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在高陵縣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長的可達四十里①。當時長安城中的用水，是開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來灌溉。引自義谷水開鑿的黃渠，就有一條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②。關中土地素稱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區應是當時糧食的主要產地。
然而最應稱道的則是太行山東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縣都有農田水利的設置，這是當時其他地區所少有的。灌溉地區范圍的廣大和相關的灌溉地區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屬縣中有鄴縣，遠在戰國時，史起和西門豹引漳河水灌田，有聲當時，澤及後世，這是史起、西門豹措置得宜，也是當地的地勢宜于引水。唐時相州所屬六縣，其中安陽縣（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鄴縣有金鳳渠，堯城（在今安陽東）有萬金渠，臨漳有菊花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鄴縣和臨漳兩縣的農田，僅臨漳縣境這條渠道就屈曲流經三十里，實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滄州也是一樣的。滄州的清池縣（為滄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還開鑿有無棣河和陽通河。相州、滄州之間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貝州（即隋清河郡）的農田水利也都可以稱道。冀州所治的信都縣有葛榮陂，南宮縣有通利渠；衡水縣（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陽縣（今河北新河）的渠則自邢州（即隋襄國郡）巨鹿縣流來，下游流入南宮縣，應該不是短促的。貝州的清河也有一條張甲河，同樣用于灌溉③。這里所舉的只是部分例證，應該說太行山東各州像這樣的農田水利工程還是很多的。
人戶增多，農田水利有了具體措施，能夠比較充分地利用自然環境的因素，再加上社會穩定，不虞猝起兵革，農業就會得到發展。關中雖亦號稱富庶，然以都城所在，倉廩就不易豐登。還在隋文帝開皇三年（583），為此頒下詔書，漕運關東及汾、晉之粟，充實京師①。汾、晉兩州（治所分別在今山西汾陽和臨汾）在汾河流域，關東自是泛指黃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糧眾多的地方，其經濟應該是相當發達的。
唐初都城長安用度不廣，水陸漕運，一歲不過二十萬石，這是容易取給的②。這樣的現象並未能較為長久地顯現下去。直到玄宗開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時候，遂益漕晉、絳（治所在今山西新絳）、魏（隋武陽郡）、濮（治所在今山東鄄城）、邢（隋襄國郡）、貝、濟、博（治所在今山東茌平和聊城）的租賦①。這幾州除晉、絳兩州外，其余全在黃河下游。開元時的規定較之開皇時更為明顯。這是說，黃河下游在當時仍然是皇朝漕糧主要的取給地區，是其他各處所難于比擬的。
黃河流域的產絹之州①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京兆府》。
②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七《高陵》。
③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一《萬年》。
①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②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①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
隋唐時期，田土所出，糧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為重要。
隋時征調，桑土以絹絁，麻土以布②。唐時亦有蠶鄉和非蠶鄉之分③。其調絹、絁、布，各隨鄉土所出④。絹絁雖同為戶調的主要物品，而絹尤見重于當世。因為絹還可以作為貨幣在市場上使用。唐時雖曾規定：“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合皆通用。”⑤而絹尤為習見，不與其他諸種相同。這樣的規定始見于唐玄宗開元年間，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誥，明確久已流行于民間的慣例。絹有精粗的分別，實際價值亦當有所差別。據《大唐六典》所載，全國所產的絹共分八等。一等為宋、亳兩州；二等為鄭、汴、曹、懷四州；三等為滑、魏、陳、衛、相、冀、德、海、泗、濮、徐、兗、貝、博十四州；四等為滄、瀛、齊、許、豫、仙、棣、鄆、深、莫、洺、邢、恒、定、趙十五州；五等為颍、淄、青、沂、密、壽、幽、易、申、光、安、唐、隨、黃十四州。六等至八等還有三十八州⑥。當時全國列入等第的產絹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黃河流域的為三十二州，居全國的三分之一強。當時蒲州的常貢綾絹，雖未列入等第，也是蠶桑的地區①。這樣眾多的產絹之州，而質量都屬上等，其他各道是難于比擬的。
黃河流域的都會《隋書·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的舊規，于各州的後序中也曾提到都會。其所稱的一都之會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還有蜀郡等所謂“蜀之舊域”。能夠稱為一都之會的不外乎當地人物殷庶，貨物雜湊等原因。《隋書·地理志》沒有提到長江下游的揚州，至于黃河下游則更未有所涉及。
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其主要的原因應是羨慕揚州的繁榮，並欲親臨其地。揚州與京口隔江相對，可能其繁榮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見道及，京口于當時隸屬丹陽郡。丹陽為東晉南朝的舊京。隋初平陳，曾拆毀殆盡，然為時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②，也就是說和長安、洛陽相比擬了。北周滅北齊時，也曾摧毀了鄴都，並遷其人戶于安陽，因為人戶盡遷，鄴都遂未能像丹陽那樣，複現其繁榮的景況。
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助長了揚州的繁榮。由于通濟渠的暢通，也促成其沿岸都會的興起。隋煬帝還開鑿了永濟渠，同樣取得了效果。通濟渠畔的都會應該數到汴州和宋州（治所為今河南商丘），永濟渠畔的都會應該數到魏州和貝州。宋州為隋梁郡。魏州和貝州為隋武陽郡和清河郡。這是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汴州為唐時所設置，其治所浚儀縣于隋時為滎陽郡的屬縣。可知當時通濟渠和永濟渠雖已鑿通，這幾處都會尚未都能繁榮起來，所以《隋書·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會相稱道。
②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
