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成文治，名垂後世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輔助太宗理政，已成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誤，助成貞觀之治。太宗曾說：“貞觀之後，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並親手解下佩刀，賜予魏徵。
貞觀十六年（642）七月，魏徵染病，臥床不起。太宗手詔慰勞，並說：“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魏徵不顧疾病在身，又上言數事，對太宗近來臨朝時“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評。魏徵平素為官清正，生活簡樸，以至家無正堂。太宗下令停止營造小殿，用其木材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後，又根據魏徵的好尚，賜給他素屏風、素被褥、幾、杖等家物。①貞觀十七年（643）正月，魏徵病情惡化，太宗命一中郎將住在他家中，及時通報病情，所賜藥膳無數，中使相望于道。太宗與太子兩次親臨病榻看望，並而許將衡山公主下嫁給他兒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時年六十四。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陪葬昭陵。安葬時，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願，以布車載著靈柩。太宗悲慟之極，登苑西樓望喪痛哭，還詔令百官送喪至郊外。並親自撰寫碑文，親筆書寫。他思念魏徵不已，對侍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②太宗論定功臣，魏徵得以圖像于凌煙閣。他望著魏徵畫像思緒萬千，遂吟詩曰：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當掩泣云台上，空對余形無複人。③太宗對魏徵的特殊禮遇與尊寵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經魂徵舉薦入相的杜正倫、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誅，因指摘魏徵有朋黨；又揚言魏徵將前後諫諍之語抄錄給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為真，很不滿意，遂終止了衡山公主與魏叔玉的婚事，並下令推倒了親自書寫的紀念碑。①直到貞觀十九年（645），太宗親征高麗，戰士死傷數千人，戰馬損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這一舉動，不禁慨然歎息說：“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②于是立命馳驛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又重立紀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剛正不阿，素以有膽有識、犯顏直諫而著稱，輔弼唐太宗撥亂反正，以成貞觀之治。太宗曾說：“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③史家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說他“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這並非是諛美之辭。魏徵的名字與貞觀之治將同垂于青史。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六年。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七年。
① 《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十九年。
③ 《魏鄭公諫錄》卷五。
第六章唐高祖第一節晉陽起兵唐高祖（566—635）是唐朝的開國君主，姓李，名淵。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①，其後屢經遷徙，至淵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賜均居趙州昭慶縣（今河北隆堯）②。祖父李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拜柱國大將軍，與宇文泰、獨孤信等為著名的“八柱國家”③，北周時追封為唐國公。父李昺，北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爵。
李淵七歲襲封唐國公，母獨孤氏與隋文帝的皇後獨孤氏都是獨孤信的女兒。妻子竇氏是隋定州總管神武公竇毅之女，其母為北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因此李淵與隋朝上層統治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隋初李淵為千牛備身，得到獨孤皇後的關愛，累轉譙（今安徽亳縣）、岐（今陝西鳳翔）、隴（今陝西隴縣）三州刺史。大業初，為滎陽（今河南滎陽）、樓煩（今山西靜樂）二郡太守，征為殿內少監。九年，遷衛尉少卿，掌管宮廷禁衛事，開始由文官轉任武職。隋煬帝第二次征遼時，派李淵往懷遠鎮（今遼甯遼中附近）負責督運。楊玄感起兵反隋，又命李淵往鎮弘化郡（今甘肅慶陽）兼知關右諸軍事。大業十一年夏，煬帝巡視太原，看到山西一帶農民紛紛起義，便命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群盜”①。李淵留家河東，率軍至龍門（今山西河津西北），打敗了毋端兒部的起義軍。又代樊子蓋進攻絳郡起義軍敬盤陀、柴保昌部。樊子蓋在軍，焚毀村塢，坑殺降人，“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②。李淵一反樊子蓋所為，軟硬兼施，對降人往往“引置左右”，于是降者“前後數萬人，余黨散入他郡”③。大業十二年，遷右驍衛將軍，這年十二月任太原留守。
這時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全國，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區的農民軍，正以摧枯拉朽之勢，猛烈地沖擊著隋朝的統治基礎。與此同時，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劇。楊玄感兵變之後，隋煬帝越來越猜忌文武大臣。先後殺害了宿將魚俱羅和董純，逼死了名將吐萬緒。又以郕國公李渾名應“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語，殺了他一家三十二人，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使時，副使夏侯端就對他說：“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並且指出煬帝“切忌諸李，強者先誅，金才（即李渾）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④。李淵“深然其言”。及任太原留守，他便對次子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曆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①這表明了李淵起兵的意圖和策略。所以他到任以後，首先帶兵在雀鼠谷擊潰了活動于太原以南的曆山飛別將甄翟兒部，穩定了山西的局勢。① 此據《舊唐書·高祖紀》，《新唐書》作隴西成紀（甘肅靜甯西南）人。曆來對李唐先世的說法不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有考證，可參考。
② 參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③ 《周書》卷十六“史臣曰”。
① ②③《資治通鑒》卷一八二，煬帝大業十一年。
④ 《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夏侯端傳》。
① ②③④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但在對突厥入侵的防禦戰中，前時雖曾獲勝，這次派副留守高君雅和馬邑太守王仁恭作戰，卻遭到失敗。煬帝下令系淵而斬王仁恭。李淵對世民說：“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弟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②過了不久，煬帝又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複舊職。李淵高興地對世民說：“天其以此使促吾，吾當見機而作。”于是“雄斷英謨，從此遂定”③。經過這次事故，李淵便加速了舉兵反隋的活動。
李淵為人“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沖要，一覽便憶”④。他是一個胸有成竹，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早就授意長子建成在河東“潛結英俊”，次子世民在晉陽“密招豪友”。建成兄弟“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⑤。當時晉陽令劉文靜看到李淵“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及劉文靜坐與李密聯姻系獄，李世民前往探視，共商大計。劉文靜根據當時天下大亂的形勢，主張“驅駕取之”。並且指出，招集大軍，“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⑥。大業十三年二月，鷹揚府校尉劉武周起兵馬邑，進據汾陽宮，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李淵乘機以討伐劉武周為名，募集兵員，“旬日間眾且一萬”①。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兒子建成、元吉至晉陽，准備起事。副留守高君雅、王威對李淵頗懷疑懼，將為不利。五月甲子，李淵借口高、王二人“潛引突厥入寇”，把他們殺了，正式起兵。
李淵派劉文靜出使突厥，自為手啟，卑辭厚禮，對始畢可汗說：“欲舉義兵，遠迎主上，複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②突厥可汗複書說，如李淵自為天子，願以兵馬相助。六月己卯，建成、元吉自河東到達晉陽，裴寂等乃因建成兄弟，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③。李淵完全照辦了。西河郡不肯從命，李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攻破郡城，斬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淵自稱大將軍，署置府僚，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溫大雅為記室，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等為左右統軍。自余文武官員，隨才授任。以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領左三統軍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領右三統軍等，各置官屬。又“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④。遂定入關之計。
⑥ 《舊唐書》卷五七《劉文靜傳》。
①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②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甯元年。
