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暴秦"說的一個新論據,是帝國"專制"說.
傳統"暴秦"說,其指控主要來自經濟與法治兩個具體方面.及至近現代乃至當代,中國史識在基本秉承傳統指控外,又對秦帝國冠以"專制強權"定性,秦文明及其所處的原生文明時代遂成一團漆黑,似乎更加的萬劫不複了.這一指控基本不涉及史料辨析,而是一種總體性的性質認定,因此,我們只作史觀性的分析評判.
首先的問題是,這一理念的產生,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四個基本原因.
第一原因,是中國古代社會作出的三階段劃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作為"封建社會"開端的戰國秦帝國,便合乎邏輯地被冠以專制定性.順便說及的是,作為根基概念的"封建社會"是否真正科學,已經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與討論,思想史家馮天瑜等人的文章相對深刻.這一質疑的出現至少說明,完全套用西方概念與理念框定中國古典社會,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原因,是西方文明史理念的影響.這一理念的基本表述可以概括為:舉凡大河流域的文明,皆以治水為基礎,生發出東方專制主義曆史傳統.這一理念的代表作有兩部,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曆史研究》,美國學者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基于這一理念,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古典社會,被一律視為專制時代,秦帝國自然不能幸免.
第三原因,中國當代民主思潮的普及,使許多人對中國古典時代產生了本能的排斥,尤其對強盛時代產生了逆反心理.這一思潮表現為兩種形式:一則是學人以論著或其他方式見諸社會的封建專制論說;二則是社會個體不加任何分析的武斷認定.在《大秦帝國》第一部被改編為電視曆史劇的過程中,我聽到的這種非理性地將秦帝國認定為"專制"的說法不知幾多.在網絡上,也有人嚴厲質疑我"專制崇拜何時休".自然,這些人對那個時代與秦帝國都缺乏基本的了解.然則,正是這種不了解而本能認定的普遍事實,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我們對文明曆史的評判,根基究竟應該在哪里?曆史主義的評判意識,為什麼在我們民族中如此淡薄?這種以所謂科學民主理念去斷然否定自己民族文明史的現象,為什麼在其他國家民族極其罕見,甚或沒有,而在我們民族卻大肆泛濫?
第四原因,曆史"暴秦論"的沉積物與其余種種學說思潮的錯位嫁接.自兩漢之後,因"暴秦"說而沉積成的"非秦"理念代代強化,已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非理性認知.當此基礎之上,諸多人等對包括西方史觀在內的種種"非秦"定性,非但極容易接受,且更願意以"新理論"來論證舊認知,從而證明被曆史鑄成的謬誤具有真理的性質.諸多曆史學家與文化人,論秦幾乎形成了一種八股定式:對秦帝國時代不加任何論證,先行冠以"專制"或"落後文明"之定性,而後再展開以舊理念為根基的論述.其研究精神之淪落,距離儒家朱熹之對秦考據尚且不如,遑論科學?這里的直接原因,在于這種錯位嫁接.根本原因,卻實在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複雜問題.
那麼,秦帝國時代的文明與政權性質不是專制麼?
是專制,但卻是一種具有曆史進步意義的專制,因而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文明.
專制,是對民主而言的一個政治系統制度.民主制的產生有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則是交通與信息的極大便捷,否則,沒有社會大協商的條件;二則是生產力的巨大質變,否則,不可能承載人人參與國事這種極其巨大的社會成本.兩千余年之前,人類的整個社會基礎是自然經濟,既沒有便捷溝通的手段條件,更無法承載"人人當家做主"的社會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出現.從這一意義上說,人類的古典時代,無一例外都是專制政體,其間差別,只是專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國時代,中國的傳統是將近三千年的松散的天子諸侯制.以當代理念定性,可稱之為邦聯制,連聯邦制的緊密狀態都達不到.也就是說,其時之政治狀態,是一元之下的松散多元化:天子威權有限,諸侯自由度極大.要說民主的根基,那時的政治協商現象遠比後世要濃郁得多.原因只有一個,天子與諸侯之間,要做到誰強制誰,極難極難.此等政治條件,對社會生產力的推動極為緩慢,而在社會生產力終于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其松散乏力效率極低的社會管理又對生產力的發展阻礙極大.至少,任何對社會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實現.所以,春秋戰國之世的生產力出現大發展後,此等松散邦聯制便開始漸漸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實際上增大擴張諸侯國的自治權.
