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六年（228）春，諸葛亮揚言要由斜谷道（由陝西漢中到郿縣）取郿。使趙云、鄧芝為疑軍，據箕口（斜谷道的南口）。曹魏派大將軍曹真率眾迎戰。諸葛亮率大軍西攻祁山（今甘肅禮縣東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震動。魂明帝曹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諸葛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今甘肅天水南）。馬謖違反諸葛亮的節度，駐軍山上，為張郃所破，以致影響整個戰局。諸葛亮斬馬謖，取西縣千余家還漢中。
這年冬，諸葛亮又出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圍陳倉（寶雞東）。魏派曹真迎戰。諸葛亮因糧盡而還。魏部將王雙率軍追擊，被戰敗而亡。
建興七年（229）春，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今甘肅成縣西北）、陰平（今甘肅文縣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迎擊陳式。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縣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陰平兩郡。
建興八年（230）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今甘肅天水南），張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甯陝東）、曹真由斜谷（郿縣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漢中，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陝西洋縣）。因遇大雨，道絕，真等皆退走。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
建興九年（231）春二月，諸葛亮複出祁山，以木牛運輸軍糧。魏將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郭淮等禦之。諸葛亮破費曜、郭淮于上邽，司馬懿斂兵依險拒守。諸葛亮糧盡退兵。張郃來追，蜀漢伏兵弓弩齊發，張郃中矢而死。
建興十二年（234）春二月，諸葛亮率大軍十萬由斜谷出，以流馬運輸糧米。並進據武功五丈原（今陝西郿縣西南），與司馬懿對峙渭南。諸葛亮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篤，卒于軍中。蜀軍退。
這六次戰爭，有兩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關，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軍進攻，諸葛亮在漢中拒守。六次戰爭中，第一次，第六次規模比較大。
治戎和理民陳壽評論諸葛亮，稱他“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干將略”（《諸葛亮傳》）。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時代治理國家的兩大綱領，在和平時期是這樣，在戰爭時期也是這樣。這是丞相應當盡到的職責，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盡到的職責。蜀漢在三國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時間最晚，諸葛亮能輔佐劉備父子在當時激烈複雜的斗爭中，與魏、吳鼎立，極為不易。這種成就，是跟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開的。
陳壽稱譽“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為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魏志·諸葛亮傳》評曰）“用心平而勸戒明”，是諸葛亮貫徹于軍政民政的一貫作風。“刑政雖峻而無怨者”，表明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響。
有關諸葛亮的事跡，見于史籍者不多。就流傳下來僅有的簡略記載而言，如建興六年街亭失敗後，取西縣民千余家還漢中。建興十二年屯田渭濱，耕者雜于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這都表明，諸葛亮的軍隊是節制之師，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很難做到的。
諸葛亮死後的蜀漢政局諸葛亮死後，蜀國的政治先後由蔣琬、費祎掌管。蔣琬還考慮過伐魏，興複漢業。費祎就全無與魏爭天下的思想了。費祎對姜維說：“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原，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三國志·蜀志·姜維傳》注引《漢晉春秋》）蔣琬、費祎執政時期，蜀國大體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軍事活動比較少。費祎死後，姜維在蜀掌權。諸葛亮對他很賞識，稱他“思慮精密，敏于軍事，心存漢室，才兼于人。”費祎時，姜維“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祎常裁制不從”（《三國志·蜀志·姜維傳》）。
姜維掌權後，又恢複了對魏的戰爭。他仍是貫徹諸葛亮的軍事路線，重點首先在爭取占有隴西。姜維自以為是天水人，“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同上）他數次出兵，都是爭奪隴西。
自後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間，姜維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肅天水西南）一次戰爭中，因另一路軍隊誤期，姜維被鄧艾打敗，戰士“星散流離，死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讟，百隴以西亦騷動不甯”（《三國志·蜀志·姜維傳》）。段谷敗後，不僅姜維的威望大減，蜀國蜀軍也元氣大傷。
蜀漢後主劉禪是個庸材，他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諸葛亮、蔣琬、費祎等輔政，政治較為清明。但在費祎之後，他聽信宦官黃皓，政治昏聵。就連大將軍姜維也因害怕黃皓陷害而不敢駐在京城成都。
蜀漢晚期，朝政是相當腐敗的。公元261 年，吳派使臣薛珝來蜀，回國後對吳主孫休說到蜀國情況是：“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三國志·吳志·薛綜傳附子珝傳》）姜維的抗戰及其失敗景元三年（262），司馬師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司馬昭謀伐蜀，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贊成。司馬昭遂以鍾會都督關中，籌劃伐蜀。他對朝臣們說：“自定壽春以來（指討伐諸葛誕），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指吳、蜀）。..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余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遝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晉書·文帝紀》）
姜維聽得司馬昭派鍾會都督關中，已經看出司馬昭的詭計，趕忙從遝中上書後主說：“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今陝西略陽南陽平關）、陰平橋頭（今甘肅文縣境），以防未然。”（《三國志·蜀志·姜維傳》）後主信任宦官黃皓，迷信鬼巫，黃皓說王人告訴他，魏決不會進攻，劉禪即把姜維的奏章壓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麼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63），魏國兵分三路大舉伐蜀。西路由征西將軍鄧艾率領，帶兵三萬從狄道（今甘肅臨洮）向甘松、遝中進攻，目的是纏住姜維，使他不能從遝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諸葛緒率領，帶兵三萬從祁山（今甘肅西和縣北）向橋頭進發，截斷姜維的歸路。東路是主力，由鍾會親自率領，帶兵十萬分從斜谷（今陝西郿縣南）、駱谷（今陝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陝西鄠縣南）三道，向漢中進發。
這時，姜維提出的禦敵的方案是：“敵至，諸圍皆斂兵聚谷，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①，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谷，千里縣（懸）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三國志·蜀志·姜維傳》）鍾會十萬大軍，浩浩蕩蕩殺向漢中，蜀軍就是按照姜維的方案作禦敵的安排。這時蜀在漢中的守軍，有一萬來人。于是撤諸外圍守軍，分為兩部，分別退守漢（今陝西沔縣東）、樂（今陝西城固）兩城，守城軍不過五千人。鍾會進入漢中，了解了這種情況，並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兩位偏將帶領一部分軍隊把漢、樂兩城包圍起來，自己卻帶領大軍越過漢中向陽安關②進發。魏軍不傷一兵一卒，不戰而取下漢中。
① 《資治通鑒》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聽敵入平”。胡三省注云：“謂縱敵使入平地。”意思與此《傳》正相反，細審形勢，當以《資治通鑒》為是。
② 《資治通鑒》卷262 景元三年注：“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
姜維在遝中，聽得魏軍主力已到漢中的消息，急忙從遝中向漢中轉移。
後面鄧艾跟蹤，緊追不放。姜維到了橋頭（今甘肅文縣東南），橋頭大道已被魏將諸葛緒占領。姜維假裝要從諸葛緒軍的北面過境，靠著地熟、人熟、情報快，在諸葛緒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時候，他卻折回頭以快速行軍通過了橋頭，等到諸葛緒再回到橋頭的時候，姜維領兵剛剛過去。
姜維走到陰平，鍾會已經攻下陽安關口，正向白水關（今四川廣元西北）進軍。姜維急忙會合由成都開來的廖化、張翼率領的援軍，一同退守劍閣（今四川劍閣）。
劍閣，有大、小兩座劍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連，形勢絕險。姜維守住劍閣，鍾會屢攻不下。後方遙遠，糧運困難，軍隊給養大成問題。鍾會一籌莫展，打算退兵。
鄧艾進兵到陰平（今甘肅文縣），聽得鍾會被姜維阻止在劍閣，正欲退兵，急忙寫信給司馬昭報告軍情：大軍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萬不能撤退。他認為從陰平走山路向南，出劍閣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襲擊涪（今四川綿陽）。涪在劍閣後面，離成都不過三百里，是成都的門戶。如果軍隊到涪，姜維勢必撤兵來救，這樣，鍾會的大軍就能不戰而取劍閣，如果姜維不來援救，涪守軍勢弱，必然容易攻下。鄧艾信送出後，不待司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說的計劃，自陰平向南進軍了。
鄧艾所走的這條路，實在艱險。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煙。鄧艾一路鑿山開路。遇到險要之處，兵上們便攀著樹枝，緣著懸崖，一個拉著一個的前進。
鄧艾就這樣翻山越嶺來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駐守在江油的蜀軍，大吃一驚，便向鄧艾投降了。鄧艾由江油進一步迫進涪。
蜀漢軍駐涪的主將是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他沒有乘鄧艾遠來疲憊還沒有站住腳步的時候向鄧艾進攻。他的部將黃崇再三向他建議，諸葛瞻不肯接受。鄧艾進攻了，他的人馬都是處在不進就死的處境，攻勢非常勇猛。諸葛瞻被迫退守綿竹。鄧艾派人去勸他投降，說：“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附子瞻傳》）瞻大怒，立斬來使。鄧艾攻入綿竹，諸葛瞻和黃崇都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諸葛尚，聽得父親戰死，說：父子為國家大臣，沒能早殺黃皓，致使國破家亡，有何臉面活下去。也力戰而死。
鄧艾進軍到雒（今四川廣漢），離成都只有八十里。後主招來群臣會議。有的主張到南中去，有的主張到東吳去。光祿大夫譙周勸後主投降。後主猶豫了半天，最後也就聽了譙周的話，向鄧艾投降了。只有後主的一個兒子北地王劉諶，很有點烈性和氣節。他憤慨地對後主說：如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後主不聽。劉諶覺得大勢已去，無力挽回，便帶著妻子到他祖父劉備廟里大哭一場，先殺妻兒，然後自殺。
後主投降以後，又命姜維向鍾會投降。蜀漢的兵士聽得要向敵人投降，都氣得拔刀砍石頭。
有的史書記載稱蜀亡時有二十八萬戶，男女九十四萬口，將士十萬二千人，吏四萬人（參看《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
第六節孫吳對江南的開發。孫吳的滅亡赤壁之戰後，孫權占有江東，又占有荊州一部分，江南廣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 年孫策死，孫權代他領兵，到公元252 年孫權死，孫權統治江南前後達五十二年。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開發時期。東漢末年，先有鎮壓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北方遭受破壞，人民大批南逃避亂，對于江南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經濟的開發，是有幫助的。