③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④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第二節進取關中，建立大唐煬帝大業十三年（恭帝義甯元年）七月壬子，李淵以四子元吉為太原留守，委以後事。第二天，李淵自率甲士三萬誓師，由晉陽出發，沿著汾河谷道南下河東。表面上打著“志在尊隋”①的旗號，宣布尊立代王為帝。始畢派人送馬千匹，駐在樓煩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淵軍行至賈胡堡（今山西靈石西南），代王侑（煬帝孫）派遣虎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兩萬屯霍邑（今屬山西），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阻擊淵軍南下。這時正值秋雨連綿，道途泥濘，淵軍不得前進，軍糧也感匱乏。外間還謠傳突厥將與劉武周乘虛掩襲晉陽，因劉文靜出使突厥未歸，不知虛實。李淵召集將佐商議對策。裴寂等主張“還救根本，更圖後舉”②。建成、世民則力主進軍。他們認為：“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利太原，甯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再者，“今來禾菽蔽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眾。李密戀于倉粟，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③李淵經過慎重考慮，終于作出了繼續進軍的決定。八月己卯，雨止天晴，軍糧也從太原運來了，李淵便率軍進攻霍邑。先以輕騎挑戰，宋老生統兵三萬由東門、南門出而迎戰，淵兵少卻，宋老生以為李淵畏懼，引兵前進，離城里余而陣。殷開山率步兵抵擋宋老生，建成、世民繞向宋老生陣後，分別屯守東門和南門，斷其歸路。正當雙方激戰的時候，李淵派人高呼“已斬宋老生”。宋老生部眾聽了，陣勢大亂，紛紛往回逃走，淵兵所向奮擊，打得敵軍“血流蔽地，僵尸相枕”④，宋老生也被殺死了。李淵乘勝揮兵登城，攻克霍邑。進軍臨汾（今山西臨汾南），克絳郡（今山西新絳），直抵龍門縣（今山西河津）。這時劉文靜從突厥趕到，同來的還有突厥大將康鞘利所帶的兵士五百、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紛紛來降。李淵以書招降馮翊農民軍首領孫華。及淵進軍壺口（今山西吉縣西南黃河畔），孫華渡河來見，淵以孫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賞賜甚厚，仍使回河西接應。又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等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大軍。李淵自率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固守。淵見城堅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長安，與將佐商議。裴寂說：“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舍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則持相反意見，他說：“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①李淵綜合兩種意見，揚長避短，決定留兵圍困河東，自統主力軍西進。遂自壺口渡河，舍于朝邑長春宮（在今陝西大荔朝邑鎮西北），“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②。李淵分軍兩路，命李建成、劉文靜率王長諧等數萬人屯永豐倉（今陝西華陰東北），扼守潼關，以備東方援敵；命李世民率劉弘基等數萬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對長安采取鉗形① ②《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甯元年。
③ ④《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① ②《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甯元年。
攻勢。
李淵在關中的親屬，聽到淵軍到來的消息，紛紛響應。他的女兒（柴紹之妻，開國後封為平陽公主）在鄠縣（今陝西戶縣）別墅散家財，招集南山亡命，得數百人。又遣家人馬三寶說降鄰近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部，眾至數千。李淵的從弟李神通也在鄠縣起兵，眾至數千。李淵的女婿段綸在藍田起兵，有眾萬余。其中平陽公主的勢力最大，招集諸部攻下盩厔（今陝西周至）、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始平（今陝西興平）等縣，眾至七萬人，號稱“娘子軍”。李世民一路西進，所到之處，“吏民及群盜歸之如流”①。及至涇陽（今屬陝西），勝兵九萬，與“娘子軍”相會，聲勢大張。李淵乃命建成率永豐倉精兵，自新豐西進長樂宮，世民回師北屯長安故城。李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駐營春明門（長安城東面三門之一）外。合軍二十余萬，大修戰具，圍攻京城。十一月丙辰，發起攻勢，一時“云梯競聳，樓橦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②。軍頭雷永吉等先登，守軍潰散，遂克長安。李淵入城，迎代王侑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淵還居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③。殺隋大臣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等，余無所問。于是文武將佐請李淵即帝位，李淵不聽，仍在觀望和等待時機。王戌，迎立十三歲的代王楊侑為帝，改元義甯，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隋恭帝授淵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視事于虔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任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④。置丞相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李綱為司錄。李建成為唐國世子，世民為京兆尹、秦國公，元吉為齊國公。
義甯二年（618）三月，隋煬帝在江都為宇文化及等所殺，消息傳到長安，隋恭帝被迫讓位，李淵便在文武官吏一片勸進聲中，于五月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國號唐，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以世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其余官屬，自相國府長史裴寂以下，均進位有差。李淵從晉陽起兵到長安稱帝，正好費了一年的時間。
① ③④《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甯元年。
②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第三節削平群雄，統一全國李淵稱帝時，群雄紛爭。北方邊境有李軌、薛舉、梁師都、郭子和、劉武周、高開道；黃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竇建德、孟海公、徐圓朗；江淮之間，有杜伏威、李子通、陳稜；江南一帶，有沈法興、林士弘、蕭銑。面對這一形勢，李唐的戰略方針是，首先鞏固關中根據地，然後進軍關東，逐步統一全國。
以上邦（今甘肅天水）為都城，雄踞隴右，自稱秦帝的薛舉，當李淵攻占長安之後，即令其子薛仁果（一作杲）率兵進攻扶風郡城（今陝西鳳翔），被唐軍打退。武德元年（618）六月，薛舉親自統軍進攻涇州（今甘肅涇川），高墌（今陝西長武西北）一戰，唐將劉文靜等以輕敵失敗，薛舉方欲乘勝前進，突然病死軍中。其子仁果繼位，居于折墌城（今涇川東北）。李世民乘機進軍高墌，與秦將宗羅■相持兩月有余，乘仁果糧盡、將士離心之際，在淺水原大敗宗羅■，進圍折墌，薛仁果窮蹙降唐。
平定薛仁果之後，唐軍便把鋒芒指向河西的李軌。除聯絡吐谷渾以孤立李軌外，主要用分化手段來瓦解李軌集團。武德二年五月，唐高祖派安興貴至姑臧（今甘肅武威），招撫號稱涼帝的李軌，軌不從。安興貴乃與其弟安修仁引胡人發動兵變，顛覆了李軌的政權，河西五郡並入唐的版圖。
正當唐廷經營西北的時候，代北的劉武周大舉進攻太原，唐軍戰敗，太原留守李元吉棄城逃走。劉武周部將宋金剛南下攻取澮州（今山西翼城），兵勢直達夏縣、蒲坂，關中震駭。唐高祖“悉發關中兵”①，命李世民統領抵禦。世民自龍門渡河，駐軍柏壁（今山西新絳西南），與宋金剛部僵持五個月之久，到武德三年四月，唐軍乘宋金剛軍糧匱乏，向北撤退的時機，迅猛追擊。在呂州（今山西霍縣）、介休（今屬山西）一帶，經過幾次激烈的戰斗，把宋金剛打得大敗。宋金剛和劉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後來都被突厥殺死。唐軍完全占領了山西地區。這樣就鞏固了關中根據地，掃除了進兵關東的障礙。
這時關東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李密為首的瓦崗軍，遭到洛陽王世充的沉重打擊，已經失敗降唐，後來又因圖謀東山再起被殺。據有河北地區的竇建德，擊潰了由江都北上的宇文化及統率的隋軍殘部，又渡河消滅了占據周橋（今山東定陶）的孟海公。王世充則在洛陽自稱鄭帝，雄踞河南，與河北的竇建德遙相對峙。江淮之間，杜伏威在與李子通、陳稜等的斗爭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統一了這個地區。長江中游仍有蕭銑割據稱王。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領大軍出關，進攻王世充。世民屯軍北邙山（今河南洛陽北），指揮各軍對洛陽采取大規模的包圍形勢。洛陽雖有堅城利器，但圍困既久，糧食短缺，死者相屬。王世充面對強敵，幾次派人向竇建德求援，建德起初頗存觀望，意圖坐收漁人之利。後來看到洛陽十分危急，認為“鄭亡則夏不能獨立”①。于是乘戰勝孟海公的余威，在武德四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陽。李世民面對這一新的情況，對戰守的利害進行了剖析，決定采取“圍鄭擊夏”的策略。親率精銳，馳往武牢，據險禦敵。竇建德迫于武牢之險，無法前進。留屯累月，軍心懈怠，竟為唐軍所敗，建德被①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① 《資治通鑒》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俘。王世充見大勢已去，投降了唐軍。李世民一舉消滅了竇、王兩大勁敵，加速了統一關東地區的進程。
唐廷既殺竇建德，對他的舊部多加迫害，並下令征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等赴長安，范願等畏禍，共推劉黑闥為首，起兵漳南，各地紛紛響應。不到半年時間，就恢複了竇建德的故地。黑闥自稱漢東王，仍都洺州。舊時官員，“半複本位”②。武德五年初，李世民再度出兵，打敗劉黑闥，黑闥逃奔突厥。這次唐軍雖然贏得了戰爭，仍然沒有贏得河北的人心。過了兩個月，劉黑闥在突厥騎兵的掩護下又回到河北，仍然得到舊部曹湛、董康買等的支持，“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③。旬日之間，劉黑闥就完全占領了以前失去的舊境，並擁兵南下，“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④。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軍攻打劉黑闥，並對俘虜寬大處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劉黑闥在被唐軍打敗退卻途中，為部將諸葛德威所執，被送洺州殺害。
還在唐高祖攻克長安時，就派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擊破朱粲。自金川（今陝西安康）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①。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艦，訓練水師，積極備戰。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為荊湖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進攻占據江陵（今屬湖北）、自稱梁帝的蕭銑。銑將文士弘拒戰失敗，蕭銑出降。唐軍一舉平定了荊湖地區。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歸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詔入朝，留輸公祏據守。武德六年，公祏“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②，遂舉兵反唐，稱帝于丹陽。唐高祖命趙郡王李孝恭率諸將水陸並進，以討公祏。七年三月公祏敗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開道為其部將張金樹所殺，金樹以地降唐。同年，唐將李世勣討平徐圓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來分裂割據的局面，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② 《舊唐書》卷五五《劉黑闥傳》。
③ ④《資治通鑒》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①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甯元年。
② 《舊唐書》卷五五《輔公祏傳》。
第四節玄武門之變唐高祖的皇後竇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長子建成立為皇太子，為人寬厚有干才，輔助高祖處理政務，穩定後方，支援前線，起過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藝不凡，經常領兵出征，戰功卓著，隨著李世民威望的提高，與李建成之間便產生了皇位繼承權的斗爭。在這個斗爭中，高祖第四子齊王元吉一直支持李建成。
