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的滅亡,是戰國曆史的又一極端個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國開始統一中國的戰爭,曆時堪堪十年.自滅韓之戰開始,每滅一國,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更值得關注的是,每一國的戰爭都不是一次完結的,抗秦的余波始終激蕩連綿.我們不妨以破國大戰的順序,簡要地回顧一番.韓國戰場規模最小,然非但有戰,更有滅國四年之後的一場複辟之戰.趙國之戰最慘烈,先有李牧軍與王翦軍相持激戰年余;李牧軍破後又有全境大戰;國破之後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代國,堅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後的激戰中舉國玉碎,代城化為廢墟.燕國則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聯軍大戰,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直到五年後山窮水盡.魏國則據守天下第一堅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黃河大水戰淹沒.楚國老大長期疲軟不堪,卻在邦國危亡的最後時刻創造了戰國最後的大戰奇跡,首戰大敗秦軍二十萬,非但一時成反攻之勢,且成為戰國以來山東六國對秦軍作戰的最大勝仗之一.再次大戰,更以舉國之兵六十萬與六十萬秦軍展開大規模對峙,直到最後戰敗國滅,殘部仍在各自為戰.六國之中,唯獨赫赫大邦的齊國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便轟然瓦解了.
齊國的問題出在了哪里?
論尚武傳統,齊國武風之盛不輸秦趙,豪俠之風更是冠絕天下.論軍力,齊軍規模長期保持在至少四十萬之上,堪稱戰國中,後期秦趙楚齊四大軍事強國之一.論兵士個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號稱技擊之士.論攻戰史,齊國有兩戰大勝而摧毀魏國第一霸權的煌煌戰績.論苦戰史,齊國六年抗燕而再次複國,曾使天下瞠目.論財力,齊國據天下魚鹽之利,商旅之發達與魏國比肩而立,直到亡國之時,國庫依然充盈國人依然富庶.論政情吏治,戰國的田氏齊國本來就是一個新興國家,曾經有齊威王,齊宣王兩次變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長時間里可入戰國前三之列.論文明論人才,齊國學風盛極一時,稷下學宮聚集名士之多無疑為天下之最,曾經長期是天下文華的最高王冠.論民風民俗,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好勇,多智,好議論",是那種有胸襟有容納,粗豪而智慧的國民,而絕不是文勝于質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個大國強國,最後的表現卻是如此的不可思議.
唯其如此,便有了種種評判,種種答案.
在種種評判答案中,有三種說法比較具有代表性:一種是齊人追憶曆史的評判,一種是陰陽家從神秘之學出發的評判;一種是西漢之世政治家的評判.其後的種種說法,則往往失之于將六國滅亡籠統論之,很少具體深入地涉及齊國.先看第一種,齊人的追憶評判.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種資料方式記載了這種追憶與評判:其一,民眾關于齊王之死的怨聲;其二,司馬遷采錄齊國遺民所回顧的當時的臨淄民情;其三,司馬遷對齊人評判的分析.齊人的怨聲,是齊人在齊王建死後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兩句,意味卻很深長:"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話,這挽歌便是:"松樹啊,柏樹啊,埋葬了建.實際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戰國末世情形,所謂客,大體有三種情形:一種是包括邦交使節,外籍流動士子,齊國外聘官員在內的外來賓客,一種是外邦間人(間諜),一種是亡國後流亡到齊國的列國世族.齊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種,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說.因為從實際情形說,三種"客"對齊國的影響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將齊人的挽歌看做一種籠統的怨聲,無須尋求確指.但是,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當時的齊人將齊國滅亡的原因主要歸結于外部破壞,對齊王的指斥與其說是檢討內因,毋甯說是同情哀憐,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傾向.司馬遷本人在評論中則明確地認為,齊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賓客".司馬遷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贊同齊人這種評判的.
