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輿豪放不羈，感情熾烈。他作詩不為時風所囿。在當時詩壇諸大家中，他最推崇謫戍云南的楊慎。他和詩友們曾懸楊慎畫像于堂上，每人作詩一首寄給云南楊慎，以表敬慕之情。大輿詩云：“何時一棹穿巴峽，得就揚云問太玄。”
金大輿善七言，尤其是七古成就最高。他把詩歌創作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凡平生豪宕憤激愀愴之懷，一于詩發之。”②他的詩感情直率，氣勢磅礴，心中所想，直發于筆端，如明河湍急，瀑布飛騰，有一股暴發的力量和聲勢。他注意語言的錘煉，詩句對仗的工整和詞藻的華美，追求意境的新奇和聲音的鏗鏘。有人評其詩“清新秀朗”③。其兄大車贊揚他的詩“短詠長歌匹群王”④，則是很恰當的。
鎖懋堅鎖懋堅，杭州人，生卒年不詳。有詩名，惜其無詩留傳，僅存《沈醉東風》詞一闋：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濕琴書。移來小朵峰，幻出天然趣。
倚闌干，盡日披圖。謾說蓬萊恐是虛，只此是神仙洞府。這首詞是他在成化年間（1465—1487）游莒城（浙江吳興）時所作。時朱文理向鎖懋堅索詩，鎖懋堅即席填此詞以詠朱家假山。時人對鎖懋堅敏捷的才思和清麗的文筆十分贊賞，一時傳為佳話。
虎伯恭虎伯恭，明初著名的回回曲家、詩人。自幼習學儒學，與弟伯儉、伯讓以孝義相友愛，並發明性理之學。虎伯恭才學橫溢，“詩學韋柳，字法獻羲。至于樂府、隱語，靡不究意”①。但其詩曲未有留存。
虎伯恭居杭州，經常與友人“作湖山之游，當時錢塘風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為首指云”②。
① 《托贈西門仲氏》。
② 黃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陳鳳：《金子有傳》。
④ 《與舍弟子坤、高進思、陳伯羽宴集》。
① ②《錄鬼簿續編》。
② 《錄鬼簿續編》。
第三節馬繼龍等云南詩人馬繼龍馬繼龍，字云卿，號梅樵，云南永昌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舉人，曾在四川一帶任職，官至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著有《梅樵集》，未刊。《滇南詩略》錄其詩六十八首。得天居士在《滇南人物志》中說：“金齒明詩，禺山後惟梅樵一人而已。”①對其評價頗高。詩多感情深沉，氣象渾厚，不少是抒發壯志未酬和仕途失意的感慨。他說：“壯志于今蕭瑟盡”②，“老去功名成畫餅”③。在《雨中漫述》中寫道：芙蓉城上雨霏霏，濁酒清吟獨掩扉。
澤國水寒云不散，江天風急雁孤飛。
十年彈鋏無人識，千里思鄉有夢歸。
世味從來渾嚼蠟，生涯還憶故山薇。
這首詩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渾然一體，真切感人。詩人把對官場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對湮沒人材的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淋漓盡致地傾吐出來。“世味從來渾嚼蠟”，是對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追逐功名的有力否定，具有較深刻的思想意義。
馬繼龍還有不少懷古之作，大多寫得蒼勁古樸，耐人尋味，如《滄江懷古》：孤江鐵索跨長虹，鳥道從天一線通。
樹響龍來陵谷雨，山空猿嘯石樓風。
白蠻南詔襟喉地，萬木荒祠鼓角中。
象馬年來歸貢賦，土人猶說武侯功。
詩中不但生動地描繪了祖國西南邊陲的奇異風光、險要地勢，而且表現了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之情。他在其他一些詩中也洋溢著濃烈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
馬繼龍的詩篇格調高昂雄健，語言清新凝煉，“清奇朗潤，跌宕風流”①閃繼迪閃繼迪，字允修，云南保山人。生年不詳，卒于崇禎十年（1637）②。萬曆十三年（1585）舉人，任吏部司務。“天性篤孝，家法嚴正，生平喜獎掖人，不喜人諛”③。曾攜季子仲侗游曆吳越等地，游覽唱和之詩甚多，晚年居故鄉。他以子仲儼貴，贈檢討，賜禦祭。
閃繼迪喜為詩文，著有《羽岑園秋興》（一作《雨岑園秋興》）、《吳① 禺山，即張含，字愈光，號禺山，明代云南著名詩人，著有《禺山集》。② 《春日出仁壽郭門有感》。
③ 《雨中憶梁大山》。
① 張履程：《滇南詩選序》。
② 據《徐霞客游記》卷十七考證。
③ 《永昌府志》卷四二。
越吟草》諸集。詩集已佚，現僅存詩六十余首。④他富有才學，但未受重用。其詩多有懷才不遇之慨，如：“少壯身違俗，江湖晚弄橈。牢騷貧賤骨，潦倒聖明朝。”⑤“有酒芳辰共潦倒，裁詩深夜破牢騷。”①但如《定海演武場懷李于鱗先生》詩，通過懷念、頌揚隆慶，萬曆年間的強盛，流露出對明朝後期的國勢日衰、文風日頹的憂慮。他希望朝廷重用忠良賢能，對奸佞當道的社會現實非常不滿。在《忠肅公廟》一詩中對愛國正直的于謙表達了深切的懷念：“浮云不散英雄恨，碧草黃鸝涕淚中。”而在《銅鑄破像秦檜夫婦》中寫道：亙古此夫妻，陰陽戾氣齊。
玩龍如弄雀，殺虎似刑雞。
撻處身曾痛，訶來面不紅。
黃金在何處，留得半腔銅。
對凶殘狠毒、氣焰囂張的秦檜給予了無情的鞭撻和辛辣的嘲諷。
閃繼迪的詩作格調較高，一些詩頗受李賀的影響，氣勢雄渾貫通，語言有力，富于想象，情緒激越。例如《霹靂石》：云根嶙峋插江岸，羲之手跡鐫其畔。
砰■鴣天鼓繞飛電，葳蕤展放玉蘭瓣。
文字破壞不成段，點畫模糊難盡辨。
才人狙喜誇筆硯，紫霄天帝煞忻羨，六丁追取何猛悍。想象瓊樓白玉案，長吉作記非妖幻。此道蕭蕭墨一片，天上貴重人間賤。
他也寫了一些清秀明麗、情趣盎然的小詩，如《西湖逢里人》：三吳水盡越山出，五色云中鄉夢長。
正是西湖秋月滿，故人相遇在錢塘。
此外，還留存散文兩篇①，文筆平實，章法謹嚴，起伏有致。
閃仲儼（1597—1642），字人望，一說字中畏。閃繼迪長子。天啟五年（1625）進士，曆官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為人剛直不阿，曾忤魏忠賢，被削籍為民。莊烈帝召為撰修日講官。
閃仲伊著有詩集，已佚，現僅存詩一首，《寄答蕭五云孝廉》：駿馬燕市如屯云，流星飛電誰逸群？
逞材海內羅國寶，得子天南張吾軍。
愁病別來但支骨，風煙隔遠疏論文。
荒園伏枕寂無事，空谷蛩然何處聞？
這首詩可能是閃仲儼遭到閹黨打擊排斥後，閑居家鄉時寫的。詩中流露出一股苦悶怨恨的情緒。同時，也表現了閃仲儼不甘寂寞，希望用“逞材海內”的強烈願望。詩的語言流暢，格調峻峭，字里行間滲透著一股倔強的進取精神，顯示了閃仲儼的詩歌才華和獨特風貌。徐霞客游滇西時，曾受到閃仲儼兄弟的熱情幫助和款待。閃仲儼“以所④ 見《滇南詩略》、《詩源》（姚佺刪定）、《滇南詩選》、《永昌府志》等書。⑤ 《仙政樓獨坐》。
① 《寄王泰符侍禦》。
① 《滇南文略》卷十九《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滇文叢錄》卷八一《創建一城碑記》。作長歌贈，更饋以贐。其歌甚暢，而字畫遒勁有法”②。惜其詩、字未留存下來。
閃仲侗，字士覺，號知願，閃繼迪次子。天啟七年（1627）舉人，有詩才，曾隨父漫游吳越，到處唱和，著有《鶴和篇》①三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是集一卷為雜文，一卷為詩，一卷為制義。”
閃應雷，字明山，保山人，歲貢生，疑是閃繼迪的同宗，生卒年不詳。
《滇詩拾遺》、《大理府志》共錄其詩三首，均為寫景詩，如《登繡嶺望點蒼山》：山竹盡日云霄里，天際俄開十九峰。
立馬乍疑青漢接，振衣翻覺翠煙重。
垂垂銀湧千崖雪，颯颯暗濤萬壑松。
勝概可容圖畫得，不禁清嘯墮芙蓉。
這首詩寫得開朗、明快，贊美了祖國西南邊疆點蒼山的壯麗風光。
馬上捷馬明陽與閃仲儼、閃仲侗約略同時的云南回族詩人，還有馬上捷、馬明陽。
馬上捷，字云客，號閬仙，云南尋甸人。著有《拾芥軒集》，已佚。崇禎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昆明，曾與馬上捷相識並談詩論文。可惜上捷無詩作留存下來。
馬明陽，字異野，云南新興人。崇禎間任順甯府教授，後歸隱不仕。
馬明陽幼年即攻讀儒學，才華出眾，見解深邃。應童子試時，督學命諸生講書。馬明陽講畢，督學避席贊之曰：“從來簡冊之所未載，前賢之所未發。”①馬明陽對經史百家多有深入的研究，數學、天文、音樂、字韻、醫卜之書，無不涉獵。他喜為詩文，“文宗昌黎，詩摹少陵，遠近誦之如獲異珍焉”②。著有《馬異野文集》，惜不傳世。
② 《徐霞客游記》卷十八。
① 《永昌府志》作《鶴鳴篇》。
① 趙士麟：《讀書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馬異野孝廉文集序》。
② 趙士麟：《讀書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馬異野孝廉文集序》。
第四十五章李時珍第一節出身世醫李時珍（1518—1593），字東璧，號瀕湖，湖廣蘄州（今湖北蘄春）人。出身在世醫之家。父親李言聞，為當時名醫，著作有《四診發明》、《艾葉傳》、《人參傳》、《痘疹證治》等書①，曾做過“太醫吏目”②李時珍從小就受到家學的熏陶。父親有志培養他走上仕途，督促他認真讀書，除了儒家經典是必讀的外，還有小說傳奇、詩詞歌賦，無不涉獵。這就為李時珍後來從事醫藥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十三歲那年，中了秀才，但隨後的三次鄉試，卻屢屢失利。他的志向不在科舉而是對中醫本草學具有濃厚的興趣，因此他放棄了科舉。他隨父親診病濟窮，同時專心致志于醫藥學和博物學的研究。後因醫好楚王之子的暴厥症，他被征任楚王府奉祠正。嘉靖年間，一度赴京，供職太醫院，不久托病歸。有感于曆代《本草》多有訛誤，又對方士迷信泛濫的不滿，立志重修《本草》。他不辭艱辛，跋涉遠近，尋采草藥，訪求藥書，不恥下問，考辨異同。積三十余年之功，三易其稿，終于編著完成《本草綱目》。晚年曾赴南京謀求刊刻，並對全書加以修訂定稿。萬曆二十一年（1593）病逝，終年七十六歲。
① 《明史·藝文志》。
②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二《人參》，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 年版。第二節《本草綱目》的科學成就《本草綱目》是中國藥物學巨著。根據《本草綱目》中的記載，李時珍首先是在醫藥學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十分重視中醫的辨證論治，主張全面認識疾病，四診合參，然後依病處方。對于所謂“一方可以通治百病”的說法，他是極力反對的，這是“方伎家之術”，不宜提倡。他認為治病應當深入了解病情，使其有的放矢①。如，在應用峻瀉劑巴豆丸五十粒大膽地治愈王太仆的久痢溏泄病之後，他語重心長地指出治病妙在配合得宜，藥病相當，才能取得療效。②中醫理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天人相應學說和髒腑經絡，他都有較深入的研究，並能靈活應用。例如，他用木瓜來治療轉筋與血病腳膝乏力。一般醫家認為是由于木瓜味酸入肝，而肝又主筋，所以木瓜可治療轉筋。李時珍則認為應從五行的相互關系來理解，即木瓜可以收斂脾肺耗散之氣，脾肺在五行中分屬土金二行，還能瀉肝木之氣，從而使病症得以治愈。③從臨床上說，對李時珍影響最大的，要算金元時名醫張元素、李東垣這一學派。李時珍對張元素在醫藥學理論如藥性的氣味、陰陽、厚薄、升降、浮沉、補泄、六氣、歸經等內容的論述，備加贊揚。受“補土派”代表人物李東垣的影響，李時珍在臨證過程中也特別重視脾胃的健運和正常功能。他認為人的中氣（與脾胃機能密切相關）與疾病狀態、人體正氣之間的關系至為密切，甚至人體的頭部能保持端正不傾，九竅所以能通利，與胃中清陽上升之氣關系也極為密切，告誡治病匆過用苦寒而傷脾胃之氣。如對于用麻黃湯治療傷寒的機制，一般均認為是風寒發表、調和營衛、發汗祛邪。李時珍則認為，湯方中之麻黃、桂枝、芍藥、甘草以及姜棗等，率皆理脾救肺之藥。
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在醫學方面，有不少新的創造和發明。如：首次記載的一些病症，有鉛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蟲病等。創造了諸如蒸汽消毒、冰塊冷敷胸部以急救高熱昏迷。倡用點燃香料煙薰以達到消毒空氣的目的。所有這些，都說明李時珍在醫藥學上從理論到實踐都有相當高的成就。
由于我國古代本草學的博物學性質，李時珍在自然科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當高的。在生物學方面，李時珍已經具有生物進化的思想萌芽。當時，他已經注意到生物界具有一定的變化順序。在動物類藥物中，他根據動物構造的複雜性，依次分成蟲、鱗、介、禽、獸和人等部。這樣的分類，大體符合現代關于動物由單細胞到多細胞，由無脊椎動物到脊椎動物的進化觀點。他還特別注意環境對生物的影響，指出地域和四時氣候因素的差異，將影響生物的生長與形態。如指出在濁水和流水中的魚與清水和止水中的魚的顏色及習性迥別；而山禽的咮短而尾則修長，水禽則咮長而尾促。他認為魚類的鱗與水波粼粼相似；樹林中的鳥羽毛像樹葉，而獸類的毛像草，所謂“毛協四時，色合五方”①。還指出動物可以通過人工豢養而予以馴化，如馴化野① 《本草綱目》卷二三《阿芙蓉》。
② 《本草綱目》卷二三《阿芙蓉》。
③ 《本草綱目》卷三○《木瓜》。
① 《本草綱目》卷四七《禽部》。
象，可以指揮自如，對于植物，家種的蓮藕多佳，要比野生者好。他還觀察到遺傳上的相關變異，如指出人體頭發發白，其遲早老少，均與壽命之短長無關，而與“祖傳”等因素有關；又指出烏骨雞只須驗舌，即可以知曉是否真烏骨雞等等。
在礦物學和化學方面，李時珍已注意到地球化學分區的現象。在敘述銅礦時，指出有赤、白、青之分。又指出水精出于南方者白、北方者黑，信州水晶則濁，說明礦物的分布和性質與地球的區域不同有關。關于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書中記載無機單體化學元素十九種，包括鈉、鉀、鈣、鎂、銅、銀、金、汞、鋅、錫、鋁、錳、鉛、鐵、硼、碳、矽、砷及硫等，以及由這些元素構成的化合物數十種。對于每一種物質的來源、鑒別及化學上的特性，都有較詳盡的敘述。最可貴的是已依照各種單體元素及其化合物進行分類，基本上能按單體元素分類，從而澄清了其前代在這類藥物上的一些混亂。在制備各種藥物時，記載了包括蒸餾、蒸發、升華、重結晶、風化、沉澱、干燥、燒灼、傾泄等現代化學所應用的各種方法。他認為，城市中的井水易汙染，如用來煎藥，須濃煎澄清後，才能應用，否則將影響藥效。他還掌握了制備堿性碳酸銅的方法，即利用銅器在帶微酸性的漿水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互相作用下出現的化學反應的結果。書中敘述的制備粉錫（即堿性醋酸鉛）的方法，與現代荷蘭法制備相似。他在敘述鉛丹的制備法時，提到的制備過程，是利用物質溶解度和比重的不同，進行分離和提純，由硝石與礬石分解和氧化而完成的。就石膏而言，李時珍指出，根據硬度的不同，長石與寒水石實為不同的兩種；再根據破碎後之物理性質不同，即方解石呈方塊狀，而長石成片段狀，也是同類的不同兩種物質。在有機化學方面，李時珍記錄了以五倍子制取“百藥煎”治痰嗽的方法，實際上是我國最早制取沒食子酸的記錄。五倍子含有大量的鞣質，遇到蛋白質及膠質時即生成沉澱，經過發酵可使毒性降低，而溶解性提高，如再經麴菌的水解作用，就得出白色絲狀的沒食子酸結晶，這個過程他已經加以實際應用了。
其他自然科學，如在解剖生理學方面，從解剖學上說，李時珍所指的“脾”，乃俗話所說的“聯貼”，是有形之物，即後世所說的胰髒。他又首先提出“腦為元神之府”，說人體的頭部如圓形的穹窿天蓋，在這里有“泥丸之宮”，是一身神靈所集中的部位①，這在我國古代醫學以心為全身髒腑的主宰的傳統觀念中，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使其後的一些醫學家對于腦子的功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在藥物栽培方面，對于土壤、整地、繁殖、灌溉、施肥和收獲的知識，都符合現代藥物栽培學的要求。李時珍還通過利用較精密的稱量方法，測量容器中水分蒸發速度的不同，以預知天氣的晴雨；利用玻璃中是否有氣孔存在，以鑒別天然及人工制造產品。他還指出動物糞便可以化石、動物也可以化石，這些也屬首次記載。他還指出月球與大地一樣，其中的樹影、嫦娥之類，實乃“山河之影爾”②，至于雨中落桂、雨塵沙土石、雨金鉛錢汞、雨絮帛谷粟、雨草木花藥、雨毛血魚肉等等，如其認為並“非月中有桂”，因為桂只在南方才有，所以南方雨桂，乃自然現象。李時珍當時對一些天文氣象現象的了解已是很深入的了。
① 《本草綱目》卷三四《辛夷》。
② 《本草綱目》卷三四《月桂》。
第三節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李時珍之所以能在古代科學上攀登高峰，取得偉大的成就，正是因為他有著一套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再加上他的勤奮刻苦、孜孜不倦的精神，這些就是他取得成就的關鍵所在。
