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密（？—169），字周甫，颍川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人。據傳，“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為其屬縣長官有奸惡行為者，都收捕查辦之。
後來杜密去官還鄉，常去拜謁地方長官，多所請托。同郡劉勝（字季陵）從蜀郡告歸鄉里，閉門修養，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對杜密說：“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劉勝官位高，您待為上賓，但他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這是罪人；我知善必舉，知惡必糾，使您“賞罰得中”，這不是顯然的高低之分嗎？王昱慚愧而佩服，待之彌厚。
桓帝時，杜密任為尚書令，遷河南尹，轉為太仆。“黨人”事起，被免官還本郡，與李膺一同坐罪，兩人齊名，故時人稱為“李、杜”。太學生譽之曰“天下良輔杜周甫”。
靈帝時，陳蕃輔政，杜密又任太仆。“黨錮”事件再起，被迫自殺。
第四節范滂、張儉、賈彪范滂嚴整疾惡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東南）人。少時因“清節”為州里所佩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冀州因饑荒而百姓鬧事時，范滂由朝廷任命為清詔使，前去審理之。他登車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貪贓枉法，聞風而棄官逃跑。他對朝廷的報告，都能合乎眾議。
任光祿勳主事之時，他對光祿勳陳蕃以“公禮”相待頗為不滿，乃棄官而去。郭泰批評陳蕃未曾優禮對待范滂，陳蕃承認欠妥。
後又被太尉黃瓊辟為掾屬。皇帝詔令三府掾屬“舉謠言”，即舉報地方長官賢奸、百姓苦樂。范滂舉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長官）、權豪之黨二十余人。掌舉奏的尚書責備他舉劾猥多，懷疑他有私心。他說：我的舉劾，如果不是針對奸暴而為民除害，那還有什麼必要！現在只是先舉所急，還有待充實材料。“農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實，願受處治。但他察覺情況複雜，本意難以兌現，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資曾聞范滂之名，任其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嚴整疾惡”。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義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薦舉清節隱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頌，本是公族子孫，但未被鄉里薦舉，中常侍唐衡為其向宗資說情而擬用為吏。范滂以為推薦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頌。宗資知之，遷怒而責打辦事小吏，小吏以為范滂決定正確而不可違背。宗資只好作罷。郡中之人對此頗存看法，指范滂親信任用之人以為“范黨”。
後來范滂被誣為“黨人”，被捕關進了黃門北寺獄。獄吏將拷打審問囚犯，范滂因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審，遂與同郡袁忠爭受刑。中常侍王甫審問拷打囚犯時，范滂等頸、手、足上都戴著刑具列于階下，王甫審問他：你為臣不忠，“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范滂對答：我只知道孔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賢奸，獎善懲惡，不懂得什麼是“黨”。王甫說：你拔舉用人，合則相好，不合則排斥，什麼意思？范滂仰天而歎，自覺問心無愧。王甫無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無罪而釋放，南歸。從洛陽出發，汝南、南陽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數千輛。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也免罪俱歸，並侍衛于范滂，應對賓客。范滂對兩人說：你倆相隨，是加重吾罪，遂遁逃還鄉。
建甯二年（公元169 年），大誅“黨人”。詔令急捕范滂等。郡內督郵吳導來到縣里，手捧詔書，緊閉傳舍，伏床而泣。范滂聽說此事，知道必為自己，隨即主動投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說：我死則禍了，怎敢連累于你，又使老母流離呢！其母與他訣別。他對老母說：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傷。老母道：“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辭。對他的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路人聞之，莫不流涕。這時范滂才三十三歲。
張儉舉劾侯覽張儉（115—198），字元節，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父張成是江夏太守。張儉初舉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經人，推說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任山陽郡東部督郵。這時中常侍侯覽家在山陽郡屬縣防東（今山東金鄉南），殘暴百姓，所為不法。張儉舉劾侯覽及其母罪惡，請求誅之。侯覽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達朝廷，從此結怨。鄉人朱並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張儉冷落而懷恨在心，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于是欲誅捕之。張儉逃跑，所到之處，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後來流轉到東萊郡，躲在李篤家。外黃縣令毛欽帶著武器來到，李篤對毛欽說：張儉天下聞名，無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嗎？毛欽勸李篤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篤說：我好義，你如今也有一半。毛欽歎息而去。張儉由李篤設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禍。據說，張儉逃難所經曆之處，“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黨錮傳·論》對此救賢扶危精神大加表揚，說：“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
張儉曆經磨難，到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黨事解”，才返回鄉里。
建安年間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賈彪同氣相求賈彪，字偉節，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陽北）人。少時游洛陽，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起初與郭泰同為太學生首領，結合李膺等人，評論朝政，褒貶人物，與“黨人”同氣。
初舉孝廉，補為新息縣長。平民貧困，多不養子女，賈彪訂了嚴厲的制度，凡不養子女者與殺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視，城南有盜劫害民者，城北有婦人殺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賊寇害人，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殘，實是逆天違道。”隨即驅車北行，查辦其罪。因此幾年間，民養子者數以千計，都說這是賈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黨事發生，太尉陳蕃諫諍無效，朝臣驚懼而不敢言。賈彪對同志者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于是到了洛陽，勸說竇武等人向皇帝報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黨人”。李膺釋放後，說：“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前岑蛭因黨事逃亡，親友大多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為眾人所怨。他解釋說，岑蛭觸犯皇帝而獲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眾人都服他處理有原則。
後以“黨人”禁錮，死于家中。
第五節郭泰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貧賤。早孤，母親想要他到縣府做點事。他說，大丈夫不能為“斗筲之役”。從師就學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談論。游學于洛陽。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後歸鄉里，官吏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他只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司徒黃瓊征辟，太常趙典推舉，有人勸郭泰乘機仕進，他認為世將大亂，一概不應。他有知人之明，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各地。曾在陳、梁間行路遇雨，頭巾一角下陷，時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稱為“林宗巾”。可見其為人仰慕。有人問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雖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論”，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他。等到黨事發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閎得免。于是閉門授徒，弟子數以千計。
建甯元年（公元168 年），陳善、竇武等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為國家前途擔憂。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時年四十二歲。遠近許多士人奔喪而來，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黨人”有廣泛聯系，並寄予同情，故附傳于此。第六節“黨人”評論“黨錮”人物，首先，以反對宦官專橫侈恣為“同志”；次之，多數人員是士人或太學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進；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與貴戚，故當宦官侵犯其利益、損害其權勢、阻礙其仕進時，便群起反對，形成一股反“濁流”的社會勢力。范曄《後漢書》盛稱“黨人”的行為和精神，曰：“桓、靈之時，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崄厄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甚至還將“黨人”與宦者區分為“涇渭”、“玉礫”、“蘭蕕”，比其為“清”與“濁”，而極稱“黨人”志行高尚，這未免言之過當，然卻也不無一點道理。宦者專權確是最腐朽的勢力，而有些“黨人”實是企圖針弊治世的賢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挾持的情況下，“黨人”既難以得到皇帝支持，又無嚴密組織和政治軍事實力，更未鼓動和爭取民眾，自然難以消滅宦官勢力，反而為其所迫而禁錮。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帝制的產物。其上層分子為皇帝最親近的奴才，往往恃寵弄權，甚至專權亂政。秦朝的趙高、西漢的石顯，都曾弄權為非，本書已寫有趙高傳，于蕭望之傳附述石顯事。東漢後期，因母後、少主輪流臨朝，則外戚、宦官更番專權，宦官弄權與東漢衰亡有直接關系，故對其有立傳之必要。宦者在社會矛盾斗爭中並非鐵板一塊，有賢奸之分，本篇據史實具錄其主要人物。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後漢書·宦者列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第一節鄭眾專謀除竇憲鄭眾（？—114），字季產。南陽犨縣（今河南魯山）人，謹慎敏捷，頗有心機。永平年間，在劉炟太子家做事。劉炟即帝位（稱章帝）後，任為小黃門，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鄭眾加位鉤盾令。當時竇太後秉政，外戚竇憲任大將軍，竊據威權，朝臣上下無不附從。只有鄭眾“一小王室，不事豪黨”，頗得和帝親信。等到竇憲兄弟圖謀“不軌”，鄭眾首謀誅之，因功升為大長秋，封鄛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後又益封三百戶）。由此常參與議論政事，東漢宦官參政從此開端。
鄭眾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 年）。
第二節蔡倫改進造紙術蔡倫（？—121），字敬仲。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開始在宮廷做事，建初年間，任小黃門。和帝時，任中常侍，參與宮廷謀議。後又任主管制造禦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學，敢于諫諍。每當假日，往往閉門不接賓客，或親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監制秘劍及各種器械，都“精工堅密，為後世法”。據今考古發現，西漢時期已經有紙。蔡倫總結西漢以來造紙的經驗，改進造紙術，“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為原料制造了紙。于元興元年（公元105 年）奏報朝廷，得到皇帝稱贊，“自是莫不從用”，紙便推廣應用了，當時稱為“蔡侯紙”。故後世傳說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 年），因鄧太後說他長期宿衛宮廷有功，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仆，掌管長樂宮。元初四年，安帝選用劉珍、良史等儒者去東觀，校正經傳文字，令蔡倫監管其事。
蔡倫起初曾受竇後旨意，誣陷安帝的祖母宋貴人，致使她自殺。竇太後死後，安帝親自掌權，便命蔡倫去廷尉受審。蔡倫知道不妙，怕受恥辱，乃飲藥而死。
第三節孫程、曹騰謀立皇帝孫程設謀立順帝孫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時，為中黃門，在長樂宮辦事。
當時鄧太後臨朝，安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安帝乳母王聖常常一同誣陷外戚鄧悝（鄧太後之兄）欲廢帝而立平原王劉翼，安帝又恨又怕。鄧太後死後，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隨即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李閏為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因讒諂進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為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李閏、江京同升為中常侍，江京還兼大長秋，與其他宦官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後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專橫跋扈，枉殺了太尉楊震，廢皇太子劉保為濟陰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三月，安帝死，立北鄉侯劉懿為帝。閻顯等爭權奪利，殺了樊豐，廢了耿寶、王聖，排擠其黨羽。
過了幾個月，劉懿病重。孫程與濟陰王劉保的屬下興渠商量，如果劉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閻顯，就可扶立濟陰王劉保。中黃門王康，原先也是劉保屬下，為劉保被廢而憤恨。長樂太官丞王國也附從于孫程。十月二十七日，劉懿死。閻顯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聚會計謀，共同宣誓。四日夜間，他們在崇德殿集合，進入章台門，殺了江京、劉安、陳達。因李閏在宮內有一定權勢，孫程等欲推他為首，舉刀脅迫他服從，李閏答允。于是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同時，一邊召集大臣，一邊加強宮內外警戒。
這時閻顯在宮內嚇得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他以太後詔發兵，屯于朔平門，以禦孫程等。閻顯之弟衛尉閻景從宮中還外府，收兵到盛德門，被尚書郭鎮所捉，送廷尉獄，當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閻顯等，于是事成。孫程因功封為浮陽侯：食邑萬戶，提升騎都尉；王康、王國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孫程等人在朝驕橫，“呵叱左右”。順帝發怒，罷了他的官，並遣十九侯離京就國，後徙封他為宜城侯。孫程非常怨恨，封還印綬、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師，往來于山中。詔書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128 年），順帝念及孫程等功勳，將他們召回京師，孫程又任騎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陽嘉元年（公元132 年），孫程病危，授為奉車都尉，位特進。不久死去，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