《史記》記載的齊國遺民回憶說:"五國滅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烙印在齊人心頭的事實邏輯是:因為齊民完全沒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齊王降秦了.這里的關鍵詞是:民莫敢格者.國破城破,素來勇武的齊國民眾卻不敢與敵軍搏殺,說明了什麼?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齊國民眾早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了,無動于衷了;其二,齊人長期安樂,斗志彌散,雄武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在百余年之後的司馬遷時期,齊國遺民尚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疲軟,足見當時國民孱弱烙印之深.這一事實的評價意義在于,齊人從對事實的回顧中,已經將亡國的真實原因指向了齊國自己.
第二種說法,是包括司馬遷自己在內的以陰陽神秘之學為基點的評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後的"太史公日",對《周易》占卜田氏國運深有感慨,云:"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這里的"厭"(讀音為壓),是傾覆之意;"祥",尋常廣義為預兆之意,在占卜中則專指凶兆.司馬遷最後這句話是說,因為田氏連犯(殺)姜齊兩君而專政齊國,太過操切苛刻,不是漸進之道,所以卦象終有傾覆之兆.鑒于此,司馬遷才有"易之為術,幽明遠矣"的驚歎.司馬遷作為曆史家,曆來重視對陰陽學說及其活動的記載,各種曾經有過重大影響的預言,占卜,星象,相術,堪輿等,其活動與人物均有書錄.事實上,陰陽神秘之學是古代文明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盡曆史原貌.
依據《史記》,關于田氏齊國的占卜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對田齊鼻祖陳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這段解說的白話是:"這是一則看國運的卦象,利于以賓客之身稱王.然則,這是取代陳國麼?不是.是在另外的國家.而且,也不是應在陳完之身,而應在其子孫身上.若在他國,其主必是姜姓.這個姜姓,是四岳(堯帝時的四位大臣)之後.然則,事物不能兩方同時發達,陳國衰落之後,此人才能在他國興盛."應該說,這次占卜驚人地准確,幾乎完全勾畫出了田氏代姜的大體足跡.因為,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後".
第二次占卜,發生在陳完因陳國內亂而逃奔齊國之後.當時,齊國有個叫做懿仲的官員想將女兒嫁給陳完,請占卜吉凶.這次的卦象解說很簡單,婚姻吉兆,結論是:"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後,恰恰是齊湣王之後.齊湣王破國,齊襄王大衰,齊王建遂告滅亡.這則卦象,同樣是驚人地准確.
陰陽神秘之學的評價意義在于,他們認為,國家的命運如同個人的命運一樣,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與當事人的作為的正義性交互作用所決定,齊國的命運,既是天定的,也是人為的.就問題本身而言,這種評判是當時意識形態中極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視為一種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學預測吉凶,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觀念:當事人行為的善與惡(正義性),對冥冥天意有著重大影響.也就是說,當事者的正義行為,可以改變本來不怎麼好的命運;而當事者的惡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護變為暗淡甚或災難.這便是後世的善惡報應說的認識論根基.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個前提觀念是:正道之行,不問吉凶.這一觀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龜甲.《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紂,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這一事例,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載是:"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戰國之世已經漸成主流.典型如秦國,司馬遷記載了秦滅六國期間與秦始皇時期的多次災異與神秘預言,唯獨沒有一次秦國主動占卜征伐大事的記載.因為先秦時代的神秘之學對人的正義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種種預測,往往在實際上帶有幾分基于現實的洞察,也便往往有著驚人的准確性.太史公所以將韓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韓厥救孤,認為因了這一"積天下之陰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韓氏後來的立國之命.其認識的立足點,正在于善惡與天命交互作用這一觀念.所謂天人交相勝,此之謂也.而自魏晉之後,占卜星相等陰陽之學漸漸趨于完全窺探天意的玄妙莫測的方法化,強調人的善惡正邪對命運的影響則日漸淡薄,故此越來越失去了質樸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來越低.這是後話.
第三種說法,是西漢鹽鐵會議文件《鹽鐵論》記載的討論意見.
《鹽鐵論-論儒篇》云:"齊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余烈,南舉楚淮,北並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後)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士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入薛,孫卿(苟子)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後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擒,不亦宜乎!"
