氛熏陶下，受儒家經時濟世思想的影響，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許國，並主張針對現實中的種種弊端進行改革。他二十一歲隨父入京參加進士考試，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與弟蘇轍同科及第。時父蘇洵也深受重視，父子三入，一時名噪京師，蘇軾中進士後，二十五歲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歲參與制科考試，隊三等，授大理評事，簽判鳳翔府，從此踏上仕途。蘇軾在風翔三年還京，差判登聞鼓院，又授直史館。因父蘇洵病故，回鄉睜喪。三十四歲再到汴京，判官告院。這時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蘇雖也有志于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但在變法思想上與王安石檸在分歧。他不主張遽變，反對“求之過急”，于是接連上書抻宗，反時王安石變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擠。蘇軾為了遠身禍，求為外任，先後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蘇軾出京作地方官，勤政愛民，盡心職守。八九年的時間，他撮然輾轉遷徙，但每到一地都興修水利，賑濟災民，減免租稅，體察民間疾苦。而對于新法實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視”。後因“托事以諷”寫了一些與新法有關的詩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彈劾為“包藏禍心”、“指斥乘輿”，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禦史台論罪。從元豐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釋放，蘇軾在獄中倍受詬辱，幾置死地，幸得多方營救，才得貶出。這就是有名酌“烏台詩案”，蘇軾生活、思想與創作也從此開始了巨大的轉折。蘇軾出獄後，被貶為黃州團陳副使，但不得簽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經濟困難，申請城東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號東坡居士。黃州五年，蘇軾思想轉變很大。一方面他沒有放棄儒家經世濟民思想，繼續關心國家政局，因壯志難酬而苦悶；另方面他閉門思過，消極彷徨，又時時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脫。但這幾年卻是蘇軾創作上的豐收時期，雄偉的江山，淳厚的民風，溫暖的友情，不能忘懷現實的壯心，促使他寫出了許多著名的詩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曠淡遠，成為他一生創作的高峰。元豐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後聽政，政局發生變化，起用舊黨人物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全面廢除王安石新法，史稱“元枯更化”。蘇軾即被起用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但蘇軾對待新法，又主張“參用所長”(《辯試館職策問劄子》)，反對執政大臣們：的全盤否定新法。這種注重現實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態度，又和司馬光等舊黨人物產生分歧。司馬光病死，蘇軾為舊黨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蘇軾十五年後再次至杭，“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杭州謝表，)。他勤政愛民，開浚西湖，賑濟災民，興建醫坊，為百姓作了許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京都。入朝後本擬有所建樹，不料又為舊黨賈易等誣陷，心情郁悶不願留在京城，于是又上書請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後又改知揚州、定州。蘇軾從黃州被召還，第一次在朝期間，主持過學士院考試和進士貢舉。他為國家振興積極薦舉擢拔後進，于是有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時文壇興盛。蘇軾儼然成為文壇盟主，為北宋後期文學的發展，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遠謫惠、儋時期舊黨的支持者高太後病死，哲宗執政，又恢複神—票薪荏；于冪新黨人物又紛紛上台。但這時的新黨拋棄了王安石變法的精神，將打擊“元枯黨人”作為主要目標，于是舊派人物紛紛遭到貶斥。王安石變法這一具有偉大意義的政治運動，蛻化為爭權奪利的黨派之爭，蘇軾竟成為黨爭的犧牲品。他被擠出朝廷，先是貶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貶為甯遠軍節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蘇軾在惠州度過兩年謫居生活，雖是衰邁之年，處境困頓，仍然關心人民，積極發展農業與興修水利，為改善百姓生活不遺余力。紹聖四年蘇軾已六十多歲高齡，又被改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島。當時海南地處天涯海角，境況極其荒涼，生活極端艱苦，“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每無炭，夏無寒泉”(《與程天侔書》)。但蘇軾不戚戚于個人憂患，積棋為當地土族人民做好事，獎勵農業生產，傳播文化知識，破除陋習培養才，一直樸樸工作到最後赦還。遠貶惠、儋時期，條件最為艱苦，但蘇軾思想曠達，隨遇而安，並沒被困難壓倒，反而出現了創作豐收。這時期他寫了大量的和陶詩與書劄散文，詩風恬淡、超拔，精深華妙，成為蘇軾一生創作的最後錦繡。元符三年，鞭宗繼位，蘇軾獲赦北還，海南父老“執手涕泣”(《遁齋閑覽)。剪杜過大庾嶺時，有“問翁大庚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的躺慨，還膽回朝再竭忠誠。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結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蘇軾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學，迫慕韓琦、范仲淹、富鄭、歐陽骼等政治與文壇元老，有用世之志。他關心國計民生，揭露時弊，曾氍出鞏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邊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張：他在冪州領導軍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築堤引水。開設瘸坊，抗策減稅。直到遠貶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富。皋率眾靶橋以濟病涉者”(蘇轍《墓志銘》)。蘇軾一生積極人世，是封建時代仁政愛民的清廉官吏。但蘇軾早年也接受過道家思想的奉響，喜敢《莊子》。入仕後，由于政治上不斷受挫折，佛、道思想影響加深，井成為他尋求解脫政治苦悶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時，經常出入佛司，拜訪名僧。黃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劇發展。但是直到遠貶惠、儋時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為主，融合佛老，進退行藏，禾施不可，這就是蘇軾一生的思想狀態。這種思想境界表現在文學佛作上，既有對現實的批判，又有人生如夢的感喟，也有瀟灑自適的抒情。蘇軾作品內容的複雜性。正是他複雜思想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