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舊唐書》卷九二《魏元忠傳》。
② 《舊唐書》卷一四八《李吉甫傳》。
畫商討，凡虜之情為盡知之”③。
隋、唐兩代的測量技術有很大發展。劉焯反對傳統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錯誤說法，提出了新的測量方法。他上書給隋煬帝說：“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請一水工，並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因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④他的方法很正確，可惜隋煬帝沒有采納。到唐開元十二年（724），在僧一行領導下，南宮說等人在河南平原上的滑縣、浚儀、扶溝、上蔡四個地方以水准繩墨引度距離，測量太陽影子。結果“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⑤。當時，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是在測量地球子午線一度的長度。現在才知道，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線的實地測量。南宮說測得在河南一帶，子午線一度的長度為123.7 公里，比現在的測量結果110.6 公里相差13.1 公里，相對誤差約11.8％①。
在李筌撰的兵書《太白陰經》卷四中，記載了當時用于測量地勢的一套工具：“水平”（即水准儀）、“照板”、“度竿”以及它們的結構和使用方法。同樣的內容，在杜佑《通典》、曾公亮《武經總要》、李誡《營造法式》中都有轉載。
③ 《新唐書》卷一八○《李德裕傳》。
④ 《隋書》卷十九《天文志》。
⑤ 《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一》。
①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 年版，第296 頁。第三節旅行家和游記唐代最著名的旅行家是玄奘（596—664）②，他于隋末出家，熟讀佛經典籍，深究理義，發現佛教內部派別爭論很多，理論上不統一，影響了佛教的發展。為了尋找權威佛教經典，貞觀三年（629）他從長安出發，冒險偷偷地跟著商人越過國境，由西域去天竺（今印度）。途經瓜州、玉門關、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魯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過蔥嶺北隅的凌山（今天山騰格里山穆素爾嶺），經大清池（今伊塞克湖）南岸往西到貨利習彌迦國（今卡拉卡爾巴克），又折往東南，出鐵門（今巴達克山），過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和黑嶺，來到北印度。在印度，他遍游恒河與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東南沿海地區，然後翻越雪山和蔥嶺，經疏勒、于闐、鄯善、敦煌，于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前後花了十六年，跋涉五萬余里，備受艱難。回國後，唐太宗要玄奘把旅行見聞寫出來。貞觀二十年（646），《大唐西域記》寫成。此書由玄奘口述，辯機撰文，共12 卷，約十余萬字，記錄玄奘親自游過的一百十個和傳聞得知的二十八個以上的城邦、地區、國家的情況，是唐代傑出的地理著作，主要成就表現在四個方面：1.新的地理內容。我國自漢代起，就把昆侖山脈西部高山地區稱作蔥嶺。《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有波謎羅川的地名，指出這是蔥嶺的一部分，“其地最高”。這是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首次提到帕米爾（波謎羅）這個名稱和地理概念①。
2.對中亞、印度等國地理環境的詳細描述，超過了以前的任何著作。
3.對某個地區的描述，既有自然地理的內容，又有經濟地理內容。是今天研究中亞、印度一帶的曆史地理所必需的文獻。
4.《大唐西域記》除去首尾兩卷有中國地理內容外，其余各卷都是講外國地理，是我國古代外國地理專著之一。
《大唐西域記》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自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陸續被譯成法文、英文和日文。
王玄策也是著名旅行家。他于貞觀十七年（643）、貞觀二十一年（647）、顯慶二年（657）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傳》②一書，今失傳。部分內容見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國行傳》記載尼泊爾著名的阿耆婆彌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七的記載詳細。可見，《西域行傳》的價值當不減《大唐西域記》③。
我國第一個到過埃及並留下著作的旅行家是唐朝的杜瓖。他于天寶十載（751）隨高仙芝在怛邏斯城（今中亞江布爾）與大食軍作戰時被俘。此後，隨大食軍隊西行，遍曆阿拉伯各地，過了近十年的俘虜生活。後來，他獲得了旅游非洲某些國家的機會，並于寶應初年（762）乘商船回國。歸國後，寫成《經行記》一書，今失傳，僅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通典》中。此書是中國最早記載伊斯蘭教義，記錄中國工匠在大食傳播生產技術，記載亞、非若干國家的曆史、地理、物產、風俗的書籍，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高度評價。② 玄奘生卒年有幾種說法，此據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① 酈隸彬：《大唐西域記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
② 《西城行傳》有多種異名，如《王玄策行傳》、《西國行傳》等，均見《法苑珠林》。③ 《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 年版，第369 頁。
有關部分已被譯成英、法、日等國文字。
唐代由水路去印度求法的旅行家是義淨。咸亨二年（671），他從廣州出發，經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東南部）至印度。在印度求法十年，又由海道至室利佛逝，停留六年，于永昌元年（689）回到廣州。同年冬又去室利佛逝，六年後回到洛陽。義淨前後在外旅行二十五年，曆三十余國。在回國途中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求法高僧傳》，這是唐代記述南海最詳細的著作，是研究印度和東南亞各國曆史地理的珍貴文獻，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十九世紀末即被譯成法文和日文。
元和四年（809），李翱去廣州任職，從洛陽出發，循洛水入黃河，轉汴渠，接山陽瀆，經揚州，沿江南運河過蘇州、杭州，又溯錢塘江轉信江，渡鄱陽湖入贛江，越大庾嶺，循湞水和北江南下，直達廣州。全程走了一百二十四天。他用日記體裁記錄了這次旅途經過，取名《來南錄》①。全文八百四十六字，有較高的地理價值。
① 《李文公集》卷十八。
第四節水文著作唐代在廣德二年（764）以後，在長江上游已出現了記錄長江枯水水位的題刻。
賈耽非常關心黃河上游的情況，于貞元十四年（798）完成了我國曆史上以黃河命名的第一部著作——《吐蕃黃河錄》。此書有文有圖，記載吐蕃境內“諸山諸水”的“首尾源流”①，10 卷，今不傳。
唐朝人對海洋潮汐的認識水平比前代有了提高。寶應、大曆年間（762—779），出現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專著——竇叔蒙的《海濤志》，又叫《海嶠志》。竇叔蒙，浙東人②，是一位民間科學家，其生平事跡不詳。《海濤志》是我國現存的比較系統的第一部潮汐學專著，全書分六章，討論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海洋潮汐運動的規律，計算了相當長時期內的潮汐循環次數，對高低潮時的推算創立了一種科學的獨步一時的圖表方法，對一個朔望月里潮汐與月亮的對應變化作了生動的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現象等等。
與竇叔蒙幾乎同時代的封演，在《聞見記》中准確地記載了潮水漲落的逐日推遲③。封演和竇叔蒙在不同的正規半日潮地區進行著同樣的觀測項目，所得結果完全一樣。
盧肇在《海潮賦》中提出了潮汐與太陽有關的論點，也是一個進步。但他過分誇大太陽在潮汐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取的。
① 《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
② ③《全唐文》卷四四○。
第五節地質礦物著作隋唐兩代的礦物及礦產地，在《新唐書·地理志》及其他志書中有一部分記載，共有礦物約三十七種。《道藏》中記載煉丹原料的有梅彪的《石藥爾雅》和佚名的《金石簿五九數訣》。在本草著作中有礦物藥，這些都是隋唐主要礦物文獻。
《石藥爾雅》大約是元和元年（806）的著作①，約五千字，講煉丹原料並解釋許多煉丹藥物的隱名，如水銀（澒）的隱名就有姹女、青龍、流珠、元水、鉛精等二十多個。全書記載礦物五十多種，隱名卻達三百三十五個以上。
《金石簿五九數訣》，約在麟德元年（664）成書②，記煉丹用礦物四十五種，每種礦物下面又記產地及辨認方法，全書約二千五百余字。
蘇敬等人纂修的《新修本草》54 卷，唐顯慶四年（659）由政府頒行，收礦物藥一百零九種。原書宋以後散佚，現殘存12 卷半。
地質現象的觀察與分析，以顏真卿的《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最有名。他在今江西省南城縣麻姑山發現螺蚌殼化石，認為這是滄海變桑田的遺跡。
① 袁翰青：《化學通報》1954 年7 月號。
② 李仲均：《地球科學主要著作系年》，1984 年油印稿。
第六節沿革地理著作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和《邊防典》是我國最古老的沿革地理專篇①。它打破曆代正史地理志只記本朝的局限性，將一個行政單位的曆史沿革由近及遠地向上追溯，一般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這種體裁是杜佑的創造，繼起者不少，以至形成了“十通”著作系列。
在《州郡典》的末尾，杜佑首次力辨黃河伏流重源說的錯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邊防典》16 卷，把曆史上中國四鄰的部落和國家進行綜合敘述，突出邊防上的作用，顯示出地理形勢，給後來研究國防史的人提供了方便。
① 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53 頁。
第七節堪輿著作隋唐時期，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一個迷信派別——堪輿學開始盛行。隋代有僧令仙之術，唐初已有“五音姓利”說。唐太宗時，地理學家呂才按照太宗旨意，主持刊定陰陽書。在序言中，他批判了堪輿學中的迷信思想，指出祿命不可靠，喪葬和子孫的貧富、貴賤、壽數無關。呂才雖然對堪輿學作了批判，但社會上並不因為有人批判而減少信徒，新的堪輿著作不斷問世。李淳風有《九星龍穴圖》，丘延翰有《天機素書》4 卷。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破長安，國師楊益，號筠松，仕至金紫光祿大夫，職掌靈台地理，乘世亂之機，竊取內府堪輿書籍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賴文進（一作俊）①。楊益一面授徒，一面著書。主要著作有《撼龍經》2 卷，《疑龍經》、《葬法倒杖》、《青囊奧語》、《青囊序》各1卷，《天玉經》4 卷，《都天寶照經》2 卷，《地理樞要》4 卷，《記師口訣節文》1 卷。
① 宋濂：《葬書釋注敘》，載《琳瑯秘室叢書》一函。
