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風險”與“不透明性”區分開來是很重要的。在幾周之內，它們讓包括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負責人、其他國家央行行長與國內金融監管者在內的這些政策制定者相信，最近這次危機不會像1987年與1998年的危機一樣能很快過去。到了9月，倫敦一只對沖基金的關閉預示著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了。這家公司並不是倒閉了，而是由于市場流動性不足停止了運轉，其原因是“與其主要經紀公司巴克萊銀行在暗地里就如何估計基金持有的債物工具的價值問題產生了一場痛苦的爭論”。《金融時報》的報道指出：“一場更大范圍的針對估值的戰爭……在華爾街與倫敦許多銀行、對沖基金及會計公司的辦公室中急劇升溫。”在紐約，壓力同樣反映在賬面價值的欺詐行為上，這些行為企圖避免在2007年第三季度出現虧損，而盡量將其拖延至年末。主要的會計公司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通過美國審計質量中心通知金融公司管理層與總裁：所有公司審計在對非流動資產的估值上必須遵守嚴格的會計准則。高級政府官員們有理由相信一場危機正在逐漸逼近。
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在一次金融工作會議上重點強調了抵押貸款清償重新安排的時間表，他說：“次貸市場將會比其他市場需要更多時間，因為部分清償要在18個月至兩年間完成。”加拿大一家銀行主管戴維·道奇解釋說：“信用風險的重新評估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工程。遺憾的是，由于一些結構化產品的不透明性與法律上的複雜性，這一過程會比以往經曆更長的時間。”
而英國、德國、法國和歐盟的監管者則開始質疑證券化本身。英國金融服務業管理部門的觀點是，除了不透明性之外，證券化資產的銷售總量與購買者的多樣性對監控所需要的基礎設施與專家團隊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現階段的監控能力遠遠達不到這一要求。法國金融部長克里斯汀·拉加德認為：“在證券化打包過程中的透明度是需要加強的。但是，一旦產品設計的複雜程度達到某一臨界點，估計相關風險將會變得不可能或代價過于高昂。因此，一定程度的標准化是必要的。”
這種分歧是有指導意義的。保爾森談論過房地產借貸方面的監管挑戰，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曆史先例清楚地支持將房地產作為當務之急。格林斯潘、費爾德斯特、席勒、羅森伯格、里默與其他諸位在8月及9月間關于以房地產為導火索的危機與房地產價格會嚴重跳水的預測毫無疑問都成為了現實。相比其他因素，這場危機的范圍會在更大意義上決定美國政府今後的監管風格與對這些產品的監管力度。2006年年底，以芝加哥為總部的北方信托的首席經濟學家保羅·卡塞爾簡明扼要地指出了最差的情形：“美國的銀行持有最高額的抵押相關資產總量。如果房地產市場陷入嚴重的衰退並造成大規模的房地產貸款違約，那麼美國的銀行系統將會承受類似于20世紀90年代日本銀行經曆的巨大損失。如果事情真的發生了，美聯儲會將利率下調為“0”，但這對于整體經濟形勢與通貨膨脹局面沒有積極作用。”
卡塞爾在很早就闡述了這一觀點。到2007年年底，其他人也發現自己一直籠罩在之前的日本泡沫與危機的陰影中。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日本經濟學家中前忠志與亞洲的彭博財經專欄作家威廉姆·派塞克也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新年那天，機敏的《金融時報》資本市場編輯吉莉安·泰特看到銀行系統中有壞賬產生、信用缺失與拖延結算時間的現象，這引發了她類似的思考。吉莉安引用了摩根大通副總裁蒂莫西·賴安的話：“像我這樣的前美國銀行監管者會覺得自己應該承擔一部分責任，因為是我們所用的風險資本調整規則將這些高風險資本排除在了資產負債表之外。但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這會導致結構性投資工具與複雜的杠杆性債務抵押債券的產生……金融‘工程’走得太遠了。”而且，美國房地產市場不是唯一一個面臨風險的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愛爾蘭也存在著資產高估，同樣面臨隨時可能破滅的泡沫。
根據美國以往的經驗，我們可以大致預測將會發生的情況。許多人會將1989~1990年與1929年的住房價格變動作為參考。而悲觀的羅伯特·希勒在9月早于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的表態中稱這些比較都是不充分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住房價格增長勢頭顯著強于1990~1991年危機之前的增長，而且去年開始的房地產投資的縮減也更加急速。我很擔心住房價格的崩潰會發展成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在美國，住房價格下跌持續的時間要比9~18個月的股市下滑與溫和衰退來得更長。現在這次住房價格的下跌似乎是人們記憶中最大規模的。但我們仍希望，席勒對房地產市場的估計與將其和日本進行的類比是過于悲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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