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緒帝、慈禧太後相繼死去，溥儀繼位，改年號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滿族親貴乘機集權，排斥漢官。袁世凱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漢族大官僚，加上戊戌變法時出賣光緒帝，為載灃等皇族親貴所忌恨。于是，載灃等密謀殺袁。對此，張之洞表示反對，認為“主少國疑，不可輕于誅戮大臣”。宣統元年（1909）正月，清廷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讓他回河南養疴。
六月，張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請開去各項差額，攝政王載灃親臨探視。當天，張之洞在哀歎“國運盡矣”聲中去世。清廷諡以“文襄”。
② 《鐵路第十二》，《勸學篇·外篇》，第42 頁。
① 《張文襄公年譜》卷9，第206 頁。
第十四章鄭觀應第一節從買辦生涯到投資洋務企業鄭觀應，又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偫鶴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 年7 月24 日）生于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鄭觀應的家境並不富裕，祖父鄭鳴岐是一位“不屑以尋章摘句為能”②的普通文人，父親鄭文瑞終身未獲科名，長期作鄉村塾師。鴉片戰爭以後，在廣州、上海等口岸，買辦成了時髦的職業，成為發財致富的捷徑。在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同宗兄鄭濟東都作了上海外國洋行的買辦。
鄭觀應幼承庭訓，攻讀四書五經，企圖博取功名。但是，16 歲那年應童子試名落孫山後，他“即奉嚴命，赴滬學賈”①，走上當買辦的道路。
初至上海，鄭觀應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邊聽差，邊習英文。咸豐九年（1859），入英商寶順洋行作低級雇員，擔任管絲樓兼管輪船客載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與廣東鄉友梁綸卿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夜課學習英文。在寶順期間，他為洋行開辟了江西、福州等處攬載行，還投資加入中外商人合辦的公正輪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改任和生祥茶棧通事，代兩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營榮泰駁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棧停業後，他又當上揚州寶記鹽務總理。這時的鄭觀應不僅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企業經營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鄭觀應被聘任為該公司總理，兼管賬房、棧房等事務。他後來回憶道：“該公司所有輪船攬載用人事務，歸余與美人晏爾吉商辦。”②可見其在該行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經鄭觀應等人的苦心經營，太古輪船公司營業規模不斷擴大，盈利豐厚。光緒三年正月（1877 年2 月），鄭觀應與太古簽訂的雇傭合同期滿，因公司當局欣賞他的才干，又與他續訂了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緒初年始，鄭觀應投資于清廷所辦的洋務企業，在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局、山東登、萊、青、莒四府和東北錦州的五金礦等企業中都有他的投資或股份。此外，他還聯絡同人集股開辦造紙公司和開墾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鄭觀應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營報捐員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緒四年（1878），他在上海與盛宣懷、經元善等人勸募款項，資賑晉、豫、直、陝災區難民，受到清廷褒獎，膺受道員銜。
② 《張文襄公年譜》卷9，第206 頁。
① 鄭觀應：《先考榮祿大夫秀峰府君行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22 頁。
② 鄭觀應：《複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鄭觀應集》下冊，第619 頁。第二節撰《救時揭要》和《易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俄、美等國再次以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中國蒙受割地賠款、主權受損的恥辱。鄭觀應受到很大刺激，開始在愛國思想指導下“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①，逐步形成社會改良思想。就他當時的思想狀況來說，舊的封建傳統觀念，特別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鄭觀應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烏術”的好道儒者，並用它來教化子弟。緣此，鄭觀應“童年好道”①，“嘗讀《性理全書》、《五子近思錄》、《唱道真言真詮》諸丹經”②。在同治、光緒間，他除了出資鐫刻刊印道教典籍外，還編輯了一些宣揚因果報應、神仙俠客等迷信說教的小冊子，如《陶齋志果》、《富貴源頭》、《劍俠傳》等。由于時代和經曆的不同，鄭觀應的思想並沒有重蹈其父舊轍，而帶有了更多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憂國憂民之情。他在咸豐、同治間陸續寫成的《救時揭要》一書，就集中地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思想狀況。這部書主要包括反對外國侵略者販賣華工、禁止鴉片煙、救災恤貧、勸人行善和辦近代航運業等內容。作者以滿腔憤慨揭露了當時社會的一些腐敗現象，描繪出鴉片泛濫、江河水決、哀鴻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慘情景。他尤其憤恨的是外國侵略者竟然明目張膽地“拐販華人過洋為奴，..被騙出洋而死于難者，每年以千百計”，幸存者亦“賤同螻蟻，命若草菅”③。他質問當道：對這件大失“中朝之體統”之事，“各國禁之于先，而中土不聞禁之于後，抑獨何欽？”①在《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一章，他提出發展近代航運業的主張。針對官辦造船企業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為商造”。因為企業由商人自辦，“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只有這樣，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②。這是他最初提出的學習西方的思想主張。
鄭觀應在這本書中提出的解救社會積弊的主張還是陳舊的。他把社會治亂興衰歸結于人心的善惡，“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據此，他主張救世之法，惟有勸人“一心向善，積現前莫大之功”③。這些觀點還沒有擺脫勸善積德、善惡報應的說教。
在以後的幾年中，鄭觀應的思想不斷發生著變化，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改良主張。成書于同治、光緒間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
《易言》基本上揚棄了《救時揭要》中善惡有報的消積因素，貫穿著改革變法、學習西方的積極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變今之俗，宜覽往古，法自然，諏遠情，師長技，攻其所短，而奪其所恃。”④這正是《易①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船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641 頁。① 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鄭觀應集》下冊，第604 頁。② 鄭觀應：《上通明教主權聖陳抱一祖師表文》，《鄭觀應集》下冊，第100 頁。③ 鄭觀應：《重刊慧命經序》，《鄭觀應集》下冊，第30 頁。
① 鄭觀應：《救時揭要·澳門豬仔論》，《鄭觀應集》上冊，第6 頁。
② 鄭觀應：《救時揭要·論禁止販人為奴》，《鄭觀應集》上冊，第13 頁。③ 鄭觀應：《救時揭要·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鄭觀應集》上冊，第55 頁。④ 鄭觀應：《救時揭要序》，《鄭觀應集》上冊，第4 頁。
言》一書寫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充滿著對西方列強侵略罪行的譴責。鄭觀應認為，在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中國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為先”①。他說的“自強”與洋務派片面發展軍事工業的“自強”不同，重點強調發展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他指出：“歐洲各邦皆以通商為大經，以制造為本務。蓋納稅于貨，而寓兵于商也。”②在該書的《論商務》、《論開礦》、《論火車》、《論電報》、《論機器》、《論船政》等篇中，他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和具體辦法，積極主張近代企業由商民自辦，認為中國商政不興，主要在于政府官員的巧取豪奪和官場腐敗積習的干擾。一旦企業歸商民自辦，“彼將視為身心性命之圖，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虛費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膽地提出設議院的主張，批評封建專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唯在上之人權衡自秉”，上下“情誼相隔”，不如西方議院制度優越。他把西方議院制度比附為士大夫所向往的堯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國能夠“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實現“長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書後，鄭觀應即將手稿郵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韜。王韜閱後贊歎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華印務總局刊印發行。後來，《易言》還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在這些國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① 鄭觀應：《易言自序》，《鄭觀應集》上冊，第63 頁。
② 鄭觀應：《易言自序》，《鄭觀應集》上冊，第63 頁。
③ 鄭觀應：《易言·論商務》，《鄭觀應集》上冊，第92 頁。
④ 鄭觀應：《易言·論船政》，《鄭觀應集》上冊，第92 頁。
第三節任職輪船招商局。
為抗法戰爭作貢獻光緒初年，鄭觀應在清廷開辦的企業中兼職。光緒四年（1878）和光緒六年（1880），他兩次襄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光緒七年總辦上海電報分局，光緒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鴻章委任，就職輪船招商局幫辦，正式脫離太古輪船公司。鄭觀應辭去待遇優厚的買辦職務而投身于創辦伊始的中國近代企業，主要出自振興民族經濟、挽回國家權利的考慮。
鄭觀應初到輪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該局處于困難時期。當時具有10 年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擠傾軋，內受官場積弊侵蝕，連年虧耗，難以維持。李鴻章不得不下令整頓。鄭觀應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後，擬訂了救弊大綱16 條，包括用人宜賢、合理調度、減少消耗、加快船運周轉、賞罰分明、禁止工作人員舞弊等措施。與此同時，他偕唐廷樞于光緒九年與怡和、太古簽訂為期6 年的齊價合同。這一合同雖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協，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傾軋的作用。經過上述整頓，招商局業務頗有起色，出現了“股票價大漲”⑤的局面。因此，鄭觀應被擢為該局總辦。
光緒十年二月（1884 年3 月），鄭觀應被督辦粵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奏調赴粵，會辦湘軍營務處。在中法戰爭期間，他多次給醇親王奕譞、兩廣總督張樹聲、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及彭玉麟上書言戰。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貢、暹羅（今泰國）偵探敵情”①。鄭觀應此行曆時64 日，往返水路行程兩萬余里，曆盡艱辛，為抗法戰爭作出了積極貢獻。同年秋，他被劄委辦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輪船運送軍隊糧餉，接濟沿海和台灣的抗法將士。⑤ 鄭觀應：《易言·論議政》，《鄭觀應集》上冊，第103 頁。
① 鄭觀應：《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為招商局與怡和太古訂立合同》，《鄭觀應集》下冊，第790 頁。第四節擴編《易言》為《盛世危言》鄭觀應從廣州抵達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機器織布局虧欠事件的糾纏，他便辭去各項差委，歸鄉閑居。在鄉居期間，他從事撰述，擴編《易言》，于光緒十八年（1892）成書，定名為《盛世危言》。他不斷根據變化的形勢，對此書一再增補。《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經鄭觀應手訂的版本有光緒二十年5 卷本、二十一年14 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圖強禦侮”為宗旨。鄭觀應認為，中國若與強敵相處，自己必須要有力量，“所謂勢均力敵，而後和約可恃，私約可訂，公法可言”。而要強盛就必須變法，“非變法不能富強，非富強不能合縱連橫”①。他的改革主張就是緊緊圍繞著這一宗旨而展開的。他提出的主張概括起來是：經濟上開展“商戰”，軍事上練兵造械，政治上設立議院，文化上推廣西學。其中開展“商戰”和設立議院是其主要內容。
所謂“商戰”，就是采用西方國家的先進經濟技術，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抵制列強的經濟侵略，維護中國的民族經濟。鄭觀應認為，實行“商戰”的首要前提是改變中國傳統的“重本抑末”經濟政策，建立保障工商業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國傳統的思想，視工商為牟利之賤業，“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②鄭觀應很重視發展近代機器工業。他說：“論商務之原，以制造為急；而制造之法，以機器為先。”並從爭取民族獨立的角度強調發展機器工業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沒有自己的機器工業，機器一旦損壞，仍然依靠洋人，“設洋人不肯修理，則有機器如無機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這樣一來，“商戰”就成了一句空話。他主張中國宜專設機器制造廠，先仿造各種機器，使“中國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鄭觀應看到，西方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達，“皆導其源于汽學、光學、化學、電學”②。日本近代工商業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講求格致、制造、機器、種植、礦務諸學”③。因此，他極力主張改革中國的傳統教育，推廣西學。他對八股制藝深惡痛絕，認為“時文不廢，則實學不興；西學不重，則奇才不出”④，建議改變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內容，鼓勵士人學習西學，掌握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
在政治上，鄭觀應對學習西方政治制度，實行議院制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願望。他明確表示：“君主者權偏于上，民主者權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⑤唯有這種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權臣“施其虐”、“擅其權”，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據中國的實情提出了具體建立議院制度的方案：① 鄭觀應：《南游日記》自序，《鄭觀應集》上冊，第941 頁。
② 鄭觀應：《盛世危言·邊防六》，《鄭觀應集》上冊，第801 頁。
①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鄭觀應集》上冊，第609 頁。
②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五》，《鄭觀應集》上冊，第626、627 頁。③ 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鄭觀應集》上冊，第274 頁。
④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鄭觀應集》上冊，第609 頁。
⑤ 同上書，第280 頁。
“本中國鄉舉里選之制，參泰西投匭公舉之法，以遴議員之才望，複于各省多設報館，以昭議院之是非。”①認為實行這一辦法的結果，將使中國轉弱為強。
然而，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在鄭觀應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缺陷。鄭觀應雖然提出社會改革的主張，但是，他並沒有新的理論武器去批判封建傳統思想和論證自己的主張，所依據的理論還是儒學的道器觀、變易思想和曆史循環論。他說：“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嘗論法可變而道不可變。”②他所說的“道”是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列聖相傳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續幾千年之久的封建傳統思想體系。這些是不能改變的，要變更的只是具體的“治法”和“器用”。盡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產生了積極影響。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戊戌維新運動興起，《盛世危言》受到維新志士的歡迎。蔡元培稱贊其“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④。梁啟超把它列入《西學書目表》，向社會大力推薦。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書”⑤。《盛世危言》還直接影響到統治階級的上層，禮部尚書孫家鼐、安徽巡撫鄧華熙都把它推薦給傾向變法的光緒帝。光緒帝對該書作了硃批，發到總理衙門，印了2000部，分給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響很深遠，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就受過它的啟發。他回憶說：“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盛世危言》激起我恢複學業的願望”①。
