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祥瑞、靈征）。
律曆。
地理（郡國、州郡）。
河渠（溝洫）。
食貨（平准）。
禮（禮儀、輿服、封禪、郊祀、祭祀）。
樂。
選舉。
百官（官氏）。刑法。
兵（營衛、兵衛、儀衛）。
釋老。
藝文（經籍）。
劉知幾《史通·書志》主張，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僅《邊防典》為各史之所無。鄭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諡、器服、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是他創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蟲草木三略是劉知幾主張的實現。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馬氏自稱，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為《通典》所未有。劉、杜、鄭、馬所舉新目，去其重複，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邊防、器服等五個部門，和各史志，總共有二十個。我們認為，對這二十個門類應該加以合並、改造和發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幾個門類：一、地理。包含曆代皇朝的版圖、割據時期各政權的轄境、少數民族的分布、河渠的變遷、重要的都邑、通道的興修，都可以在這里論述。這個部門包含了舊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舊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傳里寫。《通典》的《邊防典》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們把民族立為專篇，在綜述和傳記中沒有說到的，應在這里作具體論述。
三、社會經濟。略當于舊史的《食貨志》，在此應有較多的發展。包含農、牧、漁、林、礦、鹽、手工業、商業、貨幣、各種生產技術、土地制度和行會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約當于舊史《百官志》。
五、軍事制度。約當于舊史《兵志》。
六、法律。約當于舊史的刑罰志。
學術文化，包含經學、史學、哲學、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設置專篇，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傾向于用傳記的形式分別處理，而把典志的內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圍。
關于宗教，舊史中只有釋老志。在內容上現應從制度上作出新的發展。
關于禮俗：舊史中的禮志、五行志、輿服志；都有比較豐富的內容，應充實民間方面的材料，設置專篇。
關于中外關系：舊史中關于中外關系的記載多見于列傳中。《通典》的《邊防志》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這在典志中是一個應開創的篇章。
在典志的編撰過程中，不必拘泥于這幾個門類的各目，但標目還是以比較集中為好，不要過于分散。這樣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讀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種傳統形式。一種是《史記·平准書》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語言寫出來，有事實、有議論。第二種形式是《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式的，把各種地名、書名列舉出來，作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議論。第三種是《通典》、《文獻通考》式的，分別彙集許多原始材料，把有關前人的議論和作者的意見附于後面，這是把材料和議論完全分開的形式。這三種形式各有特點，應該是按論述的對象采取適當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論。
應該指出，撰寫典志最重要的問題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到人口的研究。他說：“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依據馬克思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首先經過“表象的具體”，再到“多層次的抽象”，最後回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樣的研究方法。馬克思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的正確方法”。並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①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麼研究如此豐富複雜的人類曆史客觀進程更應該是如此。在史書中考慮設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實地朝著從多方面反映人類史這一“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的方向去努力。
我們設想：典志部分的寫法要力求體現上述理論指導，既要從傳統史學中吸收今天用得著的東西，又跟前人的寫法不同。總括來說，典志篇目的設立，都是企圖從各個社會剖面來反映一個曆史時期的特點，都是為體現曆史發展的整體服務的。有兩點是特別緊要的。第一，對于經濟、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為一個制度靜體來寫，而是作為動的，即從曆史的運動中來寫。第二，不僅要講一種制度的發展，還應該講制度跟社會發展的關系。
傳記，人物群象曆史的發展，畢竟是人們活動的結果。在史書里，看見了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曆史的豐富性。離開了人，也就談不上曆史。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卻是可取的。近幾十年，人們重視摸索社會發展規律，在史書撰述中努力闡述曆史的規律性，這是史學工作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對于這一點，我們還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斷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視了人物傳記的編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現在我們還應該寫傳記，本書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給傳記以較多篇幅。
曆史是遵循著必然的規律前進的。人的作用不能改變規律，但能影響曆史發展的速度和狀況。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亞洲擴張，同是東方國家，有的淪為殖民地，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此後，日本又由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發展，走上侵略鄰國的道路，最終成為戰敗國。而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立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史上，項羽和劉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項羽以優勢兵力，反而與江東八千子弟同歸于盡。劉邦以劣勢兵力，卻最後奪得了皇位。三國時期，諸葛亮以一身系蜀漢之安危。南宋時期，一個岳飛，一個秦檜，他們在權位上的得失，深刻影響宋金間的軍事局勢。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很能表明人在曆史的具體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眾的作用，也包括領導人物、代表性人物的個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談話，他跟德國作家路德維希（Emil Ludwig，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3 頁。
1881—1948）談到個人的作用問題。路德維希問斯大林：“你不認為在唯物主義曆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斯大林說：“不，這里沒有矛盾。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曆史。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曆史的話。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隨心所欲地來創造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于唐·吉訶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曆史，但是只有當他們正確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曆史。”
路德維希講到，他上大學時，許多自稱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信徒的德國教授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說：“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斯大林還談到彼得大帝和列甯。他說：“彼得大帝為了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商人階級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為了建立並鞏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時也應該說，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商人階級和鞏固這兩個階級的民族國家都是靠殘酷地剝削農奴來進行的。”又說：“至于列甯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甯是整個大海。”①斯大林在這里闡述了曆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曆史人物的正確態度：要肯定曆史人物在一定時期的作用和貢獻，同時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
以上，說個人的曆史作用，也為的是要說明編寫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這只說了問題的一面。問題還有需要說明的另一面，這就是：曆史人物本身也是曆史的產物，他們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時代的特點。正面的人物會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時代特點，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動的時代特點，同時他們都還會反映他們的具體環境中的某些特點。編寫人物傳記，既要在傳記中寫出曆史人物的曆史作用，還要寫出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時代特點。我們要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看人物，同時還要從人物身上看時代。中國曆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優秀的醫師、技師、工程師，有傑出的群眾領袖、婦女領袖和英雄人物。我們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選擇、有主次地去寫。有的人物在當時的曆史地位是一種情況，隨著曆史的發展，他的地位就會有變化。所以寫傳記，不只要熟悉傳主所生活的時代曆史的全貌，有時還須有通史的見識。簡單地專就某人的事跡寫他的傳記，是不會成功的。
有人擔心，寫傳記不能不依靠舊有的資料，這樣就只能是資料的組合，甚至是對舊日傳記的今譯。還有人認為，無論我們寫得怎樣好，比不上司馬遷。這些意見，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但未免過于片面。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有我們觀察人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同樣的材料，我們可以與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寫出不同于古人的傳記。比起司馬遷來，我們有難于趕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過他的地方。因為時代距離的不同，他對于某些人物比我們熟悉一些。他的文學水平也可能高些，寫的就生動些。但有時距離的時代遠了些，可能比距離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學水平的高低確實對讀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吸引力。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表述上的生動，這一點在本章第三節還要論述。
“通”的要求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種體裁可以配合起來，必要時也可以參用別種體裁。如果寫得好，就可能多層次地反映曆史發展的進程，也可能既反映了曆史的規律性，又反映了曆史的豐富性。但要寫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觀點，在中國史學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關于“通”的主張，可分為兩派。一派以司馬遷為代表，一派以鄭樵為代表。司馬遷著《史記》，要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變”是這三句話的核心。“究天人之際”是要從天人關系上解釋古今之變寫成一部有獨具特色的史書。曆史本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無論誰來寫曆史，都躲不開這個“變”字。司馬遷的貢獻，不止在于寫出“變”，更在于寫出“通”。“通”，是“稽其成敗興亡之理”，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述往事，思來者”。他不止是在編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曆史發展的道理，並且與曆史的未來聯系起來。後來杜佑著《通典》，是從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變的專書。他相信這書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與現實聯系起來的。明清之際，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都有“通古今之變”的遺風，可惜都沒有寫成通古今之變的通史。
鄭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稱的。他所謂“通”，總是和“會”字並舉，稱作“會通”。“會”，是大量彙集曆史文獻，加以編排。“通”，是記載不同朝代前後相續、不斷代為書。他用這個標准去稱贊孔子和司馬遷。他說孔子“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說司馬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鄭樵的學術興趣是知識性的，重點在文獻學方面，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有很大的區別。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這是一部關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豐富，也有一些見解。但總的說來，他的興趣也是在知識性方面，在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總序中說：“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草，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博聞強識”就是他編撰《文獻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與《通志》不同，而治學的路子是接近的。鄭、馬的路子，對于後來史學界的影響，可能比司馬遷、杜佑還要大些。
我們撰寫史書，對于“通”的要求，要吸取兩派的長處；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工作。我們贊成搜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不能停止在資料上，要通過對資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化的高度。我們贊成通史的編寫形式，但我們要求的是全書各部分之間的脈絡貫通。我們不贊成把通史看成斷代史的拼湊，但我們主張認真研究每一時期的曆史，研究各個曆史時期中國社會諸因素間的關系，包含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相互之間、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系，也要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包含中國各個曆史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與外國的往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我們贊成通古今之變，但要透過曆史現象揭示曆史本質，要于曆史沿革流變之中探索曆史的發展規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保證。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如《共產黨宣言》論述階級斗爭的曆史，《資本論》論述勞役地租到貨幣地租的曆史，由簡單協作到大工業的曆史，《論國家》和《國家與革命》論述國家的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質，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呂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舉了養由基、伯樂、宋國庖丁、鍾子期的故事。養由基是一個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後來功夫到了，能箭穿鳥羽。伯樂是一個善相馬的人。他初學相馬的時候，十分專心，時時想著的都是馬。宋國庖丁善解牛，當他初學解牛的時候，看見的是整個的牛，不知怎樣下刀。後來，他解牛的本領發展到得心應手，眼里就不再是一個無從下刀的整牛了。鍾子期善于音樂，他能從樂聲中辨出奏樂人的情緒。有一夜，他聽人鼓琴，覺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緒，經過詢問，果然如此。這些事例，說明了養由基等人由于勤學苦練而達到技藝精通的地步。我們要把中國曆史寫好，也要有古人這種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節曆史文學史學和文學沒有文就沒有史。研究曆史的成果，總得表現在文字上。人們既要下大功夫對曆史客觀進程探索了解，又要見于文章，使人看懂。我們所要表述的，不是機械，不是技術，而是生動豐富的人類史。要把這一客觀過程寫出來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們還要下功夫講求文字表述的方法。這也是個群眾觀點問題，史學工作者要為全民族的大眾服務，對更多的讀者負責，提供群眾愛讀的曆史著作。
