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此變本加厲的打擊報複並沒有把李宗閔打垮，反而激起了他對李氏父子更強烈的仇恨。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被遠謫巴蜀的李宗閔每天面朝長安，心里反複念叨的只有這句話。
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東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幾年後，形勢再度發生轉變：一方面是李德裕被貶到了浙西，另一方面，其時在朝中擔任禦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聲清廉而被穆宗擢為宰相。當年的同志既已入相，李宗閔自然也就時來運轉，于穆宗末年被征召回朝複任中書舍人。敬宗即位後，李宗閔又升任吏部侍郎。此後的日子，他開始一門心思求取宰相之位。
到了太和三年的秋天，當李宗閔風聞裴度舉薦李德裕入相，並且文宗已經下詔征召他回朝擔任兵部侍郎時，李宗閔頓感大事不妙。
這個不共戴天的對手又回來了，而且是沖著他垂涎已久的宰相位子來了。
李宗閔很清楚，無論他們中間的哪一個先行入相，對方勢必會在第一時間內被貶出朝廷。
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李宗閔必須和時間賽跑。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搶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可是，這又談何容易呢？
堂堂大唐帝國的宰相之職，豈是說搶就能搶到手的？
李宗閔的回答是：“這的確很難，但並非不可能。”
如果采用非常手段，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
那什麼是非常手段？
李宗閔的回答是：“依附宦官。”
是的，依附宦官。雖然這是天下絕大多數士人切齒痛恨的事情，雖然這是李宗閔本人在二十一年前極力抨擊的時弊之一，但是，眼下的李宗閔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為了扳倒李德裕，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干的。
為了報仇雪恨，沒有什麼原則是不能放棄的。
李宗閔果斷采取了行動……
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閔入相。九月十五日，剛剛就任兵部侍郎的李德裕被罷去朝職，外放為義成節度使。太和四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閔舉薦，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回朝擔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與李宗閔同朝為相、共執朝柄……
當年被李氏父子極力打壓的弱勢群體現在終于翻身做主，成了滿朝文武馬首是瞻的宰輔重臣。李、牛二人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聯手實施大規模的政治清洗，一大批被視為“李黨”（李德裕之黨）的朝臣紛紛落馬，就連德高望重、且在元和末年對李宗閔有過知遇之恩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于這一年九月十一日被外放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與此同時，另一批朝臣紛紛投奔到這個強勢崛起的陣營中。曆史後來把他們稱為“牛黨”（牛僧孺、李宗閔之黨）……
至此，起于憲宗時代的這場“牛李黨爭”終于從幕後的暗流洶湧發展到台前的公開對決。
沒有人料到，這場對決最終竟然會演變成一場席卷整個帝國的政治風暴，而且持續了四十余年之久。
從憲宗時代起，曆穆、敬、文、武、宣，前後六朝，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帝國的所有高層官員幾乎全部卷入這場規模空前的黨派斗爭。牛李黨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認自己結黨，而極力抨擊對方都是結黨營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哪一黨的成員奪取了宰相之位，立馬擢升本黨成員占據朝廷的重要職位，而另一黨隨即遭到無情的報複和清洗。直至牛、李二黨的黨魁去世之後，他們的徒子徒孫依然相互攻訐、傾軋不止。
國家安危、天下興亡、百姓禍福、朝政得失，全被他們棄置不顧。唯有赤裸裸的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最高原則。為了搶班奪權、打擊對手，這些熟讀聖賢書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賣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閹宦集團的勢力更加強大、氣焰更為囂張。
這種性質極為惡劣的官場斗爭對于原本早已憂患重重的李唐王朝來講，無異于雪上加霜……
藩鎮之亂，宦官之禍，朋黨之爭。
它們就像三具重軛，沉沉壓在大唐第十四任天子李昂的肩頭。
年輕的李昂踉蹌行走在九世紀三十年代。
他的眼神迷惘而無助。
他的前方危機四伏。
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能走多遠。
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