① 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下》，《鄭觀應集》上冊，第316 頁。
② 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鄭觀應集》上冊，第313 頁。
③ 鄭觀應：《答潘蘭史微君論讀經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50 頁。④ 鄭觀應：《盛世危言·道器》，《鄭觀應集》上冊，第242 頁。
⑤ 蔡元培：《雜記》手稿，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8 頁。① 柏文蔚：《五十年經曆》，《近代史資料》1979 年第2 期。
第五節再度任職企業與信仙求道光緒十七年（1891），鄭觀應重被起用，出任開平煤礦粵局總辦。次年，清廷為了扭轉招商局在與怡和、太古洋行航運競爭中所處的劣勢地位，再次請他入局，就任幫辦。鄭觀應入局後，對招商局內部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進了經營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與外國船商競爭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上書當道，進獻應敵之策，並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日軍情報，揭穿敵人“虛聲恫喝之詞”②。
鄭觀應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懷的舉薦。因此，他對盛氏深懷厚誼。光緒二十二年（1896），盛宣懷准備接辦連年虧損的漢陽鐵廠，鄭觀應鼎力相助，並兼任該廠總辦，竭盡全力地經營操勞。從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後擔任過粵漢鐵路總董、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上海醫局總董等職。
鄭觀應對戊戌維新運動給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紹康有為謁見王韜，與維新派發生聯系。以後，他與康廣仁、經元善等人創辦上海《自強報》。戊戌政變後，他對罹難的維新志士表示同情，稱贊他們有“救國之心”③，資助和掩護被清廷緝拿的有關人員。不過，他的支持僅此而已，卻始終沒有成為戊戌維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對康、梁等人的變法理論和政治活動並不完全贊成，認為他們的作法“事速則不達，恐于大局有損無益”。第二：畏懼封建頑固勢力的強大，擔心“改革甚難有效”①。再加上他與洋務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聯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維新運動之外。
光緒二十九年，鄭觀應被廣西巡撫王之春奏調劄委統領三江緝捕，後又代理左江道篆兼辦左江營務處，參與鎮壓當地的會黨起義。不久，王之春被革職，鄭觀應辭官回粵。同年六月，鄭觀應被盛宣懷劄委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光緒三十一年（1905），廣東設立商務總會，他擔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東、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廢除向美國借款修築粵漢鐵路合同，收回利權，掀起了粵漢鐵路風潮。鄭觀應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國侵害中國主權，迫害華民的罪行，一方面參與交涉事宜，表現出愛國熱情。
粵漢路權收回後，繼續由湘、鄂、粵三省分別出資築造，但在籌款的問題上遇到了麻煩。署理兩廣總督岑春煊主張派捐加稅，受到紳商們的抵制，籌款工作一時陷于僵局。擔任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的鄭觀應及時提出用印發小股票的辦法來征集民資，得到采納。這項建議實行的結果，民眾購買踴躍，“數月之間，集股八百余萬元”②，大大超過原擬招股四百萬元的額數，而且股票隨即上漲。正當他要大顯一番身手的時候，發生了粵路風潮。有人羅織罪狀對他進行攻擊，新任兩廣總督周馥也施加壓力，迫使他不②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11 頁。③ 鄭觀應：《上兩江總督列論中日戰務書》，《鄭觀應集》下冊，第486 頁。① 鄭觀應：《致何君穗田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66 頁。
② 鄭觀應：《致經君蓮珊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65 頁。
得不辭職，歸居澳門。
在澳門居住期間，鄭觀應主要從事《盛世危言後編》的編輯整理。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被粵商會舉為總商會協理兼工藝院、保險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輪船招商局。當時，招商局已被袁世凱把持多年。但在光緒帝、慈禧太後死後，袁世凱遭到罷黜，盛宣懷便乘機利用商股的不滿情緒，企圖將招商局重新奪回自己手中。鄭觀應入局後，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這場爭奪。在盛宣懷的支持下，鄭觀應等人設股東維持會，成立董事會，力爭招商局歸“商辦”。鄭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為爭取招商局商辦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請注冊。經過激烈的爭議，終于被批准注冊商辦。宣統二年十月（1910 年11 月），他被委為廈門招商局總辦，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職事稽查的會辦，維持著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幾年，鄭觀應仍然保持著改良的政治立場，對清廷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很感興趣，積極參與了資產階級立憲派掀起的國會請願運動。光緒三十四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預備立憲”，預備期為9 年。鄭觀應不以為然，要求速開國會，縮短“預備立憲”期。宣統二年，他給攝政王載灃上書，批評清廷的拖延態度，陳述了“銳行憲政，速開議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說：“若不及早立憲，效法強鄰，尚自因循粉飾，必致內亂，四面楚歌，悔之無及！”①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資產階級開放政權，爭得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又要抵制革命的發展，維護清朝的存在。
宣統三年八月（1911 年10 月），武昌起義爆發。巡察長江各埠分局的鄭觀應當時正在重慶鄉間避亂。十一月（1912 年1 月），他返回上海，支撐招商局的局面。1913 年5 月，招商局在上海張園開股東常會，他當選為董事。1914 年，他因年邁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辭呈，並于冬月寫好遺囑，准備修身靜養，安度晚年。晚年的鄭觀應對教育事業傾注了很大熱情，曾長期擔任招商局公學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務中學的名譽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眾望，1919 年6 月招商局股東常會改選董事時，他仍繼續當選。
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篡奪了革命勝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共和國名存實亡。嚴酷的社會現實，使鄭觀應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為了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求仙信道。他聲稱“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諸過眼之浮云矣”①，表示今後“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國之道，均不敢再談，當學金人之三緘其口，敬謝親友，覓地潛修”②。鄭觀應不再從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靈，“由仙佛法力，懾服亂世魔王，消滅各種火器，務使五大洲生民安居樂業”①。
1922 年5 月，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與世長辭，終年81 歲②。第二年，他的靈柩移葬于澳門。他的著作除了《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後編》外，還有《南游日記》、《西行日記》、《羅① 鄭觀應：《致九善堂總商會請粵路董事會開股東大會時提議》，《鄭觀應集》下冊，第765 頁。① 鄭觀應：《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87 頁。② 鄭觀應：《致萬雯軒先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86 頁。
① 鄭觀應：《答張君弼士並錄寄香港張君潤生、星加坡何君善園》，《鄭觀應集》下冊，第73 頁。② 鄭觀應：《上通明教主權聖陳抱一祖師表文》，《鄭觀應集》下冊，第101 頁。浮偫鶴山人詩草》等多種。
第十五章康有為第一節勤學與苦悶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戊戌政變後，易號更生；張勳複辟覆敗，又號更甡；晚號天游化人。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 年3 月19日）生于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贊修，官連州訓導；父達初，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國器，護理廣西巡撫，參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康有為5 歲“能誦唐詩數百首”。6 歲，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11 歲，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攻讀經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為再應童子試不售，致力于考試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光緒二年（1876），他應鄉試不售，從朱次琦（九江）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是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于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以聖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曆史的著作，于是“議論宏起”。
光緒四年（1878），繼續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于群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①。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的文化學術發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專講道家、佛學之書，“養神明，棄渣滓”。剛好在北京任職的張鼎華（延秋）偕四五人來游西樵山，使康有為接觸到當時正在醞釀的改良主義思潮。不久，康有為“薄游香港”，親眼看到英國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統治秩序，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從此，開始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曆程。
③ 鄭觀應的卒年說法不一，這里從夏東元《鄭觀應傳》說。
① 《康南海自編年譜》“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歲”。
第二節“參中西之新理”
光緒八年（1882），康有為赴順天鄉試，“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
光緒九年（1883），“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創《不裹足會草例》，規定入會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複放的，“賀而表彰”。
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兩廣受到侵擾。康有為“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為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①。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
光緒十一年（1885），從事算學，撰《人類公理》，後來又編“內外篇”。康有為自稱是“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無人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窮察後來”的作品。《人類公理》未見手稿，“公理書”的修訂稿《實理公法全書》①和《內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實理公法全書》的《凡例》中說：“凡天下之大，不外義理、制度兩端。義理者何？曰實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實理明則公法定，間有不能定者，則以有益人道者為斷，然二者均合眾人之見定之。”他以為幾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實”，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無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較虛”，本來沒有“定則”，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為公法而已”。什麼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為以為人類平等是“幾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認為現實不合幾何公理，如“人不盡有自主之權”，如“君主威權無限”等，認為“實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來平等”的。
這種“平等”思想，在康有為《自編年譜》和《康子內外篇》中也有反映。他這時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學說外，還滲透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康有為“公理書”、“內外篇”的醞釀和撰述，象征著一個封建知識分子走向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曆程。他憂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種“大同境界”。① 《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四年戊寅，二十一歲”。
① 《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年甲申，二十七歲”，又康有為有《顯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第三節從崇古文經學到尊今文經學光緒十二年（1886），撰《教學通議》，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只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為認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經書中的典章，是“周公經綸之跡”，“周公以天位而制禮，故范圍百世”。他“熔鑄一時”，“以時王為法”，從而“制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遏越前載，人自無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使“教學大備”、“官師咸修”②的。
《周禮》是古文經典，周公是古文經學崇拜的對象，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時王為法”，頒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觀聽”。