曆史文學，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指用曆史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如曆史小說、曆史劇本。另一個意思是指真實曆史的文字表述，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傑作。我們這里所討論的曆史文學，是指第二個意思。
“文”與“史”二者的關系，最早是不分開的。後來，文學和曆史逐漸趨于分離，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兩者分離了，仍不能截然分開。一些傑出的曆史家，往往同時具有高度的文學修養。他們寫成的曆史著作，同時又被認為是優秀的文學著作。現在撰寫史書，仍有一個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也是有關史事的最早記載，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會情況，並且被作為檔案保存下來。金文記載的內容比甲骨文要豐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銘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盤》等，占了金文中相當的分量。甲骨文質簡，也許還說不上是文學。金文中，有些已經有文采，可以說已具有文學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書》和《詩經》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典籍。《尚書》是政治文獻的彙集，但已備有多種文體，為後來各體散文的創始。《詩經》是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如《周頌》、《魯頌》、《商頌》、《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曆史內容。如《生民》、《公劉》等篇章寫了周初的曆史，歌頌了後稷、公劉等英雄人物，已有了曆史人物傳記的雛形。《國風》大都是民間流行的詩歌，與《雅》、《頌》相比，文學味道要濃一些，而曆史內容就少得多了。《國風》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純文學作品。後來出現的《春秋》，可以說是一部不具備文學性格的曆史書。這表現了曆史和文學分離的趨勢。
文史分離的趨向是逐步顯明的。從戰國到秦漢，人們對文史分途，在思想上並不一定明確。一些大史學家同時又是大文學家，他們撰寫的史書極有文采，在史學和文學上兼有很高的價值。在戰國時期，《左傳》即其一例。兩漢出現的曆史巨著《史記》、《漢書》，也是文學名著，但同時又出現了大文學家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的辭賦，曆史和文學分為兩途，已顯然可見。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專門的職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這是由于“史”不能離開“文”。好的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語言引起讀者的興趣，從而產生廣泛而持久的社會效果。注重敘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國曆史家的一個傳統。班彪父子對司馬遷的曆史觀點有激烈的批評，卻推崇司馬遷善于敘事，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①范曄也盛贊班固的文采，說：“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②《晉書·陳壽傳》也說，陳壽撰成《三國志》後，“時人稱其善于敘事，有良史之才。”劉知幾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經分途，說“史之與文，較然異轍”③；另一方面又強調“史之為務，必借于文”，“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④，這講的就是“史”不能離開“文”。劉知幾把文字表述的優劣作為評論史書高下的一項重要標准。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成就最高，它們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取信一時，名千載”。他尤其推崇《左傳》。針對長期以來人們對《春秋》三傳評價的分歧，他認為，從史學角度看，《左傳》的價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為《左傳》不但取材豐富，史實可靠，而且文辭優美、敘述生動，跌宕不群、縱橫自得，所以傳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傳憑主觀記事，且又繁複累贅，語言無味，實在高下懸殊。因此，劉知幾極為重視有文采的語言對于表現史事及史書能否流傳的巨大作用。他歸結說：“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⑤這些話，對《公》《谷》的評價未免有些偏見，但對史不能離開文的道理講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遠”① 《漢書·司馬遷傳》後論。
② 《後漢書·班彪傳下》後論。
③ 《史通·核才》。
④ 《史通·敘事》。
⑤ 《史通·敘事》。
一語本是孔子稱贊子產重視外交辭令，在彼強我弱情況下能委婉而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對方，傳播于遠近。劉知幾把它提高了一步，用來說明曆史文學對于史書廣泛傳播的意義，賦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為曆史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
章學誠繼承並發揮了劉知幾關于史文關系的論點。他說：“夫史所以載者事也，事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①又說：“古人修辭，非為觀美，謂必如是始可以行運而傳久也。”②“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並其所以辭者亦亡也。”③這些話都論述了曆史記載必須依靠有文學性的語言才能廣泛傳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對“史”“文”關系的極好說明。
現在，我們要廣泛地傳播科學的曆史知識，要通過曆史撰述作為進行教育的重要工具。為了讓更多的群眾掌握科學的曆史知識，曆史文學的重要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重要，應當更加重視。曆史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學曆史，固然是為了解過去，但了解過去是為了解釋現在，觀察未來。我們要發揮曆史教育在培養愛國主義，幫助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在認清曆史前途、堅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這就要求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論分析，有合理的編撰形式，還必須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學者擔心，講曆史文學，就等于要求把史書寫成既是曆史書，又是文學書，就會把文學創作中誇張、虛構的手法帶到史書寫作中來。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曆史文學的要求，是生動地表述真實的曆史面貌，恰好跟誇張、虛構的手法相對抗。《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學特色的史書和純文學作品的鮮明對照。
曆史文學的優良傳統我國曆史文學有悠久的傳統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時期，曆史文學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傳》是當時的代表作。《左傳》善于寫語言，所記各種辭令，極為精彩。“呂相絕秦”的一篇話，是長期被傳誦的名作。《左傳》記呂相奉晉君之命，對秦晉關系表示了決絕的態度。他曆述秦對晉的恩德，接著說晉已一再對秦報恩，對秦有大的幫助，最後就縷述秦片面破壞盟好及屢次危害晉國的活動，而晉國雖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這是一篇譴責敵國的話，但肯定了對方的舊恩，列舉了對方背信棄義的事實，雍容典雅，沒有一點咒罵，沒有一點火氣，措詞委婉有致，又有很強的說服力。①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②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位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③孔門有四科，言語是其一。戰國間，游士以游說取卿相。孟子也說到跟大人物談話時應注意的風度。可見，重視語言有一個古老的傳統。《左傳》等史書在記語言方面的成就，是這個古老傳統的反映。
① 《文史通義·史德》。
② 《文史通義·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③ 《文史通義·說林》。
① 《左傳》成公十三年。
② 《論語·季氏》。
③ 《論語·子路》。
《左傳》也善于敘事，尤其擅長于寫戰爭，所記長勺之戰、殽之戰、鞌之戰、邲之戰、城濮之戰，都很生動。如記城濮之戰這場春秋時期最大的戰役①，生動緊湊，充分顯示出作者視野的開闊和構思的周密。他先寫戰前的准備，著重將雙方政治、指揮情況作了對比。晉文公修治內政，整編軍隊，決心借救援宋國的機會與楚一戰，以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齊心，制定了聯合齊秦以對付楚國的正確方針，處處占據優勢。楚國方面則內部分歧，主將子玉驕傲輕敵，作戰兵力薄弱，處處潛在著失敗的危險。接著，寫兩軍作戰，晉軍向楚表示禮讓，後退九十里，處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氣高昂，以此反襯出楚軍不願進攻，子玉卻硬要向晉挑戰，因而士氣低落。然後寫兩軍作戰，突出表現晉國方面靈活的策略，先以強攻將楚軍薄弱環節“右師”擊潰，再偽裝逃遁引誘楚軍來追，對它攔腰襲擊，最後對楚軍“左師”兩面夾擊，大獲全勝。這些記敘環環相扣，層次分明，是由于《左傳》作者有敘事才能，又懂軍事知識，才能做到的。《左傳》在記述語言和敘事上的成就，為我國曆史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兩漢時期，我國史學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馬遷的《史記》是運用高度的文學修養來敘述曆史的典范作品。書中，《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傳》、《李斯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史記》善于將記述複雜的曆史活動與記述人物活動結合起來，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線，寫出最主要的曆史場面，又能寫出曆史人物的神情風貌。《項羽本紀》是寫項羽，又不只是寫項羽。它是在寫楚漢之際主要活動的同時，又在寫項羽這個叱咤風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結合。篇中寫巨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表現得尤為突出。巨鹿之戰是反秦軍擊敗秦軍主力的一場關鍵戰役，在記述中，司馬遷生動地描寫了項羽對敵的決心和威武氣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又用諸侯軍的觀望、恐懼和懾服來反襯項羽的膽力和風度：“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這些記述，寫出了項羽正是在殊死的戰斗中取得了號令諸侯的地位。對于鴻門宴這場秦皇朝滅亡以後，項羽劉邦在宴會席上的生死斗爭，司馬遷也寫得扣人心弦。宴會上劍拔弩張的情景，使人驚心動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項羽的缺乏謀略，劉邦的驚慌，張良的機智，樊噲的勇敢，項伯的忠厚，無不躍然紙上。最後，寫項羽在垓下陷入重圍，“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騎乘夜突圍，走東城，這時（項王）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余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①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複圍之。項王乃馳，複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複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這里生動地寫出項羽這個失敗了的英雄的悲劇結局。他確是驍勇善戰、膽氣過人，即使身陷重圍，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對手喪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後關頭仍誇耀自己的勇敢，把失敗歸到天命，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剛愎自用、“自矜功伐，奮其私智”的性格特點。總觀《項羽本紀》全篇，巨鹿之戰是項羽聲威的頂點，鴻門宴則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點，垓下被圍是他失敗的最終結局。司馬遷確實做到以他的傳神妙筆，生動地記下了秦漢之際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性場景，同時刻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後仍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史記》善于運用對比的手法。蕭何和曹參都是漢初功臣，先後出任丞相，司馬遷卻寫出兩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蕭何很有實際辦事能力，而且處處小心謹慎，以消除劉邦對他的猜疑。曹參任丞相，則凡事率由舊章，不問政事，日夜飲酒，有客人來勸說，他就連連勸酒，最後讓客人喝得大醉，無法進說。由于運用對比手法而兩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鮮明。司馬遷寫王陵和陳平也是這樣。王陵和陳平在呂後時任左右丞相，他們都反對王諸呂，希冀保全劉家天下，但二人表現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爭，被呂後免去相位，憂郁而死。陳平則善用智謀，不當面得罪呂後，得以脫身自保，最後與周勃等合力誅殺諸呂，恢複了劉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竇嬰同是外戚，司馬遷也用對比手法寫出他們很不相同的態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傳》中，寫魏其侯失勢以後，武安侯當權。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說，他想訪問魏其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于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侯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灌夫）言。’乃駕往。又徐行。”同是當時很尊貴的外戚，但由于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就出現了一個謙恭，一個倨傲的鮮明對照，並借此刻畫了世態的炎涼。
《史記》又善于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特點。《李斯列傳》開卷說：“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處耳。”這是一個輕松的小故事，寫在這個政治家的傳記上，好象有點浪費筆墨，但司馬遷卻正用它寫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觀，斤斤于計較個人得失。列傳寫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游說秦皇，聽從趙高而立二世，上督責書及獄中上書，都不過為的求所自處，為個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斬咸陽市了，他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通觀列傳全篇，在一定意義上，老鼠的故事簡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縮影。司馬遷對這個細節的描寫，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陳涉世家》篇末，寫陳涉立為王後，有個舊時傭耕的伙伴來找他，住了一段時間，沒有拘束，講了些陳涉以前窮苦時的情形。有人向陳涉進了讒言，陳涉就把這個農民斬了。這個故事放在陳涉首揭義旗到最後失敗的全部敘述之後，好象可有可無。但在司馬遷的筆下，卻是決不可少的。司馬遷在這個故事之後，緊接著就指出來：斬了這個農民以後，“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這是用這個故事形象地寫出，陳涉在取得初步勝利不久，即陷于嚴重脫離群眾的泥潭里，成為他失敗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說明大問題，這是司馬遷擅長的本領。
《史記》在寫人物時，還善于采用互見的手法。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寫他的成功或長處一面，而不寫他的弱點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馬遷寫人物，常常是在本傳寫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將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別的篇中敘述。這就是互見的手法。這樣通讀全書的有關部分，就能對這個人物有比較全面的印象。劉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領袖，西漢的創業君主，對這樣的人物，司馬遷主要以《高祖本紀》寫他的功業，特別寫出他在楚漢戰爭中致勝的原因。劉邦不同于項羽的好殺而實行安撫人民的政策，入關中，封府庫，與父老約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寫劉邦的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陽南宮置酒，大會群臣，要大家直率講出他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說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與天下同利也。”劉邦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司馬遷又在其他篇中寫了劉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陰侯列傳》中寫他對功臣的猜忌，還在《張丞相列傳》中寫他當了皇帝還騎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無賴習氣。這樣，讀者綜觀各篇，就可比較全面地看出劉邦的為人來。
