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這項決策，其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斬斷鎮將與鎮兵之間的利益聯結和感情紐帶，從而削弱各節度使對原轄區的絕對控制權，消除擁兵自重、違抗朝命、一切自專等各種隱患。
這一舉措屬于常規的政治手段。
應該說，穆宗的宰相們制定這個應對的策略是動過腦筋的，也是無可厚非的。在一般情況下，這種手段的確是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然而，問題在于——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帝國的藩鎮事務就早已不是“一般性”問題了，否則當年的德宗和憲宗也不至于被這個問題搞得心力交瘁、寢食難安。所以，試圖通過常規的政治手段解決“非常規”的政治問題，其結果很可能是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矛盾又被激發出來；其代價很可能比保持現狀、無所作為更加慘重。
簡言之，穆宗朝廷解決問題的思路或許是無可厚非的，可他們采取的辦法卻顯然不合時宜、甚至大錯特錯。
可熱衷于娛樂事業的穆宗李恒不可能看到這一點。
他當然也不可能看到——“元和中興”的陽光已經消隱，帝國的上空正烏云四合。
新年很快又來了。
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同時命令河北諸道重新修訂中央“兩稅”的繳納辦法。
這一年春天，河北諸藩表面上都還平靜，可來自幽州的一個消息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盧龍節度使劉總要出家當和尚了。
就這麼一個弑父殺兄、篡位奪權的魔頭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這可能嗎？
朝野上下都感到不可思議。
可據說消息很可靠。
因為是劉總本人親自上表的。
據說劉總自從殺死父兄之後，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看見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來找他索命，把他嚇得魂飛魄散，所以就在府中養了幾百個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劉總每天從軍府回來後，就擠在和尚堆里跟他們一塊誦經念佛，這樣他才覺得安心。要是晚上一個人獨處，就會心驚肉跳不敢睡覺。天天如此，到後來就患上了嚴重的恐懼症、失眠症和神經衰弱症。最後劉總終于想通了：要保命，就得出家；否則就算不被父兄的鬼魂殺死，遲早也會被嚇死。
穆宗朝廷對此事抱著相當謹慎的態度。
他們倒不是不想趁此機會把盧龍徹底收歸中央，而是因為此事太過出人意表，不知道劉總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所以穆宗並未馬上同意劉總的請求，而是在三月中旬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詔書，任命劉總為侍中，兼天平（治所在鄆州，今山東東平縣）節度使，同時將宣武節度使張弘靖調任盧龍節度使。
可劉總這回是鐵了心了，一再向穆宗上疏，言辭真誠、態度懇切，非當和尚不可，而且自願舍宅為寺。穆宗這才把一顆懸著的心放了下來，下詔賜劉總法名大覺，賜寺名報恩，並派遣宦官贈他一套紫色的僧衣。不過與此同時，天子李恒還給他送上了天平鎮的旌節斧鉞，意思是任他選擇，假如反悔的話隨時可以去天平鎮走馬上任。
皇帝的使者和詔書還沒到，去意甚堅的劉總就已經剃了光頭。幽州的將士們強行挽留，不讓他走。劉總一怒之下又殺了十幾個人，隨後把節度使的印信符節留給了新任的留後，連夜逃出了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將士們才發現劉總已不知去向。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奏報在定州境內發現了一具和尚的尸體。
那就是劉總。
至于說他是被父兄的鬼魂索命還是被人謀殺，或者是自盡而亡，那就沒人知道了。
劉總人生的最後一步路雖然走得有點任性和荒唐，可他在臨走之前卻給穆宗朝廷留下了一份難能可貴的厚禮。
他主動上奏朝廷，要求把盧龍一劈為三，並推薦了三個出鎮的人選：張弘靖，時任宣武節度使，曾任憲宗朝的宰相，出鎮河東時政風寬和、頗得民心；薛平，時任平盧節度使，對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盧士玫，時任權知京兆尹，雖說此人是劉總妻子的族戚，但其一直在朝中任職，也算是朝廷信得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