③ 《通典》卷五《食貨》五。《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作“麻土以布絹”。絹字當系衍文。④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
⑤ 《通典》卷六《食貨》六。
⑥ 《通典》卷九《食貨》九。
① 《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② 《通典》卷六《食貨》六。
這幾處都會于唐代前期都相當繁榮。唐人稱道汴州，曾說到“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③，大梁就是汴州的舊稱。稱道宋州的話是“名今亞陳留，劇則貝魏俱”①。陳留就是汴州的郡名。這是說，宋州的繁榮僅次于汴州，和貝、魏兩州並駕齊驅了。貝州在當時曾被稱為“天下北庫”，因為江淮州郡輸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運儲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榮也是能通江淮之貨③。前面說過：鄴都自北齊滅亡後，即遭到拆毀，未能再恢複起來。這固然是人戶盡行遷走，無力恢複，也是由于鄴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溝隨著鄴都的被毀而湮塞了。永濟渠的開鑿代替了白溝，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鄴都繁榮起來。
由于隋煬帝所開鑿的運河的暢通，沿岸興起的都會不僅汴、宋、魏、貝四州，不過像這幾州都在黃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懸遠，還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書·地理志》所提出的幾個“一都之會”，和長安、洛陽東西兩京，黃河流域的都會還是比較多的。
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經濟的發展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說就人口較為稠密的州郡的眾多，糧食較為富饒的產地的廣大，絹類絲織產品的精良，以至于繁榮都會的集中而論，都可以說明其時經濟重心是在黃河流域，而且是在黃河的下游。這樣的重心由隋初開始形成，中間一再發展，直至唐代，規模就更為具備。事物是經常在變化，這樣經濟重心的變化也是在所難免，到後來長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爆發，使這種變化更為明顯。不過遠在安史之亂以前已經有了南移的趨勢，就是沒有安史之亂，這樣的重心還是會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說，唐代前期由貞觀年間到天寶年間，黃河下游各州的人戶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貝、滄、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較少，所增加的還不到一倍，當然還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環境下，長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華）、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潤（治所分別在今江蘇常州和鎮江）四州天寶元年的戶數都在十萬以上。婺州有十四萬四千零八十六戶，宣州有十二萬一千二百零四戶，常州有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七戶，潤州有十萬二千零二十三戶。與貞觀十三年的戶數相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潤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揚州，天寶元年有戶七萬七千一百零五，也較貞觀十三年增加了三倍。這樣的增加倍數雖然不能和黃河下游人戶稠密的州相比較，卻還不至于不如作為通濟渠畔都會的汴州。這就說明了黃河下游的經濟有了發展，長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後面緊緊追隨，已經逐漸可以攀比得上了。
長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環境是有利于農業經營的。當地河道縱橫，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農田。就在唐朝前期還不斷有農田水利的興修。③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
① 劉寬夫：《汴州糾曹廳壁記》，《全唐文》卷七四○。
② 杜甫：《遣懷》，《全唐詩》卷二二二。
③ 殷亮：《顏魯公行狀》，《全唐文》卷五一四。
見于記載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蘇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揚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興修④，因而相得益彰，促成農業的發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時舊規，漕運租米，主要取給于黃河流域，特別是在黃河下游南北各州，並未多仰賴于江淮各處。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陳漕政，以江南戶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調物。並陳階級轉運的方法。當其總綰漕政之時，雖是更多地漕運晉、絳、魏、濮、邢、貝、濟、博的租輸，如前文所曾陳述過的，然重視江淮租米，卻是超越其前人的見識。當然，如果江淮農業沒有發展，也是難得有這樣見識的。天寶元年，韋堅為水陸運使，聚江南諸郡船只于長安廣運潭中，陳列各郡所產的寶貨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證漕糧還是大宗。這一年漕山東糧食四百萬石，江南租米應有相當多的數量。①韋堅所陳列于船上的寶物諸奇物，綾錦等物實為其主要的部分。廣陵（即揚州）、丹陽（即潤州）、晉陵（即常州）、會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吳郡（即蘇州）諸郡的船只都有所裝載。綾錦在當時雖不如絹的貴重，韋堅以之奉陳于唐玄宗之前，足證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區絲織業的發達。杜甫詩中有句說：“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云帆轉遼海，稉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②越羅和楚練能夠和東吳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轉輸到漁陽，而且輿台之人都能用上，應非等閑的物品。
