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興亡,是最為典型的戰國悖論之一.
從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認)韓,魏,趙為諸侯,至公元前230年韓亡,曆時一百七十三年.韓國先後十三位君主,其中後五任稱王,王國曆時一百零四年.史載,韓氏部族乃周武王後裔,遷入晉國後被封于韓原(《史記-韓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在韓城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于韓原故城也."今陝西韓城縣境內),遂以封地為姓,始有韓氏.由韓氏部族而諸侯,而戰國,漫長幾近千年的韓人部族曆史,有兩個樞紐期最值得關注.這兩個樞紐期,既奠定了韓國族性傳統,又隱藏了韓國興亡奧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個樞紐期,春秋晉景公之世,韓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韓厥時期.
其時,韓厥尚只是晉國的一個稍有實權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尋常大臣,與當時握晉國兵權的趙氏(趙盾,趙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絳)之權勢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語.韓厥公直,明大義,在朝在野聲望甚佳.其時,晉國發生了權臣司寇屠岸賈借晉靈公遇害而嫁禍趙盾,剪滅趙氏的重大事變.在這一重大事變中,韓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趙盾無罪,後又保護了趙氏僅存的後裔,再後又力保趙氏後裔重新得封,成為天下聞名的忠義之臣.這便是流傳千古的趙氏孤兒的故事.趙氏複出,屠岸氏滅亡,韓厥擢升晉國六卿之一,並與趙氏結成了堅實的政治同盟.韓氏地位一舉奠定,遂成晉國六大部族之一.
韓厥此舉的意義,司馬遷做了最充分的估價:"韓厥……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于晉未睹其大者也(在晉國還沒有看到比韓氏更大的功勞)!然(後)與趙魏終為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將韓之崛起歸功于韓氏救趙之陰德所致,時論也,姑且不計.然則,太史公認定韓氏功勳是晉國諸族中最大的,卻不能不說有著一定的道理.韓厥所為的久遠影響,其後日漸清晰:韓氏部族從此成為"戰國三晉"(韓趙魏)之盟的發端者,而後三家結盟誅滅異己,漸漸把持了晉國,又終于瓜分了晉國.看官須知,春秋之世晉國為諸侯最大,大權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韓趙魏三家勢成之時,晉國勢力最大的還是智氏部族.韓趙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誅滅智氏,其功蓋起于韓氏凝聚三家也.而韓氏能凝聚三家結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義聲望,此所謂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後,韓氏節烈勁直遂成為部族傳統,忠義之行為朝野推崇,以存趙之恩,以聚盟之功,對魏趙兩大國始終保持著源遠流長的道義優勢.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戰國初期"三晉"相對和諧,並多能一致對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晉一家"口碑的由來.
這個樞紐期的長期意義在于,它奠定了韓氏族群與韓國朝野的風習秉性,也賦予了韓國在戰國初期以強勁的擴張活力.《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韓國重地颍川,南陽之民眾風習云:"颍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颍川敦厚……南陽任俠.故,至今謂之夏人."太史公將韓國民風之源歸于夏人遺風,應該說有失偏頗.戰國大爭之世,一國主體族群之風習,對國人風習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若無韓氏族群之傳統及其所信奉的行為准則,作為韓國腹地的南陽,颍川兩郡不會有如此強悍忠直的民風.
第二個樞紐期,是韓昭侯申不害變法時期.
韓氏立國之後多有征戰,最大的戰績是吞滅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鄭國,遷都鄭城,定名為新鄭.此後魏國在李悝變法之後迅速強大,成為戰國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晉相鄰,魏國多攻趙韓兩國,三晉沖突驟然加劇.當此之時,韓國已經窮弱,在位的韓昭侯起用京人京,戰國地名,故鄭國之地,今滎陽東南地帶.申不害發動了變法.申不害是法家術派名士,是術治派的開創者.術治而能歸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術治以承認國法為前提,以力行變法為己任.在韓非將"術治"正式歸並為法家三治(勢治,法治,術治)之前,術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實,術治派與當時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還是有尖銳沖突與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張唯法是從,術治派主張以實現術治為變法核心.這種分歧,在秦韓兩國的變法實踐中鮮明地體現了出來.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馭臣下之術."
