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吳越（893—978）
（一）武肅王錢镠——（二）文穆王錢元瓘（三）忠獻王錢弘佐（四）忠遜王錢弘倧（五）忠懿王錢弘俶ii .. .四、楚（896—951）
（一）武穆王馬殷（二）衡陽王馬希聲（三）文昭王馬希范（四）廢王馬希廣（五）恭孝王馬希萼（後被奉為衡山王）
（六）馬希崇i i .....五、閩（892—946）
( )( )一王潮二太祖王審知（三）嗣王王延翰（四）惠宗王延鈞（鏻）—（五）康宗王昶（繼鵬）
（六）景宗王延羲（曦）
（七）天德帝王延政ii .. .i i .......六、南漢（905—971）
劉謙一烈宗劉隱二高祖劉岩 （三）殤帝劉玢（四）中宗劉晟—（五）後主劉■( )( ) ( )ii.ii .. .七、前蜀（891—925）
（一）高祖王建——（二）後主王衍八、後蜀（925—965）
（一）高祖孟知祥——（二）後主孟昶九、荊南（南平）（907—963）
十、北漢（951—979）
（一）世祖劉崇（■）——（二）睿宗劉承鈞（鈞）
（三）少主劉繼恩（承鈞養子）
（四）英武帝劉繼元繼恩同母弟，（承鈞養子）
i i.....第二章遼的發展與滅亡第一節景宗中興與初期的遼宋戰爭景宗中興遼世宗于天祿五年（951）遇害時，其子耶律賢年僅4 歲。遼穆宗耶律璟末年，耶律賢已長大**，與韓匡嗣、女里、耶律賢適等過從甚密，對穆宗的敗政，時加評論譏諷，但為了避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應曆十九年（969）二月，穆宗遇害于懷州（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時任飛龍使的女里立即自懷州奔赴都城上京臨潢府（今巴林左旗）耶律賢處，並調集禁兵進行保衛。曾任南京留守、參與朝政的蕭思溫“總漢軍事”的高勳與女里，次日清晨率甲騎擁護耶律賢從上京趕至懷州，並隨即繼位為帝，是為遼景宗。從此，原太子東丹王耶律倍一系確立了在遼朝帝位繼承中不可動搖的地位，而遼太宗一系自遼穆宗被刺後終于被排斥出帝位繼承系列。
遼景宗即位後不久，即娶因定策功晉升為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的蕭思溫之女蕭綽（燕燕）為妃，同年五月又立為皇後。蕭皇後輔佐景宗中興，後來成為中國曆史中重要的政治人物。
遼景宗承穆宗衰亂之余，勵精圖治，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而且更多地任用漢人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漢人的統治經驗。早年投靠遼朝的漢人高勳、郭襲、室昉、韓匡嗣及其子韓德讓等，先後得到重用。遼景宗內任蕭思溫、高勳、耶律賢適，外用耶律斜軫、耶律沙、耶律休哥、韓匡嗣、韓德讓，雖仍有反叛事件，但數量很少且都很快平定，與穆宗時期相比，總的來說內部穩定、政治清明、將相協和，牧業興旺，農業豐收，遼朝開始中興。史稱：“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亦由群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①遼初對宋的戰略遼從建國之日起，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與北宋爭奪中原地區的征戰。保甯十一年（宋太平興國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進攻北漢，遼景宗遣使質問，得到的回答是：“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②遼隨即在派遣耶律沙、冀王耶律敵烈、耶律斜軫等率軍相繼南下援北漢的同時，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軍防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三月，耶律敵烈率先鋒軍在後軍未到的情況，間道由白馬嶺（今山西盂縣北）渡澗西進，為宋將郭進大敗于石嶺關（今沂州南）南，耶律敵烈等戰死，從而切斷了遼援。五月，北漢為宋所滅。六月，宋太宗乘勝率軍轉攻遼南京。遼增戍南京的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等率軍阻擊于北郊沙河，戰敗後撤往清河，宋軍遂圍遼南京。遼南京在權知南京留守事韓德讓、新到的援軍權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等防守下，宋軍久攻不下。七月初，耶律沙、耶律休哥、① 《遼史》卷79《傳論》。
② 《遼史》卷9《景宗紀》下。
耶律斜軫等大敗宋軍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宋軍潰敗。遼乘勝以韓匡嗣為統帥，率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軫等南下。十月，為宋將劉延翰、崔翰、李漢瓊所部大敗于滿城（今屬河北）後退回。遼大同軍（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節度使耶律善補所率西路軍，在南下途中也為代州（今代縣）宋將折彥赟所敗，耶律善補在聽到主力敗于滿城後也北歸。
次年三月，宋將楊業擊敗遼軍于雁門北（今代縣北），聲名大振。十月，遼景宗親征攻宋，自南京南下，進圍瓦橋關（今河北雄縣），大敗宋軍並追擊至莫州（今任丘）後退兵，遼宋邊境又暫時趨于平靜。
遼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四五月間，遼景宗再次親征攻宋，發生第二次滿城之戰，被宋將崔彥進擊敗後退回。同年九月，遼景宗前往云州，游獵于祥古山（今河北宣化境）時得病，在前往云州途中病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第二節聖宗盛世承天太後攝政遼景宗病死的次日，年僅12 歲的長子耶律隆緒即位，是為遼聖宗，遺詔由皇後蕭綽（燕燕）攝政。次年，上尊號承天皇太後，並改元統和，又改國號為契丹，開始了長達27 年的承天太後攝政時期，繼承與發展景宗時開始的中興步伐，終成盛世。
承天太後為了鞏固統治地位，重用顧命大臣耶律斜軫、漢人韓德讓以及室昉。韓德讓以南院樞密使“總宿衛事”，與北府宰相室昉，共掌國政，尤得承天太後的信任。當時遼朝的主要敵手是始終企圖奪取燕云地區的宋朝，承天太後攝政後即任命名將、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當皇叔祖南京留守耶律道隱去世後，又接任南京留守，總理邊事。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負責西南邊防事務，並節制黨項。任命樞密副使耶律抹只為東京（遼陽府，今遼甯遼陽）留守，控扼女真、高麗。同時整頓吏治，審理滯獄，減免與調整徭役負擔，穩定內部。
正當遼軍東討女真取勝後，並積極准備東征高麗之際，遼宋關系也逐漸緊張。統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認為：“契丹主年幼，國事決于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①，決定乘機攻取燕云地區。派曹彬、崔彥進率主力為東路軍，又派米信率軍出雄州（今屬河北）、田重進率軍出飛狐（今淶原北），並派潘美和名將楊業為西路軍統帥，北出雁門關（今山西代縣北）。面對宋軍的全面進攻，岐溝關（今新城西北）、涿州（今涿縣）、固安（今屬河北）、新城（今新城東南）相繼失守的形勢下，承天太後立即派東征女真時的統帥、宣徽使耶律阿沒里（蒲領）為南征都統，作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的副帥。又命東京留守耶律抹只立即統軍南下，征調原准備東征高麗的遼軍增援南京，並決定親赴南京督戰。另一方面派名將、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蕭撻覽（凜）為副帥以代替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抗擊宋西路軍。五月，耶律休哥、耶律阿沒里大敗宋東路軍曹彬、米信等于岐溝關。當宋東路軍敗退南逃時，宋西路軍在連克寰州（今山西朔州東）、朔州（今屬山西）、應州（今應縣）、云州（今大同）之後繼續東進。五月，承天太後在取得岐溝關勝利的情況下，立即派左皮室詳穩蕭排押統率原遼太祖、太宗所屬弘義宮、永興宮的宮衛軍及皮室軍等趕往山西。六月，又命耶律休哥派兵增援，而宋西路軍也在宋太宗的遷徙云、朔、寰、應四州民至宋境命令之下退兵。八月，宋名將楊業因西路軍統帥潘美、監軍王侁爭功違約，擅離設伏地陳家谷口（今甯武東北），後又望風而逃，退回宋境，楊業為耶律休哥伏兵所敗，率殘部百余人力戰于陳家谷口，子延玉、部將王貴及殘部全部陣亡，楊業受傷被俘，不食而死。
承天太後乘勝于當年十二月初率軍南下，耶律休哥先敗宋軍于望都（今屬河北），宋雄州守將劉廷讓率部分軍隊抗擊遼軍于君子館（今河間西北），雖死傷數萬，將領戰死或被俘，劉廷讓也僅率數騎脫逃，但宋軍主力退保樂壽（今獻縣），而且定州宋將田重進率軍進入遼境，並一度攻占燕南重鎮岐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
溝關（今河北新城西北），南下遼軍在攻掠祁（今安國）、深（今深縣南）等州後北還。
統和六年（宋端拱元年，988）十月，承天太後再次率遼軍攻宋，宋定州守將李繼隆、袁繼忠出戰耶律休哥軍，勝負相當，各稱戰勝。此前，駙馬蕭勤、勇將蕭撻覽皆已先後中箭受傷，遼軍在攻掠數州縣後于次年初北返。承天太後在數次攻宋未取得重大進展的情況下，雖不與宋議和，但對宋改以防守為主，有時派兵南擾的政策，遼宋邊境相對平靜的同時，自統和四年開始即接納與宋對抗的黨項族首領李繼遷的降附，授予定難軍（銀州，今內蒙古烏審旗南）節度使。李繼遷又向遼求婚，以求鞏固依附關系。遼在與宋戰爭的狀況下，以部族女耶律汀封義成公主出嫁李繼遷，並于統和八年進封李繼遷為夏國王，以支持並鼓勵西夏侵擾宋西北邊境。李繼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于次年（宋淳化二年，991）七月，也向宋降附，受任為銀州觀察使，並受賜姓名趙保吉。遼對黨項主要仍采取安撫政策，後又進封李繼遷為西平王，但也加強對黨項的控制，于統和十二年任命蕭撻覽鎮撫西部邊境。並一直任用耶律休哥為南京留守以對抗宋朝，耶律休哥在境內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措施，對宋則采取和平相處的安邊政策，南京地區成為遼農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蕭太後也不時減免稅賦、徭役，對地方官采取考任制，進一步實行漢官制，改各部的令穩為節度使，又推行部分漢律，統和六年還開始科舉考試，最初雖只錄取一二名漢人進士，卻開辟了吸收漢族地主通過科舉進入仕宦的途徑，又在南京設立太學以培養漢族地主進入統治集團，進一步鞏固了遼的統治基礎。南院樞密使漢人韓德讓在遼統治集團內的地位日益提高，統和十二年北府宰相室昉致仕後，韓德讓兼任北府宰相，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于統和十七年死後，韓德讓再兼知北院樞密使事，不久又升任大丞相，並賜名德昌，成為遼朝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澶淵之盟前後當遼統和十六年（998）十二月，主張遼宋和平相處的于越、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死後，遼改而采取經常攻擾的政策。次年（宋咸平二年，999）七月，下詔攻宋，遼軍雖攻城略地，但在進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時，由于北宋名將楊延昭（楊業之子）防守有方，久攻不下，廉良河（當在今保定北）之戰也勝負相當，遼軍遂退回南京。十九年十月，又以南京留守、皇弟耶律隆慶率前鋒軍攻宋，與宋前鋒軍張斌相遇于遂城北長城口，宋軍先勝後敗退保遂城，遼軍雖南進至滿城（今屬河北），又因積雨泥淖而退回南京。二十年春又派北府宰相蕭繼先、南京統軍使蕭撻覽攻宋，亦無多大進展。次年四月，再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蕭撻覽攻宋，望都（今屬河北）之戰，宋將王繼忠戰敗被俘，遼軍也退回。
遼在多年攻擾無大進展的情況下，承天太後于統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親征，大舉南下，主力進駐望都。宋主將王超率主力于唐河（今定州北）設防，遼軍攻擊無功後東攻瀛州（今河間）又未下，轉而回師攻占祁州（今安國），由于宋將王超不敢出戰，遼軍主力遂乘虛南下。宋真宗也在宰相寇準力主下，決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陽）抗遼，宋各地守軍都堅守城池，遼軍在攻擊無功後繼續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德清軍（今清豐），二十二日抵達澶州城北，決戰前遼軍主將蕭撻覽在觀察地形時為宋軍伏弩射中傷重而死，遼軍士氣受挫。二十六日宋真宗到達澶州並渡河登上北城門樓，宋軍士氣大振，但宋真宗並不真想抗遼，遼承天太後亦由于後方宋軍援軍聚集，在攻戰無必勝把握的情況下，和議遂在宋使曹利用與降遼的王繼忠之間開始進行。由于宋真宗求和心切，寇準雖力主與遼決戰，亦不得已主持議和。十二月，以每年輸銀10 萬兩、絹20 萬匹給遼，宋真宗稱遼承天太後為叔母為條件訂立和議，澶州郡名澶淵，史稱“澶淵之盟”。參與這次南下及和議的韓德昌以功受賜姓耶律，錄籍皇族，改封晉王，位親王之上，權傾朝野。
澶淵之盟開始了遼宋長達一百多年和平相處的對峙政局，遼朝不僅改變了長期對宋作戰帶來的財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每年還可從宋方得到大量歲幣，財政狀況得到重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樂業，生產發展，使得從景宗開始的中興事業得到繼續發展的和平環境。面對新的形勢，承天太後、遼聖宗決定將統治中心適當南移，統和二十五年（1007）初，在上京之南兩百多公里處營建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甯城西大明城），成為新都，遼帝的常駐地。
侵高麗、征阻卜統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當政近28 年的承天太後病逝，聖宗才親政。耶律德昌繼續受到重用，並賜名隆運。二十九年（1011）三月耶律隆運死。次年十一月，改當年為開泰元年（1012），以示政局更新，並改南京幽都府為析津府。
遼聖宗繼續推行重用漢人的政策，不僅在親政之初任用劉晟（慎行）、邢抱質為南院樞密使，還在連年入侵高麗的戰爭中，于開泰四年（1015）五月一度任命劉晟為主帥，雖以未及時出兵而被免職。開泰六年（1017）五月還曾任命遼宋望都之戰中被俘的宋將王繼忠為副帥，不久也被任為南院樞密使。科舉錄取進士也由每次五六人擴展為數十人，擴大了吸收漢族士人加入統治集團的規模。
澶淵之盟是遼朝盛極而衰的轉折點，承天太後死後遼聖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統和二十八年七月干預高麗內部事務，決定親征高麗，蕭敵烈當時指出：“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況陛下在諒陰，年谷不登，創痍未複。”①但遼聖宗一意孤行，開始了曆時十年征討高麗之戰，高麗因此遭受巨大災難，于開泰九年（1020）臣附。但遼也勞民傷財，不斷損兵折將，尤其是開泰七年十二月的茶、陀河之戰，損失慘重。
遼在東征高麗的同時，又西討阻卜部的叛亂。統和二十九年六月，為了加強對阻卜的統治，分部設置節度使統治阻卜各部，然而往往任用非才，引起阻卜人民的憤怨，開泰元年十一月，阻卜石烈部酋長阿里底殺節度使以叛，遼派耶律化哥率軍進討，雖不久阿里底即為阻卜部民擒獻于遼，“而沿邊諸部皆叛”，開始了曆時18 年的討伐阻卜的戰爭。太平六年（1028）八月以後，“自是阻卜諸部皆叛，遼軍與戰，皆為所敗”②，直至八年九月阻卜雖相繼降① 《遼史》卷88《蕭敵烈傳》。
②附，但其勢力已不斷壯大。
叛亂相繼遼開泰二年（1013）後的數年間，還曾北討烏古部及敵烈部，烏古部、敵烈部雖遭殘酷鎮壓或被迫降附，但此後仍降叛不常。太平六年遼西討甘州（今甘肅張掖），連攻三天不克，史稱“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③，為遼聖宗時期的兩大敗仗之一。太平九年八月，原渤海國人民在大延琳率領下，反抗遼朝的苛役雜稅，殺死戶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等，據東京（今遼甯遼陽）稱帝，建國號興遼，年號天慶，不僅遼東地區大多響應，而且南、北女真部族也歸附反遼，曆時一年。次年八月，由于部將叛降，遼軍始得占領東京，大延琳被俘，此亂才逐漸平定。遼聖宗親政後戰爭連續不斷，幾乎與之相始終，大延琳之亂平定後不到一年即病逝。遼聖宗雖然也注意吏治，關心民生，在遼代中世諸帝中亦屬明君，但末年戰亂不已，國勢漸衰。
③ 《遼史》卷17《聖宗紀》八。