征山越、蠻族和夷族孫吳能在江南立國，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區的不斷開發為條件。孫權時期，江南的開發主要仍在長江沿岸和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帶，嶺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興起，而廣大內地，仍是地廣人稀，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這時期，在東南內部地區居住的是越族。因為他們居住的地區多是山地，曆史上就稱他們為山越，這與秦漢之際，東越、閩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樣的。實際上，他們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區的已經漢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後。他們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嘗入城邑，對長吏”（《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自然也不服役納租。
山越人口眾多，地區廣大。他們居住地區又靠近孫權統治地區中心的吳郡、會稽、建業等地，對孫權政權的鞏固和穩定，有相當大的威脅①。孫吳統治階層不得不考慮如何征服山越，使他們成為東吳的兵源和財源，變有害因素為有利因素。
孫吳與山越人的戰爭，從孫策時即已開始，一直到孫皓時止，幾十年中連續不斷，幾乎與吳國的統治相始終。其中，次數多，規模大的征討戰爭，多在孫權時期。每次征討之後，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強壯的收編為士兵，贏弱的劃歸郡縣。公元234—237 年，諸葛恪征討丹陽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萬人（《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據《吳志》各傳中所載諸將征討山越所得士兵人數加起來，已不下十三四萬。①吳亡時，吳國士兵人數大約有二十多萬，其中山越人約在半數以上。
居住在荊州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是蠻族，交州地區的被稱為夷。孫吳對蠻、夷人也有過不少征討。黃龍三年（231），孫權以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斬首獲生，蓋以萬數”（《三國志·吳志·潘濬傳》）。赤烏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沒縣邑。孫權以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務崇招納。“賊帥百余人，民五萬余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三國志·吳志·陸胤傳》）
孫吳征服山越、蠻、夷等族後，一方面是把他們征發出來作戰士和劃歸郡縣作編戶耕田種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們原來居住的地區設置郡縣。江南荊、揚、交、廣地區，東漢時有二十個郡和二百六十五個縣。②東吳時期，由① 《三國志·吳志·吳主傳》：“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勵。”《三國志·吳志·賀全呂周鍾離傳》：“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這些記載，說明山越對孫氏政權的威脅。① 參看何茲全：《東吳兵制》，見《中國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② 此據《續漢書·郡國志》。無廣州，在交州內。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為四十三個郡和三百一十三個縣。③通常情況下，郡縣數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而東吳時期，江南郡縣數的增加，除這種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山越、蠻、夷族居住地區被開辟而增設了郡縣。
農田水利的發展東吳政權注意興修水利。農田灌溉面積的擴大，使江南耕地面積擴大了，農業生產增加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在長江下游三吳地區最為顯著。為了增加農業生產，解決軍糧問題，東吳與曹魏一樣，也注重屯田。吳的屯田也有軍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蠻、夷所取得的民戶，一部分成為郡縣編戶，一部分也用來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稱為典農校尉和典農都尉，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農官名稱是一樣的。他們也同樣不受郡縣的管轄。①典農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縣令長。屯田的規模都是相當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頃。②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數千家③。諸葛恪在廬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萬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數萬口⑤。這些規模大的屯田，都是軍屯。民屯人數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陽）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三國志·吳志·三嗣主傳》）既然說是“取屯田萬人以為兵”，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這是很清楚的。而且從屯田人中抽出一萬人，大約不會影響屯田的耕作，這也說明孫吳民屯中的勞動人數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軍屯中的佃兵，平時耕田種地，疆場有事則參加戰斗。《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載陸凱諫孫皓的話：“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唯知農，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可知孫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時耕田種地，有戰爭就參加戰斗。這與曹魏的軍屯大體也是一樣的。
孫氏在江東建國，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東豪族的支持。為了對豪族進行報答，曹魏晚期出現的給客制度，在孫權早期就出現了。建安十九年（214），孫權取皖城，以呂蒙為“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三國志·吳志·呂蒙傳》）。建安二十四年，蔣欽死，孫權“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三國志·吳志·蔣欽傳》）。建安二十年，陳武從孫權征合肥，戰死。“權命以其愛妾殉葬，複客二百家”（《三國志·吳志·陳武傳》注引《江表傳》）。
③ 參看吳增僅、楊守敬《三國郡縣表附考證》。《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作“縣三百一十三”。
① 《宋書·州郡志》：“溧陽令，漢舊縣。吳者為屯田。”“湖熟令，漢舊縣。吳者為典農都尉。”“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年二十一..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這些記錄，說明吳的屯田與魏一樣，也是獨立于郡縣之外，不受郡縣守令管轄的。
② 見《晉書·王渾傳》。
③ 《三國志·魏志·滿寵傳》：“青龍三年（235）春，（權）遣兵數千客佃于江北。”④ 《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恪自領萬人。..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眾佃廬江、皖口。”⑤ 《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赤烏中，諸將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
孫權前期，內外形勢動蕩，他依靠江北、江東豪族為他維持局面，所以這時期孫吳統治階級內部君臣之間是比較團結的。孫權後期，情況變化了。本來，吳和蜀的立國情勢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興複漢室，還于舊都”（諸葛亮《出師表》）。孫吳則滿足于劃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諸葛亮生前曾幾次北伐，吳則很少主動向魏大規模進攻。西晉的傅玄說孫權“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三國志·吳志·吳主傳》注引《傅子》）。到孫權後期，三國鼎峙局面已大體穩定下來，孫權年事已長，為子孫皇位計的思想逐漸突出，他與將相大臣間的矛盾也就逐漸出現了。陳壽評論他“性多嫌忌，果于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三國志·吳志·吳主傳》評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後來孫皓猜疑大臣，果于殺害，不過是孫權晚年事態的發展而已。
與夷洲的交通孫權時期有一件大事，這就是與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台灣。當時夷洲居民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臨海水土志》載：“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華木不死，四角是山，眾山，夷所居。..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髠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種荊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臥息共一大床。交會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其地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斗耳。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镮貫珠珰。”（見《太平禦覽》卷780 引）從用鹿觡矛，石鏃刀斧看，當時夷洲居民還處在石器時代，或已到晚期。從種荊為蕃障看，當時掠奪戰爭尚不嚴重。國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奪戰爭之後出現的。夷洲居民當時還沒有城邑，也還沒有國家組織。
黃龍二年（230），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志·吳志·吳主傳》）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孫權使萬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對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會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海上活動。
夷洲以外，北到遼東半島，南到南洋諸國，都曾有吳的使臣和商人活動。魏明帝曾詔遼東，提到孫權“複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狂誘邊民”（《三國志·魏志·公孫淵傳》注引《魏略》）。吳與南海各地的海上來往和貿易也比前代有所發展。吳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應出使南海各國，“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梁書·海南諸國傳》序）。回國後，康泰著《外國傳》，朱應著《扶南導物志》。大秦的商人經南海來到吳的建業。大和尚康僧會，也是從海上到達吳都建業的。
孫皓與吳的滅亡司馬昭滅蜀之後，本來打算休息三年就去滅吳。但滅蜀後的第二年，司馬昭就死了。司馬昭死後不到半年，兒子司馬炎即受魏禪為帝，改元泰始元年（265），西晉開始。又過了十五年，晉才伐吳。
吳國最後一個統治者是孫權的孫子孫皓。其人既殘暴，多忌諱，又荒淫，好酒色，還使用一些酷刑來殺人。但這個人卻有點聰明，也有才干，與蜀後主劉禪不一樣。
吳的租稅徭役很重。孫權時，大臣張昭、陸遜曾上疏，希望能減輕賦稅。但孫權認為：三國分立，常要打仗，租稅徭役不得不重。到孫皓時，雖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宮殿，窮極技巧，功役費用以億萬計。人民服役，不勝其苦。後宮的宮女已有數千人，還年年要挑選。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陸凱曾上疏：“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為君計。自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複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賀邵也上疏，“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而征發賦調，煙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三國志·吳志·賀邵傳》）可是，孫皓對于陸凱、賀邵的上疏，卻恨之入骨，賀邵因此被殺。
百姓受不了孫皓的壓迫剝削，就起來反抗。施但領導的起義，有一萬多人參加，直攻打到離建業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廣州的人民也起來反對他，斗爭了好多年。
孫皓的荒淫暴虐，使吳國上下離心，伐吳的條陳，就時時在晉朝廷上提出來。大臣對伐不伐吳，分成兩派。一派以羊祜等為首，主張伐吳。一派以賈充為首，堅決反對伐吳。晉武帝是個平庸募斷的人，一時也拿不定主意。咸甯五年（279）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願陛下勿失事機。”（《資治通鑒》卷八十）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杜預也上疏：“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無功耳。”疏到之時，武帝正與張華圍棋。張華也說：“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資治通鑒》卷八十）武帝這才下了伐吳的決心。