第五十章生物學中國古代生物學基本上處于生物學知識的收集和積累階段。某主要成就大多體現在對于動植物形態、生態和生命活動規律的實際觀察與直觀描述的范圍之內，而較為缺乏理論上的總結和提煉。雖然如此，這種觀察與描述的深度和廣度仍在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使中國生物學呈現出令人歎服的多彩面貌。隋唐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複興和醫藥學及農學的進步，人們對生物世界的認識更加擴大和深入，生物學知識日益豐富，對生物資源的考察和開發利用也有顯著進展，從而為宋元時期傳統生物學的空前繁榮奠定了基礎。第一節本草學與生物學中國曆代本草學著作大多包含有關于藥用動植物的翔實記載，具有很高的生物學價值。隋唐以前，南朝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經集注》，共收錄藥物七百三十種，是當時流傳最廣和影響最大的藥物學專著，但由于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對峙的時代，局處江南，“聞見闕于殊方”，再加上個人著述，“銓釋拘于獨學”，其見聞與看法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帶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謬誤之處也為數不少。隋唐兩代，國家統一，中外、南北、內地和邊遠地區的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躍，新發現的和海外傳入的藥物大為增加，用藥經驗也有了更多的積累，從而為編修一部較完善的本草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右監門府長史蘇恭（原名蘇敬）上表建議修訂本草，唐政府隨即指派英國公李勣、太尉長孫無忌以及許敬宗、孔志約、許孝崇、李淳風等二十二人與蘇恭一起進行編修新本草的工作。同時，唐政府還明令征集全國各地所產藥物，要求繪出實物圖譜，以供編書之用。顯慶四年（659），蘇恭等人將《新修本草》編撰完成，並由政府頒行全國。這部書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制定的藥典。
《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共54 卷，分為本草、藥圖和圖經三部分，收錄藥物八百四十四種，其中比《本草經集注》新增藥物一百十四種，考辨和訂正載錄有誤的藥物四百多種。在這八百多種藥物中，“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①，包含有草、木、獸禽、蟲魚、果、菜等生物藥近六百種。在新增補的一百多種藥物中，則有生物藥九十多種，如薄荷、蒲公英、獨行根（馬兜鈴根）、蓖麻子，外來藥安息香、阿魏、龍腦香、胡椒、底野迦（鴉片制品）等。由此可見，《新修本草》中生物藥所占比重是相當大的。書中詳細記述了這些藥物的性味、產地、形態、采集時間、炮制方法、功效和主治等，有豐富的生物學內容。《新修本草》如同後人所說“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②，編有藥圖25 卷，圖經7 卷，其中繪有相當精確的各地動植物標本圖樣，以之作為按形態特征鑒別藥物的依據。這實際上就是現代所說的動植物園譜，在生物學上具有重要價值。動植物形態圖的出現，可說是中國古代生物形態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志。《新修本草》約在北宋末年佚失，敦煌曾出土殘卷二片，現藏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另外日本仁和寺藏有日本天平年間的抄本。光緒十五年（1889），傅云龍在日本將當時僅存的十多卷書抄錄下來，後刻入《纂喜廬叢書》，此即現今可見的《唐本草》，遺憾的是圖錄已無存。
《新修本草》問世後，相繼出現了一系列的本草著作，如孟詵《食療本草》，王方慶《新本草》，陳藏器《本草拾遺》、《海藥本草》等。其中唐玄宗時（八世紀）陳藏器所著《本草拾遺》，對《新修本草》遺漏的藥物進行增補，補錄藥物達數百種，有許多是南方民眾習用的草藥，為中國古代藥用植物學知識作出了新的重要貢獻。孟詵是著名醫藥學家孫思邈的弟子，所著《食療本草》，據今人輯本，其中已有一百六十多種關于植物類食物的記述，基本上包括了當時人們日常食用的糧油果蔬等栽培植物。例如當時剛剛作為普通蔬菜的牛蒡子、莧菜等，新引進的蔬菜白苣、菠菜、小茴香等，這① 孔志約：《唐本序》，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② 蘇頌：《本草圖經序》，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些蔬菜新品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和引種馴化栽培植物方面的進展①。《海藥本草》是一部記述國外引進藥物的著作，其中如瓶香、宜男草、藤黃、師子草、海蠶、郎君子等藥物，均為以前典籍所未載，使人們增長了許多新的藥用動植物知識。該書記述的青木香、阿魏、肉豆蔻、瓶香、龍腦、安息香、訶梨勒、胡椒等，都含有揮發油，顯示了唐代在認識與開發芳香植物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①。
① 汪子春、羅桂環、程寶綽：《中國古代生物學史略》，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年版。① 汪子春、羅桂環、程寶綽：《中國古代生物學史略》，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年版。第二節地區性和園林動植物著作隋唐時期，由于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對華南和西南地區的開發，出現了對某一地區動植物的專門記述，這對于了解該地區動植物資源是很有幫助的。其中較著名的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投荒雜錄》，段公路《北戶錄》和劉恂《嶺表錄異》。房千里的著作已失傳，僅在《太平廣記》、《說郛》等書中存有片段，可略知其含有很多關于南方動植物的內容。後兩部書則主要是記載嶺南地區的動植物。段公路為著名學者段成式之子或侄，所著《北戶錄》3 卷，書中記載的動植物近五十種，如動物有犀、鷓鴣、蚊母、孔雀、緋猨、紅蛇、紅蝙蝠、蛤蚧、水母、紅蝦等，植物有桄榔、蕪菁、甘蕉、枸櫞、都念子、睡蓮、水韭、無核荔枝、偏核桃、鶴子草、越王竹、指甲花等。劉恂在唐昭宗時曾任廣州司馬，後留居該地，所著《嶺表錄異》3卷，內容涉及今兩廣及越南北部地區的風俗物產，書中記載的動植物有八十多種，如動物有蚊母鳥、鵂鹠、韓朋鳥、鷓鴣、黃蠟魚、竹魚、鹿子魚、魵魚、石首魚、比目魚、石矩、蛤蚧、水母、兩頭蛇等，植物有鶴子草、野葛、山姜、 竹、沙摩竹、倒撚子、榕樹、桄榔、波斯棗、偏核桃、橄欖、枸櫞子、龍眼子、椰子樹等。這兩部書重點描述了這些動植物的形態、生活習性、產地及用途，都是重要的地區性動植物著作。
隋唐時期，園林建造非常興旺，許多皇家和私家園林都很有名，其中搜集了大量觀賞植物和珍稀動物，並且出現了王方慶《庭園草木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記》等專記園林植物的著作。如據《平泉山居草木記》記載，在李德裕平泉莊中有金松琪樹、海棠、榧、檜、紅桔、厚樸、香檉木、青神鳳集、月桂、青颼、楊梅、山桔、溫樹、珠柏、欒荊、杜鵑、山桃、側柏、南燭、椰柏、紅豆、山櫻、栗、梨、龍柏、重台蓮、白蓮、芳蓀、羅浮桂、山茶、紫丁香、百葉木芙蓉、真紅桔、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台、薔薇、黃槿、牡桂、杜石、山楠、藥樹、天蓼、青柏、黃心栳子、朱杉、龍骨、筆樹、楠木、椎子、金荊、紅筆、密蒙、勾栗、木堆、山姜、碧百合等①。這些植物大多是采自江浙和湖廣一帶的園林珍品，“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②。園林事業的發展有助于人們深入觀察和認識動植物的生長規律，在積累動植物引種馴化經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著名學者段成式所著《酉陽雜俎》，也是一部涉及大量生物學內容的重要著作。其中“廣動植”、“支動”、“支植”等篇記載了許多動植物的異名、產地、源流，並對其形態特征等，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該書所記植物近二百種，特別是還記有唐代傳入我國的龍膽香、安息香、波斯棗、巴旦杏、無花果、齊墩樹（油橄欖）、波斯皂莢、■祗（水仙）、婆郍娑樹、毗尸沙花、金錢花等原產外國的植物，並明確說明毗尸沙花和金錢花分別是在梁大同一年（535）和大同二年（536）傳入我國的。《酉陽雜俎》中關于園林植物源流的考證，關于古代植物學術語的解釋等，對研究古代生物學也都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① 汪子春、羅桂環、程寶綽：《中國古代生物學史略》，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年版。② 張柏：《賈氏談錄》。
第三節植物形態和生態知識隋唐時期在植物形態和生態方面的知識積累是相當豐富的。如劉恂《嶺表錄異》載：“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彈丸。其實金色而葉綠”；“龍眼子，樹如荔枝，葉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堅，肉白帶漿，其甘如蜜”；朱槿（即扶桑），“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條，長于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雖繁而有豔，但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即活”。作者對這些植物的形態特征進行了細致的觀察，才能作出准確和精彩的描述。
植物與其生長環境有十分密切的關系。陸龜蒙《苔賦》提到：“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明確指出了旱生植物的瓦松和濕生植物的葵，生長環境是不相同的。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寫道：“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水韭生于水湄”①，說的是睡蓮是水生植物，水韭是水邊生長的植物。此書還記載“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②，地錢多生長在陰濕而富含有機質的地方。蘇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許多藥用植物的生長環境，如杜蘅“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等③。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濕生的及旱生的，說明不同的植物對水有不同的要求。
劉恂《嶺表錄異》記載：“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現代植物學證實，小麥發育要經過一個低溫階段後才能達到生育期。如果不經過低溫階段，小麥將停留在生長階段而不能開花結實。這里說的地熱，指的是廣州氣溫高，冬天也很溫暖，因而缺少小麥生長所需的低溫。劉恂所述說明當時已觀察到小麥在廣州不能抽穗結實是由于地熱的緣故，這是關于小麥生長規律的一個很有實際意義的結果。著名詩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縣）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無槐，自忠之北更無荔。”①白居易還在《大林寺桃花》一詩中寫道：“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他在《潯陽三題·湓浦竹》一詩中說：“潯陽（南方）十月天，天氣仍溫燠，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吾聞汾晉（北方）間，竹少重如玉”。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區南北的差異，氣溫有較大變化，因而植物的開花也有遲早，上面的記述表明，人們對這一現象已有清楚的認識。