孫程臨終時遺言上書，要求將封國傳給其弟程美。順帝應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孫程養子孫壽為浮陽侯。陽嘉四年（公元135 年），詔令宦官養子都可以承襲封爵，並作為條令定了下來。
曹騰定策立桓帝曹騰，字季興。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安帝時，為黃門從官，由鄧太後指派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太子即位，是為順帝，曹騰即為小黃門，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騰以定策之功封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
他用事宮中三十余年，奉事四個皇帝，未嘗有過錯。他推薦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過計吏賄賂曹騰，被益州刺史種暠在斜谷關搜得其書，奏劾蜀郡太守和曹騰，要求查辦嚴懲。皇帝以為，這事是蜀郡太守所為，與曹騰無關。曹騰並不因此而埋怨種暠，還常稱其為能吏，博得人們的稱贊。曹騰死，養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國時，魏明帝曹暠追尊曹騰為高皇帝。
第四節“五侯”逞凶除梁冀單超（？—16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陽東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蘇邳縣東）人；具瑗（？—16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左悺（？—165），河南平陰（今河南孟津東北）人；唐衡（？—164），颍川郾縣（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單超、徐璜、具瑗為中常侍，左悺、唐衡為小黃門史。
起初，梁冀兩個妹妹為順帝、桓帝的皇後，冀代父梁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梁冀自從誅了太尉李固、杜喬等，更加驕橫，皇後也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之人鉗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長久，心懷不平，但不敢公開發作。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皇後死去，桓帝對唐衡單獨詢問：我身邊誰與皇後家有矛盾？唐衡答：單超、左悺與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專橫。于是桓帝召集單超等五人，對他們說：梁冀兄弟專權，脅迫內外，朝臣多附從之，今欲誅之，你們以為如何？單超等都說早就應當誅之。桓帝就命他們密謀辦法。他們說：謀誅梁氏並不困難，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悅，無可懷疑。于是桓帝與五人定議，桓帝咬單超手臂出血為盟，立即詔捕梁冀及其宗親黨與。梁冀及妻自殺，其宗親黨與多被誅除。左悺、唐衡升為中常侍；單超封為新豐侯、二萬戶；徐璜為武原侯，具瑗為東武陽侯，各一萬五千戶，賜錢各一千五百萬；左悺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陰侯，各一萬三千戶，賜錢各一千三百萬。單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稱“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從此權歸宦官，朝政日亂。
單超患病時，桓帝任其為車騎將軍。次年（延熹三年，公元160 年）死，葬禮十分優厚隆重，“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禦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塚塋”。
其後四侯驕橫，當時人們說：“左（悺）回天，具（瑗）獨坐，徐（璜）臥虎，唐（衡）兩墮。”說他們驕貴橫行，凶狠狡詐。他們“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于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都以養子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連郡”，殘害百姓。
單超之弟單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單匡為濟陰太守，徐璜之弟徐盛為河內太守，左悺之弟左敏為陳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達到目的，後便率領吏卒到李嵩家強搶其女，“戲射殺之，埋著寺內”。當時下邳縣屬于東海，東海相黃浮接受告狀，收審徐宣家屬，並將徐宣棄市，暴尸示眾，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訴怨，桓帝將黃浮定罪，罰做苦工。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164 年），唐衡死，葬禮也很優厚。
第二年，司隸校尉韓演揭發左悺罪惡及其兄太仆南鄉侯左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左悺、左稱都畏罪自殺。韓演又揭發和查辦具瑗之兄具恭貪汙罪，貶其爵。單超及徐璜、庸衡之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第五節侯覽、曹節、呂強、張讓侯覽貪狠陷害張儉侯覽（？—172），山陽防東（今山東單縣東北）人。桓帝初年，為中常侍，以“佞猾”進用，倚勢貪狠放縱，受賄貨財以巨萬計。延熹年間，連年征伐，國庫空虛，乃借貸百官俸祿、王侯租稅。侯覽乘機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借口參與議誅梁冀有功，進封高鄉侯。
他與小黃門段珪兼並土地，段珪家在濟陰，靠近濟北境界。其仆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過往旅客。被濟北相滕延捕殺數十人，陳尸于道。侯覽、段珪大怒，向皇帝訴怨，誣告滕延多殺無辜百姓，免其官職。
侯覽等從此更加得意放縱。其兄侯參為益州刺史，誣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誅滅而沒收其財物，前後累積以億計。最後被太尉楊秉奏劾，檻車押往京師，于道畏罪自殺。其車三百余輛，都是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侯覽因受連累而免官，不久又複職。
建甯二年（公元169 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塚，殘害百姓。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奏劾侯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頃。興建第宅十六區，都是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形制猶如宮苑。又預作壽塚（未死而自為塚），有石槨、雙闕，龐高百尺，侵損百姓住屋，掘民墳墓，奪人妻女。請求嚴懲之。侯覽伺機沒收其章表，使不能上達朝廷。張儉便搗毀侯覽的第宅塚墓，沒收其財物，揭發其罪狀。又奏劾侯覽之母生時交通賓客，干擾地方行政。其奏章還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覽反而誣陷張儉為“鉤黨”，誅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覽後又代曹節領長樂太仆。熹平元年（公元172 年），侯覽被劾專權驕奢，罷了官，遂自殺。其黨與也都被免官。
曹節制造“黨錮”事件曹節（？—181），字漢豐。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為官。順帝初年，為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甯元年（公元168 年），持節帶領中黃門虎賁羽林軍一千人，迎接靈帝入宮，故靈帝即位後以定策功封其為長安鄉侯，六百戶。
當時竇太後臨朝，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謀誅宦官。曹節勾結朱瑀等十七個宦官，一同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除竇武、陳蕃等，制造了“黨錮”事件。他因此升為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進，秩中二千石，不久轉為大長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 年），竇太後死，有人在朱雀闕上寫了標語：“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後，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皇帝詔令司隸校尉劉猛逐捕書寫標語者。劉猛以為標語實是直言，不肯急捕，過了一個多月，還不知書寫者是誰。劉猛因此被降為諫議大夫，以禦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學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節等對劉猛的怨氣還沒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將劉猛定罪罰作苦工。朝臣多為劉猛說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節與王甫等誣桓帝之弟勃海王劉悝謀反，誅之。曹節、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節增邑四千六百戶，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戶。他的父兄子弟都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其弟曹破石為越騎校尉，強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該婦女執意不從而自殺。他們“淫暴無道”，多如此類。
光和二年（公元179 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其二子。當時連年出現災異，郎中審忠（字公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上書為竇武、陳蕃等鳴冤，要求嚴懲行凶作惡的朱瑀等宦官。其書提到：朱瑀等害賢竊權，“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禦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所揭宦官竊權謀私，奢侈驕橫，敗壞政治，影響惡劣，可謂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報送皇帝。曹節這時領尚書令，掌握機要，總領紀綱，扣押審忠奏章與他自然有關。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曹節死，贈車騎將軍。其後朱瑀也病死，他們的養子襲封“傳國”。
呂強建議大赦“黨人”
呂強（？—184），字漢盛。河南成皋（今河南滎陽氾水鎮）人。少時以宦官為小黃門，遷中常侍。靈帝時，按封宦者之例，封他為都鄉侯，不肯接受。
他上書陳事，指出曹節、張讓等宦官“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建議停止濫封和重用；又指出“後宮采女數千余人，衣食之費，日數千金”，加重百姓苦難，建議勿使民憂怨而減輕其負擔；再指出皇家及貴戚、宦官建造樓閣亭館，“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仿效，莫肯矯拂”，建議去奢從儉；還指出蔡邕直言，“毀刺貴臣，譏呵豎宦”，而被宦者誹謗，遭受刑罰，段颎功勳卓著，而被陽球誣害致死，妻兒流放，致使朝臣畏難，功臣失望，建議“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屬”。靈帝雖以為是“而不能用”。
當時靈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還有于郡國貢獻來的財物中先收入其私庫的所謂“導行費”。呂強上疏直諫，指出“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靈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爆發黃巾起義。呂強建議先誅貪汙的宦者，大赦黨人，審察地方大員是否稱職。靈帝乃先赦黨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斂。而中常侍趙忠、夏惲等則誣陷呂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意謂欲仿效霍光謀廢立之事。靈帝不悅，使中黃門帶了兵器去召呂強。呂強得知，無奈而自殺。趙忠、夏惲還誣言呂強未審問而自殺，顯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親，沒收其財產。
當時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個宦者“稱為清忠”，“不爭威權”。趙祐還“博學多覽，著作校書”，受到諸儒稱贊。小黃門吳伉達觀，知不得用，“從容養志”。
張讓蠹害招致民憤張讓（？—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縣）人。趙忠（？—189），冀州安平（今屬河北）人。少時都在宮中做事，桓帝時為小黃門。趙忠以參與誅梁冀之功，封為都鄉侯；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黜為關內侯。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升為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里。曹節死後，趙忠領大長秋。張讓有個管理家務的監奴，“交通貨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與監奴勾結，傾囊行賄，要求監奴設法使張讓接見他，果然達到目的。眾賓客見到張讓接待孟佗，誤以為孟佗與張讓相好，都以珍玩賄賂之。孟佗將所得之物分給張讓，張讓大喜，便以他為涼州刺史。
這時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等十二人，都為中常侍，世稱“十常侍”。他們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起義爆發，天下大亂。郎中張鈞上書，指出：黃中勢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他建議斬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靈帝將奏章宣示張讓等人。張讓等非常害怕，願出家財以助軍費，乞求恕罪。靈帝詔令他們照常辦事，而怒問張鈞：難道十常侍竟無一個好人，張鈞又上疏，堅持己見，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報。這時詔令追查為張角道者，張讓等乘機唆使禦史誣奏張鈞學黃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獄中。實際上張讓等多與張角“交通”，大耍兩面派。後來靈帝得知消息，追問之。張讓等推說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靈帝也就不再追究。
張讓等還借南宮火災之故，勸說靈帝增收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並乘機搜刮各地材貨，敲詐勒索，從中漁利。地方官“複增私調”，乘機撈一把。凡詔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辦，“恐動州郡，多所賕賂”。並且鬻賣官職，大郡太守之價達到二三千萬，其余各有差價，名為“助軍修宮錢”。官員赴任之前，先商定價錢，才能離去。不能如數付錢的官員，有的被迫自殺。“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員，都被迫遣去。
當時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馬直，因有“清名”，減債三百萬。司馬直不忍割剝百姓以討好皇帝，便托病辭官，上書極陳當世得失，吞藥自殺。靈帝才稍事收斂。
靈帝在西園（即上林苑）造萬金堂，將司農征收到的金錢繒帛取來，堆滿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建屋宇。靈帝即位前並不富裕，登位後由宦官協助大蓄私財，常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無所畏憚，並起第宅，如同宮殿。靈帝常登永安宮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見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勸告靈帝：“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從此靈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繕修南宮玉堂。又鑄銅人、大鍾、天祿蝦蟆、翻車渴烏、四出文錢等。複以趙忠為車騎將軍，百余日罷。
中平六年（公元189 年），靈帝死。大將軍何進聽了袁紹勸說，謀誅宦官，然計謀泄露。張讓、趙忠等先下手殺了何進。袁紹勒兵斬了趙忠，殺了很多宦者。張讓等數十人挾持少帝出走，被迫著急，遂投黃河而死。
