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汪遠孫的《遼史紀年表》、《西遼紀年表》，萬斯同的《遼諸帝統系圖》、《遼大臣年表》，李慎儒的《遼史地理志考》，汪輝祖的《遼金元三史同名錄》；近人陳漢章的《遼史索引》，丁謙的《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吳廷燮的《遼方鎮年表》，羅福頤的《遼漢臣世系表》等，或考證諸書記載異同，或補著文獻記載的不足，或對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討歸納，或對相關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編纂的《遼史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均以正史為主”，同時仿裴松之注《三國志》和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將《考異》散入各條下的體例，“博采各書，考證異同”①，附載于《考異》中。此為遼史研究的第一階段，大量工作是對《遼史》本身的考察、注釋和補充，為深入研究遼史奠定了基礎。
近人對遼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輯錄遼人著述者為署名敬亭山人的《遼金文存》12 卷②，未及出版。近人繆荃孫又搜集遼人詔令、奏疏、策問、表、文、詩、謠諺、銘、記、碑、墓志、雜著等，輯為《遼文存》6 卷。同時編著《遼藝文志》和《遼金石存目》附于書後。王仁俊也從事遼人著述的搜輯、整理，采輯曆代史文、方志① 《遼史拾遺·序》、《自序》。
② 乾隆《禦批通鑒輯覽》，將遼、金、元三史舊名，“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于下，以資參考”。趙翼為檢索方便，于《補遺》中列舊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獨具匠心。參見《廿二史劄記補遺》。① 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凡例》，中華書局1983 年版。
② 楊家駱：《遼史彙編·序》稱最早輯錄遼文獻者為敬亭山人的《遼金文存》共12 卷，鈔本在“中央圖書館”善本館。敬亭山人，王姓，清嘉慶時人。
和行記等，編輯《遼文萃》14 卷。《遼文存》問世後，王仁俊將其未收的詔敕、策表、奏疏、詩文、碑銘等彙為5 卷出版。《遼文萃》後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 卷，對繆書多所補益。此外黃任恒的《遼痕五種》即《遼代年表》、《遼代文學考》、《補遼史藝文志》、《遼文補錄》、《遼代金石錄》，倪燦的《補遼金元藝文志》，金文詔的《補三史藝文志》和王仁俊的《遼史藝文志補證》，周春的《遼詩話》，羅福頤的《遼文續拾》等，對遼朝及後人有關遼代史事的記錄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1936 年，陳述在繆荃孫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礎上，補以碑志銘文，輯成《遼文彙》12 卷。1980 年，再增新發現和出土碑志銘文，以《全遼文》為名出版，仍為12 卷，補遺1 卷。包括詩、謠諺、詔諭、敕制、哀冊、冊、官告、表、奏疏、書狀、對、議論、文、牒、劄子、檄、序、碑銘、頌、偈、記、塔記、幢記、題記、祭文、墓志和雜著27 類，分別編成類目索引，附于書後，以便檢索。並附作者索引及事跡考。
台灣學者楊家駱在編纂《中華大辭典》時，廣搜群籍，其中涉及遼事者，“可疏釋補正《遼史》原文者，不期竟達350 余萬言”①，遂輯為《遼史彙編》11 冊。分為遼史史文、遼史纂修有關論著、遼史拾遺校讀、遼史表志注補、遼文獻、記遼史他史、遼史論文和西文論著八大類。搜檢甚豐。
20 世紀20 年代以後，遼史研究進入第二階段。自王國維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時，兼及遼朝史事，著有《遼金時蒙古考》和《韃靼考》。此外，方壯猷的《契丹民族考》、姚從吾的《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柳翼謀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漢化考略》和馮承鈞的《遼金北邊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為考察對象，或對遼朝的某一社會問題進行考察，或在考察遼金時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況時，兼及遼朝。此後，以遼史為重點進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馮家昇、傅樂煥和陳述。
馮家昇有《遼史源流考》、《遼史初校》和與美國學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發表于美國的《遼代社會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號考釋》、《太陽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系》等論文。他對《遼史》和遼朝曆史進行了專題研究，有關遼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1987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論文集《馮家昇論著輯粹》中。與魏特夫合著的《遼代社會史》的資料彙編部分，為馮家昇輯注，“取材廣泛，選擇精嚴，注釋明晰，是一部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①。
傅樂煥有《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和《遼史複文舉例》等，對遼朝特有的制度、遼宋關系的研究以及對遼史研究文獻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84 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研究專集《遼史叢考》。
1934 年，梁園東翻譯和注釋俄國學者布萊資須納德的《西遼史》，所注內容豐富，為原著補充了大量資料，推進了西遼史的研究。
1946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金毓黻的《宋遼金史》。