這里還應該提到揚州作為都會的繁榮。唐代稱道揚州的繁榮，說是“揚一益二”。這是說：揚州的繁榮居全國第一，其次才是益州。這是唐代後期人士的口頭禪，不過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揚州的繁榮已見重于當世。前面曾經提到隋煬帝的開鑿通濟渠，就是迷戀揚州的繁榮。揚州的繁榮在隋代以前已經有聲望于當世，通濟渠的開鑿成功，更促進揚州的繁榮。天寶初年，韋堅在長安廣運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揚州近旁廣陵、丹陽、晉陵、吳郡、會稽等郡的船舶，還有更遠的南海（即廣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宣城（即宣州）諸郡的船舶。這些船舶都是經過揚州城下，再北進入邗溝，廣通渠才能夠達到長安的。這是說揚州的交通不僅借邗溝和通濟渠達到長安和洛陽東西二京，還可借長江及其支流贛江和湘江，達到長江中上游和嶺南各地，有這樣廣泛的交通網絡，揚州當然就會更加繁榮起來，也帶動了揚州周圍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發展，再加上人戶的滋長和自然條件的優越以及農田水利的不斷興修，就顯得蒸蒸日上，與前不同。揚州既地沖要，自多富商大賈，也多珠翠珍奇的貨物，因而出任當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羅致數萬，偶有清廉者還受到稱譽①，這也可以顯示揚州繁榮的具體情況。
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發展，乃在安史之亂以後。安史亂起，中原板蕩，人戶南遷，促成這樣的發展，浸假代替黃河下游成為經濟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間的淵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逐漸明顯，已為其奠定了基礎。這是不容漠視的。當時人戶南遷，固多趨往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遷往長江中游洞庭湖周圍的也非少數。據說：“自④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潤州的江甯縣。唐肅宗至德二載（757）置州，後廢，唐末複置。② 《舊唐書》卷一○五《韋堅傳》。
① 杜甫：《後出塞》，《全唐詩》卷二一八。
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後來經濟重心的所在，並非移徙到荊南江湘等處，其間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① 《舊唐書》卷八八《蘇瑰傳》。
第十一章學術文化的發展隋唐兩代是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隋朝國祚短促，但承繼南北朝學術發展余波，學人輩出，為唐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興盛奠定了基礎。唐人在經學、史學、醫學等方面的貢獻相當突出。
第一節經學的一統和發展經學的一統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經學有“南學”、“北學”之分，表現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動經學向前發展。隋文帝開皇九年（589），統一全國。文帝雖好釋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①。煬帝“征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③，“複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④。“以《三禮》學稱于江南”的吳郡人褚輝，“明《尚書》、《春秋》”的余杭人顧彪，“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魯世達，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彥之、劉焯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問家。
然而，好景不長，隋末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許多經學師尊或遇難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擔任教授，儒經的教授傳習也由滔滔洪波轉為涓涓細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之于仁義，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詔令國子學、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置生員傳習經傳。時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設文學館，廣引南北碩學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贍給豐足，輪番供值；即位之後，又精選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討政事。當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云會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請入國子學隨名儒曉習經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學問家如陸元朗、曹憲、徐文遠、歐陽詢、張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禮遇。唐朝境內習儒諳經蔚為風氣。
但是，經過南北朝經學的南北浪淘沙，彙集京城的儒經師尊各述己說，難能統一，這和唐皇朝一統宇內，力求思想文化趨同如一的國策是相違背的；同時，唐太宗看到儒學典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令中書侍郎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春秋》、《詩經》、《周易》、《禮》、《尚書》），對“五經”中訛缺的文字詳作訂正，書成後奏上。為使該書獲得時人承認，太宗召集當時名學碩儒重新論對；這些人長期傳習儒經各有心得，而顏氏所作五經《定本》，多尊從其祖顏子推《顏氏家訓》中的說法，也就是說，顏師古依據“南學”經疏訓校五經，故受到“北學”儒士的責難，雖則如此，顏師古多引晉、宋以來江南傳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③。貞觀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頒布五經《定本》于天下，令學人此後以《定本》作為傳習儒經的依據。
貞觀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謀求統一，因而詔②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 ②《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
③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
④ 《隋書》卷七五《褚輝傳》。
①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
② 《隋書》卷七五《劉焯傳》。
③ 《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序》。