還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綱就規勸過建成，“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①。指的就是對李世民的猜忌，這可能是他們之間矛盾的開始。到李世民削平關東以後，矛盾就更深了。劉黑闥再度起兵時，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提醒建成說：“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議他去討伐劉黑闥，以圖“立功”，“因結山東英俊”②。建成為樹立自己的威望，實踐了這一建議。為了加強軍事勢力，建成私募驍勇二千余人，屯守東宮左右長林門，號稱“長林兵”。又拉攏後宮妃嬪，特別是高祖寵妃張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毀世民。還聯合元吉多次策劃謀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③這並非妄測之辭。在李世民的周圍，早就團聚一批才能出眾的文官武將，還有蓄養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雖因賞賜李神通田莊事，得罪過張婕妤，但也“遍見諸妃”，“有以賂遺”④。他的妻子長孫氏也在高祖和妃嬪之間，“盡力彌縫”⑤，以爭取後宮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後，李世民深感“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⑥，矛盾更加尖銳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宮（今陝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機，私下叫慶州總管楊文干“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⑦。這事被揭發後，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宮究問，又令世民前往討伐舉兵反叛的楊文干，並說：“文干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①世民很快平定了楊文干，但高祖在元吉與諸妃的請求及封德彝的游說下，改變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東宮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韋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後來，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對他說：“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台，居于洛陽，自陝以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②建成、元吉認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撓，一面派人上書諫止，一面派人對高祖陳說利害，高祖遂罷此議。這時建成加緊活動，翦除世民的羽翼，或進行收買。房玄齡、杜如晦皆以讒言被逐出秦府，尉遲敬德、段志玄等成為收買的對象，形勢顯得非常緊迫。因此長孫無忌、尉遲① 《舊唐書》卷六二《李綱傳》。
② ③《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
④ 《新唐書》卷七九《隱太子建成傳》。
⑤ 《舊唐書》卷五一《太穆皇後竇氏傳》。
⑥ 《貞觀政要》卷五。
⑦ 《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
① ②《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
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③，世民猶豫未決。恰在這時突厥入寇，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④。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說建成將乘為元吉餞行時暗害世民，並盡坑敬德等人。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世民便與房玄齡等密商發動政變。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並說：“臣于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聽了很驚訝，告訴他說：“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⑤六月四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殺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遲敬德戎服入見，高祖大驚，問道：“今日亂者誰耶？卿來此何為？”敬德說：“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時裴寂、陳叔達等均在，高祖對裴寂等說：“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說：“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複事矣！”①高祖只好表示同意，並下達“諸軍並受秦王處分”的手令，才平息了這場事變。過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並且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②到了八月間，便正式傳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不再預聞國事。高祖晚年親見貞觀時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宮為高級官員舉行的宴會中，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③太宗舉杯上壽道：“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重以薛舉、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稟睿算，幸而克定。三數年間，混一區宇，天慈崇寵，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發左袵，並為臣妾，此豈智力，皆由上稟聖算。”④高祖歡喜極了，宴會一直進行到深夜才罷。貞觀九年（6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獻陵（在今陝西三原）。
③ ④《資治通鑒》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⑤ 《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
① ②《資治通鑒》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③ ④《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第七章唐太宗第一節從起兵到即位唐太宗（599—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淵的次子。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屬陝西）別館。李世民生長在軍事貴族家庭，從小就嫻習武藝，很會騎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夠在百步之外，“射洞門闔”①。他也喜愛讀書，寫得一手好字。為人豪爽有識見，“臨機果斷，不拘小節”②，具有進取向上的性格。
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被突厥圍困在雁門，下詔求援。十八歲的李世民應募從軍，隸屯衛將軍云定興部下。他向云定興提出“必赍旗鼓以設疑兵”的策略，認為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猝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云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眾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③。第一次表現了李世民根據敵我力量采取對策的軍事才能。十二年，李淵與農民軍甄翟兒在雀鼠谷作戰，李世民率領騎兵沖破義軍的包圍，從而取得了勝利。開始表現出李世民善于以騎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斗精神。大業十三年，李淵由晉陽進軍關中的過程中，李世民統軍作戰，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唐軍占領長安，李淵以丞相輔政，世民為京兆尹，封秦國公。武德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為尚書令、右翊衛大將軍，進封秦王。以擊潰隴右的薛舉集團的功勳，拜右武侯大將軍、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這時劉武周侵占並州，世民統軍出擊，大破劉軍，收複並州，拜益州道行台尚書令。世民旋即率軍東征，一舉消滅了河北竇建德和洛陽王世充兩大勁敵，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武德四年六月，唐軍凱旋，世民“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于太廟”①。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②，加號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東出，打敗竇建德余黨劉黑闥于河北，黑闥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衛大將軍。這時海內漸平，世民“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行台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③。以武功見稱的李世民，從此也很重視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戰功卓著，威脅著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雙方為爭奪皇位繼承權進行了激烈的斗爭。唐高祖雖然重視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賞之懼”，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為皇太子，不久就傳位于世民，改元貞觀，是為唐太宗。
① 《酉陽雜俎》卷一。
② ③《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①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②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③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第二節“貞觀之治”
貞觀時期（627—649），由于唐太宗的勵精圖治，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國勢極為強盛，出現了曆史上豔稱的“貞觀之治”。這一時期，特別是貞觀前期的主要業績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貞觀時因太宗曾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中書令、侍中號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參議朝政、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因中書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義，任職位較低，又有才能的官員，擔任宰相職務。這樣不但有利于進用賢才，而且宰相的人數多了，可使互相制約，避免個人專斷，從而加強了皇權。
三省各有分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尚書管執行。唐太宗對三省長官要求很嚴，他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①後來太宗又一次對侍臣說：“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毋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①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舊制，凡軍國大事，由中書舍人各抒己見，並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後，經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再送門下省，交由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複奏以後，然後施行。“由是鮮有敗事”②。唐初地方行政分州、縣兩級，設刺史和令為州、縣長官。地方官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視地方官的人選，他說：“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系，尤須得人。”③他經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寫在屏風上，對他們治績的好壞，分別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馬周建議朝廷不可獨重內臣，而輕視刺史、縣令，太宗宣布：“刺史朕當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④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質。貞觀年間，各地循吏輩出，如鄧州刺史陳君賓“儲倉充羨”，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滄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鄭德本、冀州刺史賈敦頤“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稱道他們為“鐺腳刺史”⑤。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現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為改變隋末苛法濫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開皇為准”⑥，而刪其苛細。貞觀元年，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本著“意在寬平”⑦的精神，重加刪定。貞觀十一年書成，定律五百條，分為12 卷，一曰名例，① 《貞觀政要》卷一。
