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威爾遜
我的名字叫保羅-鄧巴-蘭，再過三個星期我就年滿72歲了。我的身體很好，但既然人從來都無法知道他還有多少時日，所以我得把這個故事寫出來，也許還會發表出來，如果機會允許的話。我年輕的時候堅定不移地相信培根是莎士比亞戲劇的原作者，但出于對我的大學同僚的顧慮，我謹慎地從未發表過我的觀點。但年齡有一個優勢；它教我懂得，別人的意見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死亡才是更真實的。所以，如果我把這個故事發表出來，那並不是說我想讓什麼人相信它是真事；只不過是因為我不再介意有沒有人相信它。
我雖然出生在英格蘭——在布里斯托爾——但我從12歲起就在美國生活了。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位于夏洛茨維爾的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英語文學。我的《查特頓的一生》一直是研究查特頓的權威著作，在過去的15年里，我還是《坡學研究》的編輯。
兩年前在莫斯科，我幸會了俄羅斯作家伊拉克里-安德羅尼科夫，他主要是以他的“文學研究小說”而出名，可以說是他創造了這個文學類型。正是安德羅尼科夫問我是否曾經見過W-羅梅恩-紐博德，還說這個名字是和伏伊尼赫手稿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既沒見過已于1926年去世的紐博德教授，也從未聽說過那部手稿。安德羅尼科夫便大致講了那個故事。我感到很好奇。在我回到美國後，我趕緊去讀了紐博德的《羅傑-培根的密碼》（費城，1928年），和曼利教授的兩篇相關文章。
關于伏伊尼赫手稿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的。它是在意大利的一個城堡里的一個舊箱子里被一個經營珍稀圖書的商人——威爾弗雷德-M-伏伊尼赫——找到的，並于1912年被帶到了美國。和那部手稿一起發現的還有一封信，據此伏伊尼赫斷言手稿曾是17世紀的兩個著名學者的財產，它的作者是羅傑-培根，聖方濟各會的修道士，死于1294年前後。手稿共有116頁，很明顯是用密碼寫的。它顯然是某種科學文獻或巫術文件，因為其中有根和植物的圖樣。另一方面，它還包括了一些草圖，看上去和某些現代生物教科書上的微小細胞和有機組織——例如，精子——的圖示驚人地相像。另外還有一些天文學示意圖。
在9年時間里，教授、曆史學家和密碼學家一直在嘗試破譯密碼。到了1921年，紐博德向費城的“美國哲學學會”宣布，他已經能夠解讀某些段落了。這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它被認為是美國學術界的一項壯舉。但當紐博德披露了手稿的內容後，反響就更大了。因為看來培根很可能比其所處的時代超前了好幾百年。顯然他比列文虎克早了大約400年就發明了顯微鏡，而且他在科學方面顯示出的才智甚至超過了16世紀與他同姓的弗朗西斯-培根。
紐博德還沒有完成他的著作便去世了，但他的“發現”被他的朋友羅蘭-肯特發表了。就是在這個時候，曼利教授開始了他對手稿的研究，並且判定紐博德的狂熱導致了他自欺欺人。通過在顯微鏡下的觀測可以看出，那些字符不尋常的特質並不完全歸于一種密碼。墨水在干燥的過程中已經從羊皮紙上剝落了，所以那種“速記”實際上是數百年來正常磨損的結果。隨著曼利在1931年宣布了他的發現，人們對那部“世界上最神秘的手稿”（曼利的原話）的興趣消失了，培根的聲譽也下降了，整個事情很快便被遺忘了。
從俄羅斯回來後，我去賓夕法尼亞大學查看了那部手稿。那是一種奇怪的體驗。我並沒想過要抱著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去看它。年輕的時候，當我拿起坡的一封親筆信時，我常常會有一種汗毛倒豎的感覺，我還曾經花了好多時間坐在他在弗吉尼亞大學的房間里，試圖與他進行心靈溝通。隨著年歲的增大，我變得更實際了——認識到了天才基本上是和其他人一樣的人——我不再設想無生命的物體正試圖通過某種方式“講述一個故事。”