令國子祭酒孔穎達，會同當時著名的學者如賈公彥等人撰定《五經義訓》。貞觀十六年（642），孔穎達等人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經義訓》180 卷（其中《周易正義》14 卷，《尚書正義》20 卷，《毛詩正義》40 卷，《禮記正義》70 卷，《春秋正義》36 卷），後易名為《五經正義》。太宗下詔褒獎說：“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①盡管這樣，當時國子博士馬嘉運等學者認為孔穎達諸人所撰《正義》“繁釀”，並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譏詆”③。太宗詔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複審考訂。尚書左仆射于志甯、右仆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增損遺冗。永徽四年（653），考訂告一段落，始向全國頒布，並以其作為每年全國科舉考試明經類的經典依據。清人皮錫瑞說：“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為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並認為，這是經學發展史的一大變易④。今人范文瀾說：“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了東漢魏晉南北朝曆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適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業，很有助于統治階級的思想統一”，並且說：“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同樣重大的意義。”①無論怎麼說，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統一學術思想，不僅對唐宋科舉制的漸進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變三國兩晉南北朝經學南北異途的互相指責，為經學走向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使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對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導作用。
唐初私家治經學的學者有：徐文遠、朱子奢、蓋文達、蕭德言、王元感諸人治《春秋》；陸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書》；魏徵、王元感、王方慶、李敬玄、張士衡、許叔牙、王恭諸人治《禮》。這些學者對經學的疏證研究頗具成就，他們的著作多見于兩《唐書》藝文志。在經學一統的前提下，私家著述無疑對增加經學研討的學術氣氛，提高經學對全社會成員大面積教化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吳人陸元朗長于經學論辯。陸氏陳、隋時即治經學，他所著《經典釋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②，保存了漢魏六朝的經學研究成果。《經典釋文》的出現，“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以存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者也”③。陸氏還著有《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並行于世。
學的發展安史之亂後，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這時，朝廷頒行的經學范本已不為① 《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
② 《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傳》。
③ 《新唐書》卷一九八《馬嘉運傳》。
④ 《新唐書》卷一九八《孔穎達傳》。
① 皮錫瑞：《經學曆史》，第198 頁。
②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第242 頁。
③ 陸元朗：《經典釋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學者所重視，一些治經的學者獨辟蹊徑，對儒經重作詮釋疏證，開一代學風。最具代表性的是當時《春秋》之學大盛，名家輩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學者是啖助、趙匡、陸質。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肅天水）人，後流寓丹陽（今江蘇丹陽），大曆初年在丹陽病逝。啖氏精通經學，特別熟諳《春秋》，曆經十年，考訂《春秋》三家優劣，“縫■漏缺”，著《春秋集傳》；又攝其綱目，編為例統；認為公羊傳、穀梁傳雖是“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而左氏（左丘明）“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①。啖氏並不以此為終，他“考核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于浹洽尼父之志”②。在這里，啖助拋棄了此前治經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傳求經，獨立地發揮自己的見解，首開宋儒附會臆斷的治學風氣。啖助的學生趙匡，河東（郡治在今山西永濟西南）人，曾經做過洋州刺史；陸質，吳郡（治所在今江蘇蘇州）人，通“經學，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 卷，《類禮》20 卷，《君臣圖翼》25 卷，《春秋集傳纂例》10 卷，《春秋微指》3 卷，《春秋集傳辨疑》10 卷。陸氏發展了啖、趙二人的學說，極力攻伐三傳，以孔子筆削本意為辭發揮自己的見解，影響了整個朝野。陸質的學生多為當時的名流士子。呂溫“從陸質治《春秋》，並言‘某以弱齡，獲謁于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師從陸質引以為榮，陸質亦曾做過唐憲宗的老師。此後，研治《春秋》的學者撰著多沿襲陸氏的見解。如盧仝所撰《春秋指微》一書，即解經不用傳，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猶抱遺經究始終。”這種狀況反映了一些學人在唐政權日益衰落的形勢下，力圖通過研習《春秋》微言大義，“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張加強朝廷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思想。如呂溫即認為：“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亂賊者，某願學焉。”③大曆年間，吳人施士匄在研治《詩經》之學的同時，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秩落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後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詢訪施士匄所撰《春秋傳》，並大加贊賞。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等人研治《禮》，其中仲子陵“通後蒼、大小戴《禮》”⑤。蔡廣成治《周易》，強蒙治《論語》，皆自成體系，堪稱流派。