① 《貞觀政要》卷一。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三年。
③ ④《貞觀政要》卷三。
⑤ 《新唐書》卷一九七《循吏傳》。鐺有三腳，故以為喻。
⑥ 《唐會要》卷三九。
⑦ 《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
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斗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①。改革後的《貞觀律》成為唐律的定本，對後世封建法律起過重要影響。第二，在經濟方面，繼續推行武德末期頒行的均田制。貞觀初，澤州刺史長孫順德發現“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②。貞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災，太宗“詔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大水戶”③。這說明當時確實給農民分配過土地。不過這種土地除沒官及官地外，大多為“荒閑無主之田”④。因此荒地較少的“狹鄉”，農民受田往往不足規定的數量，所以貞觀初“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⑤。貞觀十一年新頒唐律規定，寬鄉占田違限不以違令論處。原因是“務從墾辟，庶盡地利，故所得雖多，律不與罪”⑥。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靈口（今陝西臨潼縣零口鎮），村落偪側，問其受田，丁三十畝”。太宗因憂授田不足便“詔雍州錄尤少田者並給複，移之于寬鄉”⑦。均田制的推行，使貧困的農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唐太宗經常派遣使者巡視各地，考察官吏，勸課農桑。他告誡使者到達州縣時，當“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多廢農時”①。為了不誤農時，唐太宗還在法律中規定，“諸非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②。以此防止非時調用民工，有利于季節性很強的農業生產。
唐太宗還很重視水利建設，除朝廷設置專官，以“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外，各地興修水利，頗著成效。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貞觀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農渠，太原晉渠、柵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壚渠、馬鞍塢渠，冀州葛榮渠，陝州利人渠，瀛州長豐渠、滹沱渠，滄州無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諸泉塘、永豐塘、橫塘、頡洋塘、回清塘，綿州折腳塘、云門堰、洛水堰，資州百枝池，揚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陽陂湖等，不下二十余處，其他不見記載的可能更多。水利的興修，自然使“百姓獲其利”。
貞觀時期，由于社會安定，人口增加，生產不斷發展。貞觀初年，霜旱為災，米谷踴貴，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③。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于海，南至于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焉”④。八年九年，“頻至豐① 《舊唐書》卷五○《刑法志》。
② 《舊唐書》卷五八《長孫順德傳》。
③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④ 《文獻通考》卷二《田賦》。
⑤ 《舊唐書》卷一九一《崔善為傳》。
⑥ 《唐律疏議》卷十三《戶婚》。
⑦ 《冊府元龜》卷一○五《惠民》。
① 《貞觀政要》佚篇，羅振玉校錄。
② 《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律》。
③ 《貞觀政要》卷一。
④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⑤。這就是所謂“貞觀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學，自稱：“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①因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②而有利于封建統治的精神工具。貞觀二年始以孔子為先聖，在國學中設置廟堂，以備祀典，並下令各州縣都置孔子廟。
為了培養更多通曉儒學的士人，唐太宗大力興辦學校。在朝廷設立國子監，下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六種學校，收教各級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兩館，專為皇親國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設。在地方設京都學及府、州、縣學，但主要是州、縣兩級學校。這些學校就其規模、種類、數量和課目來說，都比前代為進步。特別是專科性質學校的出現，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對經學的重視。貞觀四年，他以經籍流傳已久，文字頗多訛謬，命顏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顏師古是名儒顏之推的孫子，少傳家業，尤長訓詁、聲韻、校勘之學。他據晉、宋以來經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定本，于貞觀七年頒行全國。是為統一經學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定“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書成，凡180 卷，名曰《五經正義》。參與這項工作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書成以後，由于博士馬嘉運提出許多批評意見，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頒行。《五經正義》的編撰，實現了前此未有的經學思想的統一。
唐太宗還很重視曆史對政治的借鑒作用。他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因而貞觀時期，在史書編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績。貞觀三年，太宗詔修齊、周、隋、梁、陳五代史，于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以房玄齡、魏徵為總監。貞觀十年五代紀傳修成。計《周書》50 卷，《齊書》50 卷，《梁書》56 卷，《陳書》36 卷，《隋書》55 卷。為與五代紀傳相配合，貞觀十五年，又命于志甯、李淳風、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曆時十五年，成書30 卷，編入《隋書》，故《隋書》共85 卷。貞觀二十年，有詔重修《晉書》，先後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監修，參加編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風、李延壽等十八人。逾二年成書，凡130 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時史家李延壽又私撰《南史》80 卷，《北史》100 卷，統稱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時，也開始修撰國史。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別置史館于禁中，專掌國史”①。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體的國史，粗成30 卷，嗣後續有修撰。貞觀十七年，唐太宗要觀看國史，要求房玄齡“撰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②。從⑤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二年。
②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序》。
① 《唐六典》卷九《史館》。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七年。
此，除紀傳體的國史外，又創立了編年體的實錄，曆朝相繼纂修不輟。由此可見，貞觀時史學盛極一時的情況。
第三節求賢和納諫作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個重要的長處就是善于求賢和納諫。他認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即位之前，已收羅了不少文武賢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舉賢，德彝久無所舉，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對他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②這說明人才無時不有，關鍵是在善于發現人才。貞觀三年，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公為仆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③強調宰相的職責在于舉用賢才。這年夏天，因天旱下詔求言，中郎將常何條陳二十余事，深切時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將，怎能寫出這樣的好奏章呢？問知是出于他的門客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見馬周，留置門下省供事，後來馬周官至中書令。太宗用人，不問親疏，不論貴賤，不分畛域，一視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馬周、戴胄、杜正倫、張玄素、劉洎、岑文本、崔仁師等，有來自敵方的屈突通、尉遲敬德、李世勣、秦叔寶、程知節等，有出身貴族的蕭瑀、陳叔達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韋挺等。因此史家稱贊唐太宗“拔人物則不私于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泰階，諒由斯道”④。
為了更好地發揮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別注意了解官吏的優缺點。貞觀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參加的宴會上，太宗讓“識鑒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微長。”①唐太宗深以為然。貞觀十八年，太宗還親自對司徒長孫無忌等作了一番評論。他說：“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②就在這一年，太宗與侍臣論及右衛大將軍薛萬徹等時說：“于今名將，惟（李）世勣、（李）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③對文武大臣才能這種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現了太宗用人的明達。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納諫。他“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曾對公卿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他深以① 《貞觀政要》卷七。