這年冬十一月，晉大舉伐吳，沿長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鎮軍將軍琅邪王司馬伷率領出塗中（今安徽滁縣），一路由安東將軍王渾率領出江西（今安徽和縣一帶），一路由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將軍胡奮率領出夏口（今湖北漢口），一路由鎮南大將軍杜預率領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龍驤將軍王濬率領，從蜀順江而下。六路大軍共二十多萬。但總領六路大軍的卻是始終反對伐吳最力的賈充。
在六路大軍中，王濬一路作戰最勇猛。吳軍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吳晉兩國交界處，用鐵索和鐵錐把長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鎖起來。王濬到後，破除了障礙，順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諸路大軍的勝利，晉軍很快就到達建業，孫皓只得投降。孫吳的滅亡，結束了三國鼎立的曆史。吳亡時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見《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附：三國世系表第二章西晉的短暫統一和東晉十六國的混亂第一節太康時期的小康局面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晉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晉皇朝相對安定時期。這期間，從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晉比較繁榮的時期，保持了一個小康的局面。平吳以前，晉就重視農業的恢複和發展。據《晉書·食貨志》載：“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勵精干稼穡。”泰始二年（266），武帝詔：“今者省徭務本，並力墾殖，欲全農功益登，耕者益勸”。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余頃。當時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鬧饑荒，而汲郡獨無匱乏。于是武帝特下詔書褒揚，賜谷千斛。十年，光祿勳夏侯請求修新渠、富壽、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萬頃。咸甯元年詔：“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西晉朝廷采取措施，從墾荒、興修水利、增加農業勞動力和加強監督等方面來鼓勵農業生產。
三國時期的屯田制，在變亂時可以受到歡迎，在社會相對穩定時就不能適應農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馬昭在魏陳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 年），就“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三國志·魏志·陳留王紀》）。大約這次政令未能得到貫徹，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罷農官為郡縣”（《晉書·武帝紀》）。廢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種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軍法部勒下進行生產的屯田人變為郡縣管理下的編戶小農後，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會更高，更能增加生產，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這應是主要原因。
西晉統一後，即于太康元年（280）頒布戶調式，同時還頒布了占田法和課田法。占田、課田法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晉書·食貨志》）。占田和課田的關系如何？“其外”兩字如何解釋？問題和爭論都很多，詳見本卷典志篇。這里只指出一點：占田、課田制下的農民，是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他們的糧食除繳納田租外，都歸他自己所有，因而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太康時期的小康局面雖只有十來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當安居的曆史時期。《晉書·食貨志》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成安其業而樂其事。”干寶《晉紀·總論》就這樣描述：“牛馬被野，余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這些雖是不無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間，人口增加很顯著。史書記載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全國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晉書·地理志》）。占田、課田法頒布後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國家“戶有三百七十七萬”（《三國志·魏志·陳郡傳》注引《晉太康三年地記》）。這當是國家戶籍上人口數的增加，與人口的實際增加數當有距離。但總的說來，這時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對世家地主的優遇漢末三國時是世家和豪族勢力的擴張時期。曹魏後期，大約是在司馬氏主政以後，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權，其中也包含了特權的新的形式。這實際上是特權的擴張。《晉書·王恂傳》載：“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租牛客戶，是給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為田客的太原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當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晉廷在公布戶調式和民丁占田、課田的同時，還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蔭人以為佃戶、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規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頃。以下，每低一品，遞減五頃。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頃。又各以品之高低，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也都有這種特權。特權擴大到士人子孫，這是秦漢時世家地主范圍的擴大，特別是儒宗這一等級的延伸。史家對魏晉以後的這類地主，稱作世族，又稱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時，也不可忘記，無論是稱世族或士族，在其內部自有品級或等級的不同。史家所謂門閥，應指其中較高的品級或等級而言。官吏按品級還可蔭庇衣食客和佃戶。官至六品以上，得蔭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蔭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蔭庇佃戶五十戶，第三品十戶，以下遞減，到第九品一戶（參看《晉書·食貨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數額是遠遠超過勞動人民的。即使第九品還可以占田十頃，超過勞動人民占田七十畝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給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戶，“數各有差”，但具體的規定，沒有傳下來。晉武帝太康元年關于依品高低蔭人以為衣食客，佃客的規定，是我們所知道這方面的最早紀錄。
曹魏時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晉時已完全成為世族地主獨占高級官位的手段。這時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權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鞏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權。晉人劉毅在上疏武帝時指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和“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即當塗之昆弟也”（《晉書·劉毅傳》）。
朝廷規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蔭庇人口，是對既成事實作合法化的承認。承認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蔭庇法中規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無過五十戶”（《晉書·食貨志》），就是限制。但事實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間，即占田法頒布之後，李重上疏①反對限制奴婢數額時就指出：“諸侯之軌既減，而井田之制未複，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晉書·李重傳》）這說明朝廷對品官占田雖有明文限制，但事實上，世族地主的特權是沒有限制的。舉例來說，如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晉書·玉戎傳》）。石崇，水碓三十余區，倉頭八百親人，其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晉書·石崇傳》）。
晉對世族地主的這些措施，無疑給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更多的優遇，這有利于統治階層在一定程度上的調和。但世族地主之無限制的特權，助長① 據唐長孺先生說，見《西晉田制試釋》，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45—46 頁。了他們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間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長。
第二節多種矛盾的交織和西晉的滅亡宗室諸侯王權力之重魏晉間帝位的更替，是通過宮廷政變來實現的。晉武帝認為，要防止這種事變的重演，就必須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勢力，使其成為維護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後，就大封宗室①。以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晉書·地理志上》）。
晉繼承了兩漢的封國制，有王、侯兩級。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傳說，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陳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 年）五月庚中複設“五等爵”（《三國志·魏志·陳留王奐紀》）。總的說來，晉“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關外等侯之爵”（《通典·職官典·曆代王侯封爵》）。
西晉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漢初年所封的王來，西晉諸王的封地還不能跨州連郡，而且西晉的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戶的戶調田租，也不都歸王侯所有，他們享有的只是戶調的三分之一（絹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晉諸侯王的勢力，主要來自他們的職務。西晉的諸侯王多擔任一方面的都督諸軍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時為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楚王瑋，太康末，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將軍；趙王倫，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齊王冏，是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許昌；成都王穎；惠帝時為鎮北大將軍，鎮鄴；河間王颙，為平西將軍，鎮關中。還有任職朝廷的，如東海王越和長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為了鞏固皇權捍衛統一。但都督坐鎮一方，手握一方軍政大權，可以成為維護皇權的力量，也可以成為地方割據的勢力。晉因懲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諸侯王的特權，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發展，宗室諸侯王恰好成為分割皇權的勢力，以致出現了八王之亂。
賈後專政和八王之亂公元290 年，晉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個近乎白癡的庸人，而皇後賈後，卻懷有政治野心，並手段毒辣。晉武帝時，外戚賈氏和楊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後，外戚楊駿和楊太後，父女合謀，掌握了朝廷大權。惠帝無康元年（291），賈後聯絡楚王司馬瑋，殺了楊峻及其家屬和黨羽數千人，命汝南王司馬亮與太保衛瓘共錄尚書事以輔政；楚王司馬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侯。北軍，是守衛京城的禁軍，是軍隊的精銳和骨干。