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鑒于中法戰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境，民族危機嚴重，趁赴京應試的機會，于十月初八日（12 月10日）上書變法，這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議。他痛言帝國主義的侵逼，指責頑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評洋務派的“洋差、洋務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但這次上書為頑固派所阻，光緒帝沒有看到。康有為且備受頑固守舊分子的嘲笑和攻擊。這使他認識到找尋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緒十五年（1889）秋，康有為離開北京，年底，回到廣州。次年春，移居徽州會館。這時，他晤見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經學家。今文經學是講究“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的。康有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書不達，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啟示，覺察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如今文經學的“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渡”，但“與其布施于將來，不如布施于現在”①。這樣，他便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論政，由以往的崇《周禮》、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將今文“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將今文“三世”說推演為“亂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統，“愈改而愈進也”。還寫了《毛詩偽證》、《周禮偽證》、《說文偽證》、《爾雅偽證》等攻擊古文經傳之書。
光緒十六年（1890），移居廣州云衢書屋，在學海堂肄業的高材生陳千秋聽到康有為的聲名，前往謁見，大為欽仰。是年秋，陳千秋告訴梁啟超，康有為的學說“乃為吾與子所未見，吾與子今得師矣”。梁啟超隨同往見，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梁啟超感到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對康有為極② 《實理公法全書》和《康子內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處。1947 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制成顯微膠卷，後美國加州大學劉廣京教授將該片影印本複制贈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內外篇》共15 篇，內9 篇曾在《清議報》發表，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予輯入。
① 分見《教學通議》中《六經》、《從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會藏。為佩服，“自是決意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①。① 梁啟超：《康有為傳》第三章《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第四節長興講學，撰《偽經考》、《改制考》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徇陳千秋、梁啟超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①，“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②。次年，“移講堂于廣州衛邊街鄺氏祠。十九年（1893），仍講學于衛邊街。冬，遷草堂于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已有100 多個學生了。
康有為在長興講學時，“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主張治學要“逆乎常緯”，反對“積習”。在“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之外，增加“經世之學”，以“通變宜民”。認為孔子“因時立教”，“天下道術至眾”，而應“以孔子為折衷”。後來，還到廣西桂林講學，鼓吹孔子改制。這幾年中，他在弟子的幫助下，刊行了《新學偽經考》，並從事《孔子改制考》的編纂准備。
《新學偽經考》大旨謂：東漢以來的經學，多出劉歆偽造，“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于鄭玄”，所以叫做“偽經”；劉歆“飾經佐篡，身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所以叫做“新學”。“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③。這種“逆乎常緯”的反抗，予漢學、宋學以根本的打擊，予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傳統思想以大膽的掃蕩，它在學術意義上是推翻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義上是打擊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准備了理論條件。《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編括，選徒助纂”，始于光緒十七年，而正式出書則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認為孔子以前的曆史，是孔子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傳作品，都是茫昧無稽。中國曆史，從秦、漢以來才可考信。周末諸子紛紛起來創立教義，企圖憑自己的理想來建立自己認為最好的社會制度，並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為古代曾經實施，借以爭取人們的信仰。孔子創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創造的堯、舜、文、武的政教禮法，作六經以為“托古改制”的根據。經過諸子爭教，儒墨“顯學”，從戰國曆秦到漢，孔子成為全國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傳》、《王制》、《禮運》、《論語》以及其他各經各子，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把孔子裝扮成為“托古改制”者，成為變法改制的張本。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在戊戌時期兩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專著”，而是沖擊封建勢力提出改制變法的理論著作。它是披著經學外衣，把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措施，掛上孔聖人的招牌，拿孔子來對抗孔子，以減輕非聖無法的壓力，從而為變法維新創造條件的著作。① 梁啟超：《三十自述》。
② 梁啟超：《三十自述》。
③ 《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七年辛卯，三十四歲”。
第五節發動“公車上書”，組織強學會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又一次慘敗；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 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 月2 日）聯名請願，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著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戶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築鐵路，收我利權；三、制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並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康有為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 月29 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
接著，他又上《第四書》，再次籲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並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
康有為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于同志”，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開會不可”。于是先辦《萬國公報》，于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 年8 月17 日）創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並于十月初（11 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啟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銳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為改良派與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 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後每加附注，論說不多。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 年1 月20日），後黨禦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准議論時政，不准臧否人物，這樣，“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
康有為在北京發起籌組強學會後，于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 月17 日）出京，至南京游說張之洞，在南北之彙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才、扶“聖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 年1 月12 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第六節推進戊戌變法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艦隊駛入旅順灣，強租旅大，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日深。康有為趕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書光緒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提出亡國危險的嚴重警告說：如果現在再不變法強國，“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還提出國事付國會議行，並請頒行憲法。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1 月24 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延康有為于總理衙門，“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康有為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思想與李鴻章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講述了變法的具體措施。旋又上書統籌全局，說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維新的道路，認為明治維新的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設待詔所以征賢才；三曰開制度局于宮中。制度局下分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游曆、社會、武備等十二局，分別推行各項新政。
康有為“既上書求變法于上，複思開會振士氣于下”，結合各省旅京人士紛紛倡設學會，“以續強學會之舊”。于是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關學會先後成立。此時需“成一大會，以伸國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 月17 日）開會，擬定《章程》三十條，主要內容是：一、“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二、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聖教之不失”；三、講求變法、外交、經濟，以協助政府治理國家。規定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略具政黨規模。共集會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發憤救亡，推動維新。接著，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慫恿浙江舉人孫灝出面攻擊，說康有為是“厚聚黨徒”，“辯言亂政”，“形同叛逆”。禦史潘慶瀾也上疏彈劾，說康有為“聚眾不道”。禦史黃桂鋆參劾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認為是“乘機煽惑，糾合不第舉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紛紛立會，恐會匪聞風而起，其患不可勝言”，要求嚴禁。這樣，保國會雖未封閉，然已形存實散，但它“合群結社”，表達了禦侮圖存的愛國意願，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運動和“詔定國是”的實現。
這時，康有為又上《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又代楊深秀擬《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代宋伯魯擬《請講明國是正定方針折》。光緒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于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11 日），下“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並于二十八日（16 日）召見了他。此後，康有為迭上奏折，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制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淫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的發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啟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斗爭異常尖銳，例如廢八股疏上，後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為如仇敵，說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①；還有人嚴參康有為，說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言官，把持國是”①。康有為和禦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後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只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後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後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後發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並明諭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 月20 日），康有為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後再出“訓政”，政變發生。①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序目》，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1981 年8 月版，第92—93 頁。① 許應骙奏，《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 年版，總第4100—4101 頁。第七節流亡海外，創設保皇會九月初十日（10 月24 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後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
接著，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後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准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③。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後“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②；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篤麿，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③。
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系，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孫中山複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複辯論至3 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複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緒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 月3 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為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溫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說：“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①。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 月20 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為主”，准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後、榮祿、剛毅一伙頑固勢力為宗旨。同年，② 文悌嚴參康有為折，《光緒朝東華錄》，總第4116—4121 頁。
