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天寶之亂唐玄宗在位的天寶後期，政亂刑淫，封建統治漸趨腐朽，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朝廷是奸臣當道，上層的內部矛盾斗爭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楊國忠就誣告他與人謀反，因而剝奪了其官爵，清洗了其黨羽。楊國忠與安祿山也勢若水火，他奏請哥舒翰為河西節度使，以與安祿山相抗衡。均田制已破壞，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土地兼並嚴重，“開元之季，天寶之末，法令弛壞，兼並之弊，有逾于漢成、哀（帝）之間”③。為了防禦外敵，曾在沿邊地區設置了節度使，至天寶元年（742），全國擁有57 萬多軍隊，而分布在軍鎮的就多達49 萬①。形成了內輕外重的軍事格局。再加上玄宗貪求邊功，有“吞四夷之志”，窮兵黷武，因而民族矛盾也有所激化。天寶末年的安史之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安祿山，營州柳城（今遼甯朝陽）胡人，開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帥張守珪部下任捉生將，後又任營州都督、平盧軍使等職。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屢次挑起邊事，以邀功賞，得到了玄宗的賞識，先後擔任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
安祿山見玄宗春秋漸高，不理政事，綱紀廢毀，精兵悍將多集中在邊鎮，朝廷力量空虛，于是便蓄有政治野心。他羅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將，于范陽築造雄武城，貯藏了大量兵器，又從同羅、奚、契丹人中精選了八千強健者，作為他的“假子”②。當他准備就緒後，遂于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九日率十余萬大軍南下，以誅楊國忠為名，發動了武裝叛亂。由于承平歲久，中原武備松弛，兵不習戰，叛軍一路勢如破竹，至十二月十三日即攻陷了東都洛陽。
“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時沉湎于聲色中的玄宗如大夢初醒，頓時慌了手腳，匆忙命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赴東京募兵；榮王李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率兵東征。同時還起用在京養病的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讓他率大軍討伐安祿山。
各地軍民奮起抵抗叛軍。河北平原郡太守顏真卿組織河北軍民抗戰，有力地打擊了叛軍，一時失陷的各城紛紛脫離了叛軍；唐將李光弼率兵出井陘，連下數城，與顏真卿遙相呼應，嚴重地威脅著叛軍的後方。張巡率兵扼守睢陽，與叛軍血戰數百次，阻止叛軍不得南下江淮。哥舒翰也鎮守潼關，叛軍不能西進。這樣使叛軍一時處于困境之中。
但在至德元載（756）六月，昏庸的玄宗被叛軍的假象所迷惑，屢次催促哥舒翰出關收複失地；楊國忠因害怕哥舒翰圖謀自己，也極力贊成此事。結果在靈寶一戰，唐軍潰敗，潼關失守，玄宗連夜倉皇出逃。在逃至馬嵬驛（今陝西興平西）時，扈從的六軍將士痛恨楊國忠的禍國殃民，發生了嘩變，射殺了楊國忠，逼迫玄宗，縊殺了楊貴妃，這才平息了眾怒，才得以逃往成都。京都長安也很快落入叛軍之手。
安祿山的叛亂，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馬亂之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華的都市變為廢墟，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從此，③ 《通典》卷二。
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元年。
②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祿山傳》。
唐朝再也無法恢複元氣了。
第六節憂郁孤淒度殘年在玄宗起駕馬嵬驛，逃往成都之時，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支持下與玄宗分道北上靈武（今屬甯夏回族自治區），擔負起反擊叛軍、光複兩京的重任。這時中原群龍無首，在軍民的擁戴下，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稱帝，改元至德，是為肅宗。玄宗被尊為太上皇。
肅宗從河西、安西征調了萬余名精兵，又調回了河北前線的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和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所部五萬軍隊，靈武一時軍威強盛。接著又任命了朝官與將帥，建立了一套新的軍事系統，對抗擊叛軍也作了全面部署。應肅宗之請，回紇也派來精銳騎兵助戰。這時又適遇叛軍內訌，安祿山為其子安慶緒所殺，部下不服，戰斗力也隨之削弱，形勢急轉直下。至德二載（757）十月，唐軍先後收複了長安和洛陽。十二月，玄宗被迎回京城，安置在興慶宮。
玄宗不再過問政事。他居住在興慶宮，偶爾也去大明宮。侍衛他的仍是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與內侍監高力士。另有玄宗的親妹玉真公主與舊時宮女、梨園弟子為他娛樂。
玄宗對楊貴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懷。他從成都回來後，即派人去祭悼她；後來又想改葬，遭宦官李輔國反對而停止，卻密令宦官將貴妃遺體移葬他所。宦官獻上了貴妃的香囊，玄宗把它珍藏在衣袖里。又讓畫工畫了貴妃的肖像，張掛于別殿，“朝夕視之而欷歔焉”①。
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輔國為了立功以固其恩寵，上奏肅宗說：“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喻不能解，不敢不以聞。”這年七月，李輔國乘肅宗患病之機，矯詔強行把玄宗遷居西內。在途經夾城時，李輔國又率射生將五百騎，劍拔弩張，氣勢洶洶地攔住去路。玄宗膽戰心驚，幾乎墜下馬來，幸虧高力士挺身而出，玄宗才安全地遷居甘露殿。事後，肅宗沒責怪李輔國，反倒安慰他幾句。②不幾天，玄宗的幾個親信也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潛通逆黨”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陳玄禮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觀。剩下玄宗只身一人，煢煢獨處，形影相吊，好不淒慘。之後，肅宗另選後宮百余人，到西內以備灑掃。①寶應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在郁悶中，溘然逝世。終年七十八歲。葬于金粟山，名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統治時期曾銳意改革，使唐朝進入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後期驕惰怠政，奢侈淫靡，釀成了天寶之亂，從明主墮落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他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但也給人以深刻的反思。
① 《楊太真外傳》。
② 《資治通鑒》卷二二一，肅宗上元元年。
① 《資治通鑒》卷二二一，肅宗上元元年。
第七節楊貴妃楊貴妃（719—756），小字玉環，祖籍弘農華陰（今屬陝西），後遷居蒲州永樂（今山西永濟）。父楊玄琰任蜀州司戶，故出生于成都。她幼年喪父，後寄養在叔父玄璬家。楊玄璬時任河南府士曹，她是在洛陽長大的。楊貴妃從小學得能歌善舞，通曉音律，又嫻熟各種器樂。開元二十三年（735），她十七歲那年被選為玄宗第十八子壽王李瑁的妃子。②開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寵愛的武惠妃死去，他悼惜不已，後宮數千人，在他看來竟無一人中意。高力士深知主子的心思，遂外出尋覓，終于發現壽王妃楊玉環是最理想的人選。
開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玄宗行幸驪山溫泉宮，經高力士引薦，命人從壽王邸召來了楊玉環，玄宗十分滿意，馬上別賜湯沐。沐浴之後的楊玉環在進奏《霓裳羽衣曲》時，舞姿翩翩。玄宗十分高興，當晚即贈給她金釵鈿合，為定情信物；還到梳妝間親自給她戴上了金首飾。①楊玉環畢竟是唐玄宗的兒媳，為掩人耳目，玄宗命楊玉環自己乞請為女官，號“太真”，正式與壽王離異，住進了內太真宮。不到一年，其寵遇如同武惠妃，宮中稱她為“娘子”，儀禮如同皇後。
天寶四載（745）七月，玄宗特詔冊立左衛勳二府右郎將韋昭訓的次女為壽王妃子；八月，即于鳳凰園冊立楊玉環為貴妃，位在諸妃之首，地位僅次于皇後。②楊玉環冊為貴妃後，楊氏家族的人個個飛黃騰達。其亡父玄琰被追贈為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父玄珪擢為光祿卿；家族的兄長楊铦擢為鴻臚卿，楊锜為侍禦史。貴妃的三個姐姐也被迎接到長安，賜給良第，大姐被封為韓國夫人，三姐被封為虢國夫人，八姐被封為秦國夫人，玄宗並稱為姨。
楊貴妃的遠房哥哥楊國忠本是一個不學無術、嫖賭無行的小人，一向不為宗族所齒，也由貴妃姊妹薦引，被任為金吾兵曹參軍、閑廄判官。不到一年，即兼領十五余使職。後代李林甫為相，執掌了國政。
玄宗得到楊貴妃後，曾對宮人說：“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為此，他還特意譜寫了一支《得寶子》的曲子。從此與楊貴妃形影不離。
在《霓裳羽衣曲》中，貴妃舒展廣袖，翩翩起舞，使得玄宗龍顏大悅。
貴妃又善彈琵琶，諸王、郡主、貴妃的姊妹都拜她為師，稱為“琵琶弟子”。每彈奏一曲，大家都獻給她許多金寶珍玩。她所用的琵琶精美別致，是用邏逤檀木做成，木質“濕潤如玉，光采照人”，上有金縷紅紋，繪成雙鳳。所用琴弦，是末訶羅國貢獻的，用淥水蠶絲做成，“光瑩如貫珠瑟瑟。”貴妃還善于擊磐，“拊搏之聲泠泠然，多新聲”，即使梨園弟子也都望塵莫及。玄宗特命采用藍田綠玉，琢磨成磬。磬架和穗子用金鈿珠翠加以裝飾，又專門造了兩個金獅子，以做磬座，其豪華奇麗，“一時無比”①。
楊貴妃極度奢侈。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女工多達七百余人，為她雕② 《唐大詔令集》卷四○《冊壽王楊妃文》。
① 陳鴻：《長恨歌傳》。
② 《楊太真外傳》卷上，《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四載。
① 《楊太真外傳》卷上。
刻熔造者又數百人。她的奇服秘玩，變化無窮。四方爭先進貢珍奇之物，達到“動駭耳目”的程度。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求良工精制奇器異服，都加官晉爵，擢居顯位。楊貴妃小時長在四川，喜歡吃荔枝。嶺南的荔枝果肉晶瑩如玉，漿液酸甜如酪。但荔枝色味易變，玄宗不惜千里迢迢，每年命嶺南馳驛傳送，即使盛夏酷暑，送到長安後也色味不變。②楊貴妃善于迎合玄宗的心意，整天與他戲謔調情。每至酒酣興奮之時，常自統宮妓百余人，玄宗統小宦官百余人，在掖庭中排成兩隊，稱為“風流陣”。雙方用彩錦做旗幟，互相攻擊打斗，敗者要罰喝十大杯酒，以相戲笑。③偶爾楊貴妃也有惹玄宗發怒。天寶五載（746）七月，玄宗以她“妒悍不遜”而大發雷霆，把她遣送宮外楊铦家里。諸姊及铦以為大禍將臨，嚇得聚在一起抱頭大哭。玄宗雖因一時之怒趕走了貴妃，卻感到異常空虛、無聊，到了日中，即使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他心中煩躁不安，左右宦官時而橫遭捶楚。乖覺的高力士熟諳主子的心意，請求將貴妃院中的供帳、器玩百余車送給貴妃。當晚又奏請貴妃歸院，玄宗命打開興安坊門，接回了貴妃。楊貴妃一見玄宗，立時哭泣著伏地請罪，玄宗十分高興。“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①。
天寶九載（750）二月，楊貴妃因偷吹了甯王的紫玉笛，玄宗一時感到不快，再次將她遣送宮外。楊國忠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便向戶部郎中吉溫問計。吉溫答應勸玄宗回心轉意，遂入奏說：“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于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之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玄宗本來就有些懊悔，聽了吉溫的話，遂停止用餐，馬上派宦官張韜光把禦食分賜給貴妃。楊貴妃見到韜光，哭泣著說：“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發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說著用刀剪下一縷秀發，以留訣別。玄宗聞奏以後大驚失色，立即把她接回，恩寵依然如故。②楊貴妃的三個姐姐也都深得玄宗的歡心，“每入宮，移晷方出”。玄宗賜給虢國夫人的照夜璣，秦國夫人的七葉冠，楊國忠的鎖子帳，都是希世珍寶。③每年給韓、虢、秦三夫人的胭脂錢，就多達一千貫。楊铦任三品、上柱國，並于私第立戟。她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仆禦，照耀京邑，遞相誇尚”。住宅華麗，每建造一堂，費用以千萬計。如見到有的樓堂館舍，其規模宏偉要超過自己的，又馬上拆毀重建，毫不珍惜，土木之工，晝夜不停。玄宗每次賞賜及天下貢獻，五家一樣，史稱“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①。
玄宗每次出游行幸，貴妃姊妹昆仲都要隨從。貴妃要是乘馬，則由高力士執轡授鞭。在每年十月幸華清宮時，貴妃姊妹昆仲五家競相豪華，每家各為一隊，穿一色服裝，鮮豔奪目，五家若合為一隊，則“映照如百花之煥發，②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五載。
③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五載。
② 《楊太真外傳》卷上，《新唐書》卷七六《楊貴妃傳》。
③ 《楊太真外傳》卷上。
① ②《舊唐書》卷五一《楊貴妃傳》。
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于路”②。
