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貞觀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複曩時之豁如。謇諤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郁于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罰加于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于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饋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于有罪，賞不加于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甯，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征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于聖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項氏以無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