首先，李時珍在研究過程中，堅持了自然科學唯物論的原則。他從小就受到儒家封建禮教的教育，在思想上受到熏陶和束縛，但他堅持了唯物論原則，因而還是能取得成就。他所從事的是研究本草學，也就是古代的博物學。宋代理學家朱熹說過：“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看逐一件與它理會過。”①對自然界一切要做到所謂“格物致知”。李時珍同意這一觀點，說古人既然如此重在“格物”，則“醫者貴在格物也”②。他認為天下萬物，都可以為藥，“雖冷僻不可遺也”，“天下無棄物”③。他認識到並掌握了自然界的某些規律變化，了解自然界事物的共性和個性，知道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異常的。認為“神仙之說渺茫，不知有無。然其所述之物，則非無也”①。明確地把客觀存在的物質，與虛無縹緲的唯心邪說截然分開。他還十分注重自然界各種事物中有時存在著違背一般規律的特殊現象，諸如諸木皆浮于水，獨沉香入水則沉，而眾石入水皆沉，唯浮水石入水反浮這類稀奇古怪的現象。只有在充分掌握和了解自然界的眾多現象和規律之後，進行總結，才能得出正確或較正確的判斷，“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為謬也。”
李時珍對格物的目的性的認識，是為了在臨證實際工作中的應用，即“格物致用”。他說過，要掌握本草的內容，得其要領，重要的是“在用者能得肯綮，而執其樞機焉”②。所以《本草綱目》中于每一種藥物之後都列出該藥的功用方劑，是“著用也”。通過對自然界大量事物的學習、實踐和研究，李時珍終于成為一個具有堅持自然科學唯物論原則的傑出科學家。
其次，李時珍強調必須用辯證的觀點來對待變化了的自然界事物。在本草學的范疇里，一些古代本草學者，對于不同時代學者對某一生物形態、藥物性質等的不同描述，常常是意見相左，爭執不休，很少用辯證的觀點去看待在時間上的變化和遷徙所起的影響及所致的差異，也很少用同樣的觀點去看待地大物博、地域方輿在空間上的區別，因而在這方面仍然停留在單純的本草學的范疇。李時珍則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去研究中藥學，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他的前代。深邃的學識、廣闊視野以及唯物論的態度，使他觀察到了生物界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如，漢代《神農本草經》將云實花這種藥列入可長期服用的“上品”藥。事實上，這是一種烈性藥，不可久服，李時珍直率地指出：“此古書之訛也”，敢于批評本草學家奉為神聖的經典。對于某些敘述有所不同的藥物，他並不一概斥為“古書之誤”，而是辯證地① 《朱子語類》卷十五。
② 《本草綱目》卷十一《芎》。
③ 《本草綱目》卷三八《服器》。
① 《本草綱目》卷九《石芝》。
② 《本草綱目》卷九《水銀》。
對待。如，黃連這種藥，漢代《李當之本草》指出以蜀郡色黃質肥而堅者為善；到了唐代，則以澧州（今湖南澧縣）者為好；而明代則以雅州、眉州（今四川雅安、眉山等地）者為上乘，李時珍認為這是古今藥物“興廢不同”所致。同樣，莎草一藥，是重要的藥用植物，李時珍指出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還不識此藥，其他各種本草書也不知有此藥，認為這種情況是古今在藥物上的差異，不足為怪。所以，他指出現今不識之物，就棄之不用，“安知異時不為要藥？”①認為“蓋有隱于古而顯于今者..雖冷僻不可遺也”②。
李時珍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自然界事物無窮無盡，一個人的精力、壽命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親身窮盡一切事物。對于那些反科學的邪說，他痛斥其謬，而對于親自經曆實踐過的，肯定無疑的科學事實，他如實記載。對那些自己沒有實踐過的，或者無法判定其真偽的傳說或記載，則作為存疑，以俟其後之識者來加以補充、判斷。比如，他對所謂患療瘡者不宜見麻勃、見之即死的古代記載，他寫道：“不知麻勃與疔何故相忌。亦如人有見漆即生瘡者，此理皆不可曉。”③對于《廣雅》所說的“天社”即蜣螂一說，對于所謂金剛石乃鷹隼粘帶食入腹中、遺糞于河北砂磧間所化而成的說法，他表示“未知然否”，對于“撒八兒”乃玳瑁遺精被蛟魚吞食後吐出，年深結成的傳說，他也承認自己無法證實或否定，“亦無所詢證”①。更可貴的是他抱定的那種“當俟博物者訂正”、“漫記于此，以俟博識”、“以備祛疑”，..等一類謙虛而實事求是的語句，表明作者科學的態度和虛懷若谷的胸懷。他這種態度，為後世從事博物學或相關學科的一些學者，提出了許多有待探討的新課題。《本草綱目》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另一原因，也在于此。
李時珍研究自然事物的規律，十分注意立論的嚴謹、結論的准確性和科學性。他所說的“的據”，就是有可靠的證據。為了取得這種確實可靠的證據，李時珍在工作中采取了多種多樣的工作方法，一種是“搜羅百氏”、“通考諸說”。他曾“閉門讀書”達十年之久，把他所能見到的各種古籍，計八百多種，搜羅無遺。他充分借鑒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間接經驗，其中包括從當時全國各民族中收集的民謠、俚語、俗話、民諺等以及各行各業勞動人民，包括農夫、樵夫、獵人、手工業工人、礦工等等的實踐經驗。李時珍十分反對那種“貴耳賤目”的做法，直接批評一些前人如陶弘景等人，認為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未深加體審，惟據紙上猜度而已”②，“謬猜亂度，殊無指歸”③。他極力提倡要親身體驗，然後才作結論。如關于“螟嶺有子”的詩句，他親自觀察蠮螉的巢，視驗其卵。對不同的蓬蘽，他親自采視比較。對蘋的不同品種，也“一一采視”，從而為“的據”取得第一手資料。李時珍抱著獻身科學的精神，親自飲用曼陀羅花，以取得其引致麻醉的最佳劑量，對羅勒子作實驗，證實它具有治療眼病的作用。
由于醫療臨證的需要，李時珍對自然界的不少規律，有較多的了解。這① 《本草綱目》卷十四《莎草》。
② 《本草綱目·凡例》。
③ 《本草綱目》卷二二《大麻》。
① 《本草綱目》卷四五《玳瑁》。
② 《本草綱目》卷十九《蘋》。
③ 《本草綱目》卷十一《樸硝》。
種認識過程他稱之為“窺造化之奧”。有許多藥物，依靠其“毒性”對疾病的抑制和影響而起作用，有的毒性是極大的。如果不深入了解藥性，則不能掌握藥物的性能，他說，“學者可不窮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①掌握了藥物的這些性能，人們就有可能利用它治病，避害就利。他從方士、統治者服食無度、招致殺身之禍的教訓中，領悟出真正地掌握藥物性能，利用並研究它，使之有利于人類。這就是他的“格物致用”思想。盡管自然界還有許許多多的奧秘未被認識，“造化之妙，誠難殫知也”②，但他認為就已知的這些知識，人們有可能對自然界的現象進行干預，進而加以改造，使之為人類所利用。他的這種思想，在本草學的具體研究過程中，充分地表現出來。藥物的性能雖然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本質，但他認為人類有可能改造自然，“奪造化之妙”，“達造化之權”③。這種從消極地認識自然，進而通過實踐，升華為變革自然，改造自然的積極思想，是十分可貴的。也是李時珍全部科學思想的精華所在。① 《本草綱目》卷三九《蟲部》。
② 《本草綱目》卷十一《食鹽》。
③ 《本草綱目》卷九《靈砂》。
第四節深遠的影響李時珍這個人物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就《本草綱目》而言，書中也有一些不足之處甚至錯誤。他既批判迷信，又說過“孰謂枯骨無知乎？”①自己有時也在宣揚一些迷信。從文獻學的角度看，李時珍在引用古代文獻時，有時作了刪節，甚至有個別加以主觀改動的地方，這些曾不斷遭到後代學者的批評甚至攻擊。但是，作為一部科學巨著來看，《本草綱目》和李時珍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本草綱目》全書近二百萬字，這樣一部大著作，在當時印刷、刻鏤困難的條件下完成，很不容易，刊出後立即受到高度的重視。國內外各種翻刻本至今已多達五十種以上。其中初刻本（亦稱金陵本）被視為稀世珍本。
金陵本《本草綱目》刻成不久，萬曆三十五年（1607），日本長崎的林羅山（又名林道春）獲得一部，並獻給江戶幕府的創建者德川家康。此後，我國的各種版本《本草綱目》又陸續傳至日本。在後來的兩個半世紀中，其刻本達三十種以上。還先後傳入琉球、朝鮮、越南等國家或地區。
該書對歐美國家同樣有巨大的影響。十八世紀時，《本草綱目》就先後傳到歐洲和美國，歐美各國主要圖書館都藏有《本草綱目》。1735 年，巴黎出版的法文本《中華帝國全志》中，即有《本草綱目》的節譯本。進化論奠基人、英國學者達爾文在著作中曾引用“古代中國的百科全書”，以證明其進化論的觀點。有的學者考證，達爾文所指的“百科全書”，主要是指《本草綱目》。因為書中提到有關金魚、烏骨雞等材料，與《本草綱目》所述的內容相同。李時珍的《瀕湖脈學》，由德國的許寶德譯述成德文，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
李時珍在科學上的偉大貢獻，受到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尊敬。
英國著名的科技史專家魯桂珍曾寫有“中國最偉大的博物學家李時珍傳略”，高度贊揚李時珍①。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寫道：“毫無疑問，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那部在本草著作中登峰造極的著作《本草綱目》..李時珍作為科學家，達到了同伽利略、維薩留斯的科學活動隔絕的任何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②又在第三卷中，把李時珍譽為中國博物學家中的“無冕之王”。
① 《本草綱目》卷五二《人骨》。
① Lu Gwei Djen：China’s Greatest Naturalists A Brief Biography of LiShih-chen，Physics，Ⅷ，pp.383—392，1966.②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p.147，1954.第四十六章徐光啟利瑪竇明中葉以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發展，使與生產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有較大進展，也出現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歐洲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來，並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啟、利瑪竇。
第一節徐光啟信奉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今屬上海市）人。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誠“嘗業賈”，繼棄而“課農學圃自給”。徐光啟出生那年，上海縣“遭倭燹”，松江府又發生災荒。徐家的生活更為窘困。祖母、母親都得“早暮紡績，寒暑不輟”，為了生活而從事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徐光啟幼年常常接觸到具體的生產知識。同時，也培養了他以後“富國強兵”的思想，以及勤勞儉樸和旺盛的求知欲。
萬曆九年（1581），徐光啟二十歲時，考中了秀才。在家鄉教書，並參加一些農業生產勞動。萬曆十六年（1588），二十七歲，到太平府去趕鄉試，未考中。萬曆二十四年（1596），三十五歲，在趙鳳宇家教私館，並隨之由韶州到廣西潯州。這次長途跋涉，俯仰于“崇山峻嶺間，文日益奇益富”①。在韶州時，遇見了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第一次聽到有關西洋的自然科學學說。萬曆二十五年（1597），三十六歲，春，由廣西返廣東上北京，赴順天鄉試。他的試卷已被閱卷官擯斥，幸主考官焦竑是個有實學的人，從“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啟的試卷，“擊節稱賞，閱至三場，複拍案歎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拔置第一”②。但以後萬曆二十六、二十八年兩次赴京試進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時，徐光啟途經南京，結識了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從利瑪竇處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補儒易學”，而“格物窮理”之學更使他神往，于是加入了天主教。萬曆三十年（1604），他四十三歲時再赴北京應禮部試，以第八十八名中進士；殿試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這時，利瑪竇也在北京，從此向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學、地理學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識，尤注意于數學。萬曆三十四年（1606）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由利瑪竇口述，他筆譯。經過兩年努力，譯成前六卷。以後，又合譯《測量法義》。另與熊三拔合譯《泰西水法》等書。
萬曆四十六年（1618），後金破撫順，警報迭至。徐光啟積極上疏建議國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禦史，管練兵事務。他制訂出詳細的《選練條格》和計劃，但由于各方面的掣肘，使練兵計劃無法完成。因此，他托病請假回到上海家鄉，進行原已計劃編撰的“農業大百科”性質的“種藝書”，也就是後來成書的《農政全書》。徐光啟這次請假回鄉，除上述原因外，也由于閹黨開始專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擠，他不願與這些小人同流合汙，所以急流勇退。
崇禎元年（1628）七月，徐光啟以原官起任。這年他已六十七歲。次年升禮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曆法。六十九歲時，升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崇禎五年（1632），七十一歲，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知制誥。崇禎六年（1633），七十二歲，加太子太保、① 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② 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這時，他身體已很衰弱，屢乞退休，都未獲准。十月初七日（11 月24 日）逝世。賜諡文定。①徐光啟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後擔任過不少重要官職，他的政治傾向比較鮮明，十分關切國計民生。他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天下為己任”②。為此，他曾學習兵書，後來又親自練兵，負責制造火器，參加保衛京師的戰役。鑒于曆年水旱災害嚴重影響群眾生活，他從二十一歲起就開始留意“水法”，對農田水利不斷“周咨博訪”③。在科學上他雖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農業科學來貫穿一切，以此達到使天下“豐衣食，絕饑寒”的目的。他幾乎寄一生精力于農業試驗和經驗總結。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試驗，開辟水田，想實行軍屯，以應付長城東段後金的侵擾，並想將之推行，藉以“興西北水利，為國家立根本之計，歲省東南挽漕百萬之費”①。這一增強國防、安定群眾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腐敗，國勢垂危，未得到實行。明末農民起義威脅著明朝的生存，徐光啟片面地認為災荒是引起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因此，為了鞏固明朝的統治，穩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寫的《農政全書》特別重視“荒政”。這一目占到全書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曆代常平倉、備荒和賑濟的材料，並錄載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譜》兩書的植物，作為不得已時的糧食代用品。在他丁父憂，回上海守制期間，也不忘對“地方利弊..如建閘、蓄水、浚吳淞江複禹舊跡及民輸布運等役，不靳筆舌”為大家出謀劃策。到逝世之日“臨歿了了，只以疆圉多故為念，一語不及于私”②。徐光啟一生廉潔自好，生活儉樸，刻苦耐勞。他做官後，對家鄉鄰里仍是“溫溫笑語，竟日無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慶吊燕會，不隨俗浮靡，力返于樸，服食儉約，不殊寒士。終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孫，下至臧獲皆有法”③。到病危臥榻時，他還“力疾倚榻，猶矻矻捉管了曆書。良由生平勞勚，習與性成，不自覺病體之莫可支也”④。逝世後，家人檢視其臥榻，發現“褥上破爛一穴”。原來是他生前暖腳用的湯壺有些漏水，時間久了，使褥子爛了個洞。“自戊辰環召，至癸酉謝世，未嘗攜家自隨。邸舍之內，一榻蕭然，苧帷布褥..祁寒獨宿夜用湯壺暖足”⑤。《明史》中《徐光啟傳》評說：徐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這是對徐光啟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說明。
