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出任兩府大臣。次年五月，劉熙古因足疾以戶部尚書致仕。開寶九年（976）死，終年74 歲。劉熙古不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學者，史學、音韻學、陰陽學皆通，著有《曆代紀要》50 卷、《切韻拾玉》5 卷等數種，後者還曾刻印流傳。
第二十八章楊業楊延昭楊文廣第一節楊業（附楊重勳）
北漢“楊無敵”
楊業（一作鄴）（？—986），本名重貴，父楊信，“麟州土豪”，當是麟州（今陝西神木北）人。後漢時，“自為刺史”，臣附于後漢、後周。楊信二子，長子重貴，次子重訓（勳）。楊重貴事北漢世祖劉崇，北漢帝劉承鈞時賜姓劉改名繼業，“比于諸子”，任保衛指揮使，升至領建雄軍（晉州，時屬後周，今山西臨汾）節度使。屢建戰功，號為“無敵”①。
宋開寶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漢時，劉繼業以侍衛都虞候，領軍扼守團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軍。偵知宋大軍已至，慮眾寡不敵，退保太原，被罷兵權。宋軍圍攻太原，劉繼業又領兵守城，數出兵攻宋軍。宋軍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軍將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親征攻北漢，圍太原城，劉繼業捍太原城東南面“殺傷宋師無算”①。五月，北漢帝劉繼元降，劉繼業猶據城苦戰。劉繼元派親信前往命令投降，劉繼業才歸宋。
宋朝楊家將劉繼業歸宋後，複姓楊氏，單名業（一作鄴），隨即授環衛官為左領軍衛大將軍；不久，領鄭州防禦使。
遼乾亨元年（979）九月，遼軍分路南犯，雖為宋軍擊退，但邊境形勢仍很緊張。宋太宗認為：“楊業老于邊事，洞曉敵情。”遂任命楊業為代州（今山西代縣）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駐泊兵馬部署②，時大將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遼。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撫至代州，適遇遼軍南犯雁門（今代縣西北），楊業率騎兵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向南，與潘美所部合擊，大敗遼軍，殺遼將蕭咄李，俘遼將李重海。楊業以功升“領云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自雁門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一個歸宋不到一年的降將，立功邊關，揚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卻引起宋朝舊將們的妒忌。從此，“主將戍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③。雖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卻埋下了日後因失援而血染疆場悲劇的禍根。
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986）正月，宋軍大舉攻遼，以東路軍曹彬、崔彥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彥圭部出雄州，田重進部出飛狐（今淶源）。二月，西路軍以潘美為云、應（今山西應縣）、朔（今屬山西）等州都部署，楊業任副都部署，王侁、劉文裕為監軍，率部出雁門。宋太宗原計劃曹彬所率主力大張聲勢，揚言直取幽州（遼南京），持重緩進，將遼軍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軍順利攻占沿途州縣，然後會師攻取幽州。三月，西路軍出雁門，① 《東都事略》卷24《楊業傳》。
①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06《劉繼業傳》。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太平興國四年十一月癸巳。
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1，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丁丑。
擊敗遼軍，遼寰州（今山西朔州東）刺史趙彥辛（辛，《遼史》作章）降宋；進圍朔州，遼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宋。遼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率軍抵抗潘美、楊業所統宋西路軍，尚未到前線，潘美、楊業軍又攻遼應州（今應縣），遼節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楊業軍又攻占云州，遼大同軍（云州）節度副使趙毅等降宋。在西路宋軍攻城俘將，連連得勝的形勢下，作為主力的東路宋軍為爭功，不等與西路軍會師，違背詔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糧盡退兵。五月，宋東路軍又進至岐溝關（今涿州西南）北，受到遼軍主力的追擊，岐溝關之戰宋東路軍大敗，宋太宗遂令西路軍退回代州，護送云、朔、寰、應四州民戶南遷。遼軍大敗宋東路軍後，耶律斜軫部得以全軍十余萬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軍千余人戰死。面對強敵，楊業對潘美、王侁等建議：“賊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云、朔等將先出寰，我師次應州，賊必悉眾來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強弩千人于谷，以騎士援于中路，則三州之眾萬全矣。”首先遭到監軍王侁的反對，並說：“君侯素號無敵，見敵逗撓豈有他志。”①王侁又得到主帥潘美的支持，楊業處于如不出戰即是通敵的情況下。七月，被迫出軍，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陳家谷口（今甯武北）接應。遼軍主帥耶律斜軫得知楊業出兵，令部將蕭撻凜設伏兵于路，楊業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楊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①，楊業戰敗。而潘美、王侁等則“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陳家）谷口”，楊業自午至暮，從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轉戰退至陳家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殘部還有一百多人，楊業對他們說：“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楊業往日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深受士卒的擁戴，如今面臨生死關頭，他們都不肯離去，楊業遂“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楊）業猶手刃數十百人”②，楊業為流矢所中墜馬，馬亦被射中受重傷，楊業遂為遼軍所俘，其子楊延玉亦戰死。楊業在被押赴遼朝途中絕食三天而死。楊業自北漢時起，與遼朝“角勝三十余年”，“人號楊無敵”③，深為遼朝人民敬畏。遼朝人民在楊業死地建廟祭祀。在楊業死後近一百年時，元祐四年（1089），蘇轍奉使遼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懷柔東北），作《過楊無敵廟》詩：“馳驅本為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④，說明楊業是宋、遼兩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楊業實際是因主帥潘美、監軍王侁、劉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敗之地，潘美等又違約不援所害。楊業之死，“天下聞其死，皆為之憤歎”⑤，宋太宗深為痛惜，但宋太宗的親信、主帥潘美只受到帶有象征性的懲罰，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檢校官的榮譽銜，由檢校太師降為檢校太保，並且次年即恢複。外戚劉文裕被除名，配隸登州（今山東蓬萊），但“歲余，上（太宗）知業之陷由王侁，召文裕還”①。主要責任都推給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隸金州（今陝西安康），後死于召還途中。
① 曾鞏（題）：《隆平集》卷17《楊鄴（業）傳》。
① 《遼史》卷83《耶律斜軫傳》。
② 《宋史》卷272《楊業傳》。
③ 《遼史》卷83《耶律斜軫傳》。
④ 蘇轍：《欒城集》卷18。
⑤ 《隆平集》卷17《楊鄴（業）傳》。
① 《宋史》卷463《劉文裕傳》。
宋太宗不僅對楊業進行褒贈，追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還錄用楊業六子，楊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儀副使，楊延浦、楊延訓由殿直升供奉官，楊延瓌、楊延貴、楊延彬錄用為殿直。楊延昭及子楊文廣後來都成為抗遼名將。後世將楊業、楊延昭、楊文廣祖孫三代的抗遼事跡，演繹為“楊家將”故事，廣為流傳，家喻戶曉。
楊重勳（重訓）
楊重勳（？—975），楊重貴（業）弟，本名楊重訓，後周末避恭帝名宗訓改。父楊信死後，由于兄楊重貴事北漢，楊重信繼任麟州刺史後也歸附北漢。後周廣順二年（952）末，一度歸附後周，後又再次歸附北漢。顯德四年十月，再次歸降後周，升為防禦史。
宋朝建立，楊重勳歸附，多次擊退北漢的進攻。乾德五年（967），設建甯軍于麟州，楊重勳升任建甯軍節度留後，開寶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靈州（今甯夏靈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長官，而將世襲的土豪移置內地，楊重勳由建甯軍節度留後移為保靜軍（宿州，今屬安徽）節度留後②，後升節度使，開寶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節楊延昭楊文廣楊延昭（延朗）
楊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號楊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聖祖趙玄朗諱名改。
太平興國四年楊業歸宋後，楊延昭以父蔭補為供奉官，從楊業征戰疆場。雍熙三年（986）宋軍大舉攻遼，楊業任西路軍副統帥，進攻應州、朔州，楊延昭任先鋒，在圍攻朔州的戰斗中，“流矢貫臂”而“斗益急”①。同年，楊業殉節，楊延昭升為崇儀副使任景州知州；後因江、淮地區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檢使。又升崇儀使、知定遠軍（由景州改），改保州緣邊都巡檢使。
咸平二年（遼統和十七年，999）九月，遼聖宗、蕭（綽）太後率軍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適在遂城，遂城“城小無備”，蕭太後親臨遂州城下，圍攻數日，“眾心危懼”，楊延昭調“集城下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近”②，楊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遼軍只得撤圍退兵。次年二月，楊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楊延昭升本州團練使。七月，宋以王顯為都部署、負責河北西半部防務，楊延昭任前陣鈐轄。十月，蕭太後、遼聖宗再次親率軍侵宋，楊延昭與楊嗣等會師威虜軍（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楊延昭與楊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誘使遼軍進入伏擊地，伏兵突起①，“比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開寶五年九月戊寅。
① 《宋史》卷272《楊延昭傳》。
② 王稱：《東都事略》卷34《楊延昭傳》。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燾考證：“《楊延朗（昭）傳》以羊山之捷為三年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為弦，濕緩不能用”②，遼軍先勝後敗，楊延昭、楊嗣等部隊損失也不少，遼軍雖進至滿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師”③。
咸平六年（遼統和二十一年）四月，遼軍攻宋，“望都之戰”宋軍大敗。六月，楊延昭改任保州、威虜軍、靜戎軍（今徐水）緣邊都巡檢使，駐保州，負責河北路西北部防務。
景德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1004）春，楊延昭改任甯邊軍（今蠡縣）
部署，並增加兵力至萬人。同年閏九月，遼聖宗、蕭太後率軍大舉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準堅請下宋真宗親征，北上澶州，遼軍也進至澶州城北，楊延昭審視戰略形勢，向宋真宗建議：“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眾易敗，凡有剽掠，率在馬上。願飭諸軍，扼其要路，眾可殲焉，即幽、易數州可襲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複，楊延昭“率兵抵遼境，破古城，俘馘甚眾”④。同年十二月，宋遼于澶州訂立和議，史稱“澶淵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遼和議以後的河北防務，楊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緣邊都巡檢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檢往來巡警”⑤，如遇軍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領防禦使，後又改任高陽關（今高陽東）副都部署，連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終年57 歲。楊延昭與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戰，號令嚴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擁戴，鎮守河北邊關20 余年，威震遼境，被稱為楊六郎。子三人，文廣最著名。
楊文廣楊文廣（？—1074），字仲容，當是楊延昭次子，以父蔭入官。慶曆三年（1043），陝南張海起義，楊文廣從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撫陝西，楊文廣隸屬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052）九月，狄青討伐儂智高，選陝西兵赴廣南，德順軍（今甯夏隆德）知軍楊文廣從征，曆任廣西鈐轄，宜州（今廣西宜山）、邕州（今南甯）知州，累遷左藏庫使、帶禦器械。英宗時，英宗以楊文廣為“名將後，且有功”，升領團練使，任侍衛親軍龍衛（騎軍）、神衛（步軍）四廂都指揮使。後升領防禦使，任秦鳳路副都總管①。熙甯元年（1068），陝西經略使韓琦，奏請于秦州西北邊城建城堡以保護附宋蕃民。七月，韓琦派秦鳳路副都總管楊文廣前往築篳篥城，楊文廣采取聲東擊西策略，揚言要建噴珠城，率部急奔篳篥，隨即部署防務，直至次日清晨，西夏軍才到達，見宋軍防守嚴密只得退兵，並留書稱回去奏請以數萬騎兵來驅逐宋築城部隊，楊文廣立即派兵遣將追殺西夏軍，殺獲甚眾；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詔書褒諭，篳篥城賜名通渭堡（今隴西東北）。楊文廣曆任涇州（今涇川北）知州、鎮戎軍（今甯夏固原）知軍。冬，則其誤審矣。”參見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② 《宋史》卷268《王顯傳》。
③ 《遼史》卷14《聖宗紀》五。
④ 《宋史》卷272《楊延昭傳》。
⑤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272《楊文廣傳》。又本傳原標點有誤，楊文廣“遷興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韓琦使築篳篥城，..。”按：防禦使後“。”應改為“、”，副都總管後、韓琦前應加“。”。熙甯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陝西富縣）權知州；以後又自西北邊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總管，升侍衛步軍都虞候。熙甯七年三月，遼朝遣使到宋朝，爭河東地界，楊文廣獻陣圖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還未及回複，十一月，楊文廣病死。
第二十九章寇準第一節理政愛民，剛直不阿寇準（961—1023），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後晉開運（944—946）年間為魏王記室參軍。寇準晚年封萊國公，故人尊稱為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在太夫人的嚴厲管教下，“由是折節從學”①，精通《春秋》三傳。19 歲，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後徙大名府成安縣。初入仕途寇準就顯示出才干，在理政時，不苛取百姓，以恩信為辦事的准則，深得民心。征納賦役時，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縣衙門前公布鄉里姓名，百姓便主動按期交納。不久，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又召試學士，授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
寇準是宋朝極言直諫的名臣。他奉詔言北方邊事的利與害，直披肝膽，無所顧忌，深得宋太宗的賞識，被任為樞密院直學士。
史書記載，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願聽下去，很生氣，起身要離開。寇準竟然扯著太宗的龍袍，請皇帝再坐下來，聽其陳述。事情有了結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賞寇準的耿直、認真和膽識，感慨地說：“這才是真宰相。”對左右朝臣說：“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①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問朝政得失，寇準借機說，天旱是因為刑法不公。寇準的話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說出刑法不公的事實。寇準要求召集中書門下與樞密兩府執政人員，當著他們的面說出事實來。待二府執政到齊後，寇準說，祖吉與參政王沔的親弟弟王淮都貪汙受賄，而且王淮貪汙受賄的數額遠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誅，家產被籍沒；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複其官，用法這樣不公，上蒼能不發怒嗎？太宗質問在場的王沔，王沔無法抵賴，只能向皇帝謝罪。據《宋史·王沔傳》記載，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藥榷易，坐贓當棄市，由于王沔的關系，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寇準的敢說敢為，顯示他疾惡如仇的勇氣。通過這件事，太宗意識到對直臣寇準應當加以重用，即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為之折服，但也開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②。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貶知青州，這是遭受不白之冤。樞密院副使張遜是一個“小心謹慎，徒以攀附至貴顯”的小人。他與寇準觀點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對，為此，張遜耿耿于懷。一日，張遜晚歸私宅第，寇準與溫仲舒也同出禁中，並轡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馬首拜呼萬歲。張遜嗾使與自己親近的羽林將軍王賓向太宗報告。寇準引溫仲舒作證，表明此事純系偶然；張遜則以王賓親見事實，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為此，兩人在太宗面前往複爭論，互斥其短。太宗一氣之下，寇準被貶知青州，張遜也被降為右領軍衛將軍。①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對自己忠心耿①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7。
