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一種中國的批評方式
———總序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繪畫評點本
野莽
由我們中國的出版社出版一套這樣的叢書，我以為是合理的和應該的，因為評點文學這種獨特的批評方式，原本只能誕生于中國。評是評議，點是圈點，以拼音字母組成漫長句式的西方文學，即便偉大如《荷馬史詩》，也不好在上面加點挽圈，因此它簡直非中國的方塊字莫屬。西人沒有這個條件，就索性長篇大論地在書外進行某種主義的研究，而中國的古人一見好詩妙文，也顧不得保持頁面的清潔，往往信手寫下心得體會，卷前便是眉批，卷後便是尾批，卷側便是旁批，字里行間便是夾批，題下便是題下批，把一卷書塗抹得丹黃一片，那書離洛陽紙貴的暢銷書也就不遠了。評點文學，想必就是緣此發生。
這種批評方式最早依附的文學品類自然不是小說，自然是最早出現的詩，次為詞、曲、賦、駢文、散文、戲劇。二十四史作為寫史散文的一種，除元史無人問津，原因是否為蒙古人入主中原並殺死了我們的文天祥，暫缺資料證明，其他各史的評點者眾，這卻是已知的。而“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的小說乃在最後，然而這種批評方式一進入小說就不得了，文士便競相評點，讀者也便爭先賞閱，其繁榮的景象為後來居上的小說贏足了面子。
專家考證，評點文學的源頭有二。一為訓詁，“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毛詩》注釋《君子偕老》，“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裝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楚辭章句》注釋《九歌》，“屈原放逐……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一為史書，前四史各傳的尾批為例，司馬遷有“太史公曰”，班固有“贊曰”，范曄有“論曰”，陳壽有“評曰”。但此時只評不點，並且是作者自己評自己，真正發展成為評點文學，乃在唐宋。
“點”字最初的意思與後來是相反的，詩文寫得不好，作者自己用筆圈點抹去，“以筆滅字為點”，即後世小學老師批評學生的話，卷子上有墨疙瘩，責令謄抄整齊了再交來。後漸演變對他人文章的贊賞，在絕妙字句的下面加點，周邊加圈，以致醒目。並且點有單點、雙點、圓點、三角點之分，圈有單圈、雙圈、三角圈之別。此舉也被後世的語文老師學習了去，用于表彰學生寫得好的作文，有雙圈者可以榮獲九十多分。
南宋劉辰翁是中國第一位評點大師，也是第一個評點“小說家者流”的作品的吃螃蟹人，為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命名小說，也是這位須溪居士。“魏武將見匈奴使”一篇，他在書眉批曰：“謂追殺此史，乃小說常情。”“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他又眉批：“亦似小說書袋子。”此後有明代據說是《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貞，再後又出了第二位評點大師，寫過《厚黑學》的李贄李卓吾，三人同評《世說》，各是一路筆墨。而李贄較金聖歎評點《水滸傳》竟早了半個多世紀，見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已評出“千古若活”的妙語，又將魯、李、武、阮、石、呼、劉唐這七條急性漢子作一對比，“不必見其姓名，一睹事實，就知某人某人也，讀者亦以為然乎？”在李贄的率領下，評點文學的隊伍中不僅有公安派的創始人袁宏道，竟陵派的領袖鍾惺、譚無春，連小說家馮夢龍和戲劇家湯顯祖也躋身其中，一時間評書點文，蔚然成風。編罷《三言》《情史》的馮夢龍評點的豔歌《掛枝兒》，“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著不如偷不著”成了名言，以至今日豔詞已去，惟余馮評。
明末清初，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的盛世過去，《紅樓夢》尚未誕生，評點文學作為文學的一類適時填充了文壇的虛空。正如李杜、蘇辛、關湯、羅施是各個時期與品類的代表人物，金聖歎和毛氏父子高高舉起了評點文學的大旗。從來也沒有人研究過，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似乎只被李贄潦草地評點過一次，它的冷遇會否與金聖歎有關。因為這位最終受一樁哭廟案的牽連，高呼著花生米與豆腐干同嚼火腿味的口號走上刑場的率性漢子，在評點《水滸傳》時順手把《西游記》打了一金箍棒，“《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游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又評，“《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金大師評點的《水滸傳》，實在是大出了評點的范圍，他能大筆刪去一百二十回本中宋江諸人招安後的內容，剩七十回，全書以盧員外夢見梁山好漢悉數被朝廷誅殺為完結。這比後來，莫名其妙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場評《水滸傳》、批宋江、反對投降主義的全民運動要早出三百多年，說明這個問題，並非某個政治家的英明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