《史記-韓世家》載:"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術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實,便是整肅吏治並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術",一則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則在于熟練有效地運用權術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傳授修習.就其本源而言,術治的理念根基發自吏治的腐敗與難以查究,且認定吏治清明是國家富強民眾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並無不當.此間要害是,術治派見諸于變法實踐之後的扭曲變形.所謂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種種權術一旦當做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實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國家法制名存實亡.所謂變形,是權術一旦普遍化,國家權力的運行法則,規定社會生活的種種法律,便會完全淹沒在秘密權術之中,整個國家的治理都因權術的風靡而在事實上變形為一種權謀操控.
申不害的悲劇在此,術治悲劇在此,韓國之悲劇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幾近二十年,術治大大膨脹.依靠種種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權術,迅速擴張為彌漫朝野的惡風.由是日久,君臣爾虞我詐,官場鉤心斗角,上下互相窺視,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個個不甯,豈能有心務實正干?權術被奉為圭臬,謀人被奉為才具,陰謀被奉為智慧,自保被奉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勵士氣奮發有為的可貴品格,都在權術之風中惡化為老實無能而終遭唾棄;所有卑鄙齷齪的手段技巧,都被權術之風推崇為精明能事;所有大義節操赴險救難的大智大勇,都被權術之風矮化為迂闊迂腐.一言以蔽之,權術之風彌漫的結果,使從政者只將全身自保視為最高目標,將一己結局視為最高利益,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而敢于犧牲的高貴品格蕩然無存!
這個樞紐期,在韓國曆史上具有兩個極端的意義:其一,它使韓國吏治整肅一時強盛而獲勁韓之名,各大戰國不敢侵犯,一改屈辱無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毀了韓氏族群賴以立國的道德基礎,打開了人性丑惡的閘門,使一個以忠直品性著稱于天下的族群,墮入了最為黑暗的內耗深淵,由廟堂而官場而民間,節烈勁直之風不複見矣!兩大樞紐期呈現出的曆史足跡是:韓國由忠直信義之邦,演變為權術算計之邦,邦國賴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線蕩然無存.
然則,譬如一個老實人學壞卻仍然帶有老實人的痕跡一樣,韓國由忠直信義之邦變為權術算計之邦,也同樣帶有族群舊有秉性的底色.這種不能盡脫舊有底色的現實表現是:信奉權術很虔誠,實施權術卻又很笨拙.信奉權術之虔誠,連權術賴以存身的強勢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權術彌漫于內政邦交之道,便盡顯笨拙軟弱之特質.由此,這種不謀自身強大而篤信權謀存身的立國之道,屢屢遭遇滑稽破產,成為戰國時代獨有的政治笑柄.韓國的權謀曆史反複證明:無論多麼高明的權術,只要脫離實力,只能是風中飄舞的雕蟲小技;一只雞蛋無論以多麼炫目的花式碰向石頭,結果都只能是雞蛋的破碎.
韓國的興亡,猶如一則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遠深思.
韓昭侯申不害的短暫強盛之後,韓國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韓國再也沒有了錚錚陽謀的變法強國精神.戰國中後期,韓國淪落為最為滑稽荒誕的術治之邦.韓國廟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終都在避禍謀人的算計之中.在此目標之下,韓國接踵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謀:出讓上黨,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風熾烈,連韓非這樣的大師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誠匪夷所思也!韓國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直到將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誕,其可笑,千古之下無可置評也.
忠直立國而術治亡國,韓國不亦悲哉!
韓國的權術惡風,也給曆史留下了兩個奇特的印痕:一個是韓非,將術治堂而皇之地歸入法家體系,被後人稱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個是張良,曆經幾代亂世,而終以權謀之道實現了全身自保的術道最高目標.對此兩人原本無可厚非,然若將這兩個人物與其生根的土壤聯系起來,我們便會立即嗅到一種特異的氣息.
天地大陽而煌煌光明的戰國潮流,在韓國生成了第一個黑洞.
韓國之亡,亡于術治也.蓋法家三治,勢治,術治皆毒瘤也.依賴勢治,必導致絕對君權專制,實同人治也.依賴術治,必導致陰謀叢生,實同內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國而大成,法治之為治國正道可見也.此千古興亡之鑒戒,不可不察.秦韓同時變法,韓亡而秦興,法治,術治之不可同日而語,得以明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