《史記》還善于用雙相對照和寓論斷于敘事的方法，通過對人物的描繪以反映一定的社會景象，客觀地進行無言評價，在這里有作者無言的贊歎，也有作者辛辣的諷刺。
在《史記》的影響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也不斷地有些寫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陳壽、范曄等曆史家都極重視敘事的才能。《漢書》之《張騫傳》、《趙充國傳》等篇都寫得相當出色。《漢書》還有一些精辟的議論。如《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贊語中論武帝時期人材之盛，說：“是時，漢興六十余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 玁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這段議論，將武帝時的大量史實加以概括，講出當時客觀形勢對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競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後漢書》的《黨錮列傳》和《宦者列傳》也各有長段的序。前者表彰東漢士人崇尚氣節、譏貶權貴的風氣，後者指斥宦官為害之烈。將這兩段議論放在一起來讀，我們對于東漢晚期的政治特點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後漢書》的《班超傳》、《陳蕃傳》，《三國志》的《武帝紀》、《諸葛亮傳》，《舊唐書》的《郭子儀傳》等，也都是相當出色的篇章。《三國志·武帝紀》，既是三國時期大事的綱，又生動地寫出曹操政治家、軍事家的本色。
《資治通鑒》是有高度文學成就的著作。其中記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伐南燕、韋孝寬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長期傳誦的名篇。《通鑒》寫赤壁之戰，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寫戰爭決策上。首先，寫面臨曹操率領大軍南下的嚴重局勢，魯肅向孫權陳述聯劉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然後，寫諸葛亮會見孫權，先以“激將法”試探其意向所在，繼而述說劉備雖然新敗，還有一定的戰斗力，曹操兵力雖眾，卻存在遠來疲憊、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點，以此堅定孫權聯合抗曹的決心，指出“成敗之機，在于今日。”再寫在曹操致書進行恫嚇後，孫權集團主戰、主和兩派的不同態度，著重寫了主戰派首領周瑜對孫、曹雙方政治、軍事力量的分析，斷言“將軍（孫權）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孫權下定了決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複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文章精采之處，正是在上述寫決策的過程中，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勢時，已言及勝負之數。最後，精煉地寫出赤壁江面上大敗曹軍的情景：時東南風急，（黃）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余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敗。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死者甚眾①99900041_0341_0。
這樣，前面深入的軍事、政治條件的分析，跟後面緊張生動的戰爭畫面相配合，構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鑒》也善于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並重視有意義的細節描寫。書中寫赤壁大戰前夜，劉備到樊口迎接東吳統帥周瑜的情景：（劉備）日遣邏吏于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這里借簡短的對話，寫出了劉備對實現聯合抗曹的喜悅而又信心不足的複雜心理；寫出了周瑜的銳氣、自負和嚴于職守，表現出這個青年統帥雄姿英發的風貌。淝水之戰在記述前秦軍大潰敗之後，末尾加了一個小插曲：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捷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②99900041_0341_1這里寫謝安接讀前方戰報之後因極度歡喜而“不覺屐齒之折”的細節，生動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飾下，內心里對前方戰事的關切和緊張，說明此役對東晉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同時也表現出謝安的個性和風度。在記述一場鏖戰之後，添上了這一細節，文章就耐人尋味，富有情趣。
我國曆史文學的成就，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其中不少優秀的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可供我們學習的價值。
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曆史表述要達到高度藝術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從基本要求上說，它跟一般的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們之間只有高、下之別，並無彼此之分。這些基本要求是：確切、凝練和生動。
曆史表述必須確切，這是不說自明的。但真正作到這一點，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確切，包含表述的真實、正確和恰當。這就有一個態度問題、認識問題和技術熟練程度的問題。
真實地表述曆史，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天職。作不到這一點，就是沒有盡到職責。有意地違背這一點，至少是學術道德上的錯誤，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稱道良史，總是“不隱惡、不虛美”。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把曆史記載的真實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他說，一個人如果載入史冊，就“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他反對執筆的人“愛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張“進不憚于公憲，退無愧于私室”。①章學誠著《史德》，說：“德者，何謂？著述者之心術也。”又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章學誠所謂心術，就是指著史者的態度。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客觀和主觀之間的區別。天，是指曆史的客觀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學誠認為史學工作要盡量反映客觀的曆史事實，不要摻雜個人的偏見。他也認為這一點不是輕易可以作到。他記載黃巢義軍入長安時的動人景象，其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這很不同于後來那些對農民起義軍隨意誣蔑的史書。但在關系到黃巢義軍與唐皇朝的關系時，司馬光就處理不好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我們不能苛責他們因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雖然已有六、七十年，舊的偏見，再加上新傳入的偏見，仍在干擾和阻礙我們對曆史的正確認識，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真實而正確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當，仍然不能達到曆史表述上應有的效果。《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就是說的表述恰當的問題。“屬辭比事”是選詞和組合史事，是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後一關。這一關把不好，好的表述還是不能出現。
以上可見，確切的曆史表述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內容。《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舊唐書·劉知幾傳》記劉知幾“史有三長”之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楩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從問題的性質看，孔孟所謂“義”和劉知幾所謂“識”，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認識或觀點。“文”和“才”類似于我們所說的表述的技巧，“識”和“學”是指對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說的才、學、識與我們所說表達的真實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聯系。在具體看法上，我們跟他們有很大的區別，但他們的這些話畢竟是很著名的言論，對于後世的史學理論有重要影響，值得我們參考。
凝練和生動比確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義，但也不是單純技巧問題。“凝① 見劉知幾《史通·曲筆》。
練”二字，前人似還未曾用以論述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不少。概括起來，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尚簡，一是用晦。史文的煩與簡，在史學領域里是個爭論很久的問題。漢獻帝因《漢書》篇幅過多，命荀悅刪為《漢紀》，把一部百卷的書改寫為三十卷的書。劉知幾說這書“曆代褒之，有逾本傳”，這只是因為《漢紀》簡約，比《漢書》易讀，未必就是以煩簡定二書的高下。晉代干寶評論各家史書，特別推重《左傳》，說它“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這就明確提出以簡約為高了。另一晉人張世偉撰《班馬優劣論》，說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只寫了五十萬字；班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卻寫了八十萬字，“是班不如馬也”。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煩簡定史書的優劣了。因此，史文煩簡簡直成了一個大問題。劉知幾著《史通》，有《煩省》一篇。他認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闕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這是說，妄載謂之煩，闕書謂之省，二者都不可取。這就明確地批評了那種單純以文字煩簡定史書高下的看法。劉知幾在《書事》篇中還說：“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這段話論史文煩簡，說得比較公平、合理，沒有什麼偏見。但他針對魏晉以後偏于浮華的文風，在《史通》的《浮詞》、《敘事》、《書事》、《點煩》等篇里，都強調了簡的重要，提出“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這在當時是有實際意義的。近人鄭天挺同志對中國曆史家尚簡作了論述：他指出“有時候已經敘述了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羅列事跡；有時候已經用事跡襯托出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話籠統地贊美；有時候對于才行事跡全不說，而把當時的言語記出來，因為言語有所關涉，事實也就顯露了。他們絕不同時並寫，以免虛費文字。假如說一個人盡夜讀書，又何必再說他篤志學習？已經說了下筆千言，又何必再說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發生時有關系的對話記下來了，又何必再把這件事情的經過重說一遍？這是曆史家尚簡的理由。因為尚簡，所以他們更主張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煩複，但是卻要簡要合理。他們要作到“‘駢枝盡去，塵垢都捐，華逝實存，渣去瀋在’。”①這里所講的尚簡在具體運用上的種種要求和經驗，現在仍然是適用的。
在史文煩簡上，我國史家主要傾向是尚簡，但也不是愈簡愈好。這一點，劉知幾已經說到。宋人洪邁進而提出：“文貴于達而已，煩與省各有當也”②。不論煩與省，都應寫得明白、全面，不可失當。顧炎武也認為：“辭主乎達，不論其煩與簡也”①。他們提出的這個“達”字，比劉知幾對史文煩簡的看法，更加明確了。我們認為，現在還是應當注意繼承尚簡的傳統，而對于煩和簡，則應有辯證的看法。史文煩簡，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文字問題，而且是關系到對曆史的見解問題，對材料的取舍問題。史學工作者要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既要有明確的認識，也要認真付出功力。
劉知幾《史通·敘事》篇提出來文章有顯有晦的說法：“顯也者，煩詞縟說，理盡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又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① 鄭天挺：《中國的傳記文》，《探微集》第269 頁，中華書局1980 年6 月版。② 《容齋隨筆》卷一“文煩簡有當”條。
① 《日知錄》卷一九“文章煩簡”條。
他所說的“用晦”，是從史文煩簡的角度提出來的，有突出重點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類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義又不相同。他在文中舉出的幾個例子，似乎還不能說明“用晦”的表達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顧炎武曾提出一種表述的形式。他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用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②顧炎武說的“于序事中寓論斷”，是對“用晦”的一種主要的表述方式。這也確實是太史公書的特點。司馬遷不用專門說一些議論的話，就可以把自己的論點表達出來，這是他表達曆史論點的特殊形式。不過，司馬遷“于序事中寓論斷”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著一個人的話來評論，而有時是借著好幾個人來評論；不一定用正面的話，也用側面的或反面的話；不是只用別人的話，更重要的是聯系典型的事例。《叔孫通列傳》全篇都在寫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面諛得勢的人。全篇先後四次通過別人之口對他進行評論，而作者卻未置一詞。第一次，是叔孫通討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賞賜，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第二次，是叔孫通准備為劉邦定朝儀，文章記魯兩生的話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第三次，記朝儀場面及劉邦的反映，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從側面對叔孫通所作的批評。第四次，是叔孫通得到劉邦賞賜後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史記》的其他篇中，都有類似的表達史論的形式①。
生動，是指熟悉表述對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氣息。它不誇張，不是華麗的詞句，不是形容詞的堆砌。不只在寫輕松場面時可以生動，在寫嚴肅和緊張的場面時也可以生動。《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關張馬趙黃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第二例寫的是一個輕松的場面，在這個場面之中，生動地寫出關羽的性格和諸葛亮的風度。第一例，在同一場面中，寫出曹操和劉備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態各異，在曹操是從容，在劉備是緊張。《左傳》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癸酉，師陳于鞌。邴夏禦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禦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禦，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② 《日知錄》卷二六，“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條。
① 以上關于尚簡和用晦的論述，襲用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甯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225—227 頁。對原文有刪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並轡，右緩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這是一場嚴肅的戰爭場面，《左傳》寫得又生動，又凝練。象這一類的例子，在本章第二節中說了很多，這里就不必多說了。
真實、凝練、生動，這三個基本條件，在曆史表述上是應該具備的。長期以來，我們很少講史學撰述中應有的文風。認真作起來，總不免有點吃力。但只要我們努力，困難是可以逐漸克服的。
第九章中國與世界第一節中國曆史的特點中國曆史的繼續性以上八章，就中國曆史本身和中國史書編撰有關的重大問題，分別作了論述。中國史畢竟是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能離開世界史而簡單地研究中國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是十分突出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其二，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以下讓我們分別地作一些比較的考察。
文明在曆史上是和國家同時發生的。在人類曆史的上古時期，在東亞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亞的伊朗高原、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流域、地中海東岸，在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在南歐的克里特島、希臘半島、意大利半島，出現了許多古老的文明國家。其中第一批出現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這就是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均發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國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島上的愛琴文明（約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下，敘利亞、小亞細亞一帶出現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響下，希臘半島上的邁錫尼等地又形成了邁錫尼文明。邁錫尼文明成為愛琴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銅時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國和新王國）和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王國）文明繁盛時期。但是就在這一時期，印度河流域文明滅亡了（約公元前1750 年），克里特·邁錫尼文明也先後滅亡了（約公元前十五世紀，公元前十二世紀）。