科技成就及《農政全書》徐光啟是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他的科學技術成就是多方面的。
① 以上徐光啟一生活動經曆，資料來源，主要根據梁家勉著的《徐光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胡道靜著《愛國科學家徐光啟及其總結農業技術經驗的三個階段》，見《農書·農史論集》，農業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③ 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徐爾默：《先考龍與府君及先妣顧孺人行實》，見《徐氏家譜》。
② 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③ 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④ 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⑤ 徐爾默：《先訓》，見《徐氏家譜》。
在數學方面，最大的一項貢獻是翻譯《幾何原本》。全書共十五卷，譯出前六卷。《幾何原本》的翻譯，自1603 年起籌劃，1606 年秋開始翻譯。次年利瑪竇在向羅馬的報告中寫道：“現在只好用數學來籠絡中國的人心。”足見利瑪竇真正的心意了。已譯出的前六卷是原書的拉丁文譯文，至于克拉維斯的注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歐幾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幾乎全部刪去①。雖然如此，《幾何原本》的傳入對中國數學界仍有一定的影響。徐光啟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對它評價很高，說：“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在翻譯完《測量法義》以後，徐光啟自己接著寫出《測量異同》和《勾股義》兩書。在《測量異同》中，他比較中西方的測量方法，並用《幾何原本》的定理解釋中西方的測量方法和理論根據的一致性。《勾股義》是仿照《幾何原本》方法，試圖給中國古代的勾股算術加以嚴格的論述。它表明徐光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接受了《幾何原本》的邏輯推理思想。徐光啟對數學的認識和數學研究的方法都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當時數學不發達的基本原因，“其一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當時一般學者名儒鄙視數學這一實用之學；後者指數學研究陷入神秘主義泥坑。他把講究數學原理的《幾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數學應用的基礎。
徐光啟也是明代天文學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歐洲天文學的特點是用嚴格證明的邏輯方法力求解釋天體運動現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歐洲天文學知識後，每次預報天象都較其他人准確。崇禎二年（1629），由于欽天監推算日食又發生了錯誤，徐光啟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曆法改革工作。
這次曆法改革是以西法為基礎，工作繁重，又有來自保守勢力的阻撓。
徐光啟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作了精細的規劃和安排，使整個工作進展較快，至崇禎六年（1633）就編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禎曆書》。它是集體創作，但全書大部分經過徐光啟的修改審閱。《崇禎曆書》已開始接受近代天文學和數學的知識，在中國的傳統天文學向近代天文學的入口處邁進了一大步。如采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所創立的宇宙體系；采用本輪、均輪等一整套小輪系統來解釋天體運動的速度變化；引用了明確的地球概念，引進了經、緯度及其有關的測定、計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等等。
除數學、天文曆法外，徐光啟用力最勤、收集最廣的要算是農學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農遺雜疏》、《種棉花法》、《甘薯疏》、《種竹圖說》、《北耕錄》、《宜墾令》、《農輯》、《農政全書》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農政全書》。它是徐光啟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是一部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的著作。
《農政全書》共六十卷，五十多萬字，分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林木）、牧養、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項。在徐光啟生前，《農政全書》雖已基本編成，但未定稿。現在的《農政全書》是崇禎十二年（1639）經徐光啟的門生陳子龍等在刊行時增刪過的，“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①。因此，書中存在著的自相矛盾的錯誤，很可能① 錢寶琮主編：《中國數學史》，科學出版社1964 年版。
① 《農政全書·凡例》。
是由于增刪造成的。
《農政全書》轉錄很多古代和當時的農業文獻，這部分可以說是前人成就的選編，很便于參考使用。徐光啟自己撰寫的有六萬多字②，雖然只占全書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經過他自己試驗和觀察之後取得材料寫成的，所以科學性較強。他對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單純選錄，在其後面往往附有意見和評論。
《農政全書》寫作的出發點在于農政，因此著眼于保證農業生產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項。這是與以前農書的不同之處。釀造項目，只收醬、醋、鼓，而刪除了酒；烹調只限于農家用得上的簡單的幾條。王禎《農書》中有關“農器圖譜”，《農政全書》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則，大量地收錄，並有所增補。蠶桑是江南的重要經營項目，他記錄總結了後起的新經驗。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苧麻的先進的栽培、加工地區，徐光啟的家鄉松江府又是江南紡織染業最先進的地區，因此除對種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經驗作了介紹之外，對河北肅甯群眾以穩定濕度為紡織環境的好辦法，特別加以推薦。當時傳入的甘薯，他根據自己的試種實踐，寫出詳細的生產指導書《甘薯疏》，經過整理，收入《農政全書》，提倡各地種植，用來備荒。對一切新引入、新馴化栽培的作物，無論是糧、油、纖維，都詳盡地搜集了栽種、加工技術知識。《農政全書》還輯錄了《救荒本草》等書中的植物，作為救荒的補充食物。總之，他沒有因為著重政治措施而忽視技術。
與明代一般讀書人不同，徐光啟很重視科學技術，認為它是“經世致用”之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嘗感憤倭奴蹂躪梓里丘墟，因而誦讀之暇，稍習兵家言”；又“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為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①。張溥《農政全書·序》說：“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詩賦書法，素所善也，既謂雕蟲不足學，悉屏不為，專以神明治曆律兵農，窮無人指趣。”《啟禎野乘》也說他：“嘗學聲律，工楷隸，及是，悉棄去，〔專志〕習天文、兵法〔農事〕、屯、鹽、水利諸策，旁及工藝、數學，務可施用于世者。”②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數學，他認為研究它也是為了實用，在“度數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數學在曆法、水利、測量、音樂、國防、建築、財政、機械、地圖、醫學、統計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應用。又概括說數學凡“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
重視科學實驗、重視實踐是徐光啟治學方法的特點。他利用當時天主教會教士們介紹的天文知識，推算日、月食，改訂了曆法。他認為，一切用數學推得的結論應該用實踐來檢驗。崇禎元年（1628）農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啟說：“論救護可以例免通行，論曆法正宜詳加測驗，蓋不差不改，不驗不用。”這就是說，數學理論應該在實踐中不斷改善，在實踐中求得發展，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就不應該再應用它。《農政全書》中也反映了徐光啟研究問題重視試驗和實踐的科學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開辟過試驗園地，在京東計劃興修水利和開辟水田，種植水稻做了多次試驗；還有引種甘薯、種植棉花、放養白蠟、提倡種烏桕樹等，他都親自研究試驗，取得② 康成懿：《農政全書征引文獻探原》，農業出版社1959 年版。
① 徐光啟：《複太史焦座師函》。
② 《啟禎野乘·徐文定傳》。
經驗，一一記錄入書中，加以推廣。徐光啟十分重視農業文獻的研究，僅《農政全書》一書征引的文獻就有二百二十五種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國曆史上從春秋到元代所記載的一百一十次蝗災所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了分析，發現蝗災“最盛于夏秋之間”，得出“涸澤者，蝗之原本也”的結論。他還對蝗蟲的生活史進行了細致勘察觀測，掌握規律，提出正確的治蝗方法。這些方法，至今還有很大參考價值。他還經常調查訪問，取得第一手資料，他的兒子徐驥說他“廣咨博訊，遇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窮其極不已”。①這種重實踐、實驗和調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學上能夠提出創見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對保守思想，敢于沖破舊傳統，熱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點。在明代封建理學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候，要學習歐洲的科學知識是需要勇氣的。徐光啟為此曾受到過理學家們的政治壓力，但他沒有屈服。在領導改曆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譯回回曆的先例作為自己搞翻譯、吸取歐洲科學知識的根據。此後在工作中他還和一些固守舊傳統的學者進行了學術爭論。歐洲天文學知識之能夠為中國天文學界所吸收，徐光啟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農業中，他對新引進的作物積極推廣種植，以豐富人們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風土不宜”拒絕接受新作物。徐光啟對這種“風土說”屢屢給予批判。如談到“占城稻”問題時，他說：“（宋）真宗從占城移之江、浙，江翱從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轉，便令方內足食。則執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說：“余謂風土不宜，或百中間有一、二，其他美種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懶慢耳..余故深排風土之論，且多方購得諸種，即手自樹藝，試有成效，乃廣播之。”①在“木棉”條中說：“或云：‘凡種植必用本地種；他方者，土不宜種，亦隨變易。’余深非之”。“嗚呼，即如彼言，吉貝自南海外物耳，吾鄉安得而有之？”又說：“《農桑輯要》作于元初。當時便云：‘木棉種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為解。’獨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屬，能排貶其說。抑不知當時之人，果以數子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數君子非欺我者。嗚呼，豈獨木棉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徐光啟不愧為我國近代科學的先驅。
① 《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① 《農政全書》卷二五《木棉》。
第二節利瑪竇青少年時代利瑪竇（Matteo Ricci）字西泰，號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 年10 月6 日生于意大利的馬切拉塔（Macerata）。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駐有教皇國馬爾凱區的行政長官，設有高等法院，教皇國造幣廠，以及創始于1290 年的大學，城內宗教事業非常發達。
利瑪竇的父親喬萬尼·里奇是一名醫生，曾任教皇國的市長和省長。母親喬萬娜·安喬萊利（Giovanna 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瑪竇為長子。少年時代的利瑪竇，卷發碧眼，身體強健，性情活潑，聰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為師，九歲時進入耶穌會新開辦的學校學習，讀完高小、初中，成績優良，名列前茅。學生時代利瑪竇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會或耶穌會，這是受他虔誠的母親影響的結果。而父親則希望兒子步入宦途，當市長、省長。十六歲那年，利瑪竇讀完中學，父親送他去首都羅馬進羅馬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為將來謀取官職打下基礎。