③ 《新聞報》，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參見湯志鈞撰《關于光緒“密詔”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4 期。
① 康有為：《謝奉到衣帶密詔折》。
② 梁啟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書》，《伊藤博文關系文書》“外國人書簡”八，日本塙書房版，第413—414頁。
③ 康有為、犬養毅筆談記錄，共二版，日本岡山縣木堂紀念館藏。
④ 《近衛篤麿日記》第2 卷，日本鹿島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 頁。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後孫康二派之關系》。
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聖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系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系起來，“救聖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康有為由香港抵達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國政府保護。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②，“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③，說是光緒帝複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④，醞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② 康有為：《在烏威士晚士打演說》，《清議報》第十七——十八冊，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羅裕才筆記，見《康有為政論集》，第407 頁。
③ 康有為：《致各埠保皇會公函》，《康有為政論集》，第414 頁。
④ 康有為：《上粵督李鴻章書》二，《知新報》第126 冊，光緒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八節反對民主革命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于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于光緒皇帝一人”，處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①。
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光緒二十八年（1902），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啟超等“搖于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複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舍身救民之聖主，去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于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黨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②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應該進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後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曆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過去，他以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通過變法維新，就可逐漸達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現在卻以二千多年的中國是“亂世”，而以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為“升平世”（小康）。“亂世”的中國，要經過“公議立憲”，才能符合世界潮流，進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級”，必需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如仍“據亂”則“大亂生”；① 康有為：《托英公使交李鴻章代遞折》，《知新報》第133 冊。
② 章太炎：《正仇滿論》，《國民報》第4 期，1901 年8 月10 日出版。“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①。以喻中國只可實現“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實現君主立憲，“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①。
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著，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②。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為則漫游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① 康有為：《與李福基等書》，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① 康有為：《大同書》，中華書局1958 年版，第73 頁。
②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書》，《政論集》，第476 頁。第九節成立帝國憲政會，開展立憲運動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為自加拿大南游美國。秋，赴歐洲，旋回美國，撰《物質救國論》，以為“中國之病弱”，在于“不知講物質之學”。這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9月1 日）頒布“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游的康有為大喜過望，九月四日（10月21 日），發出《布告百七十余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謂：“仆審內外，度形勢，以為中國只可君主立憲，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則內訌紛爭，而促外國之瓜分矣。”“今者舉國同心，咸言憲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決行于上。頃七月十三日明諭，有准備行憲政之大號，以掃除中國四千年之粃政焉。”說是“今上不危，無待于保”，准備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布舊保皇會“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說什麼“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③，希望重溫立憲之夢。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 年3 月23 日），保皇黨人在紐約召開大會，康有為自歐洲趕來，“議行君主立憲”，正式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鑒于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于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並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本義，凡本會會眾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亂而啟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①帝國憲政會成立後，康有為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啟超等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立憲分子聯系，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願書，“乞立開國會而行憲法”。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于下月頒布《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憲法大綱》頒布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康有為又說帝國憲政會“本以保皇為事，忠義昭著”，“應發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後也卒，誰是賊呢？“查大行皇帝之喪，實由賊臣袁世凱買醫毒弑所致”，于是“簽名上書監國公，請殺賊以報先帝之仇”②。
宣統二年（1910），康有為用帝國憲政會名義草書請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三年開國會”①。這時，保皇會與國內的國會請願會聯系頻繁，擬于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一黨，向清民政部申請注冊，說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②。
宣統三年（1911），清廷嚴制國會請願。四月，組織皇族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康有為對奕劻並不信任，一些保皇會員在海外制造輿論，③ 《孫中山全集》第1 冊，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230—232 頁。
① 民意：《希望滿洲立憲者之翻案》，《民報》第13 號。
② 《帝國憲政會大集議員會議序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① 康有為：《光緒帝上賓討賊哀啟》，《戊戌變法》第1 冊，第433—434 頁。② 康有為：《代美國憲政會請開國會書》，宣統二年。
散布揭貼，說是“今舉中國之敗壞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阻撓立憲，阻撓國會，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開國會，則為舉國公敵，為賣國大賊”③。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後移居須磨。八月，武昌起義。康有為聽到消息，“憂心如焚”，仍持“革黨必無成”之說，想“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還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說：“人知革之無成，士大夫皆思吾黨而歸心”，“他日國會開時，吾黨終為一大政黨，革黨亦自知無人才，不能為治也”④。③ 《民政部准帝國統一黨注冊論》。
④ 《奕劻賣國揭貼》，宣統三年。
第十節鼓吹尊孔，擁護溥儀複辟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結束，康有為已無皇可保了，但他仍戀棧舊制，眷念君主，是年冬發表《共和政體論》，說“專制君主以君主為主體，而專制為從體；立憲君主以立憲為主體，而君主為從體；虛君共和，以共和為主體，而虛君為從體。故立憲猶可無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說：“中國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廢之，甚非策也。況議長之共和，易啟黨爭，而不宜于大國者如彼；總統之共和，以兵爭總統而死國民過半之害如此。今有虛君之共和政體，當突出于英、比與加拿大、澳洲之上，盡有共和之利，而無其爭亂之弊，豈非最法良意美者乎？”①混淆民主制與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徹底的民主制度為最壞，越不徹底、封建殘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並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想掛一個“共和”的招牌，恢複清朝的統治。
此後，發表《救亡論》和《中華救國論》②，妄說：“共和政體不能行于中國”，“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國”，而“滿族亦祖黃帝”，還應由清朝複辟。
1913 年，以母喪歸。在國外15 年，至此歸國。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為反動政權的點綴。康有為沒有答應，這是為了記住袁世凱出賣戊戌變法的舊恨，反對袁世凱乘著革命危機逼垮了清朝。葬母畢，移居上海，辦《不忍》雜志，主張“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說是“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為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③戊戌變法前的孔子，在康有為的心目中是“維新”的孔子；這時的孔子，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了。
1916 年3 月，電請袁世凱退位。6 月，袁世凱死，康有為電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國會”①，又請“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複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占”②。
1917 年，張勳擁護溥儀複辟，康有為于事先《擬複辟登極詔》，說是“民主政體只能攘亂，不能為治，不適于中國”③，並受弼德院副院長職。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康有為發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首謂“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賣國，以自刈其人民，斷絕其國命久矣”。繼稱“幸今學生發揚義憤，奉行天討，以正曹汝霖、陸宗輿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① 康有為：《致衷孟、慧儒書》，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跡。廣州中山圖書館藏。② 康有為：《共和政體論》，《康有為政論集》，第690—691 頁。
③ 《救亡論》撰于1911 年冬，發表于1912 年，《康有為政論集》，第652—678 頁；《中華救國論》撰于1912 年，載《不忍》第1 冊，《康有為政論集》，第691—731 頁。
① 康有為《孔教會序二》，載《不忍》第1 冊，《孔教會雜志》第1 卷第2 號，見《康有為政論集》，第740 頁。
② 《康有為政論集》，第945 頁。
③ 《致北京電》，《康有為政論集》，第957 頁。
快心”，“政府宜亟釋放被捕學生而誅賣國賊”④。
1922 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對聯省自治，認為“分裂則必爭而大亂，統一則必治而修明”①。11 月，杭州別墅一天園建成遷居。12 月，溥儀“大婚”，康有為在杭州“望闕叩賀”。溥儀賞以“禦書”，他又賦詩志慶。1923 年，游開封，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往還，又至陝西演講數次，夏曆年底返滬。
1924 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康有為電北京當局，說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游各地後返滬，辦天游書院。
1927 年2 月，赴天津祝溥儀壽。旋上《追述戊戌變法經過並向溥儀謝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願效墜露輕塵之報”②。3 月8 日（二月初五日），70 壽，溥儀“賜壽”。康有為有詩謝恩。18 日，赴青島。31 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為所寫論著，據《萬木草堂叢書》目錄所列，經部有《孔子改制考》、《偽經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論語注》、《孟子微》等19 種；史部有《時務芻言》、曆次上書、《戊戌奏稿》、《政見書》、《官制考》、《物質救國論》、《金主幣救國論》、《理財救國論》、《救亡論》、《共和政體論》、《中華救國論》、《共和平議》等64 種；子部有《大同書》、《諸天講》、《長興學記》、《桂學答問》等26 種；集部有文集、詩集等28 種，共137 種。
④ 見《康有為政論集》，第990 頁。
① 見《康有為政論集》，第1066—1067 頁。
② 康有為：《斥趙恒惕聯省自治電》，《康有為政論集》，第1076—1084 頁。第十六章梁啟超第一節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 年2 月23 日）。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都曾以士紳參預鄉政，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
梁啟超自四歲起居家就讀，跟祖父識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中，梁啟超不僅學到了不少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③，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這種帶有愛國情感和思想傾向的課外教育，對梁啟超有著重要影響。曆代傑出人物憂國憂民的風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識分子的出路越來越狹窄，只有通過科舉，由學入仕，才被視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機會很少。這就迫使許許多多的青年學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讀四書五經，作八股時文，希冀沿著科舉的階梯步步攀登，獲取功名利祿。梁啟超在少年時代，也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光緒八年（1882），梁啟超年僅10 歲，就去廣州應童子試，結果不中。兩年之後，再到廣州應試，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少年登第，這對梁家來說，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親期望兒子能學優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對他管教十分嚴格，而這時候的梁啟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間于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①，整天都在潛心鑽研八股文。