第三節走向衰亡的遼朝聯夏迫宋遼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遼聖宗病死的當天，年已16 歲的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改元景福，是為遼興宗。生母肅妃（耨斤）為擅權自立為皇太後，攝政，並誣陷聖宗皇後蕭菩薩哥謀反，蕭菩薩哥被囚禁于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春被害死。重熙三年（1034）五月，皇太後肅耨斤陰謀廢興宗另立次子耶律重元為帝，由于耶律重元告密而陰謀破產，皇太後被迫歸政于遼興宗，並被囚禁于慶州（今巴林左旗西北）。遼興宗隨後立耶律重元為皇太弟，不久又任命為判北南樞密院使事，這既是賞功，也是為了安撫耶律重元所代表的那部分勢力，順利地處理了這次政治風波，但並沒有能徹底解決問題。任用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蕭惠為南院樞密使，遼興宗初期，承遼聖宗中興余緒，還注意輕徭薄賦，澄清吏治，“時天下無事，戶田蕃息”，“政賦稍平”①。對西夏仍采取安撫與支持的政策。
重熙十年（宋慶曆元年，1041）十二月，乘宋、夏戰事緊張之際，遼興宗在蕭惠為首的群臣支持下，雖遭蕭孝穆反對，仍決定以宋修邊防與攻夏為借口，派耶律重元、蕭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態勢，並于次年初派使臣赴宋廷，索取被後周世宗攻占的關南十縣。九月，宋為避免兩面作戰而又不願割讓土地，遂以歲增銀、絹各10 萬匹、兩為代價重訂和約。不久，蕭孝穆死，蕭惠繼任北院樞密使，成為遼興宗的寵臣。
征夏失利西夏對遼宋議和不滿，認為遼背棄遼夏聯合對宋的政策，隨後支持和接納遼西部邊境部族的叛降，遼興宗遣使責問時，夏景宗元昊態度強硬，“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曰：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①。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遼興宗率軍西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蕭惠分統諸軍，元昊在遼軍連續獲勝的情況下，一面遣使請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賀蘭山，沿途清野，燒光野草，使遼軍馬無草可吃，當遼軍馬饑士疲之際發起攻擊，遼軍大敗，遼興宗“單騎突出，幾不得脫”②。西夏在得勝後再度遣使求和，遼興宗不得已許和。十一月退兵，並升大同軍為西京大同府，任命北院宣徽使耶律馬六為西京留守，以加強對西部邊境的統治。遼重熙十七年（1048），西夏元昊死于內亂，未滿周歲的稚子諒祚繼位，外戚擅權。次年（夏延嗣甯國元年，1049）七月，遼興宗決定乘機親自率軍攻夏，以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由于蕭惠輕敵無備，為西夏擊敗。只有北道行軍都統耶律敵魯古所率偏師攻至賀蘭山，戰勝西夏軍並俘獲元昊妻及官僚家屬。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聖元年，1050），在兩次擊敗西夏侵邊戰役之後，三月，派西南招討使蕭蒲奴統軍攻夏，西夏采取避讓戰術，以致“蕭① 《遼史》卷87《蕭孝穆傳》。
① 田況：《儒林公議》卷下。
② 《遼史》卷109《羅衣輕傳》。
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①。一度攻至西夏都城興慶府（今甯夏銀川）境內，並攻破西北的攤糧城（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北）。西夏軍多次戰敗以後，沒藏太後遣使要求依舊降附。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元年，1053）春，遼、夏重修舊好。
耶律重元叛亂遼興宗雖立弟耶律重元為皇太弟，並在酒後許以繼承皇位。但為確保長子耶律洪基繼承皇位，不僅于重熙十二年任命為知北南樞密使事，二十一年又任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參與朝政，二十四年八月遼興宗病死，耶律洪基即位，是為遼道宗。
遼道宗即位之初，為穩住耶律重元為首的勢力，不僅隨即拜為皇太叔，又任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其子耶律涅魯古後也被任為知南院樞密使事。然而非但沒有滿足耶律重元等人的欲望，反而助長了他們叛亂的氣焰，以他們父子為首組成龐大的叛亂集團，原計劃讓耶律重元裝病，誘使遼道宗探望，以謀殺奪取皇位。
清甯九年（1063）七月，遼道宗進行秋捺缽于太子山的灤河（今內蒙古甯城西南），敦睦宮使耶律良密告耶律重元父子圖謀叛亂，道宗用耶律良之計，急忙召見耶律涅魯古，並命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逮捕耶律重元父子。耶律仁先還未及出發，耶律涅魯古已因陰謀暴露，提前發動叛亂，糾集黨羽四百多人，並誘脅弩手軍進攻行宮。耶律仁先等率宿衛軍士數千人抵抗，叛黨紛紛投降或奔逃，耶律涅魯古又被射死，耶律重元見大勢已去，逃入沙漠後自殺。
耶律乙辛擅權遼道宗吸取耶律重元叛亂的教訓，及早確立合法繼承人，咸雍元年（1065）正月，年僅8 歲的長子耶律浚被立為太子。此前，平定耶律重元叛亂的主要功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任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原是道宗寵臣，此時也任北院樞密使，與耶律仁先共事而權勢更大，道宗“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由是“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①。耶律乙辛的恃寵擅權行為，常受到耶律仁先的抑制。同年十二月，耶律仁先被排擠而出任南京留守。從此，耶律乙辛更為驕縱不法。咸雍二年（1066），又改契丹國號為遼，直至遼亡。
大康元年（1075）六月，太子耶律浚總領朝政，從而抑制了耶律乙辛等人的不法行為。耶律乙辛及其黨羽為繼續控制朝政，首先誣陷太子生母、皇後蕭觀音與伶官通奸。十一月，皇後被賜死。太康三年，又一再誣陷太子謀反，太子也終于被廢並被囚禁于上京，十一月，又被耶律乙辛派人殺害。兩案均由耶律乙辛及其主要黨羽、北府宰相漢人張孝傑等審實定案。兩人深受遼道宗信任，道宗曾說：“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① 《遼史》卷20《興宗紀》三。
① 《遼史》卷110《耶律乙辛傳》。
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為得人。”①張孝傑被賜姓耶律，後再被賜名仁傑。耶律乙辛從此把持朝政，為所欲為，黨羽滿布朝野。昏庸無能的道宗，即位之初還算謹慎求治，“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②，複按冤獄，政治尚屬清平。及至平定耶律重元叛亂，寵信耶律乙辛等奸佞，排斥忠良，拒納忠諫，以致喪妻失子而不悟。當大康五年正月道宗進行春捺缽時，耶律乙辛奏留太子的5 歲獨子耶律延禧，意欲加害，斬草除根，道宗只是在蕭兀納提醒下才帶皇孫隨行。道宗也親見隨行官員大多舍己而追隨耶律乙辛，這才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六年，耶律乙辛、張孝傑等先後被排斥出朝廷。八年，耶律乙辛被囚禁，後以叛逃被殺。
耶律乙辛擅權結束後，道宗為太子耶律浚昭雪，並注意培植皇孫耶律延禧為皇位繼承人。大安七年（1091），還不滿17 歲的耶律延禧，即被任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但道宗在政治上依然昏庸無能，政事日非，史載：“帝（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征也。’遷知樞密院事。”③即是典型事例之一。他所寵信並被作為新帝顧命大臣的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就是一個貪贓枉法，被“譏其以金賣國”者①。再加上“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甯歲”②，遼朝終于走向衰落。
遼的滅亡壽昌七年（1101）正月，遼道宗死，皇孫耶律延禧即位，是為遼末帝天祚皇帝。無獨有偶，一年前（宋元符三年）的正月，北宋的徽宗也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真是南北輝映，相映成趣，一對昏君，分別斷送了遼朝與北宋皇朝。天祚帝即位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奉其父耶律浚為皇帝，接著即懲治耶律乙辛余黨，由顧命大臣耶律阿思主持，而貪贓枉法的耶律“阿思受賂，多所寬貰”③。天祚帝繼承道宗敗政，賄賂公行，他自“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于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④，叛亂相繼。乾統二年（1102）十月，首先發生了蕭海里劫掠乾州（今遼甯北鎮南）武庫器甲的暴亂，在遼軍的攻擊下，逃入女真部落，後為女真所殺。差不多同時或稍後，在上京還發生被稱為“劇賊”的趙鍾哥，攻入上京皇宮，“劫宮女、禦物”，為副留守馬人望等所鎮壓⑤。
正當遼朝在天祚帝腐朽統治下日益衰敗之時，東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興起。遼天慶五年正月（1115 年1 月），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擺脫遼的統治，即皇帝位，國號金，是為金太祖。為實現滅遼的目標，金太祖與宋聯盟，籌劃滅遼，先後攻占遼東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燕京）。遼天會三① 《遼史》卷110《張孝傑傳》。
② 《遼史》卷21《道宗紀》一。
③ 《遼史》卷98《耶律儼傳》。
① 《遼史》卷96《耶律阿思傳》。
② 《遼史》卷26《道宗紀·贊》。
③ 《遼史》卷96《耶律阿思傳》。
④ 《三朝北盟會編》卷21 引范仲熊《北記》。
⑤ 《遼史》卷105《馬人望傳》。
年（1125）三月，天祚帝被擒，遼亡。遼滅亡前一年，遼太祖的八世孫耶律大石在葉窟里（今新疆塔城附近）稱帝，號仍稱遼，史稱西遼。
附表一：遼世系表（916—1125）
表二：西遼世系表（1124—1218）
第三章宋朝的建立及與遼的對峙第一節宋的建立陳橋兵變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早年應募從軍于後漢的郭威部下，後周時屢立戰功，逐漸升任禁軍高級將領。後周世宗臨終前為防止軍事政變，免去後周太祖女婿張永德的殿前都點檢軍職，而代之以名位較低的趙匡胤。
顯德七年正月初三，傳聞遼軍南侵，趙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達黃河南岸的陳橋驛（今河南封丘南，在黃河北岸）按照預謀的計劃發動兵變，史稱“陳橋兵變”。當日即返回開封奪取政權，初五日（960 年2 月4 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東京開封，以洛陽為西京。真宗時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為南京應天府，仁宗時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為北京，作為陪都。為區別于以後建“行在所”于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稱建都開封的宋朝為北宋。趙匡胤是為宋太祖。
宋朝建立後，首先致力于對原後周統治區內藩鎮的安撫與鎮壓。名位高于趙匡胤的李筠、李重進先後叛變。當年四月，昭義軍（潞州，今山西長治）節度使李筠勾結北漢，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釗分兵進討，並親自前往督戰，李筠、北漢聯軍大敗于澤州（今晉城）南，李筠逃入澤州固守。六月初，宋軍攻占澤州，李筠自殺，其子李守節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揚州，今屬江蘇）節度使李重進亦反。十月，宋太祖親征。十一月，宋軍攻占揚州，李重進自殺。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進，為鞏固剛建立的宋政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那些雖然心念後周，但勢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進的藩鎮，不得不對新朝俯首聽命。
“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為了不使宋朝成為後周之後的又一個短命朝，首先是將那些名位與自己相近的高級將領免除軍職。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釗的殿前都點檢，同時還免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的軍職，兩人都出任節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對自己的親信下手。據說在一次宴會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親信指明利害關系，次日他們就主動交出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侍衛親軍都虞候張令鐸等，都被免去軍職而出任節度使，石守信雖然名義上還兼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職位，但並沒有軍權。
經過這兩次調整，殿前司的正副長官都點檢、副都點檢，實際上已被取消，而以原來的屬官殿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作為殿前司的長官。侍衛親軍司的最高長官都指揮使石守信，不久也辭去這一名義上的兼職。從此，侍衛親軍司的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等長官，也逐漸被取消，侍衛親軍司的下屬機構馬軍司和步軍司都成為直屬機構，長官為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與殿前司合稱“三衙”，任命名位較低的將領擔任三衙的長官，各分管一部分軍隊，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將統領禁軍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權，發兵權則屬于通常由文臣擔任長官的樞密院，出征作戰則臨時任命將領統率軍隊，以達到以文制武、互相牽制的目的，從制度上穩固了宋朝的統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軍將領發動兵變奪取政權的可能性。皇權的加強削弱乃至取消節度使的職權，是消除地方割據勢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從乾德元年（963）攻占荊湘後開始的，將新統治區的各府州直屬朝廷，繼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選送精兵給朝廷，編入禁軍，而以遺留在地方的老弱軍人編為廂軍，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節度使的兵權。同年還命令各地的財賦收入除留下日常經費外，全部運送到朝廷，又剝奪了節度使的財權。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又將節度使屬下的支郡全部收歸朝廷直轄，節度使只領一府或一州，進而消除了節度使統治大片地區的局面。不久又將節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節度使終于成為虛銜。中唐以來危害皇權的節度使，從此只是宗室、將相大臣的榮譽銜。
為了安撫後周留下的大批官員，以及適應皇權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來三省、六部及各寺、監的官稱的同時，實行官職名稱與實際職務相脫離的政策，另派官員擔任實際職務，稱為“差遣”，原來的官稱只是官品高低、俸祿多少的標志。
政權集中于“中書”（政事堂、政府、東府），除以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外①，另設參知政事為副相以分宰相之權。與中書對稱“二府”的樞密院（樞府、西府），則掌握兵權，兵權不歸朝廷是宋太祖沿襲五代舊制的決策。宋代又沿襲五代舊制以三司使掌財政，使政、軍、財三權分立，互相制約。
對地方上的府、州，則另設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職權，這在宋初對于消除地方割據勢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將全國劃為15路，各路設轉運使，後又設提點刑獄，除負責轉運財物、審理刑獄外，還負責監察地方官員，稱為監司（包括後來設置的提舉常平司），以加強朝廷對地方的統治。