不久，賈後又以惠帝的手詔，責楚王瑋擅殺大臣，殺楚王瑋。至此，朝廷權力都落在賈後手里。賈後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中書監張華、裴
為侍中；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樸射王戎並管機要。在這① 《資治通鑒》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個政權的核心人物中、賈模、裴 等是賈後的親黨，張華是個撐門面的人物。張華和賈模，裴頠同心輔政，從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元康九年間，在政治上維持著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司馬光的評論稱當時“雖 王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資治通鑒》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馬伷，幼年聰明，為武帝所喜愛。長而剛猛，又漸為賈後所畏忌。賈後的親黨伯將來太子繼位後，對他們不利，便勸賈後廢太子為庶人，接著又殺害了他。
太子遹死後，趙王倫在他的心腹孫秀的謀劃下，宣稱為太子報仇，起兵殺賈後及張華、裴頠等。不久，趙王倫自立為帝。
與此同時，齊王冏、河間王颙、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齊王冏的父親齊王攸和晉武帝都是司馬昭的兒子，後齊王攸出為司馬師的繼嗣。司馬師死，司馬昭繼兄執政。司馬昭常說：“天下是司馬師打的，天下也應由司馬攸繼承。”司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為眾望所歸，也差一點代替武帝為嗣君，因而齊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趙王倫稱帝時，齊王冏出鎮許昌。他得到河間王颙和成都王穎的支持，聯合進兵洛陽。加之趙王倫的親信王輿在洛陽起兵反倫。齊王冏內外結合，大敗倫兵，殺倫和孫秀，迎惠帝夏位，齊王冏輔政。
惠帝無子，按親疏順序，應由成都王穎為皇太弟。齊王冏貪戀權位，立了惠帝一個侄子司馬覃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穎的不滿。河間王颙在聯合討伐趙王倫以前，曾支持過趙王倫。對此，齊王冏是心懷不滿的，河間王颙也因而內不自安。
齊王冏輔政後，驕恣專橫，擅殺朝臣，不聽勸諫。河間王颙推尊成都王穎為首，起兵討冏。驃騎將軍長沙王乂起兵為內應，發兵攻冏。冏敗被殺。成都王穎居鄴，遙執朝政。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大小，皆去鄴征詢成都王穎的意旨。這局面是維持不久的。長沙王乂與河間王颙、成都王穎間嫌隙漸生。颙、穎聯合起兵討乂。長沙王乂，史稱其“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晉書·長沙王乂傳》）。及二王來攻，乂率兵應戰。戰久，糧乏，洛陽城中大饑，將士雖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願為乂效死。成都王司馬穎和河間王乂圍洛陽日亟，洛陽城中“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晉書，惠帝紀》）。情況困難，洛陽城內統治階級內部出現分裂。東海王越，密與殿中諸將聯合，捕乂送全塘城，為颙部將所殺。
成都王穎入洛陽，複還鎮鄴。惠帝詔以穎為丞相，東海王越守尚書令。
不久，又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任丞相如故。
司馬穎僭侈日甚，大失眾望。東海王越奉惠帝詔親征穎，為穎所敗，逃歸東海。司馬穎俘惠帝到鄴，河間王乂部將張方入洛陽。
幽州刺史王浚，並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同起兵討穎，連破穎軍。鄴中大震。司馬穎倉惶挾惠帝去洛陽。張方迎惠帝入洛陽，擁兵擅政。因連年兵燹，洛陽殘破。張方又擁惠帝和司馬穎去長安。這時朝政大權自然又轉入河間王颙手中。司馬伷廢成都王穎，另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惠帝永興二年（305），東海王越以迎惠帝為名，起兵討河間王颙。次年颙敗，越迎惠帝還洛陽。成都王穎北渡河，為人所殺。河間王乂後來在應征詔赴洛陽途中為人所殺。公元306 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熾立，是為懷帝，朝政大權落入東海王越之手。
從汝南王亮到東海王越，一共有八個王參加混戰，中間還夾著一個賈後。這是西晉曆史上的賈後專政和八王之亂。經過這次變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大量傷亡，西晉的統治機能也從此癱瘓。
漢族流民和內遷各族人民的反晉在八王混戰期間，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亂。正在這時，天災也連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開始了。
據史書記載，這時期關中人口有十余萬流入漢川（《晉書·李特載記》）。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陽、河南的有數萬家（《晉書·王彌傳》）。益州流民流入荊、湘的也有數萬家（《晉書·杜弢傳》）。劉琨上疏陳述他在並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況：“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幼，不絕于路。”（《晉書·劉琨傳》）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當地官府和地主階級，給他們的不是幫助和同情，而是歧視和欺壓。如關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貪暴，官吏們甚至想“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晉書·李特載記》）。巴蜀流民在荊、湘為舊百姓之所侵苦（《晉書·杜弢傳》）。流民沒有活路，便起而暴動。
內遷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為最多。建安年間，曹操分匈奴人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來監督。魏末，改帥為都尉。左部都尉所領有萬余落，居太原故該氏縣；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縣。晉武帝時，塞外匈奴地區大水，二萬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于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今山西省境）到處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邊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晉時期，他們可能還有部落組織。
《魏略·西戎傳》記述：“今雖都統于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三國志·魏志》卷30 注引）散居在關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數量是相當多的。據西晉江統估計：“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戶口，戎狄居半。”（《晉書·江統傳》）
這些與漢人雜居的各少數民族人民，往往受漢族官吏和地方權貴的欺辱。曹魏後期太原一帶的漢人地主常以匈奴人為田客，多者數千人。他們還買匈奴人為奴婢。魏齊王芳正始年間，陳泰為並州刺史、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請陳泰代買奴婢。更有甚者，競公開掠賣並州胡人。匈奴右賢王劉宣憤恨他說：“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複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又說：“晉為無道，奴隸禦我。”（《晉書·劉元海載記》）
惠帝永甯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領導流民暴動，後來李特的勢力發展為一個獨立的政權，建立了大成國，後又改稱“漢”，史稱“成漢”。李特的暴動，是流民暴動的開始。接著暴動就不斷發生。主要的暴動，有王彌在青、徐等地的暴動，張昌在江、漢間的暴動，王如在豫、荊的暴動，杜弢在荊、湘的暴動。在暴動的流民隊伍中，也有當地人民參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來反抗晉的統治的同時，以匈奴人為主的內遷各族的反晉活動也在醞釀。
秦漢以來，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數民族不斷有相當數量的人口內遷。他們一方面受郡縣管轄，一方面仍保存著他們的部落組織。漢族官吏權貴對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壓迫的憤怨，是知道的。阮種對晉武帝反映過：“丑虜內居，與百姓雜處。..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晉書·阮種傳》）惠帝時，江統作《徙戎論》，也指出：“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晉書·江統傳》）他們看到民族壓迫的嚴重性，從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卻是要把各族內遷人口遷回他們的原地。平吳之後，侍禦史郭欽上疏：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晉書·匈奴傳》）。江統《徙戎論》，也提出同樣主張。當然，這種主張反映了他們對少數民族的歧視，事實上也是辦不到的。內遷民族忍無可忍，最後只有反抗晉朝統治的一途。
匈奴人劉淵最先起兵反晉。他是匈奴的貴族。王浚、司馬騰討成都王穎時，穎以劉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發匈奴人抗浚、騰軍。劉淵遂起兵。旬日之間有眾五萬人。公元304 年，劉淵即漢王位于左國城（今山西離石北）。劉淵就認為：“帝王豈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顧惟所授耳。..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晉書·劉元海載記》）劉淵稱自己為漢王，是表明他是接續漢朝的帝統，要與晉爭天下。劉淵在河北沒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領了並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帶地方。
劉淵起兵後，在東方起事的還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黨羯人。羯是附屬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須，顯然與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帥。他幼時作過商販，作過田客。惠帝末年，並州荒歉，並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掠取胡人，“兩胡一枷”賣到山東作奴隸，換取軍糧。石勒年二十余，也被賣到茌平（今山東茌平南）師懽家為奴，從事耕種。後來，師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與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們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奔在趙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師藩。公師藩為濮陽太守苟晞所殺，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系囚，招納山澤亡命”（《晉書·石勒載記》）。
劉淵的起兵，本是階級斗爭的性質，是被降為田客、奴隸的已經漢化了的內遷的匈奴人民對晉統治者的反抗。由于參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帶有民族斗爭的色彩。這種色彩，是在後來匈奴貴族對漢族人民越來越采取一些報複手段時，才濃厚起來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鮮明地表現出階級斗爭的性質。石勒起事的地點，是遠離羯族的居住區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隸，與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縣系囚、山澤亡命，這些都是漢族勞動人民和受壓迫的漢人。
懷帝永嘉三年（309），劉淵派兒子劉聰兩次進攻洛陽。永嘉四年，劉淵死，劉聰繼位。這時洛陽周圍地區或遭破壞，或為劉聰、石勒占領，洛陽饑困日甚。掌權的東海王越，眼看洛陽難守，遂以出討石勒為名，率領僅有的一些軍隊和滿朝文武公卿離開洛陽，東屯項。永嘉五年三月，司馬越病死。石勒率騎追司馬越軍，在苦縣甯平城（今安徽鹿南鄲城東）大敗晉兵，“從騎圍而射之，將士十余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資治通鑒》卷八七晉懷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劉聰攻陷洛陽，晉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萬多人。懷帝被虜到平陽。
懷帝被虜後，晉人立憨帝于長安。當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晉書·湣帝紀》）。經過五年艱苦戰斗，公元316 年，劉聰遣劉曜攻長安，湣帝出降。晉朝在北方的政權垮台，西晉亡。懷、湣兩帝在平陽受盡侮辱，最後都為劉聰所殺。第三節十六國中最早建立的政權和晉在東南的偏安舊史中有“五胡十六國”之說。五胡，即指匈奴、鮮卑、氐、羌、羯。
十六國，成漢和匈奴人劉氏所建立的漢（史稱前趙），是十六國中最早建立的割據政權；繼而有後趙、前燕、前秦、前涼；再後有後燕、南燕、北燕，有後秦、西秦、夏，有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國之內。十六國的創立者，並非都是胡人，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總的說來，也還是以漢人居多。
