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傳，除文翁是文帝時人外，其他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五人，都是宣帝時良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黃霸先任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後任颍川太守，教民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豢養牲畜，“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因治績出色，以後升禦史大夫至丞相。龔遂任勃海太守，上任時，因勃海左右郡饑荒，“盜賊”並起。龔遂初視事，即開倉廩濟貧民，選良吏到各縣任職，勸民農桑，放下刀劍弓弩，賣刀買牛。于是“盜賊”解散，“郡中頗有蓄積，獄訟止息”。召信臣任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在本郡境內查蔡水泉，修起水利工程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余。”又禁止奢靡風氣，嚴治府縣吏子弟不法滋事者。“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②由于宣帝對吏治認真整頓，“漢世良吏，于是為盛”。其他還有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等，“皆稱其位”③。史籍又稱：“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樂土，歲數豐穰。”農業連獲豐收，谷價賤至每石五錢。宣帝又采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就近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糧食供應京師，省去每年關中漕費之半。又在各邊郡築“常平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粜”，“民便之”①。
匈奴款塞。河西屯戍宣帝時民族關系也得到發展，導致北方邊境長期的安甯。
匈奴在漢昭帝時攻打西域的烏孫國，聲稱欲得漢朝嫁去的烏孫公主，烏孫公主向漢朝求救。漢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 年），朝廷派范明友、趙充國等五將軍攻匈奴，大軍出塞千幾百里，匈奴倉皇奔走。隨後，漢朝派駐在西域的校尉常惠與烏孫國將領進攻匈奴，殺傷俘虜甚眾。此後匈奴三次連續發生天災、饑荒，周圍的丁零、烏桓、烏孫又分別從北、東、西三路進攻，使匈奴的力量更為衰弱。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後，匈奴內部分裂，日逐王歸漢。又過二年，匈奴分裂為五部，有五個單于，互相攻殺。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 年），新立的呼韓邪單于一再受到匈奴別部的攻擊，才有意歸附漢朝請求幫助。
當呼韓邪與大臣鄭重計議時，多數人以為臣漢有辱于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王則力主歸漢，認為：“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複，雖屈強于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②于是呼韓邪率部南遷靠近長城一帶，並派兒子右賢王到長安入侍漢朝皇帝。甘露三年正月初一，呼韓邪到長安覲見，宣帝派車騎都尉韓昌專程迎接，在呼韓邪所經七個郡有二千車騎列隊迎候。宣帝以列在諸侯王以上的隆重禮節接待。呼韓邪居留長安一月余，歸附之志更為堅決。于是要求率部眾住在光祿塞下，有事可保衛漢城邑。宣帝派董忠、韓昌率一萬六千騎兵，送單于出長城要塞，又命董忠幫助安定匈② 以上均見《漢書·循吏傳》。
③ 《漢書·循吏傳》。
① 《漢書·食貨志》上。
② 《漢書·匈奴傳》下。
奴內部的秩序。在這種和好的氣氛下，至元帝時演出了昭君和親的動人事件，導致北方邊境出現了六十年的安甯局面。
著名的老將趙充國在河西用屯戍的辦法，安輯西羌，在當時即受到贊揚。先是羌人與漢爭奪湟水流域牧地，漢將義渠安國斬羌族酋長，鎮壓羌人，羌人遂圍金城郡。宣帝派七十余歲的老將趙充國率軍西進。趙充國以“拊循和輯，保勝安邊”為方針，釋放無罪被拘執的羌人酋長，進入羌族居住區域後，又“令軍勿燔聚落，芻牧田中”①，遂得羌人先零部先行歸附。後趙充國屯田河西，等待羌人內部分化，終于爭取到羌人大多數部落降漢，漢朝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
王霸道的雜用宣帝時期保持了西漢朝廷的盛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漢宣帝繼續實行武帝的治國政策，他視“霸王道雜之”為必須遵行的“漢家制度”。史載：（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①宣帝表面上尊奉儒家，而內心里所真正重視的是王霸道雜用，這是自武帝以來統治集團尚法尊儒政策的一種總結。霸是指法家的辦法，用暴力和權術進行統治，王是指儒家的辦法，從思想上進行統治。封建統治上的這兩手並用的辦法，在封建社會的統治集團里有深遠的影響。正如宣帝所言，劉奭繼位後並不按這套“漢家制度”行事，只用儒術治國，西漢皇朝也就從此走向了下坡路。
宣帝時期政局上所出現的弊病也已預示西漢盛世至此接近了尾聲。宣帝為了打擊霍氏集團及上官桀等的權力，任用外戚許氏、史氏的子弟代替。許氏（許皇後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還有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們的子弟許延壽、史高、王接都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宣帝也不再像原先那樣節儉，貪圖起奢侈逸樂，被稱為“頗修漢武故事，宮室、車服盛于昭帝”②。漢宣帝還任用宦官掌握宮中大權。司隸校尉蓋寬饒進諫說：陛下不行聖道，用受過宮刑的宦官做輔佐國家的重臣。漢宣帝竟認為他是怨謗，蓋寬饒披逼自殺。宣帝初年鼓勵直言諫議的做法至此也不見了。重用外戚和宦官必然造成邪惡勢力上升，正直人材受到排擠迫害。這兩項，成為西漢末期政治混亂局面的根源。
① 均見《漢書·趙充國傳》。
① 《漢書·元帝紀》。
② 《漢書·王吉傳》。
第六章西漢的衰落第一節西漢的衰落大政方針的改變公元前49 年，漢宣帝死，元帝劉奭繼立。元帝改變了漢家“王霸道雜用”的大政方針，片面地推崇儒家，削弱了國家權力，漢家政權趨向衰落。元帝的政策，為成帝、哀帝、平帝相繼承襲，以至政權落于外家之手，而出現了王莽篡漢的局面。
元帝在即位之初，即下詔征召名儒王吉、貢禹，拜貢禹為諫大夫。他還一度重用以經術聞名的蕭望之、劉向等人。大批名儒受到提拔，進入封建朝堂。韋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等人相繼作過丞相。儒生津津樂道的治國主張，如減刑寬政，不與民爭利等，得到了實行。但是這些政策的實行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在西漢統治已近二百年，政治腐敗日甚一日之時，寬弛的政策使封建權貴、官吏、地主們如同脫缰之馬、貪殘暴虐，對百姓敲骨吸髓的壓榨，日益加深。元帝本人還稱得上“溫恭少欲”。他曾幾次接受臣下的勸諫，降低自己的生活標准。對于百姓疾苦，他也並非不聞不問，曾下了十七道詔書，但這根本無助于貧困農民生活境況的改善。
成帝劉驁繼續執行以儒術治國的方針，曾減免天下賦算，罷除六廄技巧官，幾次賑濟受災百姓，赦免天下刑徒，並遣使察三輔、三河、弘農等地冤獄。但下層民眾從中得到的恩惠甚少，寬弛的吏治給他們造成的災禍卻在變本加厲。
哀帝劉欣即位之初，很想重振朝綱。他為澄清吏治，任用龔勝、孫寶等人為諫官，派遣官員監察各級官吏，撤換不稱職的人。他還罷除任子令，廢掉誹謗詆欺之法。為緩解階級矛盾，他也采取了一些恤民政策。曾罷樂府，禁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奢侈之物，禁郡國貢獻名獸，制定限田之法等。但在外家掣肘、權臣作梗的阻力面前，他喪失了重整朝綱的銳氣，由畏難而失望，由失望而頹唐。他面對漢家天下江河日下的局面，無所作為。
元、成、哀三朝，在政治上由寬弛而致敗亂，在民族關系處理上卻取得了很大成功。此時匈奴分裂成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分別統帥的兩部。呼韓邪單于內附中原，漢朝對其采取安撫政策。郅支單于數度困辱漢使，在殺了漢使谷吉之後，引兵至康居國，橫行于西域。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 年）使西域都護甘延壽在副校尉陳湯慫恿下，征發屯田士卒及西域諸國之兵，攻殺郅支單于，消滅了這股匈奴力量。漢朝在西域重振聲威，也取得了對呼韓邪單于關系上的主動權。竟甯元年（公元前33 年）呼韓邪單于再度入朝，並求和親。元帝以宮女王嬙（字昭君）許之，單于號為甯胡閼氏。終西漢之世，邊境一直比較安定，漢匈關系和睦。
宦官、外戚竊取權力的斗爭元帝時，皇家威權下降。朝中各種勢力乘時而起，展開爭權奪勢的斗爭。宦官、外戚竊取權力的斗爭是其中的主要形式。
外戚史高在宣帝臨終時被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受遺詔與蕭望之、周堪共同輔佐元帝。元帝即位之初，信任師傅蕭望之、周堪，經常與他們討論朝政。蕭、周又舉薦宗室劉向與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史高受到排擠，便與宦官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相勾給。弘、石二人在宣帝時就掌握了朝廷機要。元帝對之信用不疑，委之以朝政。望之等人擔憂外戚史氏與外戚許氏的放縱及弘恭、石顯的擅權，多次勸諫元帝斥逐這些奸佞，整頓朝廷綱紀。可是元帝依違無斷，“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任憑“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丑詆，流言飛文，嘩于民間”①。經過數年的斗爭，元帝竟在石顯等人挑唆下，迫使蕭望之自殺，摒棄周堪、劉向等人于權力中心之外。
在蕭望之等人之後，又有京房在與宦官佞臣的斗爭中被害。京房是著名經學家，擅長陰陽災異之說，曾數次上疏因災異言政事，得到元帝賞識。他用曆史上君主信任佞臣導致敗亡的事例啟發開導元帝罷黜石顯，言詞明白切至。石顯在得知京房謀議之後，借故除掉了這個政敵。
在與石顯等人的斗爭中，還有賈揖之丟掉了性命，陳咸、楊興受到貶黜。奸佞受寵，直臣被斥，助長了朝廷諂諛自保之風。劉向為元帝所描繪的圖景：“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①，變成了無情的現實。
成帝即位，石顯被誅，宦官集團在政治斗爭中失勢，外戚集團代之而起。成帝的軟弱無能過于其父，母黨王氏集團乘機崛起。王氏家族中有十人先後封侯，五人任大司馬，長期把持朝政。成帝毫無主見，政權完全操縱在母舅王鳳等人手中。有一次，成帝召見貴族子弟劉歆，很欣賞劉歆的才能，准備拜他為中常侍。手下人提醒成帝，一定要經王鳳同意才行。成帝起初很不以為然，可是請示過後，他只能服從王鳳的意見，拜劉歆為黃門郎。王氏專權，引起了朝臣的憂慮。京兆尹王章借談災異之機，多次晉見成帝，建議罷退王鳳，收回王氏之權。王鳳得知後，以辭職相要挾。在母後王政君的逼迫下，成帝只好羅織罪名，將王章下獄，迫害致死。經過這一回合的較量，“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②。王鳳死後，其兄弟子侄輪流執政，橫行無忌，氣焰熏天。對劉氏政權忠心耿耿的劉向等人深知外戚勢力的過分膨脹必然構成對皇室的巨大威脅。他們多次告誡成帝：自古以來沒有萬世長存的政權，要抑制王氏等外戚勢力的發展，以防止劉氏政權的滅亡。無奈成帝勇于納諫，無力回天，對于這些言詞激切，義形于色的勸諫，只能感慨、贊歎、悲傷其意而已，根本沒有收回威權的氣魄和膽略。
在皇權與外戚、宦官等集團的較量中，飽讀《詩》、《書》的儒臣們分成了兩大陣營。忠直之臣如劉向、京房、王章、朱云等人敢于挺身而出，與腐朽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結果不是被殺就是被貶，受到了沉重打擊。匡衡、張禹、孔光等人采取明哲保身態度，奴顏卑膝，諂事權貴，唯外戚馬首是瞻，唯求保住身家性命，求得榮華富貴。另有一班所謂直臣如谷永等人，雖然言詞激切，頗能指明當世政治得失，實際上卻因早已投身于權貴之門而無所顧忌。
哀帝上台後，收回了被王氏長期把持的大權。可是他同樣受制于自己的① 《漢書·楚元彐傳》。
① 《漢書·楚元王傳》。
② 《漢書·元後傳》。
祖母傅氏和母親丁氏之黨。傅、丁二氏挾制哀帝，使其家族取代了王家的尊貴地位。他們盡力擴展權勢，作威作福。經過一番爭論，傅、丁二氏甩掉了藩妾身份，取得了皇太後的尊號，家中子弟接踵盤踞要津。傅家封侯的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丁家二人封侯，一人任大司馬，六人任將軍九卿二千石。他們兩家中任侍中諸曹的各十幾人。對于他們的驕奢跋扈，也有一些朝臣進行了斗爭，老臣師丹因此被罷官奪爵。在外戚集團中，傅太後從弟傅喜可以說是出汙泥而不染的皎皎者。他恭儉禮讓，擁有很高聲望。對于家族的暴興，他深感憂慮。對傅太後攬權、干政、擴大家族勢力的舉動常常進行一些規諫和抗爭，由此得罪太後，被免去官職。