① 《宋史》卷281《寇準傳》與《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8 記載的時間與細節略有不同。② 《宋史》卷281《畢士安傳》。
① 參見《宋史》卷281《寇準傳》；卷268《張遜傳》。但《張遜傳》系此事于雍熙年間，誤。《續資治通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徑。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為參知政事。
第二節安邦定國，河北退兵宋太宗晚年時，有兩件大事困擾著他，並直接影響著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與遼的擾邊，不斷威脅北宋；二是太宗遲遲拿不定主意確定自己的繼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個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協助穩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馮拯、黃裳和王世則等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談立儲這樣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馮拯被貶知端州。從此，朝廷內外沒有人再敢提繼位人之事。太宗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對立儲內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還責怪他為什麼回來這樣慢。太宗問寇準，皇子中哪一個“可以付神器？”寇準說：“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頭仔細地考慮後，屏退左右，問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說，知子莫如父，這事當要果斷地定下來。
在西北邊事上，寇準主張要用安撫的辦法解決。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見，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趙恒繼位，是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斷提高寇準的地位。先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後又徙鳳翔府；再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對宋初的制度作調整，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寇準遷兵部，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名臣畢士安任同中書門下章事，畢士安薦寇準，贊其“秉資忠義，能斷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擔心寇準剛直難獨任，畢士安還是力薦，說其“忘身徇國，秉道疾邪”，不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斷南下時，正應當重用這樣的大臣。真宗詔寇準為集賢殿大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列畢士安之後。
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遼聖宗耶律隆緒與蕭太後，率領大軍南下攻宋。急書一日五至，寇準卻平靜如常。真宗得知後，震驚不已，質問寇準。寇準說：陛下要退遼兵，不過五天時間即可。並主張真宗親征。真宗猶豫，面帶難色，要回內宮。寇準勸陛下不要動搖，力促真宗成行。真宗這才決定討論親征事。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曾密請真宗去金陵；僉樞密院事陳堯叟是四川人，請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問寇準，寇準曉得此中內情，佯作不知，當著王欽若、陳堯叟的面說：“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殺也。”指出只要皇帝親征，人心振奮，文武大臣協作團結一致，遼軍自可退去。遼軍來攻，我們可出奇計騷擾，打亂其進攻計劃；也可以堅守不出，使遼軍疲憊不堪，再乘機打擊。這樣就可穩操勝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則人心動搖，遼軍乘勢深入，大宋江山還能保得住嗎？王欽若、陳堯叟對寇準更加忌恨。
遼軍攻岢嵐軍、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蕭太後親自擂鼓，宋遼大戰，矢集如雨，遼軍死傷3 萬余，也無法破城，乃退師。
鑒長編》系此事于淳化四年六月壬申；《續資治通鑒》系事件發生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寇準被貶在冬十月壬申。
十一月，真宗啟行親征，軍至韋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勸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猶豫。寇準說，遼軍迫近，四方危急，只可進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並請太尉高瓊進言真宗。真宗這才決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駐蹕，又不願再進。寇準、高瓊固請真宗過河。寇準說，此時不過河，則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師日至，不能再猶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橋處，真宗又停下來。高瓊以錘擊駕真宗禦車的輦夫的背，迫真宗渡河。當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門樓，城樓上飄起黃龍旗，城下宋軍，大受鼓舞，齊呼萬歲，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十二月，東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駕，把抗遼軍事大權全部交給寇準。
宋遼兩軍相持十余日，遼統軍蕭撻凜督戰，宋軍的床子弩機發矢，蕭撻凜中箭身死。遼軍秘密派人來求和，真宗本來就無意攻打遼軍。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 年1 月），宋遼議和，宋許給遼歲幣銀10 萬兩，絹20 萬匹，宋真宗與遼聖宗以兄弟相稱，尊遼蕭太後為叔母，這就是“澶淵之盟”。
第三節宦途險惡，遠竄南荒澶州一戰，寇準的聲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這更引起王欽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欽若對真宗說，寇準逼著皇帝親征，澶州一戰，訂下城下之盟，這不是勝利，是君王的恥辱，寇準哪里能說是對社稷有功呢？真宗當時雖沒有計較，但此後，對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罷相出為刑部尚書知陝州。後宋遼關系又緊張，真宗乃詔寇準還，以兵部尚書權東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準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後又鎮永興軍。時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詐言天書降，真宗訪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這種活動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願參與，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書寇準。寇準門人也反對，但在時勢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書。此事頗為時議所非。①上天書後，寇準被拜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天禧三年（1019），進尚書右仆射、集賢殿大學士。
寇準性情剛烈，行事無顧忌。早在太宗朝時，他序遷官員，“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②。得以進秩的官員，多為賢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輩，未得序遷者更是不滿，因而引發一場爭端。太宗問及此事，寇準為自己辯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興，但寇準不服，“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興，很有感慨地說：“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由此，寇準被罷，出知鄧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習慣于按例升遷的同列，對此頗為不滿。寇準不顧這些，說，宰相的職責，就是進賢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規，那是一個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厭惡丁謂、錢惟演、林特及曹利用這些佞人。丁謂為寇準起用，官至參知政事，丁謂奉事寇準小心謹慎。史載：“嘗會食中書，羹汙（寇）準須，（丁）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① 《宋史·寇準傳》系“上天書”事于天禧元年，誤。考《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9、《宋史》卷466《周懷政傳》等，應在天禧三年。畢沅《續資治通鑒》卷34 有考論。
② 《宋史》卷281《寇準傳》。
臣，乃為官長拂須邪？（丁）謂甚愧之，由是傾構之日深。”丁謂為寇準擦去口邊的湯羹，卻為寇準借機奚落一頓，由此，結下深怨。丁謂權盛時，錢惟演附之，通婚姻；錢惟演又是真宗身邊劉皇後的姻親。林特為三司使時，催繳河北歲絹甚急，寇準素來討厭林特，他幫助轉運使李士衡與林特對立，因此積下了深怨。這些人相互結交，成為陷害寇準的政敵。
真宗得風疾，劉皇後預朝政于後宮。寇準乘機向真宗進言，要選擇方正大臣來輔佐太子，對丁謂、錢惟演這些佞人不可委以輔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趙禎監國，以楊憶代丁謂。寇準“性豪侈，喜劇飲”。酒後失言，泄露機密。寇準被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內侍周懷政在朝內權勢尤盛，以妖言惑眾。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圍中，他無所顧忌，掠取國庫錢財，托神造符，言國家休咎，評品朝廷大臣，附會者益眾。朝中一些大臣不斷告發周懷政，真宗卻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漸疏遠；寇準在朝時，因其順從自己，也沒有追究。寇準被罷，周懷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懷素，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等，謀殺丁謂，複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罷皇後預政，傳位太子。事泄，周懷政被誅，寇準雖未預事，但也被牽連。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貶道州司馬。真宗不知寇準被貶出朝，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寇準，很奇怪，問左右發生了什麼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實情。真宗在離世前，還說只有寇準與李迪是可以托付國家大事的重臣。
乾興元年（1022）二月，再貶雷州司馬。仁宗天聖元年（1023），寇準在貶所雷州（今廣東海康境）病卒，後歸葬洛陽。仁宗朝追諡忠湣。著作有《寇萊公集》。
第三十章范仲淹第一節先天下之憂而憂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父范墉，始仕吳越國。太平興國三年（918）吳越降宋，范墉隨錢镠歸宋，曾任武甯軍（今徐州）等地的節度掌書記。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貧困，2 歲喪父，母親帶著他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東）的朱文翰，從此他改姓朱，名說。長大後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發憤自強，赴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書院求學。他晝夜苦學，有的史書稱他“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①。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進士，出任廣德軍司理參軍。兩年後，改任毫州（今屬安徽）集慶軍節度推官，上表恢複姓范。
上書直諫范仲淹所生活的時代，正處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吏治腐敗，財政危機，農民與士兵不斷揭竿而起。邊境上，契丹與黨項結成犄角之勢，不斷南擾東犯。
年輕的范仲淹深切了解當時官僚政治的腐敗和下層百姓的疾苦，多次上書議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國強兵。天聖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監西溪鹽倉，上書指出武備廢弛、官吏冗濫等時弊。天聖五年（1027），他又寫了洋洋萬言的《上執政書》，認為武備不堅，內外奢侈，國用不足，缺乏賢能官員，天下危機四伏，形勢十分嚴重，必須進行變革。范仲淹的意見雖未被采納，但給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後，范仲淹被調入京城任秘閣校理。他剛直不阿，幾次因忤逆權貴而被貶為地方官。仁宗登極後的前幾年，章獻太後（劉太後）垂簾聽政。天聖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後還政于仁宗，被出為河中府通判，移陳州。明道二年（1033），劉太後死，仁宗親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諫。時仁宗與皇後不和，決意廢後，並得到宰相呂夷簡的極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諫官員至政事堂質問宰相，並准備與他廷爭，被出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蘇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蘇州興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為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隨後改任權知開封府。次年，因不滿呂夷簡擅權營私，他將京官晉升情況繪成《百官圖》進呈，又寫了《帝王好尚論》、《選任賢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等四論①。呂夷簡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責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同年五月，出為饒州（今江西波陽）知州②。年輕官員余靖、尹洙、歐陽修憤而為范仲淹鳴不平，也被出為地方官。時人譽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人為“四賢”。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① 《范文正公集》卷3。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興修水利范仲淹先後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蘇州、饒州、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等處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養民為先，將發展生產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鹽官之時，他目睹這一帶海潮泛濫，吞沒大片良田廬舍，對百姓生命和生產構成嚴重威脅，遂上書朝廷，極力主張修築海堤。在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張綸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為興化縣（今屬江蘇）縣令，主持修築捍海堰。在范仲淹、張綸等人的努力下，在天聖六年（1028）修成一條總長150 里的捍海堰。從此，瀉鹵之地化為良田。兩千多外逃戶陸續還鄉，農業、煮鹽業等穩步發展。濱海人民為表達感激之情，將捍海堰命名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九月，蘇州大水，農田積水難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書朝廷要求疏五河，導太湖之水入海。他親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蘇州絕大多數地區排除了積水，恢複了正常的生產。
抗擊西夏景祐五年（1038）十月，黨項族首領元昊稱帝建立大夏國，史稱西夏。
此後，宋夏血戰數年，宋軍每戰必敗，處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不久改命為陝西都轉運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和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延州（今陝西延安）北面三十六處堡寨全被西夏蕩平，形勢相當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請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將1.8 萬名士兵分為6 將，每將3000 人，指定專人負責訓練，軍隊戰斗力大為提高。又修複城寨，招還流民墾荒，募商賈貿易，將延州建成了戰備充實的軍事要塞。同時，他上書朝廷提出以防禦為主的戰略方針，認為宋軍“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①。西夏軍隊人數雖少，但戰斗力較強，尤其是騎兵。范仲淹反對輕率冒進，主張堅壁清野，進行持久的防禦戰，但未被朝廷采納。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甯夏隆德東）之戰，次年閏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戰，宋軍都戰敗，各有數千將士戰死。