就其曆史本質而言,這一現象的基礎邏輯是:作為能夠從整體上大大提高社會效率的"天子"系統,一時不可能改變.社會的實際單元--諸侯,便基于社會利益需求的強大推動,而率先實行緊密化高效率的社會管理,從而出現一個又一個集權邦國.這種集權邦國漸漸普及為"天下"認可的普遍形式之後,整個"天下"對整個社會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尋求整合整個社會效率的"向一"思潮開始出現.人類社會的複雜在于,當共同需求彌漫為普遍潮流時,由誰來充當這種共同需求的"供應商",人群卻無法通過協商來確定,而需要通過武力競爭來確定.唯其如此,秦帝國以戰爭方式統一華夏,並建立了"治權歸一"的中央集權制,是曆史潮流推動的結果.
相對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聯制,中央集權的治權歸一制,無疑具有一舉邁入新時代的進步性.曆史的實踐證明,這種中央集權制問世伊始,便立即展現了無與倫比的強大創造力,整個華夏社會的繁榮富庶遠遠超過了夏商周三代與春秋戰國,在整個人類的古典曆史上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高峰時代.此後兩千余年,這種中央集權制一直綿延相續,終于僵化為落後于時代的體制.
這是曆史,也是必然.
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權制在創造時期的巨大進步意義.
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摒棄專制.
可是,我們不能因摒棄專制而連帶否定我們民族的整個文明根基.
將集權體制曾經有過的曆史進步性一概抹煞,又進而以專制體制替代整個文明形態,以今日之政治抉擇取代總體上的文明評判,這既是理論邏輯的混淆,更是曆史虛無主義的悲劇.以此等理念,人類曆史將永遠不會有進步坐標,任何時代的創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為曆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記,即或我們自己,我們這個時代,也將被後來者評判.
從更為廣闊的意義上說,我們要客觀審慎地對待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傳統,妥善尋求解決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專制的理念簡單否定我們的傳統.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傳統是什麼?是"尚一",是"執一".我們的傳統政治哲學,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是我們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沒有偏離.雖然,我們有千千萬萬人在不假思索地呼籲"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萬萬許多倍的人依然有著堅實的"尚一"根基.至少,我們的將近十億的農民,尚不知"民主"為何物.唯其如此,我們民族要開創未來,要取得更大的曆史進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須面對的難題有兩個基本方面:
第一個難題,便是解決好"尚一"傳統政治文明的社會根基.
第二個難題,便是尋求能夠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曆史道路.
這是東方文明的獨特處,更是中國文明的獨特處.
自遠古洪荒,我們的民族便走著一條特立獨行的曆史之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政治文明,我們的社會倫理,我們的建築風格,我們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沒有曆史參照系數的大勢下獨立創造的.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不以信仰與獨特生活方式為聚合紐帶,而以文明內涵,文化方式為聚合紐帶的民族.某種意義上,任何一個群體,只要踏進了華夏文明圈,寫中國字並奉行中國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漸漸真正成了華夏民族.無論是先秦戎狄,還是帝國諸胡與匈奴,還是五胡亂華,還是宋元明清的周邊民族群,乃至世界上最難融合的猶太人,都曾經大批量地成為我們民族的群體成員.唯其如此,傳統文明對于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遠遠大于其他任何民族.我們曾經五千年綿延相續的生命曆史,證實了我們民族文明的強大生命力與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假若我們要忽視乃至淡漠我們民族的文明傳統,而要硬生生奉行"拿來主義",我們必然會走向巨大的不可預測的曆史誤區.
上述幾個方面,是對"非秦"三大理念的曆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論,落後文明論,專制論.
我沒有將對諸如商鞅,秦始皇等軸心人物的評判列為"非秦"理念的基本問題,只是因為曆史人物的史料相對確定,需要澄清的事件與客觀因素不很多.曆史論說對曆史人物的不同評判,幾乎完全是認識與理解的問題,盡管這種認識與理解也基于整體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個原因是,我對相關曆史人物的理解,已經在整部書中作出了依據史實的藝術再現,不需要再以論說方式去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