文宗太和、開成年間，研習經學再成風氣。時任宰相鄭覃“長于經學，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三《五經總義類》。
② 《新唐書》卷二○○《啖助傳》。
③ 《春秋集傳纂例》卷一《啖氏集傳注義第三》。
① 有學者認為：“陸淳（質）說春秋，無所建白..不見陸氏自有所說。”《唐史》第三冊，香港龍門書店1979 版，第515 頁。
② 呂溫：《祭陸給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 皮錫瑞：《群經通論》卷四。
④ 呂溫：《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 《新唐書》卷二○○《儒學傳》下。
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辭，病進士浮誇，建廢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認為“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于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缺”④，文宗詔可。開成初，鄭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禦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很快，經文就刊刻完畢，這就是著名的“開成石經”。雖然自石經刊布之後，當時人評說紛紜，認為“蕪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③。唐朝以國家的力量刊布石經，這不僅有利于學人研習經典，而且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為此後經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能。
總之，唐代經學經過唐初義疏的規范化，到唐中葉以啖助為代表的《春秋》之學興盛、開成石經的刊布，使經學的發展更進一步。此後，經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① 《新唐書》卷二○○《儒學傳》下。
④ 《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
③ 《新唐書》卷一六五《鄭珣瑜傳附鄭覃傳》。
第二節史學的發展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淵，說：“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遺缺。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⑤，“陛下既受禪于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①這說明如果不盡快修史，再過十數年修史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同時說明修史的目的是“貽鑒今古”，即為以後的統治者提供借鑒。李淵對此表示關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達詔令，任命專門人選撰修前代史書，但因種種原因，這次修史“曆數年，竟不能就而罷”②。貞觀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詔，重撰“五代史”（梁、陳、齊、周、隋）。可以說，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啟了唐代以國家名義修史的先聲。
史館的設立與初唐史書的撰修唐代以前，曆代都設有史官，所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所以慎言行，示勸戒也”③。史館的得名，起自北齊④，當時邢子才作詩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館”之句。唐朝建立後，因襲隋朝制度，置史官隸屬秘書省著作局，設郎二人，佐郎四人組成。太宗貞觀初，簡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隸屬門下省。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至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大明宮築成後，史館移至門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開始大規模的撰修“五代史”，這樣，《梁書》、《陳書》、《隋書》、《周書》、《北齊書》以及《南史》、《北史》、《晉書》經數年相繼修成。
中國史學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見史載，司馬談在彌留之際囑咐司馬遷承繼己業，司馬遷銘記父志，曆經艱難，百折不撓，完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著《史記》；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記後傳》基礎上，“潛精研思，欲就其業”⑥，曆經二十余年，修成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初唐史家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從而不僅保證了史書編撰的權威和質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書編撰的突出特點。
《梁書》、《陳書》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陳代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臨終前曾將未完成的梁、陳兩代史序論及紀傳闕略部分，囑姚思廉按原有體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亂，姚思廉輾轉四奔，難成其願。貞觀三年（629），太宗下詔，命其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當時謝炅諸家有關梁、陳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陳二代史的基礎上，撰成《梁書》50 卷，《陳書》30 卷，“魏徵雖⑤ 《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
① 《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
② 令狐德棻：《請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 《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④ 《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總序》。
⑤ 《唐六典》卷九《史館》。
⑥ 《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
① 《後漢書》卷四○《班彪附班固傳》。