由于中學老師的介紹，利瑪竇在羅馬結識了一些耶穌會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穌會所立的聖母會。
在十九歲的時候，他寫信給父親，提出想要參加耶穌會，深入研究教義，並表示不願結婚等。父親接信後，甚為惱怒，准備立即赴羅馬去訓責和勸阻他，可是據說還沒有動身就病倒了，反複三次都是如此。他父親無可奈何，認為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勸阻的念頭，並複信同意他加入耶穌會。1571 年8 月15 日利瑪竇入了耶穌會。1572 年進入耶穌會的羅馬學院，學習五年。羅馬學院是依納爵·羅耀拉于1551 年創建的，采取當時的大學制，一切都求盡善盡美，作為耶穌會一切學院的模范。在學習期間，他非常用功，不僅對于神學，而且在拉丁文、哲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優異成績。
在羅馬學院，教利瑪竇數學的是著名的數學教授克拉維斯（C.Clavius，1537—1612）神父。克拉維斯是德國數學家，我國明清時譯稱“丁先生”，著有《代數學》、《星盤》等，並著有拉丁文的評注本《幾何原本》。利瑪竇後來在韶州（今廣東韶關）、北京與瞿太素、徐光啟等談論幾何學及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時，用的便是這部書。
1577 年5 月18 日，耶穌會總會派遣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等四人前往印度。當時，非洲和東亞的航海與傳教權都在葡萄牙國王的控制之下，利瑪竇等人要去印度，必須得到葡萄牙國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們從羅馬經熱那亞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國王提出申請，並得到批准和資助後，于1578 年3 月24 日，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的果阿（舊譯臥亞）。同行的耶穌會士共十四人，除羅明堅外，還有日後也來華的巴范濟（Francisco Pasio）等。他們所乘的船名“聖路易”，是歐洲中世紀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艙頂高不過三尺，長不過一丈，艙中的人，僅可坐臥。航船繞過好望角，沿非洲東岸駛入印度洋，有風則行，無風則止。當時天氣很熱，船艙中郁悶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發生瘟疫，沒有死人。利瑪竇他們在船上困居半年，備嘗艱辛，于1578 年9 月13 日安全抵達當時天主教的東亞傳教中心果阿。
利瑪竇到果阿後，身體虛弱，在修道院內休息了幾個月才恢複了體力。
此後又繼續修習在羅馬學院未學完的神學。一年後，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幾個月後，又被派往交阯教書半年。1580 年7 月利瑪竇在交阯晉升神甫，9 月調回果阿，繼續攻讀神學兩年。
來華始末1579 年6 月，羅明堅抵澳門，專門學習中國語言，學習讀寫中國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歲，記憶力不甚強，所以進步緩慢。在1580 年至1583 年間，他曾到廣州及兩廣總督駐地肇慶活動，尋求到中國內地傳教的機會。當羅明堅久居中國時，感到一個人過于孤單，中國話也說得不流暢，于是請求范禮安（ A.Vali-gnano）神甫從果阿調利瑪竇來澳門做助手。1582 年4 月15 日利瑪竇接到范禮安的調令，十一天後便與巴范濟一道乘船赴澳門。海上風浪很大，利瑪竇在船上重病一場，但終于在8 月7 日抵達澳門。他努力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國家制度和行政機構。1583 年夏，為修建教堂等事，利瑪竇隨羅明堅赴香山、廣州，但事情沒辦成，不得不返回澳門。他們二人回澳門不久，肇慶知府王泮差人來告知，兩廣總督已同意他們在肇慶建堂久住。實際上，這是耶穌會神甫賄使督府官員進行疏通的結果。于是，兩人籌措好路費，于1583 年9 月初離開澳門，9 月10 日到達肇慶。他們對王泮說，自己只是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走了三四年才到達中國，希望有一個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並表示一定遵守法紀、自籌經費。王泮報請總督批准他們擇地居住和修建教堂①。
羅明堅和利瑪竇乘此機會抓緊時間督促施工，又經過幾番波折，于1585年建成了當時在中國內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這兩人除了監管和處理與建房有關的事務外，大部分時間用來研究中國語文，練習寫作和了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
教堂和居所建成後，總督和知府先後張貼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擾亂。知府王泮還贈予兩塊匾額：“仙花寺”與“西來淨土”。在王泮影響下，肇慶府的其他官員也爭相與兩位神甫交往。但當地士紳百姓與他們還是有隔閡的，稱他們為“番僧”，還不時發生一些矛盾和沖突，有些人甚至對他們的房屋扔石頭。為了避免當地百姓的敵對情緒，他們穿起中國式的大褂長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為人們所接受，他們還決定暫時不談宗教，並用高酬聘請當地有名望的學者介紹中國情況，講解經書，以便與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又用西方科學技術、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國人，博取當地民眾的好感。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慶教會圖書室公開，讓民眾參觀。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圖宣傳天主教。
三是展覽各種天文儀器，作為籠絡人心的手段，還把自制的天文儀器贈送給當地官員。
四是刻印有關天主教知識的書籍，如《天主十誡》、《天主聖教實錄》①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上冊，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157—161 頁。等，贈送給前來參觀的客人，向人們宣傳天主教教義。
來“仙花寺”參觀的中國學者，最注意的是掛在大廳里的一幅地圖。這一地圖與我國已有的《華夷圖》等完全不同，特別是沒有把中國畫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國以外另有許多大國。人們請利瑪竇解釋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著地圖，述說自己在何處出生，由何處動身前來中國，中途經過哪些國家。大家聽了都驚訝不已，沒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這麼多的國家，聞所未聞，大開眼界。一些渴求知識的人便要求利瑪竇把地圖上的外文譯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這張地圖後，也吩咐利瑪竇把圖刻印出版。利瑪竇與中國朋友一道，繪制了一幅比原圖更大的地圖，名為《山海輿地全圖》，圖上注有中文說明。後來王泮升任嶺南道，當他收到利瑪竇送去的《山海輿地全圖》時，歎為古今奇觀，立即分送遠近朋友。利瑪竇在肇慶還制造自鳴鍾，把它送給王泮等官員。這樣，利瑪竇在肇慶有了朋友，有了保護他的中國官員，有了立足點。
1588 年，羅明堅回澳門，利瑪竇獨自留在肇慶。
1589 年8 月3 日，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欲強奪仙花寺，限利瑪竇三日內離肇慶去澳門。後劉繼文又因擔心強奪番僧寺院會引來彈劾，故又把利瑪竇召回，並答應利瑪竇去南雄的請求。1589 年8 月15 日利瑪竇乘船先至韶州南華寺暫住，同行者有麥安東。
在韶州，利瑪竇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呂良佐還答應他們可在當地光孝寺旁的一塊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0 年秋，教堂建成，利瑪竇在這里安頓下來，一時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這是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第二個立足點。
萬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瑪竇正式接納鍾鳴仁、黃明沙兩名青年加入耶穌會，他們成為中國第一批耶穌會士。
在韶州利瑪竇招收的第一個學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1549年，為禮部尚書瞿景淳之子，江蘇常熟人。幼讀群書，但無意仕進。父親去世後，攜妻周游各地，訪學煉丹術。1589 年秋，他在肇慶見過利瑪竇。當他得知利瑪竇定居韶州時，即從南雄趕來，拜利瑪竇為師，學習天文、算術。利瑪竇以克拉維斯的著作為教材，先教給他歐洲的實用算術，後教星盤原理，最後教歐幾里得幾何學。瞿學習兩年，譯有《幾何原本》第一卷，還學會制造地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等。這些儀器有木制的、銅制的，還有銀制的①。
次年正月，利瑪竇在瞿太素的陪同下來到南雄，除了與官員打交道外，也與平民百姓交往，宣講教義，做彌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別是南雄富商葛盛華（譯音）入天主教後，刊印了各種介紹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廣為散發，擴大了利瑪竇傳教活動的影響。
瞿太素曾對利瑪竇談起，穿僧服稱僧名在中國並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誤會，利瑪竇也有這種感受。于是在1594 年11 月，他與郭居靜經范禮安批准，始留須發，改戴儒冠，穿儒服，見客時執秀才禮，同時更加努力研讀中文書籍，練習中國書法。在他們看來，中國非常尊重讀書人，這樣穿戴對傳教是很有益處的。
① 參見劉俊余、王玉川合譯：《利瑪竇全集（1）——利瑪竇中國傳教史》，台北光啟出版社1986 年版，第206 頁。
1595 年5 月，利瑪竇通過給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兒子治病的機會，隨石拱辰到南京。當時朝廷對私通外國人是很敏感的，利瑪竇滿懷希望去拜見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卻因擔心受到懷疑而將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暫時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瑪竇遇見了一個曾做過韶州官員的友人（德禮賢認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並經這個友人的幫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撫陸萬垓早就聽說過利瑪竇的事跡，很敬重他，並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後，他又與建安王朱多■、樂安王朱多焿有了較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于萬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論》，繪世界輿圖，並用西洋裝訂法裝訂成書，又造時鍾、地球儀等。次年夏，又著《西國記法》，分別贈送給建安王和陸萬垓等。利瑪竇還積極與當地文人交往，在談經論學中提高了自己的聲望。為了傳播教義，利瑪竇曾向這些文人學者出示《天主實義》一書手稿，人們勸他刻板刊行。但利瑪竇覺得還不成熟，直到1603 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 年冬，范禮安神甫任命利瑪竇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團監督，賦予處理中國事務的全權。並要他盡一切努力在北京開辟居留點，以便接近皇帝，爭取中國皇帝的支持。范禮安甚至把贈送皇帝及大臣的禮物也運到了江西，其中有聖母像、天主像、自鳴鍾等。
利瑪竇接到范禮安的指示後，立刻尋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門路，不久發現此路不通。1598 年6 月底，利瑪竇隨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離開南昌，7 月初抵達南京。應天巡撫趙可懷是王忠銘的好朋友，聽說王忠銘回南京，遣人送上禮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輿地全圖》。王忠銘看到了這幅圖與利瑪竇准備進獻給皇帝的輿圖極為相似。經與利瑪竇印證後，便告訴趙可懷，繪圖的人已到南京。趙可懷是從鎮江知府王玉沙處得來的輿圖，非常贊賞，把它刻在蘇州石碑上，並附有跋語，拓印下來贈送友人。知道利瑪竇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請他到自己的駐地句容游覽，並討論了數學問題，還請他制造曆算儀器，但因利瑪竇要去北京而未能實現。
辭別趙可懷後，利瑪竇繼續與王尚書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經揚州、淮安，濟甯、臨清，入直隸，抵天津，9 月17 日進入北京城。王忠銘原想進京後會升官，但事與願違，沒有升遷，一個月後返回南京。利瑪竇此後租房住下，積極向各方面活動，希望皇帝能夠召見，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認識及王忠銘介紹的官員，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銘介紹的太監見無饋贈，也拒絕幫助。各方面均閉門謝絕，利瑪竇無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1599 年2 月6 日抵南京。在這段時間內，利瑪竇把“四書”譯成拉丁文，還加有許多注解。
1599 年，利瑪竇在南京常相過往的人有王忠銘、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遠、刑部尚書趙參魯、戶部尚書張孟男、禮部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明龍、翰林院編修楊荊岩、工部員外郎劉冠南與著名學者焦竑、李贄、李本固等。劉冠南幫助利瑪竇購買了中意的房子，作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內展覽了准備向皇帝進貢的物品，以此來吸引南京的官員和名士參觀。乘此機會，利瑪竇向他們講授西洋學術，如天算、測繪地圖、地圓說等，介紹西洋風俗，解說天主教教義。又取出自造的“天球儀”、“地球儀”、“象限儀”、“紀限儀”給參觀者講解。當利瑪竇參觀南京觀象台時，發現那里也有不少天文儀器，如“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簡儀”等。他不但知道這些儀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們有什麼缺點，使聽眾折服，張養墨等主動拜他為師，向他學習數學和天文知識。
南京刑部主事吳中明見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圖》後，認為圖上說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請利瑪竇加以修訂並另繪一幅較大的輿圖，增加說明文字，還親自寫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發行全國各地，該圖甚至流傳到澳門和日本。貴州巡撫郭子章則把《山海輿地全圖》縮小，改以書籍裝幀，名為《古今郡國名類》。