光緒十一年（1885），梁啟超進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前兩廣總督阮元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梁啟超在這里學習漢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漢學家注重考據，廣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使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形之下，格式、內容都有嚴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氣和枯燥無味了。在學海堂學習時期，梁啟超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①。
光緒十五年（1889），梁啟超在廣州參加鄉試中舉，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賞其才華，以親妹相許。這時候，展現在梁啟超前面的，是一條“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學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緒年間，中國正遭受著帝國主義的野蠻蹂躪。面對嚴峻的形勢，梁啟超逐漸拋棄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條充滿坎坷曲折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光緒十六年（1890）春，梁啟超赴京參加會試，不中。回來路過上海時，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譯的一些西書以及介紹世界地理情況的《瀛環志略》。這些書籍，開闊了梁啟超的視野，從此他便對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同年秋，梁啟超與陳千秋結交，並通過陳千秋認識了康有為。曾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康有為在當時名聲很大。梁啟超對他的獨到見解和大膽舉③ 《康有為政論集》，第1125 頁。
① 《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16 頁。
① 《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 頁。
動十分欽佩，以至“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②。與康有為結識，是梁啟超一生發展的重要轉折，從此以後，他退出學海堂，拋棄舊學，投入康門，並且接受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逐漸走上了改良維新的道路。
光緒十七年（1891），梁啟超、陳千秋等人請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里萬木草堂講學。康有為強調“逆乎常緯”，獨辟新路。其講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與傳統規矩不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對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並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學生除聽講外，“主要是靠自己讀書，寫筆記。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此外，學生每人還有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呈繳一次”，再由康有為一一批答①。這種新穎生動的教學方法和與時代要求、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教學內容，使習慣于讀經誦詩、死記硬背的梁啟超感到新奇而興奮。他勤奮學習，幾乎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在此期間，他還協助康有為編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樣的重要著作，成為康有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是梁啟超由書齋向社會跨出的重要一步。在萬木草堂的學習生涯中，梁啟超不僅了解了天下大勢和民族危難，立志為改良救國、振興中華而奮斗，而且由于廣泛涉獵中西書籍，大大地開拓了知識面，這為他今後在思想輿論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② 《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 頁。
①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1 頁。
第二節宣傳維新變法和君主立憲梁啟超最為自信並常常引以為自豪的，就是他激揚文字、馳騁輿論陣地的宣傳才能。從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啟超就與新聞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撰寫了大量的文章。特別是在維新運動時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擊封建專制統治，極力宣揚改良和變革，熱心介紹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輿論界的驕子。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啟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②。四月初八日（5 月2 日），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 余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①，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①。梁啟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煉，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眾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啟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啟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②梁啟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他還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把曆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③，呼籲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並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于文明耳。”①② 梁啟勳：《“萬本草堂”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25 輯。
① 《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 冊，神州國光社1953 年版，第130 頁。① 《鄙人對于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 頁。② 《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 冊，第133 頁。
③ 《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 頁。
① 《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 頁。
梁啟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複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②。由于梁啟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③。梁啟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干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啟超難與其爭，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啟超並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別是在批答學生劄記時，梁啟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布，“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于其間，其余皆民賊也”④。這些激昂的言辭，對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曆史洪流中去。事實上，梁啟超的不少學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鍔等，後來都參加了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通過這次戰爭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范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德國出兵侵占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啟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隨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于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隨康有為奔走呼號，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說，呼籲要使全國民眾“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啟超反複強調，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①。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啟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義》，大加獎勵”②，賞六品銜，並讓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嚴酷的現實已經證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國是走不通的。不推翻腐敗的清朝統治，不摧毀封建的專制制度，所謂救亡圖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譚嗣同等“六君子”的鮮血並未能使梁啟超醒悟過來。盡管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② 《與嚴又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 頁。
③ 《與熊純如書（三十九）》，王栻主編：《嚴複集》第3 冊，第648 頁。④ 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4。
① 《覺迷要錄》卷4。
② 《保國會演說辭》，《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 頁。
命人士往來密切，並試圖聯合立會，“擬推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後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啟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隨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他們公開提出“保皇”的口號，四處建立保皇組織。特別是梁啟超遵從師命來到檀香山後，以“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為幌子，積極擴大保皇會，以致當地許多興中會員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會，給革命運動造成了很大危害。
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啟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 年12 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他竭力宣揚“光緒聖德”，說什麼“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③盡管與此同時，梁啟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擊封建主義，宣傳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但是“改良”與“尊皇”，卻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國救民的靈丹妙藥。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推翻清朝統治政權的呼聲日益高漲，一批宣傳愛國思想、號召救亡圖存的刊物相繼創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為了與革命派爭奪輿論陣地，光緒二十八年一月（1902 年2 月），梁啟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與以前不同的是，梁啟超迫于形勢，已不得不放棄“保皇”口號，而代之以“新民”之說。他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①。此後，梁啟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當然，梁啟超把中國貧弱的原因歸咎于國民缺乏公德和知識，這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不過他所指出的中國國民性中的許多弱點，確實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因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文章，在體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夠用通暢易曉的語言，表達其思想內容，而且很有氣勢、富于感染力。當時成為一種新文體，以至于“學者競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頑固堅持改良立場，仇視和抵制民主革命，並且通過自己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攻擊革命。為了批駁改良派的謬論，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響，進一步推動革命運動的順利開展，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改良派作了堅決的斗爭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同盟會成立以後，雙方的論戰達到了高潮。
在這場激烈的論戰中，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鼓吹“開明專制”論。仍然強調中國國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他攻擊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統治是一種“複仇主義”，汙蔑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是為了“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類悉為我用”①。通過這場論戰，梁啟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圖以改良的君主立憲來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謂“開明專制”來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無遺。如果說，在維新時期，梁啟超還是作為時代的弄潮兒在曆史舞台上大顯身手的話，那麼此時他已經由于不能與時俱進而成為一個時代的落伍③ 《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28 頁。
① 李華興等編：《尊皇論一》，《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0 頁。① 《本報告白》，《新民叢報》創刊號。
者了。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愈趨尖銳。
清朝統治階級為了平息不斷高漲的反清浪潮，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博得帝國主義歡心，以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始推行“新政”；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憲政，並派五大臣前往歐、美、日本等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國後，密奏實行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先宣布立憲，“至于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①。光緒三十二年七月（1906 年9 月），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同時又強調，由于“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不能“操切從事”，而要“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②。實際上清廷根本沒有打算實行立憲，只不過是妄圖用“立憲”的招牌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