西晉滅亡後，司馬氏的政權東移，偏安于東南，史稱東晉。東晉的統治，幾乎是與十六國相始終的。
成漢的建立成漢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為流民所推重的過程，但李特時尚未建國。公元36 年，李特的兒子李雄稱帝，國號大成。308 年，李特侄李壽改國號為漢。史家把兩個國號合起來，習稱為“成漢”。
在西晉晚年，略陽、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區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閻氏、趙氏、何氏、楊氏、上官氏、費氏，成了流民的領袖。李氏，就是略陽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稱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眾”（《資治通鑒》卷八十二晉惠帝元康八年）。
西晉益州刺史趙廞見中原多事，遂懷有割據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萬流民的力量來和西晉朝廷抗衡，就拉攏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壯勇至萬余人，“以斷北道（入蜀之道）”。西晉任命耿滕為益州刺史來替代趙廞。廞在耿滕到達成都之後，集兵殺膝，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饒勇得眾心”，借故殺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將兵在外，團聚流民七千余人進攻成都，廞戰敗逃亡，為其部下所殺。
趙廞既死，晉廷任命羅尚為益州刺史，率兵萬余入蜀。晉廷並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時“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隨谷庸賃，一室五分，複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同時，廣漢太守辛冉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還“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在這樣情勢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屢為流民向益州當局請求放寬遣返期限，因此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綿竹（今四川德陽縣北）結大營，收容流民。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旬月間，眾過二萬。李流亦聚眾數千（參看《晉書·李特載記》和《華陽國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眾為兩營，李特自居北營，弟李流居東營。他派閻式去見益州刺史羅尚，再一次請求放寬遣返回鄉的期限。羅尚正在集結軍隊，准備進攻流民，所以假意應允。閻式知道羅尚欺騙他，便說：“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閻式回去不久，羅尚果然調動步騎三萬來襲擊李特大營。李特率軍反擊，官軍大敗。于是眾推李特為主，成立政權，自稱行鎮北大將軍，後又改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署置官吏，進兵廣漢。據《晉書·李特載記》稱：“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舍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可見在益州的人民看來，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晉政權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雖然也己結成塢堡，但是軍事力量薄弱，不得不與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屢敗官軍，攻入成都小城，羅尚退守成都大城時，特因軍中糧少，乃分出部分群眾至成都外圍諸塢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資治通鑒》卷八十五晉惠帝太安二年）。並寫信給李特的司馬上官惇，告誡“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這些意見沒有引起李特的重視。羅尚密約諸塢堡的大地主，合兵襲擊李特。李特大敗，被殺。
李特被殺後，由李流繼續領導作戰。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繼續領導與西晉政權斗爭。經過幾次大的戰斗，公元303 年十二月，李雄終于逐走羅尚，攻下成都。304 年，雄遂自稱成都王；306 年，稱皇帝，國號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區舉行的大起義，可以說是西晉末年流民起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領導人李氏雖是略陽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領袖也有不少是略陽、天水等郡大姓，但是這並不改變這次斗爭之階級斗爭的性質。這是因為他們領導的反晉運動，是完全符合廣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漢在建國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賦稅，遠較晉和迭據中原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國為輕。《華陽國志·李雄志》稱：“雄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谷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境內因而出現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國紛擾的時代里，初期的成漢政權，應該算是人民所擁護的政權。公元334 年，李雄病死。這時，成漢宗室內部，醞釀著一場權力斗爭。
李雄之兄子班繼位，李雄子李期殺班自立。公元338 年，李特弟李驤之子李壽，又殺李期自立，改國號為漢。李壽即位後，務為奢侈，大起宮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晉書·李壽載記》）。李壽死，子李勢繼位，淫殺尤甚，上下離心。347 年，東晉荊州鎮將桓溫出兵伐蜀，李勢兵敗出降，成漢亡。自李雄稱成都王至李勢降晉，立國凡四十四年。漢（前趙）的建立前趙的創建人是劉淵，其祖父於扶羅為匈奴南單于羌渠的兒子。中平年間（184—189），羌渠派於扶羅將兵助漢朝統治者鎮壓黃巾起義。羌渠被國人所殺，放扶羅便留在內地，自立為單于。劉淵之父名豹，為匈奴的左賢王。曹操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余部帥也都用劉氏。劉氏是匈奴的部落貴族。這些劉氏貴族，雖然分領五部，卻都住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們已經漢化。劉豹死，劉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改為北部部尉。
八王亂時，成都王穎想拉劉淵率領匈奴五部幫他打內戰，因以劉淵為北單于。劉淵到了左國城，受匈奴貴族們的擁戴，稱大單于，都于離石。公元304 年，稱漢王。公元308 年又改稱皇帝，建都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國號漢。漢廷設置的官職有：丞相、禦史大夫、太尉，還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大司農等，這些都是漢朝官職；僅于臨終前以子劉聰為大單于，置單于台于平陽以西，此是匈奴稱號。
劉淵死，子和立。劉和少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漢化也是比較深的。劉淵死時，受顧命之托的劉聰等都手握強兵。特別是劉聰，“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晉書·劉元海載記》）。劉和與劉聰所處的對文形勢是很難相安無事的。劉和發兵要消滅劉聰，反為劉聰所殺，劉聰即帝位。
劉聰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孫傅暢、傅純、傅粹，大司徒朱紀、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劉聰朝廷。劉聰大臣陳元達，是匈奴後部人，也是漢化很深的，他處處以漢族傳統的治國道理要求劉聰。劉聰大興土木，興建宮殿，陳元達就上疏諍諫：“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龍興以來，兵疲于外，人怨于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晉書·劉聰載記》）
劉淵、劉聰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眾。劉淵以劉聰為大單于，大單于所領就是匈奴人，劉聰所“握十萬勁卒”也是匈奴人。據《晉書·劉聰載記》記載：劉聰時，“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余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在劉氏朝廷，大單于手握匈奴族強兵，地位僅次于皇帝，實際上又是皇帝儲貳的地位。匈奴劉氏政權，特別在早期，應看作是胡漢的聯合政權。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漢族統治者欺辱，心懷怨恨。起事之後，對漢人進行報複。這就加劇了匈奴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
劉聰攻下洛陽，長安，俘虜了懷帝、湣帝後，大體上統一了中原。但與此同時地方割據勢力也在發展。石勒據有趙、魏；曹嶷占有東齊（今山東），劉曜坐鎮關中（今陝西），鮮卑之眾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劉琨為晉保有並州（今山西太原一帶）
劉聰獲得政權後，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爭權，各擁強兵。
宦官弄權，挑撥是非。加之連年戰爭，社會不安定，人民無法正常生產，饑荒頻仍。在這種情況下，前趙的人民不斷逃亡。如“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晉將趙固，郭默攻河東，至繹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余騎”（《晉書·劉聰載記》）。到劉聰晚年，劉氏漢朝已陷入上下不甯，分崩離析的局勢。
流民和塢堡組織八王混戰之後，接著劉淵、劉聰，石勒等起兵反晉，中原地區人民又陷入戰亂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萬。①不能或不願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條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團聚，還都有最起碼的川資和生活資料。攜家帶口，長途逃難，並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臨的命運中掙紮。當時留下來的人民求生存的一個辦法，是組成塢堡以防守。有了塢堡，就可以防禦小股的流寇。塢堡越堅固，人數越多，防禦力量就越大。
顧名思義，塢堡是一種堡壘，內能住人，又可儲存糧食。董卓的郿塢是東漢未年的建築，但可以作為塢堡的典型來看。《三國志·魏志·董卓傳》載：“（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據說郿塢“高厚七丈，號曰萬年塢”，由此可① 譚其驤：《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刊《燕京學報》15 卷第1 期，1934 年6 月。以想見大型塢堡的堅固，難于攻破。
塢堡組織，還可以上推到西漢未年。漢光武劉秀與五校農民軍在漁陽一帶作戰，令“百姓各自壁以絕其食”，“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今固守”（《後漢書·陳俊傳》）。堡壁之起和防邊有關系，漁陽就是北方的邊地。東漢初，北邊備匈奴，沿邊地區以及河北各地都築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揚武將軍馬成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後漢書·馬成傳》）。為了防禦羌族的騷動，漢光武以馬援為隴西太守，馬援奏請為金城“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後漢書·馬援傳》）。漢和帝時，樊准任河內太守，“羌人屢入郡縣，准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後漢書·樊宏傳附曾孫准傳》）。漢桓帝時，羌人“寇鈔關中”，“複沒營塢”（《後漢書·皇甫規傳》）。“余羌複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巨鹿塢”（《後漢書·段穎傳》）。隴西，關中，北方邊郡的塢堡多為防禦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稱塢，北方的多稱堡壁。三國、西晉未，已混而為一了。
西晉未年，劉淵，石勒起事時，中原黃河流域到處是些漢人聚眾自守的塢堡組織。劉曜“周旋梁陳汝穎之間（今河南、安徽省一帶），陷壘壁百余”（《晉書·劉聰載記》）。曹嶷在“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眾三萬“寇魏郡頓丘（今河北清豐西南），諸壘壁多陷之。..進軍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壘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討勒，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晉書·石勒載記》）。
壘壁和塢堡大體相同，只是名稱不一樣。從這些記載可以想像，當年中原大河兩岸廣大地區到處都是塢堡組織。