① 通常認為唐代後期以後只有“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書令、侍中在“安史之亂”以後逐漸成為虛銜，不再擔任宰相。這個說法欠妥，陳振先後撰寫《關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紀念李埏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史學論文集》，云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版）、《關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學刊》1985 年第6 期）兩文，證明中書令作為宰相至五代後周馮道，侍中作為宰相則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韓琦罷相為止。
第二節消滅割據吞荊、湘宋朝建立時，政局與五代時相同，同時存在的割據政權中，不僅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吳越、泉漳、荊南、湖南，還有稱帝的後蜀、南漢、北漢，這還不算北方的遼，西北黨項李氏、回鶻，以及西南的大理諸政權，僅就漢族聚居區而言，也是九國並存。宋朝在采取鞏固統治措施的同時，即繼續進行後周世宗未竟的統一事業。
宋朝建立時，荊南節度使高保融隨即臣附，同年八月病死，由其弟高保勗繼任，建隆三年（962）十一月高保勗病死，由高保融的長子高繼沖繼任。乾德元年（963）正月，宋朝以應湖南周保權請求的名義，起用宿將慕容延釗率軍南下，討伐湖南的叛將張文表，出兵之際，授權慕容延釗以借道南征的名義，在途經江陵時先滅荊南。二月初九日宋軍到達荊門（今屬湖北），荊南節度使高繼沖派叔父、掌書記高保寅前往勞軍並探聽消息。當夜，慕容延釗采取在歡宴高保寅之際，派數千騎兵偷襲江陵，高繼沖聞訊驚慌出迎，宋軍迅速占領江陵。初十日（963 年3 月26 日）高繼沖被迫投降，荊南成為被宋朝消滅的第一個割據政權，得3 州17 縣。高繼沖以後任武甯軍（徐州）節度使十年，開寶六年（973）十一月病死于徐州（今屬江蘇）治所。
宋朝建立時，湖南武平軍（朗州，今湖南常德）節度使周行逢也臣附，建隆三年（962）九月病死，子周保權繼位，年僅11 歲。十月，故將張文表據衡州（今衡陽）叛變，襲占潭州（今長沙），自稱權留後，並向宋臣附以期獲得宋朝的承認。周保權遵照周行逢的遺囑，命楊師璠率軍抗擊，同時向荊南及宋朝求援。十二月，宋朝任命周保權為武平軍節度使，隨後又命張文表入朝。乾德元年正月初，決定以討伐張文表為名，出師吞並湖南。
宋軍在二月初吞並荊南後，日夜兼程向南進發，這時湖南已將叛將張文表消滅，宋軍出師的公開理由已不複存在，但宋軍此次南下，志在吞並荊南及湖南，荊南雖已歸降，但湖南卻派兵抗拒。二月中旬，宋軍先鋒丁德裕率部到達湖南首府朗州城下，湖南守將張從富采取堅壁清野的防守戰略，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下旬，宋軍大敗湖南軍于岳州（今岳陽）城外的三江口並攻占岳州，三月上旬末，宋軍到達朗州城下時，城中軍民驚恐出逃。初十日（936 年4 月6 日），宋軍進入朗州，湖南周保權出逃後被俘。宋得14 州1 監66 縣。周保權後長期以環衛官①住在首都開封，太平興國（976—983）中曾任並州（今山西榆次）知州，雍熙二年（985）死。取後蜀宋軍迅速消滅荊南、湖南，使後蜀後主孟昶十分驚恐，企圖與北漢聯合攻宋，而宋朝也早有滅蜀的意圖。
① 環衛官，指左、右衛等十二衛（南宋孝宗時增為十六衛）的上將軍、大將軍等，“號環衛官”，“皆空官無實”（《宋史·職官志》），是享受俸祿的從二、從三品等的閑職，高保權被俘後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即是。以下各俘降國王所授環衛官具體官名不再列舉。
後蜀廣政二十七年（宋乾德二年，964）十月，後蜀派往北漢的密使之一趙彥韜向宋告密，宋遂以此為借口，十一月，即派王全斌率主力由陝西南下，劉光義率偏師沿長江西上，進攻後蜀，後蜀隨即派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和趙崇韜統軍北上抗擊王全斌。
十二月末，王全斌軍連克興州（今陝西略陽）、西縣（今勉縣西）、三泉（今甯強），俘蜀主將韓保正、李進，宋軍進至嘉川（今四川廣元），蜀軍遂燒棧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軍分兵修複棧道，並派小部隊出敵背後，與主力合擊蜀軍，蜀軍連戰皆敗，退守劍門（今劍閣北）。宋東路軍劉光義亦連敗後蜀水軍，蜀守將高彥儔兵敗自殺，宋軍遂攻占夔州（今奉節），後蜀東部門戶首先丟失。
次年（965）正月初，宋軍王全斌又以小部隊由小路出劍門後，與宋軍主力夾擊劍門，攻占劍門，並俘蜀軍副統帥趙崇韜，接著攻占劍州（今劍閣），又俘蜀軍統帥王昭遠。後蜀太子孟玄喆率領的援軍剛進至綿州（今綿陽），聞訊後隨即逃回成都。後主孟昶見大勢已去，于正月初七日（2 月11 日）派使臣前往宋軍前奉表投降，初九日（13 日）宋軍于魏城（今綿陽東北）受降，宋得45 州198 縣。孟昶于五月到開封，受封為秦國公，六月中旬病死。
滅南漢宋朝建立後，南漢不僅不稱臣歸附，反而出兵進攻已屬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縣），宋太祖遂命南唐後主李煜致書南漢後主劉煜，令其向宋稱臣並歸還在後周時侵占的桂州（今廣西桂林）、郴州（今屬湖南）等地，遭到拒絕。
宋滅後蜀，南唐後主李煜再次遣使致函南漢後主，勸其歸附宋朝“以小事大”，免致討伐，以保持實際割據的政權。南漢後主不但不聽勸告，回函還出言不遜，南唐後主李煜遂將其書送呈宋太祖，說明規勸無效。
開寶三年（南漢大寶十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湖南駐軍將領潘美、尹崇珂統率湖南地方部隊討伐南漢。此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①。南漢後主得知宋軍南下，派宦官龔澄樞到賀州（今廣西賀縣東南）措置防務，但當宋軍迫近賀州時，龔澄樞立即逃回廣州，宋軍遂圍攻賀州，並在大敗伍彥柔的援軍後迫使賀州守將投降。南漢後主不得已，只得起用宿將潘崇徹，潘崇徹統兵3 萬屯防于賀江（今廣西、廣東境內），而當宋軍轉而西攻昭州（今廣西平陸）時，潘崇徹只是擁兵自保並不出兵救援。十月，宋軍連克昭州、桂州；十一月，又克連州（今廣東連縣）。至此，南漢乘湖南內亂時攻占的原湖南地方已全為宋攻占。十二月，宋軍進至韶州（今韶關），南漢都統領李承渥統兵10 余萬以象兵為前鋒，抗擊宋軍，宋軍以強弩射象，象中箭奔回，沖散南漢軍，宋軍遂攻占韶州。南漢後主慌忙在廣州城北郊部署防務。
次年正月，宋軍占領英州（今英德）、雄州（今南雄）後，統率重兵的潘崇徹降宋，宋軍長驅南下，直至廣州城北十里。二月初，宋軍以火攻焚毀南漢以竹木築成的防柵，攻至廣州城下，南漢後主劉見大勢已去，縱火焚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
燒宮殿、府庫。開寶四年二月初五日（971 年3 月4 日），後主出降，南漢亡，宋得60 州214 縣。劉以環衛官居京師，曆封侯、郡公，太宗即位後進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五年（980）三月死。
平南唐（江南）
南唐在宋朝建立後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因都城金陵（今江蘇南京）隔江即是宋境，建隆二年二月，遷都南昌（今屬江西）。六月，中主死于南昌，子李煜即位于金陵，仍以金陵為都城，是為後主，史稱李後主，對宋謹修臣節，兩次遣使致函南漢勸其臣附，以期保留割據政局。宋朝平定南漢後，李後主害怕宋軍繼而攻打南唐，遂于當年不僅加倍進貢，並改國號唐為江南（為便于行文，仍稱為南唐），進一步表示為宋朝屬國以求保持割據現狀。但宋朝消滅割據勢力的決心並不因此而動搖，相反更加緊了進攻南唐的准備。南唐的落第進士樊若水，為了尋覓投靠宋朝的資本，在采石磯附近以釣魚為名，往返于兩岸，用絲繩測量江面寬度，並向宋朝建議造船建浮橋以渡宋軍消滅南唐，受到宋太祖采納。宋派官員前往江陵（今屬湖北）督造船只，並派兵遣將作好進攻准備，但是師出無名，遂于開寶七年（974）九月遣使召見李後主，李後主害怕被扣留而稱病不赴，並表示准備抵抗宋軍的進攻。開寶七年十月，宋太祖以曹彬、潘美為帥，自江陵順流而下進攻南唐，水陸並進，連克長江南岸的池州（今安徽貴池）、銅陵、蕪湖、當塗、采石（今皆屬安徽）。十一月中旬初，宋軍于采石以船建成浮橋，宋軍主力得以渡江長驅南下。南唐以鄭彥華、杜真分統水、陸軍各萬人抗擊渡江宋軍，杜真與宋軍接戰，因鄭彥華擁兵不救而戰敗。南唐都城金陵開始戒嚴，並募民為兵，以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負責防務。
開寶八年年初，宋軍進攻金陵，再敗城外的南唐守軍，南唐又派兵逆流而上圖謀奪取采石浮橋，但又被宋軍擊敗。吳越王錢俶受命派兵助攻南唐，南唐常州（今屬江蘇）守將在吳越軍長期圍攻後于四月投降，吳越軍又進圍潤州（今鎮江）。南唐殺死防守不力而又陰謀降宋的皇甫繼勳，並命令鎮守湖口（今屬江西）的朱令赟統兵十余萬東下金陵抗擊宋軍。九月，朱令赟率艦、筏順江大舉東下，進至皖口（今安徽安慶西），為宋兵擊敗而被俘。在此之前，潤州守將也已經向吳越投降。金陵自春至冬，屢戰屢敗，僅能守城，現在又糧盡援絕，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6 年元旦），宋軍攻占金陵，李後主被迫出降，南唐亡，宋得19 州3 軍108 縣。李後主以環衛官居住在首都開封，初封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李後主雖無治國之才，但工書畫，更長于作詞，是五代宋初最有成就的詞人，尤以亡國後思念故國之情的詞作，開辟了詞的新意境。太平興國三年（978）七月，李煜被毒死。
泉、漳納土割據泉、南（漳）兩州的泉州（今屬福建）節度使留從效，自宋朝建立即表示臣附。建隆三年七月留從效病死。不久，統軍使陳洪進推舉節度副使張漢思任節度使，自任節度副使並實際掌握政務。陳洪進，仙游（今屬福建）人，早年從軍以功升副兵馬使，為留從效部屬，後升任統軍使。宋乾德元年四月，廢張漢思自立，南唐即任陳洪進為清源軍（泉州）節度使、泉南等州觀察使。割據泉、南兩州。陳洪進又以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事名義向宋表示臣附，次年正月，宋改清源軍為平清軍，任陳洪進為節度使、泉南等州觀察使，又分任其兩子為節度副使、南州刺史，正式承認其為宋控制下的割據政權。乾德三年七月又改南州為漳州（今屬福建）。
宋太宗即位後，繼續進行消滅割據的政策。太平興國三年（978）四月，陳洪進入朝，見宋朝決心消滅割據，主動獻出2 州14 縣，史稱泉、漳納土。陳洪進受到宋朝廷的優厚禮遇，被命為使相（武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請，不任實職。其弟及諸子也都分任刺史、知州。陳洪進後封岐國公，雍熙二年（985，一作次年）三月病卒。
吳越歸地宋朝建立，吳越隨即表示臣附，錢弘俶避宋諱改為單名俶，仍受封為吳越王，宋攻南唐時以錢俶為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與宋軍主帥曹彬會攻南唐。開寶九年（976）春，入朝宋太祖，備受優遇。太平興國三年（978）三月，又入朝宋太宗。四月，泉漳割據者陳洪進主動“納土”後，錢俶提出罷去吳越王、天下兵馬大元帥，解除兵權，要求回吳越，但遭到拒絕。五月初一日（6 月9 日），錢俶為了避免殺身滅族之禍，被迫獻上所屬13 州1 軍86縣，史稱吳越歸地。錢俶受到可稱為最優厚的禮遇，改封淮海國王，其他官銜也都保留，但長住京師，奉朝請。雍熙四年（987）春，出任武勝軍（鄧州，今屬河南）節度使。端拱元年（988）八月，宋太宗派最寵信的宦官王繼恩等前往鄧州祝賀錢俶60 壽辰，錢俶在與王繼恩等宴飲後的當晚突然死亡。
消滅北漢宋朝建立後，北漢投靠遼朝繼續與宋為敵，小規模戰爭時有發生，宋軍雖然勝多敗少，但亦無多大進展。宋太祖初年，致力于消滅南方割據政權，開寶元年（北漢天會十二年，968）七月，北漢帝劉鈞死，養子劉繼恩即位。這時，宋已消滅荊南、湖南、後蜀三個南方割據政權，認為劉鈞新死正是攻滅北漢的良好時機。八月，即任命李繼勳、黨進為正副統帥進攻北漢。宋軍進入北漢境內時，劉繼恩已被殺，劉鈞養子劉繼元即位。十一月，遼軍救援北漢，李繼勳等退回宋境，北漢因而侵入宋晉州（今山西臨汾）、絳州（今新絳）境內。次年正月，宋太祖決定親征北漢，曹彬、黨進率軍先行，李繼勳率軍繼發。二月，屯守團柏谷（今祁縣東南）的北漢軍得知宋軍主力到來，立即逃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宋軍遂進抵太原城下。四月、五月，宋軍雖然分別擊敗遼的援軍于陽曲（今屬山西）北和嘉山（今河北定縣西），但北漢軍仍堅守太原，並殺死動搖軍心的宰相郭無為以穩定民心。圍攻太原數月的宋軍終因夏雨連綿、疫病流行，遼軍又將到來之際，不得不于同年閏五月退兵。此後，宋朝采取了不時侵擾，迫遷北漢民戶南下以削弱北漢的政策。
宋太宗于太平興國三年迫使陳洪進“納土”、吳越“歸地”以後，決心消滅北漢，遂于次年正月親征北漢，任命潘美為主帥。三月，郭進擊敗遼軍于石嶺關（今山西忻縣南）南，並斷絕了北漢與遼的交通以孤立太原。宋軍于四月圍攻太原，太平興國四年五月五日（北漢廣運六年，979 年6 月2 日）北漢帝劉繼元出降，宋朝終于消滅了最後一個漢族割據政權，得10 州1 軍41 縣。劉繼元被封為彭城郡公，以環衛官居京師。雍熙三年十二月任保康軍（房州，今湖北房縣）節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死。
第三節爭奪燕云的宋遼之戰高梁河之戰宋自建國之日起就同遼保持著對峙的局面，遼一直是宋在北方邊境上的威脅。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奪取後晉時割給遼朝的燕、云地區才能算是完成統一政局。宋太祖原想儲備巨額款項向遼朝贖買，如遭遼朝拒絕即以此巨款作軍費，攻取燕、云，但未及進行而死。宋太宗于太平興國四年（遼乾亨元年，979）五月滅北漢後，六月即乘勢自太原直接進攻遼南京（今北京），宋軍隨即攻降遼涿州（今屬河北）、東易州（今涿州西南），進至遼南京城南。
遼南京原有蕭討古率軍駐防，三月間遼出兵救援北漢時，又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軍前來南京戍守。當宋軍進至遼南京城下時，遼軍耶律奚底、蕭討古所部與宋軍激戰于沙河（今北京城北），遼軍戰敗後退屯沙河北。宋軍遂四面圍攻遼南京城。
七月初，宋遼兩軍大戰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遼軍耶律沙部戰敗退卻，宋軍乘勝追擊，但遭到遼軍耶律斜軫、耶律休哥兩部的左右夾擊，耶律沙又率部反擊，宋軍大敗，全線潰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後隨亂軍南逃，直到涿州（今屬河北）才乘上驢車繼續南逃。宋太宗逃到定州（今屬河北），才命崔翰守定州、李漢瓊守鎮州（今正定）、崔彥進守關南（後改為高陽關，今高陽東），以防遼軍進攻，然後回首都開封（今屬河南），攻遼戰爭以失敗告終。
遼朝為了報複，決定大舉南攻宋朝。遼軍在稍事休整以後，當年九月即以韓匡嗣為統帥，率遼軍主力自遼南京南下，另以耶律善補率偏師自大同南下。遼宋東路軍大戰于滿城（今河北滿城西），宋軍伏兵突起，遼軍戰敗潰逃，耶律善補得知後也退回遼境。
次年十月，遼景宗決定親征。十一月，遼軍圍攻瓦橋關（雄州，今雄縣），宋軍突圍南逃，遼軍追至莫州（今任丘），宋廷大震，宋太宗出巡北邊以穩定軍心。遼軍耶律休哥部與宋關南守將崔彥進激戰，勝負相當，遼軍無法取勝，遂又退回遼境。
太平興國七年（遼乾亨四年）四月，遼景宗再次親征，分兵三路南下，主力于滿城、唐興（今安新東南）為宋高陽關守將崔彥進所擊敗，遼主將奚瓦里戰死，耶律斜軫率部救出被圍遼軍後退回遼境。進攻雁門關（今山西代縣北）、府州（今府谷）的西路遼軍，也被宋守軍擊敗。遼景宗進行的三次攻宋戰爭，皆以失敗告終，宋守軍志在自保，擊退遼軍進攻已屬幸事，未敢進行追擊。
同年九月遼景宗病死，子聖宗即位，年僅12 歲，母承天太後攝政，對內鎮壓女真族的反抗，對宋采取防備與小部隊侵擾，以破壞宋朝修築邊境城池的活動。宋朝廷依靠邊防部隊三次擊退遼軍大舉進攻後，決心繼續采取防守政策，增築邊防城池，並嚴禁宋軍出境攻遼，宋遼邊境暫時相安數年。
岐溝關之戰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986）正月，宋太宗聽信雄州知州賀令圖等的進言，認為遼聖宗年幼，承天太後專政，寵臣韓德讓掌權，內部不穩，是攻遼的好時機。最初曾議論過由宋太宗親征，但宋太宗高梁河之戰狼狽逃跑的記憶猶新，于是順水推舟采納大臣建議，改命曹彬、崔彥進為統帥率東路軍出高陽關，持重緩進，等待中、西路軍到達後共同會攻遼南京。又以田重進統率中路軍出飛狐口（今河北淶源北），攻占山後（太行山西北）地區。以潘美、楊業為西路軍統帥，北出雁門（今山西代縣）東進。
宋西路軍很快就攻下寰州（今朔州東）、朔州（今屬山西）、云州（今大同）、應州（今應縣）等地，中路軍也攻占靈丘（今屬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等山後要地，東路軍則攻占了新城（今新城東）、固安（今屬河北）、涿州等地。
遼朝得到宋軍進攻的奏報後，立即派耶律抹只統兵馳援南京，承天太後、遼聖宗也親自趕往督戰，並調回正在東方征討女真的耶律斜軫，命他率遼西路軍抗擊宋軍中、西路軍的進攻。
宋東路軍攻占涿州後因糧運不繼又退回雄州，但是當聽到中、西路軍節節勝利的消息後，重又進占涿州，卻又因缺糧只得再次退兵。五月初，遼援軍耶律抹只部趕到並與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會合，隨即進攻正從涿州南退的宋軍于岐溝關（今涿縣西南）北，宋軍大敗，遼軍追擊至拒馬河（今河北省南拒馬河），宋軍繼續潰退，爭向逃遁，無複部伍。宋運糧軍民數萬人來不及南逃，只得堅守岐溝關，抗擊遼軍的圍攻，遼軍不知岐溝關的虛實，加上大戰之後元氣大傷，需要休整，並防備可能的反攻，遂退回遼境，宋數萬運糧軍民才得平安南歸。
宋太宗得知東路軍戰敗，遂即命令中路軍回駐定州，西路軍退回代州。
