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常令人讀史書，並發表意見，論古帝王善惡成敗。有一次，他使人讀《漢書》，聽說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說：“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後讀到漢高祖聽了張良的話，不立六國後了，他就說“賴有此耳。”①又一次，是在酒酣後，勒問徐光：“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以軒轅相比擬。勒笑說：“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膚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②苻堅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問博士王寔說：“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勌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漢武帝和漢光武帝。王寔對曰：“自劉石擾複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③這兩例，可見石勒和苻堅讀史的興趣和他們的曆史知識。史書未記錄苻堅對王寔的話作何表示。王龕的話中有不少諛詞，但也反映了苻堅對儒家文化的態度。夏主赫連勃勃還有這樣一個故事：南朝劉裕遣使帶書信來，請通和好。
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微為文，命人寫下來，自己偷偷地背誦下來。當著來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寫下來，封好，交給來使。劉裕讀了答書，很驚奇。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劉裕歎了口氣，說“吾所不如也”④。這一故事說明一個割據一方的少數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漢化的深度。赫連勃勃給劉裕的答書是別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筆。史稱其“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後詔冊，皆帝文也。自寫文章，百有余篇。”①盡管史臣所說，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對漢學修養之相當深厚，是可信的。馮太後死，為治喪問題，引起朝廷上的大議論。孝文帝依據具體情況，斟酌大禮，不惜獨排眾議，堅持守孝三年之禮。②這件事，是過去漢族皇帝也往往辦不到的，孝文帝卻堅持辦到了。《隋書·經籍志》著錄《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還著錄《後周明帝集》九卷，《後周趙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國以至北朝各代，漢族才智之上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張賓，苻堅之于王猛，字文泰之于蘇綽，都信任到言聽討從的地步。蘇綽為六條詔書，甚為宇文泰所重，“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③，漢族才智之士參加有關地區的政治活動，有時還取得重要地位。這對于民族雜居地區少數民族的漢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① 《晉書》卷一零五，《石勒載記下》。
② 同上。
③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
④ 《晉書》卷一三○，《赫連勃勃載記》。
① 《魏書》卷七《高祖紀》下。
② 《資治通鑒》卷一三七。
③ 《周書》卷二三、《蘇綽傳》。
第六章文化發展的總形勢第一節玄學和儒學東漢中葉以後，外戚、宦官迭相專政，政治日趨腐敗。面對這種社會政治現實，以太學生為代表的一些人對現實政治持批評態度。他們站在外戚、朝官一邊反對當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兩次“黨錮之禍”，殘酷迫害反對派。在殘酷的政治迫害下，許多文人士大夫開始不過問政治，采取消極避世的態度。
東漢末年，曹操掌權，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舉，曾下令：“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遇未而無知者乎？”（《三國志·魏志·武帝紀》），這種只問才能不問德行的思想，是直接與東漢以來儒家的名教相對抗的。曹操殺了對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驚膽戰。
東漢末年以來的政治形勢的變化，影響了人們的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
政治上他們從過問政治、砥礪名教和積極的現世態度，轉變為不問政治、逃避現實、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們接受了消沉的、對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莊思想。以老、莊、易為內容的玄學思想，開始抬頭。魏普時期洛陽的玄風及其東渡漢末三國，由儒學到玄學的轉化中，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著重要的影響，他們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馬融，東漢中後期人，是一名儒。鄧騭仰其名，召為舍人，馬融不就，客居涼州武都漢陽。遇羌人暴動，邊境擾亂，米谷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馬融後悔未應鄧騭之召，對他的朋友說，“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颶尺之羞，滅無資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後漢書·馬融傳》）。遂往應鄧騭之召，也就是這位大儒，為了保全生命，為大將軍外戚梁冀誣害名臣李固，並作大將軍《西第頌》。政治上墮落的人，生活上無不墮落。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飭，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後漢書·馬融傳》）。他以老莊哲學作為對自己行為的辯解和靈魂的安慰。他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莊。
郭泰，生于東漢晚年。當時政治極端腐敗，知識階層的人曾激烈地起來反對，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殘酷迫害下，他們對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時身為大學生領袖的郭泰說：“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廢，不可支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未若岩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抱樸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勸郭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甯處？”（《後漢書·徐穉傳》）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漢末知識階層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為老莊思想和玄學的發展提供了溫床。
何晏、王弼，是玄學的奠基人。《文心雕龍·論說篇》稱：“迄至正始，務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冉（老子）、周（莊子）當路，與尼父（孔子）爭塗矣。”《顏氏家訓·勉學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複，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莊》、《老》、《周易》，總謂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莊，大煽玄風。何晏著有《道德論》（此據《三國志·魏志·曹爽傳》，張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論》）。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還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的主要論點是：“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咸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晉書·王衍傳》）這里所謂“皆以‘無為’為本”，可能多了一“為”字，應該是“皆以‘無’為本”。以下幾句話，也都是講“無”的，不是講“無為”。“無”和“無為”含義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論點，大體與何晏相同，也是把“無”說成萬有的本體。他認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莊，闡揚玄學，但兩人都尊崇孔子。何晏著有《論語集解》，此書現尚存。王弼著有《論語釋疑》，此書已佚，但部分內容保存在皇侃的《論語義疏》和邢昺的《論語正義》中。他們注釋《論語》，與漢儒的解經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注重講《論語》的微言大意，而且多從玄學的角度加以發揮。
宇宙萬物（包括人類社會）都是客觀存在的，它們的發展變化都是有規律的。這規律是客觀規律，是自然規律。合乎這個規律的就是正確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會，自然和社會的變化，這是哲學問題；古往今來的認識，是千差萬別的。
儒家有儒家的認識。《中庸》稱：“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性，就是客觀自然、客觀規律；順著性走，即順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順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飭整齊，就是教。
儒家雖然講性、道、教的關系，但儒家所重的卻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學家。至少不怎麼太講宇宙萬物的本體這些哲學問題。對“性”、“道”，只是說說而已。
玄學，是哲學。玄學講世界萬事萬物的本體。比起儒家來，老、莊和玄學追求解釋宇宙萬事萬物更根源的東西。
在玄學家眼里，宇宙萬事萬物都生于“無”，無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論，都講的是這個意思。無，要給一個名稱的話，就是“道”。如王弼認為：“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邢昺《論語正義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論語釋疑》）《老子》書中有一句“道常無為”。據王弼注這句話是“順自然也”。“無為”就是順自然。
這里可以看到儒學、玄學的同和異。儒學和玄學都承認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就是“道”。這是他們的共同處。但如何對待“道”，兩家就不同了。儒學認為應該“教”，即應該“修道”，把自然樸素的道加以文飭整齊，這就要“有為”。玄學認為要順乎自然，順乎道；順乎道，順乎自然，就要“無為”。
認識上雖然有這不同，但在實際問題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對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為教”的“教”。他們認為自然就是道，無為就是順乎自然：名教不能離開道，名教應當體現自然。順乎自然和體現自然沒有矛盾。這樣，自然和名教就統一起來了。