每個塢堡都有一個塢堡主。這些塢堡主，首先是當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敵方進攻時能領導大眾進行防禦。這些塢堡，構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農的避難場所。如《晉書·郭默傳》所述：“郭默，河內懷（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眾自為塢主。流人依附者甚眾。”又據《李矩傳》稱：“李矩，平陽人。及長為吏，送故縣令于長安。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魏浚傳》也稱，“永嘉未，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眾，漸修軍器。于是遠近咸悅，繈負至者漸眾。”《郗鑒傳》稱：“郗鑒，高平金鄉人。鑒得歸鄉里，..共推鑒為主，舉千余家俱避難千魯之嶧山。三年間，眾至數萬。”《蘇峻傳》也記述，“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
從以上記載來看，塢主大都是推選的。當時是在戰亂環境中。這些最初團聚起來的及後來依附投靠來的人，就逐漸成為塢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隨魏浚的數百家和後來繈負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後都歸其族子魏該所率領。這些人就都被稱為魏該的“部曲”了。最初，這些部曲與主人的隸屬關系可能還不太強。魏該後來受劉曜的攻擊，擬南徙，“眾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晉書·魏浚傳附該傳》）。但這些部曲總是要受些軍法部勒的。八王之亂時，庚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眾推袞為主。庾袞對大眾說，立之為主就要聽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規，“眾咸從之”（《晉書·庾袞傳》）。魏晉時期依附關系，隸屬關系轉強，中原地區塢主和塢內大眾的關系即是隸屬關系強化的體現。
這些塢堡組織，是軍事性的防禦戰斗組織，又是經濟性的生產組織。每一個塢堡都是一個獨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在城市破壞，交換停滯，金屬貨幣萎縮，戰亂頻仍的條件下，每個塢堡都要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別是糧食衣物。庾袞後來自禹山遷到林慮山，林慮山附近的人都來投靠他。當地有個大頭山，形勢絕險。庾袞率領他們共守這個大頭山，而在山下耕田種地（《晉書·庾袞傳》）。邵續糾合亡命，綏懷流散，屯于厭次。曹嶷乘續軍外出，“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晉書·邵續傳》）。有糧食才能生存，耕田種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個塢堡組織的共同情況。
東晉：普的再建及在東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領下擁立琅邪王司馬睿為帝，在建康再建東晉政權。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導是代表人物。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其祖司馬伷封琅邪王。懷帝時，東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馬睿受東海王越的提攜，被任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他接受了王導的建議，由下邳移鎮建業。以後，司馬睿就從建業起家，開創了東晉帝業。
司馬睿、琅邪王氏和西晉最後一個權臣東海王越，他們三家的關系很密切。王導曾參東海王越軍事。司馬睿在洛陽時，王導就與他過從甚密，勸他離開洛陽到琅邪封國去。司馬越為太傅時，王衍以太尉之尊，卻作他的太傅軍司。永嘉元年，即司馬睿移鎮建業這一年，王衍請求司馬越以弟王澄為荊州都督，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可見，永嘉年間，晉統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後路。①司馬睿雖是司馬懿的曾孫，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過大功、也未處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沒有卷入西晉晚年諸侯王爭奪政權的斗爭漩渦。他與司馬越是皇室的遠支，封地相鄰，思想意識上也接近，因而他們在政治上的關系特別密切。
公元317 年，湣帝被殺，司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來，史稱為晉元帝。
他能建立東晉王朝，主要靠下述兩個條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經濟上的優勢。司馬睿封國琅邪在東方（今山東臨沂一帶），曾為都督徐州、揚州諸軍事。先鎮下邳，後移鎮建康，也均在東方。建康是孫吳的都城。江南的財富曾支持孫吳建國數十年之久，而江南經濟也有相當的發展。西晉八王之亂，流民起義以及劉淵、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這一帶地方。因此，正當中原連年戰亂，迭遭破壞之際，江南卻是一片祥和的樂土。這里是地理和經濟上的優勢地區。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擁護。
其中起著關鍵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導。①司馬睿初到建康時，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觀望態度。後來看到王導、王敦對司馬睿的擁戴，才改變① 參閱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冊）第五章。
① 參閱陳聲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刊《金明館叢稿初編》。
態度。王導遂即向司馬睿建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晉書·王導傳》）司馬睿讓王導親自去拜訪他們，顧榮、賀循都應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顧、賀兩家如此，也都改變了以往的態度。北方的世家大族樂意擁戴司馬睿是比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導的拉攏聯系。《晉書·王導傳》記載：“洛京傾複，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所以司馬睿稱帝時，硬是要王導“升禦床共坐”，王導固辭，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強。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太平禦覽》卷四九五引《晉中典書》），真實反映了東晉初年的勢態。
王氏與司馬氏的關系如此重要，但也並非始終都很融洽的。司馬睿作了皇帝，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為侍中、大將軍，都督江、揚、湘、交、廣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坐鎮上游。這樣的安排，司馬睿是未必情願的，因而逐漸任用刁協，劉隗，以疏遠王導。當時王導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晉書·王導傳》），可是王敦卻“益不能平”，“嫌隙始構矣”（《晉書·王敦傳》）。
太興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協的建議“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晉書·元帝紀》）。這是在加強朝廷的軍事力量。同時，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究、豫、並、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以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各領兵萬人，名為防禦石勒，實為防禦王敦。王敦對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討劉隗、刁協為名，起兵武昌，其部參軍沈充也在吳興起兵響應。王敦以沈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王敦和沈充，以東西兩路夾攻建康。
這次戰爭，王敦打勝了。軍隊進入建康，誅殺大臣多人。劉隗出逃過江，投奔石勒。刁協在出逃途中被殺。
王敦打勝後沒有留在建康，又退還武昌。是年冬，元帝憂憤而死，太子司馬紹繼位，為晉明帝。玉導受遺詔輔政。元帝在位時，喜愛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賴王導的保護，才得不廢。為感激王導，明帝即位後對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領揚州牧。太甯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詔討伐王敦。王敦病死，軍敗，親黨皆死。王敦雖死，王導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僅二十七。兒子司馬衍繼位，即晉成帝，即位時才五歲，王導、庾亮、郗鑒、溫嶠等受遺詔輔政，尊皇後庾氏為皇太後，由皇太後臨朝稱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權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篤時，受遺詔輔政的大權幾乎都在宗室南頓王司馬宗之手。庾亮一得勢，司馬宗深為不滿，不久被庾亮殺掉。司馬宗一頭白發，成帝好久不見到他，問庾亮：“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複若何？”（《晉書·成帝紀》）。庾亮殺了司馬宗，又圖排擠王導。但擔心荊州刺史陶侃勢力強大，對自己不利，就用溫嶠為江州刺史，鎮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備陶侃。接著，庾亮又要調曆陽（今安徽和縣）內史蘇峻到建康作大司農，目的在奪蘇峻的兵權。庾亮問朝臣的意見。王導反對，說：“蘇峻為人猜險，必不奉詔。不著且包容之。”光祿大夫卞壺說：蘇峻擁強兵，曆陽與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聽調命，領兵來犯，將很危險。溫嶠也帶書信來表示反對。庾亮不聽，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蘇峻聯合豫州刺史祖約，以討伐庾亮為名，渡江進攻建康。次年初，蘇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燒，“台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又“縱兵大掠”（《晉書·蘇峻傳》）。庾亮逃往尋陽，投奔溫嶠。陶侃本對庾亮不滿，不願出兵救建康，因溫嶠的勸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親自去看他，引咎自責，陶侃始釋然。
陶侃、溫嶠大軍順江而下，打敗了蘇峻，收複建康。蘇峻被殺，祖約逃走，投附石勒，後為石勒所殺。
戰後，陶侃回荊州，自江陵移鎮巴陵（今湖南岳陽）。溫嶠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蘇峻之亂，請求外鎮，出為豫州刺史，鎮蕪湖（今安徽蕪湖）。朝廷大政仍歸王導執掌。王導在政治方面的指導思想仍是“鎮之以靜’和“政務寬恕”。此後，東晉的政局大體上安定了幾十年。
從前趙到後趙。北方大部分地區的短暫統一正當東晉在王敦、蘇峻之亂以後這一時期，內部暫時相對平靜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區也在飽經戰亂之後，出現了後趙時北方大部分地區統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後，由于石虎的殘暴統治，北方人民又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公元318 年，漢劉聰死，經過一番內亂，皇位被劉曜奪去。劉曜遷都長安，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
劉曜，乃劉淵之族子，少養于淵。年少時，博覽群書，漢化較深。劉曜稱帝後，立太學于長樂宮東，立小學于未央宮西，選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賢宿儒教之。
石勒于劉聰死後內部大亂時，出兵占有平陽、洛陽，自稱大單于、趙王，定都城于襄國（今河北邢台），與劉曜東西相峙。史稱石勒之趙為後趙。關中地區，經漢未及西晉未年的破壞，到劉曜占有時，並未有多少恢複。這是個胡、漢、羌、氏民族雜處的地方。劉曜在這里與羌、氏的戰爭頻仍。公元320 年，劉曜部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人首領句徐、厙彭①相聯結。劉曜殺解虎、尹車、並殺句徐，厙彭。于是巴眾反，“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余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同年，又與隴右氏羌虛除權渠部戰。此後，又連年與仇池氏羌楊難敵戰，與陳安戰。後來，他又向涼州張茂進攻，“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余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但劉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晉書·劉曜載記》）。公元325 年，劉曜與石虎在洛陽附近作戰。夜里，“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資治通鑒》卷九三）。無故大驚奔潰，說明劉曜軍隊因連年戰爭，士卒疲憊，戰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後趙石虎率軍四萬自積關（今河南濟源西）西入，下河東五十余縣，遂進攻蒲坂（今山西永濟西）。劉曜救蒲坂。石虎退，劉① 《資治通鑒》卷九一“巴酋句徐、厙彭”，《晉書·劉曜載記》作“巴酋徐厙彭”。今依《資治通鑒》。胡注：“句，古侯翻；厙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聞喜北）大破石虎軍，石虎敗奔朝歌（今河南衛縣）。劉曜自太陽（今山西平陸西南）渡河攻洛陽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內、滎陽、野王皆來降。石勒部將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劉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進入公元329 年1 月），石勒親自統步騎救金墉。臣下勸他不要出兵。石勒說：“劉曜率十萬大軍，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師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劉曜乘勝來攻，將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對他說，“劉曜高候大勝之後，不能乘勝直趨襄國，而去圍攻金墉，這本身就說明他的無能為。伐之必勝。乎定天下，在此一舉，機不可失。”