並以在這次戰爭中未打敗仗的田重進為定州路的軍事統帥，李繼隆為定州知州，鎮守北方門戶，還起用功高望重但早已罷實職的宿將張永德為滄州（今滄州東南）知州，以及任命宋偓為霸州（今屬河北）知州、劉廷讓為雄州（今雄縣）知州，以鎮守邊防，防禦遼軍可能發起的進攻。
宋遼東部戰場已經結束，但西部戰場的戰事仍在進行。八月，宋西路軍主帥潘美、監軍王侁拒絕副帥楊業的合理戰略，迫令楊業在不利的形勢下，前往朔州接應南撤的居民，楊業為此要求統帥潘美設伏兵于陳家谷口，准備伏擊追擊的遼軍，楊業與遼軍主帥耶律斜軫激戰于朔州南，又為遼軍蕭撻覽部伏兵所襲擊，當楊業按預定戰略退到陳家谷時，潘美、王侁卻早已違約率軍逃跑，遂使楊業全軍覆沒，楊業身負重傷後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戰事亦告結束。
宋朝此次攻遼，損失慘重，宋太宗從此放棄攻遼，改而采用防禦戰略。
但是，遼朝決定進行報複。當年十一月，遼承天太後、聖宗親征，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首戰于保州（今保定），遼將盧補古臨陣脫逃，致使遼軍戰敗。十二月，遼軍擊敗宋軍于望都（今屬河北）。時任瀛州（今河間）主帥的劉廷讓主動出擊，耶律休哥聞訊後東進截擊，兩軍大戰于莫州（今任丘）境內的君子館，宋軍大敗，遼軍乘勝攻掠鄰近州縣後于次年正月退兵。
宋端拱元年（遼統和六年，988）九月，遼承天太後、聖宗再度親征，雖也曾攻占了一些州縣，但在唐河（今定縣北）北為宋軍定州主帥李繼隆、監軍袁繼忠擊敗後退回，宋軍追擊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遼多次戰爭，遼雖略占優勢，但大體相當，遼朝處理對宋軍務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連年戰爭，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長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遼邊境因而得以相對平靜。
澶淵之盟宋至道三年（遼統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戰的箭創複發而病死，太子趙恒即位，是為真宗。次年，遼決定來年攻宋，從此，宋遼戰爭再次進入高潮。
宋咸平二年（遼統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後、遼聖宗親率遼軍大舉攻宋，宋名將楊延昭（名將楊業之子）被圍于遂城（今徐水西），楊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澆城牆外側，次日即凍成冰城，使得遼軍不能靠近城牆而無法攻城。遼軍雖攻占樂壽（今獻縣），但戰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後仍連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1004）閏九月，承天太後、遼聖宗又以收複被後周世宗占領的關南地區為名，發動大規模戰爭。宋廷雖也調整和部署了邊防的將領，准備抗擊遼軍，但宋朝君臣對于遼軍采取避實就虛戰略長驅直入的態勢，驚恐萬分，副相王欽若請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蘇南京），樞密院的副長官陳堯叟則請真宗西逃成都（今屬四川）。真宗則猶豫動搖，只是在宰相寇準陳明利害關系力請真宗北上抗遼的形勢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親征，但求和心切，尚未離京，就先派曹利用和遼將王繼忠（原宋定州路副帥，望都之戰被俘後降遼）進行議和活動。十一月間，宋真宗才從京城開封北上，但前進不到二百里到達韋城（今滑縣東南）時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軍統帥高瓊說明了如果南逃，遼軍必將追殺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勢下，宋真宗只得繼續北上，並在寇準、高瓊迫請下渡過黃河，進到澶州（今濮陽）北城，宋軍士氣因而大振。遼軍也早已進至澶州北城下，但遼軍主將蕭撻覽（凜）卻被宋軍伏弩射傷致死，宋朝重兵駐守的定州（今河北定縣）也威脅著遼軍的後方，因而遼承天太後、聖宗也想議和退兵。十二月，雙方訂立和議，規定宋朝每年交給遼朝絹20 萬匹、銀10 萬兩以換取和平，澶州的郡名為澶淵，故史稱這次盟約為“澶淵之盟”。從此，宋遼和平相處直至北宋末年。
第四章北宋初期的階級關系與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節宋初的階級關系階級關系概況宋代是中國曆史上社會情況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主要反映在階級關系的變化上。自唐中葉以後，藩鎮的割據與戰亂，尤其是唐末農民大起義，沉重地打擊和清掃了世族地主階層。土地自由買賣成了地主階級獲得土地的主要途徑，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統治者承認這種狀況的反映。租佃制成為地主剝削的主要形式，佃戶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獲物，作為地租交給地主。佃戶在戶籍上主要是客戶，這已不是唐代專指外來的人戶，而是指沒有土地或房產的“客居”之戶，對于擁有土地或房產的城鄉居民則稱為主戶，而不問其是本地戶還是外來戶。
農村主戶分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戶稱為上戶，二、三等戶也稱中戶，屬于地主階級；四、五等戶稱為下戶，屬于農民階級。其中三等戶則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農民；而五等戶則有相當一部分戶的財產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與客戶相近。客戶中極大多數為佃戶，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產，甚至還比較富裕成了佃富農，也有的成為商販，極少數的戶還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鎮戶口單列，稱為坊郭戶，也分為主、客戶，主要依據有無常產來區分，主戶依據財產多少劃分為十等。
主客戶在戶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的階級關系，凡是在封建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主戶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蘇州、杭州；而封建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常常是主戶所占的比例較小，有的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樂山）、昌州（今重慶大足）。雖然宋代總的來說封建租佃制占主導地位，但是，川蜀地區除川西平原以外，許多山區的住戶還處于封建農奴制的階級關系時期。
由于五代十國時期各個統治者或想擴張、或圖保境，都要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需要大量的軍費；而且各國統治者幾乎無不稱王稱帝，大多窮奢極欲。于是紛紛巧立名目，加緊剝削境內人民，階級矛盾已十分尖銳。宋朝對于新征服地區，總的來說繼承了原統治者的各種剝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雜稅不多，有的地方還乘機掠奪，促使階級矛盾進一步惡化。宋朝在進行統一戰爭期間，各地就不斷發生過農民起義，大多發生在宋朝征服之後不久，新舊政權交替，封建統治相對削弱之際。開寶三年（970）南漢滅亡後，嶺南地區農民起義相繼發生，到開寶六年才平定。開寶八年南唐滅亡後，宣州（今屬安徽）也發生過小股農民起義。太平興國三年（978）泉漳、吳越歸附後，仙游、莆田（今皆屬福建），爆發了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常州（今屬江蘇）等地也有小股農民起義。
但是，就宋朝整個統治區來說，階級矛盾更為尖銳複雜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區，中唐以來的安史之亂和唐末農民大起義，都沒有觸及蜀中，成為唐玄宗、僖宗避亂之所。五代時期前蜀、後蜀相繼統治達60 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對平靜，封建生產關系很少受到重大沖擊。和宋朝其他區域相比，川蜀地區除成都（今屬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關系比較落後，尤其是山區，封建農奴制還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稱為“旁戶”（客戶）的佃戶，在許多州的總戶數中占半數以上，有的甚至高達80％以上。被稱為豪民的地主，往往擁有幾十戶，乃至幾百戶、上千戶“旁戶”，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戶們不僅向地主交納高額地租，還要代地主負擔本應是地主承擔的賦稅和徭役。他們在地主的監督下勞動，鞭策驅役，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階級矛盾非常尖銳。
全師雄兵變宋朝在滅後蜀時，曾經要諸州報告後蜀苛捐雜稅的情況，准備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還未及實行。而平蜀的宋軍將士居功驕恣，將領們私開府庫，侵吞財寶，軍校掠奪子女、搶奪錢物。可以說，除個別將領外無不恣意妄為，引起原後蜀軍民的怨忿。
乾德三年（965）正月，後蜀亡。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就發生原後蜀將領上官進率領三千多的軍隊夜攻州城的事，後被鎮壓。三月，後蜀降宋的軍隊在被遷往首都開封（今屬河南）的途中，途經綿州（今四川綿陽）時又起兵反宋，推舉原後蜀文州（今甘肅文縣）刺史全師雄為帥，很快發展到十余萬人，進攻綿州之戰雖失敗，但很快即攻占彭州（今四川彭縣），並一再擊敗宋軍，兩川州縣紛紛起兵響應，全師雄自稱興蜀大王，署置官吏。同年七月，全師雄連敗于新繁（今新都西）、郫縣（今屬四川），退守灌口寨（今都江堰市）。次年六月，宋軍攻占灌口，全師雄退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全師雄病死後，謝行本繼續領導兵變部隊進行抗擊，退往銅山（今中江南），不久，為宋將康延澤所破，這次反宋的兵變終于失敗①。乾德五年初，宋太祖雖將激起兵變的主要將領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剝奪軍權降職閑居，但川蜀的階級矛盾並未因此而緩和。
宋廷于平定叛亂後，不僅將後蜀府庫的物資全部運往開封。又于成都、梓州、蜀州（今崇慶）設立官手工業作坊，制造錦、綺等貴重絲織物，供應皇親國戚、高官貴婦使用。又將川蜀的田稅改以布帛折充，稱為“科折”；設“市買場”低價強買民間的布帛，稱為“和市”；宋太宗又設“博買務”，民間織造布帛全都被以低價購入，嚴禁商人販運。川蜀地區又是茶葉的重要產區，宋滅蜀後雖然廢除了茶葉專賣制度，但對于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茶葉貿易，則完全由官府控制。加上貪官汙吏乘機敲詐勒索，無惡不作，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① 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7。
第二節王小波、李順起義與王均兵變王小波起義早在開寶六年（973）初，川東渠州（今渠縣）就發生過李仙起義，渝（今重慶）、合（今合川）、果（今四川南充）、涪（今重慶涪陵）等州人民紛紛響應，起義軍進入廣安軍界，李仙為知軍朱昂所俘，起義失敗①。淳化二年至四年（991—993），昌州、合州、榮州、資州（今四川資中），先後發生過小規模起義，相繼為官軍所鎮壓。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農王小波領導一百多人起義，終于發展成宋初規模最大的起義。王小波針對社會上貧富對立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均貧富”作為號召，被稱為旁戶的佃農紛紛響應，隨即攻下青城縣城，揮軍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屬四川），殺死貪官、縣令齊元振，民心大快，參加起義的人日益增多。北上邛州（今邛崍）、蜀州，所到之處命令富人除留家用外，其余財物調發分給窮人，得到廣大窮人的擁護。
十二月，王小波率起義軍與宋西川都巡檢使張玘所部激戰于江原（今崇慶西南），王小波殺死張玘，但此前也被張玘射中頭部，傷重而死，起義軍推李順為首領繼續進行斗爭。
同年冬天兩川大旱，官府又督催稅賦，人民無以謀生，紛紛參加起義。
起義軍接連攻下蜀州、邛州，殺死知州、通判、監軍等官吏。又與宋巡檢使郭允能部戰于新津，殺死了郭允能。隨後攻占永康軍（今都江堰市）、新津、雙流、郫縣、溫江等川西平原的許多縣城，起義軍的矛頭隨即轉向成都。李順起義軍“蜀”政權的建立與失敗成都知府吳元載因未能鎮壓王小波起義軍而被罷官，淳化五年正月初，新任知府郭載剛到職，起義軍已經攻下漢州（今廣漢）、彭州，僅剩成都孤城，但不久也被起義軍攻占，知府郭載率殘兵敗將逃往梓州（今三台）。正月十六日（994 年3 月1 日），李順起義軍攻占成都，隨即建立政權，國號蜀，李順稱蜀王，建元應運，建官設職，並派兵四出，所向無敵，北至劍門關（今劍閣北），東到巫峽（今重慶、湖北兩省市接界處），無不是農民政權勢力所及的地區。
李順起義軍在川西平原攻城掠地的消息傳到開封，宋太宗即派心腹宦官王繼恩率兵攻討。二月初，宋軍還未入川，起義軍攻占成都並建立政權的消息又傳到開封，宋太宗隨即加派王果率軍由北路攻蜀，尹元率東路軍沿江西上，都受宦官王繼恩節制。
此時，楊廣正率起義軍追擊逃往劍門的宋軍郭延濬殘部，起義軍雖小受挫敗，仍直奔劍門，以便迅速攻占川北門戶劍門關。劍門關原只有監關官上官正所部數百宋軍，但成都監軍宿翰所率殘部已先期逃到劍門關，起義軍不知虛實，遂被守關宋軍擊敗，退保劍州（今劍閣）。進攻川東門戶夔門（今重慶奉節）的東路起義軍，也被阻于夔門之西，起義軍奪取劍門、夔門以控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開寶六年正月己卯。
制川北、川東門戶，阻擊宋軍兩路進攻的計劃受挫，使宋兩路大軍得以長驅直入，數十萬起義軍則陷于長期圍攻眉州（今四川眉山）、梓州的戰役中，為宋軍主力攻蜀提供了有利時機。
四月，北路宋軍自劍門關西小劍門南下，擊敗研石寨（今劍閣北）防守的起義軍，攻占劍州。又于柳池驛（今劍閣西南）大敗起義軍，進而攻占綿州。北路另一支由曹習率領的宋軍，由劍門關東的葭萌（今劍閣東）南下，攻占閬州（今閬中）。另路宋軍又攻占巴州（今巴中）。尹元所率東路宋軍西進至新甯（今開江），雖擊敗起義軍，但被起義軍層層阻擊于川東的梁山（今重慶梁平）、廣安（今屬四川）、渠州（今渠縣）、果州（今南充北），久久不能繼續西進。20 萬起義軍圍攻梓州達80 多天仍未能攻占，反而為進犯的北路宋軍所擊潰。宋軍遂直撲成都城下，並于五月六日攻占成都，李順被俘。起義軍又推舉張余為首領，繼續進行斗爭，他們避開宋軍主力，順泯江、長江而下，勢如破竹，半個多月連克嘉州（今四川樂山）、戎州（今宜賓）、滬州（今屬四川）、渝州（今重慶）、涪州（今重慶涪陵）、忠州（今忠縣）、萬州（今萬縣）、開州（今開縣），並乘勝進攻夔州（今奉節），企圖奪取川東門戶，阻止宋東路軍繼續西上。宋東路進蜀的白繼赟部生力軍趕到夔州，起義軍腹背受敵，大敗而退，死2 萬余人，元氣大傷，被迫退往云安軍（今云陽）。
宋軍雖然占領成都已四個月，但四郊仍屬于起義軍，直至九月，宋軍才進攻成都附近的起義軍。宋軍攻占蜀州、雙流等地，起義軍分成小股退往山區繼續斗爭。至道元年（995）二月，起義軍首領張余在嘉州（今四川樂山）兵敗就義。次年五月，起義軍殘部又推舉王鸕鹚為邛南王，活躍在邛州（今邛崍）、蜀州一帶，又為石普撲滅。散處各地的起義軍殘部，也相繼為當地官府招降或消滅，如堅守西充（今屬四川）大木槽山區的何彥忠部起義軍，即為果州（今南充北）知州查道所招降。李順起義軍的殘部終于相繼失敗①。王均兵變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宋廷對川蜀地區的政策也作了些調整，減少或減輕了一些稅賦徭役，封建生產關系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調整，但階級矛盾仍然很尖銳，人心未甯，等待時機，准備斗爭。加上川蜀的地方軍政官員也並未從全師雄兵變及王小波、李順起義中吸取教訓，依然享樂腐化、刻剝軍民，終于激起王均兵變，上距王小波、李順起義失敗不過五年。
咸平三年正月元旦（1000 年2 月8 日）戍守益州（成都府改，今成都）