宦者評論《後漢書·宦者列傳》說：東漢自和帝利用宦者誅除外戚竇憲，對鄭眾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皆由宦者決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緣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謝全生，聲榮無暉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納）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詐，表里不一，“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割剝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專橫害政，以至“傾國”。
宦者弄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親信，大權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經學第一節漢代經學的曆史意義①經學，是指儒家經典《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經》之學。因《樂》早已佚失，實際只有《五經》之學。
秦和漢，對經學的態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樣，本質上卻沒有什麼不同。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這是以暴力的手段奪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統治權，為鞏固他的專制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漢推崇儒家，尊重經學，以利祿的手段爭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統治權，目的也是為鞏固專制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汲黯對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臉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漢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①以上這些記載，表明漢代經學不是要實行儒家的主張，而是作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來進行思想統治。漢代的這種辦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統治效果上是起了曆史性的作用的，但對于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否也起到什麼作用，就須另論了。
① 參看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② 《漢書·元帝紀》。
① 《漢書·循吏傳》。
第二節秦及漢初經學的流傳經學的傳人在秦始皇下禁書令後，《易》以卜筮之書得不禁，《詩》為民間諷誦者多，也禁不了。實際上，《易》、《詩》和《書》、《禮》、《春秋》都各有傳人，而且多逐漸形成一經多家的傳授。禁書令曾為經學的流傳制造了嚴重的困難，但並不能完全阻塞經學的流傳。
相傳，魯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這都是漢興以前的事。漢興，田何系六國齊田之族，徙杜陵，因號杜田生。漢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傳而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後皆立于學官。
《書》在漢初有伏生口傳本，有孔子壁藏本。漢興，文帝欲立《尚書》于學官。聞濟南伏生傳之。伏生曾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業。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又傳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傳同郡兒寬。此後，傳授不絕，立于學官。壁藏孔氏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國為之傳。此本，東漢季年不傳。
《詩》，相傳子夏所傳。或稱子夏傳曾參，再傳魏人李克，李克三傳趙人孫卿子。漢興，《詩》有魯、齊、韓，毛四家之傳。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韓詩”。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傳“毛詩”亦源自子夏，子夏四傳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文帝、景帝之際，魯、齊、韓三家均立于學官。毛詩在平帝時始得立于學官，而傳播較三家為久遠。
禮，依《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部”所著錄，有：“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官經》六篇”。此即後人所謂“三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士禮》即《儀禮》。高堂生以後傳《士禮》者，在宣帝時有後倉，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戴德、戴勝以其繁，分別刪選為二書，稱《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周官經》，景帝時河間獻王所獻，出世較晚，王莽時始一度立于學官。
《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相傳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谷梁》俱立于學官。這所說三傳傳授情況，不一一皆實。然三傳越過秦火之災，傳授不絕，則確然可信。
諸侯王的經學活動② 參看吳承任：《經典釋文·序錄·講毓》。
當經學傳人不斷地出現並日趨眾多的時候，諸侯王中也有人對經學活動深感興趣而有助于經學的發展。這可以楚元王劉交和河間獻王劉德為代表。《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曾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後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余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漢初經學的發展形勢在向朝廷提出決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發展下去呢，還是掌握起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問題。朝廷最初不理解。後來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經學掌握了起來。
第三節五經博士和經今古文之爭五經博士五經博士的設置，是漢朝廷掌握經學的重要標志。在這以後，經學獨占了官學。
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開國皇帝。陸賈不斷地向劉邦稱道《詩》、《書》。劉邦罵他說：老子在馬上得天下，要《詩》、《書》有什麼用！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它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取滅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面有慚色。他要陸賈把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敗原因寫出來。陸賈每上奏一篇，劉邦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①。這時，大概還沒有設置經學方面的博士，而陸賈所論，引申經義，① 以下夫于漢代博士的考證，據王國維《觀堂集林·漢魏博士考》。
① 《史記·陸賈列傳》。
聯系實際，已是經學博士所職掌。
文帝、景帝時，見于記載者，有一經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是《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于經學博士，還不能說是經學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推陳之士，帝親策問。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理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多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主張，得到武帝的采納。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于是，除個別情況外，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經博士成為獨占官學的權威。
五經博士的開始設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東漢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嚴、顏氏。由此至東漢之末，博士人數無所增損。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弟子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漢末，太學大盛，諸生至三萬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學。師生傳授之際，要遵守一定的師生關系，不能混亂。這叫作守師法和守家法。先有師法，然後有家法。師法，指一家之學創始人的說經。家法，是指一家之學繼承人的說經。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學，立為博士，他的說經即為師法。再傳下去，其弟子更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別，如“顏氏公羊”、“嚴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師法、家法，非但不能任為博士，即使已任為博士，一旦發現，也要被趕出太學。如西漢孟喜從田王孫學《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①。
博士秩卑而職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議政，往往是擔當國家大事。
石渠閣議奏，白虎觀議奏因五經博士的設置，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系起來。《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複私問《谷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谷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① 《漢書·儒林傳》。
谷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余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谷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谷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谷梁》。由是《谷梁》之學大盛。這可見，一家之學是否興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孫弘為丞相，《公羊》之學興。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學興。
宣帝詔《五經》名儒評議《公羊》、《谷梁》同異，連類而及《五經》同異，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要的盛會，是著名的石渠閣議奏。在這次議會中最突出的活動，是宣帝以皇帝的名義，親自裁定經書的是非同異。這一活動抬高了會議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長、大宗師的身份出現，突出了皇帝作為文化最高統治者的形象。這事發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揚儒學的。明帝在即位之初，親臨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①。章帝于建初四年，“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章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觀議奏的規模和經曆的時間，都要超過石渠閣議奏。《漢書·藝文志》于“書類”著錄：“議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時石渠論”。于“禮類”著錄：“議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類”著錄：“議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論”。這些議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觀所論，《後漢書·章帝紀》稱作“白虎議奏”，《儒林傳》稱作“通義”，書今存，一般稱作《白虎通》。
經今古文之爭由于五經博士設置後，立于學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經，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經今古文之爭。
今文經是用漢代流行的隸字書寫的。古文經是用先秦六國時流行的字體書寫的。今古文經，不只是字體書寫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內容、篇章多寡以及學風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經學領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響的大師。他的大一統思想，適應了當時發展中的政治形勢；他的陰陽五行災異的說法，為漢家的皇權塗上了神秘的靈光；他的春秋公羊學很受重視。但今文經學在前進的路程上顯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煩瑣說經，一經說到百余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令人生厭。一是宣揚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術和以孔子名義捏造讖緯。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經學已有的地位而滋長其內部陳腐的因素。漢哀帝時，劉歆揭露今文學派的儒生說：“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① 《後漢書·儒林傳》。
② 《後漢書·儒林傳》。
③ 參看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三章第十節，“經學”。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①這指出了今文學派于煩瑣說經的同時，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經，抱殘守缺、目光短淺，死抱著師法，拒絕進步。這實際上是反映今文學派的衰落，但他們仍堅持學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經學讓步。
漢景帝時大會白虎觀，這正是總結今文經學的良好機會。但今文學派的博士和儒生沒有人能把這個任務承擔起來。承擔這個任務的反而是古文學者班固，是他寫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經學系統地作了總結。也還是在章帝時，他讓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學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給事廷署。這對于古文學者，雖還不能立于學官，但承認了其在政治上學術上的合法地位。以上這兩件事表明古文經學的勢力在相對地增長，而今文經學在相應地削弱。
東漢出現了不少的經學大師，先有鄭興、鄭眾、賈逵，後有馬融、鄭玄②。他們都是在古文經學上有成就，而且不為古文經學所限。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讖，不為朝廷所重。