公元前一千年代，鐵器時代開始，文明也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展開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現了雅利安人的國家，在伊朗高原出現了波斯國家，在愛琴地區出現了希臘諸邦，在意大利出現了羅馬國家。在人類上古史上起過重要曆史作用的國家這時都出現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最古老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開始失去政治上的獨立，從屬于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影響下發生的小亞細亞（赫梯）、敘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諸文明也經曆了同樣的命運。世界曆史表明，金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產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國以外，到了鐵器時代的早期就都已經不再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產生的古國，大多數也沒有能直接存留到現在，它們作為政治實體的連續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斷。波斯征服了整個西亞、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繼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紀後期，波斯為馬其頓的亞曆山大所滅亡。在遼闊的波斯帝國故土上後來建立起許多“希臘化”的國家。
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三世紀初期，安息（帕提亞）統治了伊朗和兩河流域。公元三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薩珊王朝的波斯一度複興。但是它在七世紀中葉為阿拉伯人所征服。從此，伊朗和西亞、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區一樣，成為伊斯蘭文明的地區。
公元前八至六世紀間，在希臘地區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經過公元前五世紀的繁榮，到公元前四世紀後期落入馬其頓勢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紀，馬其頓和希臘又先後落入羅馬人統治之下。羅馬于公元前一世紀後期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等古老的文明地區都屬于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發生危機。四世紀後期日耳曼人大舉侵入，帝國分裂。五世紀西羅馬滅亡。作為上古時期在地中海地區出現最晚、影響最大的古羅馬文明，也在曆史上中斷了。在中古時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運動于廣大的歐、亞、非地區，引起了傳統文明的巨大變化。當時存在于這一廣大地區里的很多國家，都是在這些運動之中或其後逐漸產生的。因此，它們與當地的上古文明的聯系不是直接的。
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國文明產生于金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①。經過夏、商、周三代的連續發展，到春秋時期進入鐵器時代。與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不同，中國古文明沒有為外力所中斷。中國古代國家經過春秋、戰國之後，繼續向秦漢時期的更高階段發展著。
公元四、五世紀，中原地區也發生過民族的移動，還建立過不少由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但是這些變化在本質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問題。以後，在元代和清代，兩度出現過以少數民族成為全國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但這些皇朝和以漢族為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一樣，在本質上都是各族上層統治者的聯合政權，只不過是具體結構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國作為政治實體在曆史上從未被外力所中斷。
中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發展連續性，在整個世界史上尤其顯得突出。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文化史上發展的連續性與文化遺產的流傳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回事。在文化連續發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為遺產流傳給後代，所以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即有文化遺產的流傳；但是，有文化遺產的流傳卻未必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例如，現在世界流行的陽曆，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為一星期，圓周分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倫。現代許多國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臘字母，希臘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號。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可以說明現在許多國家都在繼承和沿襲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產；但是，人們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現代國家都與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有文化發展史上的連續性。因為，現代很多國家雖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產，但是它們的作為一個系統的文化，卻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統的發展和繼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遺產只是作為某些因素（而並非有機的系統）被繼承下來的。
① “夏文化二里頭型晚期出現了較大的青銅兵器和工具——戈、鉞、鑿等，尤其是還出現了青銅禮器——爵。”（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141 頁。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二里頭文化的歸屬尚有爭論，但青銅器出現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必須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體現：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賴以流傳的工具或形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學術傳統（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曆史連續性的史學傳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內容的連續性。如果我們以這兩個標准來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國，其中大多數在文化發展史上不是已經中斷了連續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義上的連續性。
讓我們從事實來看。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有自己的獨特文字系統，有相當豐富的曆史文獻。可是當她們失去獨立以後，文字的使用范圍逐漸限于神廟祭司之間，最後終于被人遺忘。對于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曆史，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5—前425 年）游曆波斯帝國時所聽到的已經是很不完備的傳說，這從其所著《曆史》一書記載的內容可以得知。在馬其頓——希臘人統治時期，埃及祭司馬涅托（Manetho，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80 年）、巴比倫祭司貝洛蘇斯（Berosus，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別以希臘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倫史。這兩部書現在雖已不存，但從它書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過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後，就不見古代學者有關于埃及和兩河流域曆史的著述。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曆史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消失，所余不過是金字塔之類的遺跡和若干神話及曆史傳說而已。曾經強盛一時的赫梯國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經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紀最終滅亡。赫梯的文字和曆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以前即已滅亡，繼之而來的是還處于原始社會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發生中斷現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中斷，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紀也滅亡了。在希臘大多數地區又暫時回到原始社會後期，克里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和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遺忘。整個愛琴文明只不過在荷馬史詩之類的希臘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斷的神話傳說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學者在考古學和文字解讀方面的成就，許多曾被遺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為人們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尚未解讀成功，因而連這兩個文明的創造者到底是誰，現在都無法最後確定。在鐵器時代開始後產生的古國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遺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資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學者將其文字解讀以後才重新為人所知。古希臘文、拉丁文沒有被人遺忘，但是最後仍堅持用希臘語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希臘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紀的西歐已經不是人們口頭的活生生的語言文字，而成為基督教士讀經和表述經院哲學的工具。十五世紀從意大利開始的西歐“文藝複興”，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藝術的再生。“文藝複興”（Renaissance）的詞義本來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複興時代，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①。文藝複興所開創的是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它從社會性質上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有著本質的不同。當然，從文藝複興開始的近代西歐文明與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並不止于有曆史階段上的差別。近代西歐文明是隨著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出現和以這種文字著述的開始，可以被認為是民族文明發生的一個明顯標志。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經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①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總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9—250 頁。②”。他已經開始用意大利文作詩了。到十六、十七世紀，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1553）、塞萬提斯（Cervantes，1547—16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彌爾頓（Milton，1608—1674）、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等名家輩出，標志了西歐各國民族文明的興起。因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並不是近代西歐各國文明的母體，而是前者的遺產在客觀上為後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養分。
誠然，我們也看到國外一些學者談到其他古國文化的連續性。例如，印度史學家高善必（D.D.Kosambi）認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非埃及文化可比③。他說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實際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以後的印度文化之間是不連續的。當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婆羅門教的典籍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有著前後相連的發展軌跡，而且在後代對前代典籍的注釋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斷的關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 smriti）在公元九世紀、十一世紀、十三世紀、十五世紀間幾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釋。印度文化史上一個不足之處是缺乏賴以反映曆史的史學的連續性。又如，英國學者湯姆生（G.Thomson）說：“如果我們以希臘史與中國史比較，就會看到某些明顯的相似之處。這兩種語言的書面文獻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國未曾發生愛琴文明的文字被遺忘並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讀成功的現象）。這兩種語言都存留至今，變化較小。近代希臘語不同于古典希臘語，但希臘人仍認為柏拉圖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近代漢語不同于古典漢語言，但中國人也仍然認為孔子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因此，希臘語可說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漢語是亞洲最古老的語言。這種語言上的連續性反映了兩國文化的連續性。自古迄今，希臘的曆史是單一民族的曆史（引者按：中國情況不同），這個民族從未失去過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對于自己往事的回憶；對于中國人來說，情況同樣如此。”湯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國與希臘的不同。他指出：第一，當前（此書初版于1955 年）說漢語的人口約有六億，而說希臘語者僅八百萬人口。第二，希臘文化的許多內容並非自己獨創，而是從更早的近東文明借來的；而中國文化則是自己獨創的①。湯姆生的話有其理由，不過，希臘同樣缺乏反映曆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最明顯地表現在以下兩點上。第一，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未曾發生爆發性的斷裂現象。現代漢字與甲骨文、金文的確相去甚遠，要求只識簡體漢字的人去認甲骨文或金文當然是十分困難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由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整個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這樣連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也就掌握了認識甲骨文、金文的鑰匙。而且，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共同原則的；這些原則好象一座聯系古今漢字的橋梁，今人通過它可以辨識古代文字。至于語言，古今差別的確不小。因此現代人，甚至現代的② 《〈共產黨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9 頁。③ 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與文明史綱》（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 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1977），第9 頁。
① 湯姆生：《第一批哲學家》第61 頁。