對植物生態有影響的生物因子，主要是雜草、病、蟲等。這一時期在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將這些知識應用于生產實踐中。如晚唐時的農書《四時纂要·二月》記載：“種谷，是月上旬為上時。凡春種欲深，遇小雨，接濕種；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後下子。”②這里強調了種谷，二月上旬為“上時”，遇大雨後要等雜草萌生時，先將雜草鋤去再播種。這樣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間雜草，另一方面這時播種的種子極易萌發，並且生長迅速，等雜草經過一些時間又滋生出來的時候，谷苗已經長得相當高了，在田間占有優勢，從而使作物長勢良好。嫩芽期的雜草競爭不過谷苗，生長受到抑制。這種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說明人們對雜草的生活習性已有一定的了解，並將其用于農業實踐。對于農業害蟲及其天敵，這一時① ②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九。
③ 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第213 頁。① 《大唐傳載》，見《守山閣叢書》。
② 韓鄂：《四時纂要》，見繆啟愉《四時纂要校釋》，農業出版社1981 年版，第49—50 頁。期也有不少記載。例如《酉陽雜俎》記有“開元二十三年（735），榆關有虸蚄蟲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①，指出了害蟲為害及其天敵除害的良好作用。《嶺南錄異》所載飼養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則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此書所載廣南人養梟捕鼠，稻田里放養草魚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對生物習性的認識而采取的防害增產的有效措施。
① ②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節動物形態和生態知識隋唐時期關于動物形態和生態知識也有豐富多采的記載。在動物形態方面，如《酉陽雜俎》提到：牛“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齒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②。指明了牛齒的生長情況。由于牛齡與牛的經濟價值有關，而查看牛齒可簡便地了解牛齡，所以至今仍以牛齒的生長情況和形態變化作為鑒定牛的年齡的主要依據。唐代獸醫學著作《司牧安驥集》載，“大抵相馬之法，當以形骨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書中將毛色分為十四類六十一種，並按旋毛的部位各定其專名，至今解剖學上也是以部位定名的。唐代《相牛心鏡要覽》列舉了十多種不同的水牛角名稱，如“龍門角”、“順風角”等，並認為長有這類角的水牛均屬良種水牛。《酉陽雜俎》記載：“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①陳藏器《本草拾遺》亦載：“鯉魚從脊當中數至尾，無（論）大小，皆有三十六鱗”②，已細致地觀察到鯉魚的側線鱗，並指出有三十六片，這是正確的，也是很不簡單的。此書又指出：“海獺生海中，似獺大如犬。腳下有皮如人胼拇，毛著水不濡。”③《本草拾遺》還較早記載“鯧魚生南海，狀如鯽，身正圓，無硬骨，作炙食至美”；“海馬出南海，形如馬，長五六寸”④等，指明鯧魚和海馬的形態和產地。鯨類屬于胎生哺乳類動物，唐代已有認識。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寫道：鯨，“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鲇，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劉恂在《嶺表錄異》中說，“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為酒杯也。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為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⑤。“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⑥，關于某些地區特產動物的這些記述，也很易于引起人們的興趣。
動物有著多種多樣的生態習性。人們在長期實踐中已觀察到潮區動物與潮汐運動的關系。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數丸（一種小蟹），形如蟛蜞，競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⑦，這種現象是很有趣的。牡蠣固著生活，對于它利用潮水攝食的習性，古代學者早有觀察和描述。如《嶺表錄異》記載：“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①，將牡蠣攝食方式與潮水的關系作了非常明確的描述。
關于動物的共棲現象，如“鳥鼠同穴”等，在《尚書》、《爾雅》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所記載。在唐代則對海洋動物共棲現象有較詳細的描述。如《嶺表錄異》載，水母與蝦共棲現象，水母“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②。對這種現象在段公路《北戶錄》及陳藏器《本草拾遺》等著作中都有類似的記載。此① ⑦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七。
② 轉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第419 頁。③ 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第374 頁。④ 引自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
⑤ 劉恂：《嶺表錄異》卷下。
⑥ 劉恂：《嶺表錄異》卷上。
① ②劉恂：《嶺表錄異》卷下。
外，唐代一些著作還提到窗貝與蟹的共生和蟹與螺類動物的共生。螺與蟹的共生體至今還可以從沿海地區采集到③。
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是很強的，適應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如烏賊遇到危險釋放黑墨是為了防衛的需要，《酉陽雜俎》寫道，烏賊“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④。該書又論述動物保護色說，“凡禽獸必藏若形影，同于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樹”。這里指出動物界普遍存在著保護色，使動物便于進攻捕食或避免天敵，以求得生存和發展。段成式的這一論述是相當精辟的。
在某種特殊情形下，有些動物會表現出令人難解的反常行為，其奧秘也許還有待于人們長期的探索。例如鯨魚“自殺”就是這種至今仍使科學家們感到困惑的動物異常現象。中國古代很早就發現了鯨魚“自殺”現象。從《漢書》、《南齊書》到《新唐書》的五行志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有關于長數丈乃至數十丈的“大魚”在海灘上擱淺死亡的明確記載。至于鯨魚為什麼會“自殺”，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給出了一個很樸實的解釋。他在《設漁者對智伯》一文中提到：“大鯨驅群鮫、逐肥魚于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①這段話把鯨魚“自殺”現象說成是由于追捕食物，“貪而不能止”所造成的結果，這雖然不無可能，但也有些過于簡單。然而在今天的科學家也還難以作出確切解釋的情況下，柳宗元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此一說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隋唐時期的古生物知識也有所進展。這一時期關于古生物化石有不少記載，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顏真卿所說，南城縣麻姑山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②。這里已含有這些化石是由于海陸變遷的作用而形成的思想。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能有這種認識，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這種思想對後世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③ 苟萃華等著：《中國古代生物學史》，科學出版社1989 年版，第124 頁。④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七。
①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十四。參見汪子春《動物生態知識的發展》，載苟萃華等著《中國古代生物學史》。
② 顏真卿：《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文集》卷五。
第五節生物學的其他成就隋唐時期的生物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作為植物無性繁殖的一種重要方法，這一時期對嫁接技術的認識和應用也有新的發展。這在韓鄂《四時纂要》一書中有所反映。該書《正月·接樹》記載：“接樹，有取樹本如斧柯大及臂大者，皆可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力大壯矣，夾殺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氣難應”，“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所。寬即陽氣不應，急即力大夾殺，全在細意酌度”，插枝後，“別取本色樹皮一片，闊半寸，纏所接樹砧緣瘡口，恐雨入”，“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①。在上述引文中提出了接樹和樹砧的名稱，並指出砧木大小與嫁接部位的關系，即稍大的樹留砧可以稍高，如離地近則地方太盛，會夾殺所接的樹枝，樹小要截得矮些，否則地氣供應不上。這里已注意到砧木的生長發育與從土壤中吸收養分及水分（即地力、地氣和陽光）的情況，以及嫁接方式對其成活的影響。此外還特別提出要用本色樹皮紮傷口，以減少外界不良環境的影響。所謂“其實內子相類者”，實際上是指明了嫁接時要以樹木的“類”為標准，這不僅在嫁接技術方面有了提高，而且從理論上總結出接樹的原理，即親緣關系相近的樹都可以嫁接。這個結論為種間嫁接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原則。《四時纂要》關于同類的樹都可以嫁接的記載，發展了《齊民要術·插梨》所載梨及柿的兩種嫁接法，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的一些重要農書如《種藝必用》、《農桑輯要》等都曾引用過《四時纂要》中有關嫁接的論述。
隋唐時期在大型真菌人工栽培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隋書》記有《種神芝書》1 卷，顯然是有關真菌人工栽培的著作，但可惜早已失傳。韓鄂《四時纂要》詳細記載了兩種栽培構樹菌的方法，一種是“取爛構木及葉，于地埋之，常以泔澆令濕，兩三日即生”①，另一種是“畦中下爛糞，取構木可長六七尺，截斷磓碎，如種菜法，于畦中勻布，土蓋。水澆長令潤。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後出者甚大，即收食之”②。這兩種方法是真菌段木栽培法的雛形，是在充分了解真菌生長條件等生物學知識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這也是我國現存最早關于人工栽培食用菌方法的記載。唐代以後，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更為發展，至元代王禎《農書》又提出了我國首創的香蕈斷木栽培法。
