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曆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曆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于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于主導階層的曆史意識.所謂曆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准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曆史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于: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著"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曆史課題.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曆史抉擇,顯得特別的重要.
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于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游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曆史意識的意義上說,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曆史與所處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于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著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著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複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于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采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曆經百余年,西漢終于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于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准,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于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曆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對于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曆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盡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蕩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于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說,曆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曆史現象說明.曆經秦末亂世的複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蕩,曆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蕩;曆經春秋戰國五百余年激蕩而錘煉出的秦制,是適用于社會的,是有益于國家的,是有利于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說,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曆史認可.
然則,在曆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于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于曆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將"吊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蘊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複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于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說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說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後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戶守塚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戶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余年的曆史上,封民戶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采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余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曆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殺秦始皇與鼓動複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後,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曆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說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複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曆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曆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後,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說,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于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說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曆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複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複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盡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于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准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曆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曆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敘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說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複辟勢力那般一體咒罵,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複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成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複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複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說得分外紮實:漢也是曆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己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複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于複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于其始終自覺地把握著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複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曆史信息: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著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曆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志,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複.""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里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曆史價值觀為基准,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曆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于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云:"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于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曆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言".其代表性言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罵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說大而無當,幾近于秦末複辟勢力之怨毒咒罵,故其影響力在後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後董仲舒的論說.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于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後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說主要有兩則,一則見于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于《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說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後世"暴秦"說的典型性,被後世史家反複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于下: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云: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云: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其教化指控云: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扡,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經濟指控與法治指控的經不起推敲,我將在後面一並澄清.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將西漢"習俗惡薄"的原因,沒有歸結為六國貴族集團大複辟帶來的社會大破壞,而全數歸結為秦政,這是顯然的曆史偏見.這種偏見並非誤解,而是蓄意為之.董仲舒的目標很明確:促使漢制"更化",變為以"三代王制"為本體,而由儒家執意識形態之牛耳的實際制度.而如果將世道淪落之根源歸結于複辟動亂,則無異于否定了儒家頌揚"王制"的正當性.所以,只能將世風敗壞的罪名,整體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顯然的政治意圖而全盤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實在不甚高明,也存在著太多的矛盾紕漏.是故,並沒有從總體上動搖"漢承秦制"的實際國策.董仲舒生于西漢中期,距秦帝國時代不過百年上下,對複辟勢力的暴力毀滅,相互背叛,殺戮劫掠,道德淪落等等惡行,及其破壞力與後遺症,應該很清楚.對最為殘暴的項羽集團的大破壞,董仲舒應該更清楚.然則,董仲舒卻將這種破壞整個文明結構與社會倫理的罪責,轉嫁于素來注重建設而法度整肅的秦文明時代,事實上是不客觀的,是經不起質疑的,其學術道德的低劣亦實在令人齒冷.此等理念的背後潛藏著什麼樣的居心,不值得後人問一句麼?
西漢之世,秦末複辟勢力的曆史謊言遭到了總體遏制.
然則,西漢之世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也第一次以理論化的否定形式出現了.這種理論化,既表現于相對謹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現于以私學官學中的種種個人探究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諸如賢良文學,淮南王學派,以及賈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複辟勢力的曆史謊言,又有了重新複活的曆史機遇,並最終釀成了西漢末期王莽複辟的實際災難,又最終彌漫為久遠的曆史煙霧.
從形式上說,西漢時代對華夏文明演進的總結與審視,對秦文明的總結與審視,是中國曆史意識的第一次自覺.但是,由于具體的政治原因,由于所處時代的文明視野的限制,這次大規模的相對自覺的文明史審視,卻最終產生了接近于"暴秦"說的否定性結論.這一結論,導致了中國曆史意識不可思議的分裂:實際繼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國,曆史的腳步與曆史的意識從來是坦率合一的:一個政治集團認定並推崇某一種文明,必然竭盡全力去追求並實現,反之則斷然拋棄.只有從西漢這個時期開始,中國曆史的腳步與中國曆史的意識,出現了怪誕的分離.盡管這種分裂是初始的,遠非後世那般嚴重.但是,這一分裂因東漢的秉承而延續跌宕四百余年之後,卻終于積澱為荒誕的曆史定式.作為實際繼承秦文明的兩漢中央政權,基于種種原因,始終對這種荒誕的分裂保持了默認,保持了實際上的支持.同時,由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方略的確立,儒家曆史價值觀日益占據主流,中國曆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荒誕分裂--實際建政與價值評判的分裂,隨著曆史的推移而更趨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