這段評判,先回顧了齊宣王,齊湣王兩代中的一代半興盛氣象,又回顧了齊湣王後期的惡政,指出了百姓不堪與人才流失兩大基本面.對齊王田建的作為,則將其失政歸結為三方面:聽流說,信反間,用後勝之計.而"不與諸侯從親",則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結果.顯然,這種觀念與齊國民眾的說法,與司馬遷評判,並沒有重大差別.應當說,這些原因都是事實,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現象原因,而沒有觸及根本.
那麼,根本在哪里?實質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對齊國曆史作一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個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現象:末期四十余年沒有發生過戰爭,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說基本沒有戰爭.也就是說,一百三十八年的曆史中,齊國的後三分之一多的歲月,是在和平康樂中度過的,五十余年沒打過仗.孤立抽象地說,和平康樂自然是好事,也是人類在各個曆史時期都會生發的基本理想之一,無疑應當肯定.然則,在戰國這樣一個風云激蕩的大爭時代,一個大國五十余年無戰,無異于夢幻式的奇跡.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史家無疑是注意到了這一基本事實.司馬遷在回顧齊國曆史時說:"始,君王後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于秦,以故,(齊)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占之備."
且略去太史公的諸如"君王後賢"這樣的偏頗評價,只就事實說話,首先理出齊襄王時期的軌跡.燕國破齊的第二年,齊襄王被莒城臣民擁立即位,此後五年直到田單反攻複國,是齊國最後一次被動性的舉國戰爭.此後十四年,齊襄王複國稱王,權力完整化.這十四年中,齊國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對狄族之戰,有魯仲連參與,規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齊襄王十四年)秦國穰侯攻齊,齊軍大敗,丟失剛(今山東甯陽東北地帶),壽(今山東東平西南地帶)兩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齊襄王十九年),秦軍攻趙,齊國應趙國請求而出兵救趙,迫使秦國退兵.很顯然,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邊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動的挨打,第三仗則是基本主動的維護邦交盟約(出兵救趙並非全然情願).
救趙之戰結束,齊襄王便死了.
顯然,齊國從國破六年的噩夢中掙脫出來之後,國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前的齊國,是左右戰國大局的超強大國之一.在齊潘王與秦昭王分稱東西二帝之時,齊國的強盛達到了頂點.可是,在燕軍破齊的六年之後,齊國跌入了谷底.府庫財貨幾被燕軍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軍力大為削減.凡此等等,都使齊國不得不重新謀劃國策.應該說,這是齊國國策大變的客觀原因.在田單,貂勃領政的齊襄王時期,齊國的邦交國策可以概括為:養息國力,整修戰備,親和諸侯,相機出動.然則,田單迅速失勢,齊國失去了最後一個具有天下視野的大軍事家與大政治家.
從此,齊國開始了迷茫混沌的轉向.
齊國轉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齊襄王與那位君王後.這雙人物,是戰國時期極為特異的一對夫婦.齊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極,善弄權術而又沒有主見.戰亂流亡之時,以王子之身甘為灌園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兒,立即悄悄對其說明了自家真實身份,從而與該女私通;後察覺大勢有變,又立即對莒城將軍貂勃說明了身份,于是被擁立為齊王.複國後畏懼田單尾大不掉,便聽信九個奸佞人物攻訐之言,屢次給田單以顏色;後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殺了九個奸佞,加封田單食邑;及至田單與魯仲連聯手,平定了狄患,終于疏遠了田單貂勃,僅僅將田單變成了一個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為,顯然是一個權術治國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國主張與邦交之道,在實際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後的影響.
君王後是個極有主見的聰明女人,當年一聞灌園仆人田法章(後來的齊襄王)真實身份,立即便與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為恥,終生不複見,君王後也絕不計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獲賢名,以至連百余年後的太史公也不見大節,屢次發出"君王後賢"的贊語.《戰國策》載:因君王後極力主張恭謹事秦,很得秦昭王賞識,曾派出特使特意贈送給君王後一副完整連接的玉連環,特意申明:"齊人多聰明之士,不知能否解開這副玉連環?"君王後拿給群臣求解,群臣無一能解.君王後便拿起錘子將玉連環砸斷,對昭王特使說:"謹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後病危,叮囑馴順的兒子說:"群臣之中,有個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筆竹板要記下來,君王後又說:"老婦已忘矣!"