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趙翼評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陳二代史，云：《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③《北齊書》作者李百藥，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屬文，辭核而理暢”④。隋文帝開皇初受命撰《齊史》，書未成即病終。李百藥貞觀初官中書舍人，貞觀元年太宗敕令撰《齊書》。他遵循其父的編纂意旨，並詳加考論，于貞觀十年撰成《北齊書》（區別于蕭子顯《南齊書》）50 卷。宋人對《北齊書》多有評論，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對《北齊書》多用當時俗語就頗為推崇。另外，《北齊書》到北宋時就散佚不全，後經宋代史家校勘輯佚，才得以傳流至今，如許多紀傳即兼采《北史》，“今《北齊書》各紀各列傳凡稱神武、文宣及無論贊者，皆非百藥作，皆《北史》也”①。《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人。其父李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對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的狀況甚為關注，因而“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②，即編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師分別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兩次撰修此書，“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④。李延壽貞觀中曾奉詔參與撰修《晉書》、《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終先志”，將齊、梁、陳五代舊事他書未載的條目，晝夜抄錄。這樣，從貞觀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壽終于完成《南史》80 卷、《北史》100 卷的撰寫。接著，他將撰就的史書交與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詳加勘正，“許令聞奏”，又“遍諮宰相”⑤，然後書《上南北史表》奏上。顯慶四年（659），《南史》、《北史》獲唐朝廷批准傳布，唐高宗親自為之作序，但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傳③。《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所修史書的單一片面性，以統一國家的姿態撰述史事，體現了統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書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同時，《南史》、《北史》開啟了唐朝編撰通史的先河。
貞觀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書》、《陳書》、《齊書》、《周書》、《隋書》，這五部史書原是一部書，即稱為《五代史》。雖則《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別為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棻和魏徵，但總負責人卻是魏徵。魏徵不僅全面負責組織工作，而且撰寫了梁、陳、周、齊諸史的總論和《隋書》的序、論。這種修史體制的完善，既便于對史書體例等的統籌規劃，又可發揮撰修者各自所長，《晉書》、《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這樣。
《晉書》題唐太宗禦撰，實際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參加撰修的有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②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③ 《舊唐書》卷七三《姚思廉傳》。
④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
① 《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
②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③ ④⑤《北史》卷一○○《序傳》。
李義府、薛元超、辛玄馭、劉裔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等。在此之前，有關晉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晉書，是因十八家《晉書》“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①。撰修者以臧榮緒《晉書》為底本，參考其他史著，“分功撰錄，莫不傳考前文，旁求逸蔓，舉其精要”②。同時，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詳其條例，重加考正”④，經數年撰修，至貞觀二十年三月書成奏上，總10 帝紀、10 志、70 列傳、30 載記，共130 卷。後世對《晉書》多有評說③，但從總體來說，《晉書》的編撰還是比較成功的，如載記部分，天文、律曆、五行諸志的撰修，皆堪稱觀采，特別是唐太宗禦撰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更增加了《晉書》的權威性。由于《晉書》的廣泛流傳，此後十八家《晉書》多失傳。
《隋書》的編修起自貞觀三年。史官孔穎達、許敬宗參撰，魏徵“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①。貞觀十年（636），《隋書》紀、傳部分修成，與已修訖的《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合稱為《五代史》。然而，這五部史書都缺少“志”，于是，貞觀十五年，太宗令于志甯、李淳風、李延壽等續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監修，後由太尉長孫無忌監修。顯慶元年（659），《五代史志》30 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單獨流傳，後晉時才與《隋書》紀、傳部分合為一書。《五代史志》中的“經籍志”最為有名，編撰者首次將我國古籍以經、史、子、集四大類加以著錄。《五代史志》是繼《南史》、《北史》之後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統一國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編撰之外，史官劉知幾私修的《史通》20 卷，貞元年間（785—805）杜佑編著的《通典》200 卷也很有名，開創了我國史評體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漢書》、《史記》的傳注早在南北朝時期，學者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就已開始。隋朝著名學者有蘭陵人蕭該、東海人包愷。蕭該“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游所禮”，撰有《文選音義》一書。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讀《漢書》，想以包愷為師①。後天下大亂，一些名儒流徙于鄉野傳授，形成了唐初許多各有源流的學問及其系統的研究風氣。如顏師古就有家學淵源，其父顏思魯“以儒學顯”，其叔父顏游秦撰《漢書決疑》12 卷，為當時學者稱道。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②，貞觀中曾受命注《漢書》，他采用其叔父質義，“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① 《北史》卷前說明。