的神衛軍指揮使王均所部，發動兵變，占領益州，王均稱帝建元，國號蜀。益州知州牛冕等逃往漢州（今廣漢），漢州隨即也被王均攻陷，他們又逃往東川（梓州，今三台）。王均即率兵攻打綿州、劍門，企圖占據川北門戶，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回益州。蜀州知州楊懷忠乘王均北上劍門時，進攻益州，一度攻入城內，但楊懷忠所調集的壯丁中有許多是原王小波、李順起義軍戰士，臨陣變亂，楊懷忠因而戰敗，退保江原（今崇慶東）。二月，王均企圖向南發展，但又遭到楊懷忠部宋軍的阻擊。不久，楊懷忠部宋軍再次攻入城內，勝負相當，楊懷忠只得退保雞鳴原（今雙流東），王均也閉門守城。① 參見楊仲良《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13《李順之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5、36、39。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軍（今河南清豐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亂，隨即作出反應，立即從抗遼前線抽調負責督運糧草、曾參與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有功而擔任過益州知州的雷有終，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帥，並抽調抗遼先鋒官、也曾擔任過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先鋒石普為副帥，率步騎八千，立即趕往川蜀鎮壓，以後又派宦官秦翰率軍增援。
王均向外發展先後受挫後，只得困守益州城，因而未能引發廣大人民參加斗爭，兵變沒有能發展為人民起義。王均雖然百計抗擊，但是獨守孤城，到九月初不得不突圍南逃，途經廣都（今四川雙流東南）、陵州（今仁壽）、榮州（今榮縣），直奔富順監（今富順縣），准備南渡沱江，企圖進入當時還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戎州（今宜賓）、滬州（今屬四川），徐圖發展。十月，王均到達富順監，正准備南渡沱江，為宋軍先鋒楊懷忠追及，倉促間未及應戰，王均被殺，兵變失敗①。川蜀地區又趨平靜，宋朝對川蜀的統治終于穩固。① 參見《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25《王均之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5、46、47。第五章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動第一節“澶淵之盟”以後的政治形勢“天書”與“封禪”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的“澶淵之盟”，結束了宋、遼之間40 多年來的敵對狀況，開始了大體上和平相處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欽佩寇準，當初主張南逃的王欽若卻稱寇準力請真宗親征是“孤注一擲”，“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無大臣體”而被罷相。王欽若建議真宗“封禪”以粉飾太平。封禪是秦漢以來帝王建有非常功業，並得到上天所賜的“祥瑞”才能進行的所謂“大功業”。王欽若又說祥瑞可人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欽若說，去年他見到神人降臨說，當有天書下降，剛才臣下奏稱左承天門屋南角掛有黃帛，當即是天降之書，隨後改當年為大中祥符元年。又決定在當年十月東封泰山。在一個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僅帶著“天書”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禪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帶著“天書”西祀汾陰後土，並升所在地寶鼎縣為慶成軍（今山西萬榮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趙氏祖先降臨延恩殿的鬧劇。五年，改諡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屬安徽）太清宮，祭祀被道教徒尊為教祖的老子李耳，並加封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還在京城修建宏偉的宮觀，祭祀活動更加頻繁。
宋真宗自澶淵之盟以後主要的活動，就是進行各種各樣的祭祀，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其意圖除了掩蓋其處理宋遼關系方面的無能，還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響崇奉天帝的遼朝君臣放棄攻宋的企圖，這種以迷信活動作為國家朝政的荒唐舉動，直至乾興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偽造的“天書”隨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結束。
“納”、“賜”銀絹換取邊境安甯真宗晚年多病，皇後劉氏協助處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後劉氏（後諡章獻）垂簾聽政達11 年之久，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獻太後死後仁宗才親政。
在邊境上除遼外，新興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對宋的又一威脅勢力。
宋太宗時反對降宋的李繼遷起兵抗宋，後又歸附遼朝受封為夏國王、定難軍節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敗告終。宋真宗即位後李繼遷亦表示願歸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並賜姓名為趙保吉，但李繼遷仍不斷侵擾並攻占靈州（今甯夏靈武西南），改為西平府，將首府從夏州（今陝西靖邊北）遷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子德明嗣位，先受遼封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與宋議和，並受宋封為西平王、定難軍節度使，西北地區因而出現了“有耕無戰”的局面。李德明與宋保持相對友好關系的同時，積極發展勢力，修城于懷遠鎮（今甯夏銀川）建為興州，作為新首府，並准備稱帝，但未及稱帝而于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去世。子元昊嗣位，並于宋寶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 年10 月31 日）稱帝，國號夏，史稱西夏，維持30 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從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到慶曆二年（1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之戰、好水川（今甯夏隆德西北）之戰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戰，宋軍三戰皆敗，西夏軍亦傷亡近半，雙方的人民生命財產都受到重大損失，宋夏終于謀求妥協，于慶曆四年（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十月訂立和約，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則每年“賜”銀、絹、茶等大量財物，開放邊境貿易，宋夏關系趨于緩和。
遼興宗乘宋與西夏作戰無力北顧之機，于慶曆二年（遼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後周世宗所占關南10 縣進行要挾，宋仁宗則以每年增“納”銀、絹各10 萬兩、匹為條件換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費”
宋對遼、夏是以每年支出數十萬兩銀、數十萬匹絹，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換取和平。然而，成為宋仁宗慶曆初年政治經濟重大危機的，是所謂“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
宋初內外官員只有三五千員，由于宋朝實行官職名稱與職務分離的官與“差遣”制度，而且官員不問有無才能按年資升遷，加上由于科舉及其他途徑加入仕途的人數日益增多，景德年間（1004—1007）已有1 萬余員，皇祐年間（1049—1054）多達2 萬余員，大量的官員享受著優厚的待遇，耗費了巨額經費。
宋初有軍隊22 萬，開寶（968—976）時增至37.8 萬，至道（995—997）時是66.6 萬，天禧（1017—1021）時為91.2 萬，到慶曆（1041—1048）時竟達到125.9 萬的最高數額，宋夏戰爭結束後才略有裁減，亦維持在110 余萬人。巨額的軍費開支占國家總收入的大部分。
所謂“冗費”是指皇帝的各種祭祀活動，修建佛寺宮觀，以及各種賞賜等等的開支。“三冗”導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只有加緊剝削。據慶曆時任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說：“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余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余貫”①，等等。
田賦不均是另一個重要問題，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就曾說過：“人言天下稅不均，豪強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者]地薄而稅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②這種情況引起一些地方官員的重視，企圖予以解決，仁宗景祐三、四年（1036—1037）間，郭咨在肥鄉縣（今屬河北）為了解決“田賦不平，歲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③。窺豹一斑，由此可見宋仁宗親政初年全國田賦不均的概況，然而得到解決的只是極個別的縣份。
① 張方平：《論國計事》；黃淮、楊士奇：《曆代名臣奏議》卷269。
② 《宋會要輯稿》食貨1 之18。
③ 《宋史》卷326《郭咨傳》。
第二節慶曆新政范仲淹《條陳十事》宋朝經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獻太後執政時期，已有70余年，積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獻太後死後，仁宗始親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諫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斂未除，濫賞未革”。要求“銷冗兵，削冗吏”①，節省費用。後又指斥時政，得罪宰相呂夷簡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後被降職，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慶曆三年（1048）三月，呂夷簡罷相，正值宋與西夏交戰而連戰皆敗，西北形勢嚴重，京東、京西地區人民起義時有發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歐陽修、余靖等人為諫官，議論時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韓琦為樞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們改革弊政，更新政局，並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與富弼商議後奏上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②，所謂十事是指“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是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建議，被仁宗采納。
以整頓吏治為核心的“新政”
新政從十月起陸續實行，首先實行的是“擇官長”，改變即使是無能、老弱、貪汙的官員，也一例依資格選任的狀況。由朝廷選任各路轉運使，由轉運使選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選任各縣知縣、縣令，不稱職者必須隨時撤換或降職，政績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頒布了改革考績的詔令（“明黜陟”），改變原先那種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遷官資，剛上任不久並無政績，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樣升遷的磨勘法。規定不僅要實際任職期滿，對曾經犯法及貪贓的官員，則視情節輕重及現任政績優劣等奏報決定是否升遷。中級官員則還要不犯“私罪”才能進行考績①，還限制了較高級官員的隨意升遷官資。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後頒布詔令“抑僥幸”，首先不許權貴子弟擔任館閣職務，高等第的進士也須擔當一任官職後，經過考試成績優秀者才能擔任。繼又對“恩蔭”制進行改革，分別限制及降低以“恩蔭”取得官資的人數、等級，並規定了擔任實際職務的最低年齡等。
同月末，又下詔“限職田”（“均公田”）。為使地方官在俸祿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複行唐代地方官的職田制，重定數額、等級。但是40 多年後產生了多少不均、苦樂懸殊的情況。這次將各級地方官的職田標准降低，但要限時補足數額，使他們都能得到比較優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員樂于擔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舉制度（“精貢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慶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議上》。① 指官吏因執行公務不當而犯的“公罪”以外的個人犯罪行為，如貪汙等。的舊制，重視德行與策論，以求錄取德才兼備的人士，改善吏治。
關于“減徭役”，是以合並縣份及機構，以兵士代替役戶。這年五月，開始撤銷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五縣，降格為鎮而並于鄰縣，每減少一縣可以減少役戶二百余戶，減少鄉村的一耆保可以減少役戶十余戶，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農業生產。
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都認為改善吏治是根本，盡管這些措施都盡可能照顧到官吏們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卻遭到權貴們的攻擊，指責支持改革的官員是“朋黨”，夏竦更指使婢女學習石介的字體，偽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詔書，說要廢仁宗另立新皇帝，並傳布流言，宋仁宗雖表示不信謠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經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敗慶曆四年（遼重熙十三年）五月初，遼朝決定討伐西夏，遣使告宋並派人前往宋朝河東境內的甯化軍（今山西甯武西南）、岢嵐軍（今嵐縣北）探測攻夏的進軍道路。范仲淹提出遼、夏雙方聚兵于河東路境外，萬一雙方聯合南下，河東路將被攻占，並故意誇大局勢的嚴重性，堅決要求親自前往處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富弼則強調遼軍如果攻宋，必定重點進攻河北路，自願前往訓兵備敵，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其實他們都是為了逃避夏竦造謠毀謗可能帶來的災禍，雖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的官職，但已不再參與朝政。
十月初，宋夏議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張方平等借小事攻擊宰相杜衍的女婿蘇舜欽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員，江休複、宋敏求等11 人因此被降職或罷職，以致王拱辰宣稱被他一網打盡，改革終于走上末路。
慶曆五年正月中旬，遼使到開封告知遼夏戰爭結束，這是對宋友好的表示，遼、夏威脅相繼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認為天下已經太平，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罷免而出任地方官。守舊派代表賈昌朝、陳執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這次因在慶曆年間進行而史稱“慶曆新政”的改革，最後失敗。