生物防治是一種成本低、效益高，並且無汙染，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防治農林植物病蟲害的極好方法。晉代嵇含《南方草木狀》、唐代段公路《酉陽雜俎》都記載我國南方有一種蟻，比普通螞蟻大，在柑桔上結窠，可防止柑桔為群蠹所傷。劉恂《嶺表錄異》明確記載：“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于都市者，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有黃色大于常蟻而腳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都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也。”③據有關專家考證，這種蟻應為黃猄蟻。利用黃猄蟻防治柑桔樹病蟲害確實非常有效，至今仍為廣東、福建一些地方的果農所采用。在生物① 韓鄂：《四時纂要》，見繆啟愉《四時纂要校釋》，農業出版社1981 年版，第22—23 頁。① ②引自繆啟愉《四時纂要校釋》，農業出版社1981 年版，第88 頁。
③ 劉恂：《嶺表錄異》。
學史和農學史上，黃猄蟻的利用是生物防治害蟲的一個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例子。國內外學者公認我國古代對這一事實的記載最早，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西方約早一千年。
第五十一章物理學第一節力學知識關于物體的位置、運動及參照物我國自先秦時代已經有關于物體的位置及運動的討論。《呂氏春秋》中著名的“刻舟求劍”的故事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①這位楚人只考慮劍墜入水時劍與船的相對位置，“從其所契者入水”，當然他不可能找到墜入江中的劍。而《呂氏春秋》的編纂者們則正確地指出，“舟已行矣，而劍不行”。船在運動，因此落入水中的劍相對于船的位置時時在變化。在不考慮河水的沖力作用時，劍相對于河岸是靜止的。顯然，故事的編纂者是知道如何能找到劍的。從物理學意義上說，這里的問題是，要選擇恰當的參照物，才能正確確定物體的位置和描述其運動的狀態。
古籍中後來有許多討論或論述運動的記載。晉人葛洪有“見游云西行，而謂月之東馳”的論述①。束晳又說：“仰游云以觀月，月常動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②這就是說，以云作為參照物，月亮是運動的；以船作為參照物，則河水是運動的。《隋書》的這段記載肯定了束晳的看法。隋唐時期，人們對于運動的相對性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重心與平衡我國古籍記載，先秦時期就有了一種叫做“欹器”或“宥坐之器”的器物，當注水于這種器物時，“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③。欹器的制造一直流傳到隋唐以後。隋代，耿詢就曾制造和進獻欹器④。唐代，馬待封制造了盛酒的欹器⑤。李皋也制造過，“皋嘗自創意為欹器，以髤木上出五觚，下銳圓，為盂形，所容二斗。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⑥。這里以盛水多少表現出的水的力量的強弱，來描述其底銳圓的欹器盛水後的狀態。“少則水弱”，即水少其重力不足以傾覆器物；“多則強”，即水多其重力強大以致傾覆器物；“中則水器力均”，即欹器年盛水適中時，水的重力與器物本身保持平衡。試圖探究欹器盛水之後狀態的原因，說明唐代人們對力和力的作用的認識又進了一步。
“被中香爐”是我國古代能工巧匠充分運用重心及平衡等物理學知識創制的。成書于晉代的《西京雜記》記載：西漢時期“長安巧工丁緩者..又① 《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貴因篇》。
① 《抱樸子》內篇卷七《塞難》。
② 《隋書》卷十九《天文志》。
③ 《荀子》“宥坐”。
④ 《隋書》卷十九《天文志》、卷七八《耿詢傳》。
⑤ 《太平廣記》卷二二六《伎巧二》。
⑥ 《新唐書》卷八○《李皋傳》。
為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①。它的結構特點是，“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這實際上是一常平架裝置，“機環”由回轉軸線相互垂直並交于一點的三個金屬環構成，內環軸上懸掛爐體。由于各環轉軸彼此制約以及爐體本身重心的影響，任何情況下爐體都不會傾倒。因此若在爐體內點燃薰香，香爐可置于被中，而不必擔心香灰傾覆燒毀被褥。根據史籍記載可知，被中香爐至遲在西漢時已經發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陝西西安唐代遺址中曾出土制作精美的被中香爐和銀熏球②。除被中香爐外，曆代制作的類似裝置亦用于取暖、娛樂等用途。而這種常平架裝置，對後世航海和航空中不可或缺的儀器陀螺儀的發明，有重要啟示。
對空氣阻力、升舉力和大氣壓力（壓強）的認識唐代王冰在注《黃帝內經·素問》中指出：“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此處所述表明，當時人們已了解，物體在空氣中運動時，受到空氣阻力及氣流的升舉力的作用。王冰的注接著指出：“虛管溉滿，撚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①他做了兩個實驗：一是把水灌進一根管子里，上口封閉並懸掛起，這時水不會從下口流出。二是要想把水很快地注入小口的瓶子里，是不可能的。可見王冰對管子和瓶子中水的出入以及水與氣之間的升降關系進行了仔細的實驗觀察，並作出了合乎科學的解釋。這兩個實驗的結果都說明了大氣壓力的存在。
唐代杜佑對利用虹吸現象“隔山取水”有詳細的敘述：“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樺干草，當筒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②大氣壓強的存在，使得人們能夠利用虹吸現象來灌溉農田。盡管當時對虹吸的物理原理並無深刻認識，但是，密封竹筒、在筒尾燒干草、把水從低處引上來並且使水翻越過山，顯然是總結了長期的實踐經驗的結果。
測定液體的濃度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有用水浮法選種的記載。唐代，段成式寫到關于蓮子在水中的沉浮狀態：“蓮實，蓮入水必沉，唯煎鹽咸鹵能浮之。”③因蓮子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故入水必沉。但鹽鹵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且鹽鹵愈濃其比重愈大。雖然當時人們不可能有關于比重與濃度等明確的科學概念，但在長期的生活和生產實踐中懂得，根據蓮子在鹽鹵中的沉浮情況就① 《西京雜記》卷一。
② 參閱史樹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載《文物》1962 年第3 期，第47—52 頁；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市東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銀器》，載《文物》1964 年第6 期，第30—32 頁。① 《黃帝內經·素問》卷十九《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
② 《通典》卷一五七《兵十·隔山取水》。
③ 《酉陽雜俎》卷十九。
可以知道鹽鹵的濃度。由于鹽業生產在我國曆來備受重視，所以檢測鹽鹵的濃度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後世有許多關于這方面的記載。
力學知識在工程技術中的應用隋唐時期，工程技術中常常要應用力學知識。在許多大型的木構建築如宮殿、佛塔的建造中，在大型鑄件的吊裝及天文儀器的制造安裝中，在橋梁（如隋代建造的著名的安濟橋）和舟船的建造中，無一不應用力學知識。可惜當時沒有系統敘述或總結這方面知識的著作。
第二節熱學知識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述及秦漢時期宮中曾有寶物“青玉燈”①。唐代有一種很可能與“青玉燈”類似的，叫做“仙音燭”的器物。宋代陶穀在《清異錄》中說到：“（唐朝）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台，雜寶為之，花鳥皆玲瓏。台上安燭，既燃點，則玲瓏皆動，丁當清妙。燭盡絕響，莫測其理。”②此處所述，顯然是因為蠟燭點燃後產生熱氣流，推動玲瓏的花鳥模型轉動，並發出叮當之聲；蠟燭燃盡後，不再有熱氣流生成，模型停止了轉動，聲音也沒有了。唐代人們還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科學道理，故而把這些器物視為至寶。而這些器物之所以奧妙，也正是因為它們符合科學原理，它們能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設計制造出來，確實令我們贊歎。
① 《酉陽雜俎》卷十。
② 《清異錄》卷下。
第三節聲學知識振動、傳聲和共振人們久已注意到振動和聲的各種現象。早在戰國時期，墨家就在戰爭中利用聲學效應進行偵察。《墨子》“備穴”篇中記載了通過監聽埋在地下的陶甕中的響聲，可以判斷敵人挖洞攻城的位置和方向。
這種利用固體傳聲和氣腔共振的方法，在曆代一直被用于戰爭偵探。唐代，人們使用稱為“地聽”的裝置。李筌在兵書《太白陰經》中記載：“地聽，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頭覆戴新甕于井中坐聽，則城外五百步之內有掘城道者，並聞于甕中，辯方所遠近。”①杜佑亦有記載：“地聽，于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于井中托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②唐代，人們還懂得消除聲共振即共鳴的方法。有一個關于唐開元年間太樂令曹紹夔的故事：“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磬複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①我們知道，當振動體的固有頻率與周期性變化的外力的頻率很接近或相等時，振動體的振幅會急劇增大，這就產生共振或共鳴現象。僧房中磬的固有頻率與齋鍾的振動頻率很相近，因此當敲擊齋鍾時，磬便發生共鳴。在磬被銼過之後，質量發生了改變，因而固有頻率也發生了改變，磬就不再與鍾發生共鳴了。
音律學由于文化的繁榮和中外交流的密切，樂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亦愈加精良和廣泛。因此，隋唐五代時期，人們繼續從理論上和實踐中探討音律學的問題，特別是關于旋宮轉調的問題。隋代劉焯、五代王樸等都作出過努力。王樸的新律是在三分損益法的基礎上，適當調整一個音階內其他各律的數值，使得清黃鍾和黃鍾的音高比值為二。這個方法實際上並未脫出三分損益法的框架，只是其結果在數值上與明代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很接近。
① 《太白陰經》卷四《戰具類·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② 《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
①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又見于王說：《唐語林》卷五補遺。
第四節光學知識反射和折射隋唐時期，對于利用多枚平面鏡多次反射成像的現象進行了許多討論。