在南京，利瑪竇不時宣講天主教教義，並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關心的是教會在整個中國的發展。1600 年4 月間，利瑪竇與郭居靜、龐迪我、李心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進貢的事，請南京禮部給事中祝石林發給去北京的路票，龐迪我陪利瑪竇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瑪竇介紹給押送馬船的劉太監，以便乘船北上。利瑪竇于5 月18 日由南京啟程。到山東濟甯時，得到漕運總督劉東星和李卓吾的熱情招待，劉、李二人又幫助他重寫進貢表章，又寫了幾封介紹信，使利瑪竇的船順利通行。到山東臨清時，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稅使馬堂，劉太監為了及時趕到北京，擺脫馬堂的糾纏，便把利瑪竇之事告知馬堂，說這些人帶了許多新奇貴重的西洋物品，這當然是一種誘惑。馬堂到船上看了貢品，表示很滿意，答應立即上奏北京，實際上卻想設法攫為己有。由于臨清道鍾萬祿等當地官員的幫助，才未使馬堂的貪欲得逞。利瑪竇乘坐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聖旨。幾天之後，皇帝指令馬堂辦理進貢的事。此後又幾經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瑪竇才獲准進京，于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 年1 月24 日）到達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監將貢品送進宮內。這些貢品有：耶穌像、聖母像、聖經、十字架、大小時鍾、三棱鏡、洋琴、《世界現狀》、萬國圖、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銀幣等。
在北京，利瑪竇最初住在宮門附近，後又住欽天監，隨時候命進宮修理自鳴鍾及洋琴。後來因禮部干預，又搬到四夷館，行動頗受限制，難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歡自鳴鍾，且擔心利瑪竇離開北京後無人修理，故禮部侍郎朱國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瑪竇出京的奏折，均未批複。後又在吏部給事中曹于汴的幫助下，禮部准許利瑪竇搬出四夷館，租房居住。利瑪竇遷出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請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監傳下皇帝口諭，允許他們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後，利瑪竇結交了許多皇親國戚、高官顯宦，而在學術上交往較多的則有著名學者馮應京、李之藻和徐光啟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瑪竇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開展傳教活動，並吸收信徒入教。萬曆三十三年（1605）八月間，才在順承門（今宣武門）附近購得一所大宅，修建禮拜堂，作為北京會所。從此，天主教在中國開始站住了腳，打開了局面。
1610 年5 月3 日，利瑪竇一病不起，于5 月11 日病逝。神宗批准禮部奏請賜地，將利瑪竇安葬在北京阜城門外（今二里溝）的一處由寺院改建的墓園。
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根本目的，不僅是傳播宗教，而且是為殖民者收集中國內地情報，為其侵略擴張政策服務。教士們的活動受到殖民者的操縱控制，其活動經費則由殖民者資助。利瑪竇也不例外。利瑪竇為了要達到在中國長久居留獲准傳教的目的，費盡了心機，從澳門到北京，他花了十八個年頭，走了一段艱苦的曆程。他從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條打開中國大門的路子，歸納起來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經過多年努力，利瑪竇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能用中文撰寫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國的民情風俗，並盡量按中國的風俗習慣活動。最初，利瑪竇以為和尚是中國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發為僧，披袈裟。結果和尚裝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來了麻煩。他及時吸取教訓，改成儒者裝扮，頭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稱道人，行秀才禮。這一招符合中國國情，尤其適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國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層路線，竭力拉攏和投靠上層統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國高級官僚的脾氣，“一旦發現外國貨質量更好，就喜歡外來的東西更甚于自己的東西”。①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贈送或展覽陳列當時中國沒有或者比中國質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動那些貪財官吏及皇帝的心，從而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找到保護人，站穩腳跟。
四是利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這個手段，籠絡中國知識階層。
當時中國一些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為了富國強兵，渴望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認為，“苟利于國，遠近何論焉？”②在交往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成了利瑪竇的好友、學生或信徒，成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柱石。
當然，利瑪竇在傳教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種客觀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為中西科學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1.數學。最先從利瑪竇學數學的是瞿太素。在學習過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國古代算經上的術語，或用自己新創的算術術語，將學到的數學知識譯成通順流暢的漢文，交朋友傳閱。一年後，他譯完《幾何原本》第一冊，但沒有刊刻。萬曆三十四年（1606），利瑪竇在北京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至萬曆三十五年譯完刻印。這是利瑪竇首次把古希臘數學名著歐幾里得《幾何原本》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幾何原本》中那種嚴格的定義，完整的結構，前後一貫的演繹法，不依賴于數例的純幾何證明，作圖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國傳統幾何學所沒有或者說相對缺少的。從具體內容上說，《幾何原本》也出現了許多對中國學者來說是新鮮的課題。比如三角形性質、兩個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線，與圓有關的性質，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黃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國傳統幾何學所沒有的。因此，《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被當時中國人視為一樁大奇事，人們從未見過這樣論證嚴密的書。這次翻譯用的《幾何原本》底本是利瑪竇的老師克拉維斯的注釋本，是利氏學過的課本，由拉丁文譯成中文。①同年，兩人合編《測量法義》，全書設十五個題目，說明測量高、深、廣、遠的方法。
在北京與利瑪竇合作並聽他講授科學課程的學者還有李之藻。當利瑪竇給他講地球為圓形，有兩極，天則有十天，太陽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時，他非常相信。萬曆四十一年（1613），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同文算指》，介紹① 何兆武、何高濟：《利瑪竇的〈中國劄記〉》，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2 年6 期。② 徐光啟：《辨學章疏》，《徐光啟集》卷九，中華書局1963 年版。
① 王重民：《徐光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4 頁。
了西方的筆算法等，次年刊行。萬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體義》，書中收有利瑪竇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書分上、下兩冊，共三卷。
2.天文學。1584 年前後，利瑪竇到肇慶不久，即展覽並制作各種天文儀器，如天球儀、日晷和地球儀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當地人參觀，一方面用禮品作為籠絡手段，分贈當地官員。這些儀器是用銅和鐵制的，對各層天作了說明，把地球表面的原來形狀表示出來。又在銅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種日晷，分贈與教會友好的官員。還向當地士大夫講解基督教推算日曆的方法。1595年利瑪竇到南京後，除了繼續制造上述各種天文儀器外，還制造了象限儀、紀限儀，並給觀眾講解如何使用。
1601 年利瑪竇到北京後，在天主教堂中陳列有千里鏡、地球儀、簡平儀等天文儀器。①又親自用漢文撰寫天文學著作或與李之藻合譯西方天文學著作，如《乾坤體義》、《經天該》等。李之藻從利瑪竇那里學習了西方天文數學後，以克拉維斯《星盤》（Astrorabium）為基礎，編譯了一部介紹西方天文學知識的著作，名為《渾蓋通憲圖說》，二卷，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行。
3.地理學。在地理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瑪竇帶來的一幅世界地圖。萬曆十一年（1583）當他在肇慶“仙花寺”內第一次展出時，便吸引了許多觀眾。這幅圖與已有的《華夷圖》、《天下總圖》完全不同，在此圖上，中國不僅未畫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國以外還有許多大國。這幅圖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整個世界的縮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識也隨這幅圖傳入中國。在這幅圖上標有經緯度，畫了東西兩半球。陸地、海洋、南北極、赤道都畫得比較清楚。文字說明在地圖邊緣，對各地的自然環境、物產以及社會風俗都有介紹。肇慶知府王泮看了這幅地圖後，要利瑪竇把這幅圖上的外文譯成中文，把中國移到圖版正中，在肇慶刻印。利瑪竇按王泮的要求把輿圖放大，重標經緯，圖名改為《山海輿地全圖》，又增添了一些適合中國人的注釋。這是第一張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圖。當王泮收到此圖時，歎為古今奇觀，立即贈送遠近朋友。這幅圖以後不斷刻印，從萬曆十二年（1584）到萬曆三十六年（1608），刻印或摹繪達12 次之多，流傳頗廣。圖名除《山海輿地全圖》外，還有《山海輿地圖》、《輿地全圖》、《萬國圖志》、《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等。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傳進中國後，給中國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識，如大地球形說、地圖投影、地球上五帶的劃分、地球上海陸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國名和地名。此外，利瑪竇還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儀，分送達官貴人和朋友。如蕭大亨、馮琦、陸萬垓等均得到利氏贈送的地球儀。他的學生如瞿太素等也學會了制造地球儀。
4.其他物品的傳入。根據記載，利瑪竇送給中國皇帝的物品有油畫（耶穌像、聖母像）、自鳴鍾、《聖經》、珍珠鑲嵌十字架、《萬國圖志》、洋琴等①。此外送給其他官員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覽的物品有：西洋紙②，西洋畫③，① （明）鄭仲夔：《耳新》卷八；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國竹枝詞》。① 《正教奉褒》第4—5頁，《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引。
② 王肯堂：《郁岡齋筆塵》第四冊。
③ 顧起元：《客座贅語》。
地球儀，三棱鏡，千里鏡④，簡平儀等。關于油畫，劉侗說“中國畫繪事所不及”①。這是西洋油畫傳入中國的先聲。關于自鳴鍾，明末李紹文《云間雜識》卷二說是“以銅為之”，“高廣不過寸許”，小巧玲瓏。中國當時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瑪竇向歐洲介紹中國的科技文化。利瑪竇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八年，寫了十六種譯著，其中流傳最廣、史料價值最大的是《中國劄記》，此書在他逝世前幾年用意大利文寫成，共二十五萬字②。利瑪竇死後，此書手稿由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于1614 年帶回羅馬。在旅途中，金尼閣將手稿譯成拉丁文，加以潤色並增加一些內容。1615 年在德國首次出版拉丁文本，書名為《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甫的基督教遠征史，會務記錄》，五卷。以後，世界各國又有多種文字的譯本。1983 年中華書局根據美國1953年的英譯本出版中譯本。在這本書中，利瑪竇記載了他在中國的見聞，從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到民情風俗，都有較詳細的記錄。他證明了契丹和中國是同一個國家，介紹了中國豐富的物產，說茶這種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的，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但經常飲用卻被認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紹了中國的漆，說塗上漆後，木器“光澤如鏡，華采奪目，並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國茶葉和漆介紹到歐洲的人。利瑪竇《中國劄記》是一部研究中國明代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貴文獻。他還把“四書”介紹到歐洲。自萬曆十九年（1591）開始，他花了四年時間，把“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贊譽中國的天文學、數學和機械工藝的進步與發達。他還通過自己實地測量並參考中國曆史地理資料，繪制了第一幅標有經緯度的中國地圖寄回歐洲。利瑪竇在中西科學文化交流中起了橋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④ 鄭仲夔：《耳新》卷八。