楊氏家族貴盛，權勢凌人。天寶十載（751）正月十五上元節，楊氏五家夜游，在西市門與廣甯公主相遇，為爭先出門，楊氏家奴氣勢洶洶，揮鞭亂抽，一鞭把廣甯公主打下馬去，駙馬程昌裔去扶，也挨了數撾。事後，公主向玄宗哭訴此事，玄宗僅詔令把楊氏家奴一人處死，公主雖為受害者，其夫程昌裔卻被停官。玄宗還詔令為貴妃父玄琰立家廟，並親筆書寫碑文。諸王子孫凡是婚嫁，必先賄賂韓、虢國二夫人，由她倆奏請玄宗。凡經她倆奏請的，玄宗無不應允。因此，有的王孫竟以數百千金相酬謝。
安祿山因有邊功，倍受玄宗恩寵。在他初次入朝時，玄宗讓他與楊铦、楊锜、貴妃三姊妹敘為兄弟。大概安祿山看到楊貴妃在朝廷中的地位與作用，為了求恩固寵，盡管他比楊貴妃大十五歲，卻請求做楊貴妃的養子。每次朝見時，安祿山總是先拜貴妃，玄宗感到奇怪，問是什麼緣故，他故意裝作傻呆的樣子說：“胡人先母而後父。”①逗得玄宗一陣大笑。
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那天，玄宗與貴妃賞賜給他許多金銀寶器衣物。第三天，例行為兒沐浴，將安祿山召入宮中，貴妃用錦繡做了大繈褓包著他，宮人還用采輿抬著，戲謔聲、歡呼聲動地，聲徹宮外。玄宗聽到後宮歡笑聲，問其原因，左右回答說，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洗了又繃祿山，所以歡笑。玄宗興致勃勃地去觀看，賞賜了貴妃洗兒金銀錢，又厚厚賞賜了安祿山。從此，宮中皆稱祿山為祿兒，他隨便出入宮掖，“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丑聲聞于外，上亦不疑也”②。
安祿山對楊貴妃百般恭維馴服，但卻不把平庸的宰相楊國忠放在眼里。
楊國忠幾次試圖拉攏這個手握重兵的藩帥，都未能成功。因此楊國忠在清除了李林甫在朝廷的勢力後，矛頭對准了安祿山，屢次奏說安祿山有反狀。後來安祿山反叛朝廷時，以誅楊國忠為名，從而也導致了楊貴妃的悲慘下場。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蓄謀已久的安祿山于范陽起兵，揮師南下，金鼓聲打破了天下的太平。在玄宗派出將帥反擊安祿山失利後，年已古稀的玄宗表示要率師親征，使太子監國。太子一向憎恨楊國忠的專權，他監國後勢必給楊氏帶來厄運。楊國忠驚恐萬狀，馬上找韓、虢、秦三夫人商議對策，他們聚在一起大哭，之後，決定由三夫人去勸說貴妃，由貴妃親自出面，“銜土請命于上”，玄宗遂取消了親征的行動計劃。③楊氏家族也暫時渡過了這一難關。
至德元載（756）六月，由于玄宗指揮失誤，潼關失守，通往長安的大門被打開了。玄宗與楊貴妃等連夜逃離京師。當行至馬嵬驛（今陝西興平西）時，扈從的六軍將士一路風餐露宿，疲憊不堪，怨恨楊國忠的亂政誤國招致了這次動亂，于是怒不可遏的六軍將士發動了兵變，殺死了楊國忠及其子戶部侍郎楊暄，韓國、秦國夫人也同時遇害。之後，余怒未息的將士包圍了驛站。玄宗走到驛門，慰勞軍士，命令收兵，軍士卻屹立不動。派高力士前去詢問，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回答說：“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玄宗聽後，依杖垂首而立，遲遲不表態。最後經京兆司錄韋諤與高力士苦苦相勸，再三陳述利害關系，玄宗迫不得已，強忍著內心的巨大痛苦，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六載。
②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載；《安祿山事跡》卷七。
③ 《資治通鑒》卷二一七，玄宗天寶十四載。
走進行宮，扶著貴妃出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與她訣別。貴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最後說：“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玄宗說：“願妃子善地受生。”高力士把她縊死在佛堂前的梨樹下，經六軍將士驗明已死後，將尸體埋在西郭外一里多遠的道路北坎下。時年三十八歲。①楊貴妃在她十幾年的宮廷生活中，受玄宗寵極一時，唐代政治家曾指出：“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②奸佞楊國忠利用了這一裙帶關系，得以平步青云，執掌國政，蠹政害民，促成了天寶之亂。因此，雖然不能完全歸咎于楊貴妃，但仍可以說她是天寶之亂的一個罪人。
① 《楊太真外傳》卷下；《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肅宗至德元載。
② 《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
第二十一章姚崇張說第一節姚崇武周賢相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則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有大臣與其同名，故命以字行①。後又避唐玄宗開元年號，遂改名崇。陝州硤石（今河南三門峽南）人。父姚懿在貞觀年間（627—649）任■州都督，因對唐有功，死後贈幽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姚崇在十二歲時成為孤兒②。他少年時代為人豪爽，崇尚義氣，但不知讀書。約在咸亨元年（670），他二十歲時開始發憤讀書，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華橫溢，儀鳳二年（677）應下筆成章制舉③，授官濮州司倉參軍，後調任鄭州。幾年後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參與審定刑獄。天授年間（690），武則天大興告密之風，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無辜殺害，冤假錯案數不勝數。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膽，鬧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後，持法公正，反對羅織罪名和濫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①不久，即升任為夏官（兵部）員外郎、夏官郎中。
萬歲通天元年（696）十月，北方的契丹大舉侵擾河北一帶，連續攻陷了數州。當時軍務繁多，各州司檄書雪片般飛來，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條理”②。武則天十分賞識他的軍事才干，因由郎中擢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為鳳閣鸞台平章事。
聖曆元年（698）九月，武則天曾與侍臣談論起周興、來俊臣主持刑獄時，朝臣反逆案件頗多一事，懷疑其中是否有冤獄。姚崇則直言不諱地說：“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于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勖、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凶豎，朝廷乂安。”為了防止殘害朝臣的悲劇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則天擔保：“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征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則天聽後很高興，說：“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③當即賜銀千兩，以表獎姚崇的忠貞。
長安元年（701）三月，姚崇任鳳閣侍郎。四月，姚崇赴並州以北檢校各軍州兵馬，以整頓邊防，加強戰備。不久兼知夏官尚書。當時，武則天男寵① 《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均言姚崇“字元之”。《舊唐書》本傳言“改為元之”，當誤。
② 《曆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載姚懿卒于龍朔二年（662），時姚崇當十二歲。③ 徐松：《登科記考》卷二。
①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云：“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眾。”載《文苑英華》卷八八四。
② 《資治通鑒》卷二○五，則天後萬歲通天元年。
③ 《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張易之飛揚跋扈，目無法紀，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調到定州，以充實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對，因而上訴，由姚崇斷停。張易之又屢次說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絕。因此，張易之極力在武則天面前誹謗姚崇。長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貶為司仆卿，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後改任安撫大使。姚崇即將離京赴任時，武則天讓他推薦宰相。姚崇認為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決斷大事，且已年邁，請武則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歲的秋官（刑部）待郎張柬之，得以任命為相。
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患病，宰相張柬之與桓彥范等五人欲乘機發動宮廷政變，除掉張易之、張昌宗，擁護中宗複辟。這時恰好姚崇也從靈武道回到京城，張柬之高興地說：“事濟矣！”遂把其計謀密告了姚崇。姚崇參與了密謀計劃。張柬之等成功地殺死了張易之及其黨羽，迫使武則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為梁縣侯，實封二百戶。①武則天被遷往上陽宮，中宗上朝聽政，文武百官無不喜慶雀躍，唯獨姚崇卻嗚嗚咽咽，流涕不止。桓彥范、張柬之見此情景，不以為然，對他說：“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姚崇則回答說：“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奸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②張柬之等人聽了不太滿意，當日姚崇即出為毫州刺史。後又曆任宋州、常州、越州、許州刺史。
輔佐睿宗景云元年（710）六月，韋皇後與安樂公主合謀毒死唐中宗，專擅朝政，並欲步武則天之後塵。臨淄王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等人發動了宮廷政變，誅滅韋氏黨羽，擁戴相王李旦即位，是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後立即把他從許州召回，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崇輔佐睿宗，與當時宰相宋璟齊心合力，“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複有貞觀、永徽之風”①。
早在中宗時期，安樂公主等人賣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蕭至忠上疏中宗，指出當時冗員倍多，且與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內，朱紫盈滿”②。為了整肅吏治，精減冗官，姚崇與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議：請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罷免。由于睿宗的優柔寡斷，這項正確建議未能施行。太平公主身為皇妹，在誅滅韋氏集團時又有大功，于是她結黨營私，干擾朝政。諸王也手握兵權，威脅著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11）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認為這些都是導致政局動亂不安的因素，請將睿宗的長子宋王、高宗的長孫豳王等出為刺史；罷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軍職務，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並請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遷居東都，以免干擾朝政。姚、宋的建議，有利于穩定當時的政局，但睿宗卻把此事泄露給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惱火，並嚴厲責怪太子。太子李隆基為了擺脫一時的困境，遂奏稱姚崇等“離間”姑兄關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罷免宰① 《資治通鑒》卷二○七，中宗神龍元年；《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② 《資治通鑒》卷二○八，中宗神龍元年。
① 《資治通鑒》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② 《舊唐書》卷九二《蕭至忠傳》。
相，貶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時被貶。“自是綱紀紊亂，複如景龍之世矣”①。此後，姚崇又曆任徐州、潞州刺史，遷為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等職，後又遷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職期間，他忠于職守，政法簡肅，吏治較為清明，人們曾為他建立德政碑，頌揚功德。在他離任時，“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②。可見其政績卓著，深得民心。
“救時之相”
開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謀亂，就想到姚崇是個人才。十月，乘在新豐進行講武檢閱軍隊之機，召姚崇入朝議論國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談，針對當時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實行仁政，不貪邊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參與朝政，拒絕租賦外的貢獻，戚屬不任台省官，對朝臣要以禮相待，納諫從善，杜絕營造佛道的寺觀，以兩漢外戚專權為鑒戒等③。唐玄宗聽完這十項建議，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又遷紫微（中書）令。
