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時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來長電話,語氣熱烈地介紹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認識一下有何關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習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種,但在愛逛商店和愛作媒這兩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兒園起的好友,從第一次婚姻中走出來的我即便對全人類都沒有了信賴,對這女友,我還是有一句聽一句的.當然,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外交官我也難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點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備晚餐.聽叩門,我迎去,一個大個子美國青年立在門口,頸上的細煉吊著一塊牌子,上面書著"美國國務院lawrence.a.walker".我們握手的一瞬,誰也不會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照將會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樣戲劇性的一筆.
lawerence的確操著一口標准國語,不時還帶北方人的卷舌音,說"一會",他是"一會兒";說"花",他必說"花兒".一問,原來他在美國駐中國沈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的領事.他的隨和,健談,立即沖淡了這類會面的窘迫.我掛好他的外衣後對他說:"抱歉,我還得接著做晚飯,你先在客廳座一會!"
他笑著說:"我可以在廚房里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條臂斜支在廚房餐卓上,跟我東拉西扯起來,三句話必有兩句會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還是頭回遇見.談了近一小時,我發現不是我拿他練英文,而是他拿我練了中文了.晚餐備好,女友回來,看著已談得極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覺自己是個陌生人,錯闖到別人家里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從藝術到科技,從天文到曆史.他進每個博物館都免費,因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個館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過國務院台樓附近的一條街,他神色有些不對勁,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匆然不見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覺.他對我說:"你最好裝著不認識我."
"為什麼?"我納悶地問.
"我不想讓熟人碰見."他有些尷尬地說.
"為什麼?"我自認為自己還不至於使一個並肩走路的男人尷尬.
他支吾.
等我們在一個飯館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懷,半打趣問他:"怎麼了,踉一個中國姑娘走一道有傷體面?"
他忙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他微鄒眉頭,"你知道,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的."
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麼嚴重?"
"我希望沒有那麼嚴重.不過在我們關系沒確定之前,我還是應該保護自己,也保護你.不然他們會麻煩你的."
我想,保護他自己該是最真實的顧慮,美國人嘛,保護自己,是頂正當,頂正義的的一件事.我還是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在他們美國人太過溫飽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對他說:"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會告訴你."他睜著誠實的藍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覺面上的笑容已狡黠起來.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話,我決不會答應去見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國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跟任何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系,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彙報."
我又對著他看了一眼,才認定他不在開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關系."我說,帶一點挖苦.
"我想辭職."他說.
我吃一驚:"值得嗎?"
"我甯願犧牲我的職業."他說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這場犧牲的意味.對於精通八國語言的三十二歲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職業,應該是種最合理的選擇,甚至是僅有選擇.他天性愛游走,著迷於全世界的各種人文,地理,辭去外交官的職業,無疑是一種不得已的放棄.
"就沒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嗎?"我問,焦慮起來.
他笑笑:"我辭職,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
幾天中,我腦子里一直盤旋著這個問題:難道我和他的結合必須以他失業做代償嗎?難道他在我和他的事業之間必須做一場哈姆雷特式的"tobeornottobe"的決擇嗎?好在和我們並不在一個城市,我的學校在中部,距離可容我將這事冷靜地思量.我倆都想安安穩穩相處一個階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間的了解;一方面,他必須暗中聯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發難,他不至於加入失業大軍.
一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如常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幾個同學眼神異樣地看著我.我是系里唯一的東方人,所以習慣了.然而這回卻不同.課間,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傍來:"你干了什麼?"
我反問:"我干了什麼?"
"上課前有個fbi的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調查你的情況!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
那麼就說,我正被懷疑為間諜?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你肯定自己什麼也沒干過?"他又問我,故意壓低聲,還機警地四處看看.雖然他們常在法律邊緣挑釁,但真正讓fbi操心的時候還不算多.
"fbi怎麼會知道我?"
"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是他將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
回到公寓,我馬上給lawerence電話長途.的確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對我倆關系中;他老實巴交寫上了"趨向結婚".
"你沒必要現在就說實話!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羅馬"我急問.