1948 年，陳述《契丹史論證稿》出版，對契丹民族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來源、部落組織，遼朝的建立與統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① 《遼史彙編·序》。
① 夏鼐：《跋》。
1949 年以後的遼史研究成果1963 年出版的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從階級關系、土地占有形式、農牧業經濟、城鎮建設、商業發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遼朝的社會經濟及其特點。
70 年代以後，遼史研究取得重大進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國通史》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兩部通史對遼史有專章敘述。1986 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編的《中國曆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對遼代的國號、年號、行政建置、官制、軍制、法制、社會經濟制度、人物、事件、史跡、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專條。1992 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亦列有遼史方面諸多條目。此外，大量的論文和專著也相繼面世。
1979 年，中華書局出版張正明的《契丹史略》，該書簡明地敘述契丹民族的起源、發展、建國，遼朝的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紹契丹和遼朝曆史的著作。1984 年，遼甯人民出版社出版楊樹森的《遼史簡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遼史稿》。《遼史稿》比以往的同類著作敘述更詳盡、更全面，對契丹人的部落組織、契丹社會的奴隸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對文獻記載的某些歧異也做了必要的考察，並提出作者的看法，書中還附有契丹人各個時期的部落、州縣和機構等各種圖表21 幅。陳述又在《契丹史論證稿》的基礎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1995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遼金簡史》，這是國家教委統編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種，該書除對遼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發展狀況作了較全面系統的敘述外，又適當地增加社會史、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的相關內容。對史學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問題也提出作者的觀點，“雖與前人和當代一些專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①。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專題研究著作也相繼問世。1991 年，是遼史專題研究成果豐收的一年，三部專著同時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楊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這是對遼朝的行政制度、軍事制度特別是契丹特有的斡魯朵、行宮和糺軍等的專題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在進行縱的和橫的聯系方面，都有其特長和獨到之處”②。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遼史綱》，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全面系統闡述西遼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疆域、紀年及其對中亞社會的影響的一部專著，“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或言他人未盡之言。它的出版填補了中國史研究的一大空白”③。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錫厚的《耶律阿保機傳》，它是由民族史學家史筠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庫》的一種，該書“首次較具體地將耶律阿保機的事跡呈獻給讀者”④，全面敘述遼朝開國皇帝、契丹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耶律阿保機的一生及其對北方民族的發展和中國統一所作出的貢獻。賈敬顏教授的《民族曆史文化萃要》和《東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叢考》，分別于1990 年和1994 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① 王鍾翰：《遼金簡史·序》。
② 鄧廣銘：《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序言》。
③ 魏良弢：《西遼史綱·內容簡介》。
④ 《耶律阿保機傳·內容提要》。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賈敬顏教授勤于文獻的考索和校訂，尤邃于北方民族史，他知識面寬，“經史之外，涉獵諸子百家”①。他“爬梳故籍，鉤沉索隱”②，將多年的讀書筆記和考證所得彙成兩書，“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③。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遼代地理、民族等內容者，也是學習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價值的參考書。1994 年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漆俠、喬幼梅的《遼夏金經濟史》，這是“將遼夏金三個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作為中國北方一個獨具特色的經濟區域進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④。