西漢晚期，外戚借著與帝王的特殊關系發展權勢，帝王也借重外家勢力以維系統治。外戚一旦羽翼豐滿，又要回過頭來與帝王展開你死我活的厮殺。成、哀、平三朝的政治舞台上演的，正是皇家與外戚、外戚與外戚你爭我奪的曆史鬧劇。
除外戚亂政外，哀帝又為這幅動亂畫圖添加了幾筆油彩。他寵幸嬖臣董賢，對之賞賜無算，任其為大司馬衛將軍，執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將皇位讓給董賢。丞相王嘉上疏勸諫，希望哀帝保持初即位時的恭儉作風，不要因私寵而敗壞制度。哀帝假托太後遺詔，要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又封還了這封詔書，並再次規勸哀帝。哀帝大發雷霆，召王嘉詣廷尉詔獄。王嘉不肯按慣例自裁，在獄中不食，嘔血而死。
哀帝短祚，在位六年病死。以王莽為代表的王氏集團在元後王政君的支持下，再整旗鼓，卷土重來。王莽在王家累世擅權的基礎上，經過多年苦心經營，終于推翻了西漢政權，建立起王氏的新朝。
第二節王莽篡漢王莽篡漢王莽字巨君，出生于魏郡元城王氏家族，是元帝皇後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兒子。成帝時，王莽的祖父王禁和伯父王鳳、叔父王譚、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人均封侯，只有王曼因為早死，沒有封侯。
王莽的同族兄弟，依仗權勢，競為奢侈，橫行不法。王莽自幼節儉，沒有堂兄弟的那種習氣。他努力學習，曾以名儒沛郡陳參為師，研習《禮經》。他對母親克盡孝道，對寡嫂孤侄盡心照料。在地位尊顯的叔伯父面前，他禮貌有加，頗能得他們的歡心。伯父王鳳病重，他親自煎湯嘗藥，一個多月衣不解帶。王鳳深為他的孝行所感動，臨死前再三囑咐成帝和妹妹王政君，一定要好好關照王莽。王莽因此被征為黃門郎，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王莽多方收買人心，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任黃門郎不久，即升為射聲校尉。當時的名士戴崇、金涉、陳湯等人不斷在成帝面前贊譽王莽。于是成帝在永始元年（公元前16 年）封王莽為新都侯，官職升遷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職位越高，王莽越是嚴于律己，謙恭待士，常用自己的車馬衣服賑濟賓客，弄得家中沒有余錢。朝野人士都為他的行為感動，爭相為他作宣傳。他的聲譽越來越高，連叔父們也自歎不如了。
王莽在政治斗爭中很有權謀。他的姑表兄淳于長發跡較早，官居九卿，地位和權勢均在他之上，又深受成帝和元後寵信。王莽認定這是一個必須除掉的競爭對手。他不動聲色，暗地里搜集淳于長的過失，待到積累了足以置其于死地的罪狀後，通過叔父王根，上奏成帝。淳于長被誅身死。王莽此舉既除掉了威脅自己地位的對手，又獲取了忠于職守、不徇私情的名聲。此後，輔政的王根請求退休，推薦王莽代替自己。三十八歲的王莽于綏和元年（公元前8 年）拜大司馬大將軍，成為王鳳、王音、王商、王根諸叔伯之後王氏家族的第五位輔政者。
王莽輔政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後重用自己的外家傅氏和丁氏家族。王莽在政治上暫時受挫，被罷免家居。
王莽不甘心失敗，他隨時在等待時機，重握權柄。在野期間，他抓住一切機會，擴大自己的影響。三年間有上百名官員上書為他鳴冤叫屈。哀帝壽命不永，執政六年後病死。王政君以元帝皇後的身份出面收拾殘局。她于哀帝死去的當日就駕臨未央宮，收取了象征權力的傳國玉璽，遣使者急速召王莽進宮，下詔把軍政大權悉付于王莽。王莽掌權後馬上罷免了輔政的哀帝寵臣董賢，迫使他自殺，自己則取而代之，重居大司馬之位。哀帝無嗣子，他與王太後商議立了九歲的中山王劉衍做皇帝，由王太後臨朝稱制，實權則由王莽執掌。有了上次失敗的教訓後，王莽重握權柄伊始，就開始打擊異己，培植親信。為避免與王太後爭權，他廢掉了成帝趙皇後和哀帝傅皇後，迫使她們自殺。對“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悅者，莽皆傅致其罪。..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就連已免官家居的自己叔叔王立，也恐怕他得到太後信任，妨礙自己的行動，而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他放逐到封國之中。經過一番經營，“于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另外，“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于莽”①。在建立起盤根錯節的統治網絡後，王莽開始了向權力最高峰的進軍。
王莽自幼熟讀儒家典籍，他有意地模擬周公輔佐成王的故事。相傳周公攝政，曾感動得越裳氏千里迢迢來獻白雉。王莽示意塞外的少數民族也自稱越裳氏來獻白雉。因此，王莽的黨羽就宣揚，這是他德政所招致的符瑞，與周公攝政致白雉之瑞有千載同符之效，從而把王莽推上了安漢公的寶座。為了鞏固地位，王莽又把自己的女兒入選為皇後。按照古禮，後父應有百里封地。王莽之女既立為後，就有人請求以新野田地二萬五千余頃益封王莽，以達百里之數。王莽假作推辭。這一下，據說感動得天下吏民近五十萬人上書，要求加賞王莽。在有計劃的輿論制造下，王莽成了當代聖人。于是，王莽的得力干將王舜等人建議把古時伊尹的阿衡和周公的太宰稱號合並為宰衡，作為王莽的稱號，以表示王莽兼有這兩位聖賢的功德。元始四年（公元4 年），王太後下詔宣封王莽為宰衡，其母賜號功顯君，二子封列侯。王莽的政治地位又進一步上升了。
元帝以來，興複儒家典章制度成為習尚。王莽為點綴文治，粉飾升平，于元始四年按照書中記載的古代禮治模式建立起明堂、辟雍、靈台，並網羅天下學者異能之士居于長安，講論儒家經典，造成一派王道複歸、制度隆盛的氣象。一幫禦用文人因此又大事頌揚王莽的功德，提出用古書中所載“加九錫”的辦法，來顯示這位當代周公的榮耀。所謂九錫就是在服飾、車馬、儀衛諸方面都采用與帝王相仿的標准，以示地位僅次于帝王，高出諸侯王之上。這一建議，得到王太後批准。于是王莽的威權、氣派都已經侔于人主了。在西漢晚期天人感應學說盛行之時，王莽深知只有上得天佑、下得民心的符瑞出現，才能給自己的執政找到合理的依據。于是在他輔政的五年之間出現了很多瑞兆，什麼龍、麟、鳳、嘉禾、甘露、醴泉等禎祥瑞異簡直多得數不清。王莽還示意周邊少數民族各自獻上瑞物以示悅德歸服之意。他又派出陳崇等十二個使者巡行天下以察風俗。之後，他們帶回了三萬余言贊頌王莽功德的謠諺。在所謂天命人心都傾向于王莽的情況下，已長到十四歲的平帝就不能不于公元5 年駕崩了。為了不致于給篡權造成障礙，王莽選了一個兩歲的皇室嬰兒做皇位的繼承人。
王莽篡位即真的野心已越來越明顯，黨羽們為把他最後推上權力頂峰又緊張忙碌起來。他們假造一塊白色石頭，說是汲井時所得，上邊寫著紅字：“告安漢公王莽為皇帝。”這些紅字當然是天意了，王莽怎敢違抗。于是馬上讓王舜到王太後那里，表示支持王莽居攝踐祚。公元6 年，王莽做了假皇帝，年號居攝。
對于王莽的所作所為，自然有一些漢家宗室和忠于漢室的人起來反對。
居攝元年，漢家宗室安眾侯劉崇與其相張紹在南陽起兵討伐王莽。次年，東郡太守翟義又興兵討莽，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人起而響應，隊伍發展到十幾萬人。王莽花了好大力氣才把翟義等人鎮壓下去。
在滅了翟義後，王莽加緊了篡竊的步伐。就在這個時候，梓潼文人哀章，作了個銅匱。匱里的兩個書檢上，分別署著“天帝行璽金匱圖”、“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這里的某就是漢高祖劉邦。意謂劉邦順應天命，要把江山讓于王莽。書檢內寫明，王莽應當作真皇帝，王舜、平晏、劉歆等為① 《漢書·王莽傳》上。
王莽篡漢立下汗馬功勞的大臣及哀章自己和王興、王盛等十一個人是王莽的輔佐。哀章在黃昏時分，穿著黃色的衣服，獻上了這個精心制造的寶貝。王莽得知後，大喜。第二天一大早，就戴上皇冠去見王太後，向她宣布：“我不能不順從天意去作真皇帝了，現在我已決定改國號為新，從十二月朔癸酉這一天起，天下就是新朝的了。”到了即位這天，王莽哭哭啼啼地把小皇帝拉下寶座，自己登上了垂涎已久的帝位。
王莽利用漢政權腐敗衰朽，失去人心之機，用虛偽狡詐的手段撈取政治資本，欺騙天下吏民，實現了作帝王的夢想。王莽的代漢，沒有使社會衰微破敗的局面有所改善，相反卻把政治經濟秩序搞得更加混亂。當初對他寄予厚望的善良民眾，不會想到，正是這個再世周公，把他們推入了更深的苦海。王莽複古改制王莽篡漢後，試圖按照古籍中所記各種制度，改變漢制，以為這樣可使天下大治。
經濟改制是王莽改制的重點。他用複井田的辦法來解決土地問題。始建國元年（公元9 年），他發布了實行王田的詔書。詔書中論述了秦漢時期土地政策的不當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嚴重問題。詔書說：“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專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錯。”詔書指出，這些都是背離了“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的美好制度的結果。詔書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①王莽在經濟上另一重要改制是實行一套新的工商財政管理辦法，即“五均”、“賒貸”、“六筦”。
西漢一代發達的商業，對生產的發展，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都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商人勢力的發展也會產生與官府爭利和居間盤剝農民及小手工業者的弊病。在社會衰敗，政府財政困難，民眾又無力承受商品在流通過程中的過分增值之時，這種弊病表現得尤為明顯。面對殘破的社會經濟，王莽在劉歆等人建議下，實行國家的工商統制政策。他于始建國二年（公元10 年）命令在商業比較發達的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等五大城市設立五均官，由他們對商品經營和物價進行管理。五均官的職責是：一、用成本價格收購滯銷的五谷、布帛、絲棉等日用商品，保護生產者不受損失。二、各市在每季度中月根據質量對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種標准價格。如果商人售貨超出市平均價格，就以平價強制拋售。如果物價低廉，則聽其賣買，以防止囤積居奇，牟取暴利。五均官還負責對農民、小生產者的賒貸事務。① 《漢書·王莽傳》中。
百姓急需生活用錢，可借與工商之稅，定期償還，不取利息。百姓如果借款興辦產業，收取一成以下的利息。這就是“五均”、“賒貸”。王莽又采納魯匡的建議，實行“六菑”，即由國家對酒、鹽、鐵、名山大澤、五均賒貸以及鐵布銅冶等工商事業實行統一管理。對于六菑的意義，王莽是這樣闡述的：“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取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為了保證這一措施順利施行，他“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①。
王莽的改制，由于違背經濟規律，脫離社會實際，以及商人、地主、官吏的聯合破壞等原因而徹底失敗。
在封建社會里試圖恢複古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度，是十足的夢想。在土地兼並已成為不可扭轉的曆史趨勢之時，王莽想從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收回土地，無異虎口拔牙。“王田令”在實施中受到頑強的抵制。由地主階級成員構成，又為地主階級服務的官府也無法把這一法令真正貫徹下去。結果是大地主紛紛采取各種對策，各級官吏又乘機上下其手，大謀私利，致使原來就很嚴重的土地問題陷入更混亂的狀態。無地農民根本得不到應有的土地，反而在土地公私倒手的亂局中弄得兩手空空，衣食無著。中郎區博看出這一政策實在無法實行，上疏勸諫王莽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複千載絕跡，雖堯舜複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在天下洶洶，民怨沸騰的現實面前，王莽只得下詔：“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①宣告了王田法的破產。
對于稅收、物價以及工商事業進行統一管理，這種設想不應簡單否定。
但在腐敗的社會中，執法的官吏本身就是貪汙中飽的社會蠹蟲，根本無法想象他們會忠于職守，為民造福。更失策的是，王莽在無任何有效手段進行監督的情況下，竟效法漢武帝以富商大賈為興利之臣的作法，起用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巨奸大猾主持五均六筦之事。這等于授予了他們魚肉百姓的合法權利。他們和地方官相勾結，“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利用經濟特權謀取更大的私利，把五均六筦作為盤剝百姓的科條，以各種手段敲詐勒索百姓。這些本意是通過限制大工商業者，使國家與百姓獲利的措施，反倒成了摧殘與勒索人民的酷政，造成了“百姓愈困”、“眾庶各不安生”②的嚴重後果。王莽改制中最愚蠢的，是幣制的改變。他即位前後數次改變貨幣形式，弄得多種貨幣混雜不清。最混亂時曾一次規定貨幣種類達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之多。五物即金、銀、銅、龜、貝五種幣材。六名是金、銀、龜、貝、錢、布六種貨幣的名稱。這六種貨幣又按幣值分出錢幣五品、布幣十品共二十八品。他隨心所欲地頻繁更換，使幣值無法固定、幣種比價不合理，因此每一次幣制改變亦都增加社會經濟的紊亂。當時民間習慣使用通行已久的五銖錢，私下里往往把名目繁多、無法記清的新幣放置一邊，仍用五銖錢交易。① 《漢書·食貨志》下。