② 《修晉書詔》，《全唐文》卷八。
③ ④《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
① 《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五。
② 《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
①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
② 《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重”③，太宗令編入秘閣，對顏師古亦予以嘉獎。後來，房玄齡認為顏氏所注《漢書》“文繁難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攝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于代”④。同時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漢書訓纂》，“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姚思廉的孫子姚珽，據其祖所著，立意發揮，著成《漢書紹訓》40 卷。以上為有家學淵源的。高宗時人王方慶，“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並隨之卒業。⑤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受班氏《漢書》亦見諸史載。曾經注解過《文選》的揚州人李善，撰有《漢書辨惑》30 卷，高宗乾封以後“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⑥，以上為師授源流。到永徽以後，以長安、洛陽為中心，逐漸形成一種專門學問，即“漢書學”。當時著名學者有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緯兄弟“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獨立的《漢書》學研究體系，在當時治《漢書》學者中影響最大；所謂“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間都水監主簿劉訥言給沛王講授《漢書》。後沛王為皇太子，就是章懷太子李賢。李賢集諸儒共注范曄《後漢書》，劉訥言為主要參與者。可以說，太子李賢組織人力注《後漢書》，其興趣多來自劉訥言講授《漢書》所得。當時治《漢書》學的還有高宗朝的郝處俊、開元時的殷踐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記》的學者有褚無量、高子貢，而王玄感堅持不懈，“並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①；劉伯莊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20 卷，從不同角度、側面研究《史記》。武後長壽年間的許子儒，“其所注《史記》，竟未就而終”，實為憾事。這一時期研治《史記》的集大成者，是開元年間司馬貞所著《史記正義》和張守節著《史記索引》，不僅是當時治《史記》的高水平之作，而且為後代進一步研究《史記》提供了詳確的資料。
譜系學近人章群認為“唐承隋祚，猶之漢承秦業，其相因襲者甚多，惟以唐而論，究以隋祚短促，與其謂因襲于隋，毋甯謂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晉六朝時期選舉以“九品中正”為前提，從而形成魏晉時代譜學大盛的局面。當時“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將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後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譜學家以此二書為范本①。劉宋時譜學家王弘因“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為時人所仰慕。“唐代譜學本脫胎于魏晉六朝譜學，因而，③ 《新唐書》卷一九八《顏師古傳》。
④ 《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
⑤ 《舊唐書》卷一八九《敬播傳》。
⑥ 《舊唐書》卷八九《王方慶傳》。
⑦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李善傳》。
① 《新唐書》卷一九八《秦景通傳》。
② 《舊唐書》卷一八九《王玄感傳》。
① 章群：《唐史》第一冊《序》，香港龍門書局1978 年版。
這種鮮明的門閥觀念和森嚴的等級界限當然也得以繼續傳播”②。盡管統治者自覺不自覺想削弱這種門閥觀念，但官修、私修譜系本身，無疑對維系于統治階級有利的等級制度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另外，譜學是唐代史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組織人力編撰，私家修譜亦多見史載，譜學名家亦層出不窮。
貞觀五年（631），唐太宗以“山東人為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因而詔令吏部尚書高士廉與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譜牒，考其真偽，褒進忠賢，貶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書，定山東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覽後大為不滿，明確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③。經修訂，貞觀十二年，《氏族志》100 卷面世，列皇室為第一等，後族為第二等，山東士族崔幹為第三等。由于編撰者多精于譜學，該書又幾經修改，《氏族志》修成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④。