老莊“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統一，不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晉玄學的主流思想。《世說新語·文學篇》記有這樣一個故事：“桓宣子（修）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衍）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差不多同樣內容的故事又見之《晉書·阮籍傳附瞻傳》：“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還是出自王戎、阮瞻，問題不大。他們都是西晉玄學的正統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學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統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統一的。
魏晉之際，司馬氏為了奪權，對黨于曹氏的反對派，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這就使得玄學陣營出現分化。依附司馬氏的一派（他們之中也有並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頭），一面談玄一面不離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談玄，一面欣賞桓修的老莊和聖教“將無同”的答案。山濤“性好老莊”，是所謂竹林七賢之一，他曾上疏晉武帝，勸他對百姓“崇風尚教以敦之”（《晉書·山濤傳》）。所謂“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黨于曹氏的一派，他們不願意與司馬氏合作，但又怕有殺頭的危險。于是他們一方面向司馬氏低頭，一方面又曠達放誕，不務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據《晉書·阮籍傳》稱：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臥為常。”嵇康被殺後，向秀應本郡計入洛陽。司馬昭問他：“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說：“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晉書·向秀傳》）
對于魏晉玄學之盛，也不能過于誇大，好像魏晉時期只有玄學。應該看到的是：玄學只是洛陽之學，而且只是洛陽第一流世族之學。洛陽城外無玄學，洛陽第一流世族之外，無玄學。洛陽以外，仍有儒家的傳統地位。洛陽以外的士子，仍是讀儒家傳習的經書。
永嘉亂後，一部分洛陽世族渡江而東，裝在他們頭腦里的玄學思想也隨之東渡了。《晉書·衛瓘傳》附孫《衛玠傳》記載：“（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亂，欲移母南行..母泣涕從之。至江夏..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王弼）吐金聲于中朝，此子複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複續。不意永嘉之末，複聞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當複絕倒。”衛玠，可以說是稍後于阮籍等人的玄學代表人物，他也從洛陽來到江東。東晉初年掌權的人物，如王敦、王導、庾亮，都是玄學中或受玄學影響的人物。
東晉一朝，玄風是相當盛的。王、謝等世族子弟，雖然大多沒有哲學頭腦，不能談玄說理，闡述老莊，他們的生活情調卻是正始遺風。梁朝時期，玄學似又一度小盛。《顏氏家訓·勉學篇》稱：“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茲鳳複闡，《老》、《莊》、《周易》，總謂三玄。”
儒學傳統地位的繼續關于魏晉時期地方上仍尚儒學，可從《晉書·儒林傳》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啟示，也可以此作為一種證明。
《晉書·儒林傳》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們來自：吳郡錢塘、巴郡臨江、東海襄賁、會稽余姚、濟南東平、濟北盧縣、高密淳于、上黨、雁門、廬江潛縣、弘農、東莞姑幕、魯國、陳留、京兆、樂陵等地。他們教授生徒，有的有數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潛心儒術，家世好學。他們傳經授業，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響的。范宣家于豫章，范甯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這些儒家，除少數為地方著姓，多數是“家貧”，能“安貧樂道、“潛心著述”。《晉書·儒林傳》，反映了地方上儒學之盛，是儒學的天下。
洛陽以外，地方人士要讀書，都是讀儒學經典的。在十六國的君主中，如劉淵的兒子劉聰、石勒、荷堅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視儒學的。在本卷有關章節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終始思想在十六國時期又大盛起來。十六國的君主都信奉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災異樣瑞之說。石勒以趙承金（晉為金德），為水德，旗幟尚黑，牲牡尚玄。發生日蝕，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晉書·石勒載記》）。前燕慕容攜，也以自己為水德，承金之後，旗幟尚黑，牲牡尚玄（《晉書·慕容 載記》）。後秦姚萇，自謂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晉書·姚萇載記》）。姚興以日月薄蝕，災青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晉書·姚興載記》）。
這是十六國中幾個較大的國信奉用五德終始、災異之說的幾個例子。其他小國也都有這方面的記載。這些材料，說明了十六國時期儒學在北方中原地區仍是居有傳統的統治地位的。
十六國時期的儒學是上承魏晉、東漢的。玄學在洛陽世族上層盛行起來了，儒家丟了洛陽這塊地盤，但在地方上保存下來。
就是西晉玄學極盛時期，玄學也並未邁出洛陽一步，並沒有能像《晉書·儒林傳》所描述的那樣，“擯閣里之經典，使憲章弛廢，名教頹壞”。洛陽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當然，長期兵荒馬亂之後，魏晉十六國時儒學不如兩漢之盛，也是事實。
《北史·儒林傳序》稱：“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這種學風的不同，與北方儒學淵源和玄學東渡有關系。北方的儒，來自十六國時期的儒，其淵源可以更上推到東漢。東漢儒是章句之學，傳業者寢盛，支葉繁滋，一經說到百余萬言。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來源于此。南方儒學浸潤著玄學精神。北魏李業興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談到自己“少為書生，止習五典，素不玄學，何敢仰酬”（《魏書·儒林傳》）。這說明北方儒學不受玄學的影響，而南方玄學之盛則會影響儒學。
第二節佛教、道教和無神論思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宗教甚為流行。佛經的翻譯和佛教思想的傳播，都極為興盛。道教也由形成而發展。同時，反佛教的斗爭和無神論思想也都顯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經的翻譯和佛教思想的傳播佛教雖在西漢末年已傳入中國，但一直到東漢，人們對佛教的理解還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為類似黃老之學，都是主張清靜無為的。經過佛經的大量翻譯，人們對佛教的理解才逐漸得到提高。
中國最早流傳的佛經是《四十二章經》。湯用彤認為：漢明求法事，因年代久遠，書史缺失，難斷其真相。但東漢時，《四十二章經》之已出世，蓋無可疑。經中所言，與漢代流行之道術比較，在在與漢代道術相合。此經為東漢社會中最流行之佛教經典，人們遂取經義與道術相附會，因而把佛教和黃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黃老而傳布。
漢末桓靈之世，佛教經典翻譯漸多。其中最有影響的譯經人是安世高和支讖。安世高，安息人。支讖，月支人。由于經典的翻譯，佛教的教義才逐漸傳入中國。魏晉之際，玄學興起。佛教名僧多與玄學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談。東晉以後，佛教教義才正式以宗教哲學的獨立姿態出現。
這時期翻譯過來的佛經內容，可分為兩類，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譯介紹的小乘禪學，一是支讖等所翻譯介紹的大乘“般若”學。般若空宗一派的學說接近玄學思想，合乎玄學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學在東晉得到廣泛的傳播。從東漢末年到劉宋初年，佛教經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經。
南北朝時期，佛教經典的翻譯更多。據唐智升的《開元釋教尋》所列，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譯經達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經的翻譯，實際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紹。南北朝的佛教經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紹過來，為隋唐時佛教思想的發揚和中國化准備好了條件，並打下基礎。
有重要影響的高僧在佛經翻譯和佛教思想介紹中，作出重要貢獻的高僧有釋道安、鳩摩羅什、慧遠等人。
釋道安，晉懷帝永嘉六年（31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歲出家，為人天資聰穎，記憶力超人。他先師事佛圖澄，隨澄在鄴。後趙末年，北方大亂，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亂傳教。晉哀帝興甯三年（365），道安到襄陽。苻堅克襄陽，道安隨赴長安。晉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組織翻譯和整理佛教經典，宣傳佛教和培養弟子，創立“本無”學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為經作注，為經作序。他的著作對闡明經義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記集·道安傳》中說：“安..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 卷第108頁）“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說明了道安在闡明經義方面的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長安時期，組織並主持譯經，共譯出眾經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萬字。他總結譯經經驗，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總結，對以後的佛經翻譯很有指導意義。五失本，謂翻譯佛經有五種情況使譯文不能符合胡語佛經原本。三不易，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參看方立天《道安評傳》，載《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1982 年版）
道安重視親自講經，宣揚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並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傳教。著名高僧慧遠，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對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他在北方時，對禪學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當時北方正盛行禪學。他到南方後，又鑽研般若學，當時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還熱心地翻譯小乘一切有部經典。道安對傳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並包的。在兼容並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關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種。