①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53 頁。② 謝方：《利瑪竇及其〈中國劄記〉》，載《文史知識》1984 年6 期。第四十七章徐霞客宋應星第一節徐霞客“萬里遐征”，至死不渝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①，字振之，別號霞客，南直隸江陰（今屬江蘇）人。祖上是江陰名門望族。曾祖徐洽官至鴻臚簿。祖父徐衍芳，曾任光祿丞。可是父親徐有勉時家道開始沒落，他為園自隱，居家治圃，或暇日帶上三五家僮，來往蘇杭之間，游山玩水。他厭惡達官貴人，不與官僚和鄉里士紳來往。這種為人耿直和孤傲的性格，封建勢力非常妒恨，所以常遭到欺壓。徐有勉六十歲去世時，徐霞客已十八歲。父親的性格和興趣愛好，自然會對徐霞客產生影響。母親是一個很能干的婦女。她性格開朗，通情達理，勤勞持家，精于紡織。她織的布又細又好，織的絲綢，輕薄如蟬翼，“市者輒能辨識之”②。她不顧年老體衰，承擔一切家務，支持徐霞客去旅游。她親自為兒子准備行裝，做遠游冠，以壯行色。她七十三歲那年，為了解除徐霞客旅行時對她的牽掛，特意叫徐霞客陪她游荊溪、句曲，一路上有意走在兒子的前面，以示身體健壯。徐霞客能夠成才並作出貢獻，正是這位偉大的母親的支持，“孺人成之也”①。
由于徐霞客家藏書豐富，所以給徐霞客博覽群書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他自幼特好奇書，喜歡讀曆史、地理和游記一類的書籍。他“髫年蓄五岳志”②，有強烈的旅游考察願望。萬曆三十五年（1607），二十二歲的徐霞客第一次走出家門。首先從家鄉附近游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③。自此以後，他不斷旅游，同時不斷地寫旅游日記。萬曆三十七年，“曆齊、魯、燕、冀間，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吊枯桐”④。萬曆四十一年赴浙江游天台山、雁蕩山，今存《游天台山日記》和《游雁蕩山日記》。萬曆四十二年冬游金陵（今南京市）。萬曆四十四年赴皖南游白岳山、黃山，繼而入福建游武夷山，今存有游此三處的游記。萬曆四十五年游江蘇宜興善卷、張公諸洞。陪母親游荊溪、句曲。萬曆四十六年游九華山、廬山，再游黃山，存有游廬山、再游黃山的游記。萬曆四十八年游福建仙游九鯉湖，今存游九鯉湖游記。天啟三年（1623）游河南嵩山、陝西太華山和湖北太和山，今存游此三處的游記。崇禎元年（1628），游廣東羅浮山，第三次游福建。今存《閩游日記前》。崇禎三年，第四次游福建，今存《閩游日記後》。崇禎五年，再游天台，三游雁蕩，今存游此二處的游記。崇禎六年至北京轉赴山西游五台山、恒山，今存游此二處的游記。崇禎九年至崇禎十三年，五十一至五十五歲的徐霞客作西南“萬里遐征”，所寫游記為《徐① 徐霞客原名弘祖，清代刻印《徐霞客游記》時，因避乾隆弘曆諱，改“弘”為“宏”。② 《徐霞客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248 頁。
① 《徐霞客游記》，第1245 頁。
② 《徐霞客游記》，第39 頁。
③ 《徐霞客游記》，第1185 頁。
④ 《徐霞客游記》，第1185 頁。
霞客游記》的主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三。崇禎十三年六月，由云南返回家鄉，病甚臥床，不能接客。翌年正月二十七日（3 月8 日）逝世，葬于江陰之馬灣。
徐霞客的主要著作是游記，還有詩文、書信等。由于戰亂，他的文稿失散了不少。今存《徐霞客游記》是經後人搜集整理而成。最初以抄本流傳。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霞客的族孫徐鎮將李介立抄本校勘考訂，刻板印書，這是《徐霞客游記》的第一個木刻本。
徐霞客從二十二歲起至五十五歲止，三十四年間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在今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云南、北京等十七個省市、自治區留下足跡。他的旅游以崇禎九年（1636）為界線，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因為牽掛老母親，所以以游覽名勝古跡為主，出游時間不長，一般是兩三個月，少則十天半月。各次之間相隔幾個月或一年或兩三年，最長達四年，並非年年在外，歲歲出游。這個時期所寫的游記以現存文字計算，只占整個游記的百分之七。盡管寫的游記不如後期多，在地理學上的貢獻不如後期大，但通過前期的旅游，他獲得了不少第一手資料，糾正了前人的某些錯誤論斷。如糾正前人以天都峰為黃山最高峰的錯誤，提出蓮花峰是黃山最高峰的正確觀點。糾正《大明一統志》說雁蕩山大龍湫的水發源于雁湖的錯誤，指出雁湖的水“與龍湫風馬牛無及”①，他對某些地理現象追根尋源，提出了合乎科學道理的解釋，如天台山植物垂直分布的差異及其原因。嵩山、太華山和太和山三個地方物候不同的原因，福建甯洋溪水速比建溪大的原因等，都是這個時期他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還積累了許多旅行探險的經驗和方法，培養和鍛煉了忍饑耐勞、克服困難的精神，為後期的“萬里遐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崇禎九年開始的“萬里遐征”，曆時四年，行經九省，路程三萬余里。
經曆了無數艱難險阻，遇盜、絕糧、涉險都沒有動搖，矢志向前。更令人欽佩的是有百分之七的時間帶病旅游考察，直到“病足不良于行”②，才被麗江太守叫人用轎子抬回家，不久即去世。他是為旅行考察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在地理科學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國在岩溶地貌學和洞穴學領域領先西方世界達一百五十至二百年③。
《徐霞客游記》的學術價值《徐霞客游記》雖然以日記體記錄作者所見所聞，而內容非常豐富，既是一部優美可讀的文學游記，又是一部極有學術價值的地理著作。記載的內容包括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礦藏物產、生物形態以及工農業生產狀況、城市聚落、建築、曆史、地理等民情風俗。其中以地貌、水文、氣象、地質、動植物等方面的篇幅最多，學術價值尤大。
1.地貌學成就。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看見過許多地貌形態。記錄在游記中的地貌類型就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紅層地貌、流水地貌、火① 《徐霞客游記》，第77 頁。
② 《徐霞客游記》，第1189 頁。
③ 朱德浩、朱學穩：《徐霞客對岩溶學和洞穴學的貢獻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學史中的地位》，《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山地貌、冰緣地貌和應用地貌七種。被他描述過的地貌形態名稱多達一百零二種。其中我國西南地區岩溶地貌尤為詳細。
地表岩溶方面，徐霞客通過實地考察我國東南、中南和西南地區岩溶地貌最發達的地區，非常全面而系統地記錄了這些地區地表岩溶的各類地貌形態，如石芽、溶溝、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豎井、溶蝕窪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天窗、天生橋、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他所記的這些地貌形態的名稱，有的與現在的一致，有的則不相同。如石芽、溶溝他稱“石萼”、“花萼”、“石紋”、“石齒”、“石骨”；落水洞他稱“仰釜潭”、“窞”、“龍珠穴”；漏斗他稱“釜底穴”；豎井他稱“深井”；溶蝕窪地他稱“盤窪”、“峒”；岩溶槽谷他稱“塢”；岩溶盆地他稱“盤壑”、“甸”、“塢”；盲谷他稱“落水坑”；干谷他稱“枯澗”；岩溶嶂谷他稱“峽”；岩溶天窗他稱“石隙”、“石竅”、“石竇”；天生橋與現在一致；岩溶湖他稱“池”、“塘”、“潭”、“海子”、“湖”；岩溶泉他稱“泉”；峰林他稱“石山”、“石峰”，孤峰他稱“獨山”、“獨秀”；岩洞他稱“岩”；穿山他稱“月岩”、“穿山”；溶帽山他稱“土山頂上的石峰”。此外，徐霞客還對岩溶地貌的分布范圍及地區差異作了精辟的論述。由此可見，徐霞客對地表岩溶地貌已有一套系統的分類和命名。這種情況如果不是對地表岩溶有深入而系統的考察研究，是做不到的。
地下岩溶方面，徐霞客的論述也非常精彩，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溶洞、洞穴堆積、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徐霞客的論述是建立在廣泛而深入的實地考察基礎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徐霞客游記》中記載的溶洞共二百八十八個，經他親自入洞考察的有二百五十個，占百分之八十七，這個數字不包括他游過但現存《徐霞客游記》中沒有記載的溶洞，如張公洞、善卷洞等。①描述洞穴的內容包括洞穴大小和洞口方向，洞穴類型和形態結構，洞穴堆積，洞穴生物，洞穴氣候，洞穴音響，洞穴考古，洞穴利用，洞內石頭的顏色，洞穴成因等十二項。有的地方還記述了他考察洞穴的技術。這是一部相當完整的世界最早的關于岩溶地貌學和洞穴學的科學文獻，反映了當時世界的最先進水平。徐霞客則是世界最早的偉大的岩溶學家和洞穴學家。
2.水文學成就。《徐霞客游記》用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地的水體類型和水文特征，記載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一條，湖、澤、潭、池、沼澤一百九十八個。對河流水文的描述包括流域范圍，水系，河流大小，河水的流速，含沙量，水量變化，水質，分水嶺，伏流，河床的地區差異等。為了論證長江的源頭，晚年他專門寫了《江源考》，據理反駁“岷山導江”的錯誤，理直氣壯地主張：“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為首”②。為人們正確地認識江源作出了貢獻。
《徐霞客游記》把沼澤稱作“阻洳”、“湖”或“干海子”。當他考察了云南保山大寨的干海子後，寫了一篇相當精彩的論述沼澤形態、性質、生產性能、水文特征的專題論文，把這個沼澤的形狀、大小、生物、土壤、水文、生產、交通、物理性質作了詳細的描述。像這樣詳細而具有科學價值的① 唐錫仁、楊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52 頁。② 《徐霞客游記》，第1128 頁。
論述沼澤的文獻，在徐霞客以前沒有出現過。根據徐霞客的描述，現代地理學者認為這個沼澤“可能是一片泥炭沼澤地。在這片泥炭沼澤地里，上面生長著‘蕪草青青’的茂密植被，下有‘草土浮結’和‘蕪土交陷’的泥炭層，而且還有補給沼澤的溪水流經其間”①。這個地方，現在已建成水庫，叫做大海壩水庫②。再也見不到當年徐霞客所描述的景象了。
《徐霞客游記》關于地下熱水的記載也很豐富。他把水溫不同的地下熱水分成四類：(1)冷水泉，與冷礦水相當，水溫在25℃以下。(2)溫泉，與低中溫熱水相當，溫度在25℃—55℃。
(3)熱水泉，與高溫熱水相當，溫度在55°—90℃。(4)沸泉，與過熱水相當，溫度在90℃以上。徐霞客對地下熱水的分類跟現代地下熱水分類很接近，難能可貴。此外，記載了當時人們利用地下熱水資源的各種辦法，如沐浴、治病、食品加工、提取地下熱水中的礦物資源——硫黃、硝等。
3.人文地理成就。《徐霞客游記》中有不少人文地理內容，如手工業、礦業、農業、交通運輸、商業貿易、城鎮聚落、少數民族、各地民情風俗等。如，書中記載了煤、錫、銀、金、銅、鉛、硝、鹽、雄黃、硫黃、瑪瑙、大理石等十二種礦物的產地、開采和冶煉情況，是明代重要的礦冶史料。
4.文學成就。在中國曆史上，有些地理名著，因為它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才得以流傳。如《山海經》、《水經注》、《法顯傳》等。《徐霞客游記》也是如此。書中描寫事物所采用的清新優美文筆，使讀者愛不釋手。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間，完全靠讀者用筆抄寫來流傳。乾隆四十一年以後，才有刻本流傳。對《徐霞客游記》的文學價值，不少名家有過中肯的評論。有的說它“真、大、奇”①，有的說它“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古今紀游第一”②。有的說它“游記之夥，遂莫過于斯編”③。有的說“其筆意似子原，其敘事類龍門..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④。這些贊美之詞是實事求是的，一點也不過譽。徐霞客是當之無愧的游記文學大師。
總之，徐霞客既是科學家，又是文學家。他在地理科學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同時也在文學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霞客游記》既是一部傑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徐霞客及其游記同時在科學和文學兩個領域中放射出異彩，耀眼奪目。
① 趙德祥：《我國曆史上沼澤的名稱、分類及描述》，載《地理科學》1982 年1 期。② 朱惠榮校注：《徐霞客游記校注》（下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02 頁。① 錢謙益：《囑徐仲昭刻游記書》，見《徐霞客游記》（下）第1179 頁。② 潘耒：《徐霞客游記》序文，見《徐霞客游記》（下）第1258 頁。
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④ 奚又溥：《徐霞客游記序》，見《徐霞客游記》（下）第1258—1259 頁。第二節宋應星才大學博，勤于著述宋應星（1587—約1666），字長庚，南昌奉新北鄉（今宋埠鄉）人。宋姓在當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賢，號南塘，曆官南京吏、工、兵三部尚書，京師都察院左都禦史等，為官清正，對宋氏後代有很大影響。祖父為宋景第三子承慶，早逝。父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少孤，賴母顧氏及叔父和慶養育，少補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國霖有四子，宋應星為第三子。與兄應鼎俱為同母魏氏所生。宋應星出生時，宋氏家族日益沒落，而母親又是農民的女兒，所以自幼易于接近農業生產和群眾。
奉新地處南昌府境內，明代時這里文風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應星幼時與長兄應昇在叔祖宋和慶創辦的家塾內就讀。七歲時投師于族叔宋國祚，繼而就學于新建舉人鄧良知。年十六考入本縣縣學，入庠九載。他自幼聰穎好學，學業成績之佳為師長所驚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長庚公傳》中說：“公少靈芒，眉宇逼人，數歲能韻語。及摻制藝，矯拔驚長老。”①宋應星青年時代已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獨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他對自然科學及技術很有興趣，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書，還喜歡音樂、美術，對時事政治特別關心，懷有濟國濟民的理想，常與同學好友縱談天下大事。
萬曆四十三年（1615），宋應星與兄應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縣中諸生只有他們兄弟中舉，人稱“奉新二宋”。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准備，他們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于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1619），又一次進京會試，仍名落孫山。此後又于天啟及崇禎初年再試，均未中，由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1631），宋應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回鄉服侍母親。崇禎八年（1635）在老母被兄接到浙江後，宋應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諭，主要是教授縣學生員。任職四年，取得優良教育成績，使當地“士風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夠業余時間從事寫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時。