專門學者，對于甲骨卜辭、金器銘刻、《詩》、《書》之文，也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語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彙及專門術語上，語法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曆史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尋。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漢、魏時期的人已覺難解，于是學者作了注釋。到了唐、宋時期。漢、魏人的注釋已顯得不足以解決疑難，于是學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釋古籍，經常都要通過這條前人注疏的梯道。這個梯道也是文明淵源不斷的一個明顯證據。第二，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傳統從未中斷。曆史記錄和著作是客觀曆史發展過程的文字反映。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在曆代的曆史記錄和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辭、金器銘刻都是有關史事的記錄，《尚書》、《詩經》中有史事的記錄，也有後人關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記載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馬遷作《史記》，創為通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尤其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的特點。在《史記》中，《三代世表》譜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從此以後，中國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儀止迄未中斷。在《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始；從此中國史書紀年迄無中斷。自《史記》以下，曆代均有斷代的紀傳體正史，它們首尾相銜，形成一條史的長龍。黑格爾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洵非虛語。其實，中國曆史著作的可貴之處還不限于時間上的前後銜接，而且中國曆代史書從體裁到內容都有內在的發展脈絡可尋。除了史學以外，其他學術的情況也大體如此。例如文學，從《詩經》到漢、魏古詩、到唐代律詩、到宋詞、到元曲，從楚辭到漢賦、到駢體文，其間都有著相當清楚的沿革關系。
黑格爾在肯定中國“曆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的同時，又說“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曆史的東西。”②這樣，他就把中國曆史的連續性和停滯性混為一談。黑格爾有一種偏見，認為東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時也是停滯的。我們不想否認，在黑格爾的這一偏見里也顯出了他對當時曆史的某種卓越的見解。因為，當時在西方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而東方還被束縛于傳統的封建制度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科學地指出：“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不停的動蕩，永遠地不安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①黑格爾不能對當時東西方曆史的區別作出唯物史觀的解釋，于是以臆造的“曆史哲學”的形式把它歸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區別”。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比西歐顯得遲緩，以致從曆史上的先進地位轉而落後下來。原先落後于中國的西方人，現在跑到中國前面去了，于是他以為中國在停步不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黑格爾作為一位對于辯證法的發展具有傑出貢獻的大師，他的中國曆史① 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 頁。
② 《曆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 頁。
①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4 頁。
無變化的說法卻是直接違反辯證法的本身的。
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實質，絕對不在于什麼凝固不變性或停滯性，而恰恰在于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任何一個文明的發生，都必然是對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發展，也都必然是對于非文明的不斷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都是這樣的對立統一的運動過程或新陳代謝過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來說，埃及和兩河流域地區的先民在人類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進入文明，她們的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隨後也就失去了生機。愛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紀不再能自我代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希臘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由極盛而轉衰，它本身隨後也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地位。羅馬文明在公元前後一兩個世紀里盛極一時，其後失去自我調節、自我代謝的能力，以後也就由苟延殘喘而終至消亡。曆史上其他文明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曆程莫不如此。
我們論述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絕對不是也不能把中國的曆史寫成一部田園詩，把幾千年的歲月都說成是在安閑和恬靜中度過來的。中國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曾經閱曆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其間有過許多光輝燦爛的時期，也有過不少風雨如晦的朝夕。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真正特點，在于她曆盡危機而未消殘壯志，在于她屢經考驗而能活潑潑地生存下來。黑格爾《曆史哲學》是在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講演的，那是鴉片戰爭的前夕，的確是中國封建社會危機深重的時期。但是，中國文明並未在這次危機中失去自己的獨立存在。近百余年來的曆史證明，中國文明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向複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①這大體可以表明中國文明發展連續性的基本特色。
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縱觀世界曆史，古國文明源遠者未必流長；中國文明源遠而流長，這是極為難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淵源深遠，那末只有在前進的流程中得到足夠的川流的彙注，才有可能越來越寬闊、豐富，形成不竭的長流。中國文明所以沒有中斷，與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密切關系的。
從世界曆史的一般情況來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統一相關聯的。當文明最初發生之際，都有一個由部落共同體聯合為國家的過程。在古代希臘，人們把這種“統一”稱為“塞諾西辛”（Synoikismos）。經過這樣統一過程形成的還只是一種以某一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的邦。隨著文明的發展和地區性的經濟聯系的出現，小邦往往又合並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隨著各地區之間文明聯系的出現，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又先後出現過許多跨地區性的帝國。各個文明在這種橫向的分合過程中具體處境不同，它們在自身的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程度也有著很大的差異。
中國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一般都與其在橫向分合關系中的具體狀況有關。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開始出現許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國各朝的統一國家，出現了以金字塔為表征的文明；兩河流域南部也先後① 《易·乾卦象辭》。
出現了阿卡德王朝和烏爾第三王朝的統一國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國夏文明、愛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現了中王國、新王國諸朝的統一國家，兩河流域出現了古巴比倫的統一國；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至此達到極盛階段。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尚未形成統一的地區性王國，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巴比倫尼亞）的古老文明中心開始發生危機，于是亞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兩河流域的帝國；這時，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臘，重新產生了許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紀末葉，亞述帝國解體，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以後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兩河流域、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亞細亞的波斯帝國。公元前六至四世紀間，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開始形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希臘城邦文明達到繁盛時期，羅馬國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紀後期，馬其頓征服希臘，隨後又征服波斯帝國，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曆山大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在亞曆山大本人死後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許多小國。公元前三世紀，在南亞次大陸曾一度出現孔雀帝國，但這個帝國很快也解體了。公元前三世紀，羅馬統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紀末葉，羅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區的帝國。公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在伊朗和兩河流域逐漸形成了安息帝國。綜觀公元前一千年代，人類社會鐵器時代開始後的第一個千年代，我們可以稱之為古代帝國不斷湧現的時期。當然，每一個帝國都是在征服了許多地區性的王國的條件下產生的，但是，這些帝國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被認為是對于先前的地區性王國的統一。正如斯大林所說：“這些帝國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對于整個帝國統一的、為帝國一切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 $m hoctb）的聯合體。”①所以，這些帝國的先後出現，足以發生打斷古老文明的曆史連續性的作用，而不能維護或鞏固那種連續性。
公元以後直到中世紀晚期以前，情況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滅亡以後，出現的是日耳曼人諸王國林立的局面。公元800 年，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國不僅與羅馬帝國無關，而且存在不到半個世紀就分裂了。公元962 年，鄂圖一世（Otto I ，936-973）再次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而這個正式命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國家實際上連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沒有真正統一過。雖然這個帝國的名稱直到1806 年才在拿破侖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爾泰所說“既非神聖，亦非羅馬，又非帝國”，在曆史上算不了什麼。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是在中古後期隨著資本主義萌生逐漸形成的。在東方，一至三世紀間有安息帝國、貴霜帝國，三至七世紀間有薩珊朝波斯帝國，七至十一世紀間有阿拉伯帝國（八世紀中葉已開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紀間有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十三世紀有蒙古帝國，十四世紀以後又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正式崩潰）等。但是這些帝國都是軍事征服的產物，因此在不同時期里領土范圍的變化很大，最終的結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統一。現代東方的多數國家都是在反對西方殖民統治的斗爭中形成的。
在世界曆史上，只有中國在發展中長期保持著統一的趨勢。象其他國家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8—9頁。
一樣，中國最初也是有許許多多的部落，然後由部落合並為許多小邦，再逐漸統一為地區性的國家。相傳，“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余國。”①至周武王准備伐紂的時候，諸侯會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②。相傳，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國，布列于五千里內。”“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①今按春秋以前的傳說數字雖未必可靠，但總可說明當時的確有很多小邦。這些小邦實際上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師，稱同盟各邦君長為“友邦塚君”②；周公東征武庚，仍稱諸侯為“友邦君”③。不過，就是在這樣小邦林立的情況下，也存在某種程度的統一的中心的觀念。在許許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現的三個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為秦漢以後的帝國，那當然不對。不過，從《尚書·周書》看，周人確實有一種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觀念。周人自認在從前周是“小國”、而殷則是“大國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鳳雛村發現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見H11，82；H11，84）的記載，尤可證明傳統文獻中周為殷之西伯的說法。《詩·商頌·玄鳥》說商“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頗為有理。商作為一個大邦，其民所居不過千里；但作為各邦共戴的一個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時候，其中就有著一個統一的方面。
從春秋以至戰國，諸侯之間相互並吞，大國爭霸激烈。這看起來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現的一種分裂局面，其實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並小邦為大國，由封國而郡縣，形成了地區性的統一王國。戰國七雄進一步兼並的結果，是在中國曆史上出現了首次統一的秦、漢皇朝。兩漢的統治持續了四百余年，為中國以後進一步的統一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東漢以後，出現了五十年的三國鼎立局面。西晉以後，出現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時期。可是魏、蜀、吳三國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據局面中建立起來的，它們都在為統一全國作准備。就是在西晉滅亡以後的一個較長的分裂時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種統一的趨勢。前秦符堅曾經一度統一了北方。淝水之戰以後，北方再度出現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統一。
經過南北朝以後，又出現了隋、唐時期三百年的統一。這一次的統一的規模，又超過了兩漢時期。唐以後，雖然有過遼、宋和宋、金之間的南北對立，但統一仍是發展的總趨勢。經過元、明兩代，到清朝的時候，中國的統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中國的統一之所以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民族關系的具體發展特點密切有關的。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進入了多民族統一的過程，大致經曆了各民族內部的統一、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而達到全① 《呂氏春秋·離俗覽·用民》。禹時有萬國說，亦見于《左傳》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國》等。
② 見《史記·周本紀》。
① 《晉書·地理志》（上）。按見于《春秋》經傳的百有七十國，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數目。② 《尚書·牧誓》。
③ 《尚書·大誥》。
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也經曆了多次的曲折而終于達到穩定的多民族的統一，並且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卷第一章對此已有闡述，這里就不再多說了。