般若學的根本思想是“本無”。後來雖分為多種學派，有所謂“六家七宗”之說，而道安則是本無宗。嘉祥吉藏《中論疏·因緣品》敘道安本無說：“什師未至，長安本有三家義。一者釋道安明本無義。謂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夫人之所滯，滯在末（原作未，依湯用彤說，應作末）有。若宅（原作詫，依湯用彤，應作宅）心本無，則異想便息。安公本無者，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無。此與《方等》經論，什、肇山門義，無異也。”吉藏這段話，敘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無”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學“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的思想很接近。東晉時期，玄學隨世族過江，當時的執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學中人或受玄學影響的人物。道安和他們大都有交往或書翰問候。東晉佛教的發展，主要在社會上層。道安的本無和玄學的無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傳播發揚。
鳩摩羅什，天竺人，家世國相。羅什生于龜茲，約當晉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晉以來，龜茲即有佛教流行，為小乘學。
羅什曾游沙勒、溫宿，又歸龜茲。廣誦大乘經論，洞其奧秘。在西域各國，講說佛法。呂光破龜茲，獲羅什，致之涼州。後秦姚興弘始三年（401）破後涼。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興迎羅什到長安，時已在公元402 年初。當時長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堅迎道安到長安後，主持譯經，長安已是譯經重鎮。羅什到長安，姚興待以國師之禮。羅什在長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他主持下，譯經三百多卷。
協助羅什譯經的助手，都是當時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曇影、僧叡、慧觀、僧肇等，都是名僧。他們對經義的領悟，常受到羅什的稱道。羅什主持下的譯經，不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舊譯所能及。
羅什對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譯經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來。羅什對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盡傳于世。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崞縣東）人，晉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隨道安出家，時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傳布佛教。後隨道安南投襄陽。苻丕爭襄陽，慧遠別師東下，到廬山。時桓伊為江州刺史，為慧遠造東林寺。慧遠住東林寺三十多年，晉安帝義熙十二年（418）或謂十三年卒，時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遠天資聰穎，早年曾讀儒書，博通六經，也接觸過老莊。後聽了道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說：“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嘗致書劉遺民，敘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說：“每尋疇昔，游心世典（儒學經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廣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門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別看重慧遠，把傳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遠身上。道安說：“使流東國，其在遠乎？”（《高僧傳·慧遠傳》）慧遠在廬山三十多年，是他從事佛教活動最重要的時期。他培養弟子，宣揚佛教，組織佛教經典的翻譯，和全國名僧保持聯系，並交結南朝朝中公卿，使廬江成為南方佛教中心。
慧遠傳布佛教宣揚佛法，從兩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眾中，他宣傳因果報應和神不滅論。宣傳善惡有報，這是針對廣大群眾的愚昧迷信而提出來的。因果報應說，幫助佛教在下層人民群眾中傳布。在佛教教義方面，慧遠屬于道安的本無派。道安的本無思想，和玄學家以無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遠早年曾研究過儒學，研究過老莊玄學。他在廬山講過儒家的經典。他講《喪服經》，也講《詩經》。他在講《般若經》時，為了使聽眾容易聽懂並接受，常引用《莊子》的話來作說明，使聽眾曉然。慧遠講儒家經典，用玄學比附佛經，解釋佛教教義，使得佛教在上層知識界得以廣泛傳布。
概括地說，三國兩晉南北朝數百年間，意識形態中的主導思想經過三變，由儒轉入玄，又由玄轉入佛。儒是繼承漢儒傳統，玄是洛陽世族之學。晉東渡後，玄學也隨之東渡，北方仍以儒學為主。佛學興起在漢末魏晉，先藉玄學以傳播；其後，講究修練的禪學和因果報應之說在北方比較發展，講究義理的般若學則仍借助玄學在南方較為發展。
道教的形成和發展當西來的佛教在中國境內廣為傳播的時候，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發展。一千多年來，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國的兩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為名，而道教還推崇老子為“太上老君”。但兩者實各不相干。道家大師老子倡導“無為而無不為”，莊子宣揚“齊死生”，而道家卻是向往長生不老的神仙，幻想肉體飛升。
神仙長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書所記，可以上溯至戰國時期。《史記·封禪書》：“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後來“秦始皇並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複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漢武帝也是一個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藥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對他說：“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漢武以極富極貴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虛，反而增長了貪生怕死的困攏，這是帝王權貴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帶有顯著的階級性。他們追求神仙的手段，從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際遇，發展到妄圖通過提煉丹砂以創造難得的機會。李少君的丹砂黃金之術，可說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傳的主要內容，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東漢晚年，在漢中有張修、張魯宣揚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東方八州有張角宣揚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傳的經典稱作《太平清領書》而得名。據《三國志·張魯傳》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師“持九節仗為符呪，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辦法約略與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飾。五斗米道設有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道大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對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稱。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國的學者稱之為“廉價的符水道教”，以與“高貴的金丹道教”相區別，是相當正確的。符水道教的出現，使原始道教擁有大量的群眾和宗教的組織形式，可說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張角是黃巾大起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組織農民起義的工具。後來，張角被殺害了，張魯投降了曹操，但他們所創立的道教仍然繼續流傳。
東晉初年，葛洪①著《抱樸子》，為長生求仙說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說是神仙道教的理論家。他認為，玄是天地萬物之本。玄，又稱作道，稱作一，是非物質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肉體的局限，分身有術。只要你想著要分身為三，三個人就出現了，輾轉增益，“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同一個主人，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在座位上與客人談話，在門口迎客，還可以在水邊垂釣。守一，還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長生不死，並且“位可以不術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璚，勢可以總攝羅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間的富貴。這種“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貴族想延長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極限以外，甚至延長至永遠的一種荒店的想望。在亂離之際，封建貴族的生活被震撼著的時候，神仙思想更幫助他們追求超人間的永遠幸福。”葛洪申論這種幸福並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神仙也必須具備先天性的條件，這也同樣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貴族意識，他們在求仙的活動中也享有其特權。
守一的辦法是服丹，這是求長生的要道。《抱樸子·對俗》：“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樸子》內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講長生之道，而《論仙》、《對俗》、《至理》、《塞難》、《辨問》等篇專論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藥》、《黃白》等篇則專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書里既極言金丹的妙用，又極言煉丹的種種困難，因而既吸引人們的向往，又使他們永遠做不到。而且，煉丹也須投下本錢。如煉丸轉全丹，須黃金數十斤，約費四十萬錢左右，即四萬匹絹左右，不要說窮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沒有條件過問的。《隋書·經籍志》還著錄《神仙服食藥方》十卷，稱“抱樸子撰”，久佚。