然而對于改良派來說，清廷的“預備立憲”卻是很有誘惑力的。因為他們不僅始終對清朝統治者抱有幻想，而且與國內的一些士大夫和資產階級上層代表人物也保持著一定的聯系，因此便企圖利用這個機會，來挽回自己的頹勢，阻止革命力量的發展。光緒三十三年（1907），康有為宣布將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九月，梁啟超也與蔣智由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他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寫道：“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擁護清廷“仿行憲政”的立場。梁啟超甚至還明確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③。但是，梁啟超的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廂情願。清廷所標榜的立憲，完全是為了迷惑民眾，混淆視聽，在行動上始終沒有什麼實際的表示。立憲派對此漸感不滿，各團體多次聯名上書，並開展請願活動。梁啟超控制的政聞社，也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致電憲政編查館，請定3 年內召開國會。他們哀懇陳詞，乞求清朝統治者賜予一些政治權力。清廷本來就對立憲派組織的請願活動心懷忌恨，伺機鎮壓，于是便藉口政聞社內有梁啟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聞社。這對梁啟超來說，無疑是一個意外而沉重的打擊，他極力挽救，但毫無效果，政聞社最後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這些沉痛的教訓，仍未能使梁啟超從希望清朝立憲的迷夢中清醒過來。溥儀即位後，梁啟超又上書攝政王載灃，為清廷實行立憲出謀獻策。他寫道：“今日中國之病，不在憲法之未頒，不在國會之未開，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敗壞。”“今日欲舉預備立憲之實，萬事皆枝葉，惟此養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實為本原”①，婉轉地表示了自己這個人才願為清廷實行立憲效力的心情。此後，梁啟超著力宣傳立憲政治，撰文介紹歐、美、日本各國憲政，說明君主立憲政體最適合于中國國情。但是，梁啟超的政治主張，畢竟是與清朝統治者的願望相抵觸的，他利用輿論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憲，企圖模仿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來治理中國；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則是以立憲為名，擴大皇權，強化封建專制，梁啟超的主張，自然不會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滅亡，梁啟超苦心設計的救國方案一直未被采納；他本人作為清廷①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 頁。
② 戴澤：《奏謂宣布立憲密折》，《辛亥革命》第4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28—29 頁。③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44 頁。①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 頁。
的“悖逆要犯”，也始終沒有得到赦免。
第三節民初政壇的風云人物戊戌以後，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大都是在海外進行的，與國內政界的聯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團體為中介。因此，盡管梁啟超憑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動輿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統治集團中卻始終沒有扮演過什麼顯赫的角色。隨著武裝起義的爆發，清廷被迫開放黨禁，這為梁啟超躋身政界提供了機會。
面對蓬勃開展的武裝斗爭和日益高漲的反封建浪潮，梁啟超不得不承認，“今後新中國之當采用共和政體，殆已成為多數之輿論”。但為阻止革命勢力的擴展，梁啟超與康有為又提出了“虛君共和”的主張，意欲使革命派與清廷實行妥協。他牽強附會地解釋說：在共和政體中，中國必須選擇“虛戴君主共和政體”，“此雖未敢稱為最良之政體，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①。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 年11 月16 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任梁啟超為法部次官。對此，梁啟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來，自己和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個關鍵人物，只要能夠聯合起來，那麼社會就會出現轉機。所謂“項城坐鎮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于中立，由中立而趨于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①。梁啟超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現，才便于控制輿論，影響國民。“若就此虛位，所能補于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複發言之余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②他對袁世凱的邀請推辭不就，而繼續堅持為鼓吹“虛君共和”奔走呼喊，實際上是在觀察形勢，等待時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結束了封建專制統治，但革命的勝利果實，卻為袁世凱所篡奪。1912 年2 月清帝退位，3 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法碼，似乎倒向了袁世凱一邊。為了博得袁世凱的信任，梁啟超對這位新的當權者大加吹捧，說什麼：“歐陽公有言：不動聲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謂矣。三月以前，舉國含生，汲汲顧影。自公之出，指揮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豈俟鯫生揄揚盛美者哉。今者率土歸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國家者，實僅發端，而國民所責望于我公者，益將嚴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時代既去，建設之大業方始，謠諑之集，當不如前，驅策之勞，略堪自貢，亦擬俟冰泮前後，一整歸鞭，盡效綿薄，以贊高深，想亦為大君子所不棄耶？”③這些言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啟超急于投靠袁世凱的心情。“虛君共和”的調子收起來了，與政府的關系也不“斷絕”了，梁啟超改而要為袁世凱政府效力了。
1912 年10 月，梁啟超結束了長達14 年的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由于他聲望很高，名聲在外，所以回國以後受到許多人的熱烈歡迎。他也決心利用這個機會做出一番事業來。
這時候的中國，剛剛經過了一場改朝換代的巨大變動，各派政治力量不① 《上攝政王書》，《梁啟超選集》，第549、550 頁。
① 《新中國建設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 頁。② 《致羅惇曧書》，《梁啟超選集》，第605 頁。
③ 《致羅惇曧書》，《梁啟超選集》，第605 頁。
斷分化，新的政黨相繼成立。主張實行議會政治的宋教仁，將同盟會與幾個小政黨合並在一起，組建了國民黨，以期擴大力量，參加競選，控制內閣。為了與國民黨對抗，梁啟超也積極活動合並政黨，他先是組建了民主黨，1913年5 月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並為進步黨，成為民初唯一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大黨。與此同時，梁啟超還辦報撰文，鼓吹集權，竭力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服務。特別是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後，梁啟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輿論工具，肆意詆毀革命黨人，反對革命運動。他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中，以先覺者的口吻說道：“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塗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消息其權限，使自專者無所得逞。”①他把革命斗爭說成是“暴民政治”，攻擊革命黨人是“亂暴派”，聲稱“暴民政治之禍，更甚于洪水猛獸”，並公開表示他要以“亂暴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②。梁啟超及其領導的進步黨，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搖旗吶喊，因而得到袁世凱的賞識。1913 年7 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9 月內閣組成，號稱“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
但是，袁世凱的真正目的，是要獨攬大權，做一個新的獨裁者，梁啟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願也不可能接受的。當袁世凱利用進步黨登上正式大總統的寶座之後，熊希齡的所謂“人才內閣”，對他來說就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礙事的了。1914 年1 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後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2 月，熊希齡內閣倒台。盡管袁世凱改任梁啟超為幣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啟超的興趣。12 月，他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以後，袁世凱又任命梁啟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啟超都推辭未就。
在此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他既不滿于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于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帝制自為的行徑，梁啟超是反對的。當日本政府迫脅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後，梁啟超在報刊上連續發表《中日最近交涉評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擊日本的擴張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國雖積弱已甚，而國民常自覺其國必能巋然立于大地，曆劫不磨，此殆成為一種信仰，深銘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①“若欲並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勸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啟超在指責袁世凱為一己私利而不惜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時，又不時為他作一些難以自圓其說的辯護。他說：“四月來之交涉，我政府盡瘁事國之誠，良不可誣；其應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誤。”①似乎袁世凱及其政府不僅沒有多大罪惡，而且還有很大的功勞。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複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國顧問相繼撰文，鼓吹中國應當實行帝制。受袁世凱控制的籌安會也宣告成立，公開打出了複辟帝制的旗幟。只是到這時候，梁啟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斗爭，梁啟超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615、618 頁。②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 頁。
① 《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 頁。① 《中日時局與鄙人言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 頁。恐為“牛後”，終于發出了討袁的檄文。8 月20 日，梁啟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猛烈抨擊袁世凱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謬論，強調當今中國決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②。文章義正辭嚴，犀利尖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與此同時，梁啟超又與蔡鍔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討袁。
12 月25 日，蔡鍔在云南組成討袁“護國軍”，隨即成立云南軍政府，與袁世凱進行軍事抗爭。為策應云南的起義，梁啟超于1915 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鍔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擬定計劃，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1916 年3 月，梁啟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起義。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以袁世凱辭職作為停戰的條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劃廣東獨立。4 月19 日，護國軍兩廣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啟超任都參謀。隨後，他又積極籌備組織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的聯合政府，以期擴大勢力，與北洋政府抗衡。5月6 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啟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布告、文電大都由梁啟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高舉反對複辟帝制的旗幟，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繼云南之後，貴州、廣西、廣東、陝西、浙江等省也相繼宣告獨立。一心想要黃袍加身的袁世凱，陷入了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護國運動打破了袁世凱複辟帝制的迷夢，結束了袁氏的反動專制統治，又一次顯示了時代車輪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梁啟超作為這次運動的核心人物，在發動、組織、宣傳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為護國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護國運動以後，梁啟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了。1916年6 月6 日，袁世凱病死。之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啟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將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複會，並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後，梁啟超便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沖突。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于7 月14 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複會以後的國會，議員主要由原進步黨和國民黨成員組成。隨著北洋軍閥內部矛盾的加深，國會也形成了兩派主要勢力。進步黨議員組成憲政研究會（通稱研究系），支持總理段祺瑞；國民黨議員組成憲政商榷會，依靠總統黎元洪。兩派力量互相對抗，矛盾重重。梁啟超是憲法研究會的領袖人物，他憑藉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地位，全力為段祺瑞張目。1917 年3 月，段、黎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沖突，梁啟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當參戰案被國會否決後，梁啟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議員辭職，以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在兩派互相傾軋的斗爭中，段祺瑞及梁啟超運用各種手腕，先借助張勳“辮子軍”趕走黎元洪，然後又反過來討伐張勳複② 《痛定罪言》，《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頁。
③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95 頁。
辟清室的罪行，最後，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為資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權。梁啟超和研究系，也因擁段有功而成為新內閣的重要成員，梁啟超還掛上了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這時候的梁啟超，可以說是志滿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卻再一次錯估了局勢，委身投靠腐敗透頂的北洋軍閥，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為的。梁啟超在任職期間，極力為段祺瑞擴充軍備、鞏固統治效勞，並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兩筆以損害民族利益為代價的借款。這些軍閥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遭到輿論界的嚴厲譴責。11 月15 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辭職，梁啟超也遞送了辭呈。從此以後，梁啟超就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轉而以主要的精力，來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了。