② ③《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三年。④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② ③《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八年。
“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為鑒，鼓勵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諫”①。因此貞觀時期出現了不少有名的諫臣，如王珪、魏徵、劉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為特出。例如：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②因舉堯、舜之所以明，在于通達下情；秦二世、隋煬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讒佞。太宗聽了很滿意。貞觀十年，太宗問侍臣：“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左仆射房玄齡認為，群雄競起，戰勝乃克，草創為難。魏徵卻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與人授，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魏徵從現實需要出發，強調守成之難，識見更為深遠。所以唐太宗說：“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③貞觀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歲頗好奢縱”，上疏進諫，從十個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為與近年不同。如始則體恤人民，近則輕用民力；始則親君子疏小人，近則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則不事畋游，近則畋游無度；始則謙虛若不足，近則恃功驕矜；始則雖遇災荒而民不逃怨，近則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④無不切中時弊，深得太宗的嘉獎。貞觀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①貞觀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進諫，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夠虛心納諫。“貞觀之治”的出現，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納諫的政治表現分不開的。
① 《貞觀政要》卷二。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二年。
③ 《貞觀政要》卷一。
④ 《貞觀政要》卷十。
① 《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
第四節統一邊疆，促進各民族交往貞觀初期，邊疆上存在著兩個威脅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渾，而突厥對唐的威脅尤為嚴重。
唐高祖起兵時，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對頡利可汗稱臣。及統一全國後，突厥不斷侵擾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頡利可汗以為有機可乘，率領重兵進逼長安。太宗親自領兵隔渭水而陣，指斥頡利背信棄義，頡利無辭以對。在唐軍的嚴加備禦下，頡利不敢輕進，結果雙方在渭橋上，“刑白馬設盟”②，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鑒于此，決心加強軍事訓練，提高士兵戰斗力。每天引數百人在顯德殿前教射，親自臨試，對射中的人賞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為精銳”③。太宗又整頓府兵制度，改天下軍府為折沖府。當時共有軍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置府二百六十一，“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足以克敵制勝。
正當唐太宗積極准備反擊突厥的時候，突厥汗國由于頡利可汗“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奸佞”，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及被統治各部族之間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糧乏絕”④，給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時機。貞觀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行並州都督李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統軍十余萬眾，分道出擊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馬邑（今山西朔縣）出惡陽嶺（今山西平魯西北），大破頡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內蒙清水河）。頡利北走磧口（內蒙二連浩特市西南），途經白道（今內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頡利打得大敗。李靖乘勝追擊，李勣又伏兵磧口，堵住頡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頡利可汗窮蹙被俘，東突厥滅亡。原來隸屬于東突厥的各族都舉唐太宗為“天可汗”。唐軍在這次反擊戰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唐初，吐谷渾雖一度與唐通好，但多次侵擾蘭州、涼州等地，阻礙唐與西域的交通。貞觀九年（635），太宗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諸軍進擊吐谷渾。李道宗在庫山（今青海天峻南庫庫諾爾嶺）擊潰了吐谷渾精銳。吐谷渾王伏允逃入沙磧。唐軍深入追擊，他們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難，經行了上千里的無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領的一支軍隊一直到達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劄陵湖）。伏允在逃竄中為部下所殺，其子慕容順降唐。唐軍凱旋，從而解除了吐谷渾對河西走廊的威脅。
平定吐谷渾之後，唐太宗繼續經營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處今新疆吐魯番地區，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絕西域諸國與唐通商，並侵擾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貞觀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率軍數萬人進擊高昌。次年八月，唐軍越過“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①，長達二千多里的沙磧，進抵高昌，擊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縣西南魯克沁），迅速包圍高昌都城。唐軍填塹攻城，飛石雨下。在眾寡不敵的形勢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軍取得了高昌三州五縣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命郭孝恪為安西都護、② ③《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④ 《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三年。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四年。
西州刺史。
貞觀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結突厥與唐為敵，郭孝恪經過奏請，親自率兵平定焉耆。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為完成西域的統一，以阿史那社爾為昆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領大軍十萬進攻龜茲（都城在今新疆庫車）。次年冬，唐軍攻下龜茲都城，龜茲王布失畢逃保撥換城（今新疆阿克蘇），唐軍圍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畢，遂平龜茲。于是設置龜茲、焉耆、于闐（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鎮，移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統之，有效地控制了廣大的西部邊疆，從而促進了中國與西域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軍事力量對付敵對勢力外，也用和親政策保持邊疆的安定，而以唐與吐蕃和親影響最為深遠。松贊干布是吐蕃傑出的君主。他向慕漢族文化，于貞觀八年遣使入貢，後來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許可。貞觀十五年，太宗命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僅帶去了大量的金銀、綢帛、珍寶，還帶去了內地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精美的手工業品，帶去了內地的菜種、蠶種以及各種藥物和典籍，也帶去了大批工匠和樂隊。松贊干布對這樁婚事感到異常高興。為了照顧文成公主的生活習慣，他“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己還改服漢人的“紈綺”①。文成公主進入吐蕃，對西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東北邊疆，長期占據遼東一帶的高麗，阻撓新羅、百濟與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時侵犯遼西，殺害邊民。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決定進攻高麗，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水軍四萬，分乘戰艦五百艘，自萊州（今山東掖縣）渡海趨平壤；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六萬趍遼東。第二年，李世勣攻下蓋牟城（今遼甯撫順），進攻遼東城（今遼甯遼陽）。張亮襲取卑沙城（今遼甯金縣東），曜兵鴨綠江上。唐太宗自統大軍，親到遼東前線督戰。唐軍攻破遼東城，進軍安市（今遼甯海城東南），擊敗了高麗大將薩延壽、高惠真率領的援軍，延壽、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嚴，久攻不下。這時天氣轉冷，糧食將盡，太宗只好下令班師。
正當唐軍征遼的時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機侵入河套。貞觀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數路，進擊薛延陀，將其滅亡，原來服屬薛延陀的諸部降唐。次年，唐于鐵勒諸部設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長為都督、刺史。設燕然都護府于西受降城（今內蒙自治區五原縣）東南的大單于台，以統新置各府、州。還根據各部酋長的請求，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以供往來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勢力已達到漠北的廣大地區。
唐太宗在統一邊疆的過程中，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民族政策。他認為“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①。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間的關系，促進了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曆史進程。
唐平東突厥後，將突厥降眾安置內地，讓他們保持原有的生產和生活習慣，仍以其酋長擔任都督等職，統治原有的部眾。突厥首領在長安被任為五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五年。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八年。
品以上將軍、中郎將的官員有一百多人，“殆與朝士相半”①。定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一萬家之多。吐谷渾平定以後，仍以慕容氏為可汗。後來又把弘化公主嫁給諾曷缽可汗。