① 《漢書·王莽傳》中。
② 《漢書·食貨志》下。
王莽得知後，嚴格規定：“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禦魑魅。”①王莽勇于更張，又十分固執。他執行經濟政策，有難以動搖的決心。對于違抗者，他規定了嚴厲的制裁辦法。他的法令本不合理，又異常嚴苛，“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②後來眼見以此罹刑者實在太多了，王莽不得不減輕處罰辦法。可是觸刑的人仍是有增無減，地方上按照新的刑法把十余萬犯人用檻車鐵鎖押解到長安來做苦工，因不堪忍受虐待而死于非命者達到半數以上。
王莽建立新朝後，根據《周禮》的記載，對官府機構作了調整，把職官名稱均改成經典上有記載的名字。為了全盤恢複周代典章制度，他又以《周禮》為依據，重新調整劃定地方行政區域，更改郡縣及長官的名稱。他以為這樣一來，周政就可以重現，他的文、武之業也可安然成就了。與他的主觀願望相反，這樣的結果又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塗。朝廷組織機構的變化和郡縣的一再分割，使官員數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為降低。頻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實際生活中造成了混亂。人們根本無法記住朝令夕改的地名。就連政府公告也不得不在新地名上加注原來的地名。這樣的行政制度的改變，除了煩政擾民之外，沒有產生什麼積極作用。百姓沒有從中看到周代王政的複歸，只看到了地方官走馬燈似的更換和郡縣地域變戲法似的來回拼拆。
為了顯示新朝在統治規模上超邁往古，王莽下令把對四方少數民族首領原來封的諸王稱號一律改稱為侯。他派出五威將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發，向周邊各地方政權宣講新朝得天下的諸種符命，以及他執政的威德。“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鱉鳥之毛，服飾甚偉”①，浩浩蕩蕩地向邊境進發。他們傲慢的態度引起了邊疆民眾的不滿。貶低封號和用陰謀手段調換少數民族政權首領印綬的作法，激起了匈奴、西域、遼東各地方政權的反抗。這就使西漢皇朝及周邊各族用很大努力才換來的和睦的民族關系很快惡化。面對少數民族的不滿，狂妄自大的王莽采取壓服手段，激起了曠日持久的民族戰爭。他派孫建等十二員大將，十道並出征伐匈奴。派嚴尤征高句麗、穢貉。派馮茂擊句町及其他西南民族。派王駿擊西域。征伐句町政權的戰爭，前後進行數年，士兵死傷幾萬人，消耗糧谷軍費不計其數。對匈奴的戰爭更造成了天下虛耗的嚴重後果。他派出由丁男、甲卒以及囚徒組成的三十萬大軍遠征匈奴，命令各郡籌措運送糧食、軍械等物資。各郡每年運往西北前線的錢谷都達百萬以上。戰爭吞噬掉無數戰士的生命，消耗了無窮的國家財富。更有不法將士借戰爭之機敲詐欺凌百姓。
王莽的新政搞得天下騷動，四鄰不安，民不聊生，國無甯日。在他的新政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因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于是青、徐、荊楚之地往① 《漢書·食貨志》下。
② 《漢書·食貨志》下。
① 《漢書·王莽傳》中。
往萬數。戰斗死亡，緣邊四夷所系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①在衰敗的西漢政權中對王莽抱著很大期望的天下民眾徹底失望了。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別無選擇，只有用武裝斗爭來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了。
① 《漢書·食貨志》下。
第三節綠林、赤眉大起義西漢晚年階級矛盾的激化西漢晚年，階級矛盾日趨激化。成哀之時，數以百萬計的流民衣食無著，輾轉于死亡線上，甚至嫁妻賣子以求生存。為了抑制兼並趨勢，緩解社會矛盾，哀帝時師丹提出了限田之議。在貴族官吏的反對下，限田計劃不能實現。僥幸沒有踏上流亡之路的窮苦大眾，在官府及地主的剝削壓榨下，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在水深火熱之中苦苦掙紮。加上元帝以後頻繁的自然災害，廣大民眾的生活已苦到無法活命的地步。
兩極分化導致階級矛盾的激化。面對一無所得，只有死路一條的悲慘命運，民眾只有揭竿而起，用武裝斗爭來爭取改善自己的境遇。成帝時，先後爆發了颍川鐵官徒申屠聖、山陽鐵官徒蘇令以及廣漢人鄭躬、尉氏人樊並領導的四次工徒、農民起義。哀帝時，農民武裝此起彼伏，越來越壯大。有的活動于天子腳下的三輔地區，甚至放火焚燒了武帝茂陵，沖天大火在未央宮中都可以看到。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此時還出現了從關東直到京城到處傳行西王母等①的怪事。人們甚至在京城中，半夜里舉著火把，爬上屋頂，無目的地猛勁擊鼓，拼命叫喊。這是社會失去向上力，民眾失去信念，唯恐天下不亂的心理狀態的生動反映。農民起義的地火已在岩層下沖騰奔湧，即成噴發之勢。在燎原烈火中焚毀行將就木的腐朽皇朝，已只是時間問題了。
綠林、赤眉大起義王莽的暴政伴隨著嚴重的天災。在王莽從居攝到滅亡的二十年間，水旱蝗災和一道道掠民虐民的詔令接踵不斷地向民眾頭上壓來。不堪忍受的痛苦，點燃了人民反抗的怒火。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很快推翻了倒行逆施的新朝。
始建國三年（公元11 年）以後，北方的並州、平州不斷有零星農民聚眾起事。天鳳二年（公元15 年）五原、代郡一帶出現了數千人的暴民隊伍，他們轉掠州郡，活動了一年多才被鎮壓下去。天鳳四年（公元17 年），各地農民起義接連爆發。臨淮人瓜田儀起義于會稽長洲。呂母起義于山東海曲。呂母本是工商業者，因兒子以小罪被縣宰殺害，呂母散其家財，招聚饑民，進行反暴政斗爭。她率領眾人攻陷海曲縣城，殺掉了縣宰。此後她自稱將軍，以海島為根據地，繼續進行武裝斗爭，部眾達到萬人。南郡人張霸、江夏人羊牧也于這一年舉起了義旗。幾年之間，各地義軍掀起的反抗浪潮風起云湧，此起彼伏，彙成浩大聲勢。荊州的綠林，山東的赤眉、力子都，南郡的秦豐，平原的遲昭平，钜鹿的馬適求，黃河以北的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各部互相呼應，規模浩大，遍及全國。綠林、赤眉兩支義軍聲勢最為壯大，是推翻王莽政權的兩支主要軍事力量。
鄂西連年大旱，人死無數。求生的農民成群結隊到低窪的沼澤地中尋找一種叫做鳧茈的草根果腹。新市人王匡、王鳳在調解饑民爭端中建立起威信，①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遂被饑民推為首領，于天鳳四年舉起了反抗的旗幟。江夏郡的馬武、王常、成丹等人聞訊後，前來投奔，也成為義軍首領。幾個月內，這支隊伍就集合了六七千人。他們以現在當陽境內的綠林山為根據地，被稱為“綠林兵”。地皇二年（公元21 年），荊州官府派兩萬大軍前來征剿，王匡等率領義軍在今湖北京山大敗官軍，殲敵數千，獲取大量輜重糧食。這個重大勝利給了義軍和百姓很大鼓舞，他們乘勝攻拔竟陵，轉擊云杜、安陸等縣，打開糧倉，賑濟難民。當他們返回綠林山時，隊伍已達五萬余人。
次年，一場大瘟疫在鄂西擴散，義軍染疾而亡者將近半數。將領們經過研究，決定分兵兩路進行戰略轉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領向西進入南郡，稱“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鳳、馬武及朱鮪、張卬等人率領向北進入南陽郡，稱“新市兵”。戰略轉移擴大了義軍的影響，給義軍發展帶來了新的轉機。這時，平林人陳牧、廖湛也聚集千余人響應起義，稱“平林兵”。鄂北豫南成了義幟縱橫之地。
綠林興起的第二年，山東、蘇北一帶也爆發了武裝起義。當時，青、徐大饑，饑民們無以為生，往往自發組織起來，搶掠度日。山東莒縣難民為統一行動，推舉琅邪人樊崇為首領，尊之曰“三老”。樊崇率眾以泰山為根據地，輾轉作戰。不到一年就聚眾萬余人。這時，同郡逢安和東海徐宣、謝祿、楊音等人也率眾萬余人加入樊崇的隊伍。他們進攻莒縣，轉掠姑幕，打敗了田況所率的四萬征剿大軍，消滅敵人萬余。這支義軍起初並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組織也很簡單。《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說：“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泛相稱曰臣人。”其實當時大多數義軍情況都與此相似，“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①王莽派出更始將軍廉丹、太師王匡，率領十萬大軍開赴山東，征討樊崇領導的義軍。這些官兵“所過放縱”，給百姓造成了更大的災難。東方的人民憤怒地控訴：“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②義軍沒有被官兵的洶洶氣勢嚇倒，他們決心與官兵決一死戰。為避免作戰時與敵軍相混，他們用礦物把自己的眉毛染成紅色，由此得名“赤眉軍”。赤眉軍與官兵在成昌展開激戰，獲得全勝，一直把官軍追殺到無鹽，斬敵萬余，殺死了官兵統帥廉丹。戰後，赤眉大軍十余萬圍莒縣，轉東海，在楚、沛、汝南、颍川、陳留等地流動作戰。今山東、蘇北、皖北及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區都成了赤眉活動區域。
下江、新市、平林三支隊伍在斗爭中逐步發展，使部分貴族地主看到了恢複劉氏天下的希望。地皇三年（公元22 年），漢宗室在避罪逃亡中加入平林軍。劉玄字聖公，是劉秀的族兄。他在義軍中先任安集掾，後稱更始將軍。同年，漢宗室、南陽大地主劉縯、劉秀兄弟也在舂陵組織起七八千人的地主武裝，舉起了反莽大旗。貴族地主的加入，壯大了反莽斗爭的力量。他們具有較高文化修養，較強的組織能力與豐富的斗爭經驗。在他們的組織和影響下，起義隊伍面目煥然一新，戰斗力量有了很大增強，斗爭目標也更為明確。① 《漢書·王莽傳》下。
② 《漢書·王莽傳》下。
但他們的加入也造成了起義成份的複雜，他們的影響逐漸改變著農民起義的性質。
劉縯兄弟起兵後，聯合王常等人率領的下江兵，于地皇四年正月擊敗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所率大軍，兩名莽軍統帥及數萬官兵被殺。劉縯又率兵在淯陽大敗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所率大軍，進而圍攻南陽的中心宛城。這兩仗沉重地打擊了王莽的軍事力量，也顯示出義軍的實力。以前，義軍組織機構很不健全，沒有部曲編制、旌旗號令等。現在則隊列整齊，旗幡招展，所到之處發表文告，安頓民心，號召反莽。這使王莽感到威脅。
農民起義聯軍在斗爭中迫切感到，只有集中力量，在統一的領導下進行戰斗，才能盡快取得反莽斗爭的勝利。由于曆史條件的局限，他們一致認為，只有推舉西漢皇族人員為領袖，以興複漢室為口號，才能取得全國人民的擁護。經過一番爭論，最有資格當選的劉縯被懷有戒心的平林、新市將領們否決，而劉玄被擁立為皇帝。地皇四年二月初一，農民軍在清水邊設起壇場，為劉玄舉行登基大典，歡慶自己政權的誕生。劉玄宣布改年號為更始，大赦天下，封王匡、王鳳為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其余將領封為九卿。一個有地主分子參加的農民政權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這是取得反莽斗爭勝利的關鍵一步，也是斷送農民起義前途的關鍵一步，當然更是曆史必然選擇的關鍵一步。
更始政權建立後，一面派劉縯、劉秀等人興兵北伐，一面發布複興劉氏江山的政治號召。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遍于天下。”①義軍勢力的迅速發展嚇壞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鎮靜，把頭發胡須都染成黑色，以示自己有力量戰勝“群盜”，一面加緊配備後妃嬪禦美人，搜刮天下黃金，以作末日的最後享樂。他最重要的對策還是調集軍隊消滅起義軍。他“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于邑。除用征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赍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余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②當王莽大軍集結洛陽之時，劉玄的北伐之師在王匡、王鳳、劉秀等人指揮下，已經擊潰王莽的先鋒嚴尤、陳茂之軍，占領了昆陽、定陵、郾等地，而劉縯與更始軍主力正在圍攻宛城。王邑率領大軍于六月從洛陽出發，准備去宛城圍殲義軍主力。途中，王邑、王尋自恃兵多，不聽嚴尤、陳茂的勸告，決定先破昆陽，再向宛城進發。被圍于昆陽城中的義軍諸將在劉秀勸導下，決心以八九千人固守城池，與王邑大軍對抗。劉秀命王鳳、王常守城，自己與宗佻、李軼等十三人乘著夜色，沖出重圍，集合了郾、定陵諸營中的士兵，增援昆陽。當時王莽的大軍把昆陽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云車十余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沖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①劉秀率援兵來到昆陽城外，自帶步① 《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
