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躍的部分，其中討論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變法，專著有鄧廣銘《王安石》（新著）等。對司馬光的評價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專著有宋衍申《司馬光傳》、季平《司馬光新論》等，而季平、顧全芳不同意將司馬光作為保守派代表。
對岳飛的研究僅次于王安石，不僅有鄧廣銘《岳飛傳》（增訂本），還有王曾瑜《岳飛新傳》及其他數種；此外，1977 年以來的論文就有一百多篇，《滿江紅》詞的真偽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自1937 年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提出《滿江紅》詞始見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間，1961年夏承燾的《岳飛詞考辨》更進一步說《滿江紅》詞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戰勝韃靼的王越一輩將帥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 年鄧廣銘《再論岳飛的詞不是偽作》，指出《滿江紅》詞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間即已編入《精忠錄》，當來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並肯定是岳飛真作，此說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趙普、楊業、范仲淹、柳永、歐陽修、包拯、蘇軾、沈括、蘇頌、二程、韓侂胄、朱熹、陸九淵、李燾、李心傳、陸游、辛棄疾、馬端臨、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數已有傳記，有的還有數部傳記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曆史人物“新傳”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傳有程應镠《范仲淹新傳》、《司馬光新傳》、王曾瑜《岳飛新傳》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畫家叢書”中的宋人畫家，已有周積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張安治《郭熙》，沈邁士《王詵》，周蕪《李公麟》，孫祖白《米芾、米友仁》，鄧白《趙佶》，劉興珍《李嵩》等。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00 部傳記中有28 部屬于宋人傳記，另有附傳6 人，傳主共34 人。如：姜國柱《李覯評傳》，梁紹輝《周敦頤評傳》，龔傑《張載評傳》，陳祖美《李清照評傳》（附《趙明誠評傳》），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評傳》，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張義德《葉適評傳》，以及《劉徽評傳》所附的《秦九韶評傳》和《楊輝評傳》等。
上述三個系列傳記的出版，擴大了宋人傳主的范圍，推動了對宋代曆史人物的研究，促進了宋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台灣、香港地區的宋史研究自50 年代起，尤其是60 年代以後台灣地區的宋史研究有了相當大的發展。1957 年台灣大學曆史系姚從吾倡議成立“宋史研究會”，並由台灣師范大學蔣複璁、趙鐵寒，台灣大學方豪共同編輯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 年他們又與屈萬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談會”，定期進行學術座談，已達100多次；繼續編輯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 輯，除早期數輯刊載少數1949 年以前的舊作，極大多數是台、港宋史學者的新作。台、港地區各大學大多開設“宋史”課程，推動了宋史研究的發展。
學術交流方面，1981 年5 月，東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亞研究所，聯合舉行“宋史研討會”，並推舉宋晞、林天蔚等為香港“宋史研討會”聯絡人。1984 年12 月，香港中文大學曆史系主辦“國際宋史研討會”，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亞諸國以及香港地區、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20 多人。
1985 年7 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中國中古史國際研究會”，出席的有美、日、韓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學者40 多人，其中有宋史學者，1987 年出版會議論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 年6 月，台北召開“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有美、日、韓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學者百余人參加。
1988 年6 月，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等主辦“國際宋史研討會”，美、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學者50 多人參加，促進了宋史研究的發展與交流。
姚從吾的宋史論文已編入《東北史論叢》、《姚從吾先生全集》，其他學者出版宋史論集的有蔣複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論叢》、陶晉生《宋遼金史新論》、王德毅《宋史研究論集》、林天蔚《宋代史試析》與《宋代史事質疑》、孫國棟《唐宋史論叢》、黃寬重《南宋史研究集》、黃啟方《兩宋文史論叢》、王明蓀《宋遼金元史論文稿》等。
中國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峽兩岸和香港的學者，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宋晞曾作過概略的統計，在他60 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計收論文1744 篇，書籍237 種；至1981 年，宋史論文已達6100 多篇，專書也有500 多種；1982—1988 年期間，宋史研究的論文又達4300 多篇，專書140多種。至1988 年，“研究成果經初步估計，論文超過一萬篇，專書約有六百五十多種”①。
① 宋晞：《民國以來我國學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評估與展望》。
第四節西夏史研究概況清人對西夏史料的編纂清代學者在搜集、整理、編纂西夏史料方面頗有成績，常見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種：《西夏書》15 卷，周春撰②。成書于嘉慶九年（1804），最早的紀傳體西夏史書。在取材上，“是編大致根據各正史益以宋人書數種，采摭頗略”①，但在體例上，對曆史事實的考證分析上，都獨具見解②，今僅存傳抄殘本10卷。