唐太宗對少數民族與漢人民表示同樣的關懷。隋末以來，邊民多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後，下令“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②。對漢民“沒落外番投化，給複十年”③。“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複十年”④。對各族將領都視為一體，不分畛域。當時有不少戰功卓著的少數民族將領，如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右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右衛大將軍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為有名。至于被任為將軍而在地方任職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參加政權，密切了民族關系，促進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當時突厥與吐谷渾各請互市，他們從內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內地“資于戎狄，雜畜被野”⑤，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乏耕牛”的困難。內地的鹽、茶、綢緞、文具、飾品與吐蕃的馬匹、藥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躍。特別是文成公主進藏，帶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醫藥、生產工具、蔬菜種子等物品，以及經史、詩文、工藝、醫藥、曆法等書籍，使中原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傳入了吐蕃。在唐朝規模龐大的國學中，學生多達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長的子弟。在吐魯番等地還曾發現《論語》、《史記》、《漢書》、《神農本草》等書的殘片。這都說明唐文化對邊疆地區的深刻影響。同時，西域的貴族、僧侶、樂工、畫師等大量進入內地，帶來了不同風格的音樂、舞蹈和繪畫藝術。高昌葡萄酒的釀造法和海馬葡萄紋的銅鏡，也傳入內地，並被普遍采用。在“四海甯一”的條件下，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唐代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
①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③ 《唐律疏議》卷四《名例》。
④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
⑤ 《資治通鑒》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節太宗晚年“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一詩句對唐太宗來說不太適合，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有始有終的賢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確實不如早年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這樣就引起人們對他前後期政治的不同觀感。貞觀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他曾經自鳴得意地說：“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此又文過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①這種自滿情緒使唐太宗在政治上產生了前後不同的變化。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說：“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頃年則“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這是說納諫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說，“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淵中之魚，取舍在于愛憎，輕重由乎喜怒。”②這是說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這一年，馬周也上疏說：“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誌。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以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這是說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③這表現在哪里呢？首先是營建宮殿。從貞觀八年，太宗斷然不顧群議，修複洛陽宮後，接連在洛陽修飛山宮，在汝州修襄城宮，在長安修翠微宮，在宜君修玉華宮，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其次是對邊疆的用兵不戢，貞觀末年，西取龜茲，東擊高麗。為准備再次征遼，大量征發江南、劍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複征“船庸”，因此“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④。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崍）、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貞觀後期，唐廷還出現了廢立太子之爭。太子承乾放蕩不羈，不近正士，不聽規諫，甚至糾集黨羽，密謀為變，終于貞觀十七年謀泄被廢。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對。承乾被廢後，在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經過反複考慮，決定立晉王治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唐高宗。
太宗少嫻騎射，馳騁疆場，長習文事，優游翰墨，身體本來很好。但早年曾患氣疾，累年不愈。在征遼的歸途中，得過癰疾。貞觀二十一年，又得風疾。由于疾病纏身，就在這年前後已“餌金石”①。所謂金石，大概就是丹藥。次年，有個印度方士那羅邇娑婆，“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于金飚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① 《貞觀政要》卷十。
② 《貞觀政要》卷五。
③ 《貞觀政要》卷六。
④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發使天下，采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但是“藥成，服竟無效”②。實際上太宗服食此藥，不但無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時的郝處俊和憲宗時的李藩都談到這件事，李藩說：“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③因為他時代較後，忌諱較少，所以說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時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陝西禮泉東北九嵕山）。
唐太宗論其私德雖有不足，但他作為一個曆史的巨人，則光照簡冊。他少嫻軍事，能征善戰。自晉陽起兵，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輕掃劉黑闥，奠定了全國統一的基礎。即位以後，他吸取曆史上各朝特別是隋朝的統治經驗和隋末農民戰爭的深刻教訓，勵精圖治，明于知人，善于納諫，厘改政治制度，發展社會經濟，提倡學術文化，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貞觀之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他既是我國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② 《舊唐書》卷一九八《天竺傳》。
③ 《舊唐書》卷十四《憲宗紀》。
第八章長孫無忌房玄齡第一節長孫無忌戚里右族，秦王腹心長孫無忌（？—659），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先世出自鮮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後改為長孫氏。祖父長孫兕仕北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平原公。父長孫晟，為隋朝右驍衛將軍。長孫無忌從小愛好讀書，因而“該博文史”①，通達穎悟，富有謀略。其妹十三歲“嬪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後。隋義甯元年（617）七月，李淵起兵太原，向長安進發。九月，渡過黃河，進入朝邑（今陝西大荔東）長春宮，長孫無忌即前來進見。李淵見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軍典簽。從此，長孫無忌常隨從李世民征戰，成為他的心腹人物。後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時屢建大功，位望隆重，從而威脅著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們兄弟之間圍繞著儲位暗中角逐，並逐漸表面化了。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以反擊突厥侵犯為名，欲乘機調出秦王府精兵猛將，並與齊王元吉謀殺秦王。長孫無忌見形勢十分危急，極力勸說秦王先下手為強，殺掉太子。他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于義何哉？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于草澤，不得居王左右。”①六月三日，秦王命長孫無忌等將房玄齡、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對策。經過籌劃後，決定先發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長孫無忌等隨秦王伏兵于玄武門。當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早朝路經此門時，發動了突然襲擊，成功地殺死了太子與齊王。事變後，秦王李世民被立為太子，無忌任太子左庶子。
貞觀佐命元勳唐太宗即位後，無忌遷升左武侯大將軍。貞觀元年（627），再遷任吏部尚書。唐太宗論定佐命功臣，以無忌為第一等大功，又進封齊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無忌身為佐命元勳，又為皇後兄長，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禮遇，並得以經常出入太宗臥室。很快又升為尚書左仆射，開始執掌朝政。
這一年，東突厥內亂，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機攻滅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亂，不出兵則坐失了良機；出兵又違背了同盟之義。他猶豫不定，一時難以決斷，便召問宰相。蕭瑀以為“兼弱攻昧，擊之為善”。而無忌卻主張：“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他主張休養生息，反對窮兵黷武，顯然是符合客觀現實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贊同。
唐太宗非常親重長孫無忌。貞觀二年（628）在南郊祭祀完畢，即命長孫無忌與司空裴寂同乘金輅。裴寂推辭，太宗說：“以公有佐命之勳，無忌亦宣力于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①于是三人同乘而歸。
有人上表說長孫無忌權寵太盛，對長孫無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① 《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① 《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傳》。
① 《舊唐書》卷五七《裴寂傳》。
對他說：“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並轉而對群臣說：“朕子幼，無忌于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②盡管太宗對他毫無嫌疑，而無忌卻自懼盈滿，請求辭職，長孫皇後也屢次勸說。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職，授任開府儀同三司。