姚崇當宰相後，沒有辜負唐玄宗對他的信任。他輔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會改革，興利除弊。從整傷制度入手，罷去冗職，選用官吏，各當其才；並抑制皇親國戚和功臣的權勢，注意發展生產，為“開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故杜牧稱贊姚崇“首佐玄宗起中興業”①。
張說與姚崇有私怨，他曾試圖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為相後，張說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內助。在一次退朝時，姚崇詐稱有足病，行動緩慢；當玄宗詢問病由時，他又說心中有憂慮，痛不在足。接著便說：“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②唐玄宗忌諱宰臣與諸王交通，恐謀不軌，遂將張說貶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來，貴戚爭先營造佛寺，濫度人為僧尼。有些富戶強丁也乘機削發為僧，借以逃避國家徭役。開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減僧尼，減少寺院的辦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還俗者共一萬二千多人。接著，又下令禁止濫造佛寺，規定自今以後“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諸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③。這就抑制了中宗以來濫度僧人和大肆營建佛寺的弊風。
姚崇嚴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誡》，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規范上的具體要求。其中在《持稱誡》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稱那樣，“不差毫厘，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在《辭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
②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唐語林》卷一。兩書皆云此事在荊州任職時。但考姚崇生平，並未在荊州任職。《大唐新語》卷六載：“曆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 當為揚州。
③ 《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司馬光以為天下事“須因事啟沃，豈可一旦可邀”，“難以盡信”。故《資治通鑒》不取。王鳴盛等認為“此乃所謂新書濫采小說不可信則非”。見《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兩任宰相，明了社會弊端，建言十事，似無不可。
①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 《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③ 《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金誡》中，他極口稱贊了“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懼”的為政廉慎的高貴品質，要求官吏廉潔：“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他告誡官吏貪贓受賄必將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壺誡》中，他贊揚了冰清玉潔、表里如一的為政者，抨擊了“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卑鄙齷齪行徑，並規勸官吏說：“在位祿厚官尊，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誡猶存。”①姚崇主張行法公正，不避權貴。開元二年，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驕橫不法，仗勢欺壓百姓，遭到禦史的彈劾，將依法治罪。李業聞訊後，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親，下令重新審理此案，旨在寬免。姚崇知道後，與另一宰相盧懷慎聯名上奏：“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舍。”姚崇堅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親、近臣犯罪，也決不寬貸。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懲治，“由是貴戚束手”②。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義私自把本府中的錄事（流外官，從九品）閻楚珪破格提拔為府中參軍（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盧懷慎聞訊後，即刻上奏表示反對，說：“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才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姚崇堅持任人唯賢，終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請謁不行”③。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為口實，贊助唐玄宗罷免了中宗以來的“斜封官”，如員外、試、檢校官等一律免職；並規定自今以後，非有戰功及別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頓吏治，結束了長期以來任官駁雜、冗官濫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發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因居閑職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獄審訊，劉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對玄宗說：“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①玄宗聽了姚崇等人的建議，停止下獄審查。不久，把劉幽求貶為睦州刺史，鍾紹京貶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黨被貶為澤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譽，又抑制了功臣的權勢，對于穩定政局，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
這年五月，黃門監魏知古因與姚崇有私憾，在知東都選舉時，向唐玄宗告發了他的兩個兒子受人饋贈，搞私人請托，干擾選舉之事。在一次朝會時，玄宗問姚崇兒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馬上揣測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說：“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唐玄宗滿以為姚崇會袒護自己的兒子，沒想到他卻毫不隱諱。姚崇又解釋說：“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聽後，反倒以為姚崇大公無私，而魏知古卻忘恩負義，于是要罷免他。姚崇又堅決請求說：“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于臣，累聖政矣。”②在姚崇的一再請求① 《五誡》包括《冰壺誡》、《執鏡誡》、《持稱誡》、《辭金誡》、《彈琴誡》。全文載《文苑英華》卷三六八或《全唐文》卷二○六。
② ③《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① ②《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下，玄宗這才應允。
開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們仍然主典禁軍。宋王李成器為左衛大將軍，申王李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岐王李范、薛王李業也分掌左、右羽林軍。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請將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從了姚崇等人的奏議，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後又命岐王兼絳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①同時還規定：諸王赴任後，只是總領大綱，其余州務，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後，凡是諸王兼都護、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從此，諸王被解除了政務與兵權，從而失去了興兵作亂的把柄，消除了長期以來導致政局不穩的隱患。
十月，唐軍與吐蕃軍在武街展開了激戰，大敗吐蕃軍。姚崇與盧懷慎上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逾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姚崇等人維護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議，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②開元三年（715）正月，姚崇遇有子喪，請假十幾天，結果案牘積壓。宰相盧懷慎遲遲不能處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謝罪。玄宗聽後說：“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姚崇假滿複職，十幾天積壓的政事，不一會即裁決完畢，自覺很得意，對紫微舍人齊澣說：“余為相，可比何人？”齊澣一時沒有回答。姚崇又說：“何如管（仲）晏（子）？”齊澣聽後說：“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說：“公可謂救時之相耳。”③可見當時人對姚崇明于吏道，“剖斷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農開元四年（716）山東地區發生嚴重的蝗蟲災害。在“天命論”和崇佛思想的影響下，老百姓對蝗蟲無能為力，在路旁燒香磕頭，乞求上天開恩，眼看著蝗蟲食禾苗，不敢捕殺。滿朝文武也都一籌莫展。唯獨姚崇上疏積極主張捕殺蝗蟲。他引經據典，極力說服玄宗：“《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他又提出了滅蝗辦法，“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①他建議派遣禦史，名為“捕蝗使”，分頭督促各地滅蝗。
當時朝議鼎沸，眾口一詞蝗蟲是天災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時猶豫不定。
姚崇力排眾議批評說：“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倘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系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按諸王出刺外州，此處說是群臣所請，未明言姚崇。汪篯考定說：姚崇在睿宗時曾建議諸王外刺，又諸王外刺恰好在姚崇當權用事時實行，當是姚崇協助玄宗。見《汪篯隋唐史論稿》。今從其說。
② ③《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① 《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
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最後，姚崇還表示：“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敕，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②玄宗也認為，蝗蟲是天災，“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姚崇則回答：“捕蝗之術，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聽了才下決心，高興地說：“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①姚崇雖然說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許多人仍疑懼不安。盧懷慎擔心他捕蝗不成，反會丟了官爵，就私下勸他說：“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為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複，請公思之。”姚崇則毫不動搖地說：“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丘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複為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②姚崇憂國憂民，他的治蝗行動受到人們欽佩，評價他說：“姚元崇為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③開元四年（716）四月間，山東再次發生嚴重蝗災。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災。汴州刺史倪若水認為：“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因此對抗禦史，不肯從命。姚崇聽到此事後，不勝憤慨，立即牒報倪若水說：“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他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說：“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無德致然！”倪若水見牒以後，十分恐懼，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縣進一步檢查捕蝗情況，並把各州縣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績大小上報朝廷，以促進州縣捕蝗救災①。姚崇督責捕蝗，始終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萬石，投入汴渠順流而下者尚不可勝數。把蝗災減少到最低限度。雖然山東連年發生蝗災，也沒有造成很大的饑荒。