唐初，陸德明在《經典釋文》里，注解《莊子》“天下”篇時指出：“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可以看出，當時對兩枚平面鏡之間的反複成像已有充分認識。至五代南唐時，譚峭的認識更進了一步：“以一鏡照形，以余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①這里譚峭不僅指出了“影”（即像）可在鏡中再次成像，因而“影影相傳”，會有無窮多的像生成；而且進一步指出了平面鏡所成之像與物完全相同，“形”“與影無殊”、“影”“與形無異”，因而無窮多個像也是完全相同的。
譚峭所撰《化書》中還有一段話：“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丑，無美惡。”②這段話無疑也與光學成像有關。目前對它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觀點認為這里所說的“四鏡”是四種面鏡，敘述的是人或物經這四種面鏡反射後所生成像的情況。圭為凹面柱狀鏡，得到放大的虛像；珠為凸球面鏡，得到縮小的虛像；砥為平面鏡，生成正立的像；盂為凹球面鏡，生成倒立的像。①另一種觀點認為“四鏡”是四種透鏡，圭、珠、砥、盂分別為雙凹、雙凸、平凹、平凸透鏡，敘述的是人或物經這四種透鏡折射後所生成像的情況。②色散與虹從古代起人們就注意到自然界的色散現象，如虹，並試圖解釋其成因。
到了隋唐時期，這方面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進步。唐初，孔穎達的《〈禮記〉注疏》中寫道：“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可見當時對虹生成的情況已經觀察得極為細致，結論十分科學，粗略地揭示出虹的成因。這種認識很可能被人們普遍接受，所以常見諸于唐代的詩賦題詠中，如“日影化為虹”（陳潤：《賦得浦外虹》）；“日照虹霓似”（張九齡：《湖口望廬山瀑布》）等。唐代張志和在《玄真子》中，除明確指出“雨色映日而為虹”之外，還寫到“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③。這是人們有意識地進行的日光色散實驗，它直接模擬了虹霓現象，表明了當時人們已了解虹霓現象人為產生的方法。① 《化書》卷一《道化·形影》。
② 《化書》卷一《道化·四鏡》。
① 參閱王錦光、洪震寰：《中國光學史》第100—102 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版。② 參閱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Vol.4， Part I，P.117。③ 《玄真子》濤之靈。
第五節靜電知識晉代張華曾仔細觀察到：“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①類似的情況也為唐代人們觀察到。唐代段成式則記載，人們若在黑暗之中，對黑貓“逆循其毛，即若火星”②。此處所述的黑暗之中及黑色的貓，無非是為了看得更加明顯而已。
① 《博物志》卷二。
② 《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第五十二章化學第一節煉丹術的興盛隋唐兩代以至北宋是中國煉丹術發展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唐代，由于皇室姓李，便附托老子李聃為始祖，尊之為玄元皇帝，並把道教奉為國教。唐代帝王多寵信方士，迷信神仙方術，煉丹術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同時，許多文人學者熱衷于問道尋仙，煉丹制藥，出現了不少著名的煉丹家和內容豐富的煉丹著作。于是，中國煉丹術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在唐代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火法煉丹與水法煉丹都有很多新的成就；用藥品種大為增加，所用植物藥料開始增多；實驗操作更為複雜，煉丹工具和設備從兩漢所用比較簡陋的土釜竹筒等發展到特制的鐵質上下釜、水火鼎、銅桶等；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了一批煉丹藥物和用具，從中可見這些藥物和用具是相當精制和考究的；在理論上也趨于系統和完整，但失去了兩漢時期那種較樸實的面貌，而更多地染上玄奧隱晦的神秘主義色彩①。據梅彪撰《石藥爾雅》記載，當時“有法可營造”的長生丹藥就有九十八種，收錄論述煉丹服食的書目則有九十七部。又據《鉛汞甲庚至寶集成》收錄的《神仙養道術》記載，當時流行的藥金達十五種。以上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煉丹術的興盛情況。
煉丹家煉制的所謂“仙丹”，大多是含汞、鉛、硫、砷的劇毒物質，吃了非但不能長生，反而會致人于死地。漢代詩人就有“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①的感歎，以後不斷有人對此發出警告，但服食受害者仍屢見不鮮。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九“唐諸帝多餌丹藥”條載，唐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藥中毒致死。皇帝如此，何況臣民百姓。當時一些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也都是因服食丹藥中毒致死。白居易《思歸》詩云：“退之（韓愈）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元稹）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訣，終日斷腥膻。崔君（崔玄亮）誇藥力，終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煉丹術的興盛帶來了不盡的悲哀。但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在當時和對後世都有重要影響的煉丹家和煉丹著作。如孫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詵、陳少微、張果、玄真子、清虛子、楚澤先生、獨孤滔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們或親自進行煉丹實踐，或著意收錄前人經驗彙編成書，從而在探索自然現象、認識自然規律、制備新的物質和保存原始文獻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推動了化學和藥物學的進展。
孫思邈（581—682），其著述以醫學為主，今存《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煉丹著作多已失散，現僅存《太清丹經要訣》等。此書記有不少化學上的重要成果，如《伏雌雄二黃用錫法》一條，非常明確地介紹了用雄黃、金屬錫制作彩色金（SnS2）的方法：雄黃十兩，末之，錫三兩，“鐺中合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坩堝中，火之。其坩堝中安藥了，以蓋合之。密固，入風爐吹之。令鍋同火色，寒之。開，黃色似金”①。① 趙匡華：《化學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32—33 頁。
① 《古詩十九首》，見南朝梁蕭統《文選》。
① 《太清丹經要訣》“伏雄黃用錫法”，見《云笈七簽》卷七一。
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關于制得二硫化錫的明確和詳實的記載。今人的模擬實驗表明，這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方案。用此法制彩色金也較後世阿拉伯和西歐煉金家采用硫磺、硇砂的方法簡便。因此它無疑是世界古代化學史中的一項卓越成就。②陳少微，也是著名煉丹家，生平不詳，有學者推測是玄宗時人③。他所撰寫的《大洞煉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和《大洞煉真寶經九還金砂妙訣》，是兩部重要的煉丹著作。《九還金砂妙訣》詳細記述了丹砂的產地，第一乃至第七返的各種靈砂的制法。書中所載竹筒式抽砂煉汞（即從丹砂制水銀）的方法尤其別致。這種方法是“先取筋竹為筒，節密處全留三節。上節開孔，可彈丸許粗，中節開小孔，如筋頭許大，容汞溜下處，先鋪厚蠟紙兩重，致（置）中節之上。次取丹砂研細，入于筒中，以麻緊縛其筒，蒸之一日。然後以黃泥裹之，可厚三分，埋入土中，令筒與地平。筒四面緊築，莫令漏泄其氣。便積薪燒其上，一複，令火透其筒上節，汞即流出于下節之中。”這段文字清楚地敘述了這種操作簡便、效率較高而成本很低的竹筒式煉汞裝置和抽汞過程。陳少微在此書中提到的“銷汞”法（即用水銀和硫磺制取丹砂的方法）及其他一些丹法也相當詳細。如在銷汞法中，關于汞硫用量、火候掌握、操作程序、出現的現象，以至最後汞“化為紫砂，分毫無欠”的結果等，都有准確、細致的記載。從一定意義上說，把這些內容譽之為很有價值的化學試驗記錄並不為過。①從中也可看出當時在制取紅色硫化汞時所達到的高度工藝水平。
同時代的著名煉丹家還有張果，就是民間所傳“八仙”中的張果老，玄宗時人，大約生活在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中期，生平不詳。他著有《神仙得道靈藥經》、《丹砂訣》和《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等。《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記述丹砂的產地、形狀、性質都非常詳細，其中提到用“汞一斤，硫黃三兩”制成紫砂，其內容與陳少微《九還金丹妙訣》相類似。這里汞、硫兩物的重量比為100∶19。而根據丹砂（硫化汞，HgS）的組成計算，汞、硫重量比是100∶16。②陳張二人把硫磺的量加多，是因為硫磺容易燃燒而遭到損失的緣故，這是很有道理的，說明當時制造丹砂確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太清石壁記》，作者楚澤先生，事跡不詳。據《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為隋開皇時著名煉丹家蘇元明撰，唐肅宗乾元年間劍州司馬編纂。書中記載的“艮雪丹方”，即為錫汞齊制法。此外還記載有制“水銀霜法”，其飛煉要訣中所用藥物為水銀、鹽、樸硝、太陰玄精和敦煌礬石。經模擬實驗判明，如此飛煉所得的“水銀霜”是升汞（HgCl2）或甘汞（氯化亞汞，Hg2Cl2 ）與升汞的混合物。③這是我國現存古籍中制得升汞的最早記錄。有些學者認為用這一方法制煉出來的水銀霜是亞汞而不是高汞，因此應把水銀霜改為水銀粉（輕粉）才符合事實①。另外，唐代水銀霜是常用的內服藥，並用作化妝品，② 趙匡華、張惠珍：《中國金丹術中的“彩色金”及其實驗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 年第1 期。③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科學出版社1964 年版。
① 曹元宇：《中國化學史話》，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
③ 趙匡華、吳琅宇：《關于中國煉丹木和醫藥化學中制輕粉、粉霜諸方的實驗研究》，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②張覺人：《中國煉丹術與丹藥》，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年版。所以不可能是有劇毒和腐蝕性的升汞，孫思邈《千金翼方》所載《飛水銀霜法》的制品，也只能是氯化亞汞（甘汞）②。王燾《外台秘要》所收西晉《崔氏方》“造水銀霜法”時代更早，也確有可能制得氯化高汞，但因制煉條件較為複雜，能否實現，尚有待研究。
《黃帝九鼎神丹訣》是唐代一部重要的煉丹著作，書中含有豐富的化學知識。例如詳細記述丹砂、雄黃、空青、礬石、樸硝等藥物的產地及鑒別質量好壞的方法；記載了利用物質不同的溶解度來制取藥物的方法，如利用樸硝和芒硝溶解度的差別來提取結晶硫酸鉀等等，這種方法是前所未見的，是一項新的發明。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收錄的“假別藥作石膽法”，非常詳實地記載了石膽的人工合成法：“青礬石二斤，黃礬一斤，白山脂一斤。大鐵器銷鑠使沸，即下真曾青末二斤，急投攪，瀉出做鋌，成好石膽。看礬石等剛溶不盡，即投曾青末和苦水使相得，瀉著礬石中消溶。瀉出作鋌亦得也。”這個方法利用了綠礬（黃礬）與曾青之間的複分解反應，其實質與現代無機化學合成方法，幾乎完全一致，也是中國古代化學史上的一項很出色的成果。