此外，台灣學者陶晉生的《宋遼關系史研究》、楊樹藩的《遼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遼史的專題著作。
遼朝作為游牧民族上層建立的政權，統治了中國北方的游牧和漁獵民族，也統治了遼東和燕云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漢人和渤海人。遼史的研究既屬于中國斷代史的范疇，也屬于民族史的范疇。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和不斷取得新成果的今天，遼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碩果累累。
自1964 年蔡美彪發表《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產生》⑤以來，嵇訓傑、李桂芝相繼發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組織的論文⑥；對遼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錫厚、楊若薇、王曾瑜、唐統天等都有論文或專著進行研究①；蔡美彪、賈敬顏、楊若薇、李錫厚、關樹東等也都有論文研究遼朝的軍事制度和糺軍問題②，此外，對遼朝的經濟和二稅戶、轉戶，文化和科舉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禮俗，遼朝統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論文加以研究論述。
日本學者對遼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愛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鳥庫吉的《東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遼制度之二重體系》，若城久治郎的《關于遼的樞密院》，箭內亙的《遼金時代糺軍之研究》，島田正郎的《遼代社會史研究》等，分別對契丹古史和遼朝的軍政制度進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編輯了《遼史》中人名、地名、官稱和名物制度的詞語索引《遼史索引》，梅原郁等編輯了《遼金元人傳記索引》，為研究者檢索資料提供了方便。
① 王鍾翰：《東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叢考·序》。
② 《民族曆史文化萃要·內容提要》。
③ 姚大力：《中國曆史學年鑒·史學研究·遼金元》，1992 年。
④ 李錫厚、王曾瑜：《評》，《曆史研究》1995 年第3 期。⑤ 《曆史研究》1964 年第2 期。
⑥ 嵇訓傑：《關于契丹族名稱、部落組織和源流的若干問題》；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見》、《契丹大賀氏遙輦氏聯盟的部落組織——》等。
① 楊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多篇論文論述了遼朝北南面官制；李錫厚有《論遼朝的政治體制》、《關于遼朝的參知政事》、《遼代宰相制度的演變》等論文；唐統天有《遼代尚書省研究》、《由石刻補考遼代王府與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遼朝官員的實職與虛銜初探》等。
② 蔡美彪：《糺與糺軍之演變》、楊若薇：《遼朝“糺”之探討》、李錫厚：《遼朝的漢軍》、關樹東：《遼朝的中央宿衛軍》等。
第三節宋史研究概況明清兩代對《宋史》的重修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後，曆代學者以其粗疏錯漏、繁冗蕪雜，紛紛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就曾想重修。明正統（1436—1449）末年，其曾孫南京侍讀學士周敘奏請許自撰《宋史》，進行了數年，書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間（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質》100 卷。明朝廷也准備重修《宋史》，以禮部尚書嚴嵩主持，後亦無成。柯維騏曆時20 年，修成《宋史新編》200 卷。萬曆年間（1573—1620）王惟儉修《宋史記》250 卷，明末錢士升成《南宋書》60 卷等，其中以柯維騏《宋史新編》最著名。此外，王思義、王昂、湯顯祖、劉同升、歸有光、邵經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書。明修《宋史》，無不是合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正統；又都只是刪節元修《宋史》成書，並無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數訂誤，也無多大學術價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湯顯祖《宋史》舊本，擬加擴修，亦未成書。乾隆二十年（1755）陳黃中成《宋史稿》219 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晉涵發憤重修《宋史》，錢大昕、章學誠曾參與制定體例，邵准備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後再修《宋史》，章學誠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書。僅有蔣伯超《南宋書》（不分卷）成書，傳記只73 人，至清末，學者終于放棄重修《宋史》之舉，陸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補《宋史》之缺①。朝鮮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將宋、遼、金三史合一，以宋為正統，曆時20 余年，1791 年成《宋史筌》148 卷。由外國學者重修《宋史》，這在古代學術史中是絕無僅有的。