慶曆二年（1042）十一月，宋複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由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的范仲淹與秦鳳路韓琦、鄜延路龐籍分任，以協力加強西北邊防。
范仲淹等人確定了以防守為主，攻守結合的正確戰略。一方面築寨，加固邊城，作為屏障，另一方面選將練兵，招募善于騎射的當地百姓以補充軍隊，又招還流民興墾營田，作好了長期作戰的准備。
宋夏交界處散居著不少驍勇強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雙方都在積極爭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親自巡視諸羌，與之約法三章以共同對付西夏。蕃部紛紛歸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邊三年，與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禦力量大為加強。慶曆四年（1044）五月，宋夏達成和議，元昊削去帝號對宋稱臣，自號夏國主。由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複貿易，宋每年賜夏銀7.2 萬兩、絹帛15.3 萬匹、茶3 萬斤。
第二節慶曆新政慶曆年間，內憂與外患交相侵迫。慶曆三年（1043），士兵王倫在沂州（今山東臨沂）發動起義，陝西商州張海、郭邈山領導饑民起義。有識之士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要求變革，以挽救統治危機。仁宗開放言路，擢用歐陽修、余靖為諫官；同年四月，名揚邊陲的范仲淹、韓琦任樞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改革。
條陳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變革方案。慶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為系統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仁宗悉用其說。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絕大多數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時稱“新政”，史稱“慶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蔭，懲辦貪官，嚴格按政績考核官員。改革科舉考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教育的內容除了經義外，應傳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術、醫藥、軍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須嚴格執行，取信于民。經濟上，減輕徭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挽救財政危機。軍事上，在東京開封府地區招募民兵5 萬人且耕且戰，既可省養兵費用，又可加強京師守衛力量。增強軍隊的戰斗力，從士兵中選拔人才。
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頓吏治。范仲淹希望通過官僚政治體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機。
整頓吏治慶曆三年（1043）十月，詔中書、樞密院兩府選諸路轉運使，張昷之、王素、沈邈分別被任命為河北、淮南、京東都轉運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詔兩府同選提點刑獄官，兩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課新法。十一月，詔大臣不得為子弟、親戚陳乞館職，又詔限公田。慶曆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詔降河南府（今洛陽）所屬颍陽（今伊川東）等5 縣為鎮，以減少官員以及民戶負擔的差役。
擇官長是這次改革的重點，考核官吏，裁削倖濫。在罷黜了一批貪濁不才的地方官後，整個官僚集團受到很大震動，“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①。“新政”限制了權豪的特權，侵犯了官僚階層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擊。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臨摹石介的筆跡，仿造了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擬定的廢皇帝的詔書。夏竦的陰謀雖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勢險惡。恰好此時西北形勢緊張，范仲淹遂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0，慶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撫陝西、河東，離開朝廷。慶曆五年（1045）被罷參知政事職務，出為邠州（今陝西彬縣）知州，富弼、韓琦也被罷樞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敗。
第三節一世之師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後在許多地方任地方官，業績斐然。所到之處，他興辦學校，培育人才，對宋代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興學育才通過教育培養經世濟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國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熱心于教育，足跡所至，廣為興學。他曾在興化、睦州、蘇州、饒州等許多地方建立學宮，多次聘請和薦舉著名學者孫複、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慶曆年間，他將之作為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推廣到全國，興學運動掀起了高潮。
作為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范仲淹十分愛惜人才，盡最大力量發現、培養和保護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軍事家狄青、教育家孫複、哲學家張載等都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
孫複早先是一介窮儒，周游求食。范仲淹發現他的才華後，一方面給他補一個學職以解決生活問題，另一方面親自指導其學習。孫複後來成為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理學家張載年輕時愛談兵事，希望在疆場上有所作為，身為陝西邊帥的范仲淹與之面談，認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學。張載從此發憤讀書，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在禦夏戰爭中，小將狄青作戰十分英勇，范仲淹大為贊歎，親贈《春秋》、《漢書》，狄青後來成為一代名將。范仲淹先後向朝廷推薦許多出類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樹。
文以載道范仲淹不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華的文學家。他的詩文或寫湖光山色，優美而有情致；或敘事抒情，寄寓遠大抱負。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詩文革新的倡導者之一，主張詩文創作要“文以載道”，與社會現實密切聯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但並無退隱之意，詩文中充滿了積極進取的奮斗精神。在詞的創作上，他將邊塞風景引入詞的領域，描寫北疆的風光和將士的豪情，開闊了詞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傳世，其中多有寄寓深遠、膾炙人口的佳作傳世。慶曆六年（1046），他降知鄧州時，應友人滕宗諒之請，撰寫了一篇氣勢非凡的《岳陽樓記》，表達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寬闊胸懷。其中有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之語。這一思想，不僅反映了他對國家的高度責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范仲淹創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陽）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 歲。宋仁宗親書其墓碑為“褒賢之碑”①，諡文正。范仲淹不僅一生清廉剛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終過著極儉樸的生活。但是，他們對寒士僚屬卻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積蓄在蘇州買了千畝良田，名為“義莊”，用來救濟同族中的窮人。范仲淹治家甚嚴，長子純祐隨同父親防禦西夏，屢立戰功；次子純仁，後任宰相；純禮、純粹為官也都以清正廉潔著稱。
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第三十一章韓琦富弼文彥博第一節韓琦①讜議諫諍，西陲禦夏韓琦（1008—1075），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 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②。天聖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景祐元年（1034）九月，遷開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于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余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①，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名聞京華。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②。名相王曾稱贊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後，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 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③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①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① 本節材料主要據《宋史》卷312《韓琦傳》，下引不另作注。
② 韓琦：《安陽集》卷1《韓琦家傳》。
① 《韓魏公集》卷14。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3。
③ 王稱：《東都事略》卷69。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6。
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于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于慶曆元年（1041）正月進攻，後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曆元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 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甯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 萬人，桑懌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于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甯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里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里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只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斗，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 余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于難。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號泣于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①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好水川之戰，元昊得勝，十分猖狂，使人作詩，投擲宋境，諷刺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②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並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于定川寨（今甯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采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于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①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于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①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8。
② 周煇：《清波雜志》卷2。
①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7。
曆聖德詩》，其中稱贊韓琦說：“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②襄助新政，保國利民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③，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慶曆三年七月，他上《論備禦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
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于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1 萬余人，以減少用度。四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慶曆四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到了五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于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于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①。慶曆七年（1047）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② 《宋史》卷432《石介傳》。
③ 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6。
① 《東都事略》卷69。
河）發動兵變，後被文彥博、明鎬鎮壓。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松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采取恩威並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並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並行之以鞭刑。並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甯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為界。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甯化軍（今山西甯武西南甯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十余年後，韓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 頃。