① 關于葛洪思想的論述，參用侯外廬說，見《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節，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葛洪反對符水派道教，並說過去的一些道書，篇幅雖多，用處不大，“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葛洪對醫藥學是有貢獻的。他著有《金匱藥方》一百卷。後因此書卷帙過大，又著《肘後卒救方》三卷，備列急性傳染病、內外科、兒科、眼科、皮膚科病症，所載方藥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書流傳甚廣。從醫療的角度看，葛洪的醫藥學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進步多了，並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學因素。當然，從神仙道教的傳播上看，葛洪在醫學上的成就也可增進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長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時期，陶弘景和寇謙之分別成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統治者都曾對道教有所尊崇。《隋書·經籍志》：“陶弘景者，隱于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榖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箓。（梁）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命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逾甚。陳武世居果興，故亦奉焉。”這說的是道教在南朝傳播的大概情形。《隋書·經籍志》又記：“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賜之《云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谷、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余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箓真經，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銷煉金丹、云英、八百、玉漿之法。太武（拓跋燾）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東南起壇字，給道士百二十余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箓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這說的是道教在北朝傳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謙之也像葛洪一樣，在醫藥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訂了葛洪的《肘後卒救方》，改稱《肘後百一方》，有更廣泛的流傳。他又著《本草經集注》，對後世藥典的編撰有相當大的影響。
道教自東漢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結束，有不斷的發展，道書的撰寫也不斷地增加。梁阮孝緒的《七錄目錄》①中，有《仙道錄》，列：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書·經籍志》所著道經與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與東漢末年只有《太平清領書》相比，則《七錄》及《隋書·經籍志》的著錄就夠多了。
① 《廣弘明集》卷三。
無神論的戰斗傳統①佛教和道教的廣泛傳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對人民的精神統治。但佛、道之間有矛盾，佛、道跟統治者之間也有矛盾，甚至出現了封建朝廷對佛、道進行毀滅性的打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神論者對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虛構，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這是無神論的戰斗的優良傳統。
中國佛教史上有所謂“三武”的滅佛活動。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446）的滅佛。拓跋燾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詔，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養沙門、師巫。沙門是佛教中人，師巫應是道教中人，這似是佛、道並舉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燾下詔，坑殺全國沙門，燒毀所有佛像。因為事先走露風聲，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沒有全部被殺。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滅佛。這次滅佛，是經過朝廷上的多次議論，最後才決定了的。宇文邕的詔書，是禁斷佛、道之教，實際上是針對著佛教，想把三百萬僧人收為編戶，四萬所廟宇收歸官府。這對于調整農民的勞役和租稅的封建負擔，都有一定的好處。在這次滅佛之前，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還曾下令禁絕道教，要所有道士削發為僧，不從者立即斬首。如道士自稱是神仙，就命他從銅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兩次滅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統治階級內部之不同形式的斗爭。但無論滅佛或禁道，都是暫時性的，對佛、道的尊崇則是經常性的。後來還有第三次的滅佛，那是在會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時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滅佛，和北齊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強迫進行的活動，談不到無神論對有神論的斗爭。這是北朝反佛、道活動的特點。南朝跟北朝不同，從宋到梁，有神無神、神滅不滅的論爭不斷。這種論爭，是中古社會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論爭的一種特殊形式。范縝是南朝反對有神論的旗手，他的《神滅論》是震撼當代思想領域的唯物主義的傑作。在他以前，有孫盛、何承天、范曄，與他約略同時的劉峻，都是闡揚無神論的學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孫盛、何承天、范曄又都是曆史學家，劉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孫盛（302—373），東晉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南）人，官至秘書監。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晉陽秋》記晉枋頭之敗，觸怒了桓溫，並受到威脅。孫盛堅持照實記載，不肯迎合權勢。當時，有羅含著《更生論》，認為“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論，認為神之不可滅，“聚散隱顯，環轉于無窮之塗”。孫盛給羅含書信，稱：“吾謂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各失其舊，非複其舊。”①這是指明，形體既已不存，精神也隨之消散。孫盛是以神滅思想批判羅含的神不滅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東海剡（今山東剡城北人。官至國子博士，禦史中丞。他精于天文曆算之學，宋初撰定《元嘉曆》。又受詔撰《宋書》，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寫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曆》。後來沈約修定的《宋書》，對他的舊稿多所因襲①。此外，① 本節，參用侯外廬和王仲犖說，見《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晉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節。
① 羅含：《更生論》；孫盛：《與羅君章書》。
① 《宋書》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還著有《春秋前傳》和《春秋前雜傳》，並刪定了《禮論》三百卷。②與何承天同時代，有宗炳者，著《神不滅論》③，宣稱“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並稱，“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于天，下盤于地”，形雖滅而神不滅。何承天給宗炳寫了一信，直接駁斥宗炳的這種觀點。他指出，“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④。並著有《達性論》⑤，駁斥佛教的輪迴之說。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報應問》⑥，以駁斥佛教因果報應之說。他指出，鵝浮游于池塘，與人無爭，而難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蟲為食，卻得到人們的愛護，“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何承天以生活中習見的事例進行論戰，說理雖簡單，卻使對方難以辯解。
范曄《後漢書》的作者，與何承天同時代人。他“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但沒有寫出來。他因事被株連，臨刑前還“語人寄語何仆射（何尚之），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第二句是諷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說，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報應之說，就不會誣陷人了。范曄在《後漢書·西域傳·論》里，比較集中地批評了佛教。在一開始，他指出自張騫以來對西域的記載“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但都沒有寫什麼印度佛教的神話。後來關于佛教“理絕人區”的“神跡詭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驗明顯”等等，都是張騫、班超沒有聽見過的。范曄問道：“豈其道閉往運、數開來葉乎？不何誣異之甚也！”這是要從曆史上指出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後起的，因而與張騫、班超所記的相比，就顯得有很厲害的虛構和怪誕了。下文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牛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曄在《後漢書·桓帝紀·論》里說：“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于神乎！”他在這里用了《左傳》上的一個典故，批評了漢桓帝崇佛的荒謬。他在《襄楷傳》收入襄楷上桓帝書：“聞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乘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這篇上書之收入《後漢書》，可看作是范曄對崇佛的“賢達君子”的諷刺。這些人也只是嘴上說說佛法，在實際生活上是不可能遵從佛教戒律的。
劉峻（462—521），字孝標，原籍平原（今山東平原縣南），父親流寓江南。他經曆了大半生極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東陽（今浙江金華縣）講學。② 《隋書》卷三三《經藉志》，史部雜史類；《宋書》卷六四，《何承天傳》。③ 即《明佛論》，《弘明集》卷二。
④ 參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書。
⑤ 《弘明集》卷四。
⑥ 《廣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論》①指出：“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于寸陰，長則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劉峻認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謂“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義語。“自然”的背後，別無主宰，人的才能賢愚在這里一點力量也用不上。這是跟有神論相對立的思想。這說的是一種機械的必然法則，並帶有命定論的性質。但比起過去的一些無神論者簡單地從個別自然現象或個別社會現象立論，在理論上有了發展。