第二節中國史和世界史中國史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中國史作為一門國別史，作為一門如此源遠流長而又內容豐富的國別史，自然有必要不斷地進行深入的專門研究。同時，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總環境中發展的，所以，中國史又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這就是說，既要把中國史放在與外部世界的比較中來考察，又要把中國史放在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中來考察。
當然，要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曆史必須放在與外部世界的比較中來考察，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自人類開始進入文明以來的約五千年中，新航路的開通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說世界作為一個有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整體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從比較中認識自己國家的曆史，總是從與鄰近的國家或民族比較開始的。然後，隨著接觸和了解范圍的擴大，比較的范圍也逐漸擴大。在中國，注意到以他邦的曆史來與本邦作比較的情況是出現得很早的。《尚書·周書》中有若干周人與商人作曆史比較的文字。例如《酒誥》記：“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禦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禦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這里不僅有商周兩代的縱向的比較，而且有商周兩邦之間的橫向的比較。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爭霸和兼並斗爭的激化，邦君謀臣在分析天下大勢時亦往往兼有對不同的邦的曆史比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勢力將衰，周宣王之弟鄭桓公友曾“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話，這就是《國語·鄭語》的基本內容。這篇話既分析了當時形勢，也比較了有關諸邦的曆史（且不論其觀點見解如何）。鄭桓公聽了這番分析後很高興，“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這樣就為春秋時期的鄭國安下了立足點。
在古代西方，注意從與外國比較中認識本國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傳統的。在希羅多德所著《曆史》一書中，不僅有很多篇幅用于追述埃及、巴比倫等東方古國的曆史，而且從比較中認識到希臘文化的許多因素是從東方學來的。例如，他知道希臘文字是從腓尼基人那里學來的（《曆史》，V，58）。又如，他說“（埃及）國王阿瑪西斯還規定出一條法律，即每一個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諾姆的首長那里去報告他的生活情況，而如果他不這樣做或是不來證明他在過著忠誠老實的生活時，他便要被處以死刑。雅典人梭倫從埃及那里學了這條法律而將之施行于他的國人中間，他們直到今天還遵守這條法律。”（《曆史》Ⅱ，177）當然，希羅多德也說到了希臘與其他國家傳統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個被放逐的斯巴達王和波斯皇帝的對話，以寓論于史的方法說明波斯傳統重視王的權威，而希臘傳統則重視法的權威（《曆史》V11，102）。以後，希臘、羅馬的許多史學家、哲學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較的探索。亞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學》一書中充滿了對希臘各邦之間以及對希臘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研究。普盧塔克（Plu-tarch）著希臘羅馬名人傳，更是有意識地在作比較的研究。
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以後，文化衰落，史學不振，直至文藝複興以前沒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新航路的開通，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學者在其學術活動中開始在更廣闊的范圍里進行比較的研究。例如，法國的孟德斯鳩所著《論法的精神》（嚴複舊譯稱《法意》）一書，不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對多國法制作了曆史比較研究的書。到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在這方面更有所進展。例如，毛勒（Georg Ludwig Ma-urer，1790—1872）對于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對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啟發意義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隨時分析研究當代學術研究的新成果，同時親自作了許多曆史的比較研究。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書中可以看出，偉大的導師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較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闡明了世界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使史學發展成為科學。
在我國傳統史學中，自司馬遷《史記》以下，大部分紀傳體史書多記邊區少數民族。也有關于外國的記載。這些記載作為曆史資料，是十分寶貴的，但其中作比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說比較研究作得不夠。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討。明中葉以後，世界形勢迅速變化，而中國人于外國曆史之認識仍裹足不前。于是中國人失去了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實際處境的了解，到清中葉以後，我們的國家因此而飽經苦難。
嚴重的外來威脅使中國人逐漸清醒過來。于是乃有林則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之作。近代的許多學者和政治家都開始注意比較中外曆史了。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很注意從世界看中國，注意中國曆史與外國曆史之比較。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不變法之害》中說：“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國曆千年，而守舊不變，為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游曆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辟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為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複，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確之處，但是他的話道出了中國人必須把自己的曆史置于世界變化的曆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國史學家注意結合世界曆史之背景來研究中國曆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進步，但其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問題大體在于兩端：一則以為中國曆史文化為世界之冠，為國粹派；一則以為中國百事不如人，為民族虛無主義派。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產生，以世界史為背景對中國史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即從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研究中國曆史具體發展規律的階段。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了許多卓越的貢獻。我們將永遠不忘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篳路藍縷之功，當然也不能永遠以他們的成就為滿足，從此裹足不前。
現在我們要結合世界背景來考察中國曆史，顯然有大量工作有待進行。
這是因為：第一，要作為中國史背景來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斷地而且相當迅速地發展著，我們必須結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來比較研究中國史。第二，從事中國曆史研究所需的資料和條件也在不斷地而且相當迅速地發展著，我們的研究不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必須有所進展。前進是必須的。以上論述中國史有置于中外比較中考察的必要，考慮的是中外曆史間客觀存在的邏輯聯系。那末，現在可進一步討論中國史有必要置于中外曆史的現實聯系中考察的問題。
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因世界聯系發生、發展的情況而分為兩大階段。馬克思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①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說：“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指曆史——引者）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曆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曆史。”②這就是說，全世界范圍的有機聯系有一個長期的發生過程，隨著近代大工業的出現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才作為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出現。大體說來，上古和中古時代是世界的有機聯系發生的時期，近代以後是世界的有機聯系形成和發展的時期。
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系有一個漫長的發生、發展過程。先秦時期的情況，由于史料不足，諸多待考。秦漢以後，尤其“張騫鑿空”以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已成為中國史書中一項經常保有的內容。當然，從秦漢以至近代以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還不具有經常和必然的性質。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應該從中外曆史比較的角度來考慮。聯系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總趨勢是由近而遠、由疏而密，其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西漢時，張騫西行，從此打通陸上絲綢之路。東漢時，班超副使甘英曆安息，抵條支，臨西海以望大秦（羅馬），雖未能直接與羅馬建立聯系，但漢與羅馬都已互相知道對方的存在，間接的商業聯系也已發生。《後漢書》載，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這說明東漢時與西方的海上聯系也開始了。雖然這兩條通路由于各種曆史原因時通時斷，但是通過這兩條路而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化藝術由此傳入中國。三大宗教對于中國曆史影響不小。佛教不僅在民間曾廣泛流傳，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正宗思想——儒學。伊斯蘭教對于回族、維吾爾等民族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還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經由這兩條路傳入中國。如伊朗的①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2 頁。② 《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1 頁。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猶太教（一賜樂業教）、印度的婆羅門教等都曾傳入中國。這些宗教對中國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摩尼教（又稱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經被起義農民用作號召和組織群眾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許多物品也由此傳入中國，其中礦物、植物、動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漸在中國培植和繁衍起來。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對于中國曆史實際是有其相當深遠的影響的。如果我們瀏覽一下唐宋以來的藥物記載，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藥物是從國外傳來的。當然也有多種物品由此傳往外國，對外國作了貢獻，《中國伊朗編》（B.Laufer：Sino-Iranica ，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對此考訂頗詳。唐宋以後，中國與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貿易日益發展，這種往來對于中國曆史的影響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財政負擔十分沉重，因而重視大量的市舶之利對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後的情況與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在西方資本主義武裝力量的壓迫下，封建的中國門戶被打開，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東方，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這恰恰是中國跨入近代的總的曆史環境或世界背景。如果離開這個背景來考慮中國近代史上的開端問題，那末我們對于當時中國曆史處境的認識，將不會超過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統治者的水平。
中國在近代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際都從屬于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國人民頭上壓了三座大山——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不管三者之間存在多少各種各樣的矛盾，他們在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中卻總是狼狽為奸勾結在一起的，而帝國主義者就是他們的總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階級結構，都完全離不開世界的總背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同樣也必然地帶有世界的性質。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時代。”①同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②從此，中國曆史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因此，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離不開世界的曆史環境。不然，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現在，中國人民正在共產黨領導下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現代化是當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國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偉大曆史意義，也只有結合世界曆史的總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著重談世界史對中國史的意義。現在談談中國史對世界史的意義。① 《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28 頁。
② 《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60 頁。
這不須經過詳細論證，人們也能直觀地發現，如果忽略了曆史如此悠久、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文明如此燦爛的中國，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將不成其為世界史。過去，某些名為世界史的著作沒有恰當地反映出中國曆史應有的地位。這如果不是出于知識不足，便是出于偏見，也許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雖由各國史綜合而成，但又高于各個國別史的簡單總和，其原因就在于世界史能在各國曆史發展的具體規律之上，顯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這種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既寓于各個國別史中，又不能從國別史中直接地、自然地顯現出來。只有通過比較研究，人們才能找到某種典型，並透過對典型的分析而對一般規律有所了解。恩格斯在分析國家在民族制度廢墟上興起的問題時指出：“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①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國家產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將它與羅馬和德意志人國家的產生作了比較研究之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恩格斯在說明馬克思為什麼特別注重對法國史的研究時指出：“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里曆史上的階級斗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斗爭借以進行、階級斗爭的結果借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複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斗爭在這里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①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對歐洲各國曆史作了比較研究以後才發現了法國這樣一個典型。