第四節多變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學術成就近代中國是一個風云激蕩、發展迅疾的時代。面對列強的侵略和欺凌，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許許多多的熱血之士都在進行努力的奮斗和艱苦的探索，尋求有效的救國方案。而隨著中西文化交流范圍的擴大，各種各樣的西方政治理論和思想學說也相繼傳入我國，這為那些先進的政治家、思想家構築自己的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可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之快，變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對自己剛剛提出的主張、見解還來不及細細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訂正了。多變的時代造成了多變的思想，梁啟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稱自己“保持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①。而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
梁啟超一生致力于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
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一步一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曆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①但是這種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干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 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征，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于技窮。
盡管梁啟超在不斷地變，然而曆史似乎在與他開著玩笑，無論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張怎樣變，時代潮流卻總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拋到後面。這當然不能說是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啟超的種種變化，歸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義的樊籬，改良、漸進，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點。而近代中國恰恰是一個呼喚革命、變化急遽的時代。因此，梁啟超的落伍，也就是難以避免的了。191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梁啟超的歐洲之行，長達1 年之久，先後到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德國諸國。在國外，梁啟超除游覽名勝古跡，了解風土人情外，還旁聽了英國國會會議，參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看到了戰① 《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六月三十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70 頁。①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3 頁。
爭給社會帶來的破壞和災難，聽到了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為爭權奪利而發出的吵鬧。1 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①“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①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啟超從一個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個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沖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回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複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啟超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傳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識廣博、學有專攻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是相當廣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其中尤以在曆史學和中國思想史方面的貢獻為多。梁啟超早年投身于政治運動，從歐洲回來之後，他雖然仍不能算作一個自甘寂寞、潛心書齋的學者，但確實是用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了。他的一些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歐游歸來之後寫成問世的。
梁啟超的學術研究和活動，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學術與政治的密切結合。在從維新運動至他辭去財政總長這一期間，梁啟超一直是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為一個宣傳家，他寫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許多論著，都是通過介紹國內外的曆史文化知識和社會政治制度，來闡發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同時，他的一些學術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對管子、王安石等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對中國民族關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討，就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明顯的政治目的。梁啟超積極參與、鼓動的“詩界革命”和“小說革命”，也不僅僅是文學史上關于文學體裁和作品風格的爭論，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②。可見其在文學領域所進行的“革命”，是與他的政治改良相輔相成的。即使梁啟超晚年所醉心的對佛學和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也是與他鼓吹要以東方文明來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張密切關聯的。
梁啟超學術的另一個特點是，大量運用西方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他所寫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等著作，用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學革命”的旗幟。他以進化論解釋曆史現象，套用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發展模式來研究清代學術。他以資產階級史學家的價值觀念，對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稱頌，而對專制制度和獨裁暴君則攻擊無遺。盡管梁啟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時為了現實斗爭的需要還不惜對事實進行牽強附會的引申和無① 《破壞主義》，《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25 頁。
①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7 頁。
② 同上書，第12 頁。
中生有的發揮，然而他畢竟是近代中國運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來比較全面地從事學術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梁啟超自稱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陳涉”①，事實上，在學術研究中，他也往往開一代之風氣。梁啟超的許多精辟分析和獨到見解，不僅給當時，而且也給後來的學者以重要的啟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碩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增添了絢麗的光彩。
梁啟超晚年曾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並在一些著名大學任教。除了著述和講學外，他還先後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務，為培養人才和發展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1929 年1 月29 日，梁啟超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終年57 歲。他的遺著，由友人林志鈞編成《飲冰室合集》，共148 卷，1000 余萬字。
①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 頁。
第十七章嚴複第一節棄科舉，習海軍嚴複，初名傳初，乳名體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名複，字幾道，晚年號癒壄老人，別號尊疑、尺盦、輔自然齋主人、觀我生室主人，別署天演宗哲學家，門人諡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後並入閩縣，稱為閩侯，今為福州市）人。祖父嚴秉符是一名醫生，父嚴振先繼承祖業。咸豐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 年12 月10 日），嚴複生于福州南台。咸豐九年（1859），“始就外傳”①，先後從師數人，中間曾從五叔父嚴厚甫（光緒年間舉人）受業就讀。同治二年（1863），嚴父聘請同邑黃少岩（昌彝）在家設立學館。黃是“閩之宿儒”①，治學以漢宋並重，平時嚴複跟他學儒家經典，閑時聽他講述宋元明儒學案，因而為學“明漢宋源委，聽指日異”②。越三年，黃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貢生）繼續設館。同治五年（1866），嚴複的父親病逝，學館中輟。由于生活困難，嚴複不得不放棄走科舉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嚴複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在後學堂學習駕駛。同治十年（1871），他從船政學堂畢業，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由于他實習認真，成績優秀，被選派去英國深造。
光緒三年二月（ 1877 年3 月），嚴複到英國後，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學習，後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GreenwichNaval College）。盡管嚴複是抱著學習海軍知識的目的來到英國的，然而到了英國之後，使他感興趣的不是西方軍事知識與技術，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文化思想。在英國期間，除了認真學習軍事學校規定的高等數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以及建築海軍炮堡諸學等自然科學和軍事技術外，他十分注意接觸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和閱讀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並曾去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早的法國游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學問同異”，探索中國富強之道，“窮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學習往往與其他中國留學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燾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輒至使館，與郭嵩燾論析中西學術和中國富強之道，並論及去英國法庭聽獄的收獲，說：“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①郭嵩燾聽了大為驚奇，“引為忘年交”②。
①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5 頁。
①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王栻主編：《嚴複集》第5 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1545 頁。② 林耀華：《嚴複社會思想》，《社會學界》第7 卷（1933 年6 月）。③ 王允皙：《侯官嚴先生行狀》，閔爾昌纂：《碑林補集》卷末，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印，線裝石印本。① 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嚴複集》第5 冊，第1541 頁。② 孟德斯鳩著、嚴複譯：《法意》上冊，商務印書館1981 年重印版，第224 頁。第二節走“變今”維新的道路光緒五年五月（1879 年6 月），嚴複以各科考試成績“屢列優等”畢業回國，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光緒六年（1880），李鴻章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或稱北洋水師學堂），嚴複被調任水師學堂的總教習（教務長）。光緒十五年（1889）升為會辦（副校長）。次年任總辦（校長）。嚴複出于愛國熱情，到天津水師學堂後，一心想把學校辦好，多培養人才，建設強大的海軍，使中國獨立富強起來。但官場的腐朽，使他感到辦理海軍教育無法施展政治抱負，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他在中法戰爭至甲午戰爭前10年間，曾捐監生，參加舉人考試，先後于光緒十一年（1885）、光緒十四年、光緒十五年、光緒十九年4 次參加鄉試，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嚴峻的現實，令嚴複清醒，他決然放棄追求個人前途的科舉仕途，走上了“變今”維新的道路。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評論曆史，針砭時事，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光緒二十二年，贊助梁啟超、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竭力鼓吹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西學”，以解救民族危機。在嚴複的一系列文章中，較重要的有《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四篇政論文。嚴複在這些政論文中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文化思想和社會政治觀點，猛烈地抨擊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倡資產階級民主，提倡新學，主張變法救亡。在《辟韓》中，他抨擊封建君主專制說：“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他還進一步揭露這伙“最能欺奪”的“大盜”，是“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③，有力地鞭撻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君權，揭露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罪惡。在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同時，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他說：君主不是天生的“聖人”，天然的統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①。只是由于人民終日從事耕、織、工、賈“相生相養”的事，才“擇其公且賢者”②，立之為君。君主既然是共舉出來的，也就有權廢除他。他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君主立憲制度。怎樣才能獲得民主？他認為“設議院于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③。這樣可以使“君與民皆有權”，君與民“共治”，國家就能獨立富強，民族危機就可以解救。他還抨擊科舉制度“牢籠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④，批評八股取士制度有“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三大害處，主張廢八股，倡西學。他認為中學“好古而忽今”，西學“力今以勝古”⑤。講西學之後，就可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③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複集》第5 冊，第1547 頁。
① 嚴複：《辟韓》，《嚴複集》第1 冊，第34—36 頁。
② 嚴複：《辟韓》，《嚴複集》第1 冊，第34—36 頁。