石勒對劉曜可能采取的作戰計劃作了三種估計。他說：“曜盛兵成皋關（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入河處），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晉書，石勒載記》）石勒到成皋，見無守軍，高興地對左右說，“可以賀我矣。”大軍直抵洛陽。劉曜軍十余萬，集中在洛陽城西。石勒自帥步騎四萬人入洛陽城。石虎率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劉曜中軍。石堪、石聰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石勒帥大軍出城三面夾擊。劉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這次大戰之前，劉曜又大飲酣醉。臨戰，石堪以騎兵沖擊，曜軍大敗。曜昏醉退走，落馬墜于冰上，為石勒軍所俘。後被殺。劉曜子劉熙、劉胤放棄長安，逃往上卦（今甘肅天水）。公元329 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殺劉熙、劉胤等。前趙亡。至此，西起關隴，東接遼西，大河中下游廣大地區都歸在後趙統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區一統的局面。盡管這個局面沒有長期維持下去，但在十六國的混亂時期也是值得重視的。石勒，沒有讀過書，不識字，但聰明而有才略，又勤奮好學。在戎馬倥傯中，常令儒生讀書給他聽。石勒占據襄國（今河北邢台）後不久，就建立大學，簡取明經善書者署為文學椽，選將佐子弟三萬人教之。後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晉書·石勒載記上》）。他提倡經學，任用儒家。以從事中郎將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立秀孝試經之制。又命各郡立學宮，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攏、使用一些漢人作官，幫助他進行統治。同時，對漢人也有殺戮，有報複。大致可以認為，石勒的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慮的，不是簡單的殘殺。對一般漢人、老百姓，石勒懂得，應當加以安輯，使他們能夠安定地生活。《晉書·石勒載記上》稱：“勒與劉零、閻黑等七將率眾三萬寇魏郡頓丘（今河北安陽、臨漳、清豐一帶）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幼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莊到巨鹿一帶），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余，眾至十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後來，他在襄國設崇仁里。“徙朝臣椽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張賓，說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為“吾曆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石勒載記附張賓傳》）。張賓是十六國時期很有才略、高識的人，對石勒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很有幫助。北方的上層人物多和張賓一樣，願意依附石勒。張賓說：“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晉書·石勒載記上》）這說明北方“衣冠之士”樂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這也並不是說在石勒統治時期，北方胡漢各族的關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對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晉書·石勒載記下》）。這條禁令的本身，就說明侮易衣冠華族的事實是存在的。《石勒載記》記有這樣一個故事：“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將軍何貧之甚也？坦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賞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關卿輩老書生也。”內遷的胡羯，在魏晉時期是備受漢人統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們的貴族占據了統治地位，他們把對漢人統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漢族人身上，也是難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漢各族的相安，對他鞏固統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來維護這種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勵生產。他“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曾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農都尉陸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晉的戶調田租制，每戶出戶貨二匹，租谷二斛，這比魏的田租畝四斛，戶出絹二匹，綿二斤和晉的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要輕的多。這在戰爭頻仍，生產破壞的十六國時期，也是難能可貴的。
石勒還注意建立法律、租稅、田畝制度，穩定國家秩序。但他的時代究竟還是個戰亂時代，軍事權力的分配是一件頭等大事。隨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領兵多年，威震內外，但殘暴不仁，諸子又並握兵權。這對儒雅的太子石弘是個極大的威脅。石勒在世時，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殺掉石弘，自己稱王。
石虎于公元334 年末或335 年初奪位，公元349 年死，在位十五年。這個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說是族弟。他是一個非常殘暴的人。在作戰時，“降城陷壘，不複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晉書·石季龍載記上》）。但他驍勇善戰，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為太子，弘弟宏為大單于，封石虎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滿，對兒子石邃說：“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之，令人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複留種也。”
石虎統治時期，一方面大興土木，一方面對外作戰，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備征遼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並、雍兼複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谷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成，以備征軍之調”（《晉書·石季龍載記上》）。又盛興宮室于鄴，起台觀四十余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余萬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並、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又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余人，分為三等來分配。郡縣迎合他的意思，務于美淑，奪人妻婦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當時有個和尚對石虎說：“胡運將衰，晉當複興，宜昔役晉人，以厭其氣。”于是石虎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晉書·石季龍載記下》）。
在石虎殘酷奴役下，人民起義不斷發生。梁犢領導的戍卒起義，曾攻陷長安，發展到十多萬人，從長安東出，大敗石虎軍，東進到滎陽，陳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 年，石虎死，諸子爭奪政權，互相殘殺。石虎養孫漢人冉閔利用胡漢兩族的仇恨，大殺胡羯，死者二十余萬。屯據四方者都承冉閔意旨，大殺羯人，高鼻子黃胡須多有濫死者。這是十六國時期，漢胡兩族最殘酷的一次互相殘殺。
冉閔，魏郡內黃人（今河南內黃西北），幼而果銳，勇力絕人。他鎮壓了梁犢的起義軍，因而聲威大振。冉閔殺死石虎的兒子石鑒，殺石虎二十八孫，自立為皇帝，後趙亡。
冉閔，曾企圖以漢人為基礎來鞏固他的政權。他最盛的時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他也曾企圖聯絡東晉，遣使臣去對東晉的君巨說：“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晉書·石季龍載記附冉閔傳》）但晉軍未來。永嘉之亂後，北方長斯陷入動亂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蕪。無論是前趙還是後趙，為了加強自己的經濟基礎，都爭著搶奪勞動力，把人口遷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區。人口的流動遷徙，成為這時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閔占據鄴建立魏國的時候，石趙的余部占據襄國和一些地方，與冉閔對抗，互相殘殺，中原地區情況非常混亂，成為無政府狀態。于是當初被遷徙的各族人民，各還本土，實際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據《冉閔傳》稱：“青、雍、幽、冀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複農者。”
冉閔的魏，不過建立了兩年多一點（350 年閏正月至352 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計入“十六國”之內。起于遼西的前燕，消滅了冉閔，占據了北方黃河下游地區。前秦興起于西方，占有關中。于是中原出現前燕、前秦對峙的局面。此外，還有前涼，建國在河西走廊一帶，還是由漢人建立的，對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曾起了相當促進的作用，是在十六國中自具特點的政權組織。
第四節前燕前秦的對立及前秦的統一北方前燕的建立前燕慕容氏，是鮮卑族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遼西。魏晉之際，遷居遼東北。晉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 年），部落首長慕容皝率部徙居大棘城（今遼甯義縣西），對部眾“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晉書·慕容皝載記》），開始了定居的農業生活，逐漸接受漢文化。
西晉未年，中原大亂，北方一些地方的人民多向遼西一帶流亡。慕容皝乃僑立一些郡來收容他們。《晉書·慕容皝載記》稱：“時二京傾複，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繈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並州人為唐國郡。”據當時人說，來歸的流亡人口之多，十倍于舊有人口。
投靠慕容廆的流人中，也包括一些世族大家。中原大亂時，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敗，他們又東投慕容氏。慕容廆任用他們作官，“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領慕容氏貴族子弟束修受業。
慕容廆說，“孤思與諸君匡複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願也。”（《晉書·慕容廆載記》附《高瞻傳》）他以此為號召，籠絡漢人世族大家。這些世族子弟也說：“慕容龍驤將軍（廆）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晉書·慕容廆載記》）他們也以此來寬慰自己。兩方面就這樣結合起來了。公元333 年，慕容廆死，慕容皝繼立。公元337 年，慕容皝即燕王位。
公元342 年，建都龍城（今遼甯朝陽），史稱前燕。慕容皝時期（333—348），燕國與段遼戰，與宇文歸戰，與高句麗戰，拓占土地，遷掠人口。成帝咸康四年（338），慕容皝征段遼，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後趙石虎率眾數十萬圍棘城，慕容皝堅守不動，間出城沖擊，所向披靡。石虎不得已而退。慕容皝遣將追擊，斬獲三萬多人，石虎大敗而還。慕容皝西邊拓境至凡城（約在今河北青龍東河北遼甯邊界一帶）。公元340 年，慕容皝襲趙薊城（今北京），略三萬余家而歸。石虎徙邊民于三魏，以薊城為北境。公元342 年，燕軍分南北兩路攻高句麗，大勝，擄男女五萬余口，燒其宮室，毀其都城而還。公元344 年，燕伐宇文氏，大勝，克其都城。燕國收其畜產，徙宇文氏部眾五千余落于昌黎（今遼甯義縣）。
慕容皝，南敗後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氏，十多年內拓地三千余里，掠徒人民十萬余戶。