唐肅宗乾元年間（一說武後至玄宗時），金陵子撰《龍虎還丹訣》上下兩卷。金陵子的真實姓名已不可考，從他的道號來看，可能是今江蘇人。《龍虎還丹訣》中對用砒霜點化白銅制取砷白銅的技術作了詳盡具體的敘述。這是我國古代煉丹家的一項重要貢獻。《龍虎還丹訣》還記述了十五種由各種銅化合物中提取“紅銀”（即紅銅）的方法，甚至作了定量的研究。“煉紅銀法”的操作要領是：將水銀及少量水放在磨光的鐵鍋中，並投入石膽或曾青、白青等礦物原料，然後用文火加熱到微沸，這時鐵鍋的鐵將銅鹽中的銅置換出來，通過攪動，銅與水銀生成銅汞齊逐步固化而結成紅銀“砂子”，從而使鐵鍋不斷裸露出新的表面。將紅銀砂子放在煉丹爐中加熱，水銀蒸發後就得到了紅銀（紅銅）。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水法煉銅的方法。
除上述外，唐代還有不少煉丹著作，大多收入《道藏》洞神部眾術類中，如《金石簿五九數訣》、《鉛汞甲庚至寶集成》、《真元妙道要略》、《張真人金石靈砂論》、《修煉大丹要旨》、《太虛丹經》、《靈寶眾真丹訣》、《湧泉匱法》等。其中也載有不少關于中國古代煉丹化學成就的珍貴資料，有的書如《金石簿五九數訣》還可能是翻譯外國的或者由外國人撰寫的作品。可惜的是對許多煉丹著作迄今尚缺少甚至無人進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唐代的醫學和本草學著作中也記錄了有化學意義的一些重要成就，其中有些與煉丹術是密切相關的。例如孫思邈的“飛水銀霜法”，又如《唐本草》記載的“銀膏”制法：用白錫、銀箔和水銀合成之，“凝硬如銀”，這是世界上見于記載的最早的補牙合金。此書還敘述了氯化銅的制法：“以光明鹽、硇砂、赤銅屑釀之為塊，綠色。”其制銀粉法，也很神妙，大致過程是用汞把銀箔化成銀汞齊，再加入硝酸鉀、食鹽並研成粉末，加熱後汞即升華，再用水淘洗便得到了銀粉。另一方面，通過煉丹所得到的化學藥物，在醫學上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如其中有些丹藥具有提毒、拔膿、殺菌、消炎等顯著功效，有些則是治療疥癬、濕疹等皮膚病的良藥，現在仍然應用于臨床，這也是煉丹術的重要貢獻。
第二節火藥的發明火藥是中國古代煉丹家最偉大的發明和最傑出的貢獻。火藥作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對于世界文明的進步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火藥的基本成分是硝、硫和炭。而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質則是古代煉丹家所常用的藥物。其中硝石是火藥的關鍵原料，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已利用硝石。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的醫方里已有硝石，西漢司馬遷《史記》亦載名醫淳于意曾用消石（即硝石）治病，在《神農本草經》中，硝石被列為上品藥。硝石也是一種主要的煉丹藥劑。早期丹經《三十六水法》就著重介紹了硝石在水溶液中對丹砂、雄黃、云母、石英等礦物的化學作用。中國使用硫磺大約始于西漢。《神農本草經》將硫磺列為中品藥，說它“能化金銀銅鐵奇物”。早期煉丹術著作《黃帝九鼎神丹經》和《三十六水法》，已用到硫磺，稱之為“石亭脂”。三國兩晉時期，中原地區開始從焙燒黃鐵礦制取綠礬的窯頂上收集冷凝成液的硫磺。①至于炭類，更是古代常常接觸的物質。中國煉丹家對于硝、硫、炭類物質性質的認識和應用，為火藥發明創造了條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中國古代煉丹家在煉制丹藥的過程中，常常使用硝石、硫磺、雄黃、雌黃和含碳物質等藥料。而如果將這些藥料混在一起加熱，就有可能發生猛烈的燃燒甚至爆炸現象。葛洪《抱樸子內篇·仙藥》中的“餌雄黃方”就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配方。另外，煉丹家們還有一種“伏火法”。在古代煉丹術語中，“伏”的含意和目的還不是很清楚的，但大致上說，“伏”是馴伏，即降低某種物質的毒性或使不穩定的物質變得穩定，便于控制，以及制得相關的產品等。例如對硝石、硫磺、雄黃的伏火法，就可能是試圖將它們通過加熱或其他手段處理，以改變其易燃易爆的劇烈性質。唐代丹經中有不少這類伏火法。其中《諸家神品丹法》所引《孫真人丹經》內“伏火硫磺法”，一般認為是現存最早的火藥配方。孫真人即孫思邈，其法是：“硫磺硝石各二兩，令研。右用銷銀鍋或砂罐子入上件藥在內。掘一地坑，放鍋子在炕內，與地平，四周卻以土填實。將皂角子不蛀者三個，燒令存性，以鈐逐個入之。候出盡焰，即就口上著生熟炭三斤，簇段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①其中“皂角子燒令存性”，實際上是生成炭。這個配方包含了硝、硫和炭這三種黑色火藥的基本成分。也有學者認為這段話並非《孫真人丹經》的內容。②唐元和三年（808）清虛子撰《鉛汞甲庚至寶集成》中記載有“伏火礬法”。其內容為：“硫六兩，硝二兩，馬兜鈴三錢半。右為末，拌勻。掘坑入藥于罐內，與地平。將熱火一塊，彈子大，下放里面。煙漸起，以濕紙四五重蓋，用方磚兩片捺，以土塚之，候冷取出。”這是與《諸家神品丹法》所錄同類的實驗。有人認為這才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火藥配方。在中唐時期托名晉鄭思遠所撰的丹經《真元妙道要略》中提到：“有以硫黃、雄黃合硝石並蜜燒之，焰起燒手面及燼屋舍者”，並告誡說：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黃等燒，立見禍事”。“蜜”加熱易成炭，“三① 趙匡華：《化學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42—43 頁。
① 《道藏》洞神部眾術類《諸家神品丹法》。
② 郭正誼：《火藥發明史料的一點探討》，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黃”，指硫磺、雄黃和雌黃，在火藥發展史上，這兩條材料尤為重要。因為前面提到的關于火藥配方的兩條記載，只是說明該配方中含有硝、硫、炭三種成分，並沒有說明會不會引起燃燒或爆炸，而在古代煉丹實踐中，丹爐起火或爆炸的事件是時有發生的，只不過未把所含藥物記錄下來而已。在以上兩條記載中，實際上已經把硝石、硫磺和炭混合在一起，這種混合物就是原始的黑色火藥。這兩條記載也說明，至遲在中唐時期，中國煉丹家已經明確地認識到在一定條件下，火藥有劇烈燃燒和爆炸的性質，這已是煉丹家實踐經驗的總結。當然，這一階段關于火藥只停留在對其性質的認識和對其危險性的防避上，至多不過在醫藥上有所應用。直到晚唐五代時期，火藥才被作為自覺的和有意識的研究對象，從煉丹家的丹房里傳入軍事家手中，成為戰爭中威力強大的重要工具。從此之後，關于火藥乃至火藥武器的研制才真正獲得了極其迅速的發展。
第五十三章醫學隋唐時期中醫藥學的發展，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系統全面整理醫學理論和臨床經驗，出現了若干大型專著；二是與國際之醫藥交流，促進了中國醫藥學的突出發展；三是朝廷的關心支持，為中醫藥學的發展創造了較好的條件。
第一節基礎醫學理論的發展隋唐時期，無論朝廷或醫學家們都對基礎醫學理論研究給予了較大的關注。例如：隋代統治者組織醫藥學專家集體編撰大型醫方著作《四海類聚方》達一千六百卷之巨，還組織太醫博士巢元方等集體編撰專門論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諸病源候論》。是書列載病症一千七百余條，分述各科各種疾病的病因、病理變化、體征與症候等。由于這部書之宗旨是論述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療之原則和方法。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討論了診斷、預後以及導引和手術治療問題。這部專著不滿足于傳統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條”的病因學說，而是更加重視實際觀察經驗的理論總結。因此，對傳染病共性的認識和不同傳染病的特點的描述，對疾病之分類或某些疾病的特點的記載，以及對醫療技術創造發明的重視等，都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和論述。例如：強調疥瘡治療要“蟲除病愈”，條蟲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瘡因個體素質關系，外傷腸斷必須進行腸吻合術治療等等，學術水平都明顯超過了前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對中國醫學乃至日本、朝鮮醫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至今仍作為重要的中醫典籍而得到廣泛的引證和發揮。
關于《黃帝內經·素問》的研究，在隋唐時期也有新的重要進展。如王冰繼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釋《內經》之後，次注《黃帝內經·素問》，使其難懂的文辭和欠明了的醫理，得到注釋和闡發，從而擴大了《內經》的影響及其在醫學上的推動作用。此後一千多年來的數百家《素問》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為藍本的。
第二節我國第一部藥典——《新修本草》隋唐以來，新藥品種不斷增加，外來藥物使用經驗日益豐富，而舊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鉤吻黃精，引為連類；鈆錫莫辨，橙柚不分”①等，存在的錯誤相當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用藥也十分混亂。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醫藥學家蘇恭（原名蘇敬）在個人修訂本草的基礎上，于高宗顯慶二年（657）上書請求朝廷詳定本草。蘇恭的請求得到唐高宗的贊同，于是征召醫藥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進行本草學的修訂。為了編好這部書，朝廷命令天下郡縣將所產地道藥材按實物繪描成圖，與標本一並送上。同時制定了統一收錄刪節的原則，即：“《內經》雖闕，有驗必錄；《（名醫）別錄》雖存，無稽必正。”此外，還要求“下詢眾議”，“定群言得失”，征詢各方面的意見。經過舉國上下共同努力，于顯慶四年（659）完成了修訂任務，定書名為《新修本草》。全書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經二十卷，目錄一卷；又別立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目錄一卷。共收藥八百五十種，分藥物為玉石、草、木、禽獸、蟲魚、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類。書成後頒布全國。這是我國由政府主持，動員全國力量編撰，並由政府頒行全國的第一部藥典。其時代遠早于國外的藥典頒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稱《唐本草》，可以說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後除頒行全國作為醫學用藥的准繩外，並列為國家太醫署的教科書。本書不但在國內有著廣泛的影響，而且迅即受到國外重視，日本、朝鮮的醫藥學教育也都以此為課本。這部著作不僅廣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國內外的先進成就，如：記載用白錫、銀箔、水銀制成齒科汞合金填充劑等，這是當時國內最先進的醫療技術。