至和二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在家鄉，建造晝錦堂于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三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定策安邦，力詆變法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范鎮言辭懇切，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五六年過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七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後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後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後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系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後，太後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後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余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系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後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仆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①，以為“義勇”，三丁選一，于手背刺字，農閑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于是確立颍王趙頊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禦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後改為淮南節度使。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陝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堅決反對。一個月後，西夏國主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甯元年（1068）七月，韓琦複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並被准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甯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並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並、濟困乏”①。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于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韓琦最終從慶曆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同樣，在對外關系上，韓琦一改從前的強硬立場而日趨軟弱妥協。當時宋和契丹在“劃界”河東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韓琦上疏神宗，認為宋在邊防策略上主動進攻，積極防禦，有七事致“契丹之疑”，籲請神宗去掉各項新法，並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換取邊境安甯，求得暫時苟安。
熙甯六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于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熙甯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 歲。神宗禦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諡忠獻，贈尚書令。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政十年，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①。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 卷、《諫垣存稿》3 卷、《陝西奏議》50 卷、《河北奏議》30 卷、《雜奏議》30 卷、《安陽集》50 卷等。一生寫了大量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3。
① 《東都事略》卷69。
① 《居士集》卷40《晝錦堂記》。
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第二節富弼②司職諫院，再盟契丹富弼（1004—1083），字彥國，洛陽（今屬河南）人。年輕時勤奮好學，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賞識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王曾、晏殊，晏殊後來還把女兒嫁給他。天聖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異等科及第，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今河南孟縣）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諫仁宗廢皇後之事被貶出朝，富弼這時正服畢父喪，回到汴京，便上書皇帝，以為“廢嫡後，逐諫臣”，一舉兩失，不是太平盛世應當做的事。又說范仲淹“忠直不撓”，“聞過遂諫”③，是履責盡職，決不應當黜棄。後通判絳州（今山西新絳），遷直集賢院。寶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認夏國，冊封帝號。仁宗與朝中大臣久議未決，直到六月，才決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備兵征討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論西夏八事奏》，說西夏來使部從儀物隆盛，言辭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請求朝廷立斬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禦決心。詔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
富弼擔任諫官，忠于職守，大膽抨擊時政，屢次極言進諫。當時朝廷禁止大臣越職言事，富弼借發生日食一事，懇請朝廷廣開言路，認為“應天變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這項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戰，由于內侍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致使宋軍大敗，大將劉平被俘，不食而死。黃德和為逃避罪責，誣告劉平投降，富弼力辯劉平冤屈，請朝廷立案審查。仁宗命文彥博主持審理，終于給劉平昭雪。後來仁宗任命夏守赟為陝西都總管，又任命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以行牽制，富弼立即疏諫，以三川口之戰，監軍掣肘，將權不專以致遭敗教訓，力請罷免王守忠。為了加強對西夏防務，富弼還建議擴大宰相事權，兼領樞密職，並厚賞西夏來降者，這些建議都被仁宗采納。
慶曆二年（1042），富弼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當時契丹有人用“偽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侶，刺探情報，後被發覺，此案牽扯到政事堂官員，開封府緝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員因有人庇護仍逍遙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呂夷簡，要他即刻交出官員，予以法辦，並說此案不查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呂夷簡從此對富弼懷恨在心。
澶淵之盟以後，遼宋雙方互派使節，禮尚往來，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再一次大敗，西邊戰事吃緊，北部邊防空虛。于是契丹決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挾，于慶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蕭英、劉六符作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們遞上國書，一面責備宋朝不該討伐西夏，更不該違背澶淵之盟，如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說後周世宗所攻取的關南，本是後晉割給契丹之地，若要維持和約，就必須將關南地歸還給契丹。當時大兵壓境，宋廷上下一片② 本節材料主要據《宋史》卷313《富弼傳》，下引不另作注。
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3。
驚惶失措。仁宗在預選誰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國信使”時，舉朝大臣以前途莫測，怕出意外，不敢應命。宰相呂夷簡和富弼有私怨，乘機向仁宗推薦富弼。當此危難之際，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舉薦，慷慨奔赴國難，他被任命為接伴使，向仁宗辭行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縣）迎接契丹使，蕭英借口腳有毛病拒絕行拜見禮，富弼說：“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說得蕭英肅然起敬，只好在別人攙扶下行了禮。富弼和蕭英談得很坦率，蕭英也毫不掩飾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帶著仁宗拒絕割地，允許“增幣”或“和親”的兩套方案出使契丹。臨行前仁宗要任命他為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富弼不受官職，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富弼到契丹，遼興宗接見了他，雙方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富弼說：兩朝皇上，父子繼好達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為什麼？興宗說：南朝違約，堵塞雁門關，增設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這是何意？群臣都請求用兵，而寡人以為不如遣使求關南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富弼說：北朝忘記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難逃一人。且北朝與南朝通好，則皇帝專得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皇上受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這全是為自己打算，而非為國家著想。遼興宗大吃一驚，問：什麼意思？富弼說：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貴昏亂腐朽，神人共棄。那時中國（即中原政權）狹小，上下離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雖然擄獲金帛充斥于諸臣之家，但壯士健馬大多犧牲，最終說來誰當其禍？今中國封疆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證必勝嗎？遼興宗說：不能。富弼說：勝負尚未可知，即使勝了，也是損兵折將，如此則是群臣吃虧呢？還是皇帝吃虧？若繼續通好，歲幣盡歸皇上，臣下得到好處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個人，其他人何利之有？遼興宗覺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說：堵塞雁門關是為了防備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發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處流，非人力所為。城隍是整修破損的，民兵是補充缺額的，並未違約。遼興宗說：非卿如此一說，寡人不知其詳，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罷了。富弼說：石敬瑭拿盧龍一道之地賄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關南，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興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舊地，豈是北朝之利？遼興宗一時無言以對，好半晌才慢慢地說：元昊是寡人的藩屬親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麼道理？富弼說：北朝過去伐高麗、黑水，告訴南朝了嗎？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與弟（即遼興宗）結親，因他擾邊而伐之，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以為怎樣合適？遼興宗扭頭用契丹話和旁邊大臣嘀咕了一陣，又說：元昊為寇，豈能使南朝不擊呢？
第二天，遼興宗邀請富弼一同打獵，仍然堅持得地則歡好可久。富弼說：南朝皇帝曾令我轉達：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豈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就不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朕沒忘燕薊故地，卻也沒求得此地，正是基于這種考慮。遼興宗沒再說什麼。
打完獵，富弼回到驛館，劉六符對他說：皇上聽了你關于榮辱的話，很是贊賞。然而我們不想要金帛，只有結婚還可商量。富弼認為“和親”有失體面，估計遼興宗求婚不過是想多得陪嫁，就對劉六符說：結婚容易生事，況且南朝出嫁長公主，陪嫁也不過是十萬緡而已。遼興宗要富弼回朝複命，並將“增幣”和“和親”誓書拿來，准備作一選擇。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遼願意接受“增幣”或“和親”的條件，非常滿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帶去了二封國書、三封誓書，內容分別是：若議婚則無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納款，則增歲幣20 萬，否則10 萬。遼興宗在帳篷里接見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幣，說：南朝給我的歲幣，在誓書中須加上一個“獻”字才行。富弼說：“獻”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兩國，何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之理？遼興宗又說：改名“納”字如何？富弼還是嚴詞拒絕。遼興宗仍不死心，說：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給我了，一個“納”字有何可惜的？況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駁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時，才向它稱臣，當時的饋送，或許稱作“獻”、“納”，其後頡利被唐太宗擒獲，還會有此事嗎？遼興宗沉默不語。富弼退出帳外，指著帳前的高山對劉六符說：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獻”、“納”，就像不能登天一樣。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答應！①九月，遼興宗派遣耶律仁先、劉六符再度使宋，交換“增幣”二十萬誓書時，宋廷卻不敢過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後書詞中稱“納”條件。
富弼兩次出使于危難之中，表現出一定的膽識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兒，不顧而行；第二次生了個男孩，也來不及看一眼。每得家書拆也不拆，說：拆了，徒亂人意。回國後，受到仁宗嘉獎，任命為樞密副使，他力辭不受，並上書仁宗說：現在既然與契丹再結盟好，大臣們便以為太平無事，萬一契丹敗盟毀約，我是死有余辜。但願陛下要切記契丹輕蔑侮辱我朝的國恥，臥薪嘗膽，不忘治理國政。過了一個月，仁宗再次任命，並派宰相章得象去勸說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別有用意，並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緣故。富弼這才接受了樞密副使的職務。
輔佐新政，守成賢相慶曆三年（1043），富弼與范仲淹等人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臣，一時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濟濟，士大夫們寄以厚望。面對內憂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興致太平，因而特別禮遇富弼、范仲淹、韓琦等人，親賜手詔，讓他們條奏當世急務。
九月，仁宗在天章閣親自召見富弼、范仲淹諸大臣，賜坐，給筆劄，讓他們疏奏革新政事，同時任命富弼主持對北邊交涉，范仲淹則負責對西邊防務。
不久，富弼與范仲淹聯名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後來富弼等人還多次單獨上奏，宋仁宗采納了大部分意見，陸續頒布幾道詔令。這樣，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新政”開始實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納富弼嚴明法制的建議，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的條例文字彙編成冊，以為法典綱紀，最後成書《祖宗故實》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納范仲淹、富弼通選轉運使的建議。范仲淹在提名時，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7。
對庸碌無才者一筆勾去，富弼有些猶豫，對他說：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啊！①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陸續頒行。
慶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發生戰爭。契丹主興宗親率10 萬大軍西征，駐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縣），並遣使至宋，要求與西夏斷絕往來。范仲淹面對契丹西征，擔心意在宋朝，請朝廷增派幾萬兵以備河東。富弼堅決不同意，認為契丹這回絕不會與西夏聯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歲幣，與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兒族屢次殺戍塞役兵，契丹以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東守邊，殊為失計。後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隨著“新政”的實施，改革初見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對。他們詆毀謗訕，說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擅權。夏辣更是施展詭計，令其女奴偽造石介為富弼撰廢立草詔，誣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進行陷害。事情傳出後，仁宗以陝西備邊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繼范仲淹之後，宣撫河北。慶曆五年三月，韓琦上疏為富弼辯護，後來自己也被貶知揚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貶出朝。