范縝（約450—515），字子真，祖先原籍順陽南鄉（今河南浙川縣），東晉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從名儒劉 學習。史稱他“博通經學，尤精三《禮》。”
南齊時，司徒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延致賓客，范縝也是被延攬的賓客。蕭子良信佛教因果報應之說，而范縝不信。子良問：“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縝答：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糞土之側，這只是偶然的遭遇，貴賤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處？子良沒有能說服他。
范縝著《神滅論》，這是他反佛的傑作。《神滅論》跟佛教信徒的神不滅論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縝堅持“形神相即”，而後者則宣揚形神相異。范縝所說“形神相即”，用他的話說，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從事物之總的方面說，形神是統一的，不能分割。從形神的關系說，神的存滅從屬于形的存謝。這是旗幟鮮明的唯物的一元論。神不滅論者所宣揚的形神相異，其主旨在于強調神的獨立存在，神可獨立于形之外，形滅而神不滅。這是以形從屬于神，也是佛家輪迴說的理論依據。范縝更申論形神的關系，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這是以形為神的本質，為神的基礎，而神則是形的作用。范縝還以刃與利的關系來說明形神的關系。他說：“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神滅論》是用問答體，一步深一步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一方面繼承了漢王充自然哲學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晉以來名理辨析的續余。
《神滅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眾僧難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誘。范縝大笑，表示不能“賣論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詔：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後來，梁武帝降敕，不點名地指斥范縝“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大僧正法云，還在這時鼓動王公朝貴六十二人，以信劄的形式對范縝圍攻。范縝並不為這些干涉所動搖，仍堅持神滅的理論，顯示了一個唯物主義思想家的戰① 《梁書》卷五十《劉峻傳》。
斗精神。
第三節史學曆史撰述的成就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偽曆史撰述，繼司馬遷班固之後，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陳壽的《三國志》、裴宏的《後漢書》和范曄的《後漢書》。成就不如這四部書，頁在紀傳體史書中還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馬彪《續漢書》的志，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魏收的《魏書》。
陳壽生當蜀漢和西晉交替之際，見聞當較真切。他的書在當時已受到好評。有人評論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評《三國志》“辭多勸戒，明得失，有益風化”。
陳壽的史才，表現在對三國曆史有一個總攬全局的看法和處理。他在《三國志》中記述了自184 年黃巾起義以後至280 年晉滅吳，差不多一百年的曆史。他以曹魏的幾篇帝紀提洯這一時期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吳三書以敘三國鼎立的發端、發展及結束。他記述了黃巾的興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記述了官渡戰後曹操勢力的迅速增長，赤壁戰後三國鼎立，夷陵戰後蜀、吳長期合作和蜀、魏長期對立；記述了魏明帝傳位嬰兒以至曹爽的失敗，是魏晉替興的轉折；記述了諸葛亮之死是蜀政變化的標志；記述了孫權晚年嫌忌好殺已肇敗亡的危機。他于《魏書》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紀》以記曹操的創業；接著，在記帝、後妃及漢末諸雄之後，就寫《諸夏侯曹傳》和《荀彧荀攸賈詡傳》。諸夏侯曹是魏家宗親近臣，他們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鏡子。二荀是參與曹魏軍國大計的內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寫魏的宗王、謀臣、將帥、循良、文學、清名、叛臣、方技和邊族。他于《蜀書》十五卷中，特寫劉備和諸葛亮而于亮備極推崇。《諸葛亮傳》通過隆中對、說孫破曹、永安托孤、出師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業。而在關羽、董和、董允、廖立、李嚴、蔣琬、姜維以及其他各傳中隨時寫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響。他于《吳書》二十卷中，特寫了吳創業之君孫策和孫權，也寫了江東主持軍國大計的重臣周瑜、魯肅、呂蒙和陸遜。蜀、吳兩書也都分別寫了文臣、武將、忠良、清名、文學和術數。《三國志》外表上有類于傳記彙編，實際上卻自有一個密針縫制的局度。
陳壽敘事往往作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他在《魏書·武帝紀》，于漢魏關系上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陳壽在這里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武帝紀》又記殺董承、殺伏後。紀中已委婉地記出了殺伏後的原因，而殺董承的內幕則另見于《蜀書·先主傳》。陳壽對魏晉之際的記述，因時代近，政治上的壓力大，隱諱更多。但在《三少帝紀》中，記魏晉禪代事，說“如漢魏故事”。這五個字的內容是包含了很多東西的。陳壽對他所稱贊的人，如對劉備，在《先主傳》中稱其弘毅寬厚，但在《周群傳》中記其以私怨殺張裕：對諸葛亮，在本傳中用① 關于本題的論述，參用白壽彝《中國史學史教本》，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1964 年內部排印本。司馬懿的話稱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諱言街亭之敗和“將略非其所長”，並在《馬良傳》中記其任用馬謖的錯誤，在《劉封傳》中記其殺劉封不以其罪。陳壽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力圖把曆史的真相記載下來，這就是所謂“良史之才”的作法。
陳壽敘事簡潔。有時能于簡潔之中，點化出人物風貌。如《蜀書·先主傳》稱：“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記：‘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這都使曆史人物的情態躍然紙上。
在陳壽以前，關于三國的曆史著述，有魚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書》四十八卷，韋昭著《吳書》二十五卷，楊戲著《季漢輔臣贊》，但都限于一個地區。像陳壽這樣合三國為一書，還是紀傳體史書的一個創舉。魚豢書號稱“巨細畢載，蕪累甚多”①。王沈書，《晉書》本傳的評論是：“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韋昭書，從現存佚文看來，頗多人物小傳。楊戲書名為“贊”，記史事不多，且已多為陳壽書所采用。後來《三國志》傳下來，這在著述質量上的與眾不同有重要的關系。
袁宏，史稱其“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機對辯速”，作文倚馬可待。所著《後漢紀》是繼荀悅《漢紀》而作，起自公元17 年琅琊呂母起義至220年曹魏代漢，約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數同荀悅書，也是三十卷。字數約二十一萬多，比荀悅書要多一些。
當年荀悅著《漢紀》的時候，只有《漢書》是一部完整的西漢史，他剪裁了《漢書》就成為新的著作。此後，在很長的時期內也很少新的西漢史問世。袁宏著《後漢紀》的前後，關于東漢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種的。在紀傳史方面，有三國時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晉薛瑩《後漢記》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張瑩《漢南紀》五十八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宋范曄《後漢書》九十卷，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梁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連同東漢時官府陸續修撰的《漢紀》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種。在編年史方面有晉張璠《後漢紀》三十卷，習鑿齒《漢晉陽秋》四十七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連袁宏自己的《後漢紀》共四種。袁宏依據的資料要比荀悅繁富，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悅多。另外，在同類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對手，這是荀悅著書時所沒有的。最後，只有袁宏和范曄的書流傳下來了。司馬彪書傳下了八志。其他關于東漢史紀傳、編年的著述都沒有流傳下來。
袁宏在《後漢紀》里表現了綜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寫光武帝時期約四十年間的曆史。這四十年的曆史，頭緒多，人物多，錯綜多，在他的筆下寫得錯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寫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以來，董卓的當權，群雄的混戰，曹操的得勢和赤壁之敗，以至曹魏代漢。這也是全書中寫得詳細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後漢紀·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撰集方法。
從實際運用上看，這比荀悅的連類列舉要有些發展。荀悅有時也類舉多事，但主要是類舉一兩事。袁宏總是把時代約略相近的同類人物連續地寫好幾① 《史通·題目》。
個。如《後漢紀》卷五寫了閔仲叔，又寫了王丹、嚴光、周黨、王霸（太原人）、蓬萌，這都是以隱士終身或度過長期隱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寫章帝禮遇江革，因寫江革的生平，並寫毛義、薛苞，這都是以孝著稱的人物。這樣的寫法，擴大了編年史可能容納的范圍，但如使用過多，就不免隨時出現了人物小傳或軼事的簡單連綴，這就把編年的特點削弱了。在《後漢紀》里，這種優點和缺點都是有的。
袁宏在《後漢紀·序》里提出了要達到“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要求。這樣的要求為《後漢紀》帶來了筆下傳神的氣氛。如卷三十寫赤壁之戰，寫出了周瑜、孫權和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種身份、三種見識、三種聲口；寫出了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變了孫權對劉備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孫劉的合作，有意識地把形勢推向三國鼎立的局面。范曄著《後漢書》，記王莽末年到漢獻帝遜位的二百多年間的史事，有紀十、列傳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寫成。還有紀傳例，已久佚。