① 孔志約：《新修本草·序》，見《中國醫籍考》，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 年版。第三節孫思邈和《千金方》孫思邈《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是我國早期的醫學百科全書。孫思邈幼年多病，為籌湯藥之資而家產罄盡，但攻讀經史百家著述和研習醫藥之志不改。自謂“青衿之歲，高尚藥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他在醫藥學的鑽研上，更是堅毅刻苦嚴肅認真，“至于切脈、診候、采藥..一事長于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志學之歲，馳百金百徇經方”。因此，孫氏終于取得了卓越成就，為發展中國醫藥學做出了偉大貢獻。他博極醫原，精勤不倦；廣采眾方，百年不懈。先後撰成《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孫氏嘗謂人曰：“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①故以“千金”命名自己的著作。《千金要方》分二百二十三門，列醫方五千三百余首，按婦產、小兒、五官、口腔、傳染病、雜病、外科、急救、食治、養生、診斷、方劑、針灸等分科敘述，有理論，有經驗，內容十分豐富。《千金翼方》完成在《千金要方》後三十年，是孫氏為補充“要方”之不足而編撰的，是《千金要方》的姐妹篇，所以二者的體例基本相同。後世醫家認為孫氏的兩部《千金方》是我國早期的臨床醫學百科全書，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重視婦幼保健，以豐富的經驗總結和在理論上強調並促進婦產、小兒獨立設科，重視按各科每一種疾病逐一敘述對本病的理論認識和各家治療經驗等，在許許多多疾病的認識和治療上明顯超過了前人。如腳氣病、地方性甲狀腺腫大、夜盲症、糖尿病、急性黃色肝萎縮、營養缺乏症以及免疫技術、咽部異物剔除技術、正骨技術、針灸技術等等，均為現代研究者所稱道。《千金方》成書後，不但在國內有著廣泛的影響，國外如古今日本、朝鮮和現代的美、德、法等國，也很重視孫思邈學術思想和醫療道德的研究和繼承發揚。
① 孫思邈：《千金要方·自序》，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年版。
第四節王燾與《外台秘要》王燾（約670—755），宰相王珪的重孫。王燾青少年時期多病，常與當時名醫交往，逐漸對醫學產生興趣。後任職弘文館，管理國家圖書達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努力攻讀醫藥書籍，心得體會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他深刻認識到以前中醫學的重要缺點就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此外，他在認真攻讀醫藥書籍的過程中，每每摘錄要義卻苦于其書不注明出處而很難確知時代與作者。因而，他立志要改變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奮刻苦，積累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資料。其間，他雖然被迫離開弘文館，貶守房陵，但其整理醫藥學文獻，促進醫學發展的意志堅定不移。他一邊處理政務，一邊仍編撰醫書，終于在天寶十一載（752）實現了心願，將秘密樞要之方，編撰成書，命名為《外台秘要》。該書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門，每門皆以《諸病源候論》、《內經》或張仲景學說之理論貫其首，並分卷別類收載各種病症治療醫方六千余首，有著明顯的理論聯系實際的特點。其次，凡他所攻讀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數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處。這是我國醫學文獻強調詳注引文出處之始。因此，他被譽為我國古代整理醫學文獻的大師。由于王氏治學嚴謹，並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醫學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為現代醫學家研究唐代以前醫學和據以輯佚、校勘古醫籍的重要參考書。
第五節藺道人與正骨醫術藺道人，已不知其名。九世紀中，唐統治者推行廢止寺院以促進僧侶還俗從事耕織的政策，藺道人也由長安流落江西，隱名埋術，過著半自耕的生活。後來由于幫他耕種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處骨折筋斷，又求醫不愈之際，他用埋沒多年的正骨醫術為病人治愈了折傷，並由此名聞鄉里。此後，他將自己的醫術傳授給這位彭老人，並以《理傷續斷方》相贈，不辭而別。彭老人稱藺道人為仙，故將所得之書名之為《仙授理傷續斷秘方》。《理傷續斷方》是現存最早的骨傷科專書，內容比較豐富，並有著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反映出我國在九世紀前骨傷科理論和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例如，“總論”中所敘述的診斷治療方法和步驟，強調運用麻醉、拔伸之牽引，收入骨、捺正之複位，夾縛之小夾板固定，外敷內服藥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動等，已為現代中西醫結合治療骨折和實驗研究給予了科學的論證。
第六節太醫署和醫學教育我國醫學教育曆來是以師帶徒的傳統進行的。六朝創始而隋唐繼之興辦了醫科學校教育，而且達到了相當完善的地步。唐太醫署實際上是一座國家醫科大學。其規模之大，學制之健全，課程設置之新，教學目標之高，考核制度之嚴，在中國醫學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太醫署屬太常寺領導，除設太醫署令、丞以及府、史、醫監、醫正等行政、教學管理人員外，下設醫科、針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藥園等五個系。在醫科之下，又分有體療（內科）、瘡腫（外科）、少小（小兒科）、耳目口齒（五官科）、角法（理療科）等五個臨床治療學科。教師則根據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醫師、醫工等職務，博士、助教負責授課，醫師、醫工則多承擔臨床治療教學的輔佐工作。當時在校師生員工等達到近四百人之多。在學制以及考核晉升方面，其規定也是很嚴格的。例如：醫科系之體療是七年制，瘡腫、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齒是三年制；對學生成績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負責，季考由太醫署令主持，年終或畢業考試則由太常寺丞主考。品學皆優者可提前分配任職，若不及格者則要降級且不得超過兩年，否則則予除名。
在課程設置和分科重點教學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較嚴謹的。例如：各科學生均須學習的醫學基礎課《明堂》、《素問》、《針經》、《本草》、《脈經》等，要求“皆使精熟”。在共同學完基礎課之後，則分專科重點教學，即所謂“諸醫生既讀諸經，乃分業教習”。在分業教習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學習重點和明確的培養方法和目標。如藥園在京師有良田三百畝，栽培種植藥材以適應聯系實際進行各科學生教學和培養藥園師之需要。“藥園師以時種蒔，收采諸藥”，“凡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花實，草石骨肉之類及有毒無毒、陰乾采造時月皆分別焉”，使學生能“辨藥形，識藥性”等。唐代除朝廷之國家醫科大學外，地方也多辦有醫學校，其規模當然比朝廷要小，師生最多者二十人，並強調：“各于當界巡療”，“掌州境巡療”，“醫藥博士以百藥救民疾病”。從為基層人民群眾服務衡量，此等地方醫學教育更有進步意義。
第七節國內外醫藥學術交流如上所述，中醫學在隋唐時期已居于世界先進之列。但是，在中國的邊遠地區，醫藥學仍較落後。隨著國家的統一和經濟交通的發展，中原與邊遠地區在醫藥學方面的交流也進一步繁榮。例如，與西藏地區，隨著漢藏關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結親，中醫學大量傳入西藏，並有多種中醫典籍先後被譯為藏文。松贊干布等還命令藏醫、中醫、印度醫、阿拉伯醫等編撰藏醫學著作，其中影響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貢布等編撰的《四部醫典》，約成書于公元八世紀。是書內容豐富，是藏醫、漢醫和印度醫學等在西藏綜合發展的一次總結。是書被全譯或節譯為蒙漢文外，還有俄、英等文字，影響廣泛，為世界藏學家較關注的一部藏醫古典著作。在四川、云南、貴州的一些地區，也由于與內地的交流，使原來“只知卜巫，不曉醫藥”和“杖頭掛食，遙以哺之”的落後習俗得到了改變。在北部和西北部，這種醫藥交流隨著絲綢之路也繁盛起來。中醫學和中醫相繼在新疆、內蒙古等地得到發展，這些地區的醫療經驗和藥物也更多地傳到內地，並為內地醫家撰著所采用，從而更加豐富了中國醫藥學的寶庫。
隋唐時期國際醫藥交流更為廣泛。隋唐以前，中國與國外的醫藥交流，特別是中醫對國外的影響主要在日本、朝鮮，從隋唐時代起則與印度、阿拉伯等有了更廣泛的往來。在繁榮的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醫學仍占著一個重要的地位。此期日本大量引進中國醫學。他們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醫藥學，大量輸入中國醫藥書籍，甚至將中國興辦的醫學教育體制、課程設置等幾乎原樣搬到日本，並以《大寶律令》的形式形成制度。在此時期朝鮮醫學也經曆了與日本大致相似的情況，即朝鮮化的中國醫學在朝鮮衛生保健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隨著佛教從印度大量傳入我國以及廣泛傳布，印度醫學也不斷傳入，並在隋唐醫學的發展中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漢譯的印度醫學著作，僅《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藝文志》等所收錄者就有十余種之多。與此同時，在隋唐醫學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引用了印度醫學的理論和方藥等，可見其影響之廣泛。中醫學同時也傳播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印度等所謂的“神州上藥”即指中藥而言。
中國醫學與阿拉伯醫學在隋唐時期也有著較廣泛的交流。一方面是阿拉伯國家所產的許多藥物和香料藥物大量運進中國，並為中國醫藥學家所接受和發展運用。另一方面是中國先進的醫學理論和豐富的醫療經驗被傳播到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有脈學、中藥學等，也為阿拉伯醫學家的著作所引用。據統計，此期與中國有醫藥交往的國家和地區約有二十多個，這對促進中國醫藥學的發展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第八節隋唐時醫學家的批判精神隋唐時中醫學所以取得較大的發展，與醫學家們不泥古和講求實際效果、敢于批評前人的錯誤是分不開的。例如：服石求仙之風曾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盛極一時，隋唐時期在士大夫和統治者當中仍甚風行。如唐太宗、唐高宗、唐憲宗均迷信盲從、妄求長生之術，但堅決反對者亦複不少，如有人敢于當著唐太宗之面揭穿西域僧“能咒人使立死，複咒即生”的騙局①，有人敢于現身說法，力勸高宗取消“合煉黃白”的念頭等②。有的醫學家觀察到因服石中毒引起大量死亡和“石發”病等，所以更是積極地予以批判。巢元方批判了“寒食”（即服石）的流弊，孫思邈對于服石則堅決否定，指出：“甯食野葛，不服五石”。而且要求“有識者遇此方，即須焚之，勿久留也”③。在學術上，孫思邈雖然十分崇敬張仲景，但他並不因循張仲景“六經辨證”的學說，易之為“方證辨證”；陳藏器雖然尊崇《神農本草經》，但他對“食姜能使人愚”的說法提出了批評。甚至唐廷在官修本草中對《內經》等也公然提出：“無稽必正”的原則。這些，對醫學的發展有著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古代，統治階級迫害醫學家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如扁鵲為李醯所殺，華佗被曹操所害，雖然這反映了統治者的愚昧和殘暴，但並未有公開之反抗。隋唐時期，被無辜殺害的醫學家大多仍不敢申訴，但已能引起大臣們的同情和為之舍命反抗。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因病久治無效而死亡，唐懿宗竟以為醫藥有問題，而將翰林醫官韓宗紹、康仲殷處死，並將韓、康兩家宗族枝蔓三百余人下獄。宰相劉瞻令諫官溫璋上疏，以為刑法太過，不料竟遭貶斥。劉瞻又親自上疏指出：“公主久患危疾，醫工無不盡其方術”，“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囚平人而結冤，此皆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④。懿宗竟大怒，罷劉瞻相位。“璋歎曰：‘生不逢時..’是夜自縊而卒。”①雖然還缺少資料證明因唐順宗之死迫害過醫學家，但從唐順宗之母病死時遺命“侍醫無加罪”，或可證明順宗死亡時曾迫害過，而社會輿論則在後來為改變這種暴政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① 參見《舊唐書》傅奕、葉法善、裴潾等傳。