對于來歸的漢族流人，慕容皝給以土地、耕牛，使他們從事農業。前燕原定田租是：用官牛的二八分，十分之八入官，十分之二歸農民自己；用私牛的三七分，十分之七入官，十分之三歸農民自己。後來慕容皝接受記室參軍封裕的建議，改用魏晉屯田的租額：“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晉書·慕容皝載記》）。
高句麗、宇文氏族人等，因為都是戰敗之後被強迫徒來，不像漢人“慕義而至”，多“有思歸之心”，而且人數不少，有十萬戶之多。封裕建議，對他們采取強制性的限制。他說：“句麗、百濟、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徒，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云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晉書·慕容皝載記》）看來，高麗、百濟、宇文各族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一些束縛的。
燕境內人口增加，舊有土地不能容納，“無田者十有四焉”。為了解決土地問題，慕容皝罷諸苑囿，“以給百姓無田業者”。開墾荒地，離不開水。他大興水利灌溉，下令：“溝洫灌溉，有益公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晉書·慕容皝載記》）
慕容皝死，子 繼位。經過慕容廆、慕容皝兩代的經營，前燕已有強固的基礎，正俟機會向外發展。恰好這時冉閔在對後趙奪權。慕容 就趁機于352 年消滅了冉閔，自稱燕皇帝，初都薊城，後定都于鄴。一直到370 年，前燕為前秦所滅。
前秦的建立和對北方的統一慕容氏所占據的，是中原的東半部。乘後趙之亂，氏族苻氏以關中長安為中心，建立起秦國，史稱前秦。
苻氏是氏族的一支，世居略陽臨渭（今甘肅天水東）。前趙劉曜據有關中，部落帥苻洪歸附劉曜，曜以洪為率義侯。石勒擒劉曜取長安，苻洪西保隴山。石虎攻上邦（今甘肅天水），苻洪降，石虎以洪為冠軍將軍。石勒徙關中豪傑及羌、氏十五萬戶于司、冀州，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率戶二萬居仿頭（今河南滑縣西）。後趙未年大亂，關隴流民相率西歸，苻洪降晉，招引歸眾，至十余萬。苻洪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
公元350 年，苻洪為石虎降將麻秋毒死。子苻健殺麻秋，率眾西入長安，占據關隴。公元351 年，自號天王、大單于，國號秦。次年，稱帝。
公元355 年，苻健死，子苻生立。據一些史書記載，這是個極殘暴的君主，動輒誅殺宗室大臣，以致朝中人心惶惶不安。
公元357 年，苻健弟苻雄之子苻堅殺苻生自立。苻堅是一個很能干的君主。公元370 年滅了前燕，公元376 年滅了前涼，實現了北方的統一。
北方燕、秦兩國，論人口，疆土，都是燕強于秦。秦能滅燕，在于其政治修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燕為秦所滅，是由于其政治腐敗，經濟衰落，社會窮困。
秦主苻堅得到王猛，自比為劉備得到諸葛亮。王猛協助苻堅，整飭吏治，打擊豪強，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關中是個水旱不時的地區，苻堅、王猛采取引涇水，修渠道溉田，推廣區田法，取得“田疇修辟，倉庫充實”的效果。秦國政治社會一片朝氣，據《晉書·苻堅載記》稱：“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路，工商貿販于道。”
燕國的政治情況，恰與秦國相反。燕主慕容 時期，軍事由大司馬慕容恪主管，軍隊還是強的。政治由太傅、司徒慕容評主管，卻是腐敗昏庸。史稱其：“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于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資治通鑒》卷一○一晉海西公太和三年）“百姓困弊，盜賊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揭”（《資治通鑒》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燕國後期，有兩個人是有才能的，一是慕容恪，一是慕容垂。公元367年，慕容恪病死。慕容垂不容于慕容評，被迫外逃，投奔苻堅。慕容評為人貪鄙，封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而燕國人民困難，士無斗志。苻堅、王猛早有滅燕之心，公元369 年東晉北伐時，燕向秦求救。秦曾出兵救燕。但這並不是秦有愛于燕，而只是形勢使然。燕王派使臣求救時，王猛對苻堅說：“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並、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資治通鑒》卷一○二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因此，苻堅出兵援燕。次年，在桓溫敗退後三個月，前秦即由王猛帥軍進攻洛陽。燕國在洛陽的守將出降。秦取得洛陽以西地。
公元370 年，苻堅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鄧羌等步騎六萬伐燕。楊安攻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晉陽是燕國重鎮，駐有重兵。取下晉陽，可解除秦軍後顧之憂。王猛自帥大軍攻壺關（今山西長治北）。燕主 命慕容評帥中外精兵三十萬拒秦兵。慕容評畏懼王猛，屯兵潞川（《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據《水經注》：潞川在上黨潞縣北。闞骃曰：潞水，即漳水也。按：當是濁漳水），不敢再進。他認為王猛是懸軍深入不能久留，欲以持久制之。王猛以游擊將軍郭慶帥騎兵五千，繞道間行出慕容評軍後，燒評輜重。
大火熊熊，百里外的鄴城可見火光。秦軍猛將鄧羌等率部沖入燕陣、戰到日中，大敗燕兵，俘斬五萬余人。秦兵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余人。慕容評單騎走還鄴城。
秦兵進圍鄴都。慕容 欲逃往龍城，為追兵所俘。秦滅燕，得郡一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苻堅遷慕容 及其王公以下並鮮卑人四萬余戶于長安。
秦滅燕後，次年即公元371 年滅仇池氐楊氏。公元373 年，苻堅遣將攻取東晉的梁州（今陝西漢中地區）、益州（四川大都）。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于秦。公元376 年，滅前涼。同年，乘鮮卑拓跋氏內亂，又滅了代。淝水之戰的前夕，公元382 年，苻堅又派呂光進駐西域。從朝鮮半島上的新羅、東北的肅慎，到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闐以及天竺等十二國，都遣使通好。前秦的版圖，東極滄海，西並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高僧傳·釋道安傳》），疆域之大，是十六國任何一國和後來北魏、北周、北齊所不能比的。
前涼的興亡在前秦統一北方過程中最後滅掉的一個國，即前涼，是在十六國中獨具特色的一員。前涼，從張軌于公元301 年任涼州刺史算起，到公元376 年為前秦所滅，曆時七十六年，是十六國中享年最久的一國。前涼實際上也是一個割據政權，但對晉執臣下之劄，經久不衰。涼州本是荒僻地區，經張氏的經營，地方的經濟文化部有發展。在十六國混亂的年代里，涼州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地區，雖也曾有過強敵壓境，但前涼政權都能自行捍衛。
晉惠帝時，張軌在朝任散騎常侍。因看到朝政混亂，“陰圖據河西”，于是就要求到河西走廊。永甯元年（301），張軌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對這個偏遠地方，朝廷已無力照管，張軌在這里實際上擁有很大的權力。這時，河西的鮮卑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干擾地方的治安，同時地方上也出現“寇盜縱橫”的情況。張軌到任後，即對這些人加以懲治。他很快地就樹立起威信來。鮮卑人若羅拔能自漠北向河西移動，侵入涼州。張軌派兵阻擊，斬拔能，俘鮮卑人十多萬口，安置在河西走廊，張軌因此威名大震。
晉京洛陽失守後，中州避難來河西者絡繹不絕，張軌上表，請合秦雜流人于姑臧（今甘肅武威）西北，置武興郡，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河西一直不用鑄幣，這時還以布帛代表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張軌命鑄五銖錢，“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這反映了當地經濟的向上發展。
晉湣帝在長安即位，張軌派軍三千人守衛長安。在此以前，張軌也不斷對晉廷有所貢獻。
張軌“家世孝廉，以儒學顯”。他在河西，“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遁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具狀以聞。”（《晉書·張軌傳》）《資治通鑒》卷一二三稱：“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在十六國混亂時期，河西儼然成為漢族先進文化的重要據點，自張軌以後，經久不衰，在曆史上有相當深遠的影響。①公元314 年，張軌病死，長子張寔繼位。晉廷正式任命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晉宗室南陽王司馬保所部，因司馬保病死，有一萬余人自上邦（今甘肅天水）來投，張寔都予以收容。
320 年，張寔為其帳下閻沙等所殺。寔弟張茂誅閻沙等，自稱涼州牧。
324 年，張茂病死，兄張寔子張駿繼位，稱涼州牧、西平公。公元346 年，張駿病死，子張重華繼位、稱涼州牧，假涼王。公元349 年，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尊號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在公元353 年病死，子張曜靈即位。
自張茂至張重華在位三十余年間，前涼國勢在不斷發展。公元323 年，前趙之劉曜親率大軍二十八萬五千人西下涼州，沿黃河列營一百多里，揚言要渡河進攻姑臧。張茂部署防禦力量，表示決心抵抗。劉曜知道自己“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不敢貿然渡河。後來劉曜為石勒所並，張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西域諸國派使者送來方物。張駿並在吐魯番地區設高昌郡。公元346 年，後趙主石虎命大將麻秋攻下涼州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肅蘭州西北）。張重華任主簿謝艾為中堅將軍，率步騎五千，東擊麻秋。謝艾大破麻秋軍，斬首五千級。347 年，石虎先後派麻秋、石甯等率師十二萬，進攻抱罕（今甘肅臨夏）。前涼守將張璩率部抵抗，後趙士卒死傷數萬。此後，謝艾又兩度大破後趙軍。張駿、張重華父子統治前涼時期，其疆域，南至河，東至秦隴，西迄蔥嶺，北暨屠延。曜靈繼位，年方十歲。不久，重華庶兄張祚廢曜靈，自稱涼州牧、涼公，次年又自稱涼王。張曜靈之弟張玄靚在公元355 年。張重華之弟張天錫在公元363 年，相繼為前涼主。從曜靈繼位到張天錫自立的十年間，前涼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位，自相殘殺，前涼的統治逐步走上下坡路。張天錫取得政權① 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21—42 頁，三聯書店1954 年版。後，也不能改變這種情況。公元376 年，苻堅征調了步騎十三萬人進攻前涼。張天錫先後征集了十萬人進行抵抗。經過幾次會戰，前涼軍大敗，張天錫投降，前涼亡。苻堅統一了北方。
第五節東晉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戰東晉的北伐在後趙混亂，燕、秦乘機崛起，分割中原形成東西對峙的時候，東晉也企圖乘機收複北方失地。這時的東晉朝廷，是由桓溫主政。
東晉的初期，過江而南的北方世族大家，都還有故鄉之思。過江不久，即有祖逖的北伐。元帝以祖逖為鎮西將軍、豫州刺史，駐軍雍丘（今河南杞縣）。祖逖聯系黃河南岸塢堡主，共同抗禦石勒，“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晉書·祖逖傳》）。當時就有人用歌頌他：“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這時，王敦坐據荊州，與朝廷執政大臣刁協、劉隗不和，祖逖深以為優。又加朝廷派了個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今安徽合肥），位在祖逖之上。祖逖意甚快快。公元321 年，在雍丘發病而死。祖逖之後，庾亮、庾翼兄弟也曾有志北伐。他們以荊州為駐地，練兵習武，准備北進。這時北方正處在石虎統治之下，兵力強大。東晉朝臣在江南安居二十多年，不願北歸，對庾氏兄弟的北伐，多持觀望和反對態度。庾亮駐有重兵的邾城被石虎一舉攻破，庾亮自貶三級，憂憤發病而卒。庾翼接替庾亮的職務。為了北伐，他不顧朝廷的反對，自行由武昌移鎮襄陽。他到襄陽後，“繕修軍器，大佃積谷”，並在請求朝廷准許他北代的上疏中，要求皇帝“表禦之日，便決聖聰，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晉書·庾翼傳》），可見他對朝臣反對北伐的憤恨。不久庾翼也病死，北伐就成了泡影。
庾氏兄弟之後，主張北伐而又在行動上采取了相當規模的是桓溫。①桓溫，與庾翼友善。庾翼死，晉明帝以桓溫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這時，石虎在北方，國勢強大；而成漢的李勢，則是眾叛親離。桓溫決定先取成漢。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溫出兵伐成漢。三年（347）春二月，兵至青衣（今四川樂山西）；三月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大軍直指成都。李勢逃往葭萌，送表請降。成漢亡。桓溫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
石虎死，北方亂。桓溫認為這是北伐的好機會，上疏請出兵。這時的東晉朝廷，對桓溫有所顧忌，任用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與桓溫對抗。殷浩在當時很有名氣，但無才略。桓溫說：“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晉書·殷浩傳》）殷浩曾兩次主持北伐，謀收複許、洛，但都打了敗仗，積年准備的器械軍儲，損失殆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自此，內外大權全歸桓溫。
桓溫銳意北伐，前後有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