高宗顯慶四年（659），許敬宗為奉迎皇後武則天，認為“其書不敘明皇後武氏本望”①，中書令李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詔令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②為標准。高宗自裁體例，制寫序言，總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書成後，搢紳大夫多以入選為恥，稱此書為“勳格”。從《氏族志》到《姓氏錄》，唐政權內等級門閥的覆蓋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門閥以此為恥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龍元年，左散騎常侍、譜學家柳沖認為，自貞觀年間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間，此書“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故上奏請求改修，中宗詔柳沖及尚書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當時“共取功、德、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③，然而，由于參加編撰的魏元忠等相繼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詔柳沖、徐堅、吳兢、魏知幾、陸象先、劉知幾等接撰，書成，名《姓系錄》200 卷。開元初，玄宗又詔柳沖及薛南金“複加刊竄，最後定式”。這樣，《姓系錄》撰修前後曆經十一年，經三次大規模的修撰，最後得以成書。《姓系錄》是官修譜書的集大成者，也標志著唐代譜學研討達到頂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間（758—759）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10 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20 卷，開成四年翰林學士柳璟撰《續皇室永泰譜》，都是以唐皇室作為譜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寶撰《元和姓纂》10 卷，是官修質量較好的譜書之一。
私家撰修的譜學著作有：武則天時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撰《王氏家牒》15卷、《家譜》20 卷；四門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實論》10 卷。史家劉知幾撰《劉② 《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 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第108 頁。
④ 《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
① 《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
② 《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③ 《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氏家史》15 卷、《譜考》3 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④；開元時左散騎常侍韋述“好譜學..，乃于《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①；天寶時集賢校理蕭穎士，“通百家譜系”②，著《梁蕭史譜》20 卷；孔至著《姓氏雜錄》1 卷。唐代著名的譜學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間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倉曹參軍李守素，時稱“肉譜”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則天時太子司儀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記》20 卷、《衣冠譜》60 卷。此後的譜學家，如柳沖“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韋述、蕭穎士、柳芳，雖“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認為“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足見路敬淳對唐代譜學界影響之大。
④ 《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
① 《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
② 《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
③ 《新唐書》卷二○二《蕭穎士傳》。
④ 《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圖版目次一、河北趙縣安濟橋隋二、彩繪陶樂俑群隋河南安陽出土三、簪花仕女圖（局部）唐周昉四、馬球圖（壁畫）唐陝西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五、彩繪載物駱駝及牽駝俑唐陝西禮泉縣鄭仁泰墓出土六、虢國夫人游春圖唐張萱北宋趙佶摹本七、步輦圖唐閻立本八、彩塑一鋪唐敦煌石窟第328 窟九、勞動泥俑群唐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十、獸形瑪瑙杯陝西西安唐代窖藏出土十一、舞馬銜杯銀壺唐陝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十二、牽駝紋“胡王”字錦高昌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十三、狩獵紋印花絹唐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十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片）唐陝西周至縣出土十五、東羅馬金幣（右背面）波斯銀幣（右背面）日本和同開珍銀幣（正面）陝西西安出土十六、庸調布唐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十七、懷集庸調銀餅唐陝西西安出土十八、史天濟請取永業田辭高昌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十九、伊吾軍屯田文書唐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二十、《論語》鄭玄注寫本殘卷唐新疆吐魯番縣出土二十一、維吾爾族詩人坎曼爾抄白居易《賣炭翁》殘頁唐新疆若羌縣米蘭故城出土二十二、卜商帖唐歐陽詢清乾隆拓本二十三、倪寬贊唐褚遂良清乾隆拓本二十四、顏真卿自書告身唐清乾隆拓本二十五、神策軍碑唐柳公權北京圖書館藏宋裝裱本二十六、論書帖唐懷素清乾隆拓本以上圖版共二十六幅，分為兩組。圖版一至十三為一組，排在上冊卷首。圖版十四至二十六為一組，排在下冊卷首。圖版一，系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照片。圖版二，選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出土文物》。圖版三、圖版六，圖版四、圖版五、圖版十一、圖版十四，分別選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叢書之三《遼甯省博物館》和叢書之一《陝西省博物館》。圖版七，選自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曆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第一集。圖版八，圖版九、圖版十二、圖版十三、圖版十六，圖版十八、圖版十九、圖版二十一，圖版十五、圖版十七、圖版二十，圖版二十五，分別選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新疆出土文物》、《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北京圖書館藏宋代裝裱《唐神策軍碑》簡裝本。圖版二十二至圖版二十四、圖版二十六，選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