慶曆年間的農民起義與兵變“慶曆新政”還未開始進行的慶曆三年五月，京東沂州（今山東臨沂）
的“虎翼”（禁軍番號）軍卒王倫，率四五十人殺巡檢使朱進後起義，因受到都巡檢傅永吉的追擊，王倫轉戰南下江淮，發展至數百人，沿途不少州縣官吏不敢阻擊，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獻衣物器甲，或棄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擊窮追戰略，迫使起義軍不停地轉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發運使徐的（人名）所部官軍阻擊，同年七月在曆陽（今安徽和縣）為傅、徐兩軍合擊而失敗。
王倫失敗前後，京西張海發動起義，在鄧州（今屬河南）時還只有60多人。陝西商山（今陝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為王已十年，這時也出山活動。兩支起義軍迅速壯大，州縣地方軍隊抵擋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軍前往鎮壓，但張海起義軍主力數百帶甲騎兵，行動迅速，州縣地方大多采取聽任自由往來，甚至用鼓樂相迎設宴招待，同年底張海兵敗犧牲。被先後鎮壓的還有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等幾支起義軍。“慶曆新政”失敗後，宋廷更加腐敗，各地的小股起義連續不斷。
貝州（今河北清河西）駐有禁軍騎兵驍捷軍與步兵宣毅軍等，王則為宣毅軍小校，利用佛教彌勒派組織起義，在派往大名（今屬河北）聯絡起義的人員被捕後，提前于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發動兵變，建立政權。雖然俘知州，殺通判、縣令、主簿，但兵馬都監、提點刑獄等統兵治安官員逃出城後據守南關，並控制了駐守城外的禁軍，河北安撫使賈昌朝立即派兵從大名府北上鎮壓，同時向朝廷報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進行鎮壓。高陽關（今高陽東）駐軍長官王信得知王則兵變，也立即率本路禁軍南下直達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應，使得王則始終只是困守貝州孤城，未能發展為較大規模的人民起義，宋又派參知政事文彥博前往督率宋軍攻城。次年閏正月，宋軍挖掘地道攻入城內，兵變失敗。王則自東門出逃後被俘，同月被殺于開封。
第三節王安石變法變法前的形勢“慶曆新政”失敗以後，“三冗”問題越來越嚴重，官吏們又紛紛要求改變現狀，並認為均稅法也遭罷除是失策。皇祐三、四年（1051、1052）間，滄州（今屬河北）知州田京、博州（今山東聊城西北）知州蔡挺，都進行過均稅。滄州的均田稅在至和元年（1054）被明令取消。博州的均稅法雖被采納，推行于全國，實際是不了了之，嘉祐四年（1059）八月，舊事重提，又派孫琳等四人分往諸路均田稅，實際上也只是為了應付官吏們的議論，並不認真推行。孫琳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用千步方田法均田稅，遭到歐陽修的反對，三司判官張田從朝廷財政收支考慮，建議皇帝祭祀活動後給官吏的賞賜應稍有減少，被認為有虧國體而被貶出任地方官。宰相富弼、韓琦，和歐陽修一樣也已不再贊成改革。這反映了當初積極支持“慶曆新政”的官員，現在大多認為維持現狀為好。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死，宗室趙曙入繼帝位，是為英宗，因病由仁宗皇後曹氏垂簾聽政。英宗病愈後處理的政事，仍須經曹太後複審後才能施行，治平元年（1064）五月中旬，曹太後勉強撤簾還政。英宗提出：“積弊甚眾，何以裁救。”①也關心國家財政及“冗兵”情況，希望改革積弊。然而首相韓琦、副相歐陽修、樞密使富弼都沒有支持改革的意向。加上尊奉英宗已故親生父母的禮儀問題，成為英宗時最重大的事件。直到治平三年九月，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②，並對官員考績升遷官資的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是，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改革願望只能留待太子趙頊去進行。趙頊即位，是為神宗。
王安石變法宋神宗即位前即已關心國家大事，僚屬韓維不時將好友王安石的見解告訴神宗。王安石曾于嘉祐四年（1059）上《言事書》，列舉時政弊端及改革意見，雖未被采納，卻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意志，聲望日益高漲。神宗即位時，王安石已經獨負天下盛名多年，司馬光也說大家都認為只要王安石當政，“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①。宋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但王安石引病不赴，神宗即令王安石就在本地任江甯（今江蘇南京）知府，同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甯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首先創設變法改革的指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樞密副使韓絳兼領，呂惠卿任“檢詳文字”，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曾布任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先後頒布實行均輸法、青苗法（常平法）、農田水利法，熙甯三年五月，廢“制置三司條例司”，並其職權歸中書（宰相府），司農寺成為推行新法的機構，呂惠卿改任判司農寺。同年十二月，王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1，治平元年四月辛亥。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
① 《司馬溫公文集》卷60《與王介甫書》。
安石與韓絳同時拜相，變法一直在守舊派的攻擊和變法派內部意見不一致的艱難情況下進行。熙甯七年四月，王安石在實行免行法時，受到神宗和曾布的聯合抵制，辭相就任江甯知府，呂惠卿升任參知政事。八年二月王安石複相，受到呂惠卿的攻擊，神宗對王安石的意見也事多不從，加上愛子王雱病死，精神受到重大打擊，遂力請辭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出任判江甯府，次年六月又辭官閑居江甯，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
以富國強兵為核心的諸新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無不是為了富國強兵，正如王安石所說：“修吾政刑，使將吏稱職，財谷富，兵強而已。”①1.均輸法。熙甯二年七月實施的第一個新法，以朝廷的支出所需決定調運的數量，可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節省購價及運輸費用，達到“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可足用，民財不匱”的目的②。
2.青苗法。同年九月推行，也稱常平法或常平新法。以各路常平倉、廣惠倉所積存的一千五百萬貫、石以上的錢、谷作本錢，糧價貴時以低于市場價售糧，糧價賤時以高于市場價收購。並參照仁宗時陝西轉運使李參，讓缺錢糧的農戶根據需要向官府借錢，糧食收獲後還官，稱為青苗錢。熙甯新法以每年正月、五月，由農戶自願向本縣官府借貸，各等戶都定有限額，糧食收獲後隨交納夏、秋稅時歸還，加息二或三分，遇重災允許延期歸還，以收“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並不得乘其急”的效果③。3.農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頒布。獎勵各地“開墾廢田、興修水利”①，由受益民戶按戶等出工出料興修。如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向官府借貸；再不足，則由官府勸導富戶出借，依例計息，由官府催還。
4.免役法，也稱募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說：“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趣農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②新法免除了原先民戶按戶等輪流到官府服差役（舊法稱為差役法），改為官府出錢募人充役。官府向原先充役的農村上三等戶按戶等征收“免役錢”，向城鎮上五等戶及農村原先不服差役戶按戶等減半征收的稱“助役錢”，還各加征十分之二稱為“免役寬剩錢”，以備災年使用。熙甯二年十二月公布辦法征求意見，次年十二月在開封府試行，四年十月才正式向全國推行。
5.市易法，熙甯三年，王韶在秦州（今甘肅天水）古渭寨（今隴西）設市易務，以官錢為本，控制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貿易。五年初，草澤（平民）魏繼宗上書建議在首都開封設市易司，控制首都市場，增加政府收入。同年三月頒布市易法，先在開封設市易務，後在杭州、廣州、揚州等地設置，首都市易務改為都提舉市易司。市易機構以官錢作本，收購市上的滯銷貨物，商販可以金銀產業為抵押向市易機構賒購貨物販賣，半年或一年後歸還，加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0，熙甯四年二月庚午。
② 《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均輸》。
③ 《宋史》卷176《食貨志》上四《常平》。
① 《宋會要輯稿》食貨1 之28。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0，熙甯四年二月庚午。
息一分或二分。對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增加官府收入，均有作用。
6.免行法。宋代都城開封的工商行業除納賦稅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均向各行業攤派。熙甯六年，肉行徐中正等提出“乞出免行役錢，更不以肉供諸處”。這年七月實行免行法，各行依據獲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後，“與免行戶祗應”①，或“官為雇人代役”②。
7.方田均稅法。熙甯五年八月頒行，每年九月縣官主持丈量土地，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計四十一頃六十六畝多，以肥瘠分為五等作為納稅的依據。以各縣舊有稅額按土地等級，由各戶實際擁有頃畝數平均負擔。原先富戶隱瞞田產、人口，偷漏田稅，以及農戶的田產出賣後仍負擔田稅等田賦不均的情況有所改變，官府也增加了稅收。
8.將兵法。為了減少軍隊人數，減少軍費開支，改變“更戍法”所造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缺乏訓練，戰斗力下降的狀況。從熙甯二年開始精簡軍隊，壓縮編制，到元豐八年（1085）禁、廂軍總數減為80 萬左右，比原先減少30 多萬。
熙甯七年，為了提高戰斗力，首先在華北實行“將兵法”，共設置37將，不久又在西北設置42 將，元豐四年又設東南13 將，共92 將。每將戰士多的上萬、少的在3000 以下，每將設將、副將各一人，選擇有作戰經驗和有才能的人擔任，東南諸將3000 人以下的只設將。“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庶不為無用矣”③。
9.保甲法。改革派趙子幾首先提出，開封府郊縣原先曾有民戶自相結合組成保甲以維持地方治安。熙甯三年十二月因而頒布《畿縣保甲條例》，每十戶為一保，設保長；五十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設都、副保正。主、客戶每戶（後改為只有主戶）二丁以上，一人任保丁，置備弓箭，進行訓練，每大保每夜輪差五人“巡警”，並實行保內連坐法等。首先在開封地區實行，以後逐漸推行于全國，保丁“教藝既成，更勝正兵”，“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保甲法除了維持地方治安外，還部分地代替軍隊，達到“消募兵驕志，省養兵財費”的目的。①10.保馬法，是為了解決軍馬缺乏而令民戶養馬的新法，全稱為保甲養馬法，開始于熙甯五年五月實行于開封府屬縣，次年八月推行于整個華北地區，定額為8000 匹，後增至1 萬匹。民戶自願養馬，每戶一匹，最多二匹，官府供馬或自買馬官府給錢，每養一匹馬每年可免“折變緣納錢”14400 文等優待辦法。
王安石辭相以後，元豐三年二月，改行“戶馬法”，也稱“物力戶養馬法”（養馬地區與保馬法同）。凡城鎮家產每3000 貫、農村5000 貫（後也改為3000 貫）強制養馬一匹，最多養三匹，民戶自費買馬，初定共該養馬1.16 萬多匹。
到元豐七年二月，又令京東、京西兩路停止實行戶馬法，改為每一都保養馬50 匹，每匹給價錢10 貫，另有其他優待辦法，以後又有所變化，也稱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4，熙甯六年四月庚辰；卷246，熙甯六年八月丙申。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08，元豐三年九月甲子。
③ 《宋史》卷141《兵》二《將兵》。
① 《宋史》卷192《兵》六《保甲》；《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熙甯四年三月丁未。保馬法，可稱之為“都保養馬法”，兩路共應養馬10 萬匹左右②。
此外，還對科舉、教育及軍器制造等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自熙甯九年辭相後，新法在宋神宗主持下繼續進行並有所發展，如元豐年間實行的戶馬法與都保養馬法即是其中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元豐五年實行的官制改革，恢複三省六部制，廢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左、右仆射分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左、右相，廢參知政事，以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副相。保留樞密院，朝廷文官官名與職務相一致（武官與低級文官的改革宋徽宗時進行），地方官制未進行改革。軍事制度方面，元豐二年于開封地區實行保甲“集教法”，派禁軍教頭訓練大保長，又行“團教法”，由大保長訓練保丁，後推行到華北地區。
開湘西、拓熙河、戰西夏、克交趾（阯）
開發湘西。今湖南西部及其邊臨地區為宋代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原設羈縻州數十，北部稱北江，南部稱南江，合稱兩江，由荊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轄。熙甯五年（1072）閏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將章惇以察訪荊湖北路常平等事為名開發兩江地區。同年十一月首先開發荊湖南路的梅山地區（今新化、安化、武岡地區），設新化縣，次年又于臨近地區設安化縣（今安化東南）。熙甯七年開發南江，設沅州（今芷江）及盧陽縣（州治，今芷江），後又設黔陽縣（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甯九年，北江也得到開發，以後又在湘西陸續設置縣、鎮、寨，湘西地區逐漸得到開發。
經略熙河。王韶曾上書稱：“欲取西夏，當先複河湟。”①熙甯四年八月，設洮河安撫司，以王韶為長官。次年五月又設通遠軍（今甘肅隴西），王韶兼任知軍，經略河湟地區，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領武勝軍，改名鎮洮軍。十月，升為熙州（今臨洮），並設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司，王韶為長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轄州、軍，其時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臨夏市），軍行近兩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縣）、疊（今迭部）、洮（今臨潭）等州，宋複設河、岷、洮州，其余改為城、寨。熙河路轄區終于全部占有，對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對西夏的戰事。王安石變法時期宋夏邊境雖時有小戰事，但相對平靜。