鄭眾，字仲師，是鄭興的兒子，官大司農。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卒。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卒，年七十二。鄭興、鄭眾、賈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學見稱。鄭興為左氏撰條例、章句、訓詁。鄭眾亦為左氏作注。鄭興和鄭眾又各著《周官解詁》。賈逵，他的父親賈徽是一個博學的人，曾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悉傳父業，深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複奉命論次《左傳》與二傳同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又作《周官解故》。賈逵的經學，已遠較前人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觀其大體。今古之爭，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轉變，而經學的舊樊籬已有顯著的突破了。《後漢書》本傳說：“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又說：“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這可見鄭賈之學影響之大。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稱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高徒，後列女樂。”所注書多種，有《易》、《尚書》、《詩》、《三禮》、《詩經》、《孝經》、《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不惟不為古今文所限，且不為《五經》所限。融嘗欲訓《左氏春秋》，見到了賈逵、鄭眾注後，乃說：“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傳異同說》。《三傳異同說》，顯然是貫穿古今經學的著作。“既精既博”，則可說是馬融學風上的特點。精則不煩瑣，博則不墨守，這都是與今文經學流行的學風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標榜。馬融的成就，已跨過經今古文之爭了。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師，學《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學《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①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見《昭明文選》卷四十三。
② 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均參見《後漢書》各本傳。
詩》、《古文尚書》。因涿郡盧植的介紹，師事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在一次與計算有關的活動中，鄭玄以善于計算，有較多接觸馬融的機會，得以質疑問難。玄辭歸時，融喟然謂門人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在外游學十余年。歸家之日，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鄭玄不樂仕進。對于朝廷和地方權力的征石，他總是避而不就，有時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當他偶然處在官宦聚集場合的時候，他還是以他的學識使人們敬服。所注書，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祫義》、《六藝論》、《毛詩講》、《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言。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 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鄭玄同時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詁》，十七年不窺門。他認為《公羊》義法必須堅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廢不能興，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廢疾》，以申其說。鄭玄站在何休的對立面，著《發墨守》《針膏育》、《起廢疾》，以駁休說。玄休之爭已不是簡單的今古經學之爭。鄭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經學，何休所反對者亦有今文經學。實際上，今古文經學之爭已近尾聲。到了魏晉以後，玄學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見到了鄭玄所著之書，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頗有自居下風之慨。①① 何休事跡見《後漢書·儒林列傳下·何休傳》，又《鄭玄傳》。
第四節經學對其他學術思想上的影響兩漢經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曆史問題。上文我們已經說到漢朝廷以經學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這種統治，可以說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兩漢經學還有其他的學術影響，其中最顯著者，一是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學方面的成就。
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中國境內某種程度的一統，遠在宗周時期已經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意識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這種統一越來越殘破，同時也越來越接近新的一統。孔子、墨子、孟子都有這種新的一統意識，不過有的是用曆史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梁襄王曾經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把“一”作為一個曆史階段提出來，是對新的一統，說得比較明白的。
“大一統”的思想，《公羊傳》的提法是很鮮明的。公羊學家有更明白的闡述。《公羊傳》隱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文王也。易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在傳文“大一統也”下注云：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說，“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權上的大一統；“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是所有權上的大一統。把這些說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權、所有權和道德規范上的大一統。這種三合一的大一統，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的民族特點，對于後來曆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改變了割據局面，成為加強地區間和民族間的聯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為封建專制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就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大一統是有利于曆史進步的。如從漢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統的“大”有它極高的境界。《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說：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日配天這是把“大”神化了。漢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權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規范也神化了。
小學上的成就在兩漢經學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經書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釋。這些解釋，在開始的時候總不能離開經文。後來有了發展，可以離開經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規律加以表述，有時還彙集成書，這就是所謂小學。在《漢書·藝文志》里，小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列于“六藝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藝略”之末，這也略可說明經學和小學的關系。在漢代學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經學家，又是小學家。張敞，修《春秋左氏傳》，又通《蒼頡篇》，能讀宗周銘文。桑欽傳《古文尚書》，又有說小學之書，《說文解字》載其字說。杜林，傳《古文尚書》，史稱其博學多聞，尤長于小學，著有《蒼頡訓纂》一篇，《蒼頡故》一篇。衛宏，傳《古文尚書》、《毛詩》，作《毛詩序》，《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汗簡》引有衛宏《字說》。徐巡，傳《古文尚書》，《說文解字》引有徐巡說二條。賈逵是經學大師，是許慎之師，《說文解字》引其字說十七條①。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個有成就的經學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學家。他博學經籍，為馬融所推敬。當世人稱道說：《五經》無雙許叔重。他認為《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五經異義》。又認為：“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他撰《說文解字》十四篇，于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 年）寫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為五百四十部，分別說明文字的結構、意義，辨別偽訛。這是兩千年來小學書中的權威著作。書序中，論述文字發展的過程和文字結構的原則，也是小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①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節先秦的方士秦漢時代之所謂方士，是一種講神仙方術以欺世盜名的騙子。神仙本是古時凡人思想的產物，人生紛擾苦難之世，幻想超凡脫俗，自由自在，就創造了出世的神仙。當時有些統治者對已享有的人間富貴榮華還不滿足，妄想長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結果大上其當；或有懷疑而加懲處，然多還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終得以招搖過市。
方士起于何時，史料難征。據《史記》載，“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萇弘是周靈王（前571—前545）時人，當時周王朝勢力已經削弱，諸侯不來朝貢。萇弘以方術為周靈王辦事，鼓吹通過射擊假設不來朝的諸侯，可以招致諸侯到來。諸侯並不信從，晉人還把萇弘殺了。
齊威王、宣王之時（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僑、羨門子高等都修仙道，傳說能夠靈魂脫離軀體，而成鬼神。他們宣傳：在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宮闕是以金銀建造的，里面住了許多仙人，還藏著吃了可以長生不死之藥。神山上的禽獸都是白色。齊威王、齊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們的信徒，聽了他們的宣傳，派人到海上去尋找神仙奇藥。尋找者回來報告，說：遠望神山，猶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臨近，風就把船吹了回來。這些君主聽了心里非常羨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① 此傳材料，主要依據于《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及《後漢書·方術傳》，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節秦時的方士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第一次東游齊魯，封禪天地，刻石頌功，並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還尋找羨門子高等方士。他想長久統治下去。許多方士乘機慫恿他求神仙奇藥。齊人徐市（即徐福）上書，請秦始皇齋戒，帶著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帶童男女數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尋求。得到的報告是，船到了海上，風向不順，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見山了。過了幾年，始皇東游到了碣石，派燕人盧生尋找羨門等，並了解方士求仙的虛實。還派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回來報告，奏錄圖書，編造謊言。他對始皇說，君想見仙人，就得隱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藥。為此，始皇深居內宮，行動詭秘，殺了一些泄密的人。
盧生與侯生兩人謀議，認為始皇剛愎自用，嚴刑峻法，如果他發覺方術虛而不實，找不到不死之藥，便會處死方士。于是相約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氣大發，罵道：我召用了很多方術士，花了很多錢財，為了興太平、求奇藥，現在一無成效，而他們不僅詐騙貪利，還造謠惑眾，竟然給我抹黑。于是命令禦史查辦。方士互相告發拆台，又牽累及儒生，結果被坑殺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為東郡隕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內心不樂，命博士做《仙真人詩》，讓樂人隨著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愛慕仙人，自稱“仙真人”，就是要長生。
又過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藥。方士入海求神找藥，幾年沒有收獲，花了不少錢，害怕治罪，撒謊說：蓬萊仙藥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鮫魚搗亂，而不能前去，這時始皇恰好做了一個與海神交戰的夢，占夢博士說除了大魚蛟龍這個惡神，就可以迎來善神。始皇親自帶著連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殺了一條大魚，但神仙奇藥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①。
① 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藥事，參考《史記·秦始皇本紀》。
第三節西漢前期的方士楚漢之際，戰亂不休，民生困苦，人們首先想的是能否活著，還不企求長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術士的余威猶在，故這時方士在社會上並不活躍。新垣平詐言“神氣”
過了幾十年，趙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樣，拜見漢文帝，說：長安東北方有五采的“神氣”，這是“天瑞”，應當在它的下方立廟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陽五帝廟，還任新垣平為上大夫，賞賜了不少錢。新垣平頗為得意，又耍了獻“人主延壽”四個字的玉杯，因“金寶氣”而求周鼎等把戲，也騙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書揭發新垣平“所言皆詐”，文帝命令查究。結果新垣平被處死，文帝因掃興而對鬼神事也缺乏了興趣。
“神君”能言漢興六七十年，天下治安，達于極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顯身手。
元光年間，出了個“神君”。所謂神君，實是長陵縣的一個女子，因兒子死去而裝神弄鬼，騙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禮祠之，但只聞其言，而“不見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機可乘，就對武帝大談“祠灶”、“祠老”之方，騙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這個人，原是深澤侯趙將夕的舍人，主管方藥。隱瞞了真實年齡，常自謂七十歲，還說有不死之術。他沒有妻子，是個光棍漢，遍游四方，騙得不少錢財。人們以為他不從事生產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細，更信奉他。有一次，他從武安侯田蚡飲酒，同坐有個九十多歲的老人。李少君對他大談與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說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時候曾聽祖父講過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為真。在坐者聽了大為驚奇。武帝有件古銅器，問李少君是何時之物。他答：是齊桓公十年陳列于柏寢台的銅器。一按銅器的銘記，果然是齊桓公時之物。一宮之人都很驚奇，以為他是“神”，是幾百歲的人了。其實，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銅器年代，就能信口說來，再添枝加葉，就能使愚者驚訝。