但我一拿起伏伊尼赫手稿，便有了一種很不好的感覺。我沒辦法更確切地描述這種感覺。它不是邪惡、恐怖或畏懼——就是不好；我過去曾經有過類似的感覺，那是在我小的時候，我路過一所房子時感受到的，據說房子里的女人把她的妹妹吃掉了。那讓我想到了謀殺。在我查看那部手稿的兩個小時時間里，這種感覺始終陪伴著我，就像是一種惱人的氣味一樣揮之不去。圖書館管理員顯然沒有和我一樣的感受。當我把手稿交還給她時，我開玩笑地說：“我不喜歡它。”她顯得有點困惑；我敢說，她沒聽懂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又過了兩個星期，我在夏洛茨維爾收到了我定購的兩份手稿影印件。我把一份寄給了安德羅尼科夫，因為我答應過他，另一份我准備交給學校圖書館。我花了些時間借助放大鏡仔細地閱讀了影印件，還讀了紐博德的書和曼利的文章。那種“不好”的感覺沒有出現。但幾個月之後，當我帶著我的侄子去看手稿時，我又體會到了同樣的感覺。我的侄子什麼都沒感覺到。
我們在圖書館時，我認識的一個人把我引見給了阿弗雷爾-梅里曼，一個年輕的攝影師，他的作品被大量收錄在“泰晤士與哈得遜”出版的那種昂貴的藝術圖書中。梅里曼告訴我說，他最近給一頁伏伊尼赫手稿拍攝了一張彩色照片。我問他，我是否能看看。那天下午的晚些時候，我去他的飯店房間找他，並且看到了那張照片。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我想那是一種病態的想法，想看看一張彩色照片會不會給我帶來那種“不好”的感覺。沒有。但卻有些更有意思的事。非常巧，我對梅里曼拍攝的那頁手稿熟悉極了。因此，當我仔細看那張照片時，我確信它在某些細微之處與原件有差別。我盯著它看了好久才明白了為什麼。照片的色彩——用梅里曼發明的一種方法沖印的——比手稿原件的要稍稍“豐富”一些。當我間接地看某些字符時——把目光集中在緊挨著這些字符的上面一行——它們似乎變得“完整”了，就好像墨水留下的退色的痕跡又顯形了似的。
我盡量不表現出我的興奮。出于某種原因，我覺得應該嚴加保密，就好像梅里曼剛剛給我提供了一條與一處神秘寶藏有關的線索似的。我有了一種“海德先生”的感覺——狡詐，和一種貪婪。我若無其事地問他，要把手稿全都這麼拍下來要花多少錢。他告訴我說要幾百塊。隨即我便有了主意。我問他，如果我再多出些錢——出1000塊——他是否願意給我做大幅的“放大”手稿——放大到4倍。他說可以，我便當場寫了張支票給他。我本想讓他邊做就邊陸陸續續地把照片寄給我，但又覺得這樣可能會引起他的好奇。當我們離開圖書館時，我對我的侄子朱利安解釋說，是弗吉尼亞大學的圖書館讓我做那些照片的——一個令我感到困惑的、無意義的謊言。我為什麼要撒謊？難道手稿有某種不明的影響力害得我成了這麼一個人？
一個月之後，一個掛號包裹寄到了。我把書房門鎖上，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拆開了包裹。我從一摞照片中隨意抽出一張，把它舉到亮的地方。我真想為我所看到的東西歡呼。許多字符似乎都變得“完整”了，就好像那些字符分開的兩半被羊皮紙上一個稍暗的區域接合起來了。我一張張看著。毫無疑問。彩色照片以某種方式把連顯微鏡也看不出來的斑點顯現出來了。
接下來的就是重複性的工作了，但也用去了我好幾個月的時間。照片被一張接一張地粘在一個大制圖板上，然後進行描摹。摹圖被悉心地轉畫到厚繪圖紙上。然後我不緊不慢地把那些“看不見”的部分描出來。當一切都完成後，我把它訂成了一個大的對開本，然後著手進行研究。我已經寫出了多一半字符——當然，是它們原尺寸的4倍大。現在憑借著精心的偵探性工作，我能夠把其余的差不多都寫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