元豐四年（夏大安七年，1081），西夏惠宗秉常擬割地與宋議和，被梁太後囚禁。七月，宋乘機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將劉昌祚攻至靈州（今甯夏吳忠西南）城下，即將攻入城內，為主帥高遵裕嫉功馳使制止，以致貽誤戰機，久攻不下，反被西夏決河水所淹，宋軍被迫退回。李憲率熙河路宋軍于九月初二攻占蘭州，隨即築城。神宗采納李憲建議，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為熙河蘭會路。七月，宋神宗采納徐禧建議，築永樂城（今陝西米脂西北），作為攻夏基地，九月初城建成即受到西夏大軍進攻，激戰十余日後被西夏攻占。宋神宗從此遂放棄攻夏意圖。
對交趾（越）的反擊戰。熙甯八年（越大甯四年，1075）九月，交趾軍攻占宋古萬寨（今廣西扶綏西北），十一月又大舉進攻，水路渡海攻占廉州（今合浦）、欽州；陸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今南甯）。九年二月，宋任② 參見陳振：《論保馬法》，《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① 《宋史》卷328《王韶傳》。
命郭逵、趙■、燕達統兵5 萬號稱10 萬進行反擊，失地相繼收複。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軍攻入交趾境內，擊敗交趾的象陣，交趾軍潰逃，宋軍攻占門州（今越南同登）。宋軍從山間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紅河），離交州（今河內）30 里，交趾將艦船全部聚集南岸，宋軍無法渡河，設伏誘敵，交趾中計渡河出擊，宋軍伏兵齊發，交趾大敗，洪真太子戰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 月18 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軍統帥郭逵接受降書後班師北返。第六章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領域的革新北宋中期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學術繁榮，學派林立的時代。
宋學——新儒學的產生，古文運動，乃至繪畫、書法的革新，等等，都對後代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一節宋學——新儒學儒學的演化儒學在漢代“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①，史稱“漢學”，這種學風一直延續到五代、宋初。
儒學自東漢末年起逐漸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後期，韓愈在創導古文運動的同時，力排佛道，提倡儒學，倡“儒學道統說”。韓愈對孟子特別推崇，在“道統”中將原先被列為上承孔子的顏淵，排斥在主線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並且將儒學研究從章句訓詁引導為對經典義理的探求。
史稱：“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複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①。宋祁的這段話，代表著北宋中期“宋學”形成時期學者的認識。
韓愈將《孟子》提高到與《論語》相近的地位，並推崇《大學》，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對“宋學”產生了深刻影響。而唐代後期的啖助對《春秋》、李景儉對《孟子》所持的批評態度，也對“宋學”產生了影響。宋學先驅與宋祁一起撰寫《新唐書》的歐陽修，就是“宋學”先驅中的主要人物，蘇軾在《居士集序》中稱：韓愈之後“三百有余年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複、石介，通常被稱為“理學先驅”，其實不只是理學的先驅，而且是整個“宋學”的先驅。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覯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學”先驅人物之列。他們或以廢棄“漢學”專事章句訓詁，而“疑經”、撰著“新義”；或發揚儒家“內聖外王”之道，“救時行道”；或在吸納佛、道等諸家學說、思想，以豐富宋學內涵方面，都對“宋學”的新學、蜀學、理學等各個學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宋學的特征蘇軾不僅把歐陽修作為宋學的創導者，而且把他列入韓愈創設的儒家道統中，上承韓愈、孟軻以繼孔子的儒學正統。還談及“通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1《經部總敘》。
① 《新唐書》卷176《韓愈傳·贊》。
經學古”與“救時行道”，作為宋學的主要特征。
通經學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訓詁，而是探求儒經的新意。“疑經”是宋學建立時期一個重要特點，歐陽修景祐四年（1037）的《易或問》，“或問《系辭》果非聖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辭》”①。他所著的《毛詩本義》，四庫館臣在《提要》中稱：“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于修。”
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複、石介，年歲略長于歐陽修，主要活動時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時期。胡瑗的《周易口義》“其說《易》以義理為宗”②，孫複“講說多異先儒”③，石介也同樣是不取舊說的。
救時行道為宋學另一個主要特征，也是宋學建立之初許多學者共同追求的目標。不僅歐陽修積極參與“慶曆新政”，被《宋元學案》列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視“救時行道”。康定元年（1040）八月，胡瑗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辟為以丹州（今陝西宜川）軍事判官而任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史稱“君在丹州，建議更陣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而且“訪邊備利害，得以資其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為不以異己，翕然稱之”。其“後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①。
石介在“慶曆新政”時期，更是積極參與，“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②，與“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關系密切，以致反對新政的夏竦，指使人偽造石介給富弼的書信，借以攻擊“新政”，“新政”失敗後，石介被指責為“新政”的黨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學說為宋學的又一個特征，即所謂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學說以豐富儒家學說。正如清代戴震所說：“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唯襲老釋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這方面進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稱“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為一家之說”④。他是一個熔儒、釋、道三家學說于一爐的儒學家，為形成中的宋學學術取向的先導。
① 《居士集》卷18。
② 《直齋書錄解題》卷1。
③ 《宋史》卷432《孫複傳》。
①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10 之2。
② 《宋史》卷432《石介傳》。
③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附《答彭進士允初書》。
④ 《宋史》卷305《晁迥傳》。
第二節宋學中的三個學派——新學、蜀學、理學宋學在發展中形成不少派別，其中在當時或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有新學、蜀學、理學等。
學術界通常把宋學（或稱之為新儒學）與理學等同。1984 年，鄧廣銘在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上提出：“把萌興于唐代後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宋學是漢學的對立物”，並首先指出：“應當把宋學與理學加以區別”，理學只是宋學中的一個學術流派①。這是符合宋代學術發展史的實際情況的。
新學新學，也稱荊公新學。王安石于慶曆二年（1042）進士及第後，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的三年間，著《淮南雜說》，史稱“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②。這是王安石創立“新學”的開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間，王安石居喪于江甯（今南京），聚徒講學。後推行新政時，與呂惠卿、王雱等訓釋《詩》、《書》、《周禮》，“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①。熙甯八年（1075）《三經新義》完成並頒于學官，標志著王安石學派的完成，當時稱為新學，從此新學大行，不久即為宋學中的最大學派。王安石後封荊國公，史稱王荊公，因此也稱荊公新學。
蜀學蜀學，為蘇洵所創，其子蘇軾、蘇轍繼成。蘇氏父子為蜀眉山人，史稱“蜀學”。嘉祐元年（1056），“閉戶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的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到京師開封應舉，次年，蘇軾、蘇轍中進士。蘇氏父子創立的蜀學才開始逐漸形成，蘇洵著《六經論》等，闡述論點，“晚而好《易》”，“作《易傳》未成而卒”②。治平三年（1066）蘇洵死，“疾革，命公（軾）述其志，泣受命”。元豐二年（1079），蘇軾被貶，次年初至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此後數年間，蘇轍亦以其所作的部分《易解》寄給蘇軾，蘇軾“卒以成書，然後十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易傳》可說是蘇氏父子三人合作的結晶，也標志著“蜀學”學派的基本完成，其時當在元豐六七年間。蘇軾在黃州期間蘇轍還將所著《論語略解》寄給蘇軾，蘇軾“複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③，以後又有《書傳》。蘇轍也有早年所作的《孟子解》及晚年的《詩集傳》、《春秋集解》、《老子解》等。蘇① 《略談宋學》，《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參見漆俠：《宋學的發展與演變》，《文史哲》1995 年第1 期。
② 《郡齋讀書志》卷4 下《王介甫臨川集》。
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傳》。
②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34《蘇洵墓志銘》。
③ 《欒城集》卷22《蘇軾墓志銘》。
軾在《居士集序》中攻擊“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而“蜀學”的特征，正是兼容釋、老。
理學（洛學、關學）
理學，宋代稱為道學，北宋中期主要分為兩個學派，洛學與關學。
洛學，由河南程顥、程頤兄弟所創立。學術界通常以二程、周敦頤、張載、邵雍為北宋理學五子，而以周敦頤為理學開山，二程則師承周敦頤。關于二程師承周敦頤之說，創自南宋初年朱震，經朱熹多方論證並將周敦頤推為理學開山，遂為理學家所接受。但是，在二程自己並不認為其學源自周敦頤，而是“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蓋自孟子之後，一人（程顥）而已”①。程頤所述其兄程顥對于理學的開創之功，並無任何直接的師承，鄧廣銘先生曾著《關于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論證“二程決非周敦頤的學業傳人”，“周敦頤在其時（按指北宋）的儒家學派當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麼地位的”②。
程顥，明道元年（1032）生，弟程頤，次年生。程顥，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時年26 歲。十一年前的慶曆六年（1046），其父程珦署理南安軍（今江西大余）通判，時周敦頤任南安軍司理參軍，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①。程顥時年15 歲，程頤時年14 歲，二人還是少年，而同年冬，周敦頤即因調任郴縣（今湖南郴州）令而離開南安軍，二程兄弟受業于周敦頤最多也只有半年多。所以，周敦頤至多也只能算是啟蒙老師，只是“少年嘗從學”，決不是“道德性命”高深學問的傳授。程顥此後在“未知其要”，也就是在還不知求“道”門徑的情況下，自己“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②。程顥經過近十年的探索而創立的理學，其開始的時間大約在程顥中舉前的至和（1054—1056）、嘉祐元年（1056）間。元豐二年（1079）程顥因反對新法被罷職，“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幾十年，..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③，直至元豐八年被召用，未赴而卒，史稱明道先生。其弟程頤，史稱伊川先生，同在洛陽講學。二程學派的形成，應是這一時期，史稱“洛學”。程顥死後，程頤繼續著書、講學，門人漸多，大觀元年（1107）死，已是北宋晚期。洛學作為北宋中期形成的理學（道學）的主要派別，但在北宋學術界始終是一個較小的學派，關學的影響更小，在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是“新學”，理學興起成為學術界的重要學派，已是南宋孝宗初年。
關學為張載所創。他于康定元年（1040）上書給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范仲淹勸他讀《中庸》，張載時年21 歲，他也經過“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的過程①，他創立理學學說開始① 《二程遺書》卷42《明道行狀》。
② 《關于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版；《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
① 《宋史》卷427《周敦頤傳》。
② 《二程遺書》卷42《明道行狀》。
③ 朱熹：《伊洛淵源錄》卷2。
① 《宋史》卷427《張載傳》。
的時期，大致也在至和年間，他也是嘉祐二年中舉進入仕途，熙甯三年（1070），因弟張戩被貶而不安，遂辭職回家鄉眉縣橫渠鎮（今屬陝西），研讀“六經”，講學授徒，世稱橫渠先生，成為關中士人的宗師，張載建立了自己的學派，史稱“關學”。熙甯九年被薦出任知太常禮院，因病辭歸，中途病死。張載死後，門生大多轉依洛學，致使北宋中期形成的四個主要學派（新學、蜀學、洛學、關學）之一的關學，逐漸衰落，到南宋初已不複存在，張載後來被朱熹作為北宋理學五子之一。
被朱熹推為理學開山的周敦頤，他不僅未能形成自己的學派，而且在當時甚至算不上知名學者，就連極端推崇周敦頤的朱熹也說：“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周敦頤所著《太極圖》、《易通》等，深為朱熹所推崇。周敦頤于景祐三年（1036）蔭補入仕。時年20 歲。嘉祐六年（1056），途經江州（今江西九江），築室廬山蓮華峰下濂溪旁，號濂溪書屋，世稱濂溪先生。曆任州、縣官，熙甯六年（1073）去世。
被列為北宋理學五子之末的邵雍，字堯夫。早年受學于李之才，後長期居住在洛陽，隱居不仕，依靠富弼、司馬光等接濟為生，熙甯十年（1077）死，後諡康節。著《皇極經世》等書，創象數學體系，但二程對邵雍並不重視，認為“邵堯夫猶空中樓閣”②。但其學說，仍被認為是理學的組成部分，被朱熹列為北宋理學五子之一。而在南宋理學家心目中的地位並不高，其從祀孔子的時間，不僅晚于周、張、二程、朱熹20 多年，甚至還晚于南宋的張栻、呂祖謙。
② 《二程遺書》卷7。