李少君對武帝說：禮祠灶神，可以丹沙煉出黃金，以黃金制作飲食器可以益壽，益壽就可以見到蓬萊仙人。又說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碩大如瓜的巨棗，能通往蓬萊。武帝聽了入迷，親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煉黃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騙術顯然已自拆穿，但武帝還以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盡管尋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齊之方士更來言神仙之事。
少翁偽造帛書元狩年間，齊人少翁說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時非常懷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戲，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著帷帳隱隱瞧見有個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點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睞，得到賓客的禮遇，任為文成將軍，還得到很多賞賜。少翁對武帝說：君主想與神通，就得改飾宮室被服，否則，神物不來。于是制作云氣車，車分青、赤、玄、白、黃五色，出駕時限定某日乘某色車，以“辟惡鬼”。又在甘泉山建造離宮，在其台室中畫天、地、泰一各種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與天神通話。過了一年多，天神毫無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戲，以帛書摻在飼料中讓牛吃進肚里，假裝不知，宣稱這牛腹中有奇物。剖殺此牛而得帛書，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識破帛書為人所寫，追查底細，果然是偽書。于是少翁被誅，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隱瞞了事。
巫與“神君”通話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醫診治，還是不愈。當時傳說上郡有個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來，安置在甘泉宮內與神君通話，試驗有效。他向武帝傳達神君的話：“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武帝聽了很高興，心情一好，病也好轉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供奉神君。各個神君中，數泰一最為尊貴，其余是些輔佐、侍從。人們見不到帷帳內的神君，只聽到言語，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樣。據說神君來去，有肅然的風聲；有時白天說話，但大都是在夜間細語。武帝齋戒而入，通過巫與神君通話。神君的話，武帝都使人記了下來，稱為“畫法”。神君的話，只是平常之言，沒有什麼特殊，但武帝聽了獨自歡喜。
欒大為將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方士欒大見用于武帝。欒大，本是膠東王家人，曾與少翁同學方術，人長得既高又美，擅長言詞，敢于吹牛說大話。武帝殺了少翁，後悔未得到其方，這時有人推薦了欒大。欒大對武帝誇誇其談：我常往來海中，見到安期、羨門等。我的老師說：“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樣的下場，故掩口而不談方術之事。武帝說：少翁是吃了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會重賞，難道能吝惜金寶和祿位嗎！欒大聽了，乘機伸手要價：我的老師無求于人，只有別人求他。陛下必欲請他，就要派遣親貴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與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親貴的使者而定。武帝還有點懷疑，使欒大驗方術，欒大隨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觸擊的游戲。
這時武帝正為黃河決口、鑄黃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欒大為五利將軍，幻想通過欒大與神溝通，碰上好運氣。接著又任欒大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一個多月里，欒大佩帶上四枚將軍印。並封欒大為樂通侯，賜食邑二千戶，又賜高級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車馬器物。還將衛皇後的長女嫁給了欒大，送金萬斤。武帝有時親幸欒大之府，使者慰問供給相屬于道。武帝之姑及將相大臣也都到欒府飲宴，贈送禮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導）將軍”之印，令使者和欒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間立在白茅之上，舉行授印儀式，以示不同凡俗。欒大佩“天道”之印，是將為皇帝導引天神的意思。從此欒大常在家中夜間祀神，想把神請下來。傳聞神沒有請到，但百鬼已來聽差。他後來整治行裝，東往海上，去求其師。欒大見到武帝僅僅幾個月，就佩了六枚將軍印、封侯而娶帝女，“貴震天下”。消息傳揚開去，海上燕齊之間，很多人都異想天開，紛紛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孫卿侈言神仙這年夏天，河東太守報稱出土一個大鼎，武帝將鼎置于甘泉宮。齊人公孫卿乘機宣傳：“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相同。”又在劄書上寫道：黃帝得了寶鼎，便成仙上了天。通過寵臣將劄書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興，召見詢問。公孫卿答：受此書的申公已死。武帝問：申公是怎樣的人？公孫卿見武帝興致很濃，便大吹起來，說：“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複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余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塚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所言雖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書所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顯然是指武帝，因漢高祖之孫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孫”武帝了。這怎不使其興奮。所以，武帝聽了，得意忘形地說：“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于是，公孫卿就任郎官，被派東去太室山候神。後來，武帝在橋山祭黃帝塚，心中生疑，問：“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方士解釋：“黃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欒大，言大膽小，不敢入海，轉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驗，實無所見。欒大的謊話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被武帝處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孫卿傳來喜訊。他報告在緱氏城上見到仙人跡，有物如雉，往來城上。武帝立即親幸緱氏城，察看仙人跡，問公孫卿道：“你不會學少翁、欒大吧？”公孫卿知道這是警告他不能撒謊，便鎮靜地耍花腔說：“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應當耐心地長期等候。因為武帝親幸緱氏城視仙人跡，各地聞風張羅開了，修橋鋪路，建造宮觀名山神祠等處，盼望皇帝親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三月，武帝又到緱氏城，登上太室山禮祠，據傳有喊“萬歲”之聲。接著，經過泰山，東巡海上，禮祠八神。齊人乘機上書稱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萬，但一無效驗。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幾千人去求蓬萊仙人。公孫卿到了東萊郡，報告夜晚見到數丈高的“大人”，靠近則不見，只見其跡很大，類似禽獸。群臣有說，見到一個老父牽著狗，說：“吾欲見巨公。”轉眼就不見了。武帝看了大人跡頗為懷疑，但以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給方士傳車，隨時派使者求仙，數以千計。四月，武帝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無風雨災，可謂順利。方士乘興進一步鼓吹蓬萊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興沖沖地又東至海上，希望到達蓬萊。不料這時侍中奉車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覺得掃興，隨即離去。
次年春天，公孫卿報告在東萊見到神人，似乎神人說“欲見天子”。武帝聽了，任命公孫卿為中大夫，立即動身，先幸緱氏城，再到東萊，留宿了幾天，一無所獲，據說見到了大人跡。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仍然掃興而還。
公孫卿對武帝說：仙人是可以見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見不到。
現在陛下可以建造樓館，像緱氏城那樣，供置脯棗，可能請到仙人。況且仙人是喜歡居住樓館的。武帝聽了，馬上下令：長安建造蜚廉館、桂館，甘泉建造益壽、延壽二館，派公孫卿持節設具，恭候神人。還在甘泉建築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擺了祠具，將招來神仙之屬。甘泉還建置前殿，開始擴建各個宮室。夏天，甘泉殿內生芝，又傳通天台上似乎閃光。武帝為此而下詔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十一月，武帝東至海上，對方士入海求仙進行考察，毫無效驗，但又增派方士入海，還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臨渤海，幻想通過望祀之屬，有機會到達蓬萊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災，武帝到甘泉聽取各地官吏彙報。公孫卿說：“黃帝就青靈台，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說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後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見諸侯大臣。有人建議，樓台被燒，再建必須更大，才能消災。于是所造建章宮規模宏大，超過漢初所建的未央宮，其中太液池上擬建有蓬萊、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東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屬，沒有收獲。方士有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納，而造意謂延年的迎年殿，親自前去禮祠上帝。這時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還增加了禪祠石閭。因為方士多說石閭乃仙人之閭，所以武帝親禪之。
後來，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尋蓬萊終無效驗，公孫卿只是報告見到大人跡，實未見到神仙，武帝對方士怪誕之語不免厭倦，但他還抱一線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節西漢後期的方士武帝以後，方士的時運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藥，方士的騙術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時，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劉更生獻秘方，無效，被治罪。張敞上疏有“斥遠方士”之諫。
元帝初年，有天淵玉女、巨鹿神人、轑陽侯學仙等事，“紛紛複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陰陽五行說審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來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職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頗好鬼神，又因沒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書言方術，都得待詔，在長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動，花費很大。
谷永上書成帝，諫道：“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萊，長生不老，化鑄黃金，“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系風捕影，終不可得。”他還指出，曆來方士惑眾，君主上當，事例頗多，足以為戒。成帝覺得此言有理。
西漢末年，博征方術士，派出侍祠使者，“盡複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王莽掌權，除祭祀有不少花樣外，又興神仙事。他篡位之後，聽信方士蘇樂之言，在宮中建造八風台；又在殿上種五粱禾，說這是“黃帝谷仙之術”。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余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鹜雁，犬當麋鹿。”他多次下詔，自言當成神仙，詳見《漢書·王莽傳》。
第五節東漢的方士東漢之世，方術之士也多。僅《後漢書·方術列傳》就載有四五十人。
但東漢比之秦與西漢，既無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欒大那樣著名的方士，也無秦皇、漢武大張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藥那樣的世主，不免相形見絀；而且方士的絕招也不大相同。這里略傳東漢的樊英、費長房、左慈三個方術士，以見一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少時學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過隱居生活，教授學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風，樊英對人說：“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噴去，並記下了時間。後來有人從成都來，說起當時大火，忽然東來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滅之事。于是人們稱道其術。安帝、順帝都曾召之，他不願出來做官。後來被逼任五官中郎將，干了幾個月，並無建樹，就回了老家。費長房，汝南人。曾做過市場小吏。他看到，市上有個老翁懸壺賣藥，罷市就跳入壺中。他也跟著入壺飲酒。這老翁自稱神仙。他要向老翁學道，顧慮家人牽累。老翁以一根與他一樣高的青竹掛在舍後作為費長房之形，費家人以為費長房上吊而死，就殯葬了事。費長房隨老翁入山學藝，不怕艱難困苦。老翁要他吃糞，糞很臭，其中還有三條蟲，他為難了，告辭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並為作一符。他騎了竹杖，可以隨便游到什麼地方。回到了家，自以為離家只是十來天，實際上已過了十多年。家人說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說往年所葬的是竹竿，發棺檢驗，果然是真。從此，“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還能責鬼魅、使東海君作雨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與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對眾說：今日高會，酒菜齊備，只是缺少松江鱸魚。左慈以為好辦，他就用釣竿在貯滿水的銅盤中釣出一條鱸魚。曹操拊掌大笑，與會者皆驚。曹操說，一條魚不夠大家吃的。左慈又釣出幾條大魚，都是活潑新鮮的。烹魚時，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與曹操等飲酒時，又耍弄別人，曹操不高興，想殺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誰也找不到。或見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變了形與左慈仿佛，不知哪個是真。後來有人在陽城山頭見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無法捕得他，便發出話來：“不複相殺，本試君術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當人趕上前去，數百只羊都變為那只老公羊一樣的形狀和動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節方士評論秦漢方士的特點，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藥、煉丹砂的騙術欺世，盜名圖利。君主因夢想成仙或長生不死，甘心受欺，貽笑于世。據史所載，秦與西漢的方士跟東漢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為海上燕齊人，後者多為內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後者多學過《五經》，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萊神仙奇藥，後者多是耍把戲，變幻術。