晚年恩遇優渥開元四年（716）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瘧疾，臥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遠，咨詢政事殊感不便，讓他遷居罔極寺，每天派使者數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軍國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見。每當源乾曜奏事時，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說：“此必姚崇之謀也。”有時不合乎他的旨意，則說：“何不與姚崇議之？”為了咨詢方便，源乾曜奏請唐玄宗，請姚崇遷往四方館。姚崇以四方館華麗寬大，且有不少簿書，不是病人應住的地方，堅決推辭。唐玄宗說：“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② 《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① 鄭棨：《開天傳信記》。
② 《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③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① ②《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②不久，姚崇辭去了宰相職務。辭職原因一是由于他的兩個兒子廣交賓客，一再接受別人饋贈的財物，招致了人們的非議；二是中書省主書趙誨為姚崇所親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賄賂，事情揭發後，唐玄宗親自審訊，被捕入獄，定為死罪，姚崇又設法營救，玄宗很不滿意。正趕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別標名趙誨，“杖之一百，流嶺南”。于是，姚崇憂懼不安，以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數次申請，要求回避相位。最後，唐玄宗答應了他的請求，並根據他的舉薦，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職務，他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罷知政事。姚崇與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舉薦，頗受史家好評。
宋人洪邁說：“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①宋璟繼任為輔相，建言行事，繩愆糾過，對朝政多所裨益，與姚崇並稱為開元賢相。
開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將巡幸東都，卻突然發生了太廟崩壞的事件。當時的宰臣附會陰陽災異之說，妄加解釋說：“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說得唐玄宗六神無主，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詢問姚崇：“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誡以東行不便耶？”姚崇客觀地分析太廟崩壞的原因，說：“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他還建議說：“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玄宗聽後高興地說：“卿言正合朕意。”②遂賜絹二百匹。
此後，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閣參與朝議，恩遇更加優厚，遇有重大的軍國之事，仍然要咨詢姚崇。開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開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故，終年七十一歲①。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②。
姚崇臨終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園資產分成幾份，讓他的兒子、侄兒各守其分，以免死後兒子們發生爭執。並且作了遺令，告誡子孫不要厚葬。遺令說：“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須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複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對佛教，在遺令中不憚其煩地列舉了北齊、梁武帝、胡太後、中宗韋皇後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笑”的曆史事實，告誡子孫不得迷信佛教，“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余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③。嚴禁為他“追福”而揮霍大量財物。
姚崇是唐代傑出的政治家，他與宋璟等人輔佐唐玄宗，前後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直到至德元年（756），唐玄宗因安史之亂逃到成都，當得知唐肅宗任命房琯為將時，他喟然長歎說：“此不足以滅賊也。”又說：“若① 洪邁：《容齋隨筆》卷五。
② 《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① 兩《唐書》本傳皆說姚崇享年七十二歲，而張說《姚崇神道碑》說“七十有一”。此從碑文。② 兩《唐書》本傳皆說“諡曰文獻”，碑文作“文貞”。今從碑文。
③ 《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姚崇在，賊不足滅也。”並盛贊他的“宏才遠略”④。
④ 《大唐新語》卷八；《新唐書》卷二二三《李林甫傳》略同。
第二節張說曆仕四朝張說（667—730），字道濟，一字說之，祖籍范陽，世居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南），後遷居洛陽。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職卑微，僅為洪洞縣丞。張說為文運思精密，年輕時很有造詣。垂拱四年（688），武則天策試賢良方正，親臨洛陽城南門主考，張說應詔對策為天下第一。武則天以為近古以來沒有甲科，張說遂屈居為乙等①，授任太子校書，遷左補闕。長安初年（701），詔令張說與徐堅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此事。昌宗不學無術，只是廣引文詞之士，高談闊論，“曆年未能下筆”。唯張說與徐堅“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為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流”②。書修成後，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後又擢任鳳閣舍人。
長安三年（703），女皇男寵張昌宗誣陷禦史大夫魏元忠與人私議“太後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稱此是謀反，並脅迫張說作證，張說應允了。當上廷作證時，再次威脅他，張說卻慷慨陳詞，對女皇說：“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誣證之耳！”張昌宗陰謀敗露後，又氣急敗壞地反誣稱張說與魏元忠同謀反。張說又據理反駁，最後並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張說理正詞嚴，揭露了張昌宗的非法行為，保護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則天卻不分是非曲直，反認為張說是“反複小人”，再次鞫審，最後竟被無辜流放于嶺外。①唐中宗複位後，張說入為兵部員外郎，後轉工部侍郎。景龍年間（707—709），遇母喪離職，服喪未滿，中宗欲起複授黃門侍郎，當時“風教頹紊，多以起複為榮”②，張說卻推辭不受，頗受有識之士的稱贊。服喪期滿，複授工部侍郎，不久改為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
景云元年（710），唐睿宗即位，張說遷任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這年秋天，譙王李重福潛入東都，欲謀奪皇位。兵敗後，東都留守捕獲了其黨羽數百人，審訊多月，遲遲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張說前去審理。張說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獲了譙王的主謀張靈均、鄭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狀，其余誤捕下獄的一律宣布無罪釋放。張說辦事干練，深受睿宗的嘉獎，稱贊他說：“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這時，李隆基尚居東宮為太子，張說為侍讀，備受親近禮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結朝臣，朋比為奸，干預朝政，圖謀廢掉太子。這年二月，唐睿宗曾對待臣說：“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侍臣們明白，此事顯然是旨在離間挑撥父子關系，以動搖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覷，① 《登科記考》卷三，《大唐新語》卷八。
② 《舊唐書》卷一○二《徐堅傳》。
① 《資治通鑒》卷二○七，則天後長安三年。
② 《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下引本傳及《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不另加注。不知說什麼好。張說則直言不諱地說：“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睿宗聽後十分高興，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監國。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雖然退居為太上皇，但仍控制著朝政大權。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權勢繼續干預政事，變本加厲地謀害玄宗。她恨張說不趨附自己，便奏請睿宗，將他貶為尚書左丞，並出為東都留守。張說洞知太平公主之黨暗中懷有異謀，遂遣使者獻給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斷行事，以鏟除太平公主之黨。故史稱“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謀亂之後，玄宗即召張說拜中書令，封燕國公。
開元元年（71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為相。張說因與姚崇不和，暗中指使禦史大夫趙彥昭彈劾，玄宗不予理睬。接著，張說又使殿中監姜皎向玄宗建議，任命姚崇為河東總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張說的計謀，不顧一再阻撓，仍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後，張說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誠意。姚崇告發此事，張說被貶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①邊防建樹張說被貶不久，又因他事牽連，再貶為岳州刺史。蘇颋擢任宰相，張說以與其父蘇瓖為故交，撰《五君詠》獻蘇颋，其中一則是記蘇瓖事。蘇颋讀後很感動，上奏稱張說為“忠貞謇諤，嘗勤勞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開元六年（718）二月，張說遷任荊州長史①。不久又遷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與奚、契丹接壤，為北方重鎮。這一年契丹首領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爭權，發生了內亂。唐朝派兵鎮壓，結果失利。張說上表，陳述利害，說：“臣熟知幽州兵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因此，他請求加強戰備，以防止邊患。②在此期間，張說考慮到“國儲未贍，邊軍未息”，為了“靜人業農”，他上表情求屯田：“臣聞求人安者莫過于足食，求國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葦為粳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廩邊，河漕通流，易于轉運，此百代之利也”③。屯田既可增加國庫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項很有益的措施。