明清時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兩代不少學者編撰《資治通鑒》的續編，明初陳■首先修撰《通鑒續編》24 卷，體例實同《通鑒綱目》；成化年間（1465—1487），又有商略等《續宋元資治通鑒綱目》27 卷，其後薛應旂以該書為藍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資治通鑒》157 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資治通鑒》64 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學主修《資治通鑒後編》184 卷（缺第11 卷），參考了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前175 卷（當是傳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節本），並得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人的參與，較明修諸書為詳，但因四庫館尚未開，《永樂大典》所收有關史書尚未輯出而未能參閱，因而仍較疏略，尤以南宋甯宗嘉定以後為甚。
清乾隆（1736—1795）後期，畢沅主修《續資治通鑒》220 卷，邵晉涵、章學誠等人參加修撰，又得以參考四庫館輯自《永樂大典》諸史書，采取節錄諸史原文，詳略適度，對不同記載進行考訂，是明清兩代同類書中最佳者。明中葉馮琦想以紀事本末體裁編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樣體裁編撰宋① 顧吉辰對《宋史》進行考訂，有《比事質疑》、《考證》。史的《事紀》，但均未成書，馮琦門生劉曰梧請陳邦瞻將兩書未成稿合編增補，于萬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紀事本末》28 卷109 篇，明末改為以篇為卷（為109 卷），雖史料價值不高，但前後始末，一覽了然，簡明扼要。明清時期對宋代學術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當推清初黃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學案》100 卷，自清康熙中葉，黃宗羲開始修撰，死後由子黃百家續修，遠未成稿，其後由全祖望續修，基本完成，後來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間（1821—1850）王梓材、馮云濠補充完成，曆時一個半世紀。
在清人所撰的眾多宋人年譜中，以清嘉慶九年（1804）成書的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成就最大。此外，還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評名著《宋論》。20 世紀初的宋史研究20 世紀初，西方新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逐漸為中國學者認識與運用。世紀之初，宋史研究的論文很少，而王國維有1910 年《宋大曲考》和1913 年《宋元樂曲》、《宋呂本雜戲段數》、《宋之小說雜劇》、《宋之滑稽戲》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優秀論文。
20 年代，研究宋史的論著才逐漸增多，1922 年胡適《南宋白話詞》，1923年陳正漠《張橫渠的哲學的研究》，1924 年魯迅《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1925 年胡適《南宋初年的軍費》、竺可楨《南宋時代我國氣候之揣測》、盛郎西《宋元書院講學制》、胡云翼《詞人辛棄疾》，1926 年吳其昌《南宋曆數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學教育》、陳東原《宋儒對婦女的觀念》，1927 年吳其昌《宋代地理學史》、王桐齡《宋遼關系》、陳延傑《宋詩之派別》，1928 年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鍾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錦熙《宋元話本之研究》、鄭振鐸《北宋詞人、南宋詞人》，等等。此時，還有不少宋史著作問世，王國維1916 年有《王稟補傳》，1917 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彥）遺事》，1927 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戲曲考》、《五代兩宋監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專著。1916 年謝無量《朱子學派》，1928 年呂思勉《理學綱要》。孫毓修1917 年有《朱子》、1924 年有《蘇軾》、1925 年又有《文天祥》。1918 年沈宗元《東坡遺事》、1929 年胡懷琛《東坡生活》等，還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譜。
這一時期的宋史論著中雖有許多屬于介紹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當時已是或後來也成為名家，但還沒有以宋史研究為主的學者，而且幾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論著，只有個別論著屬于政治、軍事方面的。
“宋史”斷代史研究的形成從30 年代開始，不僅中國曆史研究中許多高水平的論著有較大的增加，而且還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各個斷代史的專家學者，正如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1947 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中所說：（中國）通史的寫作，非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勝任，而中國曆史上需待考正的問題又太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斷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個時代，作專門而精湛的考正論文，如是方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斷代史，也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①顧先生在文中介紹了各個斷代史的主要專家學者在該斷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顧先生的評介雖是一家之言，但大體反映了30 年代至40 年代前半葉中國史學界的實際情況。