還應該指出，《史》、《漢》記載秦與西漢的方士，顯然是暴露方士的騙術及君主的愚昧。司馬遷記述之後，說“具見其表里”，意謂通過具體描寫而透露內情。班固記述之後，說：“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豈不正乎！豈不正乎！”他們否定方士之術及神仙奇藥之說，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當受騙，態度極為明確。《後漢書》記方術之士，品種複雜，有真有假，似乎客觀記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讀者不辨真假，信以為真。范曄所論：“幽貺罕征，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他對方士之術，是信還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們今日為方士作傳，無意宣傳迷信，而是據史述事，以明當時史事與風氣。
第四十三章數學隨著數學知識的不斷積累以及對于零散的材料逐漸加以總結和系統化、理論化，于是陸續出現了數學方面的專書。《漢書·藝文志》記載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這是最早見于著錄的數學專著。這兩部書都已失傳了。秦漢時期傳留至今的數學著作和涉及數學方法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此外，還有近年出土的簡書《算數書》。這些書中包含了算術、代數和幾何等豐富的數學內容，諸如複雜的整數和分數四則運算，比例問題，盈不足術，開平方和開立方術，方程術和正負術，面積和體積問題，勾股算術和勾股測量術，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先進成就。這些成就表明，秦漢時期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數學體系。
第一節“九數”
根據《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周朝設有稱為“保氏”的官員，專門負責向貴族子弟傳授所謂“六藝”。數學是六藝中的一門課程，共包括九項內容，稱為“九數”。但什麼是“九數”，現已難于考證。東漢鄭玄注釋《周禮》引鄭眾說，“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①。鄭眾所稱“九數”中的“均輸”，實際上是西漢時的賦稅制度，不可能是《周禮》九數的內容。但從二鄭注釋可以了解到，西漢數學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個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則是數學上的新的發展。上述九項內容與《九章算術》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兩項，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認為“旁要”指簡單的勾股問題，“夕桀”二字系傳抄有誤，應為“互乘”，即解線性方程組的一種方法。東漢一些數學家整理數學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編寫成為著名的《九章算術》。正如劉徽所說，“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②，九章的名稱無疑是由《周禮》九數演變而來的。
① “贏不足”，《九章算術》作“盈不足”，後皆依此。又，亦有人將“今有重差”斷開，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為一種數學方法。
② 劉徽《九章算術注》原序，錢寶琮校點本《算經十書》上冊，中華書局1963 年版。第二節秦漢簡牘和《算數書》在居延、武威、臨沂銀雀山、云夢睡虎地及江陵鳳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漢簡牘中，可以找到相當多的與社會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數學計算問題，但就數學方法而言，僅有九九表，整數和分數的算術運算，面積、體積和容積的計算等。這些方法一般都很簡單，尚不足以反映秦漢數學的全貌。1984 年1 月，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數學著作《算數書》。據推斷，《算數書》抄寫于西漢初年（約公元前二世紀），成書時間應該更早。這是一部比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見到的中國最早的數學專著。全書采用問題集形式，共有六十多個小標題，九十多個題目，包括整數和分數四則運算，各類比例問題，各類面積和體積問題等。其中有些內容（如“合分”、“少廣”等）與《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說明二書間可能有某些傳承關系，有些內容（如“相乘”、“增減分”等）是《九章》所沒有的。在張家山簡書漢律中，還發現有關于“均輸律”的簡文。過去一般認為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郡國始置均輸官，施行均輸法，《九章算術》中的均輸問題，應是在此之後寫成的。現在看來，這一論斷需要進行修改。這部比《九章算術》還早的竹簡《算數書》的出土，是中國數學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節《周髀算經》《周髀算經》是著名的《算經十書》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釋蓋天說的天文學著作，大約成書于公元前一世紀，而其中很多內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數學方面，《周髀》記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測量上的應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定理。《周髀》開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問題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即勾3 股4 弦5，這是勾股定理的一個特例。接著，又在陳子回答榮方的問題中提出“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勾股各自乘，並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陽到觀測者的距離）”，即a2+b2=c2，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據研究，陳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紀的人。在西方，這個定理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發現歸功于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周髀算經》中測量太陽高遠的陳子測日法，是勾股測量術的發展，又是重差術的先驅，比起西方“測量之祖”泰勒斯測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遜色的。《周髀》中還有開平方和等差級數等，以及相當複雜的分數運算，用以解決古“四分曆”的計算問題。唐代國子監添設算學館，主要學習十部算經，《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對于研究古代天文學史和數學史而言，《周髀》是傳留至今的最早的寶貴文獻。
第四節《九章算術》《九章算術》的成書中國古代數學名著《九章算術》，是我國最早的傳世數學專著。《九章算術》與《周髀算經》一樣，不是一人一時寫成的。它經曆了多次的整理、刪補和增訂，是幾代數學家共同勞動的結晶。大約成書于東漢初年（公元一世紀）。《九章算術》采用問題集形式，列舉了246 個數學問題及其答案，並在若干具體問題之後，敘述這類問題的解題方法。全書分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cuī）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關于土地面積的計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圓、環等面積公式，以及弓形面積和球冠表面積的近似公式。後兩個公式比較簡單，但誤差很大。劉徽在《九章算術注》中曾提出用類似割圓術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積，但未能給出更好的結果。在這一章中還有分數的四則運算法則和約分、通分、求最大公約數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約數稱為“等數”，求兩個數的最大公約數要“以少減多，更相減損”，這種方法與歐幾里得的輾轉相除法是相同的，後來在解決一次同余組等問題上獲得了更重要的應用。《九章算術》在世界數學史上的貢獻完整的分數運算法則，在印度遲至七世紀才出現，而歐洲則更晚。粟米章主要講各種糧食交易折算的比例問題。所用方法稱為“今有術”，即在成比例的四個數中，從三個已知數求第四個數的算法。在歐洲，這種算法稱為“三率法”。關于比與比例的思想，古希臘就已經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聯系起來卻是遲至十五世紀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問題，即按等級分配物資或按一定標准攤派稅收。在這一章中還有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問題，但都用比例方法來解決。少廣章講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積或正方體體積反求邊長，即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其具體運算過程是世界上最早的關于開平方和開立方法則的記載。在運算中，要把算籌擺放幾層，相當于用分離系數法列出與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從而發展了籌算的位值制，並開辟了求解數字高次方程的途徑。少廣章中還有從已知球體積求直徑的問題，給出一個誤差很大的球體積公式。劉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終于獲得了正確的結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種立體體積的計算。這些問題大都來源于營築城垣、開鑿溝渠、修造倉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實際。其中包括長方體、棱柱、棱台、圓柱、圓錐、園台、楔形體等，都給出了正確的體積計算公式。缺點是圓周率取π＝3，這個數值誤差很大。根據劉徽對商功章的注釋可以知道，這些公式是通過具體模型的分解與合並來證明的，這說明中國古代的體積理論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于西方數學的獨特的處理方法。均輸章是平均賦粟和徭役問題，計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價高低、路途遠近等條件，合理攤派稅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複比例、連比例、等差級數等數學方法。盈不足章屬于盈虧類問題和算法。盈不足術是通過兩次假設取值，然後根據公式求出未知數，其原理與現在求高次代數方程和超越方程近似解的線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紀歐洲，這種方法叫做“雙設法”或“契丹算法”，是歐洲符號代數學產生以前的一種主要代數方法。據考證，古代阿拉伯數學文獻里，“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國。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的盈不足術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在西方數學領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講的是多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線性方程組）問題及解法。這是中國古代數學的一項重大成就。用算籌表示多元一次聯立方程組，類似于由方程組各系數構成的矩陣，其解法與現在中學代數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臘和印度也有過一些特殊的聯立方程組解法，但沒有一般解法，遠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歐洲，提出同類問題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紀才有了加減消元法。在這一章中還引入了負數概念，並給出了正負數加減運算法則：“同名相除，異名相益，正無入負之，負無入正之；其異名相除，同名相益，正無入正之，負無入負之。”負數的出現，反映出對意義相反數量的正確理解，從而實現了數的范圍的一次新擴充。這一項傑出創造，也是以中國為最早。印度于七世紀引進負數概念。歐洲十二世紀對負數有所認識，而直到十六世紀才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這一點甚至影響到線性方程組的求解問題。勾股章主要內容是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測量問題。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圓問題，以及二次方程x2＋ax＝b（a＞0，b＞0）的解法。關于勾股數的原術及劉徽注中的有關公式，是對整數論的重要貢獻，也是世界數學史上整數勾股數研究的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術》及其中一些問題曾經傳到日本、朝鮮、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歐洲，對世界古代數學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九章算術》已被譯成英、俄、德、日等多種文字。
《九章算術》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總結及其對後來的影響《九章算術》系統地總結了西周至秦漢時期我國數學的重大成就，是中國古代數學體系形成的顯著標志。它的豐富多采的內容，大多來自生產和生活實踐，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高度發展的數學水平，以及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和以算法為核心的突出特點，並對後世數學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術》對中國數學的影響，正像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對西方數學的影響一樣，是非常深刻的。中國曆史上著名數學家如劉徽、祖沖之、李淳風、賈憲等，都曾經深入研究和注釋過《九章算術》，並通過這種形式提出許多新概念和新方法，為推動中國數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流傳最久，影響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曆代進行數學教育的課本之一。唐代國子監算學館規定十部數學著作作為學生的數學教科書，後代稱為“算經十書”，《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節數學與天文學在中國古代，天、算、農、醫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學科，其中天文學和數學的關系尤為密切。天文曆法的進步促進了數學的發展，而數學的發展也為天文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面提到的《周髀算經》是一部天文學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測量、開平方和分數運算等數學方面的成就。東漢晚期的天文學家劉洪在《乾象曆》中用“強”、“弱”來表示某數的過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強弱”概念與“正負”概念是相通的，並且明確指出：“強正弱負，強弱相並，同名相除，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這與《九章算術》中的正負數加減運算法則完全一致。劉洪為解決由于月球繞地球運行不等速運動問題，提出了一次內插法。根據這種方法，通過某日某時前後的兩個實際觀測值，可以比較精確地推算月球在該日該時的實際位置。一次內插法實質上就是盈不足術，它使曆法精度有所提高，並為研究二次和高次內插法、不等間距內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後世在這一領域獲得了很大的進展。在西方，古希臘天文學家采用幾何方法解決這一問題，相當繁瑣，遠不如中國的代數方法簡捷明確。此外，由于漢代曆法中出現了推算上元積年的需要，因此也產生了求解一次同余式或簡單不定方程的問題，後世在這一領域也取得了極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節數學家秦漢時期曾湧現出一批數學家和有很高數學造詣的人。如許商、杜忠在當時都有數學專著行世。據文獻記載，漢北平侯張蒼（？—前125）、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名世，他們都做過修訂數學著作的工作①。劉歆（？—23）“數術、方技，無所不究”②，著有《三統曆譜》等。著名天文學家張衡（78—139）“善機巧，尤致力陰陽、天文、曆算”③，著有《靈憲》、《算■論》。他所用的圓周率相當于π＝ 10 ≈3.16，優于古圓周率π＝3，是對這一課題較早的研究和改進。劉洪“善算，當世無偶”④，曾創制《乾象曆》，有的文獻還記載他著有《九章算術》⑤。馬續“善《九章算術》”⑥。鄭玄（127—200）“少學書數，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年二十一，博極群書，兼精算術”⑦，曾注釋多種重要典籍。蔡邕（133—192），好辭章、數術、天文，“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⑧。他已知道圓周率π＞258＝3.125，比古率有所改進。徐岳“素習《九章》，能為計數”⑨。據載，著有《九章算術》、《算經要用百法》、《大衍算術注》、《數術記遺》等，實際上很可能是他對《九章算術》作過注釋。另外，《數術記遺》一書現有傳本，但也有人認為是偽托之作。以上這些人都是中國數學史上較早見于史籍記載的數學家和擅長數學的學者，遺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現尚難以對他們的數學成就做出詳細的論述。