富弼後知鄆州、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當時河北發生嚴重水災，數以萬計的人民流離失所，尤以京東路為嚴重，流民有六七十萬之多。富弼到任後，極力動員所轄地方官員百姓出粟救災，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萬間供流民居住，還把流民經過所拋下的尸體埋葬，建起一個個大墳墓，稱為“叢塚”。此外，富弼還准許流民生產自救，轄內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為生；又募數萬流民為兵。富弼日夜操勞，有人勸說他，你自己尚被飛語中傷，禍福難保，何必如此勤政愛民。富弼傲然不顧地說：“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富弼冒禍救災民的舉動，仁宗聽說後十分感動，特地遣使褒獎，拜禮部尚書。富弼堅辭不受。後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並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當相慶于朝。仁宗知道後，對歐陽修說：“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發風眩之疾，被內侍扶入宮中診治，朝中大臣十分驚恐，議論紛紛，富弼和文彥博擔心會發生不測風云，便以在大慶殿設醮為仁宗祈福為名，留宿宮中，隨時詢問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彥博遇事沉著冷靜，“宮內肅然”。後來富弼還與朝中大臣一道，勸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次年，首相文彥博遭人彈劾，罷判河南府，富弼又與韓琦為相，共主朝政。富弼為相時，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包拯為禦史中丞、胡瑗為侍講，四人天下眾望所歸，士大夫稱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學士、真中丞、真學士。富弼為相六年，不務興革，謹“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百官各守其職。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喪罷相。宋英宗即位後，召為樞密使。兩年後，因腿有病，行走酸軟無力，力請罷去所職，領一閑郡養疾，後被恩准，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①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7。
鄭國公。
阻撓變法，稱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後，銳意進取，很想通過變法，達到富國強兵目的，以改變長期形成的積貧積弱局面。熙甯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臨汝）。詔入覲，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掖進見，毋拜，坐語。神宗覺得富弼老成練達，久經政務，就向他請教致國強盛的辦法。富弼說：“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神宗又以邊事相問，富弼說：“陛下臨禦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聽後十分失望。在一片守舊的政治氣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並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甯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也就在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銳意變法，神宗對他很信任，唐介死後，同列中沒有人敢與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稱病不問政事，趙抃能力不濟，遇到事情只會叫苦。所以當時人們說，現在朝中的五個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面對王安石變法，富弼認為不能違背祖制，議論與王安石多不和；又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與之爭，于是稱病求退，上章幾十次才被准許。他上疏神宗，說現在人情未安，新近進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災，國家很需要安定。神宗問他去了之後，誰可代替他。他推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反問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樣沉默不語。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縣）。
青苗法頒行後，遭到元老重臣韓琦、文彥博等人極力反對，富弼也認為這樣的法令推廣，勢必會造成“財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執行。提舉官趙濟上奏彈劾富弼抗旨不遵，侍禦史鄧綰更是請求予以嚴辦，結果富弼被貶，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認為處分太輕，“止奪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說：“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仁宗同意了，以韓國公致仕。
富弼雖退居洛陽，與文彥博、司馬光等十三人組織“洛陽耆英會”，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賦詩相樂，但仍關心朝政，每遇國家大事，必暢所欲言，如“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
元豐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陽病逝，享年80 歲。死前給神宗上書，說他左右多小人，非國家之福。又陳時政之失，封押後交給他的兒子紹庭，還期許神宗以時事見問。司馬光、范純仁去吊喪，紹庭把這事對他們說了，他們都認為那是遺表，叫紹庭馬上送給神宗。神宗讀後十分哀痛，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禦制碑首“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鐫刻。紹聖（1094—1098）年間，章惇執政，說富弼曾反對變法，得罪神宗，罷去配享資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複舊典。
富弼有奏議12 卷、劄子16 卷等，著作今存《富鄭公詩集》1 卷。
第三節文彥博①建功西陲，平息兵變文彥博（1006—1097），字寬夫，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齊國公子完，卒諡敬仲，後世以諡為氏；五代時，避後晉高祖石敬瑭諱，改其氏為“文”；後漢高祖劉知遠又複其舊氏“敬”；宋太宗時，以避宋翼祖趙敬廟諱，又改為“文”。文彥博小時聰穎過人，民間就流傳他幼時“灌水取球”故事：他與諸童子在大樹旁玩球，不慎將球滾入穴洞，伸手無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滿球即浮出。天聖五年（1027）進士及第，先後任知縣、通判，後由監察禦史遷殿中侍禦史。
宋夏戰爭爆發後，西邊戰事不斷，而宋軍常有將官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而大將懲治卻要申報具聞，下法寺詳案定刑的情況發生。文彥博上疏，極論其弊，要求改革，說：“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竣，將何以濟？”宋仁宗采納了他的建議。
寶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邊蕃部詐降宋軍，襲取宋、夏間的重要軍事要塞金明寨，兵鋒直犯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范雍見夏軍兵臨城下，恐懼異常，急忙檄令屯駐于慶州（今甘肅慶陽）的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及將領石元孫等率兵赴援，共約萬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與10 萬夏軍發生遭遇戰。鏖戰中，由于宦官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宋軍陣腳大亂，一潰而不可止，主帥劉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敗軍之罪，黃德和為了逃避懲治，竟誣告劉平降敵，並用金帶賄賂劉平家奴出具偽證，致使劉家二百余口被關進監獄。仁宗詔令文彥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主審此案，通過調查取證，文彥博終于弄清了真相。這時黃德和的黨羽大肆鼓噪，陰謀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禦史前來重審，文彥博拒不接納，對他說：朝廷擔心此案難辦才派你來，現在案子已結，你快回去，如果出了問題，我全部承擔責任。結果黃德和及家奴都被處斬，終于昭雪了劉平之冤。
不久，文彥博以直史館任河東轉運副使。河東路所轄麟州（今陝西神木北），與西夏相鄰，依山建城，最為險固，是抗禦西夏進攻的戰略橋頭堡，然而內地轉運糧餉道路迂回繞遠難走，附近則有唐朝時所修故道，長久廢棄又無人治理。文彥博上任後，親自帶人修複故道，使運餉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證了軍餉供應，在麟州城囤積了大量糧草。後來元昊乘好水川戰役之勝，舉兵攻打麟州，圍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備，只好解圍而去。文彥博遷都轉運使，又知秦州。防守邊境二年，“有威名，敵不敢犯”①。後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為了求得進身之階，命令工匠織金絲燈籠，載蓮花為錦，通過宦官帶入宮中，獻給仁宗寵愛的張貴妃。果然由于張貴妃內助，文彥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入權力中樞機關。
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發動兵變，建立政權。朝廷急派權知開封府明鎬前往鎮壓，夏竦時為樞密使，與明鎬不和，處處牽制他，明鎬久攻貝州城不下。文彥博從張貴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誰鎮壓① 本節材料主要據《宋史》卷313《文彥博傳》，下引不另作注。
① 《東都事略》卷67。
起義就擢誰為首相的意思，于是自請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為副，加緊攻打貝州城。文彥博采納軍校劉遵的建議，一面以大軍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選精銳士卒潛入城內，打開城門，宋軍蜂擁入城。王則先用火牛沖擊宋軍，欲乘機突圍，怎奈寡不敵眾，兵敗被俘，押解京城被殺，兵變平息。
兩任宰相，安穩政局王則兵變平息後，文彥博以功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第一次拜相。此間他曾薦舉王安石、韓維、張環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與樞密使龐籍討論淘汰冗兵以減省軍費開支。當時朝中大臣議論紛紛，認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為朝廷過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災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災民犯上作亂；現在如果減省冗兵，恐怕被減之人會聚為盜賊，危害社會安定。仁宗遲疑未決，文彥博決然地說：“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被減冗兵歸農者有6 萬人，減去廩給一半的也有2 萬，事後沒有任何意外發生。皇祐元年（1049）八月，文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皇祐三年（1051），禦史唐介揭發文彥博贈送燈籠錦交結張貴妃，並當面與文彥博對質，說：彥博應該自問反省，假如有這種事，不應該隱瞞！①文彥博無言以答，只是連連作揖，拜謝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禦史台劾罪，文彥博被罷去宰相職務，知許州（今屬河南）。當時有人寫詩譏刺他：“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出佞臣。”後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彥博與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時突發風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宮中診治，二府大臣在宮外守候，焦慮萬分。文彥博詢問皇上病情如何，內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為由，拒絕回答。文彥博怒斥他說：皇上病重，事關國家安危，只有你們能出入宮中，卻不讓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們究竟想干什麼？文彥博和富弼擔心會發生不測風云，便以在大慶殿設醮為仁宗祈福為名，留宿禁中，隨時詢問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見好轉，逐漸康複，才回自己府第休息。當時仁宗病重，京師人心恐慌，好在文彥博與富弼二人遇事沉著冷靜，處理事情果斷，才使大家心安，宮內也沒出什麼變故。
以前禦史唐介彈劾文彥博以致罷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貶嶺外。文彥博複相後，禦史吳中複上奏仁宗，請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彥博頗有風度，不以私害公，從旁勸說：唐介為禦史時彈劾我，所說大多是實情，當然其中也有道聽途說的誤解，但當時對他的處罰也太重了些，請准吳中複所請。仁宗同意了，當時人都說文彥博有“厚德”之風。
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這成為當時朝廷內外最關注的大事之一。而從至和三年（1056）病後，仁宗居深宮，服丹藥，更少問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請仁宗早立皇嗣的呼聲越來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彥博就勸說仁宗早立繼嗣，仁宗含糊答應，尋因其患病而中輟。嘉祐三年，文彥博又被彈劾罷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國公。宋英宗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1。
即位後，提及當年建儲立嗣之事，特別感謝文彥博“首議建儲”，任命他為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
詆毀新法，元祐複出宋神宗即位，正風華年少，血氣方剛，想有所作為，干一番事業，決定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但遭到以文彥博為首的元老重臣的極力反對。在同宋神宗一次談話中，文彥博表達了他對改革的看法：彥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張，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處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①文彥博打著“祖宗法制”旗號，極力詆毀變法之各項內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成為當時朝廷中守舊派的領袖。熙甯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韓琦、范鎮、曾公亮等人的堅決抵制，文彥博也向神宗陳說青苗法的害處。神宗說：我派了兩個太監親往民間察問，都說很方便于民。文彥博爭辯道：韓琦是三朝宰相，說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兩個宦官嗎？①熙甯三年四月，西夏發兵圍攻邊城重鎮綏德城，戰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舉興師，圍大順、柔遠、荔原、淮安、東谷、西谷、業樂等城寨，“眾多者號三十萬，少者二十萬，圍或六、七日，或一、二日”②。游騎直抵慶州，九天後才退去，一度造成“陝右大震”，神宗十分震驚。文彥博上疏說：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張變革過當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實行，只是有偏而不舉之弊罷了。言辭中責怪神宗，影射王安石變法不當。王安石聽到後勃然大怒，氣憤地說：為民除害，什麼事不能做？如果萬事毀脞，那是西晉作風，于治理國家有什麼益處？
熙甯六年（1073）正月，文彥博強烈反對市易司差官監賣果實，認為是“徒損大國之體，只斂小民之怨”③；又說華山坍壞就是天意不贊成變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極大恐慌。因反對變法，文彥博和王安石關系惡化，終被排擠出朝，出判河陽、大名府等地。元豐三年（1080），再判河南，幾年後以太師身份致仕。據說當年文彥博致仕准備回洛陽安度晚年時，已年近八十，神宗見他仍然身體健壯，精神矍鑠，就請教他的養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僅10 歲，由高太後掌權，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陣清算新法之風，史稱“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馬光當政。當時文彥博退居洛陽已幾年了，雖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馬光對他非常敬重，力薦這位元老重臣複出。文彥博到京後，便以平章軍國重事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執政商量重事，參與廢除新法，打擊變法派。在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
① 《續資治通鑒》卷67。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14。
③ 《文潞公集》卷20。
宋夏邊界爭地斗爭中，支持司馬光“棄地”之議，主張對夏屈服妥協，以保證西北邊境“三數年間，當且保無事”①。當時文彥博八十幾歲，遼國使者望見他，不禁詫異，對蘇軾說：還這麼年輕！蘇軾告訴遼使，文彥博處理日常事務，干練的年輕人不一定比得上；貫穿古今，議論風發，即使專門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後，文彥博再次致仕。
紹聖元年（1094）四月，哲宗實行“紹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繼承神宗事業的旗號，重新起用變法分子，國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章惇秉政，說文彥博與司馬光曾經反對王安石變法，降為太子太保。紹聖四年（1097）五月，文彥博去世，時年92 歲。宋徽宗崇甯（1102—1106）年間，蔡京為右相，將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120 人稱為“元祐黨人”，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彥博才又被追複太師，諡忠烈。