貞觀七年（633）十月，長孫無忌被冊拜為司空，位居三公。無忌再三推辭，太宗總是不允。他又讓高士廉上奏說：“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仍然不答應，並說，任官必擇才行，若無才行，即是至親，也不虛授，任用無忌是取其才行，“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親自上表辭讓，太宗詔令回報他說：“昔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為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為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贍，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
唐太宗追思創業之艱難及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鳳賦》賜與他。太宗在賦中把無忌比喻成一只威鳳，“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于北裔，馴群鳥于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以頌揚其功。
長孫無忌認為，治理好國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貞觀十一年（637）春，唐太宗巡幸洛陽宮時，曾談及隋朝的滅亡。無忌奏說：“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為然，當即表示說：“朕與卿等承其余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①這年六月，唐太宗以為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分封了諸王之後又要分封功臣為世襲刺史。長孫無忌被封為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長孫無忌認為實行分封有害無益，遂與房玄齡聯名上《請罷功臣襲封表》，以規諫太宗。他們的上表，首先陳述了曆史上的變遷，時代變了，不應墨守成規。他說：“臣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跡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維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迨夫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無益之文，覃及萬方，不易之禮，有逾千載。”接著又分析了世襲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二是或“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搞世襲是“重裂山河，愈彰濫賞”；三是“孩童嗣聯，義乖師僉之方”，他們專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余殃于後，一掛刑網，自取夷滅”；四是“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襲，“封植兒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①。上表極陳世襲刺史于國、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頗深。太宗見了上表，又發現功臣多不願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顯而易見，無忌等反對分封世襲，對于維護國家的統一與安定，防止分裂割據形勢的出現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貞觀十六年（642），長孫無忌被冊拜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煙閣為② 《新唐書》卷一○五《長孫無忌傳》。
① 《貞觀政要》卷十。
① 《文苑英華》卷六○七《請罷功臣襲封表》。
功臣圖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就在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廢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奪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贊成立魏王為太子，太宗一時尚舉棋不定。長孫無忌與褚遂良等大臣支持立晉王李治。當太宗表示要立晉王時，無忌當即表示說：“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詢問他朝臣對立晉王的意見如何時，他又果斷地回答說：“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陛下召問百僚，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在無忌等人的大力贊助下，晉王李治終于被立為太子。同時，他也被任命為太子太師，以輔佐太子。
事後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盡稱心如意。他又感到吳王李恪英明果斷，類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吳王為太子。當太宗向長孫無忌說明了這一意思後，他馬上勸諫說：“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誡，儲副至重，豈可數易！惟陛下審思之。”②太宗只好放棄了這一念頭。
李治為長孫皇後所生，也許是念舅甥之情，無忌是極力擁戴李治為太子的。之後他又不時稱道太子的功德。貞觀十八年（644），苑西監穆裕不知因什麼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發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將穆裕斬首。皇太子見此情景，馬上犯顏規諫，最後使太宗息了怒。無忌便乘機稱贊說：“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而言。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①。從此以後，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長孫無忌位高權重，但他對朝廷的失誤很少犯顏直諫，唐太宗對此似不太滿意。一天，太宗曾對無忌說：“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他聽後卻回答說：“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歡他的阿諛之辭，當面批評他說：“朕冀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著無忌說：“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太宗對無忌的評論，既有褒揚，也帶有批評之意。
貞觀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討伐高麗。起初，高麗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太宗不欲訴諸武力，長孫無忌也說：“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②可是高麗又與百濟聯兵進攻與唐朝關系密切的新羅，又不聽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決定親自東征高麗，令長孫無忌代理侍中職務。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際，將長孫無忌召入含風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離去，感到不勝悲痛。太宗摸著他的面頰，激動地說不出話來。過了幾天，太宗又將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說：“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善輔導之！”又轉而對太子說：“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他還囑托褚遂良說：“無忌盡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①可見，長孫無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寵信的大臣。
② 《冊府元龜》卷三二七《宰輔部》。
① 《貞觀政要》卷二。
② 《新唐書》卷二○二《高麗傳》。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忠信獲罪，無名受戮唐高宗即位後，進封長孫無忌為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尚書二省事。無忌堅決辭去知尚書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請求，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年間（650—655），無忌為顧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為元舅，倍受高宗尊寵和倚重。洛陽人李弘泰曾誣告長孫無忌謀反，高宗詔令立時處斬。無忌與褚遂良悉心輔政，以天下安危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聽，“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②。
永徽二年（651），由長孫無忌監修國史。唐高宗曾廣開獻書之路，以從中發現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雖多，卻都沒有價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興。無忌勸高宗說：“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
永徽三年（652），駙馬都尉薛萬徹遭貶後不滿，遂與房遺愛、司徒荊王李元景謀反。事情敗露後，長孫無忌奉命審理此案，查清了罪狀，高宗詔令將遺愛、萬徹等斬首，賜李元景及公主自盡。吳王李恪名望高，素為無忌所忌恨，也因房遺愛誣與同謀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時與無忌、褚遂良不和，因與房遺愛有來往而受株連，被流放于嶺南。
盡管唐高宗在處理軍國政事時非常尊重長孫無忌等人的意見，但在冊立武則天為皇後的問題上卻固執己見，並由此導致君臣關系由疏遠而至最終破裂，從而決定了長孫無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約在永徽二年，武則天由感業寺再次入宮。早在貞觀年間，身為才人的武則天以她的嫵媚打動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據說兩人關系曖昧。這次武則天入宮後很快拜為昭儀，倍受高宗的寵愛，王皇後、蕭淑妃也因而相繼失寵，于是冊立武昭儀為皇後的問題很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盡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則天為皇後，但卻遭到元老重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對。唐高宗心里明白，廢立皇後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贊許，關鍵在于打通長孫無忌這一關節，于是他與武昭儀帶著重禮親自到無忌家里拜訪。在酒酣耳熱之際，高宗當面封無忌寵妃所生三子為五品朝散大夫，還贈送了十車金銀珠寶與繒帛之物。之後，高宗流露了要廢王皇後、立武昭儀為皇後的意思。盡管無忌接受了厚禮與封賞，但卻“對以他語，竟不順旨”。高宗與武昭儀無計可施，只得怏怏而歸。此後，武昭儀還讓生母楊氏出面，到無忌府上“屢有祈請”①，均遭到拒絕。禮部尚書許敬宗也多次相勸，也遭到長孫無忌的嚴厲斥責。
盡管長孫無忌與褚遂良等人執拗不從，但在李勣、許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廢掉了王皇後，並冊立武昭儀為皇後。在這場廢立皇後的政爭中，支持者許敬宗、李義府等人加官晉爵，飛黃騰達，而反對者褚遂良、韓瑗等宰相相繼被貶出京城。長孫無忌雖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貶斥，但也是勢單力薄，特別是面對著過去曾被他極力反對的武則天皇後，心里更有幾分不安。