"我們宣誓過:對國家要百分之百的誠實!"他答到.
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了解到他對羅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興奮地開始計畫,他將帶我去看那些建築,那些博物館;他還告訴我,他的意大利語已通過了考試,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師,個別輔導他的口語.我的心似乎松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lawerence的關系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擾.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干什麼嘛?"
"他們不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發的,fbi絕對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到: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麼快--我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里去了……"
我說當願我聽錯了,還希望這是那些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查員."他說:"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
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人決定時間,地點.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了,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很費些勁才聽懂.他的話題漸漸轉向他的小女兒--一個從南韓過繼來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時,他在與我探討這個三歲的小姑娘的心理與行為.我只得捧著電話認真應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閑話"不閑.
第二天上午,我准時來到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鍾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准的中文對我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來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里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與被審問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嚇人.審問者倒是很客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變得越來越吞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衛.我看著他帶有白種人特有的冷漠而禮貌的臉,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幾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查,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個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lawerence那邊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盡快結束,請你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早就看透了這種事--我父親在共產黨那邊一次次被審查,審訊;我從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這種審問的記憶!我以為美國是最自由的國度……"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
我嚴聲打斷他"我甯可不結婚!"
lawerence在那邊頓時沈默了.他意識到我生活中的甯靜是被這婚約毀掉的;我的因為他而失去了躋身于無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個電話,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處于監視之下.最大的諷刺在于:我是在美國明白了"人權"這字眼,而明白之後,又必須對這種神的權利一再割讓.或許,他們的人權是有種族條件的,對一個象我這樣的外國人,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層虛偽的禮貌就可以全無顧忌的踐踏過來.
lawerence在電話上流露出懇求的語氣:"你一定要忍耐,就算為了我,好嗎?"
我答應了,我已意識到在這里做外國人是次等人種;次等人的人權,自然分量質量都不足.
轉而,他興奮的告訴我,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迎函,以及他的職務安排,住房,津貼計等等.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結局,那就忍吧.
半個月過去,那個帶山東口音的調查員再次露頭.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卻再次遲到半小時.此調查員先生四十歲左右,個不高,有無必要都張嘴哈哈大笑,有種真的山東豪爽.當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時,知道他的心根本不會笑.
"請坐請坐,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麼樣,你和lawerence什麼時候結婚?"
"還沒有計畫呢."我笑笑.
他裝著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紮著壓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對答,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是謊言,謊言可不容易精確地重複.
"這個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都問了四遍了!"我終于苦笑著說.
"是嘛?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著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
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麼好瞞呢--出身于文學家族的我一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歲成為小說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說"是的."
問答有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麼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
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進程."
一時間我想到lawerence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為了我!"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在那邊炸了:"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罪犯嫌疑才可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成了迫害!"他沖動地喊起來.
"讓他們測驗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話,怕什麼?!"我也大起聲,心更委屈,覺得自己忍讓至此,他倒毫不領情."這不僅侮辱你,也是對我的侮辱!你不該答應!"
我搶白道:"我也不該答應你的求婚,不該到這貌似自由的鬼國家!"我一吐為快地說.
我掛斷電話,獨自坐在沒有開燈的房間里,一種寄居異國的孤獨感頭一次那樣真實可觸地浮現了.原來,我並沒有沒有著陸;這個國家不允許我著陸;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達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緒.我告訴他,我不願為這場婚姻給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我不想任何人推測我懷有某種意圖來靠近一個美國外交官;如此推測是對我尊嚴的侵犯,是對我人格的貶低.並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間存在著兩個國家,兩個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勢力范圍而勾心斗角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國家.
"你別再跟我來往了."我說.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麼嚴重,也許這只是例行的調查."他安慰我,心里卻十分沒底.
lawerence回去後,打電話高訴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級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結婚.
"現在沒事了--也許這場調查的結果是令他滿意的,否則他們早就改取消我去羅馬的調令了……"他說,帶著僥幸者的喜氣:"他們再不會要你去做測"謊"試驗了!"