文彥博三守洛陽，再為宰相，致仕之後，洛陽人圖繪其像于資聖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馬光為作記，發了一番議論，說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彥博這樣“事君以忠，養民以仁”，“逃寵而寵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隨”①，千百年來也沒有幾個。文彥博雖出將入相，窮極富貴，但平時待人謙和，尊德樂善，特別禮遇鴻學碩儒。他推崇邵雍、程顥、程頤的道學，並和他們結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陽的日子里，文彥博與富弼、司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賢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陽和高年者為會的志趣，“尚齒不尚官”②，在富弼府第置酒賦詩相樂，時人稱之為“洛陽耆英會”。文彥博要司馬光作了一篇《洛陽耆英會序》。那時，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寫信給文彥博，對這個聚會十分嘉羨。
文彥博著作有《大饗明堂紀要》2 卷，《藥准》1 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 卷。文彥博在詩、詞創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與政治有關，如《雙泉》：長劍並彈霜氣豪，白虹半折秋云高。
濯纓洗耳更何處，世人回看輕鴻毛。
文彥博還工書法，黃庭堅稱贊他“潞公書極似蘇靈芝公”，“今觀《到洛為兒子赴許昌》帖，筆執清勁，真不愧古人！”③① 《文潞公集》卷26。
① 《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66。
② 王稱：《東都事略》卷67。
第三十二章包拯第一節身世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屬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學，成年後，以孝行聞于鄉里。天聖四年（1026），赴京應試，次年中甲科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請求在合肥附近就職，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縣）監稅，但由于父母不願隨行而辭官，歸居鄉里，侍養雙親。
父母去世後，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赴京聽選。當時他寫有一首詩詠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于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表明了自己從政、為人的志向與原則。不久，出知天長縣（今屬安徽），後徙知端州（今廣東肇慶）。慶曆三年（1043），入京除殿中丞，又遷任監察禦史。慶曆六年（10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圓滿地完成了使命。使還後，遷三司戶部判官，先後出為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慶曆八年，入為三司戶部副使，上《天章閣對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皇祐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後徙知瀛、揚、廬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權知開封府，任上改革訴訟制度，並拆除中官勢族跨河修建的園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遷權禦史中丞，兼領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次年，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為三司使，隨即又升任樞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樞密院視事時，突然得疾，數日後，逝世于開封邸舍，終年64 歲，諡孝肅。著作有《包孝肅奏議》10 卷傳世。
第二節政績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潔著稱。他執法嚴峻，不畏權貴。
任監察禦史及知諫院時，為肅正綱紀，懲處貪官贓吏，他彈劾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役使兵士為自己織造1600 余匹駝毛緞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陽）知州任弁及監守自盜的仁宗親信太監閻士良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彈劾王逵。王逵曾數任轉運使，巧立名目盤剝百姓錢物。激起民變後，又派兵捕捉，濫用酷刑，慘遭其殺害者不計其數，因而民憤極大。但王逵與宰相陳執中、賈昌朝關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睞，故有恃無恐。為此，包拯連續七次上章彈劾，最後一次更直接指責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①其言激切剛直，朝野震動，輿論洶洶，朝廷終于罷免了王逵。此外，包拯還彈劾過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等人。任禦史中丞時，包拯又先後彈劾利用職權賤買富民邸舍的張方平及“在蜀燕飲過度”的宋祁，使朝廷罷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職。由于包拯敢于彈劾權倖，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包彈”的諺語，世人凡見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①。
① 《包拯集》卷6《彈王逵七》。
①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3。
對于有才干有政績者，包拯則能秉公力薦，如楊邠、王鼎、王綽三人皆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別擔任江南東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轉運判官，因任內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而有“江東三虎”之稱。後受守舊權臣的忌惡，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轉運使等“監司”官。包拯雖由守舊派人物王拱辰薦為禦史，卻不為政派所囿，極力主張複用三人，終于使楊邠、王鼎、王綽先後又被起用為荊湖南路轉運使、河北路提點刑獄、江西路提點刑獄。
包拯在經“慶曆新政”之後，也提過一些改革建議。如主張嚴格選拔官員，裁汰冗雜，對年滿70 歲者應強令致仕，以解決冗官問題。他還主張停止招募士兵，揀斥老弱，以解決冗兵問題，同時應選練精兵強將，訓練義勇，以充實邊備，防禦契丹。他向仁宗建議：“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眾之宜”，然後“擢而用之”②。他向仁宗條陳《七事》，建言應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又奏請“去刻薄，抑僥幸，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③，因其所言懇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時弊，故多為朝廷所采納。包拯還特意奏上《進魏鄭公三疏劄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納魏徵之諫的故事為龜鑒。任地方官時，包拯也善于體察民情，興利除弊，因而頗有政績。任京東轉運使時，他曾巡察各地訪問貧困冶鐵戶，並據實情申報轉運司，豁免了這些戶所欠的官鐵，同時又鼓勵有能力者開爐冶鐵，發展生產。
第三節清官“閻羅包老”
包拯尤為人稱道的是其斷訟執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長縣時，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人至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複行為，于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宋代宰殺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包拯執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廬州是包拯的家鄉，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為可得其庇護，干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時恰有一從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為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撻一頓，自此以後，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為。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也做了兩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于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于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稱蔡河，原自東京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後為了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彙入，使之流量大增。時惠民河常漲水為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② 《包拯集》卷9《論邊將一》。
③ 《宋史》卷316《包拯傳》。
中系栰渡人”①。包拯查知河水泛濫的原因乃“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台、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有些權貴持偽增步數的地券與包拯相爭，包拯皆通過實地測量、驗證，揭示其偽，並上朝劾奏，要求嚴懲。
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系請托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執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名任知諫院時，彈劾權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②包拯的嚴于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23 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敘談，一位李姓同學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③可見他為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產硯著名，端硯曆來是文人士大夫尋覓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時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額之外，加征數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台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躬身力行並教之于後代。為使子孫永志其教誨，包拯訂立了一則《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他還將《家訓》鐫刻于石碑，豎立于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包拯長子包綬、次子包綬、孫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頗獲世人好評，實與包拯的孜孜教誨有關。《宋史·包拯傳》記載：“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時人也稱其“有凜然不可奪之節”，“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據此可見，包拯的為人已清正剛直得近乎執拗，甚至還有些不近人情，然而，這也正是他與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績和品行為人愛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傳出時，朝野震驚，全城盡悼，“京師吏民，莫不感傷；歎息之聲，聞于衢路”①。同以強直敢言著稱的吳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銘》中稱：“宋有勁正之臣，曰‘包公’。..其聲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雖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達于遠方學者，皆不以其官稱，呼之為‘公’。”並盛贊包拯“竭力于親，盡瘁于君。峻節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自始及終，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潔，與淮水而悠長。”現藏開封博物館的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刻183 位開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卻已磨去，據說這是因為人們在觀賞碑記時，由于敬仰包拯而經常用手撫摸指點其名，天長日久，竟將碑字磨去。
① 《宋史》卷61《五行志·水》。
② 《宋史》卷316《包拯傳》。
③ 《朱子語類》卷129《本朝三》。
① 吳奎：《包公墓志銘》。
包拯在社會享有盛譽，因而人們廣泛傳誦他的事跡，並加以理想化和藝術化，衍生出許多軼聞傳說。南宋時有以包拯為主題的故事和戲曲，元雜劇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戲如《陳州粜米》。包拯是以龍圖閣直學士（後世訛為大學士）職名任權知開封府，包拯世稱包龍圖。有小說《包公案》（《龍圖公案》）流行，遂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
第三十三章狄青郭逵第一節狄青狄青（1009—1057），字漢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陽）人。父親狄普，為一農家子。狄青自幼習武，善騎射。25 歲那年，為征賦稅事與村中人發生爭執，他憤而來到京城，應募在拱聖營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藝，很快從騎禦馬直選為騎禦散值。不久，因偶觸軍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驚其體貌，極力營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寶元初（1038），西夏元昊，不斷騷擾宋沿邊州郡，而沿邊將帥又多為元昊所敗。狄青就是在這時應詔從邊，先後在軍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揮使。前後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崖、木匱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地，大小25 戰，計中流矢8 次。狄青在戰斗中能身先士卒，受傷後，仍頑強殺敵。有一次，他受傷後，臨陣披發，戴銅面具，繼續戰斗，所向披靡。幾年來，■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還修了橋子谷城，以及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軍事要地，對保衛宋朝沿邊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經略判官尹洙的賞識，並以良將之材向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推薦。范仲淹一見驚為奇才，特地送給狄青一部《春秋左氏傳》，勉勵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①由此狄青遂折節讀書，研究秦漢以來的將帥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戰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等。
慶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懷遠城，行營總管任福領兵迎戰，桑懌為前鋒，中西夏軍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敗，任福、桑懌皆戰死。慶曆二年（1042），西夏軍再次進軍定川，宋軍大敗，總管葛懷敏戰死，西夏軍隊直抵渭州城下。這時，仁宗急調狄青前去應戰，狄青到達前線，乘對方不備，短兵相接，一舉把西夏軍打得大敗。這時，由于西夏正逢旱災，財力不濟，又加之連年戰爭，死傷極多，元昊已無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軍功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移真定路副都總管。不久，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曆惠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化軍節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為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廣源州儂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橫州。由于州府地方毫無防備，儂智高很快占領了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並繼續包圍廣州，東南大駭。這時，朝廷深為憂慮，宰相龐籍推薦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請行。于是狄青除宣撫荊湖南北路，還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嶺南諸軍皆受狄青節制。當狄青向廣南進軍之際，廣西鈐轄陳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 人，盲目襲擊儂智高，結果大敗于昆侖關。狄青集將佐于幕前說：“令之不齊，所以致敗”①。決定將陳曙、袁用等軍校32 人斬之，以整肅軍紀。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軍夜度昆侖關，襲擊儂智高。儂智高① 《宋史》卷290《狄青傳》。