② 《漢書·王莽傳》下。
① 《後漢書·光武帝紀》。
騎兵千余人為先鋒，在官軍前拉開陣勢。王邑、王尋以為城破只在旦夕，根本沒把義軍放在眼里。敕令各營沒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動，只派數千人來接戰。在劉秀率領下，義軍意氣風發，以一當百，連連向前推進。劉秀機智地傳播宛城已攻破的消息，瓦解王邑的軍心，然後率三千敢死之士猛沖敵營中堅。中軍一垮，全軍潰亂。在城內外兩路人馬夾擊下，官軍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昆陽之戰是決定王莽失敗的關鍵一仗。劉秀以少勝多，擊潰王莽的有生力量，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
新朝的滅亡和農民起義的失敗昆陽大捷奠定了更始軍的勝局。更始皇帝及新貴們為將來坐穩江山而鏟除異己的工作隨之開始。劉縯治軍有方，戰功卓著，在士兵中有很高威信。但他生性倨傲，盛氣凌人，引起劉玄及平林、新市一幫權貴的嫉妒。他們認定出于劉氏家族的劉縯是更始政權的最大威脅，共同謀議殺掉了劉縯。其時劉秀正在前線作戰，聽說哥哥被殺，心中十分悲痛。他自知羽翼尚未豐滿，無力與新市、平林之兵對抗，只好強作笑臉，馳赴更始皇帝駕前謝罪。
劉玄除掉劉縯後，分兵兩路討伐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領，北取洛陽；一路由申屠建、李松指揮，西向武關。更始軍進展順利。析人鄧曄、于匡起兵響應，攻破武關。李松與他們合兵後，又各自遣將分徇京畿各地。三輔大姓豪強申碭、王大等人也紛紛起事，各自聚眾千余，自稱漢將軍，與更始軍配合作戰。李松、鄧曄在華陰整治攻城器具，進至長安城下，會集大軍，准備攻城。
王莽早已眾叛親離，成了名符其實的孤家寡人。當年追隨他的黨羽甄豐、劉歆以至本家兄弟王涉，相繼謀議反叛。就連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也已因謀逆之罪被他除掉。他組織不起有效的抵抗，在絕望中聽信崔發之言，“呼嗟告天以求救”。他率領群臣來到南郊，把上天佑助自己的符命陳說一遍，又宣讀了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告天策，然後捶胸頓足，號陶大哭，說是為了感動上蒼，祈望回天之效。當義軍分徇三輔之時，王莽還試圖做最後一搏。他拜了九個人為將，號稱九虎，調出幾萬精兵，東向迎擊義軍。王莽把九虎的妻子兒女解到宮中，作為人質，逼他們為自己賣命。他聚斂黃金無數，卻賜給兵士每人四千錢。兵士們無心作戰，在華陰附近一戰即潰，九虎中的六虎或死或逃。在義軍兵臨城下之時，王莽赦免獄中囚徒，要他們上陣替自己賣命。這些囚徒還未出城，就一哄而散。兵士們掘了王莽的祖墳，放火燒掉了象征王莽德政的明堂、辟雍、九廟。
十月戊申這天，長安的城門被攻破。王邑率兵在宮城北門外做最後的抵抗。經過兩天的掙紮，兵士百姓們攻入王莽躲避的地方，商人杜吳刺死王莽，校尉公賓就割下首級，軍士們爭相分割莽尸。這位三十八歲輔政，五十一歲居攝，五十四歲做皇帝的王莽，于六十八歲時連同他建立的新朝一同葬身于人民反抗斗爭的火海之中。
王莽滅亡後，劉玄在百官奉迎下，由洛陽遷都長安，大封宗室、功臣。
但他沒有遠大理想，不懂得也不善于治理天下，在優裕、奢侈的環境下，很快腐化起來。朝臣向劉玄彙報政事，他經常醉得不省人事。有時實在沒辦法，就讓侍中在帷幕後冒充他與臣下講話。更始的新貴們在掌權後不思造福百姓，卻恣意胡作非為。李軼、朱鮪在關東，王匡、張卬在三輔都擅作威福，殘暴虐民。朝中的官員們也只知欺壓、掠奪百姓。更始政權面對天下分裂，擁兵者各據一方的混亂局面，沒有作出任何對策。百姓對他們大失所望，擁兵自重的地方割據勢力卻看到了爭奪天下的希望。
更始政權建立之初，曾派兵招降赤眉。正在輾轉苦戰的樊崇等人聽說漢室複興有望，決定前來投奔。樊崇帶領二十余人從濮陽趕到洛陽，被封為列侯。時間一長，他覺察到這不過是虛銜羈靡之計。他不甘受制于人，跑回濮陽，重整即將離散的隊伍。他將赤眉軍分成兩部，西進中原。一部由他和逄安率領，攻取長社，南擊宛城。另一部由徐宣、謝祿、楊音指揮，攻陷陽翟，轉兵梁地，擊殺了河南太守。赤眉軍雖然打了勝仗，可拿起武器的農民已相當疲憊，他們不願繼續征戰，日夜盼望東歸家鄉。樊崇等人知道如果東歸，部眾必散，就決定繼續西進攻打長安。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冬，赤眉軍兩道並進。次年正月，樊崇、逄安從武關，徐宣等人從陸渾關，開到弘農。他們與更始軍的幾次交鋒，都取得了勝利，軍心又振作起來。很多對更始政權失望的群眾，也聚集到赤眉軍中。樊崇對軍隊重新加以編制，以萬人為一營，共分三十營，每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大軍從華陰進至鄭縣，眼見長安在望，赤眉軍覺得也應該立自己的皇帝，才好奪取政權，坐穩江山。這支純樸的農民軍隊認為只有劉家後代才有資格當皇帝，就用抓鬮的方式選擇了西漢城陽王劉章的後代，十五歲的放羊娃劉盆子為帝。他們又拜徐宣為丞相，樊崇為禦史大夫，逄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為列卿、將軍。新建政權的赤眉軍開到長安東北，要與更始軍見個高低。
這時更始政權內部分崩離析，正在自相殘殺。赤眉軍開到華陰、鄭縣之間，張卬與申屠建、廖湛等更始將軍覺得，與其固守長安，不如流動作戰。劉玄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他們決定劫持劉玄。不料劉玄事先得到消息，反將申屠建斬首。張卬、廖湛、胡殷等人走脫後，起兵反叛。經過一個多月的內戰，王匡、張卬率部投降赤眉。赤眉與更始叛軍聯合攻城。守城的李松戰敗被擒。其弟李況為保住哥哥性命，打開城門，迎接赤眉軍入城。劉玄走投無路，肉袒投降，後被謝祿派人勒死。農民用雙手建立起的更始政權，在完成了推翻王莽政權的曆史使命之後，很快葬送在農民自己手中，這是曆史的悲劇。
赤眉軍占領長安後，重蹈更始覆轍。將領們忙于論功行賞，無紀律約束的兵士則經常在長安內外搶劫財物，欺凌居民。已對更始政權失望的群眾再一次失望了。他們紛紛組織起來，築壁自保。只知破壞不知建設的百萬大軍很快耗盡了城中糧草。已養成流寇作風的赤眉軍，認為不能供給他們衣食的長安城，對他們已無意義，就放火燒了宮室，大肆劫掠一番後出城西向，重新踏上流動作戰的道路。他們無目標地在陝、甘、甯、豫一帶轉徙求食。轉戰中，一場大雪凍死了很多士兵，逼迫他們重返長安。在郊外，他們挖掘了西漢帝後們的陵寢，把其中的寶貨哄搶一空。但從此赤眉軍戰斗力逐漸削弱。公元27 年，劉秀派征西大將軍馮異出征，大敗赤眉軍。當十幾萬疲憊不堪的脫險兵在宜陽遇到正嚴陣以待的劉秀大軍時，等待他們的只有繳械投降的一條路了。
赤眉軍從公元18 年起義，到公元27 年被劉秀鎮壓，走過了九年悲壯的曆程。他們的足跡遍布半個中國，在流動作戰中給了封建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他們和綠林等農民軍用血和火埋葬了舊的封建皇朝，也用血和火為新的封建皇朝開辟了基業，他們自己卻在新皇朝的奠基禮上成了祭壇上的犧牲。第七章東漢皇朝的建立第一節東漢皇朝對全國的統一公元25 年六月，劉秀即皇帝位于鄗縣（今河北高遇縣南），重建漢政權。十月，劉秀收降了扼守洛陽的更始部隊，進入洛陽，遂以洛陽為首都。因洛陽在長安之東，史稱劉秀政權為東漢，而劉秀本人則稱為漢世祖光武皇帝。對山東等地割據勢力的平定劉秀既已消滅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曆史任務是全國的統一。他必須與地主階級內部各個政治集團、各派割據勢力展開激烈的爭奪。當時張步割據于山東，劉永割據于梁地，李憲割據于廬江，秦豐割據于南郡，還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竇融，稱雄于天水的隗囂，稱帝于巴蜀的公孫述，以及與匈奴勾結的盧芳等各派政治勢力。
在群雄之中，對劉秀威脅最大的是劉永。當時劉永雄據今豫東、皖北，與青州的張步、蘇北的董憲、廬江的李憲，連成一個頗大的軍事同盟。因而當時的劉永實際上擁有魯西、蘇北、皖北、豫東廣大的土地，專制東方，成為劉秀的勁敵。況且，劉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孫，曾詔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劉秀有利，因此對劉秀的威脅最大。劉秀首先要翦滅劉永，建武二年（公元26 年）夏，劉秀派將軍蓋延攻陷劉永的首都睢陽（治今河南商丘南），劉永走山東兗州境內的湖陵（今山東魯台東南）。但睢陽的百姓迎劉永，劉永再回睢陽，後來蓋延再圍睢陽，城中食盡。建武三年（公元27 年），劉永出走，為其部下所殺，永子劉紆繼立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八月，吳漢拔郯（今山東省郯城），斬劉紆。同年十月，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今山東省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漢軍圍李憲于舒（今安徽廬江縣南），六年正月，拔舒，獲李憲。同年二月吳漢拔朐（今江蘇連云港市西南），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于是，劉永的勢力，完全肅清。
與此同時，劉秀又遣別將南征秦豐于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當（今湖北均縣西北）；征田戎于津倻（今湖北沙市）。秦豐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孫述。割據漁陽（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寵，為其蒼頭奴所殺，其奴投降劉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荊襄，皆次第平定。
對公孫述等割據勢力的平定東方雖平，但西南與西北，還是為眾所割據。其中勢力最大者為公孫述，其次為隗囂，又次為盧芳。
當時公孫述據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貴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勢險阻，資源豐富。他北連隗囂，東結延岑、田戎，稱帝建號，以拒劉秀。他和劉秀一樣，也歡喜玩弄圖讖，詐欺愚民。他從讖記中找出漢運已盡，公孫當興的預言，並常把這樣的宣傳品送到中原，與劉秀作精神戰。這給劉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脅。
其次是隗囂。當時隗囂據有安定、隴西、天水、武都諸郡，即據有今甘肅省東南部地區。他南連公孫述，北結盧芳，西通諸羌、匈奴，糧草充足，士馬強壯，進可闖入關陝，退可自保邊陲。而且隗囂也有“素謙恭愛士”的名聲，所以“名震西州、聞于山東”①。
再次是盧芳。盧芳據有晉、陝北部和內蒙一帶，有匈奴做後台，而且盧芳造成一套假的譜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孫劉文伯，常以此蠱惑群眾，應該由他做皇帝。
劉秀面對這些割據勢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誘降，並首先解決勢力較次的隗囂。隗囂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竇融集團。劉秀有意與竇融聯合，夾擊隗囂。史書說，劉秀“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據之以逼囂、述。”②竇融曾參與鎮壓赤眉、綠林起義，新莽覆滅後，以軍降更始。竇融見更始新立，關東形勢混亂，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張掖屬國都尉。更始敗亡後，被張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長吏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竇融居屬國，置從事監察五郡，據境自保。他先奉隗囂正朔，後見劉秀甲兵最強，號令嚴明，有意投靠。劉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馬精壯，又地接隴、蜀，遣使聯絡，以孤立隗囂。建武五年（公元29 年）竇融歸附東漢皇朝，任涼州牧。