②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①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後對長孫無忌怨恨不已。她剛被立為皇後，尚能克制自己，時間久了，地位穩固了，就開始了對長孫無忌的嚴厲報複。于是便讓新擢任中書令的許敬宗乘隙陷害他。顯慶四年（659）四月，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禦史李巢搞朋黨，詔令許敬宗審理。許敬宗審訊急迫，韋季方自殺未遂，許敬宗則乘機誣奏韋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機謀反，今事覺，故自殺”①。由于廢立皇後問題舅甥之間的政治沖突，他已漸漸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寵。但高宗似不相信長孫無忌會謀反，只對許敬宗聳人聽聞的誣奏感到驚訝和疑惑。于是自歎“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許敬宗又搖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說：“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能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眾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眾。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為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為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見稱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許敬宗再加審查。第二天，許敬宗上奏，詭稱昨晚韋季方已承認與長孫無忌共同謀反，還編造了謀反的口實，極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許敬宗見高宗怕留下殺舅父的惡名，遲遲下不了決心，又例舉了漢文帝殺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稱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慮，還進一步說：“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發。無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①唐高宗被許敬宗這些危言聳聽弄得昏頭昏腦，在他的一再勸說下，竟不召見長孫無忌，僅憑許敬宗的一面之辭，即下詔剝奪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並發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連，從弟渝州刺史長孫智仁，族弟長孫恩，兒秘書監、駙馬都尉長孫沖，族子駙馬都尉長孫銓、長孫祥等也誅貶相繼。或許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擁戴之功，特准許按一品標准供給飲食。
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書令許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審理長孫無忌一案，許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無忌謀反罪狀。他一到黔州，則逼迫無忌投繩自殺身死，並籍沒其家②。身為三朝元老重臣的長孫無忌竟因執意反對立武則天為皇後一事，遭許敬宗誣構而被無辜地殺害了。
長孫無忌對唐皇朝建有功勳，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674）九月，一時醒悟的唐高宗特頒下詔令，追複他的官爵，並以他的曾孫長孫異襲爵為趙公；並准許歸喪，陪葬昭陵。長孫無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該博經史，制律定禮長孫無忌不僅是唐初佐命元勳，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頗有建樹。他雖然出身于鮮卑族，但由于他愛好讀書，該博經史，如饑似渴地吸收漢文化，因此他對中國古代的律法、禮儀、史學比較精通，在為唐代制定律法、禮儀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唐武德年間，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開皇律》為准。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① 《資治通鑒》卷二○○，高宗顯慶四年。
① 《資治通鑒》卷二○○，高宗顯慶四年。
② 《新唐書》卷一○五《長孫無忌傳》。
無忌、房玄齡等“複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①。唐高宗即位後，再次命長孫無忌與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種形式。據《新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的記載，長孫無忌參加撰定的律令有：與中書令房玄齡等人撰定了貞觀《式》30 卷，凡律五百條，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格七百條。與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 卷，是“以尚書省諸曹為目，其常務留本司者”。又刪定《散頒格》7 卷。《散頒格》是頒行天下的律令。特別是由長孫無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議》。據史籍載：“（永徽）三年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准憑，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于是太尉趙國公無忌，..參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頒于天下。”②《唐律疏議》最初編撰的目的是為律文提供“定疏”，它對五百零二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詮解和疏釋，並以問答形式，辨異析疑，大大豐富了律文的內容。同時，由于該書又是官修詔頒，具有極大的權威性，所以它不僅是唐律的注釋書，也同樣具有法律效能，成為唐代國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議》時，長孫無忌強調刑法的輕重、寬猛要適宜，他曾在《進律疏表》中指出：“輕重之失序，則系之以存亡；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泣辜慎罰，文命所以會昌；斫脛剖心，獨夫可蕩覆。”他認識到，嚴刑峻法並不能起到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寬簡以弘風，樹仁惠以裁化”①。這比隋皇朝殘暴的法制統治思想無疑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長孫無忌熟諳儒家的禮儀。貞觀十一年（637），由他與房玄齡主持撰成《大唐儀禮》100 卷，其中《吉禮》60 篇，《賓禮》4 篇，《軍禮》20 篇，《嘉禮》42 篇，《凶禮》6 篇，《國恤》5 篇，總130 篇。顯慶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禮》130 卷，削掉了《國恤》，定著299 篇。②時時處處以禮儀行事。在他輔政期間，對違背或不符合禮儀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永徽二年（651），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禮司卻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與禮官議論此事，以為“自三代以來，曆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于明堂者”③。遂上表，建議遵照禮儀行事。高宗依從了他的奏議，乃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顯慶元年（656）九月，他鑒于武德年間所撰《衣服令》，規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一事，認為自周以來，俱用袞冕，按《周禮》，“袞與大裘，事乃有異”，不合禮儀，“請遵曆代實諸祭並用袞冕”。他還認為，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按照禮儀要著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歸一塗”，因此奏請改用素服，“以會禮文”①。高宗都一一依從了他的奏議。
長孫無忌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為貴戚，權重而不專，對唐皇室忠心耿耿，盡智盡力，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貢獻。正如史家所評論的那樣：“無忌戚里右族，英冠① 《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
② 《冊府元龜》卷六一二。
① 《唐律疏議》附錄《進律疏表》。
②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
③ 《新唐書》卷十三《禮樂志》三。
① 《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
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始終不逾。”②② 《舊唐書》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節房玄齡秦府十年房玄齡（579—648），字喬松③，齊州臨淄（今屬山東）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彥謙仕隋，曆司隸刺史。
玄齡少年時就很聰敏，又喜歡讀書，因而博覽經史，善寫文章。他曾隨父親到了長安，當時天下太平無事，人們都以為隋祚久長，而善于見微而知著的房玄齡卻看出了將亂的征兆，悄悄地對他父親說：“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後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①房彥謙雖然不讓玄齡明說此事，但心里卻也同意他的見解。
隋開皇十六年（596），年僅十八歲的房玄齡即由本州舉進士，授任羽騎尉，並于秘書省擔任校讎。這時，素以知人見稱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見了他的舉止言談，便對裴矩說：“仆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②後來補為隰城（今山西汾陽）尉，因地近太原，受漢王楊諒謀反事件的牽連，被貶職後轉任上郡（今陝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亂，中原地區農民反隋浪濤洶湧澎湃，隋皇朝在風雨中飄搖。這時，房玄齡“慨然有憂天下志”。隋義甯元年（617），李淵揮師進據京師長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馬投身于世民麾下。兩人一見如故，即授任渭北行軍記室參軍。從此，便隨從李世民轉戰南北。房玄齡的忠誠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賞識，他很快成為秦王府的心腹及決策人物。
房玄齡喜遇知己之主，他對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他尤其注意招攬人才，每次戰勝敵人，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尋求金寶，唯有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③。在擊破王世充後，玄齡認為張亮“倜儻有智謀”，遂推薦給李世民，任秦王府車騎將軍，“委以心膂”④。其他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聰明識達，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經房玄齡舉薦以後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後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將謀士紛紛輻輳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濟濟。李世民曾頗為感慨地說：“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鄧）禹也。”①房玄齡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任陝東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開設文學館，又加授文學館學士。他常主典管記，遇有軍書表奏，他總是“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玄齡的傑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贊許，他曾極口稱贊房玄齡說：“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③ 房玄齡名字諸史書記載歧異，今從《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碑，參見《容齋隨筆》卷十二《房玄齡名字》條。
① 《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② 《新唐書》卷九六《房玄齡傳》。
③ 《貞觀政要》卷二。
④ 《舊唐書》卷六九《張亮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