① 劉徽《九章算術注》原序，錢寶琮校點本《算經十書》上冊，中華書局1963 年版。② 《漢書·律曆志》、《藝文志》、《楚元王傳》。
③ 《後漢書·張衡傳》。
④ 《後漢書·律曆志》。
⑤ 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卷六。
⑥ 《後漢書·馬援傳》。
⑦ 劉孝標：《世說新語》“文學”第四引《高士傳》。
⑧ 《後漢書·蔡邕傳》，《四部叢刊》影明刊本《蔡中郎集·上漢書十志疏》。⑨ 李昉：《太平禦覽》卷七五四。
第四十四章天文學第一節曆法從太初曆到乾象曆秦漢時期天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初步形成了我國的傳統天文學體系。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獨具特色的曆法體系的形成。秦統一中國，推行“車同軌，書同文字”。又在全國統一施行顓頊曆，以建亥之月（十月）為歲首，年終置閏。漢承秦制，仍用顓頊曆，但到漢武帝時，顓頊曆漸與實際天象不符，把閏月總是放在閏九月也不能適應農業生產對掌握季節的需要，司馬遷等人提議改曆。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下令從全國征募二十余人“議造漢曆”。經過實測和推算，共提出了十八種方案，最後確定了鄧平提出的81 分法，即每月有294381天，每年有■ 3653851589天，19 年有7 個閏月。
新曆在太初元年頒行，是為太初曆。太初曆的原文雖然失傳，但西漢末年劉歆按太初曆改編的三統曆卻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現今能見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曆法。它不僅包括根據日月運動推算朔望、24 節氣，安排曆日的方法，還有推算日月食，預告行星位置等內容，這確立了我國古曆的基本框架。制定曆法必先造儀器，搞天象觀測，按實測來確定數據和檢驗曆法疏密，這一原則在制定太初曆前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古曆采用陰陽合曆，即以太陽的運動周期作為年，以月亮圓缺周期作為月，以閏月來協調年和月的關系。由太陽運動而確立的24 節氣反映了一年四季的變化，與農牧業生產密切相關，在漢初的《淮南子·天文訓》中首次出現了完整的24 節氣名稱，與現今通行的名稱一致。24 節氣是相間的12個中氣和12 個節氣的總稱。太初曆首次確定以中氣所在決定月的名稱，如雨水所在月為一月，春分所在月為二月，..冬至所在月為十一月，等等。而無中氣的月無名稱，只能稱為前一個月的閏月，這一原則稱無中氣置閏。它合理地調整了年和月的關系，使季節與月份大體穩定，從太初曆開始一直延用到現在。
東漢早期發現了月亮的視運動不均勻，即月亮每天的行度不一樣，而且知道了月行最快的地方每月朝前移三度。劉洪在乾象曆（公元206 年）里首次把月亮的快慢不均勻編成表，為後世月離表和日躔表的先聲。要計算某一天月亮的位置，應在平均值上再加上快慢多少的改正，又用內插法推算任何時刻的月亮位置。采用了這些數學方法，推算日月合朔和日月食發生的時刻便提高了准確程度。劉洪還發現，月道（白道）和日道（黃道）不在一個平面上，中間有六度夾角，這就造成了不是每次日月合朔都發生交食。他認為合朔時月亮離黃白交點超過十五度半就不會發生交食，這就是發生食的判斷數據，即現代的食限概念，這一數據後代各曆都遵用不改。
中國古曆的特色從太初曆到乾象曆，中國古曆無論在內容、形式、計算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中國的特色而跟歐洲曆法有了明顯的不同。如歐洲古羅馬公元前46 年起實行的格里高利曆，時代同中國的太初曆相當，年長也取用2651 4天，同戰國時古六曆和東漢四分曆相同。但月是31 天和30 天兩種，與我國的朔望月不同，它沒有天文意義，與月亮運動無關。格里曆為陽曆，我國古曆為陰陽合曆。歐洲古曆僅包括曆日安排，大小月年年相同，而我國古曆各年不同，且還包括交食、行星、節氣、晷漏等內容，可以說是一種天文年曆，為了編制曆法而帶動了整個天文學的發展。中國古曆以觀測為基礎確定各種天文數據，而以代數學方法處理這些數據，推算天文學問題；歐洲從古希臘天文學以來一般以幾何學系統立論來處理數據。我國古曆以周天3651 4度的制度劃分全天，度下為分，各曆采用不同的進位制；歐洲以周天360°為分劃，度下為分、秒，皆以六十進位。秦漢以來，由于皇權的加強，而曆法又由皇家頒行，頒曆權成為皇權的一部分。天文曆法事業由皇室經辦，逐漸形成了我國天文事業的官辦性質，而民間研習天文曆算逐漸受到了限制，這也與西方的情況大不相同。
第二節渾儀和渾象渾儀天文儀器系統也在秦漢時代形成了。為了編制太初曆的需要，制造了觀測天象、測量角度的儀器，這就是渾儀和渾象的研制。西漢時落下閎就制造過渾儀，據記載他是四川人，“武帝征侍太史，于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曆，作太初曆”①。晉天文學家虞喜也說他“為漢孝武帝于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曆”②。這里的“地中”指陽城（今河南省登封縣吉城鎮），古傳此地為地之中央。“渾天”即渾儀，亦稱渾天儀，是用于觀測的儀器，以之測量日月行星恒星在天空的位置，確定兩個天體之間的角度。它應包括一個用來對准天體的管或衡，又有刻有度數的標尺，如地平環、子午環、赤道環等。當窺管或窺衡對准了要觀測的天體時，各種標尺所指示的讀數就是天體的位置。東漢的賈逵還在渾儀上加進黃道環，首次制造了一架“黃道銅儀”。漢代的渾儀雖沒有留傳下來，我們相信後世保留下來的渾儀不會跟它相去太遠。
應該指出，在制定太初曆之前，測量角度的天文儀器已經存在。戰國時代石申編制的星表是基于角度的測量，長沙馬王堆西漢早期墓出土的帛書，記載了秦漢時代幾十年間行星的運動，也是基于角度的測量③。《後漢書·律曆志》曾提到漢初使用一種“圓儀”來量度日月的運動，後來渾儀流行，圓儀失傳。1977 年在安徽阜陽一西漢早期墓中出土了帶有28 宿距度的圓盤①，可用于測量角度。這一器物的出土為研究早期的測角儀器提供了實物依據。渾象西漢末年揚雄所著《法言·重黎》里說：“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這里的耿中丞即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他制造了一個渾象，模擬渾天的運動情況。這種儀器大體是一個大圓球，在球殼上刻著日月星辰，利用它的轉動演示天象的變化。漢代最著名的是張衡制造的“水運渾象”，又叫“漏水轉渾天儀”，類似今天的天球儀，利用水力來推動儀器的旋轉，速度同天空的周日運動一致，所以把儀器放在室內，根據它的旋轉也能知道室外的天象變化。在此基礎上後來還發明了鍾表。渾儀和渾象曆代都有制造，從漢代以來，成了我國古代觀測天象的主要儀器。①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益部耆舊傳》。
② 《隋書·天文志》。
③ 見《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釋文》，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科學出版社1978 年版。① 阜陽博物館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8 期。第三節圭表和漏刻時間的計量隨著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時間的要求也在變化，原始社會的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制度已嫌粗疏，在殷商時代已將白天分成好幾段。甲骨文中有旦、明、小采、大采、中日、昃、昏、夕等字。《左傳》昭公五年（公元前537 年）條說：“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說明古代曾將一天分成十時。《隋書·天文志》在記述古代的時刻制度時說：“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這可能就是一天十時，而五夜之說也許就是五更的來源。《淮南子·天文訓》中有一晝夜分成十五時的記載①，而漢代的十二辰和百刻時制也相當流行②。時刻制度的發展必然伴隨著測時和計時儀器的進步。
圭表甲骨文中有關時間的字大多從日字，說明測時的依據是太陽。根據太陽的運動判斷一天內的時間變遷，圭表是最早使用的儀器。一根竿子立在地上，可以根據影子的長短和方向判斷季節和一天內的時刻，1967 年在江蘇儀征的一座東漢墓中出土了一件銅圭表，不用時可以折疊起來，像一把銅尺，使用時將圭從表的凹槽中立起，使用和攜帶都很方便。在圭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日晷到漢代已做得很精細，1897 年和1932 年先後在內蒙、河南、山西出土了三塊秦末漢初的晷儀③，上有69 條刻線，占盤面的2/3，其余部分沒有刻線，當為黑夜見不到日影的部分。三塊出土地點不同，而其結構和所刻字體都相同，這表明秦漢時圭表和晷儀已很流行。
漏刻作為計量時間的儀器，漏壺是最早發明的。古籍載：“漏刻之作，蓋肇于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①這可能是一種傳說。較可靠的資料見于《周禮·夏官》，其中載有挈壺氏，由于古代的漏壺上面有一個提梁、故稱挈壺，挈壺氏“掌挈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西漢以前的漏壺現在未見實物，傳世最早的漏壺為西漢時制，1958、1967、1975 年分別出土于陝西興平、河北滿城、內蒙古默特右旗，都是銅鑄圓柱狀，上有提梁，下有漏嘴，梁上方有小孔，是插刻箭的。為了改進單壺漏水不均勻的缺點，東漢時代開始用二級漏壺，以便互相補償，如張衡的漏水轉渾天儀。經過秦漢時代的發展和創造，圭表、儀象、日晷、漏刻等天文儀器得到很大發展，並已普遍使① 名稱是：晨明、胐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還、鋪時、大還、高舂、下舂、懸車、黃昏、定昏。
② 閻林山、全和鈞：《論我國固有的百刻計時制》，《天文參考資料》1977 年4 期。③ 李鑒澄：《晷儀——現存我國最古老的天文儀器之一》，《科技史文集》第一輯，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① 《初學記》卷二十五。
用，這些儀器構成了我國二千年間用于天文觀測和時間工作的主要儀器系列。
第四節宇宙論關于宇宙結構的學說關于宇宙結構的學說，漢代出現了渾天說與蓋天說的爭論。在秦漢之前，蓋天說比較盛行。自古以來，人們看見蒼天籠罩著大地，產生了天圓地方的蓋天說，而春秋時的曾參就曾提出疑問：“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①後來蓋天說又認為天不與地相接，而像圓頂涼亭那樣由八根柱子支撐著。詩人屈原曾問道：“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公元前一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中提出“天象蓋笠、地法複盤”的新蓋天說，認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相蓋，二者都是圓拱形，中間相距八萬里，日月星辰隨天蓋旋轉，近見遠不見，形成了晝夜四季變化。
漢代，另一種學說渾天說興起，認為“渾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以著名天文學家張衡為代表的渾天派提出天是一個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有時著不見是因為它們隨天球轉到地下面去了，天球繞軸轉一圈就是一晝夜，地面上的人就看見天上的星星轉了一周天。這種看法成功地解釋了晝夜的交替、天體的東升西落和其他許多問題。同渾天說一致的渾儀又能很准確地測定天體位置，渾象能演示天象的變化，這一切對曆法的推算既有用又方便，所以渾天說得到很快的發展並為大多數人們所接受，成為我國天文學思想中長期占統治地位的體系，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學體系進入我國才開始改變。
值得提到的還有一種宣夜說。宣夜說打破了渾天說認為天象雞蛋殼式的有限概念，蘊涵著宇宙無限的思想。東漢時代的郗萌記道：“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系，故各異也。”①這是元氣學說在天文學上的運用，反映了宇宙無限思想和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
關于宇宙生成和天體演化學說關于宇宙生成和天體演化學說，在秦漢時期也產生了比較系統的理論。
《淮南子·天文訓》和張衡《靈憲》都認為，天地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是一片渾沌，而“道”始于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在天地形成過程中，元氣中的“清陽者”稀疏向上成天，“重濁者”凝滯向下為地，于是形成上天下地或外天內地；天地精氣分為陰陽，陰陽精氣形成四時、水火，繼而產生日月星辰和萬物。這種虛物創生的觀點和宇宙萬物是物質的和運動變化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界和科學界有著長期的影響。
①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
① 見《晉書·天文志》。
第五節天象記錄、天文學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記錄秦漢時代對天象的觀測和研究也有重要進展，天象記錄日趨詳備。如征和四年（公元前89 年）日食，在《漢書·五行志》中對于發生日期、太陽方位、食分、虧起方向、初虧及複圓時刻等，都記載得十分清楚。《漢書·天文志》、《五行志》等所載西漢河平元年（公元前28 年）關于太陽黑子的記錄（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西漢建始元年（公元前32 年）關于極光的記錄，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 年）關于超新星的記錄，都是世界上有確切時日記錄中最早的一批。1973 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和《彗星圖》又一次提供了漢初天文學發展情況的重要資料。
天文學家秦漢時期是天文學人才輩出的時代，湧現出眾多的成就卓著的天文學家和精通天文曆法的學者。如張蒼、司馬遷、鄧平、落下閎、耿壽昌、劉歆、編、李梵、蘇統、賈逵、張衡、劉洪、郗萌等，他們在天文理論、天象觀測、制訂曆法、研制儀器等許多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落下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今屬四川）人，明曉天文地理，隱于落下，是一位民間天文學家。漢武帝時，經友人薦舉，征聘為待詔太史，後拜侍中，辭不受。曾與鄧平、司馬遷等創制《太初曆》，還曾制造渾儀並在陽城（今河南登封）用于觀測。賈逵（30—101），字景伯，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也是東漢時的著名經學家。曾任左中郎將，侍中領騎都尉。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 年）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 年）間，與編、李梵等人集體修訂東漢四分曆，肯定了李梵、蘇統發現的月亮視運動的不均勻性，並指出月行速度最大的位置每個月向前移動三度，從而認識到現代所謂的近點月和近地點的進動。他還主張量度日月運行采用黃道度數比較精確，並倡議制造黃道銅儀。劉洪，字元卓，山東蒙陰人，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曾任校尉、郎中、常山長史、會稽東郡都尉、山陽太守等官職。他所創制的《乾象曆》是一部優秀曆法，曾在三國時的吳國頒行。劉洪在太陽運動、月亮運動和交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對後世天文曆法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他最早把月亮視運動不均勻性引進曆法，並確定出相當精確的近點月日數和一個近點月內每天的月亮實際所行度數；首次給出黃道與白道交角值為古度六度一分；改進了回歸年和朔望月數值；用月亮的實際運動修正平朔和平望，得出定朔和定望，從而更准確地推算日月食；最早提出交食食限概念，並給出具體的食限數值為十五度半，這在交食預報上是個重要發明；他所提出的新的交食周期值和各種天文數據表也是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成果。他曾與著名學者蔡邕一起續補《漢書·律曆志》。張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陽人，精通天文曆法、儀器制造、地理、數學、文學和繪畫，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曾擔任主簿、郎中、侍中、河間相、尚書等官職，並兩度出任太史令，前後共14 年。張衡曾創制世界上最早的自動運轉的天文演示儀器水運渾象和世界上第一架測定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據記載，地動儀成功地記錄了順帝永和三年（公元138 年）在甘肅發生的一次強震。在天文理論方面，他是渾天說的一位傑出代表人物，對于宇宙結構、宇宙無限性、天體演化、日月五星運行規律、月食成因以及隕星和彗星等，都有相當精辟的論述。在曆法問題上，他提出了黃道宿度與赤道宿度互相換算的較好的計算方法，對後世曆法有很大影響。張衡重視實踐，勤于觀測，曾對恒星進行了長期的觀測和統計工作，把星空劃分成444 個星官，記錄了兩千五百余顆恒星，這個成果在相當長時間內是很先進的。張衡在數學和地理學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在文學方面也很有成就。本卷丁編第三十二章張衡另有傳。