開元七年（719），張說檢校並州大都督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禦史大夫，兼修國史。他再次上表論奏邊事，主張對周邊少數民族實行安撫和睦政策，用兵不過是迫不得已的。④後可突于終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為國主，並遣使請罪。玄宗即冊立郁于，唐與契丹的糾紛終于圓滿解決了。
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① 《明皇雜錄》卷下，參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
② 《幽州論戎事表》，《文苑英華》卷六一四。
③ 《請置屯田表》，《文苑英華》卷六一六。
④ 《並州論邊事表》，《文苑英華》卷六一四。
開元八年（720）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戶勾引突厥，謀陷軍城，因誅殺殆盡。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橫野軍附近的拔曳固、同羅諸部的恐懼不安。為了平息事端，張說只率二十從騎，持節去各部安撫，晚上還住在他們帳中。拔曳固、同羅諸部聽到後深為感動，“由是遂安”①。
開元九年（721）四月，原突厥降將康待賓誘使諸降戶反叛，一時攻陷了蘭池六州。詔令王晙率兵討伐，並令張說知經略。康待賓暗中與黨項通謀，攻破了銀城、連谷，還占據了糧倉。張說率馬步兵一萬人出合河關（今山西興縣）襲擊，康待賓等大敗而逃。張說率軍乘勝追擊，當追到駱駝堰時，黨項部反戈。張說招撫黨項流散人員，使各安其業。討擊大使阿史那獻以為黨項反複無常，請全部誅殺。張說制止了這一濫殺的做法，說：“王者之師，當討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即奏請設置麟州，“以鎮撫黨項余眾”②。同年九月，召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元十年（722），詔命張說為朔方節度大使，並去朔方巡視邊防，處置兵馬。這時，康待賓余黨慶州方渠康願子反叛，自立為可汗，劫掠牧馬，西渡黃河出塞。張說率兵追討，至木盤山擒獲了康願子，並俘虜三千人。為了防止這一帶的突厥降戶再次騷亂，于是議請將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戶五萬余人強行遷往中原的許、汝、唐、鄧、仙、豫等州。這樣，朔方之地，空蕩無人。張說因功賜實封二百戶。
張說曆經邊鎮數年，熟知邊防事宜。當時沿邊鎮兵多達六十余萬，他以時無強敵，奏請精減兵員，罷免二十余萬。玄宗對裁減三分之一有些猶豫。張說解釋說：“臣久在疆埸，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閑冗，以防農務。”
張說還著手對府兵進行了改造。當時諸衛府兵，成丁入伍，六十歲免役，其家又不蠲免雜徭，漸漸貧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雖然有所改革，規定二十五歲入伍，五十歲放免，屢次征鎮者，則十年免役。但實際上徒有此令，並未能付諸實施。因此這時府兵之法日漸破壞，番役更替多不按時，衛士逃匿，宿衛之士無法得以保證。鑒于這種情況，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玄宗同意募兵，不過十幾天，即得到精兵十三萬人，“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①。張說的精減邊兵、改革府兵，有利于減輕人民的負擔，也增強了軍隊的戰斗力。王夫之評論說：“張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于奉拚除、執虎子、築■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玄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為長從，漸改為彍騎。窮之必變，尚可須臾待哉？”②政改與文治開元十一年（723），張說進為中書令。在政治制度上所進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在唐初設于門下省，為宰相議政之所。貞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八年。
②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九年。
①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十年；《新唐書》卷五○《兵志》。② 《讀通鑒論》卷二二。
觀之後，中書省權力漸重。武周時裴炎由侍中改任中書令，為便于政務推行，遷政事堂于中書省，但仍是宰相議政之所。張說任中書令後，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並“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同時，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①。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轄部門與屬官，由宰相議政之所變為朝廷最高權力機構。
唐玄宗統治前期，經濟繁榮，政治升平，進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飾文治，特置麗正書院，聚集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總領其事。由于文學之士受到寵遇，對其供給也十分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他們“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上奏罷免學士。張說反駁其言，說：“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玄宗聽到後，“重說而薄堅”②。
開元十三年（725），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定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張說以宰相為學士知院事。他雖然地位顯赫，卻很謙遜。玄宗欲授任張說為大學士，他推辭說：“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後來在集賢院舉行宴會，照舊例，官位高者先舉杯，張說欲打破陳規，便對諸士子說：“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于是，眾學士一起舉杯同飲，一時傳為佳話。張說雅重詞學之士，善于用人之長。當時，在文學上有造詣、有名聲的韋述、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羲、孫逖、王翰等“常游其門”，趙冬羲兄弟六人，韋述兄弟六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極口稱贊：“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①張說“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是當代無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參與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開元五禮儀注》以外，還主持編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與他人一起類集要事，為諸王子習讀而編寫了《初學記》30 卷。後人收集他的詩詞、文賦、表奏、碑文、墓志，總成文集30 卷。
積怨雖多，寵遇不衰張說有才智，但脾氣暴躁，又好受人賄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罵”，所以與同僚的關系不甚融洽。開元十四年（726）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隱甫，欲授任要官，張說卻認為他不通文學，遂奏請擬任金吾大將軍；前殿中崔月用與張說關系密切，便推薦他為禦史大夫。玄宗拒絕了他的意見，即以隱甫為禦史大夫，隱甫心里怨望張說。②禦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議檢括天下游戶及籍外占田，設置十道勸農事，分行郡縣督責檢查，張說擔心擾民，屢次從中阻止。這時，宇文融又請求吏部設立十銓，與蘇颋等分管選舉，凡有論奏，張說又極力抑止，“于是銓選失序”。宇文融憤怒已極，即聯合崔隱甫、李林甫共同彈劾張說，說他招引①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冊府元龜》卷三○八。
②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十一年。
① 《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
② 《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十三年。
術士王慶則“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人道岸“窺诇時事，冒署右職”；其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張說權勢，“市權招賂”，又擅自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言辭“丑慘”。玄宗十分惱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隱甫、刑部尚書韋抗于禦史台鞫審張說。
源乾曜奉詔鞫審張說，罪狀多屬實，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張說，見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罰憂懼”。高力士將此情況回報玄宗，並說：“說往納忠，于國有功。”玄宗聽後也很憐憫他，僅罷去中書令職務，命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只誅殺王慶則等人，受株連者十余人。
開元十五年（727）正月，禦史大夫崔隱甫與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進用張說，一再上言詆毀他。于是“各為朋黨”，相互攻訐。玄宗疾恨朝臣朋比為奸，因命張說致仕，隱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為魏州刺史。①開元十六年（728）二月，以尚書右丞相致仕的張說兼任集賢殿學士。張說雖罷知政事，專文史之任，但玄宗對他的寵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②，以征詢張說的意見。
開元十七年（729），再拜張說為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不久，又代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帳，奏音樂，具酒饌，並作禦詩一篇以敘此事，儀式熱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謁陵儀注有功，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其長子張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張垍尚甯親公主，拜駙馬都尉。“當時榮寵，莫與為比。”
開元十八年（730），張說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並禦筆寫藥方賜予他。由于醫治無效，這年十二月病卒。時年六十四歲。贈太師，諡曰文貞。玄宗還親自為張說撰神道碑文。
張說曾三任宰弼，擅長文學。一生掌文學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頗有武略，可謂文武兼資。他明于政體，改革不合時宜的政治和軍事制度。故史家稱贊他“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居力多”，是推動“開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① ②《資治通鑒》卷二一三，玄宗開元十五年。
第二十二章一行第一節身世一行（683—727），俗名張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人。祖父張公謹是唐代開國功臣，被封為郯國公。父親張擅為武功縣令。
他“少聰敏，博覽經史”，常到藏書豐富的長安城南玄都觀去看書，頗受觀主尹崇賞識。一次，他從尹崇處借得西漢揚雄《太玄經》，此書意旨深奧，尹崇自稱研讀數年尚不能曉，張遂僅數日就讀完，並能究其義而撰《大衍玄圖》一卷。尹崇大驚，對人說：“此後生顏子也。”年輕的張遂成了長安城里的知名學者。
時值武則天之侄武三思任春官尚書，封為梁王。武三思有權有勢，但沒有才學，想與張遂結交。張遂為逃避糾纏，到嵩山出家當了和尚，取法名一行。
一行不僅道學功底深厚，也刻苦鑽研天文學和數學。他曾到天台山國清寺（在今浙江天台）投師學算。開元五年（717），一行被唐皇朝強征回京，由于他不願做官，被安置在長安城內的華嚴寺編譯佛經。開元九年（721），“太史頻奏日食不效”。當時所用《麟德曆》行用了五十多年，誤差漸大，已需改革曆法。于是，唐玄宗詔令一行負責主持制訂新曆。
一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這項工作，從開元九年到開元十五年（721—727），為了編制新曆法，在一行領導下進行了大量的天象觀測工作。為適應實測的需要，又必須首先創制一些新的科學儀器，如“覆矩”、“黃道游儀”和“水運渾象”等。最後，在大量新的實測數據的基礎上，編制出《開元大衍曆法》即《大衍曆》。
開元十五年（727），《大衍曆》草成，就在這年，一行在隨駕去洛陽的途中死于新豐（今陝西臨潼新豐鎮），年僅四十五歲。一行去世後，唐玄宗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寫定《大衍曆》，分為《曆術》（又稱曆經）7 篇、《略例》1 篇、《曆議》10 篇，到第二年完成，開元十七年（729）起正式頒行。一行在科學方面的貢獻主要在天文儀器制造、大地測量、編制《大衍曆》三個方面。尤其是《大衍曆》受到世人的稱頌。如道士邢和璞稱贊一行說：“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①可見當時人們對一行貢獻的崇敬。
① 《舊唐書》卷一九一《一行傳》。
第二節在儀器制造及天文觀測方面的成就天文儀器制造天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天文觀測的新成果。一行十分重視天文實測工作。