為了從比較研究中尋求典型並揭示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用以進行比較的國家或地區自然是愈廣泛而愈有代表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學的實踐中不僅對歐洲國家的曆史作了比較研究，而且也對東西方的曆史進行過比較研究。恩格斯在對東西方曆史作了比較的基礎上指出：“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即與其說是群眾被剝奪了土地，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占有”。②這就是通過廣泛的比較研究而闡明古代社會階級關系的一般規律。
應當承認，在迄今的比較研究和選取典型的過程中，中國史還沒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論造成這種現象的各種原因，這里只須指出，這樣會使人們在選取典型時限于片面，從而對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探討也難以深入。世界史里長期存在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傾向，不僅在近代史上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時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西歐當作衡量其他地區或國家的一把標尺。不少人慣于把雅典和羅馬的社會視為奴隸制社會的典型，于是對于其他古代國家不是誇大奴隸人數以與羅馬附合，就是把它視為變種。可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愈來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羅馬的極盛時期，奴隸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數。于是關于古代社①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65 頁。① 恩格斯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1—602 頁。
② 《美國工人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58—259 頁。會性質問題又發生了很大的震蕩。現在研究有待于深入，簡單地以雅典、羅馬為標准的辦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廣泛的比較研究。古代中國的社會具有系統的結構和層次，在不同的方國中還有多樣的特點，又具有他國少有的豐富典籍和出土資料。所以，我們應當也必須充分結合中國古代的曆史來研究和解決問題。不少人慣于把中古西歐作為封建社會的典型，實際上，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國作為西歐的典型有原則上的不同。他們對其他中古國家，或是任意把非農奴說成農奴，或是說那里根本沒有封建社會。從前論法蘭克王國封建化的完成，的確曾強調其大多數農民的農奴化。但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逐漸看出並不是簡單的、一例的農奴化，而是有各種程度不同的複雜的封建依附關系。簡單地以中古西歐作為衡量其他國家封建制度的標准的辦法也行不通了，現在需要更廣泛和充分的比較研究。如果實事求是地考慮問題，中國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歐封建制度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更為典型的意義。中國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是在曆史的正常連續進程中實現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封建制度，從而也沒有經濟和文化的中衰和複興等帶有特殊性的現象。中國在中古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發展，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也比歐洲為複雜，充分解析這樣高度發展和結構複雜的封建社會，將會加深我們對于發展較低和結構較簡的封建社會的了解，也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封建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中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許多特色，這對我們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義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中古時期文物、典籍的繁富為其他國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會，這個史料寶庫是至為珍貴的。所以只要在比較研究中充分運用了中國史，我們對于其他國家曆史的了解，對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了解都無疑會大為提高一步。
中國史對于世界史的重要性還在于，中國在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過程中對其他國家，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曾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現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克里特島等幾個孤立的點上。以後這些點逐漸連結或擴展為片，然後再逐漸連結為整體。公元前六至四世紀，古代文明大體已連結成三片：從地中海東部到印度河一片，從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國一片。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發生接觸和交叉，相互間開始有了聯系和了解。由于喜馬拉雅山脈和帕米爾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難，這時中國和以西兩片有無聯系尚待確證①。不過，中國形成為三大片文明地區之一，這對進一步聯系的形成極為重要。公元前138 年張騫奉漢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余年後到達大夏（Bactria）等地。從此開通了“絲綢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間的聯系開始發生。以後千余年間，這條路在東西方交通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在古代要走通這一條路，自然是十分困難的。中國人首先開通了這一條路，為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具有世界性的曆史意義。中國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漢代大約已到印度①，這① 公元前二世紀，張騫至大夏。見邛竹杖、蜀布，來自印度，他認為中國西南部與印度可能早有往來。印度《摩訶婆羅多》、《政事論》等書中也說到Cina，可能是指中國。確實聯系待考。① 在印度邁索爾發現了中國古錢，年代很可能屬公元前138 年（即漢武帝建元三年）。有的學者以此作為公元前二世紀中印海上交通的證據。
樣也就開始接通了經波斯灣或紅海而到達西方的航路。當然這條路在古代的艱難危險程度也不在陸路以下。東晉高僧法顯從陸路經中亞到印度，以後經斯里蘭卡由海路回中國，往返途中經曆了許多艱險。隨著陸海兩路的開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發展。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也先後傳往西方。造紙術于公元八世紀中葉傳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紀才傳入歐洲。印刷術約于十二世紀傳到埃及，十四世紀末傳入歐洲。這兩項技術傳到歐洲的時候，正是“文藝複興”即將開始的前夜。它們為歐洲科學文化的傳播和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人很早就發現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紀中葉，曾公亮等所著《武經總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說到以指南針為交通辨向工具。十二世紀初，朱彧所著《萍洲可談》第二卷中，已明確說到指南針用于航海事業。約十二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後又傳往西方。歐洲人學會以指南針航海，為以後新航路的開辟作了准備，從而也為資本的原始積累准備了條件。火藥于十四世紀傳入歐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②。總之，四大發明的西傳，對歐洲的曆史起了重要的影響。在近代以前，游牧民族的遷徙對于農耕地區民族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廣大地區的政治局面。中國北部的游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農耕地區的關系就往往影響到民族的遷徙。從曆史上看，規模大影響大的遷徙有三次。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經過兩漢時期漢與匈奴的搏斗與和解，公元一世紀末，南匈奴內附于漢，北匈奴敗逃。約公元二世紀中葉，北匈奴逾蔥嶺西去。至四世紀，他們到達歐洲，引起了日耳曼各族的大遷徙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是第一次。南北朝後期、隋、唐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經過隋、唐兩朝與突厥的反複爭戰，公元八世紀中葉，突厥汗國最終滅亡，很多突厥人內附于唐，也有許多突厥人分布于蔥嶺以西、中亞一帶。公元十一世紀，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動，征服伊朗、兩河流域、敘利亞直至小亞細亞。這是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紀初，金與南宋、西夏處于對峙局面，北面蒙古興起。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蒙古人征服了歐亞廣大地區，形成了曆史上空前龐大的帝國。這是第三次。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和蒙古帝國，對于世界曆史的影響是很大的。如要了解這些游牧民族的活動，中國史正是必不可少的背景。
在長期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過程中，中國人曾留下了大量關于外國曆史的記載。自《史記·大宛列傳》以下，幾乎曆代紀傳體史書都有關于外國的傳記。它們不僅涉及鄰近國家的朝鮮、日本、中印半島諸國、南亞諸國及中亞地區，而且對西亞、歐、非的一些國家也有所記載。此外，中國曆代還有許多私人著述，它們專門記述或涉及外國史事，其中有不少還是旅行家親自記錄的所見所聞。漢文《大藏經》中就包含了豐富的外國曆史資料，主要是關于南業、中亞地區的資料。中國典籍對于許多國家的曆史，對于長期作為東西方交通要道的中亞地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區聯系形成的曆史，中國的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貴資料。總的說來，中國典籍在世界交往史上的意義與中國在世界客觀聯系形成中的作用是大體相當的。
② 《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07 頁。
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八世紀末葉，世界各地區間海上航道逐漸開通。工業革命于十八世紀後期從英國開始，十九世紀又在歐洲大陸和美國逐步展開，同時世界經濟也逐漸形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在這個時期，西方社會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了殘酷的殖民活動。在同一時期，中國逐漸落後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百年中又淪為半殖民地的地位。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暗淡的時期。就是在這樣的時期里，中國對于世界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東方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都迅速衰落，而中國的清皇朝卻在這時基本上保持了祖國的領土范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東方大國的存在，給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擴張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但是，中國人民的斗爭堅持不斷。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多次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不可計量的、無名的民族英雄為保衛祖國作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跡。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在中國推翻了幾千年的君主政體，而且在亞洲和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義。列甯說：“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動都滲透了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斗爭問題，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曆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曆來的壓迫者作斗爭。”列甯還以孫中山先生與西方的總統相比，說西方國家的總統是已經腐朽的資產階級的走狗或傀儡，而“這里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①辛亥革命沒有能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以民主和科學為號召的“五四運動”又進一步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毛澤東同志說：“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斗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②經曆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大國能夠生存下來，這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來說是一個挫折，對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斗爭來說則是一個鼓舞。
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經過了二十八年的艱苦斗爭，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在1949 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是在曆史悠久、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取得勝利的。這就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爭。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附錄一①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見《列甯選集》第二卷，第424 頁。②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95 頁。
中國曆史上的十二個方面346 個問題第一章曆史年代第一節年代學的曆史一、年代學在曆史研究中的地位。二、地質年代，考古年代和文獻記載的年代。三、相對年代，絕對年代。測定年代的方法。四、清以前的年代學。五、清代的年代學。六、年代學在近代的發展。
第二節紀年和曆法一、曆史紀年和中原曆法。二、歲星紀年和太歲紀年。三、藏曆。傣曆。四、希吉來曆。西曆。
第三節朝代和年代一、朝代。二、帝王公侯的紀年。三、帝王年號。改元。年號的雷同。
四、農民起義軍的年號。五、曆法和年號的神聖化。
第四節紀年的混亂，失誤。本書的紀年方法一、因多種曆法的並行而致紀年的混亂。二、因割據政權之並存而致紀年的混亂。三、因帝位和年號更易太驟而引起紀年的失誤。四、因拘泥成例而引起紀年的失誤。五、因不明曆法而引起紀年的失誤。六、因不諳史事而引起紀年的失誤。七、本書的紀年方法。
第二章地理環境第一節曆史地理學的曆史一、曆史地理學在曆史研究上的地位。二、地志，史注，行紀。三、清代的曆史地理學。四、近代的曆史地理學。五、五十年代以來曆史地理學的發展。
第二節關于地理環境的理論一、伏爾泰、孟德斯鳩、黑格爾的論點。二、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理論。三、普列漢諾夫的論點。四、斯大林的概括。
第三節中國地理的特點一、作為一個自然單位的中國疆域。二、地形的複雜。三、各地區間的差異。四、交通狀況的特點。五、地理條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第四節地理狀況的曆史變化一、古今氣候的變化。二、黃河和江湖的變化。三、森林地區的變化。
四、土壤肥力的變化。五、農業區和畜牧區占有面積間的變化。六、礦藏開發的發展。七、水陸道路的發展。八、地理狀況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第五節曆史地理問題上的混亂，失誤。本書的看法及處理一、因記載缺乏而引起的混亂。二、因記載失實而引起的混亂。三、因地名的轉移而引起的混亂。四、因異地同名、同地異名而引起的混亂。五、因譯名歧異而引起的混亂。六、因不明建置沿革而致失誤。七、因疆域概念不明而致失誤。八、本書對祖國疆域的看法和一些技術上的處理。
第三章民族第一節國內現有民族一、漢族。二、蒙古族，滿族及東北各民族。三、維吾爾族，回族及西北各民族。四、藏族，彝族，壯族，苗族及西南各民族。五、黎族，高山族等東南民族。六、民族發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的兄弟關系。
第二節曆史上的古老民族一、匈奴，東胡及東北各古老民族。二、烏孫，月氏，突厥及西北各古老民族。三、昆明、哀牢等西南古老民族。四、蠻、越等東南古老民族。五、民族的混合和遷徙。
第三節民族史研究的曆史一、漢族史資料的豐富。二、少數民族的有關傳說和撰述。三、關于少數民族史的漢文撰述。四、近代關于民族史的研究。五、五十年代以來民族史研究的發展。
第四節關于民族史的理論一、“民族”的概念。二、民族主義的曆史觀點。三、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史的理論。四、科學的民族史工作有助于民族間的理解和團結。
第五節本書對民族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民族的先進和落後。二、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三、民族斗爭和民族友好。戰爭，和親，會盟和互市。四、少數民族的曆史貢獻。五、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六、民族英雄。七、多民族國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第四章社會主產方式。階級關系第一節生產史、階級史研究的曆史一、古代的有關撰述。二、近代關于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三、五十年代以來關于生產史、階級史的研究。