第三節文學、繪畫、書法的革新古文運動北宋中期，在文學、繪畫、書法等方面，也有著重大的革新，對後世同樣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北宋初期柳開、穆修、王禹偁提倡的古文（散文），北宋中葉經文壇領袖歐陽修倡導後，名家輩出，“古文運動”才蓬勃發展起來，明白通暢的散文終于成為文壇正統，並為後代所承襲。號稱為“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在北宋中葉，歐陽修自己的議論文簡潔流暢，寫景文形象生動，成為散文作者的典范。王安石尤長于政論文，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才華橫溢的蘇軾，各體文章無不才情奔放，揮灑自如，達到了空前的成就。其他三家如曾鞏、蘇轍、蘇洵的散文，也達到相當高的成就。
“古文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是詩風的革新，反對西昆體的浮豔晦澀的詩風。歐陽修的詩也平易流暢，但成就不如他的散文。而王安石的詩，尤其是近體詩俊逸平易，其成就超過他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詩涉及了許多社會重大問題，字里行間不時流露出激憤不平的心情。晚年的寫景詩，意境清新，尤為後代所推崇。蘇軾詩的內容較他的散文更為豐富，極大多數詩作，不僅極富想象力，而且如他的散文一樣，自然奔放的詩風，反映出他極高的才華。豪放派詞風的興起宋初的詞風深受唐末五代婉約派詞風的影響，連文壇革新領袖歐陽修的詞，雖清新明麗，但內容主要仍是風花雪月、情戀相思之類。柳永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其創作新調，語言口語化，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內容上也還是離情別意，燈紅酒綠。除范仲淹曾寫過邊防征戰內容的詞外，整個詞壇都為婉約派所壟斷。
繼歐陽修之後成為北宋中期文壇領袖的蘇軾，在詞壇上更是突放異彩，創豪放派詞風，把詞引向健康、廣闊的道路，不僅將詞的內容擴大到各個方面，而且不受過分嚴格詞律無原則的束縛，自由抒發情意，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蘇軾寫愛情題材的詞作，又以婉約見長。詞終于取得了與詩同樣的地位，使宋詞與唐詩一樣，在中國文學史上同放光芒。
“文人畫”畫派繪畫到了宋代有了重大進步，尤其是被後世稱為“文人畫”畫派在北宋中期的出現，對中國畫壇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
“文人畫”，時稱“士人畫”，首先由北宋中期的文同畫墨竹開創的。
文同，字與可，皇祐元年（1049）進士，元豐元年（1078）十月任湖州（今屬浙江）知州，次年正月死于赴任途中，史稱文湖州，其畫風世稱湖州派。文同詩文字畫俱佳，以畫名世，墨竹畫雖起于唐代，而文同的墨竹畫成就空前。經文豪蘇軾的品題與發展，遂成“文人畫”的開山。
蘇軾與文同既是親戚，又是詩朋畫友，蘇軾在文同死後品題文同所畫墨竹時，記文同的著名畫論：“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若予者，豈獨得其意，並得其法。”①蘇軾不僅用以畫竹，更以畫古木怪石著稱。自稱：“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②，與文同抗禮。蘇軾還以之畫飛禽。作畫提倡意似（神似，寫意畫），自然天成，詩畫相通，認為：“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③；“論畫以形似（工筆畫），見與兒童鄰”；“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④。《宣和畫譜·墨竹敘論》所說的，“有以淡墨揮掃，整整斜斜，不專于形似，而獨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畫史，而多出于詞人墨卿之所作”。正是文人畫從畫工畫、畫院畫中獨立出來的新流派的寫照。由于蘇軾在文人畫的創作中取得了比文同更大的成就，以及傑出的文人畫畫論的提出，加上蘇軾文壇領袖的影響，文人畫很快在文人中傳播，對中國畫史上文人畫派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尚意派書法北宋四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都是書法革新者。蔡襄，字君謨，興化仙游（今屬福建）人，活動時期在仁宗、英宗朝。書法當時號稱第一。是宋代書法的開創者。唐人書法“尚法”，宋人書法“尚意”，蔡襄正是承上啟下的曆史性人物，尚法、尚意兼修，楷、行、草、隸無不工。
蘇軾雖晚于蔡襄，而列于北宋四大書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書法講求自出新意，追求書法的情趣、意境，與他的畫論相通，為北宋中期書法革新的領袖人物。
黃庭堅，字魯直，分甯（今江西修水）人，蘇軾門人，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以詩、書法名家，詩與蘇軾並稱蘇、黃，書法尤長于草書，創新的結字法，自成一家。
米芾，字元章，襄陽（今湖北襄樊）人，與黃庭堅大體同時。以書、畫名家，畫以水墨大寫意山水畫創文人畫山水畫派，史稱大米。其子米友仁亦長于書、畫，世稱小米。米芾行書成就最高，新意迭出，超絕塵寰。
四大書法家對書法“尚意”的革新，是北宋中期思想、文化全面革新的標志之一，對後世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① 《蘇東坡全集·正集》卷32《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
② 《蘇東坡全集·續集》卷2《憩寂圖》。
③ 《蘇東坡全集·續集》卷1《次韻水官詩》。
④ 《蘇東坡全集·正集》卷16《書鄢陵王主簿所面折枝》。
第七章北宋後期的政治形勢宋江、方臘起義第一節“更化”與“紹述”
元祐“更化”
元豐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僅10 歲的太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英宗皇後高氏以太皇太後垂簾執政。神宗生前高太後就不贊成變法改革，執政後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參與朝政。司馬光用“太皇太後以母改子（神宗）”，作為廢除新法的理論依據，新法遂漸被廢除。七月，首先廢罷保甲團教，半年之內，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等相繼被廢。元祐元年（1086）初，司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廢除，司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歎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①所謂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將兵法，以及與西夏的和戰問題，在加速廢除新法的同時，還將廢除新法的任務交給呂公著，使廢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斷。並隨即提出廢除免役法，不顧守舊派中范純仁、蘇軾、蘇轍等人反對倉促廢除而應進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見，仍下詔五日內廢除免役法，恢複差役法。蔡確、章惇先後被罷左相、知樞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馬光、呂公著先後升任左、右相，並借重年已81 歲、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師文彥博複出，擔任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罷青苗法。
這次被稱為“元祐更化”的廢除新法、恢複舊法的活動，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去世後，由右相呂公著獨相，繼續進行。但守舊派內部因政見、學術見解分歧，加上人事傾軋而互相攻擊，分化為洛陽人程頤為首的洛黨，以四川人蘇軾為首的蜀黨，以及河北人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人為首組成的朔黨，三黨皆繼承司馬光廢除新法的遺志，勢力很大。程頤得到司馬光、呂公著的推薦而任崇政殿說書，以師道自居，多以古禮訓誡哲宗及處理世事，為蘇軾所譏諷，而程頤門人亦攻擊蘇軾，洛、蜀兩黨勢成水火，程頤又因事對宰相呂公著及高太後不滿，終于被貶。蘇軾後也因受到攻擊，自請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呂公著以年老辭相，改任同平章軍國事，以呂大防、范純仁分任左、右相。范純仁在司馬光當政之初，即反對完全廢除新法，對于廢除免役法認為尤應慎重緩行，此時任右相，對變法派的章惇、鄧綰和守舊派的蘇軾、韓維等貶官或受攻擊，多所維護，元祐四年即因不贊成過分貶逐新黨蔡確，為朔黨所攻擊而被罷相。元祐六年朔黨首領劉摯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結變法派蔡確、章惇受到攻擊而罷相。廢罷新法，貶斥變法派官員；守舊派內部也排斥異己，甚至借口袒護或交結變法派官員進行互相攻擊，成為元祐年間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協力改善政局。
紹聖“紹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後高氏病故，哲宗親政。哲宗在高太後① 《宋史》卷336《司馬光傳》。
生前就對她一味廢罷新法、打擊變法派的作為不滿，想繼承神宗遺志推行新法，親政後不久即恢複變法派主將章惇、呂惠卿的階官（寄祿官）、職名。九年二月，首倡“紹述”的鄧潤甫、李清臣同時任執政。執政蘇轍感到政事將變，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號元祐為紹聖，明確宣示繼承神宗改革事業，蘇轍被貶出任知州，袒護蘇轍的首相范純仁也被貶出任知府。任命章惇為首相，曾布入主樞密院，蔡卞、許將、黃履等先後任執政，林希任同知樞密院事，變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項新法先後恢複，並根據神宗時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進，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時制定的法規。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進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時，“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詢“問（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對，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時守舊派那樣，對熙甯、元豐時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態度。當時的政治也比較清明，如哲宗親政的七年，章惇獨相，“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從八品），余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迄無顯者”②，就是很好的例證。在打擊守舊派官員方面，變法派官員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守舊派的重要官員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相繼被貶往廣南東路（今廣東）。已被貶為知府的范純仁還曾上奏論救，以致最終也被貶往永州（今屬湖南）。宰相章惇在當政之初也並不贊成打擊過分，曾經“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仆碑”①，但遭到曾布的反對，司馬光、呂公著終于被奪諡毀碑。此外，韓維等30 人也被相繼貶官，主要是朔黨成員，也有一些蜀黨成員，蜀黨首領蘇軾被遠貶于惠州（今屬廣東）、昌化軍（今海南儋縣西北）。已被放歸田里的洛黨首領程頤，也被貶往涪州（今重慶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繼提出元祐初守舊派設“訴理所”，對變法期間因反對改革而被貶逐的守舊派官逐一審查平反，並對有關的改革派官員進行貶逐。他們請求設“看詳訴理文字所”（訴理所），對元祐初的訴理案件進行複查，這將擴大打擊守舊派官員，“章惇遲疑未應，（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親政時期，打擊守舊派愈演愈烈，成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進行改革，其情況同守舊派當政的元祐時期相類似，北宋政權遂逐漸走向衰落。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
② 《宋史》卷471《章惇傳》。
① 《宋史》卷471《曾布傳》。
② 《宋史》卷472《蔡卞傳》。
第二節宋徽宗的腐朽統治宋江、方臘起義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僅25 歲的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張依禮、律，當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否則當立長弟申王趙佖，但向太後（神宗皇後）以自己無子，神宗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趙佖後，主張立哲宗次弟端王趙佶，章惇指出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①，但向太後在曾布、蔡卞、許將等執政的支持下，立趙佶為帝，即著名的昏君徽宗，終于將北宋皇朝推上了滅亡的道路。
宋徽宗、蔡京的腐朽統治徽宗即位後，向太後“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後在神宗時即是守舊派，當政後隨即任命守舊派、韓琦長子韓忠彥為執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執政蔡卞等相繼受攻擊，蔡卞首先被貶任知府；同時恢複被貶逐的守舊派官員的名位，守舊派官員接著相繼上台。當年七月，向太後還政後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斗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祐、紹聖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于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綏斯民”②。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鄧洵武首創徽宗應紹述神宗之說，攻擊左相韓忠彥並推薦蔡京為相，得到執政溫益的支持，為徽宗所采納，首先于同月末決定改明年為崇甯元年，明確宣示放棄調和政策，改為崇法熙甯變法。
蔡京是個政治投機者，王安石變法時擁護變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馬光積極推翻新法，紹聖初又積極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後不久受守舊派攻擊而被奪職提舉宮觀閑居杭州（今屬浙江），結交赴杭收集書畫的宦官童貫，蔡京以擅長書法逐漸受到可以稱之為畫家、書法家的宋徽宗的賞識，鄧洵武、溫益知道徽宗必將重用蔡京，在進呈紹述新法意見時都力薦蔡京，認為徽宗“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①。崇甯元年（1102）五月，左相韓忠彥首先被貶任知府，蔡京升任執政。隨後右相曾布也被貶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為左相，獨相達三年之久。其後雖曾二次罷相，但又複相或以太師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稱少宰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還以太師領三省事掌握朝政。
徽宗時期始終是蔡京及其黨羽的天下，他們打著紹述神宗改革的旗號，作為排斥異己打擊反對者的幌子。崇甯元年九月，首先把元祐（1086—1094）及元符三年恢複舊法的文彥博、司馬光等120 人，稱為元祐奸黨、元符奸黨，刻石于端禮門（文德殿南門）。又複查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後執政時下詔求直言時應詔所上之書奏，被查者達582 人，以贊成紹述新法或反對者分為正等和邪等，將蔡京的黨羽列為正等，共41 人，紛紛升官重用；其余541 人，全部列入邪等，列入奸黨及邪等的都分別受到貶逐或降、免官職的處分。崇甯① 《宋史》卷22《徽宗紀·贊》。
② 《宋大詔令集》卷2《改建中靖國元年禦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