竇融歸附後，劉秀准備用武力進攻隗囂，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公孫述派兵馬援助隗囂。建武七年秋，囂將步騎三萬侵犯安定，至陰槃（縣名，今陝西長武縣西北），漢將馮異率諸將拒之。建武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漢縣，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囂悉大眾圍來歙。公孫述派其將李育、田弇助隗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劉秀率領諸將西征，竇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于高平第一城（在今甯夏固原），共擊隗囂。劉秀分兵數道上隴，迫使隗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部眾十余萬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 年）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立其子隗純為王。漢軍乘機發動軍事進攻，竇融率軍配合夾擊。十年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于落門（今甘肅甘谷縣西），純降，隴右平。
得隴望蜀。至此，東漢對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形成南北夾擊的鉗制攻勢。劉秀發兩路大軍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長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 年）春，吳漢奉命發荊州兵凡六萬多人，騎五千匹，與岑彭在荊門（今湖北宜昌附近）會合。岑彭裝戰船數十艘，趁東風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燒毀公孫述設防的橋樓，蜀兵大亂，漢軍長驅直入，抵達江州（今四川重慶市），直指墊江（今四川合川縣），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自北南進的一路，六月來歙與蓋延攻克下辯（今甘肅成縣北）。在乘勝前進中，來歙被公孫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殺，暫時受阻。公孫述以全部兵力重點防守廣漢（今四川射洪縣南）、資中（今四川資陽）一帶。岑彭避實就虛，派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進軍、直拔武陽（今四川彭山縣），使精騎馳擊距成都只數十里的廣都（今成都市南），勢如暴風驟雨，蜀地震駭。臧宮一路，晨夜進軍，采取“多張旗幟，登山鼓噪”的策略，水陸並進，大破公孫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孫述垂死掙紮，暗地派刺客詐降岑彭，將岑彭刺死。但吳漢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萬人溯江而上，繼續討伐公孫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① 《後漢書·隗囂傳》。
② 《後漢書·竇融傳》。
春正月，吳漢圍武陽，直取廣都，派輕騎燒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橋。公孫述部下恐懼，日夜叛離。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八戰八克，進軍至成都附郭。當時，臧宮所部一路攻拔綿竹（今四川綿竹東南），破涪城（今四川綿陽東），又攻破繁（今四川彭縣）、郫縣（今四川郫縣），與吳漢勝利會師。十一月，公孫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吳漢部下數萬擊之，述兵大亂。漢將高午奔陣刺中公孫述胸，公孫述當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報。
最後剩下一個盧芳。因為有匈奴援助，劉秀屢次遣吳漢、杜茂往擊，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盧芳知劉秀已統一中國，孤立不能相敵，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國統一的局面基本實現。
第二節東漢的政治體制東漢的創建者光武帝劉秀，鑒于西漢一朝諸侯強橫、權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嚴重教訓，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采取種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以維護皇權的鞏固。
加強朝廷集中的權力劉秀在爭奪封建統治權的角逐中，不能不用利祿來籠絡臣下。建武二年（公元26 年），他剛即位不久，即封鄧禹、吳漢等人為列侯，食四縣之地，超過了西漢初年對蕭何的封賞。建武十三年（公元37 年），平定巴蜀公孫述之後，又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對于功臣雖給以優禮厚祿，但不給功臣以實權實職，削奪他們的兵柄。功臣除了任邊將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後漢書·賈複傳》說：“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遂罷左右將軍，複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帝方以吏士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當時只有鄧禹、李通、賈複等少數人得與公卿參議大政，改變了西漢初年那種由功臣相繼出任丞相，在朝秉政的情況。對于外戚在經濟方面盡量優容，如光武帝郭皇後家號為“瓊廚金穴”，但不讓外戚干預政事，不給他們尊貴地位。馬援功勳很大，但在明帝時，尚因身為外戚，竟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將功臣圖像之內。當時，外戚授官也以九卿為限①。明帝還明令規定，“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②，並且還令外戚陰、鄧等家互相糾察，不使有越軌行為。對于宗室諸王，則僅封與狹小國土，也嚴加控制。光武帝時，申明西漢舊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讓諸王蓄養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 年），劉秀下令郡縣搜捕諸王賓客，牽連而死者以千數。明帝時，其兄楚王劉英，被告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圖書，暗中封侯置吏對抗朝廷，遂以此被廢自殺。窮治楚王之獄的結果，被株連而死徙的外戚、諸侯、豪強、官吏又以千計，被搜捕者達數千人之多。在行政制度上，劉秀雖然仍以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擔任宰相的職務，但進一步采用漢武帝重用內朝官員的辦法，加重尚書的職權，擴大尚書機構，正式稱為尚書台。凡機密之事全部交給尚書。如三公辟召官吏，須經尚書核准；尚書不僅能舉正和劾奏大臣，而且還有搜捕和誅罰的權力。屬于典章制度中例行的事，亦歸尚書掌管，並有權作出改變或修正；國家大事，常由尚書商議決定，三公則奉行而已。尚書台成為代表君主意志而居于三公之上的決策機構。尚書台的長官叫“尚書令”，他的副手稱為“尚書仆射”。尚書台下設六曹，曹的長官稱“尚書”。六曹分別掌管各種政事：三公曹主管對地方官的考察，吏曹掌管官員的任用，民曹管理修繕營建，二千石曹主管刑法，南、北主客曹掌管少數民族事務。這樣，尚書台官員統管了軍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務，真是“眾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①，擁有了朝廷的實際行政權力。三公名義上① 《後漢書·明帝紀》及注引《東觀記》。
② 《後漢書·明帝紀》及注引《東觀記》。
① 《通典·尚書令》。
是宰相，並沒有實權。劉秀“以吏士責三公”②，讓三公只做一般官員做的事情，使他們名不副實。這種情況，延續了東漢一代。漢安帝時尚書陳忠曾說：“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③東漢末期政論家仲長統指出：“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①他們的話反映了東漢政府的實際情況。尚書台官員權力大，官職地位並不高，尚書令的秩祿是一千石，尚書仆射和六曹尚書才六百石，只相當于中級官員。由于尚書品秩低，易于控制。這種尚書台制度在東漢時期起到了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作用。然而，皇權強固和相權微弱，在東漢後期皇朝衰敗的條件下，卻導致外戚宦官挾主專權，這是東漢統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加強朝廷在地方上的權力在地方政權方面，光武帝劉秀裁並了四百多縣。這相當于西漢末年縣、邑、道、侯國數的四分之一。吏職減去了十分之九，邊塞的亭候吏卒也陸續罷省了。這些措施主要為了減少開支，並使皇帝的政令更有效地達到地方，提高行政效率，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另一個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廢除了內郡的地方兵，即“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複民伍”②。他裁撤郡都尉，並其職于太守，以太守兼典郡兵。他取消郡內每年征兵操練的都試，讓地方兵吏一律歸還民伍。他廢除內郡地方兵後，國家軍隊常常招募農民或征發刑徒組成，指揮權完全集中在朝廷和皇帝之手。這樣就有可能加強皇帝鎮壓和控制的力量，減少州郡豪強掌握本地軍隊的機會。
地方政權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州的地位由監察區域逐漸變為具有郡以上一級地方政權性質的地方行政區域；刺史變為具有統郡職能的長官。刺史舉動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驗，即可黜免。史稱：“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帝（光武帝）時用明察，不複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①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須年終派計吏奏事，不複自詣京師。《通典·職官典》指出：“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複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②這是一個逐漸的變化，到東漢末年才算完成。這樣，州由監察區逐漸轉變為行政區，地方行政區劃由秦漢的郡縣二級制，開始進入州、郡、縣三級制。對豪強地主武裝勢力的妥協西漢後期，豪族地主勢力有了很大發展。農民大起義和東漢建立之初，② 《後漢書·賈複傳》。
③ 《後漢書·陳忠傳》。
① 《後漢書·仲長統傳》引《昌言·法誡》。
②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七年（公元31 年）。
① 《後漢書·朱浮傳》。
② 《通典·職官》一四。
“豪右往往屯聚”，他們“起塢堡，繕甲兵，為在所害”③，稱霸一方。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豪族，他靠著自己的地主武裝，才得以擴大勢力，搶得皇帝寶座。南陽郡和河北諸郡響應劉秀的人，多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族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里，抗拒政令。這種人既不放棄自己割據鄉土的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號自守，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劉秀在建立統一封建政權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還盡量采取安撫手段對待他們，“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複聚。..要在平定安集。”①但這些豪族地主中許多人物的欲望難以滿足，這些“兵長渠帥，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②他們橫行郡縣，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于滅戶殄業”③。地方豪族勢力，並未因東漢統一局面已經形成，而收斂其囂張氣焰。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 年）采取了一個新的措施。他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度田的實際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裝。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族，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躪農民。史稱：“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④劉秀為了嚴厲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親貴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等人開刀，處死十多個州郡大吏。接著，郡國大姓和“兵長”便利用農民反抗官府情緒，發動叛亂。“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複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⑤劉秀采取鎮壓與安撫並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亂首領人物遷往他郡，切斷這些人同原所在郡縣的聯系。經過度田事件後，郡國大姓的抗衡平靜下來，豪族武裝轉為隱蔽狀態。度田在形式上也成為東漢朝廷的定制，然僅由郡縣官吏歲時“案比”（案戶比民），實際上無法真正實行。度田事件表明，東漢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國大姓勢力即十分強大，東漢皇朝只能與之妥協。