① 《宋史紀事本末》卷31《儂智高》。
的據點在昆侖關下的歸仁鋪。狄青表面上休整軍隊，暗中則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殿後，以一晝夜到達昆侖關。次日黎明交戰，再次大敗儂智高。儂智高由合江口敗走大理，廣南基本平定。在宋軍入城收拾戰場時，發現有一具尸體穿著金龍衣，眾以為此尸就是儂智高，可以上奏請功。狄青卻拒絕這樣做，說：“安知其非詐邪？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②這種不虛美、不貪功反映了他的務實精神。後來查明，儂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兩年之後大理國殺儂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級送至京師。狄青以平定廣南之戰功，拜為樞密使。
狄青在樞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056），受謠言中傷，罷為護國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終年48 歲。死後贈中書令，諡武襄。
第二節郭逵郭逵（1022—10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屬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師，後卜葬洛陽，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年間，西夏元昊擾宋朝沿邊州郡，郭逵兄郭遵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被西夏兵殺死，宋廷優恤，錄郭逵為三班奉職。時范仲淹正任陝西都部署，郭逵即隸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很有戰略眼光，為眾佩服。當時，有這樣兩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軍中議論攻西夏取靈武。郭逵表示反對，他說：“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①結果出師不久，涇原任福全軍覆沒。眾佩服郭逵有先見之明。二是對將領葛懷敏的看法。郭逵認為他“喜功徼幸，徒勇無謀”，故“他日必敗朝廷事”②。不久，葛懷敏果然兵敗身死。由此郭逵被眾譽為知兵者。後調任真定兵馬監押，平保州兵變。
郭逵辦事，極為精細認真。龐籍鎮河東時，以郭逵權知忻州。這時，契丹來使請求割取天池廟地。龐籍久不能決，于是委托給郭逵處理。郭逵查閱有關文書檔案，發現有一通太平興國年間契丹寫給天池縣的信，提到：“遙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③據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絕，使契丹無法再爭，大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蠻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帶禦器械，為荊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獲了彭仕羲的親信，安置在自己身邊為小史，並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務虛實。嘉祐三年（1058），即以小史為向導進兵圍剿，連破羅城峒及賀府等二十多處險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據點桃花州挺進。彭仕羲棄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戰功遷為禮賓使，徙荊湖南路兵馬鈐轄、邵州知州。累遷容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1065），郭逵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後，遷靜難軍留後，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又改鎮鄜州。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邊將種諤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② 《宋史紀事本末》卷31《儂智高》。
① 《宋史》卷290《郭逵傳》。
② 《宋史》卷290《郭逵傳》。
③ 《范太史集》卷40《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志銘》。
投降，並攻取了綏州，但西夏人卻殺死了宋朝官員楊定。朝廷輿論認為，應該放棄綏州，皇帝甚至下詔，要焚燒後放棄綏州。郭逵堅定地認為，綏州不能燒，也不能放棄，而應當堅守，用以安置嵬名山舉族而歸降的1.3 萬人。因此郭逵果斷地隱匿了詔書。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門砦和安遠砦來交換綏州。郭逵認為這很可能是空口欺詐，他提出一個條件，即必須先行交出塞門、安遠二砦，才可交移綏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間寫的一封信，證明塞門、安遠二砦的界址在長城嶺下，西夏使臣無法駁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綏州而告終。朝廷下詔表彰了郭逵，說：“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①郭逵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
熙甯九年（1076）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廣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攜同在鄜延與河東的舊將士，前往征討。郭逵認為廣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擊之患。他又分析到劉應紀是彼方的謀主，不先擒劉應紀，則軍聲不會大振。于是確定了攻擊重點的方針。一戰而勝，劉應紀投降，軍威大振。接著，又攻拔了決里隘，並乘勝攻取了桄榔、門州等地，與李乾德在富良江決戰。李乾德無路可走，奉表請降。這時，郭逵原有的30萬大軍，由于冒著炎熱進入瘴癘之地，傷亡逾半數，軍糧也盡，雖一水之隔不能再進，乃班師回朝。後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閑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後，一度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等職。以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元祐三年（1088）病故，享年67 歲。死後贈雄武軍節度使。
① 《范太史集》卷40《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志銘》。
第三十四章歐陽修第一節生平與政績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吉州廬陵（今江西永豐）人。幼年孤貧，依叔父家于隨州。天聖八年（1030）舉進士，擢甲科，調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交游，開始為“古文”，已負文名。
景祐元年（1034）入朝，為館閣校勘。這時，范仲淹以言事被貶，在朝諸人如秘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紛紛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貶。于是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諫書》，謂其“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因此，歐陽修也被貶為夷陵令。
貶官夷陵，對他頗有好處。他後來在《與焦殿丞書》里說：“某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又洪邁《容齋隨筆》卷4記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私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這段記述又可為歐陽修貶官之後“周達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證。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複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辟歐陽修為掌書記。他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慶曆三年（1043），歐陽修知諫院。這一年范仲淹參知政事，施行新政。歐陽修身居此職，于是連上奏疏，對于內政外交，無不極諫。現存于《奏議集》中知諫院時的奏疏多達10 卷。這些奏疏都是慶曆新政時期的重要的政論文章，所論者都是針對時弊的當務之急。
慶曆四年（1044），歐陽修奉命出使河東，又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權真定府事。在這期間，他便進一步調查情況，又寫出《河東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東奉使奏草》中有《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還有《論不才官吏狀》，對于吏治得失，論述極詳。與此同時，歐陽修對于西北邊患，也曾多次上書。他就在《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厮啰劄子》中說：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余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采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眾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眾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采。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于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
可以看出，歐陽修對于重大的軍事問題，也曾十分認真建議。在當時的和議問題上，具有眼光，力排眾議，堅持己見，作為一個諫官，知無不言。在當時的情況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歐陽修一面反對言和，一面主張備戰。對于軍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慶曆五年（1045），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等相繼罷官、外放，新政失敗。這時歐陽修正在河北都轉運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罷”，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此狀一上，歐陽修遂為“群邪”所惡，造謠誣陷，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到了滁州，歐陽修對于政治風云之險惡似乎有所覺悟，初以“醉翁”為號。但他胸懷曠放，並不怨嗟。在《與尹師魯書》中寫道：“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又說：“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慶曆八年（1048），歐陽修徙知揚州。元祐元年（10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後，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召判流內銓，旋改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嘉祐二年（1057），知貢舉。《宋史》本傳說：“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歐陽修一知貢舉，即痛抑“險怪奇澀之文”，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大事。關于此事，沈括《夢溪筆談》也有一段記載：“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險怪之語，學者歙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力也。”①嘉祐三年（1057），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宋史》稱他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五年，拜樞密副使。嘉祐六年，參知政事。《宋史》稱歐陽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②在這期間，歐陽修因“濮議”之爭，蒙受“不根之謗”。他為了辯誣，連上奏劄，請求根究蔣之奇對自己的誣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後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賜下“禦劄”，告以言者已被“降黜”，並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經過這一次被誣，歐陽修對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這樣切直剛正的人，是不適于做官的。在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這之後，就更堅決求退。由于再三請求，終于得罷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後又知青州、蔡州。熙甯元年（1068）春在亳州時，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後又連上數表，請求致仕。
在這期間，王安石執政，推行新法。歐陽修時在青州，有《言青苗錢劄子》，表述自己對于“俵散青苗錢”的意見。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還有兩個明顯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錢”。歐公在《言青苗第二劄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說：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有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于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于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缺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尚有說焉。若秋料錢于五月俵① 沈括：《夢溪筆談》卷19。
② 《宋史》卷319《歐陽修傳》。
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缺？直是放債取利爾。..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
這些意見，可以說是完全正確的。對青苗錢作了具體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贊成的，是俵散“秋料錢”。對于“秋料錢”，他曾一面“奏陳”，一面“擅止”。未經批示而“擅止”，應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並未加罪。他在《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中說道：“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
在這前後，歐陽修又曾屢上表劄，請求致仕。熙甯四年（1071）六月，歐陽修終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隨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禮”，又召他“赴闕陪位”，他有《劄子》辭謝。這時，他的身體確實十分衰憊了。因此，一年之後，熙甯五年（10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節“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鞏稱贊歐陽修“蓄道德而能文章”①。歐陽修自己也說過；“我所謂文，必與道俱。”②又說過：“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③“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④看來歐陽修把道和文的關系看得十分密切。歐陽修論道，不尚空談，而重實際。他在《答吳充秀才書》中講到“學者有所溺”時，反對有人“棄百事不關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聯系起來看的，但是他所謂“道”也不等于“百事”。歐陽修另有《與張秀才第二書》，對于道講得比較具體。他說：“君子之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而取信者是也。”又說：“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于事實而已。”歐陽修的這些話，雖然從周公、孔子談起，但最終是取其“切于事實”，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就與宋代的道學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歐陽修在這封書里還反對“誕者之言”，反對“以無形為至道”。“以無形為至道”指什麼呢？是不是對道學家的批評呢？這里講得不很明確，但在《答李詡第二書》里就更明確地批評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學了。他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學者”，“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他認為，作為“君子”，應該“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理以為言。”歐陽修的這些話是反對宋儒性理之學的較早的言論。
歐陽修的道不同于道學家，卻近似韓愈。他一面反對性理之學，一面也① 《元豐類稿》卷16《寄歐陽舍人書》。
② 《東坡後集》卷16《祭歐陽文忠公文》。
③ 《歐陽文忠公集》卷47《答吳充秀才書》。
④ 《歐陽文忠公集》卷68《答祖擇之書》。