關于宋史研究的評介摘錄如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這里先敘述宋史研究的成績。《宋史》成于元末，最為蕪雜，明清兩代欲為之改作者極多，或其書未成，或已成而不饜人望，鄧廣銘先生年來取兩宋各家類書、史乘、文集、筆記等，將《宋史》各志詳校一遍，所費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極大。其《宋史職官志考正》已刊于《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飛》、《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及論文《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辨正》，宋史的研究，鄧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張蔭麟先生亦專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發表的論文看來，其成就已很大，僅次于鄧廣銘先生而已。其論文有：《南宋亡國史補》、《疏證》、《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繼統考實》。
兩位學者實是中國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關于鄧廣銘，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其後不久，也說鄧廣銘“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①。鄧廣銘的重要論文，已收入《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和《鄧廣銘治史叢稿》。張蔭麟的宋史論文有30 多篇，已編入《張蔭麟文集》。
除顧先生提到的兩位學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專家還有蒙文通、陳樂素、聶崇岐、張家駒等學者。
聶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異》于1934 年問世，三四十年代還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詞科考》、《宋遼交聘考》、《宋代府州軍監之分析》等一系列論文，已彙編為《宋史叢考》。
陳樂素自1933 年發表首篇宋史論文《宋徽宗謀複燕云之失敗》，隨後又相繼刊出力作《徐夢莘考》、《三朝北盟會編考》以及《主客戶對稱與北宋戶部的戶口》等經濟史論文。陳樂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關系史而側重于宋代文化史、目錄學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論文已彙入《求是集》。
蒙文通30 年代有《論北宋變法與南宋和戰》，其學術涉及經、史、諸子、理學、佛、道諸方面，而側重于宋代理學，對二程、朱嘉、陸九淵等皆曾論及。
張家駒30 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40 年代有《靖康之亂與北宋人口的南遷》以及專著《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等。
如同20 世紀初葉一樣，不少並非以宋史研究為主，當時已是著名學者或後來成為知名的學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寫了不少高質量的宋史研究論文，如討論政治軍事史的，有錢穆、金毓黻、繆鳳林、谷霽光、王毓銓、李文治、吳天墀等，討論社會經濟史的有全漢升、陶希聖、王毓銓、何茲全、鞠清遠①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收入《民國叢書第1 編第72 冊，上海書店1990 年版。
① 《宋史職官志考正序》，《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 本，商務印書館1948 年版；《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等，討論思想文化史的有錢穆、馮友蘭、季羨林、白壽彝、賀麟、李儼等，這里列舉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後來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專家，在40 年代發表了宋史研究論著，如（按姓氏筆畫序）李埏《北宋楮幣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稅在國計中的地位與監稅官》、徐規《陳傅良之寬民力說》、漆俠《摧兼並（王荊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論文已彙編入《求是集》、《知困集》）等，還有其他宋史專家及以遼金史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學者，不一一列舉。
1949 年以來的宋史研究新中國建立以來，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績。在對宋代的農業、手工業、商品經濟、城市經濟、土地關系、租佃關系以及農民起義等方面，所討論的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農業方面，漆俠、張家駒、薛培元、甯可等討論了農業水利的問題，楊志玖、袁震撰文討論宋代的戶口問題。
宋代手工業發達，商品經濟活躍。白壽彝等《論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系》，將宋代官手工業放在中國古代官手工業史中進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業簡況》討論宋代手工業生產的各種形態，華山《宋代的礦冶工業》認為不論在產量還是生產技術上宋代都高于唐代並分析了南宋礦冶業衰落的原因，史宏達《南宋閩廣地區的棉紡織生產》探討宋代南方的棉紡織生產，宋代的制鹽業、造船業、絲織業、銀礦業等也有專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