儒家經學進一步神學化光武帝劉秀深知儒學是封建統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別提倡儒家經學，並把讖緯神學與之緊密結合起來。讖原是預決吉凶禍福的預言，緯是對經書的迷信解釋。讖緯神學，主要是把陰陽五行同儒家倫理學說更深入地攪合在一起，使之帶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騙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誰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釋。因此，在儒家中對讖緯的態度不盡相同。今文經學家信讖緯，而古文經學家多不大相信，斥責它不合儒家經義。王莽末年，許多地主豪族起兵，都利用讖緯作為割據稱雄的思想工具。劉秀③ 《後漢書·李章傳》。
① 《資治通鑒·漢紀》三二，建武二年。
② 《後漢書·桓譚傳》。
③ 《後漢書·桓譚傳》。
④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注引《東觀記》。
⑤ 《後漢書·光武帝紀》。
奪取政權也利用讖緯制造輿論，得天下後，遂極力宣揚讖緯，要求臣僚信奉。劉秀死前，更“宣布圖讖于天下”①，命令全國都要信奉讖緯。
但劉秀壓抑不信讖的古文經學家，並不能解決古、今文經學家的爭執，更不能解決讖緯學中的矛盾。漢章帝為了使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建初四年（公元79 年），召集諸儒于洛陽的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對不同的意見，漢章帝親自裁決。這樣的考詳同異，連月始罷。最後由班固總結，寫成《白虎通議》（亦稱《白虎通德論》）一書。這書是經學與讖緯學的混合物，中心內容是宣揚三綱六紀。董仲舒已經提出三綱六紀的倫理觀念，《白虎通議》則將它進一步理論化，把它當作永恒不變的道德規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則。它明確提出“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①。它以唯心論的天命論為理論基礎，並用某些自然現象與封建社會秩序比附，說明“三綱六紀”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說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是天命所決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又說皇帝和臣民的關系，就像太陽和月亮的關系，因此臣民要對君主竭盡忠誠，這是天意。進一步從理論上把以皇帝為總頭目的封建政權神聖化，白虎觀會議肯定了“三綱六紀”，並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絕對化，同時還把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與儒家經典糅合為一，使儒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
白虎觀會議後，馬融注《孝經》、《論語》等書，使古文經學更加完整。他的門人鄭玄以“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②為己任，注《周易》、《尚書》，著《天文七政論》等書，以古文經學為主，又雜糅經今文學。其實今文學用讖緯論證封建秩序神聖不可侵犯，古文學則以複古為名，反對現實的一切改革，兩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經曆馬融、鄭玄一派的活動，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在古文學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後漢書·鄭玄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廩，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①儒家經典今、古文之爭的結束，適應了地主階級用儒學統治人民思想的需要。
① 《後漢書·光武帝紀》。
① 《白虎通議·三綱六紀》。
② 《後漢書·鄭玄傳》。
① 《後漢書·鄭玄傳》論。
第三節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國東漢初期的漢、匈關系自西漢以來，匈奴統治階級內部，即存在對漢和好和對漢敵對的兩種勢力。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便是這兩種勢力的代表。王莽時，對匈奴實行錯誤的貶抑政策，漢、匈關系惡化。當時代表匈奴主和勢力的烏累單于等死去，主張對漢敵對的勢力遂躍居主導地位。兩漢之際，匈奴的侵擾就多起來，並且還勾結和支持中原的地方割據勢力，如割據安定的盧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據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門等郡（分別在今內蒙包頭西北、杭錦旗北、托克托東北、和林格爾西北和山西朔縣東南），同匈奴經常進擾北邊。當時，上黨、扶風、天水、上谷、中山各地，都遭到匈奴騎兵的騷擾，殺、略、抄、掠甚眾，北方不得安甯。東漢由于政權初建，經濟疲弊，對匈奴只能采取防守為主的方針。光武即位，拜蘇竟為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所謂“固塞”即消極防守障塞之意。建武七年（公元31 年），杜茂“屯田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古城營）、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南），以備胡”。他的任務主要是防守，更加明確。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段忠率諸郡弛刑徒配合杜茂鎮守北邊，仍是以守為主。故段忠發北邊戍卒“築亭候，修烽火”①，以加強防禦的設備和力量。統一戰爭結束後，盧芳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 年）逃入匈奴。在此前後不久，漢為了避免邊境沖突，罷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今內蒙東勝境）；徙雁門、代（今山西陽高）、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等郡民六萬余口于居庸關（今河北延慶東南）、常山關（今河北唐縣西北、太行山東麓的倒馬關）以東。這樣，匈奴左部就得以轉居塞內。建武二十年（公元44 年），匈奴一度進至上黨、扶風、天水等郡，成為東漢皇朝的嚴重威脅。
東漢初期，匈奴雖不斷南侵，漢、匈關系處在對立狀態，但漢、匈兩族人民之間，在當時戰爭較少的河西走廊一帶，尚能維持較為密切的經濟交換關系。《後漢書·孔奮傳》載：建武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今甘肅武威縣）稱為富邑，通貨羌（西羌）、胡（匈奴與雜胡），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②按古時市集交易，通例一日三合，今一日四合，足見此地人貨殷繁。姑臧是漢、羌、匈奴、雜胡各族雜居錯處的地方，從東漢初年此地合市一日四次看，當時北方各族人民間的經濟聯系是相當密切的。
南匈奴的內附匈奴族的發展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 年）有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分裂為南、北二部。《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單于之子比，在其叔父呼都而尸道皋單于輿即位時（公元18 年），被封為右薁鞬日逐王，駐牧于匈奴之南，管領南邊八部及烏桓之眾，部屬計有四、五萬人。及單于輿死，子烏達鞮侯立，複死，弟蒲奴立（公元46 年）。比既不得① 以上參閱《後漢書·蘇竟傳》、《杜茂傳》。
② 《後漢書·孔奮傳》。
立，遂生憤恨。當時適值匈奴地區連年旱災、蝗災，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亡大半。蒲奴單于恐怕漢朝乘其疲弊而出兵進攻，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命比遣使至漁陽郡（今北京密云縣西南）請求和親，企圖緩和漢、匈之間的緊張關系。漢遣中郎將李茂前往報聘，而比則暗中派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請求內附。事為匈奴兩骨都侯發覺，密報于蒲奴單于，時比弟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率其所主南邊八部眾四、五萬人南投于漢。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 年）春，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比的祖父呼韓邪單于稽侯珊曾依漢得安，故欲襲用“呼韓邪”的稱號，于是遣使至五原塞（在今內蒙河套北）向東漢朝廷表示“願永為藩蔽，扜禦北虜”①。漢廷正苦于自開國以來，匈奴連年入侵，窮于應付，正可利用他的力量來保衛邊塞，遂接受他的請求。同年冬，比遂自立為呼韓邪單于，于是匈奴遂分裂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 年）春，南匈奴單于比遣部屬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並得其眾萬余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分立的南匈奴公開與北匈奴對抗，站住了腳跟。但需要東漢的支持與庇護，因此南單于比複遣使至京城洛陽，表示願意“奉藩稱臣”，貢獻族中珍寶，請求派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重修稽侯珊與宣帝時的舊約）”①。漢朝為了支持他並控制他，乃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 年）派中郎將段郴等至南匈奴，幫助他設立單于庭帳于五原（今內蒙包頭市西）西部塞八十里處，隨後又讓他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內蒙呼和浩特市南）。
東漢朝廷大體上仿照西漢時對待稽侯珊的舊例，給南匈奴單于以優厚的禮遇。以諸侯王的禮儀，頒給南單于黃金璽，賜冠帶、衣裳、車馬、弓劍、甲兵、黑節、用具、樂器、黃金，以及大量的錦繡、繒、絮等物。又由河東郡轉撥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接濟他們。此外特設“使匈奴中郎將”一員（秩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將兵衛護之②。使匈奴中郎將下置安集掾史，帶領弛刑徒五十人，持兵器，執弓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③。建武二十六年冬，因南單于對北單于交戰不利，漢又命南單于將庭帳遷至西河郡美稷縣（今內蒙准格爾旗西北），並派遣使匈奴中郎將段郴等留駐西河郡，“為設官府、從事、掾史”。又由“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從此，南匈奴政權在漢的支持下，便穩定下來。