② 《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
③ 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四，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年影印本。
④ 《舊唐書》卷十九上《懿宗紀》，並見《舊唐書》卷一七七《劉瞻傳》。① 《舊唐書》卷一六五《溫璋傳》。
第五十四章婦女第一節洗夫人洗夫人是廣東南部越族人。梁武帝天監十一年（512）生于高涼郡洗氏家中。相傳她本名阿英。隋時封為譙國夫人。《隋書》記載她家“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余萬家。夫人幼賢慧，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于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①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余洞”②。
梁大同元年（535），洗夫人二十四歲，與高涼（今廣東陽江西）太守馮寶結為夫妻。馮氏原為北燕苗裔，不為高涼人所信服。夫人來到後，誡約本族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她與馮寶處理訴訟案時，對本族犯法的人，也是依法辦事，不徇私情。這樣，馮氏在當地的威信建立起來，“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
梁太清二年（548），投降了梁朝的東魏大將侯景複又背叛梁朝，進攻梁都建康，圍困台城。廣州都督蕭勃征兵援助解圍，高州刺史李遷仕稱疾不肯前往，卻派人召馮寶。馮寶欲往，被夫人阻止。洗夫人說：“刺史無故不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刺史被召援台，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眾，此意可見。”不久，李遷仕果然舉兵反梁。洗夫人設計，請馮寶遣使傳信李遷仕，說自己“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李遷仕信以為真，便不加防備。洗夫人便親率千余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前往大皋口。至灨石，突然出擊，獲大勝。李遷仕敗走保于甯都。洗夫人與長城侯陳霸先的部隊會合。出征回來後，她對馮寶說；陳霸先是一個大有可為的人，我看他定能平定叛亂，你應該多多幫助他才是！這些見解，顯示了洗夫人的善識時務和軍事才智。
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陳霸先廢梁，自立為帝，建國號陳。這時，嶺南地區政局大亂。洗夫人安撫百越各部，並派自己的兒子，年方九歲的馮仆率百越首領去丹陽。陳武帝拜馮仆為陽春郡（今廣東陽江一帶）太守。
陳宣帝太建元年（569），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把馮仆召至高安，企圖拉他一同反陳。馮仆派人告知母親。洗夫人得知後說：“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率百越諸部與陳朝派來征討的將領章昭達內外夾擊，使歐陽紇軍潰被擒。馮仆因洗夫人助平歐陽紇之功，被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治在今廣東化州東北）太守。洗夫人被陳朝冊封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並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在陳至德年間（583—586），馮仆卒。隋文帝開皇九年（589），隋師攻陷建康，陳朝亡。此時嶺南一帶未有歸屬，當地共奉洗夫人為“聖母”，以保境安民。隋文帝派江州總管韋洸安撫嶺南，被陳將徐璒阻于南康。在廣東，有陳東衡州（州治在今廣東始興縣）刺史王勇“征兵據守”①。因此，韋洸兵至嶺下，“逡巡不敢進”。統帥隋師① 嶺表，即嶺南，指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五嶺之南。
② 《隋書》卷八○《譙國夫人傳》。
① 《陳書》卷十四《南康湣王曇朗傳》。
的晉王楊廣命令被俘的陳後主寫信給洗夫人，“諭以國亡”，讓洗夫人歸順隋朝。隨信還有洗夫人當年所獻犀杖及兵符為證。夫人見後，確知陳亡，于是她“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由于兒子馮仆已去世，決定派孫馮魂率部迎韋洸入廣州。至此，嶺南悉定。馮魂因被隋朝封為儀同三司，洗夫人被冊為宋康郡夫人，隋文帝後來曾對大臣高颎、楊素說“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②。可見洗夫人的決斷對全局影響之大。
隋開皇十一年（591），番禺將領王仲宣舉兵反隋，圍韋洸于廣州，駐軍衡嶺。洗夫人派另一個孫子馮暄前去救圍。馮暄因與王仲宣的部將、瀧水（今廣東羅定）豪門陳佛智關系親密，遲遲按兵不動，貽誤了軍機。夫人發現後，大義凜然地將馮暄問罪下牢，改派另一孫子馮盎出討叛軍，與隋官軍鹿願會師，共敗王仲宣。平息後，洗夫人披甲乘馬，親自護衛隋招撫專使裴矩巡撫各州，嶺南遂定。這時，她已屆八十高齡了。隋文帝為洗夫人的舉動贊歎，特降敕書慰勞。獨孤皇後也賜她一批貴重服飾。其孫馮盎因協助隋軍平叛有功，拜為高州刺史，次孫馮暄也被赦，拜為羅州刺史。馮寶被追贈為廣州總管、譙國公，洗夫人則被冊封為譙國夫人。同時，“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
隋文帝仁壽元年（601），番州（即廣州）總管趙訥貪虐害民，嶺南諸部多有亡叛。洗夫人上書朝廷，予以揭發，使趙訥得到制裁。文帝降勅委托洗夫人招慰亡叛。她以九十高齡親載詔書曆十余州，宣述聖旨，撫慰當地民眾。朝廷因洗夫人揭發趙訥及安撫民眾有功，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馮）仆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
洗夫人把梁、陳、隋三朝所贈禮品，分三庫保管，每逢過年過節，她總要取出展示在庭中。並對子孫們說：“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
仁壽二年（602），洗夫人卒，享年九十一歲。諡曰誠敬夫人。
在《隋書》、《北史》中，均有譙國夫人專傳。今人王興瑞有《洗夫人與馮氏家族》一書，對有關事跡多所考訂。
② 《資治通鑒》卷一七七，文帝開皇十年。
第二節平陽公主平陽公主是唐高祖李淵的三女兒，嫁給柴紹為妻。隋大業十三年（617）
李淵起兵反隋，密約柴紹到太原相會。柴紹感到偕妻子同行，有些困難。妻子說，您盡管走路，我自有辦法。她送走柴紹後，就奔赴鄠縣（在今陝西戶縣北），把在那里的莊田處理掉，散家財用以招募勇士，得到數百人響應。那時，鄠縣一帶有幾支胡人隊伍，各數千人。她派家奴馬三寶一一說服，使他們都歸順入伍，後發展至七萬人，聲勢大振，時稱娘子軍。柴紹與她各率部隊，與唐軍李世民的隊伍在渭北會師。李淵稱帝後，平陽公主多次因功受賞。
武德六年（623），平陽公主去世。唐高祖想以鼓吹送葬，主管人不同意，說這有違古俗，從來沒有婦女用鼓吹送葬的。唐高祖卻認為公主親身經過多次戰事，這難道是以前的婦女所有的嗎？鼓吹是軍禮，有何不可！平陽公主的葬禮最終還是使用了軍禮。《舊唐書·柴紹傳》有平陽公主的附傳，《新唐書·諸公主傳》也有她的傳記。
第三節婦女書和宋氏姊妹婦女書，是指婦女寫的作品和有關論述婦女的著作。隋唐時期，婦女書遠較前代為盛，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婦人書儀》8 卷，《婦人集》20 卷，《婦人集抄》2 卷，《雜文》16 卷為婦人作，《女鑒》1 卷，《婦人訓誡集》11 卷，《貞順志》1 卷，均不著年代。《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有婦女作品及有關婦女的著作多種，主要有：《述聖記》，1 卷，大聖天後撰。《高宗實錄》，100 卷，大聖天後撰。《聖母神皇實錄》，18 卷，宗秦客撰。《則天皇後實錄》， 20 卷，魏元忠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正。《列女傳》， 100 卷，大聖天後撰。《保傅乳母傳》，1卷，天後撰。《玄覽》，100 卷，天後撰。《婦人方》，10 卷。《女則要錄》，10 卷，長孫皇後撰。《列女傳》，7 卷，魏徵撰。《孝女傳》，20 卷。《古今內范》，100 卷。《內范要略》，10 卷。《王氏女記》，10 卷。《王嬪傳》，5 卷。《尚宮朱氏女論語》，10 篇。《訓記雜載》，10 卷，武後撰。《維城典訓》，20 卷。《紫樞要錄》，10 卷，大聖天後撰。《百寮新誡》，4 卷，天後撰。《青宮記要》， 30 卷，天後撰。《少陽正范》，20 卷，天後撰。《臣軌》2 卷，天後撰等。
這些書大部分是武則天以“大聖天後”名義編寫的書。其修書工作都是武則天個人權力的表現，既不反映當時婦女在文化上的要求，也無助于婦女在文化上的提高，所以盡管撰寫數量很大，由于沒有社會上需要的基礎，幾乎無一流傳下來。唐代婦女著作傳世者，僅有兩種：一是女道士魚玄機的詩集，流傳也不廣，今有中華書局聚珍版行世。另一是宋若莘著、宋若昭注的《女論語》，這是一部流行較廣的書，長期成為女學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誡》共為婦女書中的名作。
若莘、若昭是貝州清陽（今河北清河東）人。父親宋庭芬，世為儒學。
庭芬有才華，生五女，分別取名為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都很聰明。宋庭芬教授她們學習經史和詩賦。不及成年，五個女兒均能書寫文章。若莘、若昭的文章尤其清麗淡雅，不追時尚。她們對父母表示，這輩子不嫁人，願以學問使父母得以揚名。大姐若莘教導四個妹妹非常嚴格。她仿效《論語》，著《女論語》十篇，內容皆以婦女所尚。妹妹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條理。
貞元四年（788），昭義①節度使李抱真表薦宋氏五姐妹。德宗將她們召入宮內，加試詩賦，並考問經史大義，深為贊歎。德宗能詩，每與侍臣作詩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德宗“高其風操，不以妾侍”，稱呼她們為學士、先生。她們的父親因此而授官，有俸料。
元和末年（約820—821），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若莘自貞元七年（791）以後，一直掌管著宮中記注、簿籍。她去世後，穆宗又令若昭接管，並拜若昭為尚宮。宋家五姐妹中，若昭最通曉人事，憲宗、穆宗、敬宗三帝都稱她為先生，六宮嬪媛和諸王公主駙馬也都以禮相待，十分尊重她。後被進封為梁國夫人。寶曆初年（825），若昭卒。
若昭故世後，敬宗又令若憲代管宮籍。若憲排行第四，她不但善文章，① 唐方鎮名，轄境屢有變遷，建中初年（780）轄地相當于今河北內丘、隆堯以南，巨鹿、丘縣、肥鄉以西，涉縣、邯鄲市以北，山西濁漳、丹河流域和沁水、陽城兩縣地。
且有論議奏對之能，因在敬宗後，又深受文宗的重視。太和中（約830），若憲遭誣陷，被賜死。
宋氏姐妹在新、舊《唐書》中皆有傳，被列入後妃傳中。不同的是，在《舊唐書·後妃傳》中，稱“女學士尚宮宋氏”，在《新唐書·後妃傳》中，則附在《宣懿韋太後》後，稱“尚宮宋若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