崇禎十一年（1638），宋應星考列優等，旋升為福建汀州府（今長汀）
推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未待任滿，于崇禎十三年（1640）辭官歸里。十六年再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然此時已值明朝滅亡前夕。他到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無，官員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書院。次年甲申（1644）初，亳州周圍已被李自成軍包圍，宋應星棄官返回奉新。宋應昇原已升至廣州知府，甲申後亦無意戀官，乃掛冠歸里。他們兄弟及其他江西志士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權由閹奸阮大鋮、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權迅即滅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應昇于1646 年服毒殉國，宋應星埋葬胞兄後，在清代一直過隱居生活，在貧困及悲憤中度過晚年，約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歲。遺有二子，長子士慧字靜生，次子士意字誠生，皆有文才，人稱“雙玉”。宋① 宋士元：《長庚公傳》，載宋立權、宋育德：《新吳雅溪宋氏宗譜》卷二二，第71 頁。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此遺訓，在家安心耕讀。
宋應星的生活時代適值明末，目睹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終于與科舉仕途決裂，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一切都為他日後撰寫《天工開物》等作了准備。他雖曆盡艱辛跋涉萬里未得一進士功名，卻獲得極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思想更為激進，成為對舊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學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作品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屬于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天工開物》（1637）、《觀象》（1637）、《樂律》（1637）、《論氣》（1637）、《談天》（1637）等；二是屬于人文科學的有《野議》（1636）、《畫音歸正》（1636）、《雜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兩者之間的《原耗》（1637）、《卮言十種》（1637）等；四是屬于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1636）、《美利箋》（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際，因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統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種。
《天工開物》及其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天工開物》是宋應星主要代表作。崇禎十年（1637）由友人塗紹煃（字伯聚）資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書三卷十八篇，所敘內容涉及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編次先後順序是按照“貴五谷而賤金玉”的原則安排的，將與食衣有關的農業置于首，其次是有關工業，而以珠玉殿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術詳加介紹。《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及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設備，特別著重于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技術，並繪出大型提花機結構圖。《彰施》介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偏重靛藍種植和藍靛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偏重加工稻谷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制面粉的磨、羅等。《作咸》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制鹽技術，尤詳于海鹽及井鹽。《甘嗜》敘述甘蔗種植、榨糖和制糖技術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每篇敘述均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
中卷有七篇，多為手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著重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制、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予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鍾、鐵鍋及銅錢鑄造技術及設備，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三種基本方法。《舟車》專述有關交通工具。首先用數據標明各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還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于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錘鍛》系統論述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范圍之內，而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金屬加工工藝亦曾論及。《燔石》涉及燒制石灰、采煤、燒制礬石、硫黃和砒石技術，對煤的分類、采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十六種油料作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與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蠟燭的技術。《殺青》論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設備，所提供的生產操作圖特別珍貴。
下卷有五篇，也屬工業。《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采、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所附生產過程圖十分難得。其中記載不少中國發明創造，如以煤煉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制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制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朱（硫化汞）的制造技術，產品用于文房。《曲蘖》記述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術和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後才出現的新產品。《珠玉》則記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區采玉，還談到井下采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和琉璃。
全書除文字敘述之外，還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圖，配以說明，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生動而真實。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實地調查的資料。
宋應星在敘述各生產過程的同時，還發展了“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
他對各種迷信神怪、荒誕舊說都有所批判，如對煉丹術的批判更為激烈，從而在科學技術領域內注入一種新的科學精神。這是《天工開物》一書的最大特色，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于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數據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數據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還指出“土脈曆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因而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系、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提到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進的技術成就。《甘嗜》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是一種新技術。《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驅動水輪轉動，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實現灌田、谷物脫粒及磨面粉三種機械功能，是十七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除此之外，還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各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現人工淘汰，可使健蠶順利發育成長，這都符合科學原理。在工業方面，《五金》所述將煉鐵爐與炒鐵爐串連使用，可完成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所改進的生、熟鐵合煉成鋼的設備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在比較金、銀、銅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概念。對金屬鋅（“倭鉛”）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確而詳細的文獻記載。對銅、鋅以不同配比煉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導意義。《燔石》論及豎井采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設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作業措施，都是值得稱道的。
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他的書，實際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即天工開物思想或開物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工（自然力）與人工互補、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相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物產，以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從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顯示並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借木〔榨〕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①。這正體現了“天工開物”思想的內涵。簡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通過自然力與人力的協調從自然界開發物產。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應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工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去開物。”②這種中國特有的科學思想成為全書的指導思想。所謂技術，在宋應星看來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即工藝操作方法、生產勞動者的操作技能與工具設備的結合。人只有借技術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實現開物過程。
《天工開物》一書是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在體例上首開先例，其所述范圍之廣，足可與西方文藝複興時期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1556）這部技術經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1604—1681）于清初發行第二版，後被清代《古今圖書集成》（1725）及《授時通考》（1737）廣泛摘引。十七世紀末，此書傳入日本，被廣為傳抄，1771 年大阪出現了和刻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1608—1868）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征引的讀物。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刺激了“開物之學”在日本的興起。二十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本語，至今仍暢銷。