《西夏書事》42 卷，吳廣成撰，大約成書于道光初（1821），編年體史書。本書采唐以下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記事，排比成書。起唐中和元年（881），迄于宋紹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吳西齋書，備詳本末，附考異同，雖編年系月，舉綱分目，意仿《宋史》例，實則楊氏長編紀事本末體耳。羅薈蓬萃，不謂無功，惟表明書法，幾幾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書複奪主，從來無此體例也。然記載西夏事跡者，世無更詳于此者。”本書引用史料未注明出處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峴山房初刻本，及1935 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紀事本末》36 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圖和職方表，張鑒撰。鑒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歿于道光三十年，是書初刊于道光五年。本書輯錄宋、遼、金、元諸史中有關西夏史料，自西夏興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敘事前詳後略。間有考辨，多欠精審。有光緒十年（1884）江蘇書局刻本、光緒十一年金陵刻本。
僅有存目未見傳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國志》16 卷，秦恩複《西夏書》20卷，無名氏《西夏志略》不載卷數，王云《西夏書》4 冊，徐松《西夏書》、《西夏地理考》，陳昆《西夏事略》16 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錫章《西夏紀》28 卷，編年體史書。是書以陳昆《西夏事略》為本，輔以吳廣成、張鑒、周春等書，采擷宋元以來有關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編纂而成，征引文獻300 余種。引文多有出處，使用方便。有1924 年北京京華印書館鉛印本。戴氏另有《西夏叢刊》10 余卷，未刊①。
史料輯錄考訂，有張澍《西夏姓氏錄》1 卷，有清雪堂叢刻本。羅福萇、羅福頤《宋史夏國傳集注》14 卷，有待時軒叢刊本。
書目與搜遺有王仁俊《西夏藝文志》1 卷，《西夏文綴》2 卷，有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羅福頤《西夏文存》1 卷，外編1 卷，有羅氏石印本。清代學者對西夏史料的編纂，與單純輯錄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書》、吳廣成的《西夏書事》等，在② 原書15 卷，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存殘本10 卷，鈔本。
① 胡玉縉：《西夏書》“書後”。
② 李蔚：《周春評價》，《甯夏大學學報》1982 年第3 期。
① 以上均見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說文月刊》1943 年第3 卷第11 期；參閱吳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獻目錄》（增訂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體例上不無新穎之處，且重視對曆史事實的考證和分析。
近現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發現與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最早發現和判別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據學家張澍（1776—1847）②，曾著有《夏書》一書，可惜被毀，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錄》和《西夏紀年》兩種③。20 世紀初，黑水城遺址西夏文書的發現，推動了西夏學術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頗有成效的羅振玉與子羅福成、羅福萇及羅福頤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與西夏史有關的問題。羅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據實物以考究西夏曆史紀年。羅福萇與羅福頤相繼完成了《宋史夏國傳集住》一書。西夏語文學家王靜如在三輯巨著《西夏研究》（1932）與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對西夏曆史、文物、國名、宗教等問題的研究①。著名的史學家朱希祖、韓儒林、向達、鄧少琴及賈敬顏等人，也都發表過有關西夏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②。
西夏史專著，至70 年代中，內地尚屬空白。1975 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專著，搜羅宏富，但仍脫不開舊的史料編纂學的窠臼。1979 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六冊，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與遼、金放在同等地位，並對西夏的興起，夏國經濟、政治、文化作了翔實的論述。同年底甯夏出版種侃等著的《西夏簡史》，是簡明通俗的西夏專史。198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 年增訂再版）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學界的重視③。是書編排合理，繁簡得當，貫徹民族平等原則，闡明西夏各族人民對祖國曆史文化的貢獻。附有大量資料性和考訂性的注釋，對專業研究者和廣大讀者都十分有益。
80 年代，在國內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西夏史論文已達百余篇，並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論集、專題研究、資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論集》、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甯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濱《元昊傳》（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西夏官印彙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①。西夏語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②，史料集《黨項與西夏資料彙編》等。辭書方面，《中國大百科全書·中② 白濱：《略論西夏文字的發現與考定》，《民族研究》1983 年第1 期。③ 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兼評》，《曆史研究》1986 年第1 期。① 《北平圖書館館刊》4 卷3 號。
② 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韓儒林：《關于西夏民族名稱及其王號》；鄧少琴：《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以上均載入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甯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賈敬顏：《關于西夏國名二、三事》，《天津益世報》，1948 年4 月27 日。③ 參見金彙海、吳長顯《評》，《社會科學研究》（四川）1983 年第1 期；蔡美彪：《讀後》，《曆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