他受命改治新曆，首先就策劃為配合改曆所需的一系列實測工作。他奏請朝廷：“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度。”①但是，當時太史局所用測候星度的渾儀上沒有黃道環，不能直接測出天體的黃道入宿度②。于是，一行提出要制造一架新的儀器，並與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先用木料做了一件黃道游儀的模型，後于開元十一年（723）制成了銅儀。一行、梁令瓚所制的黃道游儀的結構為三重環組。最外一重有三個環，包括地平、子午和卯酉環。其中卯酉環為過天頂和正東、西方向的一個圓環，這一重環組是固定不動的，起骨架作用。最里一重環組是夾有窺管的四游環，它的外圓周是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即以四分弧長為角的一度。中間的一重與李淳風的三辰儀相當，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環上每隔一度打一個洞，使黃道環能沿赤道環移動，以適應古人所理解的冬至點沿赤道退行的歲差現象。這是渾儀發展過程的一個創舉，第一次在儀器上體現了歲差現象。同時，這也是黃道游儀的名稱由來。由于黃道和白道的交點也是在不斷移動的，因而也在黃道上每隔一度穿一個孔，過一定時間後，就把白道環移動一孔。
此外，為了能更方便地進行中天觀測，黃道游儀中的四根支柱安放在四個斜角方向。
一行用黃道游儀做了許多工作，主要有月亮的運動和恒星的黃、赤道度數（即經度）及去極度（相當于緯度）的測定。其中月亮運動的觀測對《大衍曆》的制定有很大意義，特別是為交食計算的准確性提供了基礎。而在恒星觀測中則發現了恒星位置和南北朝以來的星圖、渾象所標的位置已經有所不同。①根據這些實測結果，《大衍曆》革除了沿用了數百年的陳舊數據，取而代之以新的觀測數值。一行在恒星觀測方面是成績卓著的。
一行在天文儀器制造方面的第二件創作，是他與梁令瓚及諸術士合作制造的一台名叫“水運渾天俯視圖”的渾天象。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運行，而且立了兩個木人，按刻擊鼓，按辰撞鍾，集渾天象與自鳴鍾于一體。《舊唐書》對此台儀器的結構有詳細的記載：“鑄銅為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全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余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平下，晦明朔望，遲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辰刻，每一刻自然擊鼓，每辰則自然撞鍾。..當時共稱① 《舊唐書》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 李淳風于貞觀七年（633）制成一架渾天黃道儀，這架儀器有三重環組，中間一重環組由黃道環、赤道環和白道環組成，稱為三辰儀。它不僅能直接測得天體的入宿度，而且還可以區別黃道度與白道度。但是，李淳風制造的這架儀器被放在宮內，皇家天文機構所用的渾儀仍然是後魏制造的鐵儀。① 這些變化經研究都可以解釋為由歲差原因所引起。見席澤宗：《僧一行觀測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學報》第4 卷第2 期（1936），第212—217 頁。
其妙。”①一行還創造了一種測量北極出地高度（即所測地的地理緯度）的專用新儀器——“覆矩”（又叫“覆矩圖”）。關于覆矩的式樣，史料沒有詳細記載。研究者猜想它可能如圖1 所示的形式②。
根據我們的考證，“矩”在我國古代天算典籍中有兩種含義：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區域，即所謂的“積矩”；一是勾股形中的勾邊加股邊夾一直角構成的直角折線，即所謂的“矩線”③。“覆矩”當理解為將積矩開口向下。《舊唐書·天文志》有“以覆矩斜視，北極出地”多少度的記載，又說：“以圖（即覆矩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這說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種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測量工具。如圖1 所示，在覆矩的直角頂點系以重錘，在兩直角邊間安裝一個0 到91.31 度（因我國古代曆法多取圓周為365.25 度，故直角當為91.31 度）的量角器。使用時，把覆矩的一個特定邊指向北極，使此邊恰好在人眼和北極的連線上，則重錘線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讀出北極的地平高度。
一行發明的覆矩是一種簡便的測量北極高度的儀器，它在一行領導的開元年間天文大地測量活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子午線測量一行受詔改曆後組織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天文大地測量工作。這次測量，用實測數據徹底地否定了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錯誤理論，提供了相當精確的地球子午線一度弧的長度。
一行發起這次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我國古代有一種傳統理論：“日影一寸，地差千里。”①劉宋時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據當時在交州（今越南河內一帶）的測量數據，開始對此提出了懷疑，但長期未能得到證實。隋朝天算家劉焯則提出了用實測結果來否定這一錯誤說法的具體計劃，他說：“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他建議：“請一水工，並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①但這個建議在隋朝沒有被采納。一行的測量則實現了這一計劃。其二，當時發現，觀測地點不同，日食發生的時刻和所見食象都不同，各節氣的日影長度和漏刻晝夜分也不相同。這種現象是過去的曆法所沒有考慮到的。這就需要到各地進行實地測量。
這次測量過程中，由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測① 《舊唐書》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 梁宗巨：《僧一行發起的子午線實測》，《科學史集刊》，1959 年第2 期，第144—149 頁。③ 李繼閔：《商高定理辨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2 卷第1 期（1993），第29—41 頁。① 《周髀算經》、《尚書緯·考靈曜》等書里都有記載說，南北相距千里，夏至日中午，高八尺的竿子的影長就相差一寸。
① 《隋書》卷二六《天文志》。
候日影，回日奏聞”。而一行“則以南北日影較量，用勾股法算之”②。可見，一行不僅負責組織領導了這次測量工作，而且親自承擔了測量數據的分析計算工作。
當時測量的范圍很廣，北到北緯51 度左右的鐵勒回紇部（今蒙古烏蘭巴托西南），南到約北緯18 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等十三處，超出了現在中國南北的陸地疆界③。這樣的規模在世界科學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南宮說親自率領的測量隊，按劉焯的計劃在黃河兩岸平原地區測量的四個點，由北向南有滑州白馬（今河南滑縣）、汴州浚儀太岳台（今開封西北）、許州扶溝（今河南扶溝）、豫州上蔡武津館（今河南上蔡）。其中白馬在黃河北，其他三點都在黃河以南。它們均介于東經114.2—114.5 度之間，差不多在同一經度上（即劉焯所說的“南北使正”）。總計白馬至上蔡526 里270 步，北極高度相差1.5 度，從而得出大約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極高度相差一度的結論。這實際上給出了地球子午線一度的長度。
由于對唐尺數值的大小，人們目前的看法還不一致，故評價一行這次子午線測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計結果是，一行的測量值與現代值相比，相對誤差大約為11.8％。
國外最早的子午線實測是在公元814 年，由天文學家阿爾·花剌子米（約783—850）參與組織，在幼發拉底河平原進行了一次大地測量，測算結果得出子午線一度長為111.815 公里（現代理論值為110.6 公里），相當精確。但這已在一行之後九十年了。
② 《通典》卷二六《職官典·秘書監》。
③ 梁宗巨：《僧一行發起的子午線實測》，《科學史集刊》，1959 年第2 期，第144—149 頁。第三節《大衍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數表我國古代曆法從東漢《四分曆》開始，就有各節氣初日晷影長度和太陽去極度的觀測記錄，漏刻、晷影成為古代曆法的重要計算項目。隋朝劉焯發明二次等間距插值法之後，李淳風首先將二次插值法引入到漏刻計算中，由每氣初日的漏刻、晷影長度數求該氣各日的漏刻、晷影數。但是，各曆法中所記載和計算的漏刻和晷影大多是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告成鎮）的數值。一行在編制《大衍曆》時，曾進行了大規模的天文測量，通過觀測知道，隨去極度變化的影長，又因地方而異，但同太陽的天頂距有固定的對應關系。一行在《大衍曆》中發明了求任何地方每日影長和去極度的計算方法，叫做“九服晷影”。
古人把陽城作為測影的標准地點，即所謂的地中。如圖2 所示，若NP為陽城的北極高度，S1、S2、S3..為陽城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陽上中天位置，則PS1、PS2、PS3..為陽城夏至、小暑、大暑..諸氣太陽的去極度，取α1＝PS2－PS1、α2＝PS3－PS2..，則α1、α2 分別為陽城夏至到小暑、小暑到大暑的去極度差數，也是太陽天頂距的差數。且這個差數對任何地點的相應季節都是相等的。
設有某地北極高度為NP′，則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陽上中天位置為S′1、S′2、S′3..。顯然，有α1＝PS′2－PS′1，α2＝PS′3－PS′2。
陽城夏至、小暑、大暑太陽天頂距為ZS1、ZS2、ZS3 等，故α1＝ZS2－ZS1，α2＝ZS3－ZS2，同樣，有α1＝ZS′2－ZS′1，α2＝ZS′3－ZS′2。
曆法中已給出陽城各氣初日的太陽去極度，則各氣的去極度差即為已知，同樣各氣的太陽天頂距差亦為已知，而這個差數對于任一地點都是相等的。這樣一來，對于任一地方，只要知道某一節氣（如夏至）的太陽天頂距，其他各氣的太陽天頂距都可以通過加減這個差數求出。剩下還要解決以下兩個問題：其一，如何求某地夏至（或冬至）的太陽天頂距；其二，已知天頂距如何換算出晷影長。這兩個問題都可以通過建立一個影長與太陽天頂距的對應數表來解決。
如果列出一張以天頂距為引數，每隔一度的影長的數值表，則以上兩個問題都可以解決：先在所測地測出（冬）夏至晷影長度（在一行領導的大地測量中，在每處都進行了這樣的測量），由影長查表得出太陽天頂距，再加減一個如前所述的差數αi 即可求出該地各氣的天頂距，返回再查表得影長。一行在《大衍曆》“步晷漏術”中就建立了這樣一個從0 度到80 度的每度影長與太陽天頂距對應數表，這是世界數學史上最早的一張正切函數表。①在國外，大約920 年左右，阿拉伯學者阿爾·巴坦尼（al-Battani，約858—929）根據影長與太陽仰角之間的關系，編制了0 度—90 度每隔一度時12 尺竿子的影長表，這實際上是一個12ctgα的數表。另一位阿拉伯學者阿① 劉金沂、趙澄秋：《唐代一行編成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數表》，《自然科學史研究》第5 卷第4 期（1986），第298—309 頁。
爾·威發（Abul-Wafa，940—998）在980 年左右編成了正切和余切函數表，每隔15 度和10 度給出一個值。他還首次引進了正割和余割函數。②一行和阿爾·巴坦尼差不多沿著相同的途徑編成正切和余切函數表。一行用太陽天頂距，阿爾·巴坦尼用太陽仰角，兩者互為余角，所以他們兩人的發現是相同的。而一行的正切函數表比阿爾·巴坦尼的余切函數表早近兩百年，比阿爾·威發的正切表要早二百五十年。盡管一行的正切函數表只從0 度到80 度，誤差也相應大一些，但它畢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數表。
② 參見梁宗巨《世界數學史簡編》；D.E.Smith，HistoryofMathematics，Vol.2。第四節《大衍曆》的插值算法今天常用的牛頓插值公式，其不等間距的形式比等間距的形式要複雜得多。天算史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在中國古代，唐朝天文學家、數學家一行在其《大衍曆》中發明了二次不等間距插值法，且一行還有意識地應用了三次差內插法近似公式①。因此，一行在插值法方面的貢獻備受中外天算史研究者的關注。
我國古代非線性插值法，是劉焯在其《皇極曆》（604）中考慮到太陽運動不均勻性為計算太陽行度改正值時首創的。有關中國古代插值法的算理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劉焯二次等間距插值法的造術原理建立在源于《九章算術》描述勻變速運動的模型基礎之上，認為太陽每日的運行速度之值構成一等差數列。質言之，所用數學方法就是構造一等差數列並求其前若干項和。一行的插值法並沒有人們所想象那樣的推廣意義。就插值算法本身，一行算法與劉焯算法實質完全相同②。所不同的是，《皇極曆》是在以平氣為間隔的日躔表基礎上插值。而《大衍曆》是在以定氣為間隔的日躔表上插值。
《太初曆》以後，各曆都以平分一回歸年365.25 日為24 等份而得每節氣長15.22 日，這樣規定的二十四氣稱為“常氣”，或叫“平氣”。張子信指出“日行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于是劉焯造《皇極曆》時體會到二十四氣皆應有“定日”，他說：“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但劉焯並沒有搞清楚太陽速度的加減和季節的關系，他的日躔表是把秋分定日後到春分定日前平均分為12 段，每氣14.54 日；春分定日後到秋分定日前也平分為12 段，每氣15.45 日。這顯然不是“定氣”。一行則認為，太陽在一回歸年365.2444 日中共行365.2444 度，每氣行15.2185 度。冬至附近日行速度最急，故二氣間所需運行時間最短，夏至附近日行速度最緩，故二氣間的時間最長。實際上，《大衍曆》這里首先提出了平分黃道為24 等份，以太陽實際走完每個等份的時間長度為各節氣長度，這就是通常所稱的“定氣”概念。一行提出正確的定氣概念以後，在計算太陽改正時自然就以定氣為插值間隔。至于插值法本身則完全是沿用劉焯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劉焯在日躔表中規定太陽視運動一年內的變化規律是：冬至最快，冬至後漸慢，到立春時開始加快，春分時又達到最快，冬至到春分這段時間內日速比平均速度快。春分後太陽視運動的速度突變為最慢，之後逐漸加快，到立夏時又開始減慢，夏至達到最慢。春分到夏至時段內比平均速度慢。夏至以後的變化情況以夏至處為鏡面對稱，如圖3 所示。