反對佛老。他有《本論》上下篇是專門辟佛的。上篇說：“佛法為中國患千余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他認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說以排之”，他認為，“千歲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為”，“非口舌之可勝。”“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謂“本”，也就是“禮義”。他說：“禮義者，勝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與韓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則有些不同。他在《本論》下篇還特別提到不必“火其書而廬其居”。但是，單靠“禮義”能否解決問題呢？所謂《本論》，實際上也仍是書生之論。這樣的理論也並沒有超過韓愈。所以蘇軾說“論大道似韓愈”，甚至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①。
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卻也並不等于韓愈。韓愈比較迂腐，歐陽修則比較切實。而且，在出處進退、立身行事方面，歐陽修的剛正不阿、無所畏懼，又遠在韓愈之上。盡管在行文之時，歐陽修不像韓愈那樣氣勢磅礴，聲色俱厲，但他那“容與閑易”、“不大聲色”之中，也自有“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之勢。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點和風格特點。
歐陽修也不像韓愈那樣急于作官，但他卻很重視作個諫官。重視諫官，當然又同韓愈有些相似之處。例如韓愈寫過《爭臣論》，歐陽修也寫過《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這些文章都表達了他的為人之道。王安石所謂“讀其文，則其人可知。”確實如此。尤其讀後一篇文章，更可見其為人。在《上范司諫書》中歐陽修說：“司諫，七品官爾。于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系焉。”又說：“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歐陽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諫官，就是因為諫官能夠“行其言”，也即是能夠“行道”。在他看來，作個諫官。乃是“行道”的一個重要途徑。也就因此歐陽修對于諫官的要求很高。他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賢者”時，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與高司諫書》罵高若訥“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就是因為高若訥喪失了做諫官的基本品質。
高若訥身為諫官，而當范仲淹無辜被貶時，他不但不敢諫諍，反而詆毀范仲淹的為人，這就引起了歐陽修的憤怒。他說：希文（范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于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恕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這篇文章可謂“氣盡語極，急言竭論”，但又委曲宛轉、極盡挖苦之能① 蘇軾：《居士集序》。
事。話講得非常明白，文寫得非常藝術。千古文章，難得這樣的佳作。
歐陽修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礎，不是任何人都寫得出來的。他在《與尹師魯書》中曾經講到“士有死不失義”，大義所在，就不該“俯仰默默”。于是，敢說敢罵，就成了他這篇文章的特色。當然，寫出這樣的文章，是要冒著風險的。正是由于這篇文章，他也遭到貶謫。
歐陽修並不因此而消極。此後他還是繼續寫這樣的文章。慶曆三年，他被推薦而作了諫官。一有這個“行其言”的機會，他便知無不言，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字。到了慶曆五年，當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又因“朋黨之議”而相繼罷官時，歐陽修便立即義正詞嚴地寫了《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直接同慶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詔書”相對抗。
也就在這期間，歐陽修還寫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論”當作“議”），駁斥“朋黨之說”。他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說：“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這篇文章引古證今，史實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說服力。當時被指為“朋黨”的人，與其說是“同黨”，不如說是“同道”。范仲淹是“朋黨”中的頭面人物，歐陽修替他講話，並沒有個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這樣的為人之道正是歐陽修所贊成的。因此，所謂同黨，不過是同道而已。這是可以從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來的。如有一篇《讀李翱文》，就是贊揚“以天下為憂”的作品。這篇文章里贊賞李翱不願歎老嗟卑而憂以天下，並且聯系宋朝的現實發表了評論：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賤遠，與翱無異。其余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在歐陽修看來，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憂慮的，但宋朝的執政者卻不肯以天下為憂；如有以天下為憂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貶斥。文章所謂“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云云，是深有憤慨的話。歐陽修的這種憤慨之情，隨時都有發泄。《尹師魯墓志銘》也是這樣的作品。這篇《墓志》首先講尹師魯的文學、議論和才能，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歐陽修所更強調的，是他為人之“大節”。他說：“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于是歐陽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這一方面。文章說：“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禦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諫官禦史不肯言”，尹師魯則挺身而出，“願得俱貶”。這種不怕丟官、勇于仗義的行為，是歐陽修十分贊賞的。
從《尹師魯墓志銘》這類文章來看，歐陽修所說的“道”，也就是為人的“大節”。從為人的大節來看，歐陽修的道雖然和韓愈相似，但也有和韓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韓愈貶官之後，他那直言敢諫的氣概便有所收斂，不似貶官之前。他在潮州寫的《謝表》、《祭鱷魚文》等，骨氣就很不夠了。歐陽修不然。他對韓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對于韓愈的這一表現也很不滿意。在《與尹師魯書》中他說：“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這是對韓愈很痛心的批評，從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氣。他又說：“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說，不要作韓愈那種“戚戚怨嗟”的文章。
歐陽修告誡安道不要寫“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確實是實踐了這個主張的。他在滁州所作《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就沒有“不堪之窮愁”，只講“山水之樂”。例如《醉翁亭記》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說：“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身在貶謫之中，而大講禽鳥游人的山水之樂，這樣的文章不僅與韓愈不同，與柳宗元也並不相同。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歐陽修有《答李大臨學士書》說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于此而無累于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這里說的“達于進退窮通之理”，也即是《尹師魯墓志銘》中所說的“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的意思。這就是說，一個人立身行事，不管處于什麼地位，也不可改變為人的大節。既敢于伸張正義，就不能懼怕任何災禍。有了這樣的精神准備，那麼，無論遇到什麼困境，也就處之泰然了。由此看來，歐陽修貶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稱“山水之樂”，正是他的為人大節所在，並不是或不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績、或隱寓古人的“樂民之樂”，更不是消極頹唐而寄情山水。
總的看來，歐陽修的各類文章都是體現著他的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歡論道，哪怕是傳記文或游記文，也往往夾些論道的成分。這是宋代文章的一個特征，不止歐陽修一個人如此，曾鞏、王安石、蘇軾無不如此。不過，歐陽修的文章寫得自然，論道而不說教，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個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蘇軾，很少有人能夠企及。
第三節博古通今之學歐陽修作《尹師魯墓志銘》，曾稱尹師魯“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這八個字對尹師魯不免溢美，但在歐陽修自己，足以當之。他不但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學者。于經學有所發明，于史學有獨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學且有開辟之功。
歐陽修的經學，曾受唐人影響，敢于提出自己的創見。唐人的經學，在魏晉六朝之後，思想是比較開闊的，不全拘于漢儒的師說，如啖助、趙匡、陸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傳的門戶之見。但一般說來，唐代的詩人作家，不治經學。宋代不同了，歐陽修對于《春秋》、《詩》、《易》，都有研究。蘇轍曾經說他“長于《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①這對于宋朝一代的學風是有影響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毛詩本義》也曾指出：“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于修。”《提要》對宋儒① 蘇轍：《欒城後集·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義”是有所不滿的，對歐陽修的“敢議毛鄭”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從這些話里卻可看出，歐陽修治經，對于爾後的“宋學”，起了“發難”的作用，在學術史上影響不小。《提要》又說歐陽修對于毛鄭二家之義也不是隨意翻新，而是“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本出于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這些話比較符合歐陽修所著《毛詩本義》的實際。
歐陽修在經學上的主要成就還不在于《詩》，而在于《易》。他曾認為《易》之《系辭》不是“聖人之作”。他說《系辭》里的“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②歐陽修還認為，不僅《系辭》不是“聖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聖人之作”。他在《易童子問》里說：“童子問曰：《系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系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問》里也說：“或問《系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于《系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于六經，不道于孔子之徒，蓋里巷人之語也。”在歐陽修看來，古書之托為“聖人之作”者，往往是後人所作。這是符合古代書籍的實際情況的。但是，歐陽修的這一見解，曾經長時不為人們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說：“余謂《系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說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由此可見，歐陽修的這一見解，在當時是很大膽的。
歐陽修又不止懷疑過《易》之《系辭》等等，他對于別的經書，也常常信經而不信傳。他在《春秋論》里就說：“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問》里說：“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他的這些看法，當時贊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說：“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①由此看來，歐陽修在經學上的這些看法，在當時確是獨到之見。
歐陽修在經學方面雖有很多大膽的創見，但他治學的態度和方法卻是謹慎的。例如他對毛鄭之詩雖有疑難，卻並不隨意改動二家之說。他說：“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于箋傳，而恨己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于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①雖有懷疑，卻不輕為改易，這種治學態度是很嚴肅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學目的很有關系。據說他治經學，是“務究大本”，而“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②所謂“大本”，就是“聖人”立言的本意。歐陽修是個又迂又直的儒者，他雖不滿“後儒”，卻很迷信“先聖”。因此，他的治學目的，就是要弄清“先聖”的思想實質，並不想自己標新立異。他還有個看法是：“聖人之言，去② 《歐陽文忠公集》卷65《傳易圖序》。
① 《歐陽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① 《歐陽文忠公集·詩譜補亡後序》。
② 韓琦：《歐陽文忠公墓志銘》。
人情不遠。”他所不滿後儒的，是因為他們“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後儒的意見，他曾說過：“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③他只是反對那種離開經的本義而擅自為說的人。他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④因此，他主張對于“雜亂之書”，要能“指摘其謬”，做到“功施後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這也是治學的一個可貴的態度。
歐陽修的史學造詣，尤為世人所稱。在“二十四史”當中，歐陽修所參與編修的，竟達兩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屬個人專著。這在古今史家當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歐陽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說過：“予于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①他與尹師魯商量寫作《五代史志》時又說過：“吾等棄于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②歐陽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貶義例的，因此，他所謂“善善惡惡之志”，也就是要學《春秋》的褒貶。他認為五代之亂，有如春秋。他說：“五代終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有足歎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發議，幾乎都以“嗚呼”冠于篇首，寄以無窮的感歎。歐陽修作史，目的也在于總結曆史經驗，以為當代的借鑒。北宋前期的文人學者，凡是關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曆觀成敗得失，聯系現實，引為教訓。歐陽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終目的，也在于此。
歐陽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義例，自然難免迂腐之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義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貶抑，卻不以為“偽”。他在《梁本紀》中發議論說：“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或譏予失《春秋》之旨。..予應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這就是說，事實是什麼，便寫什麼。為君為篡，各傳其實。這樣的義例是可取的。
在寫法上，《新五代史》也有異于《春秋》的地方。歐陽修自有義例，例如《司天考》不書災異，他發端即聲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于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他認為《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但“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講“人事”，不講“天意”。他對于秦漢以來史書之記災異、講天人感應，是不贊成的。他說：“嗚呼，聖人既歿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說，《新五代史》不書災異，不講天人，這在中國曆代史籍中是個創舉。義例雖依《春秋》，卻又“不得不異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異乎《春秋》，則是科學的態度。
《新五代史》總結前代經驗、引為鑒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傳》之論朋黨，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說：③ 《歐陽文忠公集》卷69《答宋咸書》。
④ 《歐陽文忠公集》卷68《答徐無黨第一書》。
① 《歐陽文忠公集》卷39《王彥章畫像記》。
② 《歐陽文忠公集》卷67《與尹師魯第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