范曄書八十列傳，在按照時代先後的編次之下，發展了“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申述范書類次的方法說：“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圖象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此外，他連續舉了十例來說明這個問題。應該注意的是：范書的方法不只是簡單地以類相從，而是在了類從之中，猶有“細意”，往往是因人見事，反映出來一些曆史的問題。范書列傳三十九記王充、王符、仲長統，這都是有進步思想的人物。列傳四十三記周燮、黃憲、徐穉等，這都是當時所謂高士。列傳五十八記郭太、符融、許邵，這都是以識鑒著名的人物。列傳十三記竇融、十四記馬援，三十記班彪、固，四十二記崔骃，四十四記楊震，這是幾個不同類型的名門的家史。像這樣的編寫，也是以類從的方法，因人見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曆史現象、曆史問題。
范曄以“自得”之學自負，對書中的論贊自視甚高。他自稱：“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盡管范曄的話未免過于自信，他的論贊卻也確實寫得出色。他的中興二十八將論，《黨錮列傳·序》、《宦者列傳·序》，都是著名的史論，既突出了當時政治局勢的重點，又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分析，《鄧騭傳·論》論外戚問題，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曄的論贊，于繼承《史記》、《漢書》的傳統外，也受到魏晉以來某種史論的影響。正像秦漢之際的一些人關心古今之變的原因一樣，魏晉以來的長期動蕩曾推動了一些人關心較長時期內的曆史，因而梁武帝撰編《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吳韋昭《洞記》四卷，記庖犧以來至漢魏間事：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十卷，記三皇以至漢魏間事。總括一代以至數代興亡大事的史論，這時也引起一些曆史學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論》，論夏商周秦漢魏的興亡；晉陸機著《辨亡論》，干寶著《晉紀·總論》，論孫吳、東晉的興亡：習鑿齒臨終上疏，論晉宜越魏繼漢。《後漢書》的論贊，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影響下，發揮了作者的曆史見解，其顯著的特點就在善于從曆史形勢的發展上論述古今的變異。
范曄原來打算作志，沒有實現。梁代劉昭取司馬彪《續漢志》中的八志以補范書，附紀傳以行。司馬彪，是西晉高陽王睦的長子，但沒有接嗣王位，而專精學習。所著《續漢書》，紀、志、傳凡八十篇。司馬彪書和華嶠《漢後書》，是差不多有同樣稱譽的書。劉知幾說：“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劉昭說：“二子平業；俱稱富麗。”司馬續志有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種。《律曆志》依據蔡邕、劉洪舊作，《五行志》依據應劭、董巴、譙周舊作。《郡國志》錄東漢初年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職分”，對于地理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漢書》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都有曆史文獻上的重要價值，在司馬彪書里沒有續編。這四個部分關系到國計民生和統治職能，司馬彪沒有這四個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約、蕭子顯、魏收，先後所撰《宋書》、《齊書》、《魏書》三書，在編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曄的影響。第一，范書有史例，沈書有志序，蕭書有序錄，魏書有三十五例。第二，范書有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宋書有恩幸、孝義、隱逸等傳，蕭書有幸臣、文學、孝義、高逸等傳，魏書有恩幸、閹官、文苑、節義、術藝、逸士、列女等傳。第三，范曄自賞所作序論“筆勢縱放”，並于論外有贊。三書中的論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陳壽，也不同于馬班。蕭子顯也于論外有贊。
《宋書》、《南齊書》和《魏書》，一向多被譏評。劉知幾責沈約“舞文弄劄，飾非文過”，“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而認為魏收的曲筆更是厲害。曾鞏慨歎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責：“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劉邠等評論魏收書：“言詞質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但沈約等的史書畢竟分別寫了三個朝代的興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的情況，為後人提供了曆史資料。沈約的《律曆志》詳細地記載了楊偉的景初曆、何承天的元嘉曆、祖沖之所制曆法及沖之同戴法興的論難，這是我國曆法史的重要文獻。《樂志》記歌舞樂器的源起和演變，並彙集漢魏晉宋的樂章、歌詞、舞曲，在各史樂志中有其獨創的風格。《州郡志》、《百官志》寫出了漢魏以來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書》中的《官氏志》和《釋老志》，寫出了時代的特點，是兩篇重要的論述。
常璩《華陽國志》、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劉義慶《世說新語》和顏之推《顏氏家訓》，也都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相當重要的史部撰述。這五部書和《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在本卷序說中都另有論述。
曆史觀點和文獻整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曆史觀點方面，重門第，尚名教；在曆史文獻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開展。重門第，是當時門閥制度在史學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對封建主義永恒秩序的辯護，其中包含對門閥制度世代傳襲的辯護。文獻整理的開展，是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重門第，這在曆史撰述中表現為鋪陳譜系的家傳形式，同時也表現為對世族與非世族之間的嚴格區別。在這方面，《魏書》表現得最為顯著。《魏書》崔玄伯、穆崇、李順、裴叔業等人的傳，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孫連續敘述，有時多達二十余人。《北史·魏收傳》：“（楊）愔嘗謂收曰：‘此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人，以免尤責。’”魏收寫列傳，是有意識地要保留譜牒中的材料，也就為的是表述名門世族的門第淵源。①《宋書》立《恩幸傳》，作者在“傳序”中論述了曆代任用職官的制度。他說，在殷周之世，傅說版築，可以為相，太公屠釣，為周王師，這是不論出身，唯才是與。到了兩漢，因仍舊制，胡廣以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以牛醫之子名重京師，而“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世族”，這也並不以職位的尊卑與門第出身的高下相聯系。魏晉以下，“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以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認為：“周漢之道，以智役愚，台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種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這種傳統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為人主所賞識，得以掌管機要。沈約的這種看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曆史的。但沈約在感情上總認為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給他們戴上“恩幸”的帽子，並說“《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幸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幸篇》云”。實際上，《宋書》的“恩幸”與《漢書》的“恩”“幸”並不相同，只是用以區別“士庶”，反映了作者對門第的成見。
伴隨著門閥制度和門第觀念的發展，關于譜牒的記錄和研究，逐漸成為一種專門之學。《新唐書·柳沖傳》論述譜學發展的狀況，說：“晉太元（康）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譜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撰及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于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唐中葉以後，門閥制度趨向衰落，譜學也就隨之衰落了。
《隋書·經籍志》有譜系類，所著錄書，存之合計，有五十二種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種十一卷、《竹譜》等三種三卷外，都屬于譜學之作。譜學書中，有《冀州譜》、《洪州諸姓譜》等書，這又表明門閥與地望的關系。對于這一點，柳沖曾說過：“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禮教，其基本內容不① 參用柴德賡說，見《史籍舉要》，頁76，北京出版社1985 年版。
外是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倫理規范。在門閥制度下，孝是維護世族累代傳襲的最高的道德原則。袁宏在闡述這個觀點時說：“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數，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①這是以父子關系為人倫之本，並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陳寅恪認為：“六朝之士大夫號稱曠達，而夷考其實，往往篤孝義之行，嚴家諱之禁。”②這話說得好，把門閥世族同禮教的關系說得很清楚。
在文獻整理方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圖書分類法的出現，二是有相當多的史籍選編和注釋出現，三是汲塚書的發現和整理。
圖書分類，這一時期開始從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轉變。自劉向、歆《七略》創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漢書·藝文志》。三國時，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圖書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類頗為雜亂。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元徽元年，秘書監王儉又造四部書目錄、別撰《七志》。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梁秘書監任昉、殷鈞，都各撰四部書目錄。梁又有《東宮四部目錄》、《文德殿四部目錄》，而阮孝緒別為《七錄》。陳有《壽安殿四部目錄》、《德教殿四部目錄》。這些目錄書的分類不盡一致，而四部分類成為總的趨勢。①此後，隋唐圖書的著錄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書之稱經史子集，則北齊顏之推著《觀我生賦》，其自注中已經有了，見于《北齊書》本傳。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圖書分類法上可以說是影響甚為久遠。