《大衍曆》盈縮分一年內的變化趨勢則如圖4 所示。盈縮分在冬至附近最大，以後逐漸變小，夏至時最小，之後又逐漸增大。這相當于把冬至作為太陽視運動的近日點，夏至為遠日點。這種認識是正確的，而《皇極曆》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① 嚴敦傑：《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的特點》，《科技史文集》（第1 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年版，第1—4頁。
② 王榮彬：《中國古代曆法中的插值法構建原理》，見曲安京、紀志剛、王榮彬：《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探析》，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1—317 頁。
說一行有意識地應用了三次差內插法的近似公式，是指《大衍曆》的月亮極黃緯算法和五星中心差改正算法中所用的插值法。當對我國古代曆法中的插值法的構造原理有了深入的認識之後，研究者進一步通過將這兩處插值法的有關術文與劉焯二次等間距插值法的術文進行對比研究，證明兩者在實質上也是相同的。
人們之所以會認為《大衍曆》使用了三次差插值法，是因為《大衍曆》在上述兩種算法的插值法中都引入了“中差”概念的緣故。但實際上一行引入“中差”的原因在于，劉焯日躔表中的各氣陟降率之差是相等的，而《大衍曆》月亮極黃緯等數表相鄰兩欄的差一般不等。這種現象的出現，正是一行受命改曆時作了大量天文觀測的結果。若仍照搬《皇極曆》的做法，就會出現同一點處有可能得到兩個不同的值的現象，這就迫使一行必須在計算方法上進行一點細節上的調整。
第二十三章劉知幾吳兢第一節劉知幾①好學少年，博覽史籍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父親劉藏器在唐高宗時任侍禦史。善于詞章，文史很有造詣。有三個兒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剛十歲出頭的劉知幾學《尚書》，由于深奧難懂，學習不專心，常常被父親責打。一天，知幾看見父親給哥哥們講《左傳》，就放下手里的《尚書》，偷偷跑去聽，聽了幾次，對《左傳》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左傳》中有很多生動的曆史故事，像曹劌論戰、衛懿公好鶴、唇亡齒寒等等，人物寫得活靈活現，還講明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比起類似文件彙編的《尚書》，顯然好懂易學。他興奮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課，不禁歎息說：“書如是，兒何怠！”這話傳到劉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兒子也學《左傳》。知幾學完《左傳》，這時剛十二歲。此後，他又學習《左傳》的注疏文字，並讀了《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學名著，仍感到不滿足。他的志向並不在于僅僅了解一些曆史事實，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狀況和曆史發展的大勢。他讀史的范圍逐步擴大，到十七歲時，已廣泛涉獵漢代以來的各種體裁的史書，包括唐朝皇帝實錄。這些書多數是借閱的，有的部帙殘缺。通過勤奮苦讀，劉知幾不但獲得了大量曆史知識，而且也對各種史書的思想觀點、敘事體例、文字特點，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讀這些史書時，劉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膽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認為：《漢書》既然是寫西漢一代之史，就不應有《古今人表》（班固《漢書》中的《古今人表》所收錄人物起自遠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陳勝、吳廣等，未收錄西漢人物）；謝承的《後漢書》應該為西漢末起義軍所立的更始皇帝（劉玄）立“本紀”。當時聽到劉知幾這番議論的人，都責備他不該這般議論前輩大學者。後來他讀到了張衡、范曄的文集，發現他們對《漢書》、《後漢書》的批評，竟與自己的批評一樣，自己許多看法有與前人不謀而合之處。這極大增強了劉知幾在鑽研學問上的自信心。從此，劉知幾更加活躍地獨立思考，在鑽研史書過程中，一有創見就隨手寫成劄記。日子久了，學問就越來越淵博，為後來撰寫《史通》打下了基礎。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劉知幾考中進士，被任命為獲嘉縣（今屬河南）主簿，這時剛二十歲。有了官職之後，他面臨兩條發展道路：一是以聲名繼續詞章之學，以利于仕途發展，求名利雙收；二是重新鑽研曆代史書，但此不為時人所重，影響個人的聲望和升遷。他選擇了後者，把精力投向史學。有一段時間，他去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從官方和私家廣泛借閱史書，盡情披閱。
① 本節主要依據《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新唐書》卷一三二《劉子玄傳》、《唐會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館上》、卷六九四《史館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劉知幾雖然對史學異常執著，但對政治也並非漠不關心。他在任獲嘉主簿期間，曾多次上書皇帝，表達革新政治的意見。當時正值武則天當政。武則天一方面嚴厲打擊長期把持政權的貴族集團，一方面不拘常規大量提拔下層地主階級成員。文章寫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薦當官，通過科舉考試可以做官。這樣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劉知幾上書請求淘汰不稱職的官員。證聖元年（695），劉知幾再次上書，他指出：“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說：“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可以看出，劉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較敏銳的。他所指出的問題，觸及到當時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則天見到劉知幾的幾次上書，雖然很贊賞他的直率敢言，但卻未采用。當時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濫；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網嚴密。很多官員每天上朝前，與家人別離就像生死訣別一樣。每任命一個官員，仆役們竊竊私語：“又來了一個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滿門抄斬。劉知幾深感置身官場禍福無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賦》放在案頭，警戒自己時時保持小心謹慎。這時劉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奮發有為地干一番事業，又擔心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爭斗的犧牲品。劉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場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歡心，任獲嘉縣主簿一連十九年不能升遷。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武則天聖曆二年（699），劉知幾被調任定王府倉曹，並參加編寫大型類書《三教珠英》。原來北齊時祖珽等編有《修文殿禦覽》360 卷，唐初高士廉等編有《文思博要》1200 卷。武則天認為這兩部類書還不夠完備，于是命張昌宗、李嶠、徐彥伯等二十余人編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類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親屬、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選來的編修者多是天下飽學之士，這是劉知幾第一次同全國著名學者們共事。無疑，在兩年多的修書過程中，他大大開闊了眼界，他的學識也被別的學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歲的劉知幾終于正式成為國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為著作佐郎兼修國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寫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顧說：嘗欲自班、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采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可見，劉知幾在進入史館之前，以孔子自勉，對史學有一番宏偉抱負。
劉知幾從四十二歲起，到六十一歲逝世，絕大多數時間都任史職或兼任史職，中間有幾次短時間未擔任史職，所以他晚年自稱“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東觀，是東漢時官藏圖書之處，並在此組織集體修史，因而後來成為史館的代稱。
劉知幾當史官後很快就發現，在史館修史很難發揮自己的創見，往往要遵循一些陳腐的修史格式，或者違心地去歪曲曆史真相。他在入史館的第二年奉詔和李嶠、朱敬則、徐彥伯、吳兢等編寫《唐書》，即修撰本朝紀傳體國史。領銜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則天的侄子，不學無術，只會爭權奪勢。由他來領導修史，怎麼能寫出真實可信的曆史呢？更何況是寫和當時政局、人物有密切關聯的史事。史館監修常以迂腐的見解干擾史官的寫作。如劉知幾被分配寫《李義琰傳》，根據李義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樂已經居住三代的事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這本無可非議，但監修一見則大笑，認為李義琰的祖先原是從隴西（今甘肅隴西）遷過來的，應改為隴西人。知幾無可奈何，只好改寫。但後來在《史通》中說明了這件事，並指出：寫人物的家鄉籍貫應依據父祖以來的實際居住地，而不應依照先祖的發源地。他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因為追溯過遠就失去了記籍貫的意義。
劉知幾在史館參加集體編修的史書，除《唐書》成書80 卷外，還有《高宗實錄》20 卷、《中宗實錄》20 卷、《則天皇後實錄》30 卷、《睿宗實錄》20 卷。所謂實錄，按年、月、日順序記載皇帝在位時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興嗣編修的《梁皇帝實錄》，記載梁武帝蕭衍之事。以後也出現幾種皇帝實錄，但直到唐貞觀年間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後，史官編寫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實錄成為定例。實錄的編寫主要根據起居注，再參考其他朝廷檔案文件。實錄記載史事較詳細具體，是編寫紀傳體正史的基礎。由于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不同派別的斗爭，使史官在編寫實錄時受到很大干擾。因為對每個人物的評價和對每件大事的記載，都可能成為官場傾軋的材料。監修實錄的大臣和史官有時憑個人的好惡，對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寫，實錄不實是常見現象。劉知幾在編寫實錄時，感到處處受牽制。
唐初官修史書、宰相監修制度的確立，表明皇帝對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強，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監修大臣的嚴格監督。史館監修往往把如何記載史事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擔任了史官。劉知幾是有獨立見解的人，自然對史官所受的束縛更加敏感。
劉知幾在史館無法充分發揮才能，漸漸產生了脫離史館的念頭。唐中宗神龍二年（706），中宗李顯率百官護送武則天靈柩由洛陽回長安，劉知幾請求留在洛陽，在那里閉門治學。過了三年，有人報告朝廷，說劉知幾身為史官，不為國事盡力，取樂于園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這時史館的情況更複雜了，竟同時有五個宰相監修國史。長官多，意見又不一致。如記載某件史事，監修楊再思說必須如實書寫。另一監修宗楚客說應該隱諱真情。這使劉知幾無所適從，難以下筆。這時，又有一個監修蕭至忠幾次責備他編寫史書沒有成績。劉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憤然寫出辭職信交給蕭至忠。信中，劉知幾尖銳批評了史館現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觀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記一件事、一句話，都互相觀望，遲遲不寫，所以等到頭發變白也寫不出史書。
其二，資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種史料彙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門支持，困難重重。
其三，權貴干涉。史館人多嘴雜，保密很難。一個史官要是記載某人惡事，著述未完，內容已傳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懼權貴的干涉報複。