第二節社會生產方式一、馬克思主義對曆史理論的重大貢獻。二、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三、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四、社會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五、曆史發展中的五種生產方式。六、中國曆史上的生產方式。
第三節社會生產力一、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生產力的理論。二、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三、中國曆史上生產力的發展。四、生產力在各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五、小農和手工業的結合。產業的官營。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遲滯。六、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後，社會生產力的狀況。
第四節生產力和科學技術一、馬克思主義論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關系。二、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發展作用的現實性和潛在性。三、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首創精神及其局限。四、西方科學技術輸入的影響及其局限。
第五節生產關系一、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的理論。二、中國曆史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各種形式。三、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四、產品分配的各種形式。五、各種生產關系的並存。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六、生產關系跟生產力的適應和矛盾。
第六節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一、馬克思主義關于交換關系的理論。二、原始交換和商品生產。三、商人和商業活動。四、商業官營。五、貨幣。六、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七、中國曆史上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關系。
第七節階級關系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二、中國曆史上奴隸制社會的階級結構。
三、中國曆史上封建社會的階級結構。四、近代階級結構的變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五、階級之間和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
第八節人口問題一、曆史上的“富”“庶”並舉。戶籍制度。二、人口結構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三、流民問題。四、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五、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口問題的理論。
第九節本書對生產史、階級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一、階級斗爭在社會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二、地主階級在曆史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三、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四、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條件及其不易成長的原因。
第五章家庭第一節家庭史研究的曆史一、關于家庭史最早的記錄。二、世譜，族譜，家傳，鄉賢傳。三、家訓，女誡，幼儀。四、儒家對家庭、家庭史的觀點。五、中古時代史家對家庭史的態度。六、近代關于家庭史的研究。七、馬克思主義關于家庭史的理論。八、五十年代以來關于家庭史的研究。
第二節家庭的結構一、勞動者的個體家庭。二、權勢人物的大家庭制。三、宗族、宗法和族長。四、宗族和郡望，血緣和地緣的結合。五、近代家庭的演變。六、母系家庭的殘余。
第三節婚姻，婦女和繼承一、婚制和有關的禮俗。二、“門當戶對”和“合兩姓之好”。三、不同民族間的通婚。四、主婦。煙火的延續。母教。五、曆史上傑出的婦女。六、財產繼承權。七、政治地位的世襲。八、家學。九、技術傳習。
第四節家庭和國家的關系一、作為勞動力編制單位的民戶。二、作為統治支柱的名門大族。三、維護封建倫理的法令。四、“為民父母”，“以孝治天下”和“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第五節中國家庭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本書對家庭史的設想。
一、對社會秩序的穩定作用。二、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三、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家庭制度演變的辯證關系。四、本書對家庭史的設想。
第六章城鄉、市鎮、會社第一節有關城鄉、市鎮史、會社史的論述一、文化遺存和古老的記錄。二、《史記》以下的有關論述。三、《通典》以下的有關論述。四、方志，鄉土志，都邑志。五、內部文書，見聞錄。六、馬克思主義關于村社和城的論斷。七、近人的有關研究。
第二節城鄉一、國野，都鄙，邑聚。二、作為政治，軍事堡壘的京都、郡縣和邊城。三、城的興建和遷，毀。四、鄉黨鄰里和什伍相保。五、聚族而居和權勢人物在鄉村的地位。
第三節市鎮一、集市。二、鄉鎮。三、街市。四、碼頭。五、牙行。六、茶館、旅店、娼寮。七、近代城鄉市鎮的變化。
第四節會社一、村社。二、行幫、行會。三、鄉誼、會館。四、民間秘密結社和農民起義。五、士大夫結社和黨爭。六、有關民族斗爭的秘密結社。七、傳統節日的集會。八、宗教節日的集會。九、宗法關系的集會。十、海外僑民的會社。十一、近代的會社。
第五節城鄉、市鎮、會社的曆史意義和本書的設想一、城鄉、市鎮史、會社史在中國曆史發展上的意義。二、本書對城鄉、市鎮、會社史的設想。
第七章國家、法和軍隊第一節國家、法、軍隊史研究的曆史一、以政治史為主體的史學傳統。二、有關的古老記錄。三、史書中的職官志、刑法志和兵志。四、宋以後有關的專著。五、近代以來的研究狀況。第二節有關國家、法和軍隊的理論一、古老的神權思想。二、儒法兩家的國家起源論。三、封建皇權的神化。四、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五、近代的民主思想。六、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關于法權、軍隊和專制主義的理論。
第三節國體和政體一、中國曆史上的國家類型。二、封建專制主義政權形式的發展。三、統一政權和割據政權。四、民族政權和農民政權。五、母後。宗室，外戚，宦官。六、外國勢力侵入後的國家。
第四節法和法律一、禮與刑。二、刑書的出現。三、封建法典。私法的欠缺。四、“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五、舞文弄法和法外用刑。六、近代所謂“立法”和“司法”。七、法治和人治。
第五節軍隊。本書對國家、法和軍隊史的設想一、中國曆史上軍隊組織形式。二、軍人的身份。三、軍隊和社會經濟。四、軍權和政權的隆替。五、國家政權、法和軍隊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六、本書對國家、法和軍隊史的設想。
第八章社會意識形態第一節社會意識形態的理論一、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意識的學說。二、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三、社會意識形態的各種表現形式。
第二節宗教一、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二、道教。三、佛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及其中國化。四、基督教。五、封建政權的宗教活動和宗教政策。六、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七、宗教活動和農民起義。八、宗教和其他意識形態的關系。九、士大夫之隱于佛道。
第三節哲學一、上古的哲學思想和哲學流派。二、中古時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三、唯物主義哲學的優良傳統。四、社會思想和人生哲學的曆史地位。五、近代西方哲學的東來。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重大意義。
第四節文學一、文學形式的繁富。二、廟堂文學和宮廷文學。三、各民族的人民文學。四、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五、西方文學在近代的輸入。
第五節藝術一、藝術形式的豐富多采。二、藝術來自民間。三、藝術的民族特點。
四、中外藝術的綜合。佛教藝術。五、藝術形式和藝術內容的協調和矛盾。六、藝術發展水平和經濟水平、文化水平的關系。七、藝術和政治。
第六節意識形態史研究的曆史。本書的設想一、對古代意識形態史研究的曆史。二、對近代意識形態史研究的情況。三、本書對意識形態史的設想。
第九章人民群眾和個人第一節有關人民群眾和個人的曆史作用的論述一、古代政治家、曆史家的觀點。二、近代政治家、曆史家的觀點。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第二節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一、曆史活動是人民群眾的事業。二、人民群眾的曆史活動和客觀的曆史條件的關系。三、人民群眾在曆史活動中的自發性和自覺性。四、馬克思主義幫助先進階級掌握自己的命運。
第三節曆史人物和人民群眾一、中國曆史上的傑出人物及其曆史作用。二、傑出政治人物的群眾基礎。三、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四、宗教家與信徒間的關系。五、無產階級群眾、政黨和領袖間的相互關系。
第四節本書對有關人物評論一些問題的看法一、簡單的階級標簽和品質鑒定。二、脫離曆史條件，以成敗論人。三、關于帝王將相的評論。四、關于農民領袖的評論。五、關于改良主義者的評論。
第十章中國和世界第一節中國人的世界概念之發展一、世界聯系的逐漸形成。二、中國人的世界概念的發展。三、中國和外國的古代的自我中心思想。四、本書對上述自我中心思想的態度。
第二節中國人關于外國史地的撰述一、史書中的外國傳。二、佛徒所記。三、私人撰述。四、近代中國人對外國史地的研究。
第三節外國人關于中國的撰述一、希臘、羅馬、印度關于中國的傳說。二、中古時代外國旅行家的記載。三、明清耶穌會士的記載。四、日本、朝鮮、越南關于中國的記載。五、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論述。
第四節中外文化的交流一、中國文化的東傳和南傳。二、中國文化的西行。三、外國文化在古代的輸入。四、西方文化在近代的東來。五、本書對文化交流史的要求。第五節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作為世界大國之一，有悠久曆史的中國。二、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變化。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中國和世界。
第六節中外曆史的比較研究一、中外曆史比較研究的先例。二、比較研究對于曆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本書的設想。
第十一章史學遺產和批判繼承第一節曆史和史學一、曆史，史學。二、史學的任務。三、史學的范圍。四、史學史。五、馬克思主義論文化遺產之批判地繼承。
第二節曆史觀一、神意史觀。二、英雄史觀。三、經濟史觀。四、實用主義曆史觀。
五、曆史上出現的唯物史觀因素。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史學的發展。
第三節曆史文獻學一、曆史文獻對史學研究工作的意義。二、曆史文獻的繁富。三、記注、修纂和專著。四、漢唐宋人對曆史文獻的考訂。五、清代的曆史文獻學。六、近代的曆史文獻學。七、五十年代以來曆史文獻的發現和整理。八、曆史文獻以外的曆史資料。
第四節曆史撰述的體例一、曆史撰述體例的重要性。二、史書的主要體裁。三、史體的綜合運用。四、抄撮和類編。五、史論、史注和劄記。六、近代曆史撰述體例的變化。
第五節曆史文學一、曆史文學的重要性。二、傳記文學。三、戰爭文學。四、語言表述。五、世情描寫。六、曆史環境的描寫。七、史和詩文。
第六節曆史家的器識一、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察往觀來。二、重視修史作為不朽之業。三、史德。四、曲筆與直書。
第七節本書對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一、史學在批判繼承過程中不斷發展。二、本書吸取過去的有益觀點，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武器。三、詳審使用、熔煉曆史資料。四、在綜合利用傳統體例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五、提倡樸實而生動的文風。
第十二章曆史時代的劃分第一節曆史的客觀過程和曆史學上對時代的劃分一、曆史分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客觀曆史過程的連續性和階段性。三、曆史過程的多方面性。四、曆史過程，階段的多層次性。
第二節曆史上對曆史時代的種種劃分法一、先秦諸子關于曆史時代劃分的論述。二、中古時代主要以朝代為據的曆史時代劃分法。三、近代學者對曆史時代的種種劃分法。四、上述種種時代劃分法的演進和局限性。
第三節“五四”以來關于中國曆史時代劃分的各種說法一、第一次社會史論戰和中國曆史的劃分。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中國曆史時代劃分問題上的異同。三、五十年代以來關于中國古史劃分時代問題的討論。
第四節本書對于中國史的時代劃分一、本書對于曆史演進和時代的理解。二、本書對于中國曆史時代的劃分。
（原載《史學史研究》1981 年第2 期）
附錄二新增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在本卷排校過程中，毛難族改稱毛南族，本卷第一章中已經照改。在本卷排成後，陸續有新增的民族地方的建制，而版面已不便改動，今列表于下：湖南芷江侗族自治縣1987.9.24 成立靖州侗族自治縣1987.9.27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1987.11.26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1987.11.29沿河土家族自治縣1987.11.23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87.11.20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1987.11.24河北青龍滿族自治縣1987.5.5豐甯滿族自治縣1987.5.15本卷第一章列有國務院已批准待成立的六個民族自治地方，已經先後成立，現列表如下：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84.11.13 成立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1984.11.10馬邊彝族自治縣1984.9.4峨邊彝族自治縣1984.10.5石柱土家族自治縣1984.11.18貴州玉屏侗族自治縣1984.11.7重印後記本書原定四十二冊，每冊二三十萬字。現改為二十二冊，每冊五十萬字上下。原定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卷各四冊，現改為卷各二冊。這是裝訂上的改變，跟內容沒有多大關系。初版題記中“四十二冊”字樣，現已改為“二十二冊”。
本書初印本第66 頁刊有《全國各民族人口數字統計表》，這是1982 年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據1990 年的普查人口，增長的數字相當多。1990 年全國人口總數和各民族人口數，依《人民日報》1990 年11 月14 日第三版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公報》所公布的數字，刊表如下：民族別1990 年普查人口數（人）
民族別1990 年普查人口數（人）
總計1133682501 壯族15489630漢族1042482187 布依族2545059蒙古族4806849 朝鮮族1920597回族8602978 滿族9821180藏族4593330 侗族2514014維吾爾族7214431 瑤族2134013苗族7398035 白族1594827彝族6572173 土家族5704223達斡爾族121357 阿昌族27708仫佬族159328 普米族29657羌族198252 塔吉克族33538布朗族82280 怒族27123撒拉族87697 烏孜別克族14502毛南族71968 俄羅斯族13504仡佬族437997 鄂溫克族26315錫伯族172847 德昂族15462哈尼族1253952 保安族12212哈薩克族1111718 裕固族12297傣族1025128 京族18915黎族1110900 塔塔爾族4873傈僳族574856 獨龍族5816佤族351974 鄂倫春族6965佘族630378 赫哲族4245高山族2909 門巴族7475拉祜族411476 珞巴族2312水族345993 基諾族18021東鄉族373872 其他未識別納西族278009 的民族749341景頗族119209 外國人加入柯爾克孜族141549 中國籍3421土族191624全國人口增長百分率是12.45。少數民族人口增長最高者，如仡佬族，高達714.09％，最低者亦達8.73％。我曾考慮用1990 年的統計數字取代1982 年的統計數字，但這樣一來，就要有多處文字上的修改和版面上的變動，因而只把1990 年統計的總數字在這里說明一下，以便讀者參考。初印本第66 頁的統計表就不加更動了。初印本第67 頁以下和第394 頁以下，刊有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名單，截至1987 年11 月所設置者為止。此後，民族自治地方不斷設置，迄今有：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1987.12.23 批准恭城瑤族自治縣1990.10.15 成立海南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1987.12.28樂東黎族自治縣1987.12.28東方黎族自治縣1987.12.28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1987.12.30白沙黎族自治縣1987.12.30陵水黎族自治縣1987.12.30昌江黎族自治縣1937.12.30云南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1988.5.25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1990.5.15吉林伊通滿族自治縣1989.8.30麻陽苗族自治縣1990.4.1河北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1990.6.13寬城滿族自治縣1990.6.13遼甯清原滿族自治縣1990.6.6本溪滿族自治縣1990.6.8桓仁滿族自治縣1990.6.10寬甸滿族自治縣1990.6.13北鎮滿族自治縣1990.6.15現在把這些地方寫在這里，供讀者參考，也不改動原版了。
初印本第90 頁有脫誤，今已改正。
除以上所說，初印本中如發現材料、論點、文字表述及校對等方面有錯誤及不妥之處，請讀者指教。
白壽彝199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