史籍的選編，可以上溯到孔子刪定《詩》《書》。史籍之有注釋，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傳《春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兩項工作都有所開展。姑無論《尚書》、《春秋》的注釋書有大量的出現，《史記》、《漢書》也是“師法相傳，並有解釋”。《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晉書鈔》三十卷，《漢書鈔》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漢要集》二卷，自注稱“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這些書已不傳，當都是選編的書。《昭明文選》、《弘明集》，一般不作為史書看，但從文獻的角度看，這是流傳下來的經過選編的文史方面的彙集。注釋書，在這個時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新語》，都以繁富見稱，垂名後世。裴松之自述《三國志·注》是：“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事出本異，疑不能刺，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速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松之的這些話，可以歸結為：補缺遺，備異聞，正繼謬，論當否，共四條。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體例。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這以前的文獻注釋中似還沒有前例。
① 《後漢紀》卷二十六。
②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第5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版。① 見《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經籍志》下。
汲塚書，是晉武帝時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簡書。《晉書·束皙傳》稱：“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記《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說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初發塚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文既殘缺，不複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汲塚書的考證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 、摯虞、王接、衛恒等人，見《晉書》荀f 、王接等人傳。《穆天子傳》，流傳至今。《紀年》，稱《竹書紀年》，早已散佚，今有輯本。《竹書紀年》記古史，與儒家所記經傳大不相同，對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價值，甚為近代學者所重。
文獻整理，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中有相當的地位，是應當予以重視的。
第四節文學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曆史大變動，豐富了文學的內容。這一時期，詩作大為發展，小說和文學評論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學建安時期（196—219），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盛世。這時期出現了享有盛名的文學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的詩文，反映了時代的動亂和動亂給人民生活帶來的痛苦。他們詩文的風格，慷慨蒼涼、意境深沉卻又富有生氣。《文心雕龍·時序》稱：“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曹操，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文學家。他的詩歌質樸豪邁，多有悲涼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敘述了董卓之亂、關東義軍討代董卓之戰以及隨後的自相攻殺，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害。詩寫道：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他的詩，流傳下來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邁的風格。
曹丕的詩，多是抒情詩，文字流麗，基調比較傷感低沉，沒有曹操那種積極樂觀風格了。文學造詣比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寵愛，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後，曹植受到百般壓制。他雖貴為封王，實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負及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疾苦。後期作品充滿了受壓抑的激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應氏》詩，寫出洛陽經董卓亂後的殘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氣勢。另一首《野田黃雀行》是他後期的詩作。詩中，借黃雀比況自己，恨不得像黃雀一樣沖破羅網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禹、應瑒、劉楨。曹丕在《典略·論文》里說：“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于千里。”（《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就詩而論，王粲的詩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詩》，反映了戰爭對人民所造成的浩劫。當時，長安遭受董卓之亂，王粲避亂南依劉表，離開長安時他在郊野里看到戰爭所造成的人間慘象。詩寫得真實而有感情。
建安時期的三曹七子，在辭賦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賦》，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話傳說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華貴、秀麗多情的洛神。想象豐富，描寫細膩，很有藝術魅力。
正始文學正始時期（240—248），玄學興起。玄學反映到文學領域里，出現了玄言詩。這時政治斗爭殘酷，有些玄學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內心都有苦處，他們的詩還是有感情，有內容的。故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劉勰的理解是對的，嵇康、阮籍雖然也是玄學中人物，但他們的詩卻有感情，有內容，不是空洞無物的談玄說道。正始年間，是魏晉政權的遞嬗時期，曹氏、司馬氏政治斗爭激烈，司馬氏殘酷地殺害了黨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黨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殺。阮籍嗜酒放達而內心卻是苦痛的。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詩文里去。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鳴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詩是心聲，《詠懷詩》反映了阮籍內心的苦悶。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靜寡欲崇尚老莊，一方面卻又疾惡如仇，剛強任使。他的性格氣質自然會在他的詩里得到反映。有些詩如《酒會詩》表現清逸脫俗的思想，有些詩如《幽憤詩》又表現了憤世疾俗的感情。西晉文學正始以後，直到兩晉之際，玄言詩是主流。《詩品·總論》說：“永嘉貴黃老，祖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詩作既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他們便轉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龍·情采篇》評西晉的作品是：“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內容，文指形式。這就是說不注意內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義道路。太康中有所謂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二陸（陸機、陸云）、兩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號為文章中興。其實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賦》，當時名家如皇甫謐、張載、劉逵等為之作序作注，都評價甚高。“于是豪貴之家，竟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文苑·左思傳》）。其實，左思的詩要比他的賦好。左思出身貧寒。後來左思的妹妹為晉武帝貴嬪，但這似乎並沒有抬高左家的社會地位。左思的詩里對社會門第充滿了憤恨不平。他寫過八首《詠史》詩，對“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還說：“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他蔑視權貴，說：“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他豪氣昂然地說：“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左思的豪氣和意境，躍然紙上。
另外還有傅玄，他的詩反映社會實際，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特別是幾首反映婦女問題的詩，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寫婦女的受欺凌，或寫愛情的堅貞，或寫婦女的剛烈，都有較高的藝術成就。
被《詩品》稱作“善為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的劉琨，在西晉末年屯守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劉聰等相持，後因失敗被害。死前有《重贈盧湛》詩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云浮。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辀。
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
這表現了他的效忠國家而又壯志未酬的郁積悲愴的感情。這種悲壯風格是西晉詩中少見的。
東晉南朝的玄言詩和山水詩東晉前期，文學方面比較消沉，沒有偉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鍾嶸《詩品·總論》所說：“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這里所說“詩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詩。
東晉初年的詩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詩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詩》。托名游仙，實是表示對現實不滿。李善注解說：“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瘡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文選》卷二一郭景純《游仙詩》七首解題）郭璞的詩，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劉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兩晉之際玄學盛世，思想里難免受有玄學的影響，但他的詩有內容有感情，語言鮮明生動，不是“平典似道德經”的玄言詩。