其四，監修牽制。史官修史要處處秉承監修意見，而監修多，意見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無所適從。
其五，職責不明。監修不定具體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寫作無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諉，坐等時光流逝。
由于劉知幾久居史職，對史館里的弊病洞若觀火，因而所言皆擊中要害。蕭至忠見信後大為慚愧，實在無言以對，但又舍不得劉知幾這個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辭職。而其他監修則對劉知幾的批評大為惱怒，這樣一來，劉知幾受到的排擠更加嚴重，處境愈發艱難。
發憤著作《史通》劉知幾在史館里郁郁不得志，滿腹才華無所寄托，他又擔心後世沒有人能夠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初次成書是在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後又作修改。他寫此書時，就有人嘲笑他愚。書成後，由于臧否了許多古今人物和史書，因而又引來各種指責。唯獨集賢院學士徐堅深知此書的價值，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座右。”
劉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劉氏家史》15 卷，《劉氏譜考》3 卷，《劉子玄集》30 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傳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劉知幾的大兒子劉貺因罪流放。劉知幾感到不平，上書辯解，惹得唐玄宗發怒，將他貶職為安州（今湖北安陸）都督府別駕。六十一歲的老人，經不住長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憤，很快就病逝了。劉知幾的一生雖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卻為他樹立起一座永遠的豐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對過去的史學作出批判性的、建設性的全面總結。劉知幾依照流派和體例，將眾多史書概括為“六家”和“二體”。所謂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所謂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由于當時二體中，紀傳體占優勢，其編纂技術也更為複雜，所以《史通》對紀傳體的分析較多。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五篇，專門探討紀傳體各個組成部分，《論贊》、《序例》、《序傳》則兼論紀傳體與編年體共有的部分。劉知幾評析史書體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該體例之淵源，然後述其流變，再歸納一個簡潔的定義，接著便用此定義去檢討相關史書的違例之處。
例如，關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以此衡量，《史記》就有毛病，因為陳勝起義稱王僅六個月就兵敗身死，子孫未嗣，封地亦無，“無世可傳，無家可宅”。因而《史記》列陳勝于世家，是“名實無准”。另外，世家之作應區別諸侯和大夫，“家國本別”，但《史記》竟將一些大夫記入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劉知幾還認為，世家應記“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者，而漢代的諸侯王和古代諸侯有很大不同，“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應入列傳。而《史記》將漢代諸侯與先秦諸侯並列世家，“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劉知幾對列傳、表曆、書志、論贊、序例等，均用類似方法評論。其優點是嚴整了史書體例，循名責實，促進了曆史編纂技術的提高。但缺點是有時過于拘泥體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見。如指責《史記》將項羽列入本紀，陳勝列入世家，既表現出比司馬遷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又未通史書變例之義。
劉知幾對于史書編寫方法的探討是相當細致的。如關于史書結構編排，《載言》篇談到如何處置辭章、誥令、章表的問題。《斷限》篇談到收載史事的起訖時間問題。《編次》篇談到紀、傳區分和紀元采用等問題。《品藻》篇談到對史書所記人物的品評分類問題。
關于史書內容取舍，《書事》篇談到取舍的標准，即在荀悅所說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三科。《人物》篇談到史書應記“惡可以懲世”，“善可以示後”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劉知幾甚至還費了不少筆墨探討史書行文的技巧、風格等問題。《因習》、《模擬》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記事方式和言辭，不要“貌同而心異”的模擬，而要“貌異而心同”的模擬。他又進一步展開論述了史書“敘事”的三個要點，即“尚簡”、“用晦”、“戒妄飾”。此外，《采撰》篇具體論述了史料的選擇和使用方法。
判斷一個史家在史學史上的地位，還要看他的史學觀及史學思想。劉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長”論和“一家獨斷”說，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有不小的影響。
所謂史家“三長”，即“才”、“學”、“識”。《史通》的《核才》、《鑒識》、《雜述》等篇，對“三長”分別有論述，但較詳細的說明還是他和禮部尚書鄭惟忠的一段對話，見于《舊唐書·劉子玄傳》。
禮部尚書鄭惟忠問：“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劉知幾回答道：“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柟斧斤，終不能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如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由此看來，史識，指正確的觀點、見解和秉筆直書的精神；史才，指編纂史書、敘述史事的能力；史學，指掌握豐富的史料，學問淵博。這“三長”，是對優秀史家的標准的恰當而貼切的說明，不僅當時人覺得精辟，而且得到後世史家的公認和發揮。
劉知幾長期任職于史館，強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對史家自主性的壓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獨斷”的主張，他在批評史館的種種弊病後，說：“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辨職》）這是當時史學領域里官方控制與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劉知幾不願向史館中的惡勢力低頭的堅定信念。史館之積弊在修史中的最壞影響，莫過于“曲筆”。劉知幾對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實的“曲筆”現象給予了憤怒的批判，鮮明地提出了“直筆”論。他認為，直筆，象征一個史家的氣節，是史家最可貴的道德表現，“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他稱頌曆史上敢于奮筆直書的史家為“壯夫”、“烈士”，“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甯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直書》）
曲筆和直書，一虛一實，一惡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為何世間還是多曲筆而少直書？劉知幾指出，曲筆的總根子在統治者身上，“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筆獲罪”（《曲筆》）。說真話要招來災禍，說假話卻可安然無事。當然，劉知幾不可能超越階級的、時代的局限，不可能將主直反曲的觀點貫徹到底，他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筆》）
此外，“疑古”、“惑經”論表現出劉知幾史學思想上的一些進步因素。他指出：《尚書》、《春秋》雖經孔子編定，為史書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輕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真偽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劉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經”，是由于他認為孔子修史態度、方法和《尚書》、《春秋》等儒家經典存在謬誤，非加以糾正不可。這些錯誤既造成古史的混亂不實，又因書法體例不一而給後世史學帶來不良影響。由于世人多認為儒家經典很完美，“善無不備”，會愈加以訛傳訛，所以他要大膽批評，糾正錯誤。
隋唐時代，史學批評進入繁榮階段。劉知幾集前代史學批評之大成，撰成近九萬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國古代的曆史編纂學、史學史研究、史學批評學的基礎。《史通》的誕生，標志著我國古代史學批評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較全面的理論系統，表明史家已能夠對史學研究的各個環節進行整體的審視。《史通》對于史學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後代史家無不從《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營養。封建史家雖然多指責劉知幾“侮聖”，“離經”，為“名教罪人”，“工訶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標榜，前無賢哲”，但是對于《史通》的成就也給予肯定。宋人黃庭堅把《史通》與《文心雕龍》視為史學、文學領域之雙璧，“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于後學焉。”
劉知幾的許多合理意見為後人所采納和發揮，促進了史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如劉知幾認為，在紀傳體史書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這一意見為宋代史家鄭樵所采納，鄭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蟲略》。清代考史名家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舉出了《史通》啟發後人的幾個例子：“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叢亭（指劉知幾）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為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劉知幾對清代史學批評家章學誠的影響就更明顯了，章著《文史通義》對《史通》的許多觀點都有明確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節吳兢一代諍臣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的長安年間（701—704），吳兢被舉薦“有史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從此吳兢步入仕途。他為史臣，耿直敢于犯顏直諫，保存至今的吳兢幾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跡，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對當時政治局勢較有影響之作。武則天去世後，唐中宗李顯無力駕馭全局，武三思、韋後、安樂公主都在覬覦最高權力，陰謀之事連接不斷。一時朝中人人自危，氣氛恐怖。吳兢不計個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說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謀，是一場陰謀。他勸中宗珍惜與相王“親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吳兢分析說，如果相王被誣治罪，那麼中宗本人也將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由于吳兢奏表頗有影響力，加上禦史中丞蕭至忠的進諫，終于使相王平安無事。數年後，相王李旦繼位，是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還權綱，銳于決事”，一反中宗、睿宗難以獨掌權柄的局面，然而權力的集中也帶來負面影響。群臣面對玄宗不敢大膽進諫。吳兢感到這種狀況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勸玄宗對進諫者有所區別，改變賞簿罰重的做法，如進諫者“所言是”，則“有益于國”；即使“所言非”，也“無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吳兢在奏章中舉出了前代皇帝虛心納諫致勝和驕橫拒諫致敗的實例，還特別贊揚了太宗李世民虛懷若谷、導人使諫的故事。
吳兢所上諫疏皆關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諫十銓試人表》即是一例。當時在選用官員時，皇帝繞開吏部而在禁中做出決定。吳兢很反對，認為朝廷各個部門應各司其職，選官事必須由吏部主之。他強調的是要按既定法規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變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
從上述事例，說明吳兢在政治上頗有獻替，他的直言敢諫，不愧為一代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