一個如此聰敏頑強的女人,能在將死之時忘記最重要的遺言,可能麼?很值得懷疑.最大的可能是兩種情形:其一,平日已經將可用之人嘮叨得夠多了,說不說已經無關緊要了;其二,陡然覺得有意不說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萬一所說之人出事而誤了自家一世賢名.後來,田建用了後勝為丞相.從田建的唯母是從的秉性說,田建不可能違背母親素常主張.是故,第一種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個聰明而孱弱,且有著極為濃厚的戀母情結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軍國大事都是君王後定奪的.而君王後的主意很明確,也很堅定:恭謹事秦,疏遠諸侯.也就是說,對秦國要像對宗主國一樣的尊奉,絕不參與秦國與其余五國的糾葛,將自家與抗秦五國區分開來,以求永遠地遠離刀兵戰火.這一主張在君王後親自主持下實際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後死時,早已經成為植根齊國朝野的國策.孱弱而無定見的田建,加上著意而行的大奸後勝,齊國在事實上已經沒有了扭轉這種國策的健康力量.
當然,偌大齊國,並非完全沒有清醒的聲音.
《戰國策-齊策六》載:君王後死後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見剛剛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賀秦軍蒙驁部大勝韓魏而設置了東郡.臨行之時,齊國守衛臨淄雍門的司馬當道勸阻,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國家)所以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為社稷."司馬又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既)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無言以對,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傳開,即墨大夫便認為齊王還是可以改變的,于是立即風塵仆仆趕到臨淄,對田建慷慨激昂地訴說了齊國重新崛起的大戰略.這段話是:"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親)秦,在阿,鄄兩地間者有百數(世族大戶);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故地,則臨晉關(蒲津關)可以入矣!焉,郢兩地不欲為秦,而在南城(齊楚交界之地)有百數(大族),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則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王),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可是,這次田建卻聽風過耳,根本沒有理睬.
就當時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納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戰略也幾乎無法實現.然則,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說的是,這種主張邦國振作的精神與主張,在齊國這樣的風華大國並沒有泯滅.全部的關鍵在于,當政廟堂篤信"事秦安齊"之國策,對一切抗爭振興的聲音皆視而不見,終于導致亡國悲劇,不亦悲哉!
事實上,從抗燕之戰結束,齊國便開始滑入了軍備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單複國後,齊襄王的十四年只有兩次尚算得主動的謀戰(挨打的一戰全然大敗,不當算作謀戰).如此戰事頻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國與韓國的末期戰事,在戰國之世,實在可以看做無戰之期.果真如此,則齊國末世兩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沒有戰爭.不管期間有多少客觀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觀原因,這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異數!
之所以是異數,之所以不可思議,在于兩個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戰國兩大時代,對于整軍兵備的重要性的認識非常透徹.也就是說,在社會認識的整體水平上,對戰爭的警惕,對軍備的重視,都達到了古典時期的最高峰.而齊國絕非愚昧偏遠部族,卻竟然完全忘記了背離了這一基本認識,實在不可思議.其二,從實踐方面說,田氏代齊起于戰國之世,崛起于大戰連綿的鐵血竟爭時代,且有過極其輝煌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興盛的高峰.如此齊國,面對如此社會實踐,卻竟然面對天下殘酷的大爭現實于不顧,而奉行了一條埋頭偏安的鴕鳥國策,更是不可思議.然則,無論多麼不可思議,它畢竟是一種曾經的現實,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曆史.
後世輯錄的《武經七書》中,最古老的一部兵書是《司馬法》,其開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兩句話之所以成為傳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好戰者必亡,忘戰者必危;國家生存之道,寓于對戰爭的常備不懈之中.縱觀中國曆史,舉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戰政權,無一不導致迅速滅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戰國,大國將生存希望寄托于虛幻的盟約之上,置身于天下風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連國破家亡之時最起碼的抗爭都放棄者,齊國為第一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