此書在十八世紀流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殺青》等篇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譯成法文，接著再轉譯成英文、德文。《乃服》內論養蠶部分還被轉譯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達爾文讀過這部分內容，並作過引證，稱之為“權威著作”。1869 年，有關工業各篇的法文摘譯稿又集中被收入《中華帝國工業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書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 年，有關農業的前四篇又轉譯為德文，1966 年全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部書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英國學者李約瑟（ Joseph① 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版，第46、248 頁。② 三枝博音：《支那■代表的■技術書——宋■星■〈天工開物〉》，《支∧俏幕 複浴返*59 頁，東京名取書店1942 年版。
Needham）把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①。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DenisDiderot，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②。
政論集《野議》和詩集《思憐詩》宋應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論集《野議》，崇禎九年（1636）刊行。
全書萬言，不分卷，計有世運、進身、民財、士氣、屯田、催科、軍餉、練兵、學政、鹽政、風俗及亂萌等十二議。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經濟思想。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面臨的政治及經濟危機，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國家由亂而治、轉危為安，從而體現這位科學家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應星作為在野者上書崇禎帝要求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從各議內容觀之，所述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指出各級政權機構人事任用及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為加強政權建設，揭露並批判了當時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敗，提出革新吏政及學政的方案。二是鑒于當時民窮財盡的經濟局面，揭露了財政、稅收等經濟政策的失誤，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財之道。三是談用兵、練兵及籌措軍餉的方法，揭露了軍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會上移風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氣。五是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經過和動因，提出安民政策。總之，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征暴斂，呼籲罷除軍界和政界中的貪官汙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統治下，使工農獲得溫飽、商人有利可圖、貧士有科舉入仕機會，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全面發展農工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或可有救。書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財議》指出：“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又說：“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貨幣）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魚耳。”①就是說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農業、工業，提供豐富產品，而貨幣本身並不是財富。宋應星的財富觀是對經濟學原理的天才貢獻，此後一個多世紀西方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1776 年提出同樣思想。
《思憐詩》刊于崇禎九年（1636），是宋應星自選詩集，內有《思美詩》十首及《憐愚詩》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為七言詩②。詩集反映了詩人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以文學形式表達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為此，詩中塑造了兩類典型人物，分別予以褒美及譏諷。宋應星繼承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而且給人以啟迪和教化。《思美詩》塑造出應當效法的一些賢人形象：(1)身處亂世而潔身自勵，不同流合汙；(2)精忠報國，以造福百姓為做人根本；(3)德才兼備而識時務，以其思想、著作及實際行動喚起世人覺醒；(4)①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1，pp. 12—13（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3，p.154（1959）。
② 藪內清：《科學史■中國文明》，132 頁（東京：NHK■，1982）。
① 宋應星：《野議·民財議》，第3—4頁，明崇禎九年原刻本。
② 宋應星：《思憐詩》，明崇禎九年原刻本。
不圖名利，一心為國盡忠、為民盡孝，必要時可犧牲一切。這樣的人雖難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盡可為堯舜。《憐愚詩》塑造出應當諷刺或鞭撻的一些愚人形象：(1)爭權奪位，結黨營私，禍國殃民；(2)貪婪無厭，聚斂財寶，剝削人民；(3)沽名釣譽，妄想世代富貴，死後還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術，不相信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詩集以對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什麼和怎樣做人的道理。詩在藝術性上不及唐詩，但頗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論氣》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論氣》專論自然哲學，刊于崇禎十年（1637），分為形氣、氣聲、水火、水塵、水風歸藏及寒熱等篇章①。宋應星繼承宋代哲人張載（1020—1077）的元氣論並予以發展，形成其唯物主義一元論自然觀哲學體系。他認為宇宙萬物最原始物質本原是氣，由氣而化形，形複返于氣。介于形、氣之間的物質層次是水、火二氣。他將元氣論與新五行說結合起來，用“二氣五行之說”來解釋萬物構成的機制。由元氣形成水火二氣，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過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後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變成萬物。根據宋應星的理論，萬物生成和演化圖景可以下圖表之（第1983 頁）。他的這一理論比漢代王充（27—107）、宋代張載的元氣論更為深化與綿密，也比當時西方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土火水氣）解釋萬物生成更加具體，因為宋應星在氣與萬物之間引入了一些過渡的物質層次，而不是由氣直接構成萬物。他還進而討論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從中引出了物質在變化前後未嘗增與未嘗減的物質守恒思想。他還指出動物體內所含物質成分與植物所含的是同類，而植物則攝取土中無機養料與水而生長，從而論證了有機界與無機界之間在物質構成上的統一性。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豐富科學技術知識的基礎上的。
《論氣·氣聲篇》專門討論自然科學中的聲學問題，包括影響聲調的條件，聲速及聲音的傳播以及決定聲強的因素等問題。談到聲的發生原理時，指出因兩氣相軋及以形破氣引起氣動而成聲，以不同形式破氣，便有各種聲音。聲之發生在于破氣、軋氣時引起的氣的“微芒之間一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空氣的振動。破氣、逼氣動作緩急（速度）與勁懦（力量）可決定聲① 宋應星：《論氣》（1637），明崇禎十年原刻本。
音大小。該篇還指出傳播聲音的介質是空氣，又以炮聲為例，指出單位時間內炮聲所達到的距離為炮彈所及距離的十倍。關于聲的傳播方式，宋應星認為就像以石擊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樣擴散，就是說聲以波的形式在空氣中傳播，可見他已有了關于聲波的理論概念。他的這些思想為此後聲學的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歐洲對聲的傳播媒介是空氣，還是以太微粒或物質微粒，仍在爭論不休。直到德國學者蓋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氣機做傳聲實驗後，才證明聲的傳播介質是空氣，而聲波概念是在這以後很久才建立起來的。
宋應星對天文學素有興趣，其《觀象》書稿本擬與《天工開物》同時問世，但臨梓刪去。現存其所著《談天》，刊于崇禎十年（1637），主要為說日。當他登泰山觀日時湧現一種思想：“以今日之日為昨日之日，刻舟求劍之義”①。他認為太陽不但沿其軌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從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命題，修正了張載提出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之說，批判了漢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宋應星有關日日新思想，後來由王夫之（1619—1692）所發揮。日食、月食是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活動沒有任何關系。但天人感應說認為日月食及其他異常自然現象是國政失綱、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為警告。宋儒朱熹（1130—1200）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時寫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當食而不食也。”③宋應星針對朱熹觀點批評說：“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當食而不食，其視月也太儇（隨便）。”①接下以古代日食觀測資料與古史所載事件作了對比，證明朱注說法毫無根據，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應星還寫下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1644），借古喻今，伸張民族大義，在南方制造抗清輿論。他的《美利箋》是文學創作，也有政治含義。這些都說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領域內涉獵極廣的學者。
① 宋應星：《談天》（1637），明崇禎十年原刻本。
② 宋應星：《談天》（1637），明崇禎十年原刻本。
③ 朱熹：《詩經集傳·小雅·十月之交》卷5，中冊，中國書店1985 版，第90 頁。① 宋應星：《談天》（1637），明崇禎十年原刻本。
第四十八章朱載■第一節家世和主要著作朱載堉是明宗室在學術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朱載堉（1532—1611），字伯勤，號句曲山人，明仁宗朱高熾第六代孫。仁宗第二子朱瞻埈被封為鄭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鳳翔（今屬陝西），正統九年（1444）遷往懷慶府（今河南沁陽）。第四代鄭王為康王祐枔，早卒無子，依宗法關系，鄭藩郡王盟津王朱見濍之子朱祐橏應嗣王，而朱見濍此前因罪被廢為庶人，遂以鄭藩郡王東垣王朱見濍之子朱祐橏嗣鄭王。朱祐檉即朱厚烷的父親、朱載堉的祖父，正德十六年（1521），朱厚烷嗣封鄭王，即鄭恭王，朱載堉被封為鄭王世子。
朱厚烷曾向明世宗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章，以土木神仙之事相規諫，其語切直為世宗所怒。朱祐橏久欲恢複郡王爵，而怨朱厚烷不為奏請，這時遂乘世宗之怒，羅織朱厚烷四十罪，誣其叛逆。經調查，朱厚烷叛逆無證據，但世宗以其“訕朕躬，在國驕傲無禮，大不道”，將其削去王爵，囚禁于鳳陽（今屬安徽），朱載堉也被剝奪世子冠帶。
朱載堉因其父無罪被囚而發憤，築土室于宮門外，席藁獨處，潛心學問，自十五歲起，前後十九年。明世宗崩，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被釋還。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複朱厚烷王爵，旋複朱載堉世子冠帶。次年，朱載堉遷回鄭王府居住。
朱載堉岳父的祖父，南京都禦使何瑭，為官正直不阿，任官修撰時，嘗因忤宦官劉瑾被迫致仕。何瑭長于音律，著有《樂律管見》等書。朱厚烷與何瑭往來甚密，也長于音律，著有《操縵譜藁》等書。他們的為人治學，對朱載堉影響甚大。
朱載堉著述很多，主要有《瑟譜》、《律曆融通》、《律學新說》、《樂學新說》、《算學新說》、《律呂精義》、《曆學新說》，這些著作大都收入《樂律全書》，于萬曆三十四年（1606）進呈明神宗。明神宗有旨：“覽奏，具見留心樂律，深可嘉尚。”朱載堉還著有《律呂正論》、《律呂質疑辨惑》、《嘉量算經》、《圜方句股圖解》等。這些著作廣泛涉及音律、曆法、數學、物理、計量、樂器制造各學科。
第二節創建十二平均律朱載堉最大的貢獻是在中國律學史上創建了十二平均律，他稱之為“新法密率”。由于千余年來在音樂中所使用的三分損益律無法實現“旋宮”，即用十二律中的任何一律“相旋為宮”——輪流充當宮音（今稱轉調），朱載堉“潛思有年，用力既久，豁然不用三分損益之法”①，“創立新法，置一尺為實，以密律除之，凡十二遍”①。“蓋十三黃鍾為始，應鍾為終，終而複始，循還無端”。“各律皆以黃鍾正數十寸乘之為實，皆以應鍾倍數十寸零五分九厘四毫六絲三忽零九纖為法除之，即得次律也。”②而朱載堉稱：“《律呂精義》乃臣父遺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的思想最早由朱厚烷提出，而由朱載堉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數理方法和全部理論。朱載堉十二平均律全部理論的創建在1567—1581 年之間完成並刊印傳布，但有關十二平均律的思想在此前即已傳播。在歐洲，荷蘭數學家斯特芬于1585 年（一說為1600年；一說為1695—1696 年）創立了十二平均律的數學表示，但其手稿遲在1884 年才得以發表。法國數學家默森對十二平均律于1636 年也作出了和朱載堉完全相同的數學表示。一般認為，由于明末清初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使東學西傳，曾經在巴黎地方修道院擔任副主祭、神父的默森，有可能受到朱載堉著作的影響。十二平均律是現代音樂賴以存在的基礎理論，三百多年來，深刻地影響了音樂的發展。
① 朱載堉：《進樂律奏疏》。
① 朱載堉：《律學新說》卷一《密率律度相求第三》。
② 朱載堉：《律呂精義·內篇》卷一《不用三分損益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