南匈奴和東漢的關系十分友好。南單于“歲盡輒奉奏，送侍子入朝”，貢獻禮物及彙報情況。“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④賀正月，拜陵廟，漢照例派謁者護送單于使，並贈送大批繒綵、錦、食物，甚至南方珍果“橙、桔、龍眼、荔支”等物給單于及其家屬、左右賢王以下至骨都侯有“功善”者，即有功勞和表現好的人員，“歲以為常”。另外，每一單于死亡，漢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賜”，又賜大批繒綵，“令賞賜諸王、①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南匈奴傳》及《耿國傳》。
① 《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及《百官志》五。
③ 《後漢書·南匈奴傳》。
④ 《後漢書·南匈奴傳》。
骨都侯已下”①，並把這種做法列為常規。
南匈奴內附，邊境安甯，原來內徙的邊郡居民，多陸續回歸本郡，南匈奴人口增殖，社會生產逐漸恢複。東漢初期，為躲避匈奴奴隸主侵擾，北方邊郡人民紛紛內徙，邊地空荒。南匈奴內附之後，邊境安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門、代、上谷八郡，即今之甘肅慶陽、內蒙古河套、沿長城以北及晉北、冀北一帶，人民陸續各還本土。南匈奴的人口，連同北匈奴陸續歸附的及從戰爭俘虜的人口合計，到公元九○年前後，已有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多，勝兵五萬多人②，較之內附時的四、五萬人，竟增加四、五倍之多。沿邊諸郡的社會生產逐漸恢複。史稱：“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③由于南匈奴人入居塞內，分布沿邊各郡，與漢人雜居，因而逐步轉向定居和農耕生活，並且逐漸向東、向南遷徙。
北匈奴的衰落北匈奴退居漠北之後，社會經濟極度萎縮，力量大大削弱。故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 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 年），多次遣使至漢，請求和親。漢朝因怕重開邊釁，才于永平八年答應合市，並遣使回聘。但漢與北匈奴的通使，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層貴族的猜疑。以須卜骨都侯為首的一小撮人妄圖借機叛亂生事，並企圖勾結北匈奴的侵擾勢力。事為漢朝發覺，乃采取緊急措施，設置一個“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兵屯于五原郡曼柏縣（今內蒙古達拉特旗東南）；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于西河郡美稷縣，以防止須卜骨都侯的叛眾與北匈奴交通。永平八年（公元65 年）秋，北匈奴的侵擾勢力遣騎兵入朔方接應南部叛眾，因漢朝已作了准備，未能達到目的，遂憤恨“數寇抄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以致“河西城門晝閉”①。當時，北匈奴還脅迫西域諸國隨同入寇②。
北匈奴的侵擾，對漢朝及中原封建社會的發展，是個莫大的威脅。正如明帝時耿秉說：“中國虛費，邊陲不甯，其患專在匈奴。”③隨著漢朝國力的加強，並在南匈奴的積極支持下，一個目的在于統一全中國的、征伐北匈奴的軍事行動開始了。
早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 年），漢朝就已派竇固和耿秉出屯涼州（治今甘肅清水縣北），作為經營北伐的准備。次年，大發緣邊兵，分四路出塞征伐北匈奴。這次出征，竇固與耿忠一路，率甲卒及盧水羌胡二萬騎出酒泉塞至天山，擊敗呼衍王部，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今新疆哈密西）。其余三路，因北匈奴聞風逃往漠北，沒有取得什麼戰果。這次戰役，為與北匈奴爭奪對西域的控制創造了條件。
自東漢初年，南匈奴附漢後，北匈奴即加強對西域各國的控制。當時西① 《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 《後漢書·南匈奴傳》。
③ 《後漢書·張純傳》。
① 《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 《後漢書·西域傳》序。
③ 《後漢書·耿秉傳》。
域南道的于闐王和北道的龜茲王都是北匈奴扶植的傀儡。北匈奴還派呼衍王部駐牧于天山、蒲類海一帶，造成對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脅。所以永平十六年北征，竇固一路專擊天山的呼衍王部；同時派班超經營西域。因此，漢、匈之間展開了爭奪西域的激烈斗爭，而漢與北匈奴之間的最後決戰，勢不可免。北匈奴內部矛盾重重，既有其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又有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更有與其所奴役各族的矛盾。《魏略·西戎傳》云：“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①這說明東漢初年以來匈奴奴婢由塞外亡匿于塞內的不少。東漢初，原受匈奴統治的烏桓配合漢軍“鈔擊匈奴”，使“匈奴轉徙千里”。于是烏桓大量徙入自遼東以西至朔方的十郡，“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②鮮卑自被冒頓單于擊破後，受匈奴控制，未與漢聯系；在“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後，才與漢“始通驛使”；其後在漢鼓勵之下連年進攻北匈奴，“于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③。北匈奴處于分崩離析之中，其部眾紛紛南下歸漢。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夏，其三木樓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的率領下，有三萬八千人至五原塞附漢。隨後元和二年（公元85 年），又有以大人車利、涿兵等為首的，凡七十三批，先後入塞歸附。這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加以南匈奴的攻擊，平時受其控制和奴役的各族乘機進一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④。北匈奴在漠北遂難立足，只得遠遠躲到安侯河（今鄂爾渾河）以西。章和元年（公元87 年），鮮卑複從左地猛攻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亂。有意內附的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二十萬口，勝兵八千人，乘機紛紛南下，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附漢。這時，漠北蝗災，人民饑饉，族內階級矛盾尖銳起來，而北匈奴統治集團內部兄弟爭立，各部分勢力紛紛離散。北匈奴的社會危機充分暴露出來。南匈奴欲乘機兼並北匈奴，請求東漢出兵北征。這一切為漢朝再度北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時機。漢朝大舉征伐北匈奴的統一戰爭開始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 年），漢將竇憲、耿秉聯合南匈奴，夾攻北匈奴于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額布根山），北單于遁走，漢斬首俘獲甚眾，先後接受歸附計八十一部，合二十余萬人，漢軍追至燕然山（今杭愛山），刻石紀功而還①。次年，漢複驅走北匈奴之守伊吾盧地者，奪回其地②，並派兵與南匈奴共出雞鹿塞（在今內蒙古杭錦後旗西），再擊北匈奴。北單于受傷遁逃，僅以身免。永元三年（公元91 年），漢複大舉出擊，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北單于率領一部分人眾“遁走烏孫，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屬”③。匈奴奴隸制政權瓦解。從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區。鮮卑族逐步西進，占據了匈奴故地。留駐原地的匈奴余眾與遷入的鮮卑融合在一起，亦稱鮮卑。附屬于漢的南匈奴由于受鮮卑壓迫，屯居于五①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及注引《魏書》。②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及注引《魏書》。③ 《後漢書·鮮卑傳》。
④ 《後漢書·南匈奴傳》。
① 《後漢書·南匈奴傳》、《竇憲傳》。
② 《後漢書·南匈奴傳》、《竇憲傳》。
③ 《後漢書·袁安傳》。
原、朔方、云中、西河、美稷一帶，並逐步向內郡移徙。此外，還有一股北匈奴勢力長期活動于新疆北部，繼續與東漢爭奪對西域各國的控制達六、七十年之久。
東漢初年的西域西漢晚期，漢失去對西域的控制能力。王莽統治時，匈奴貴族乘機略取西域。但這時莎車力量強大。東漢初，莎車王康率領南道諸國與匈奴對抗，保護故都護吏士和家屬。匈奴僅能控制北道諸國。因此，東漢初年，駐河西大將軍竇融奉命立莎車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其弟莎車王賢後自詐稱大都護向各國發號施令，“重求賦稅”①，並不斷進攻龜茲等國。這時，北道諸國皆苦于匈奴“斂稅重刻”②，都想聯絡東漢以驅逐匈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 年），車師前王庭、鄯善、焉耆等十八個君長，都遣質子入侍，請求漢向西域派遣都護。但是劉秀正在鞏固內部統治，沒有答應西域各國的請求，遣還其侍子，厚加賞賜。莎車見漢都護不出，遂發兵攻破鄯善、龜茲等國，並廢徙于闐等國國王。于闐將休莫霸在于闐人民支持下反抗莎車，大敗莎車兵，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為王，乘莎車疲弊，率諸國兵圍攻，擒殺莎車王賢並滅其地。于闐繼莎車稱霸南道。但後來于闐被匈奴和附屬于匈奴的北道諸國聯軍所擊敗，被迫接受匈奴使者的監護。從此以後，整個西域南北道完全隸屬于匈奴統治之下。而匈奴複得憑借西域的人力和物力，作為南侵東漢的後方基地。
明帝時，東漢在政局穩定、經濟恢複的基礎上開始發動進擊北匈奴的戰爭。永平十六年（公元73 年），竇固、耿忠率軍出酒泉塞，擊破呼衍王，追至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占領伊吾盧（今新疆哈密西）。伊吾盧是“西域之門戶”，而且是敦煌到車師大道上的食糧補給站。史稱：“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按：應為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①可知伊吾是漢、匈奴為控制西域，勢在必爭的關鍵地方。漢占領伊吾後，在那里設置宜禾都尉，留下部分軍隊，進行屯田，以鞏固伊吾根據地。次年，竇固、耿秉進攻車師後部，後王投降；車師前王為後王之子，亦率眾投降。至此，北匈奴勢力退出天山東麓。東漢恢複了西域都護，以陳睦充任，並以耿恭、關寵為戊、己校尉，分駐車師後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魯克沁附近）②，為東漢使節通往西域恢複了安全的通道。同時，竇固派遣假司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班超通西域班超（32—102），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市西）人。青年時，常為官府雇傭抄寫文書。當時，北匈奴不斷向漢朝邊境侵擾。班超氣憤地投筆歎息：① 《後漢書·西域傳》。
② 《後漢書·西域傳》。
① 《後漢書·西域傳》。
② 《後漢書·耿弇傳附恭傳》。
“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 年），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蒲類海之戰，超多斬首虜有功。竇固看他有才能，遂任命他出使西域南道。
班超接受的使命，是聯絡西域各地的君長，使它們親漢，而不被匈奴所利用。他沒有統率軍隊，只帶吏士三十六隨從。他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鄯善王開始對班超“禮敬甚備”，後來突然怠慢。班超判斷是北匈奴也派使者來了，通過詐問招待他們的侍者，證實了這一事實。班超乃與隨從三十六人計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連夜用火攻突襲之計消滅了匈奴使者，持其頭以示鄯善王。鄯善遂專心臣服于漢。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由假司馬升為司馬，複受命到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于闐是當時新疆南道親匈奴的地區，受匈奴使者監護。于闐王對班超“禮意甚疏”，並且聽信妖巫的話，索取班超的馬以祀神。班超佯許之，要巫自來取馬。及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于闐王。于闐王震懾于班超在鄯善的威名，乃殺匈奴使者而投降。永平十七年（公元74 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帶）。疏勒王兜題是龜茲所立，非本國人，是北匈奴的黨羽。兜題在匈奴的支持下，殘酷壓迫疏勒人。班超掌握了這個情況，派使者出其不意地將兜題抓獲，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為王，解除了龜茲對疏勒的奴役，深得疏勒人民擁護，于是疏勒也歸附東漢。至此，中斷了六十多年的漢朝和西域的交通，得到恢複。