①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羅福頤輯，李范文釋文，紀宏章拓款：《西夏官印彙考》，甯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史金波、白濱、吳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甯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李范文：《同音研究》，甯夏國曆史卷》及《中國曆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皆有諸多條目敘述西夏史。我國西夏史研究人員與機構也在不斷壯大發展。北京、甯夏回族自治區、甘肅、四川等省區的研究機構與高等學校都有專人從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國的台灣省與香港也有專門從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學者，他們不斷有新作發表③。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1983 年甯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韓蔭晟編《黨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卷第1、2 冊），收錄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類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關黨項與西夏資料，分傳記、人物傳和散見史料編年三部分。所錄史料考其來源、異同，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西夏史料彙編。
近年來有關史料校勘、訂訛和史籍評介的文章較多，如對黨項與西夏人名、姓氏、官號、地理、人物、曆史事件的考訂、辨誤①；對明刊《宋西事案》②、佚名《西夏志略》③的考證介紹，對周春《西夏書》、西夏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漢文內容的評介④。
近年來，流失國外的黑水城西夏文書陸續介紹到國內。前蘇聯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書目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及有關文獻著作也為國人所知，一些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獻得到新的譯介，並應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1993 年3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濱，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國璋、李偉國與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克恰諾夫，分別代表中俄兩國三方達成正式協議，共同編輯出版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漢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獻①，出版後必將對西夏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近年來西夏史研究的主要問題西夏史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短時期內取得的成績卻比較顯著。研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③ 除已介紹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專著外，還有台灣林瑞翰寫的《西夏史》文章，闕鎬曾《宋夏關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龔煌城關于西夏文字文獻、語言文字的論文。
① 主要有湯開建：《西夏監軍司駐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 年第3 期；張澍：《訂誤》，《蘭州大學學報》1982 年第4 期；《西夏史瑣談》，《甯夏大學學報》1984 年第3 期；顧吉辰：《西夏紀事辨誤》，《蘭州大學學報》1983 年第2 期；《讀劄記五條》，《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4 年第4 期。
② 李范文：《一部國內罕見的西夏史書——》，《甯夏大學學報》1983 年第2 期；白濱：《考》，《西北民族文叢》1983 年第3 輯；張翼之：《讀質疑》，《甯夏大學學報》1984 年第1 期。
③ 房建昌：《關于日本所藏》，《甯夏社會科學》1984 年第3 期；白濱：《考》，《民族研究》1985 年第4 期。
④ 李蔚：《周春評介》，《甯夏大學學報》1982 年第3 期；《初探》，《西北史地》1982 年第3 期。
① 史金波：《整理拍攝俄國所藏黑水城文獻記》，《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 年第1 期。究的問題比較廣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難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問題的進展和爭論，作概括性介紹。
一、關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曆史上已存在兩種說法：據《隋書》及新舊《唐書》，黨項是羌族的一支，黨項八部之一的拓跋氏無疑屬羌族一系；②另一說拓跋氏源出鮮卑族系，是根據宋、遼、金三史《夏國傳》中關于西夏王室的記述，稱先世“本魏拓跋氏後”③。二說至今仍然存在，但討論已逐步深入。較多的論著中對鮮卑族系說提出較詳細的論證：第一，用比較充分的史料證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鮮卑拓跋，雖然還無材料確證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後裔，但西夏拓跋氏與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無疑義。第二，原居于我國東北大鮮卑山一帶的拓跋鮮卑一支，大約在公元3 世紀中期進入了河西，並有一部分歸附或進入吐谷渾部族，成為其中的一個部落。到隋末即脫離吐谷渾統治，形成一個以拓跋鮮卑為核心的黨項部落聯盟，即黨項八部。第三，拓跋鮮卑流入羌部形成黨項拓跋氏，史書所稱“黨項羌”，表明了鮮卑人與羌人的融合，表明了曆史上統馭諸羌的鮮卑人又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黨項羌的統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曆史命運①。有的論著還從曆史記載中黨項拓跋氏與被統治的羌族在稱謂上表現的對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風俗，以及族稱、語言系屬等方面來論證西夏王族拓跋氏與被統治的“黨項人民”分屬于不同族屬②。
二、西夏的社會性質及其分期。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黨項內遷使黨項社會開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過渡，即由部落社會向部落聯盟過渡。從宋初李繼遷到李元昊建國，黨項社會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轉化時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國家③。第二種意見認為，黨項內遷後，進入宋朝統治時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發展了奴隸制，進而建立了黨項奴隸主國家。元昊建立了“產生于氏族公社廢墟上的奴隸主的國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時期，..逐步完成了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化”（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 冊）。第三種意見認為，黨項羌從公元6 世紀左右已處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會末期，從7 世紀末內遷後，在定居內地二三百年的過程中，黨項社會跨入以家長奴隸制為特征的奴隸社會，同時也積累了封建制因素。從五代宋初起特別是從李繼遷時期開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國標志著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領主制，乾順以後，進入封建地主制（吳天墀《西夏史稿》）。三種意見歸結為兩點，一是對西夏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認識，一是西夏社會的發展是否經過奴隸制問題。對後一點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會“奴隸”的存在與否及其身份問題。他們認為，如果說建國前黨項社會存在著有奴隸身份的“奴隸”的話，② 《舊唐書》卷198《黨項羌傳》：“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錄·黨項》：“黨項，西羌之遺種。”