天文學典籍漢代出現了我國流傳至今的第一本天文學著作《周髀算經》，而在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中有關天文曆法的章節，是第一批重要的天文學典籍。它們既總結了秦漢以前天文學的發展情況，又開辟了此後天文學發展的道路。《史記·天官書》、《曆書》的編寫，為此後廿四史中天文、律曆諸志作了楷模。此外，漢代科學家張衡的《靈憲》、《渾天儀圖注》都對以後的天文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秦漢時期是我國傳統天文學發展的重要階段。
第六節氣象氣象與生產氣象與生產關系密切，在秦漢時代已成為政府部門關心的問題，湖北省云夢縣出土的秦簡中記載：“稼已生而後雨，亦輒言雨少多，所利頃數”①。至漢代明文規定：“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②在除開冬季之外的農業生產季節里，為了上報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計量的器具，但至今還未發現秦漢時代有關的記載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測雨”和“竹器驗雪”的計算題，其淵源可能是很久的。
測量氣象的儀器關于測風的儀器在漢代已有多種記述。一種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齊俗訓》記載：“伣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這可能是用帛或鳥羽系在竿子上，見風飄動，以示風向的儀器。還有一種叫“綄”，後漢高誘曰：“綄，候風者也，世所謂五雨。”這可能是同“伣”類似的儀器。還有一種是“相風烏”，據《三輔黃圖》記載，“漢靈台，在長安西北八里。..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台，高十五仞，上有渾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這種風向標做成烏鴉形，頭小尾大，遇風轉動，烏鴉頭即指向風來的方向。李約瑟認為，“上下有轉樞”這句話暗示風向標跟下層的轉動機件相連，可能附著有記錄風速的器件，這是風速計的先驅①。此外，《淮南子·天文訓》中還把風分成八種，指出了它們的季節性。
另一種氣象儀器是測量空氣濕度的。在天平的兩端分別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濕性大于土，當空氣干燥時，木炭里的水分很容易蒸發掉而變得輕，當空氣濕度增大時，木炭吸收空氣中的水分而變得重，所以結論是“燥故炭輕，濕故炭重”①，這可算是最早的濕度計了。羽毛也有類似于木炭的性質，故同書《說山訓》又說：“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琴弦的緊張程度也同空氣的燥濕有關，這一現象在《淮南子》中也有發現。《本經訓》說：“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之。”為什麼呢？因為“天且雨，琴弦緩”②。燥濕程度能影響琴彈出的音調，這一現象也是後代制造毛發濕度計的依據。
唯心主義者對氣象的曲解西漢初年，董仲舒倡導的“天人感應論”逐漸流行，這種唯心主義的觀念利用天文氣象等自然現象附會于社會政治和人民的命運，阻礙了學術問題的探討。漢代許多學者如司馬遷、桓潭、張衡、王充等人對此進行了有力的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24 頁，文物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後漢書·禮儀志》。
①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四卷第742 頁，科學出版社1975 年版。① 《淮南子·天文訓》。
② 《論衡·變動》。
批判。他們指出自然現象的變化，天下常有，無世不然，有規律可循，決沒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規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③，反對“夏秋之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為天小怒”的說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規律的，“云氣發于丘山”，“云散水墜，名為雨矣！夫云則雨，雨則云矣！”“云霧，雨之征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這些認識既加深了對自然的了解，也為破除迷信，反對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論”提供了武器。
③ 《論衡·雷虛》。
第四十五章地理學第一節秦代圖籍秦朝雖然只存在15 年，但在全國統一的政治形勢下，築長城，修馳道，開運河等，重大工程接連不斷。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識，也促進了地理學的發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經》①，比只記述9 條河流的《禹貢·導水》篇有很大的進步。秦朝《水經》全文近500 字，描述26 條水道的發源地、流向和歸宿。敘述的基本地理事實與《漢書·地理志》及漢代《水經》沒有矛盾。所記水道分布范圍，大體與秦的疆域相當。
秦朝有各類地圖，只是沒有保存下來。劉邦入咸陽，蕭何深知地圖的重要性，故“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後來“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眾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②。《漢書·地理志》中，曾兩次提到秦地圖，這種地圖可能是秦朝的全國性地圖。
① 這是後人的命名，附于《山海經·海內東經》篇末。見周振鶴：《被忽視了的秦代〈水經〉》，《自然科學史研究》第49—53 頁，1986 年1 期。
② 《漢書·蕭何傳》。
第二節《史記·貨殖列傳》和《大宛列傳》兩漢地學的代表著作是《史記》、《漢書》等曆史著作中的有關列傳、書、志，及馬王堆出土的地圖。對地學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物則是張騫、司馬遷、班固、班超、張衡等。這些人，都在本卷丁編分別有傳，這里只重點地另行論述有關地理學本身的部分。
《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是我國第一部經濟地理著作，敘述我國各地區的人口、經濟、物產、交通、貿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區差異。他把全國分為四個經濟區，並指出這四個經濟區的自然條件與物產的差異是：“山西饒材、竹、谷、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司馬遷強調人的作用。他把人們的勞動看作是發展經濟的前提。自然條件好的地方，如果人們開發不夠，生產技術落後，那仍然是貧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對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魯等地，雖然自然條件差些，但由于人們積極開發，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所以呈現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貨殖列傳》還敘述了當時的城市經濟狀況，把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幾個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較，指出它們之間的自然條件、交通條件、風俗習慣、物產、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點則是交通發達，為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貿易中心。比如櫟邑（櫟陽），“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咸陽，“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火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這些敘述體現了各個城市的特色，是我國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記·大宛列傳》漢武帝時，派張騫三次出使西域，開始了中國和中亞、西亞一些國家的交通往來和物質文化交流，從而擴大了中國人民的視野，豐富了地理知識。張騫及其副使，分別到達大宛（前蘇聯烏茲別克東部）、康居（前蘇聯境內錫爾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陸）等國，獲得了豐富的地理知識，而且開辟了東西交通的“絲綢之路”，這在世界曆史上有重大意義。張騫第一次去西域時，在大夏看到從印度運來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設想開通一條從我國西南去印度的道路。這個設想，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支持，曾派人從四川宜賓出發，探索去印度的途徑。雖未通達，卻增加了對西南地區的了解。
司馬遷根據張騫的報告，寫成了《史記·大宛列傳》，對大宛、烏孫（在伊犁河、楚河、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帶）、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安息、條支（在兩河流域）、大夏等國的地理情況作了描述，內容包括各國的人口、兵力、風俗、物產、貿易、文字和各國之間的距離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余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闐。”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在我國，這樣簡明扼要而又真實地介紹西域各國地理情況的著作，《史記·大宛列傳》是最早的。
第三節《漢書·地理志》和《西域傳》《漢書·地理志》東漢前期末葉，曆史學家班固（32—92）所寫的曆史巨著《漢書》，不少篇章包含有豐富的地理內容。特別是《地理志》，是我國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曆代記述疆域政區的始祖。它為以後兩千年來我國有關疆域政區的地理著述樹立了榜樣，創立了規范①。
《漢書·地理志》的內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從黃帝時代至漢初這一曆史時期疆域變遷的概況，主要是轉錄《尚書·禹貢》和《周禮·職方》的全文。第三部分轉錄劉向的“域分”及朱贛的“風俗”。“域分”講分野，即某地對應星空的某個區域，比如“秦地，于天宮東井、輿鬼之分野也”。這種分野沒有什麼地理意義。“風俗”偏重于經濟、物產、風俗習慣、曆史沿革的敘述，分論各地區的地方特點，還涉及部分外國地理及海上航線。書中關于海南島的風俗、物產、兵器等情況的記載，是現存最早的關于海南島的文獻資料。第二部分敘述漢朝地理，為《地理志》的主體，是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 年）的疆域政區為限來敘述的。總計記述了103 個郡（國）和郡所轄的1587 個縣（道、邑、侯國）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縣的戶口數字、山川水澤、物產、水利設施、古今重要聚落、關塞和名勝古跡等。這種寫法的優點是：一以全國政區為綱，提綱絜領，一覽無余；二在政區之下，又附有重要的地理事實，某個政區有什麼物產，一查便知。缺點是山系、水系被行政區打亂了，全國的自然地理面貌缺乏整體性。所記地理內容也很簡略。雖然有缺點，但在一千多年前能創作出這樣有特色的地理志很不簡單。有些記載包含了珍貴的地理資料。比如：所記高奴縣（今陝西延長）“有洧水，可燃”，這是我國關于石油產地的最早記載。類似的寶貴資料還有不少。《漢書·西域傳》《漢書·西域傳》也有許多地理內容。它對西域一些城邦和部落的治所、人口數目、軍隊數目、物產、距離長安多遠、與中原地區的物質文化交流，都有較詳細的記載。它提到了蔥嶺（帕米爾），並指出蔥嶺以東“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關千三百余里，廣袤三百里。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這里說的蔥嶺即帕米爾，南北大山，指南面的昆侖山和北面的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于闐河（今和田河）北流，與蔥嶺河（今葉爾羌河）彙合，稱塔里木河，它東注蒲昌海（今羅布泊，已干涸）。這些記載都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蒲昌海的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黃河的說法，則跟《史記·大宛列傳》一樣，是錯誤的。它還提到沙漠，說鄯善“當白龍堆，乏水草”。白龍堆在玉門關與鄯善（即樓蘭，其地初在今羅布泊北，後遷其南，今已淪為戈壁）之間。又說鄯善的土地“沙鹵、少田，寄田仰谷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烏孫“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橫。不田作① 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第14 頁，科學出版社1962 年版。種樹，隨畜逐水草。”這是當時西域地理情況的寶貴資料。
第四節班超父子和《後漢書·西域傳》東漢建初元年至永元十四年（公元76—102 年），班超（32—102）在西域長期進行政治和外交活動，使漢朝和西域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得以不斷發展。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東羅馬），抵安息、條支西界，為西海（波斯灣）所阻，未能到達。但甘英的這次旅行卻意義重大，他是中國第一個出現在波斯灣的旅行家。
班超的兒子班勇，從兒童時代起就隨父到西域，後來又繼承父志，再通西域。他的一生幾乎都在西域度過。他把親身經曆的見聞，寫成《西域記》一書，對西域諸國的道里方位、氣候、地勢、物產、風俗等，作了較詳細的記錄。後來此書被南朝宋范曄收入《後漢書·西域傳》中，為研究西域曆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第五節《異物志》東漢及隨後的三國時期出現了數量可觀的異物志著作，如東漢楊孚的《南裔異物志》、三國譙周的《巴蜀異物志》、萬震的《南州異物志》、沈瑩的《臨海水土異物志》等。這些著作所記皆為長江以南地區的事物，內容多屬草木、禽獸以及礦物。南方地記著作的出現，是當時北方人民逐漸南移的一種反映①。
① 見《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第338 頁，科學出版社1984 年版。
第六節馬王堆地圖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三幅繪在帛上的西漢地圖，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出土時，三幅地圖都沒有標圖名、圖例、比例尺及繪制時間。後經學者研究，推斷為西漢初年作品，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②。圖的名稱一般簡稱為“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這三幅地圖中，“地形圖”、“駐軍圖”已基本複原，“城邑圖”由于破損嚴重，至今沒有複原。
“地形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以實測為基礎的古地圖。圖的方位是上南下北，長寬各96 厘米，主區部分的比例尺根據推算，約在十五萬分之一至二十萬分之一間。已有統一的圖例，繪有山脈、河流、居民點、道路等。圖上包含的地理范圍主要是當時長沙國（諸侯國）的南部，即今瀟水流域、南嶺一帶，這部分圖的繪圖精度相當高。往南直到南海，這是西漢諸侯南粵王的轄區。這部分圖的比例尺變小，繪圖精度顯著下降，海岸線很不准確，幾乎是象征性地畫一條曲線，談不上比例。圖上除了畫有河流外，別無他物。因此，“地形圖”的繪圖技術和成就，主要表現在主區上。
“地形圖”中用水平山形線與陡崖符號相配合的方法來表示九嶷山脈。
這種設計，歐洲大約到十三世紀以後才出現，比中國晚一千四百多年。圖上的水系繪得詳細准確，三十多條河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和水系結構，大部分與現代地形圖大同小異，名稱標注也很有規律。圖中八十多個城鎮分別用方框、圓圈兩類符號分級表示，並且一律在符號位置里注記名稱。二十多條道路用虛、實兩種線劃區分。
“地形圖”的缺點有二：一是山脈未標注山名；二是同一幅圖中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
“駐軍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彩色帛繪地圖，長98 厘米，寬78 厘米，方位是上南下北，主區為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的滯水流域，比例尺約為八萬分之一至十萬分之一。圖上除繪有山脈、河流、道路、居民點外，還著重表現了九支駐軍的布防，防區界線，指揮城堡等軍事情況。用不同顏色區別不同地理要素是“駐軍圖”的顯著特點，它用黑色“山”字象形符號表示山脈；用青色繪制河流、湖泊，而且顯示了河道的寬窄；用黑底套紅勾框標出守備部隊的駐地和軍事工程建築物；用紅色虛線表示軍隊行動的通路；用紅色三角形標示城堡；用黑色圓圈標出居民點；用紅色標出守備區的分界線等等。
馬王堆地圖的出土，表明秦漢時期中國地圖學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從而改變了過去那種認為漢代地圖很粗糙，不可靠，也沒有統一繪圖原則的看法①。
② 譚其驤：《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文物》1975 年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