我也感到了釋然,情緒好轉,與他討論起羅馬的日程來.電話剛擱下,門鈴響了,從窺視孔看出去,我又呆了:來者競是那位矮個調查員.
"很巧,我散步是發現你是我的鄰居!"他笑哈哈說道.
第一個直覺便是:幾天來他監視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動.我讓他進門,讓他以瀏覽為名偵查了我房間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麼?"我問道."很忙."他答非所問.
"是不是你們必須創造一些事來讓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遜是出于我的壞的英文還是我的壞的教養."對了,我上次忘了告訴你日期,"他說"你是不是已經答應了--就是那個測"謊"試驗?我想請你去填一張表,簽個名,表示自願做這個試驗."
我也不看他,忙說:"好的."心想,事情還能壞到哪兒去,壞到頭,不就改好了?
幾天後,我卻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人介紹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談一次嗎?"交談開始前,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FBI?"他大吃一驚:"這件事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這屬于外交部內部的安全問題……FBI怎可能知道這件事的?"他逐漸顯得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這些人是FBI的?"
"我去了他們在芝加哥的總部."我說."活見鬼,他們有什麼權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他睜圓眼睛,向我張開個巴掌.
我拿不准他們是不是在跟我唱紅臉,白臉.他帶推敲地說:"我接到上級通知,說你和lawerence宣布結婚,我才來對你們例行調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告訴對你審查的理由了嗎?你不覺得這是很無理的?"
我搖頭松聳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盡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氣.對話完畢,我問:"下次談話在什麼時間?""下次?我想我們這次談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嗎?"
我長籲一口氣.他送我出門時又說:"看上去很焦慮.千萬別.你們一定會結婚的,一定會一塊去羅馬的,我預先祝賀你們!"
星期四我上完了課,如約來到FBI總部,坐在待客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矮個子調查員滿面春風的迎出來,手里拿著一張表格,嘴里打著慣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剛要伸手接表格,他卻突然一縮手,說:"我希望著里面不帶任何強迫."
我無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現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無畏.
"我希望這完全是出于自願."他更強調地說.我說我明白.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我拿出筆,用力看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麼人?騙子?小偷?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我還是象一切騙子,小偷,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話機上信號閃爍,我打開它.上面競是lawerence氣急敗壞的聲音."……今天下午一點半,我得到國務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我去羅馬的委任狀也被撤銷!"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馬上打電話去.lawerence正憤怒得冒煙:"他媽的!安全部剛剛來人講我馬上交回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我立刻回憶起第一次見他時他胸前帶的那塊牌子."你交了嗎?"我問."我堅持要他們那收據來,我才交……"
他口氣越來越急,我怎麼勸他也安靜不下來.從他不太成句的話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後那個激烈卻徒勞的行動;他接過收據後,將那出入證一把奪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識到,再我往測"謊"表格上簽字時,lawerence的命令其實已被決定了……就是說,FBI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試自願時,就知道外交部對lawerence的處置了.為什麼不放過我們呢?"
我們在電話的兩邊沮喪著,沈默著,感到我們各自背負的國家是多麼沈重,二十世紀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結合還必須經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誕.
"還沒完呢--我還得去做那個測"謊"試驗."我說."讓他們去見鬼!"lawerence說.
"可我已經簽了名,同意做了……""從今天開始,他們要在打電話來煩你就直接對他們說:去見鬼!"
我想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來最憤怒的一次.他連夜給他認識的一位眾議員寫了信,將此事做了控訴性的陳述.幾天後,眾議員回信了,非常震驚,說無法相信美國競存在著這樣的一條戒規,更無法相信這條戒規真的被用來處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驚之余,他表示遺憾,因為不能為我們的損失做任何補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國會提案,爭取改變這條規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複我們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舊金山結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語言天賦,很輕易便在德國政府資助的商會里找到了工作,並負責西部分會.日子是平靜的,明朗的,但我仍會冒出這麼個念頭:他們真的放我長假了?我身後真的不再會有眼睛,電話上不再用耳朵了?會不會有一天突來個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
……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