東晉後期，山水詩興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詩大盛，玄言詩衰落。《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詩興起的背景是：過江世族居住東土會稽，境地含山臨海，河流縱橫。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學之士，閑暇無事，可以邀游山水。興之所至，發之為詩，于是山水詩出。最有名的山水詩人是謝靈運。
晉末宋初，文學造詣高的有陶淵明、鮑照、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的文學造詣要比謝靈運、顏延之為高。
陶淵明（365—427），字元朗，後改名潛。東晉大司馬、荊州牧陶侃的曾孫。但陶淵明這一支，到他父親時就沒落下來。中年時期，陶淵明曾作過幾任小官。義熙以後，便不再作官，終老田園。
陶淵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當窮苦的，有時甚至連飯也吃不飽。他的詩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來更長饑”，“菽麥實所羨，熟敢慕甘肥”，“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
陶淵明少年時受過儒家教育。他的《飲酒》詩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可證。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負，他的《贈羊長史》詩有：“賢聖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義熙十三年，劉裕伐後秦，破長安，江州刺史左將軍檀韶遣長史羊松齡去關中稱賀，淵明作此詩以送之。詩中流露出他對收複關中的高興心情。由于政治形勢的動蕩，官場的腐敗，他才意志消沉，辭官歸隱田園。
淵明的詩，以田園生活為題材，也都表現出閑適恬靜不慕榮利的意境。
這可以他的《歸田園居》詩一首為例：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歸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暖暖遠人村，依依虛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複得返自然。
這位田園詩人，不喜歡戰爭、壓迫和剝削。他理想的社會是人們可以過著安居樂業的太平生活的社會。他大約聽到過流亡逃戶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傳說，他就空想了一個桃花源社會。在這個桃花源社會里，“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怡然有余樂，于何勞智慧？”（《桃花源》）這首詩反映當時農民的理想。
謝靈運（385—433），是東晉名將謝玄的孫子。王、謝兩家是東晉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門閥世族。“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宋書·謝靈運傳》，下同）謝靈運喜愛山林生活。他家在始甯縣（今浙江上虞縣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他在會稽“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他“嘗自始甯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今浙江臨海縣西南），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這種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詩。謝靈運寫詩，注重字句的雕鑿。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評論宋初的文風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老莊告退，而山林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另一評論家鍾嶸在《詩品》里評論說：“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勝，富豔難縱。”兩人對謝靈運的詩都是推崇的。但他們所說的，都是謝靈運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詩的內容。謝靈運、陶淵明都寫五言詩。陶淵明寫田園生活。透過田園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實感情，他的詩可以說文情並茂。謝靈運寫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傷害了內容。這是同他的優裕生活分不開的。
顏延之（384—456），是和謝靈運同時的人。祖籍琅邪臨沂，移居建康。少孤貧，好讀書，“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宋書·顏延之傳》）。顏延之詩的缺點，一是喜用典故“彌見拘束”（《詩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飾。他的詩比謝靈運更注意文字的雕鑿，更加局促于綺語浮詞。他問鮑照，他的詩和謝靈運的詩比起來如何，鮑照說：“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鋪錦列繡”、“雕繢滿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顏詩形式上的優點，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內容上的缺點。
宋初的作家，能夠一掃只注意形式之風，不在文字詞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矯健之筆抒寫自己感情的，只有鮑照。
鮑照，因為出身門第低微，總是被看不起而受壓抑。文學上也不為當時所重視。鍾嶸《詩品》感歎地說：“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當代。”他的詩總反映出一種懷才不遇和對現實不滿的憤懣情緒。
無論從文學技巧還是內容來看，鮑照的詩確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詩人。
唐代偉大詩人杜甫曾稱贊他是“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把他與李白、庾信並稱。他的詩對唐代詩人如李白、高適、杜甫等都有很大影響。鮑照的作品，以樂府詩為多。他的詩現存的約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樂府詩。
永明體南齊時，出現了“永明體”的詩。齊竟陵王子良周圍聚集了許多文人，其中沈約、謝跳等八人尤為竟陵王子良所重，號為竟陵八友。謝脁最長于詩。謝朓的詩，與謝靈運一樣也寫山水。但他的詩風清新流麗，與謝靈運精雕細刻不同。
南齊文人極講究音韻聲律。他們把五言詩推向律詩。他們的詩稱為“永明體”。《南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四聲是沈約首先提出來的。他和謝朓又把它應用到詩里去。
永明體開創了六朝詩的新風格，被稱為新體詩。
宮體詩宋齊詩人講究文字技巧，描寫山水，而內容感情卻是空虛的。梁武帝時期，南方長期粗安，門閥貴族生活由安逸更趨腐朽墮落，華侈頹糜。反映到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去，于是產生了宮體詩。
宮體詩的創制者是梁武帝的兒子蕭綱（即簡文帝）和他周圍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蕭綱先是太子，後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圍的文人興起的詩體就被稱作宮體詩了。宮體詩比永明體詩更加辭藻綺麗，而內容更加頹廢，以描寫**為主。《北史·文苑傳序》載：“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清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陳時，宮體詩仍在繼續發展。徐陵入陳以後，仍是宮體詩的主將。他們的詩，都是冶豔的，充滿了**的刻畫。陳後主也好為豔體。亡國之音，直唱到亡國。侯景亂時，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蕭繹。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所以世稱庾信為庾開府。他的詩以出使西魏分前後兩期。前期詩，是宮體詩靡靡之音；滯留北方以後，懷念江南故國，詩多傷感、沉痛、悲觀之作。
南北朝時期的民歌南北朝時期，起自民間的新的樂府詩歌即民歌發展起來。無論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發展，成為南北朝時期突出的文學表現。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調有鮮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纏綿婉轉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為特色。南方民歌的內容，多是描寫愛情；北方民歌的內容，戀歌之外，又有牧歌、戰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為吳聲歌和西曲歌。吳聲歌是長江下游吳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長江中游荊湘一帶的民歌。《宋書·樂志》稱“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樂府詩集》卷四四：“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荊、襄、樊、鄧之間。”建業是六朝都邑，商業繁華；荊、襄、樊、鄧也都是長江中游的都市，商業也比較發達。荊、揚二州，風土人情不同，吳歌、西歌的情調不一樣。但它們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沒有農村或農家生活。吳聲歌至今保存在《樂府詩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樂府詩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吳聲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華山畿》等。西曲歌有《石頭樂》、《烏夜啼》、《襄陽樂》等。它們的歌辭，多數是戀歌，有的控訴戀愛不自由，有的表訴失戀或被遺棄的悲傷。而情調都是婉轉纏綿的。今舉《子夜歌》一首為例：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都。
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為，冶客不敢當。
天不奪人願，故使依見郎。
北朝文人的詩，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溫子升、邢邵、魏收號稱“三才”者，其詩也只是模擬南朝，毫無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卻大放異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樂府詩集》里，約有七十來首，以《梁鼓角橫吹曲》為主。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漢人，但更多的是少數民族。這些民歌的情調，和南方民歌的婉轉纏綿不同，就是寫男女關系的也是直來直去，沒有忸怩神態，既不羞怯，也無含蓄。如《折楊柳歌》：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地驅歌》：側側力力，念君無極。
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男女情歌外，也有寫遷徙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的。如《隴西流水歌》：隴頭流水，流離西下。
念我一人，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
寒不能語，吞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遙望秦川，心肝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