③ 《宋史》卷485《夏國傳》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遼史》卷115《西夏外記》：“西夏本魏拓跋氏後。”《金史》卷134《西夏傳》：“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拓跋氏。”
① 湯開建：《關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 年第4 期。② 唐嘉弘：《關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5 年第2 期；又《論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關系》（1981 年甯夏西夏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吳天墀：《西夏史稿》。③ 金寶祥：《西夏的建國和封建化》，甘肅師范大學《曆史教學與研究》1959 年第5 期。也不是社會生產的主要擔負者。有奴隸存在的社會並不一定是奴隸社會。西夏建國後，靠對外戰爭俘虜奴隸而建立的奴隸社會也是不存在的，因為西夏對外擄掠戰爭直至西夏滅國前夕都在發生。奴隸制的存在要靠對外擄掠以補充奴隸來源，但不能反過來說，對外擄掠必須以奴隸制為其歸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問題。今人的西夏史論著在談到西夏官制時，都認為存在著“蕃官”與“漢官”兩套官制，兩個系統②。對“蕃官制度”的產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種意見認為兩套官制之設始于元昊建國，“元昊一面采擇宋制建立官職，一面又設黨項官，兩個系統並立”（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 冊）。兩套官制論者認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黨項貴族在政府里的主導地位，同時又適應漢族地主階級建功立業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實行統治，就像遼王朝設南北面朝官一樣（吳天墀《西夏史稿》）。
兩套官制之說本于吳廣成《西夏書事》，有關記載說，元昊建國“始立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其制多與宋同。自中書、樞密、宰相、禦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漢人分為之，而其專授蕃職有甯令、有謨甯令、有丁盧、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呂則、有樞銘，皆以蕃號名之”（卷11）。至毅宗時“備官制”，又有“漢設..等官；蕃增..諸號”（卷20）云云。爭論的關鍵是對吳廣成的記述有不同理解：“蕃號”是否就是“蕃官系統”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設有蕃官系統者，首先考察所謂“蕃官”名稱的“蕃號”出現的特定環境與曆史背景，認為所謂“蕃號”，不過是西夏官制名稱的西夏文字譯名，它僅出現于出使宋朝的夏國使臣的本官稱謂中，這是由于宋朝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現象，因而留載于史籍。我們在西夏同遼、金兩國的交往中還找不到這種例子。這種職官名稱與“蕃號”的對譯，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獻中可以得到證實①。此外，從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漢文有關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兩套官制的記載②。更多的事例說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國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漢人為之”的①，因此兩套官制之說，其中有一“蕃官系統”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評價。對西夏曆史人物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對李繼遷、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評價上。李繼遷是西夏國的奠基者，史學界著重強調他在反對民族壓迫、統一黨項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漢族先進生產技術和封建文化，加速黨項族的發展，促進黨項社會進步方面的貢獻。李繼遷有著敏銳的政治眼光，突出的軍事才能與過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為黨項族的傑出領袖②。對夏國創建人李元昊的評價，著重強調他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軍① 張廣志：《黨項與奴隸制》，《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84 年第3 期。② 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 冊；鍾侃等著《西夏簡史》；吳天墀著《西夏史稿》。① 《西夏書事》卷21：“初，夏使入貢，移文延州，稱使者官曰樞密，鄜延安撫使程戡奏令稱使副不以官，或稱領盧。領盧，蕃樞密號也。”據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漢合時掌中珠·人事下》：“樞密”西夏文”，音“領盧”。
② 漢文資料如《宋史·夏國傳》；西夏文資料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西夏官階封號表》等。① 《宋史》卷485《夏國傳》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舉人張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國相、太師、中書令。
② 徐莊：《試論李繼遷的曆史作用》，《甯夏大學學報》1981 年第4 期；徐莊、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創建夏國過程中的豐功偉業。征服回鶻、吐蕃，統一河西的戰爭，建國後對北宋與遼的戰爭，都顯示了他作為軍事家的才能；建國前後在政治制度、文化事業上的建設，表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眼光與手段。在黨項族曆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元昊能順應曆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本族獨立自主的大業。元昊的私生活與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這並不影響他作為黨項族的民族英雄稱號③。對西夏“中興”之主李仁孝的評價，著重強調他在吸收和推行漢族封建文化，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的進步措施，對西夏後期社會的發展有積極作用；消極作用是，崇儒尚文導致了黨項族固有的崇實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進入了由盛而衰的時期。任得敬分國陰謀的敗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