匈奴失去西域，勢所必爭。果然在第二年，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三月，北匈奴發動騎兵二萬，反攻車師，包圍金蒲城和柳中城。金蒲城在耿恭的堅守下，擊退了匈奴兵。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睦①。同時匈奴又策動車師後王叛變，共攻耿恭于柳中城。在匈奴的包圍下，耿恭激勵戰士，堅守不屈。糧盡援絕，“乃煮鎧弩，食其筋革”。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東漢派耿秉屯兵酒泉，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地兵出援，會師柳中，大敗車師和北匈奴，救出耿恭，車師複降。東漢無力固守車師，于是撤銷都護和戊、己校尉，下詔征召班超回京。次年又撤退伊吾的屯田兵，西域門戶又暴露于北匈奴騎兵之前。
漢從西域撤退，引起南道諸國的驚恐，他們懼怕北匈奴卷土重來，進行報複。因此，當班超奉命准備返京時，疏勒、于闐懇切慰留。疏勒都尉黎弇，竟至引刀自殺。班超行至于闐，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說：“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竟至互抱班超的馬足，不讓他走。班超知道南道一些地區，可以信用，乃決心留駐西域，勒馬回轉，再定疏勒。當時西域北道諸國隸屬于匈奴，南道則大多數服從東漢。但南道東通漢內地的道路已被匈奴切斷，在疏勒與于闐之間的莎車役屬于匈奴。因此班超決定首先從疏勒附近排除匈奴勢力的威脅。建初三年（公元78 年），他聯合疏勒、于闐、康居、拘彌等國，擊破北道的姑墨，以解除北來的威脅。班超上疏請兵，報告了西域的形勢和自己的對策，取得了東漢朝廷的同意和支持。漢先後發弛刑、義從一千人，士兵八百人，分別由徐幹、和恭率領赴西域支援班超，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元和元年（公元84 年），超遂發疏勒、于闐兵進攻匈奴在南道的羽翼莎車。③ 《後漢書·班超傳》。
① 陳睦被攻殺的時間，《後漢書·明帝紀》、《耿恭傳》、《西域傳》等記載歧異，茲按《資治通鑒》所記時間，定為永平十八年十一月。
莎車賄買疏勒王忠，使背叛班超。“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①。康居出兵救援忠。班超以錦帛賄買康居姻親大月氏，勸說康居王罷兵，又擊殺忠及其眾。第二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複攻莎車。北道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五萬人救援。超凌晨發動奇襲，大敗北道諸國聯軍，莎車降服，龜茲等國兵各退散，班超威震西域。①于是南道遂通。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 年），東漢竇憲率軍連破北匈奴于燕然山（今杭愛山）、金微山（即阿爾泰山），出塞五千里。北匈奴主力被迫向西遠徙，西域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漢的變化。還在竇憲第二次征伐匈奴之際，大月氏想乘兩大勢力互相糾纏之機從中漁利。永元二年（公元90 年），大月氏貴霜王朝發兵七萬，越過帕米爾高原，企圖與北道各地連兵消滅班超勢力。班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②”。將大月氏派往龜茲求援的士兵一舉消滅，“持其使首以示（月氏副王）謝”，大月氏被迫撤軍。北匈奴既失敗西遷，大月氏又受挫南退，于是，龜茲率姑墨、溫宿于永元三年（公元91 年）降于班超。漢任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班超駐守龜茲（治所在今新疆庫車西南），徐幹屯于疏勒。又設置戊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東西遙相呼應③。這時，西域只有焉耆、尉犁、危須因前時攻沒都護，心懷疑慮，尚未降附。永元六年（公元94 年），班超一面大發龜茲、鄯善等八地區的兵力共七萬人，及漢吏士、客商一千四百人討伐焉耆；同時又遣使向三個地區的君長搞政治誘降。在軍事壓力和政治安撫下，三地皆降服，北道遂通，至此“西域五十余國悉皆納質內屬”①。
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 年）班超銜命出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 年）平定焉耆，經過二十一年的艱苦斗爭，西域終于再度擺脫匈奴奴隸主的役使，複歸屬漢皇朝。班超以功封定遠侯。
班超平定天山南北以後，漢的政治勢力繼續向西擴展，遠達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②條支，故地在今伊拉克境；安息，古波斯帝國一部分，今伊朗高原東北部。漢與條支、安息等國發生了外交關系。永元九年（公元97 年）都護班超派遣其屬吏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甘英這次出使，一直到達條支海濱，“窮臨西海而還”③。西海，即今波斯灣。甘英到西海以後，如再由波斯灣航海，就可到達大秦。據說甘英聽信了安息船人的話，沒有渡海。但甘英這次遠行是中國外交使節首次到達波斯灣。
班超在西域活動了三十一年，年齡到了七十歲。當年和他同行的三十六個伙伴，差不多都已死亡。班超衰老被病，乃上書朝廷，請求調回。永元十四年（公元102 年）八月，班超終于回到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病卒。班超一生事業，主要是在西域開創的。他平定西域城郭諸國的內亂，抵禦了① 《後漢書·班超傳》。
① 《後漢書·班超傳》。
② 《後漢書·班超傳》。
③ 《後漢書·西域傳》。
① 《後漢書·班超傳》。
② 《後漢書·西域傳》。
③ 《後漢書·西域傳》。
強敵，恢複了祖國的統一和開辟了中西交通，使漢和西域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得以繼續發展。他在西域進行軍事活動，主要依靠當地兵力。他為政寬簡，吏士團結。
班超東歸以後，繼任的都護任尚失和于西域各國，受到各國的攻擊，接著隴西羌人與東漢發生戰爭，隴道斷絕。東漢再通西域，主要人物就是班超之子、“饒有父風”的班勇。
班勇自幼隨父生長于西域，熟悉西域地理、風土、人情及政治情況。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班超遣班勇隨安息使者入朝，回到內地。元初六年（公元119 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率兵屯駐伊吾，北匈奴與車師後部共同攻殺索班；鄯善告急于漢，求救于曹宗。鄧太後召班勇到朝堂與公卿會議對策。公卿多主張宜閉玉門關，放棄西域。班勇力排眾議，指出“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①以為宜置護西域副校尉于敦煌，恢複敦煌營兵三百人。另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太後從其議，但未及遣長史出屯。延光二年（公元123 年），始以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經營西域。次年班勇開導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姑墨（今新疆阿克蘇一帶）等國，使之降附。隨後班勇又發其步騎萬余人到車師前部（今新疆吐魯番一帶），擊走北匈奴，並屯田柳中。四年秋，班勇發河西三郡（敦煌、張掖、酒泉）兵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大破車師後部，斬其王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以報索班之恥。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班勇發諸國兵出擊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遠逃，其眾二萬余人皆降。車師前後部“城郭皆安”。二年，班勇與敦煌太守張朗共討焉耆。二人分兵兩路，約定同時到達的日期。張朗想獨自邀功，先期趕到焉耆，焉耆降。班勇反以後期獲罪，被征下獄，免官，後卒于家。班勇的曆史功績是不可泯滅的。東漢時西域三通三絕，班勇繼承其父遺志，以長史重平西域，自此遂不複絕，勇以在西域的親身見聞，于安帝末年撰成《西域記》，述西域事詳細確切，後來成為劉宋范曄編著《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資料來源，至今仍為研究中亞史的寶貴材料。
班勇以後，東漢不再置西域都護，而以西域長史代行都護之職。桓帝時，長史常駐于闐。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維持到靈帝末年。當時刺史權力日益提高，這兩職便成為涼州刺史的屬官了。
① 《後漢書·班勇傳》。
第四節中外交往的發展漢皇朝是空前統一的大國，國力強盛，有力量對外發展，積極對周邊民族和國家進行政治、軍事活動，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當時漢皇朝的外交活動，通過陸路和海路，幾乎遍及亞洲，影響遠達歐、非。同時，漢皇朝也吸收了有關各族和各國經濟、文化的優秀成果，從而豐富了我國當時的經濟、文化。
漢與朝鮮、日本的經濟、文化聯系與我國東北地區相鄰的朝鮮半島，秦漢時期為高句麗、 、馬韓、辰韓、弁韓等部落分立。各部基本上從事農業。 人“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出大栗如犁，有長尾雞，尾長五尺。”辰韓“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當時，朝鮮諸部大約處在私有制和階級剛剛發生時期。如 “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①。“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殺人者償死。少寇盜。”朝鮮各部之間社會發展不大平衡。如馬韓“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辰韓已有手工業並發生了最初的交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國出鐵， 、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②西漢初年，朝鮮諸部已與我國東北地區發生了經濟交換關系。《史記·貨殖列傳》稱燕“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秦漢之際，我國北方人民因避亂遷往朝鮮的不少。史稱：“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③這些遷往朝鮮的華夏之民，給當地經濟、文化以積極的影響。如“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言語稱謂“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④。由于其經濟水平較高，故在當地“嫁娶以禮”，並用當地產的鐵與其他部落進行交易⑤，引進中原的先進文化，推動了朝鮮經濟、文化的發展。
秦末漢初，燕人衛滿率領一千多人渡浿水（今朝鮮清川江），“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于王險城（今朝鮮平壤市南），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漢初，漢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並不得阻止各部首領同漢交通。衛滿孫衛右渠統治時，漢武帝以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⑥，並阻撓真番鄰近各部來漢謁見天子為理由，派使臣涉何到朝鮮責備衛右渠。右渠拒絕。涉何在歸途中殺死護送他的使者，詭稱斬朝鮮將以邀功。這種錯誤行為引起了漢與朝鮮的武裝沖突。武帝遣楊仆將水軍自齊跨越渤海，左將軍荀彘將陸軍出遼東，夾擊王險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衛氏朝鮮① 《後漢書·東夷傳》。
② 《後漢書·東夷傳》。
③ 《後漢書·東夷傳》。
④ 《後漢書·東夷傳》。
⑤ 《後漢書·東夷傳》。
⑥ 《史記·朝鮮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