③ 嚴複：《辟韓》，《嚴複集》第1 冊，第34—36 頁。
④ 嚴複：《原強修訂稿》，《嚴複集》第1 冊，第32 頁。
⑤ 嚴複：《論世變之亟》，《嚴複集》第1 冊，第1—2頁。
亡，要富強，“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並且斷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大聲疾呼：“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尚因循，行將無及。”⑥嚴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來反對封建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在這一點上超過了康有為。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鮮明地把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同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對立起來，要求人們不要再走老路，必須改弦易轍，另走新路。這就從思想上武裝了進步的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使愛國救亡運動有了新的理論基礎。
嚴複除積極宣傳變法維新主張外，還積極參與創辦新式學校。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擔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館總辦，親擬課程，延聘教師。他主持的這所學校，成為我國最早的俄語學校。與此同時，他還協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專講泰西諸學”⑦，培養維新人才。
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急于選拔新政人才，貴州學政嚴修建議，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設特別進士科——經濟特科，作為選拔人才的途徑。凡是長于內政、外交、理財、軍事、科學、工程等人員，仿照博學鴻詞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薦考試。光緒帝接受了他的建議，並說：“俟咨送人數彙齊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請定期舉行特科。”嚴複先被順天府尹胡燏芬推薦參加考試，後由詹事府詹事王錫蕃直接向光緒帝推薦。王錫蕃在奏折中說：“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候選道嚴複，本船駕駛學生，出洋學習，于西國典章名理之學，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學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師情形，尤其所熟知專習，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閉戶寡合，其立品尤為高卓”，請“量才器使”①。光緒帝命嚴複來京覲見。
嚴複被光緒帝召見回寓後，將在當年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 月27 日至2 月4 日）《國聞報》連載的《擬上皇帝書》加以修繕，送呈光緒帝。《擬上皇帝書》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謀國救時之道”。他說：“今日之積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因而“謀國救時之道”，“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所以他主張未變法前先“治標”，變法後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標”三策、“治本”四策。“治標”三策是：（一）“聯各國之歡”；（二）“結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嚴複認為：“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遝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為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②至于“治本”四策，在《擬上皇帝書》中沒有具體說明，但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 年8 月23 日）《吳汝綸致嚴複書》中，可知其端倪。書中說：“所示四事，皆救時要政，國勢險夷，萬法坐敝，條舉件論，不可一二盡。又風俗不變，不惟滿漢畛域不能渾化，即鄉舉里選，亦難免賄賂請托、黨援傾軋之弊。而土著為吏，善則人地⑥ 嚴複：《論世變之亟》，《嚴複集》第1 冊，第1—2頁。
⑦ 嚴複：《救亡決論》，《嚴複集》第1 冊，第50 頁。
① 《通藝學堂章程》，鉛字排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② 王錫番：《奏保人才折》，《戊戌變法》第2 冊，第375 頁。
相習，不善則親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①同年三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保國會，號召人們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恥以振之，厲憤氣以張之②，以保國、保種、保教。嚴複于四月在《國聞報》上連續發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議》等論文，對保教予以批評。他說：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無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為功臣也”③。“孔子雖正，而支那民智未開，與此教不合。雖國家奉此以為國教，而庶民實未歸此教也。”①但是，嚴複的萬言書還未送到光緒帝面前，慈禧太後就發動了政變。
嚴複是當時著名的維新人物，政變時卻免受株連，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傳維新思想，不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再加上《國聞報》背後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後、榮祿懼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輕易對他下毒手。
① 嚴複：《擬上皇帝書》，《嚴複集》第1 冊，第63—77 頁。
② 《嚴複集》第5 冊，第1562—1563 頁。
③ 康有為：《保國會序》，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231 頁。① 嚴複：《有如三保》，《嚴複集》第1 冊，第82 頁。
第三節翻譯西書嚴複在積極鼓吹變法維新的同時，決心致力于翻譯著述，介紹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以“警世”。從光緒二十年（1894）開始，他先後翻譯了11 部外國著作，約170 多萬字，其中《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最為有名，人們通稱為嚴譯八大名著。
嚴複譯著多是用意譯。在譯述過程中，常常參照自己的見解，用夾譯夾議的方式，或者用按語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所以，他譯的書，不能看成一般的譯著，在很大程度上應視為他的著作。他對譯書要求很嚴，主張譯書要忠于原著，准確地表達原意，文字要清晰流暢優美。這三點要求，他概括為“信、達、雅”三原則②。他的翻譯，被譽為“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制。..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①，被稱為“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②，康有為稱頌他“譯才並世數嚴林”，把他與林紓並稱。
嚴複譯書是有所選擇的，既不同于洋務派偏重在天文、數學、機械、汽輪制造等科學技術，又不同于林紓主要在文學藝術，而著重在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方面，他又把重點放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經典著作上，尤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政治學等等。他認為只有從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國家強盛的真正命脈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過是“形下之粗跡”。他把譯書與尋找救國道路結合起來，翻譯《原富》是為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翻譯《名學》是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學的束縛，翻譯《法意》是為了反對君主專制主義，倡導君主立憲制度等。在這些譯著中，影響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論》。
《天演論》是嚴複根據英國生物家赫胥黎的論文集《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選譯的，原篇名叫《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複用文言文意譯了它的主要內容，並附加了自己的許多見解，于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 年12月）開始在《國聞報》上陸續發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論》的基本思想是闡述達爾文的進化觀點，認為生物不是自古不變，而是按“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發展變化的。所謂“物競”，就是生物之間“生存競爭”，優種戰勝劣種，強種戰勝弱種。所謂“天擇”，就是自然選擇，自然淘汰。就是說，生物的進化是在“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的過程中發展變化的。在嚴複看來，《天演論》最主要的意義在于“質力雜糅，相劑為變”③。他反複宣傳和強調這種“變”的觀點，並利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向中國人民敲起了祖國危亡的警鍾，大聲疾呼：要順應“天演”的規律，改革現狀，變法維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禍，否則，就會在“生存競爭”和“天然選擇”中，被“優勝劣敗之公列”所淘汰。嚴複以生物的“自然競爭”、“適者生存”來代替社會的階級斗爭，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但在當時的中國，即將被列強瓜分這一特殊曆史條件下，一方面號召學習西方，“與天爭勝”，② 嚴複：《保教余議》，《嚴複集》第1 冊，第85 頁。
① 〔英〕赫胥黎著，嚴複譯：《天演論·譯例言》，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② 吳汝綸：《答嚴幾道書》，《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一。
③ 吳汝綸：《天演論序》，《嚴複集》第5 冊，第1318 頁。
“自強保種”，對喚起人民的覺醒，振奮民族的精神，變法自強，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起了啟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擊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頑固分子，揭露了他們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確有振聾發聵之作用。所以，《天演論》一發表，震動全國，“風行海內”。它給處于“學問饑荒”環境中的思想界，輸送了新鮮的食糧，使人們禁錮的思想，為之一振。康有為讀到這部譯稿後，推崇嚴複所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①，並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進化論的觀點。如梁啟超所說：“（康有為）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于此。”②梁啟超根據嚴複介紹的進化論，在《時務報》上大做文章，許多愛國志士紛紛以進化論為武器，要求改弦更張，另謀新路。人們和學校紛紛用“競存”、“適者”、“演存”、“進化”、“進步”之類的詞彙命名，一時成為時尚。
《天演論》的發表，不僅促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而且對行將到來的革命起了極大的影響。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樣“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即所謂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為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③。
① 《天演論》，第6 頁。
② 康有為：《與張之洞書》，《戊戌變法》第2 冊，第525 頁。
③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第四節反對民主革命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爆發，嚴複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其間，曾參與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並被推選為副會長。此外，他還開名學會，講演名學（邏輯學）。從此，他脫離了海軍界，離開了工作20 多年的水師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1901），嚴複被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去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這個局是在英國控制下的所謂“中外合辦”企業。嚴複擔任該局總辦期間，“名為總辦，其實一無所辦，一切理財用人大權，都在洋人手里”。後來他自己說：“此來徒為五百番（銀元）月入耳，其是非樂也。”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准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李希聖為京師大學堂附設編譯書局總纂、嚴複為編譯書局總辦。嚴複擔任編譯書局總辦後，與吳汝綸同處京師，過從甚密，朝夕研討新舊學問。光緒三十年（1904），嚴複辭去編譯書局總辦職務，回到上海。
光緒三十年（1904）冬，發生了開平礦業局訴訟事件，嚴複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次年，孫中山由美洲到達英國，獲悉嚴複在倫敦，想爭取他參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訪了他。二人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嚴複認為：“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之于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①也就是說，嚴複堅持“漸進”的觀點，認為應從教育著手；孫中山主張“急進”，認為應立即進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由于雙方之間的觀點、立場相距甚遠，因而未能聯合。
嚴複回國後，恰逢馬相伯在上海籌辦複旦公學（複旦大學前身）。他在積極協助馬相伯籌辦學校的同時，應友人的邀請在上海青年會作了8 次政治學講演。他的講演稿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政治講義》。在講演中，嚴複以政治同曆史的關系及社會的演變來宣傳他的“漸變論”，抵制行將到來的民主革命。
嚴複協助馬相伯創建複旦公學後，第一任校長為馬相伯。光緒三十二年（1906）馬去日本考察，由嚴複接替，成為第二任校長，但他僅接任幾個月就辭職了①。嚴複辭去校長職務後，又被安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徽高等師范學堂監督。他在學校又大講“立憲之君”，直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夏，恩銘被刺，才離開這個學校。期間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務部尚書唐紹儀任命為游學生畢業考試同考官，共錄取了陳錦濤、顏惠慶等十三人，分別賜予進士和舉人出身。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 年12 月），清廷增設學部，任命榮慶為尚書，主持學政。光緒三十四年（1908），嚴複被榮慶聘為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宣統元年四月（1909 年5 月）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 年1 月17 日），清廷賜予他文科進士出身。
① 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之政見》，《民報》第2 期（1905 年）。
①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複集》第5 冊，第1550 頁。
宣統二年（1910），清廷成立預備立憲機構資政院，嚴複“以碩學通儒”的名義，被“欽選”為資政院議員。同年十一月，清廷設立海軍部，由于嚴複在海軍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軍協都統銜。宣統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軍部一等參謀官等職務。
嚴複從戊戌維新變法失敗以後，到辛亥革命前13 年間，他雖表示“罷政歸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從事翻譯著述，但並沒有完全脫離清廷，相反，在清廷擔任的職務比戊戌變法失敗前更多。這時嚴複的思想不僅沒有隨時代的前進而進步，反而日益趨于保守。在《譯〈群學肄言〉自序》中這樣寫道：“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于此食其報。而淺譾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其稍審重，而先咨于學之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評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一方面攻擊革命派，“搪撞號呼”，“盲進破壞”，從一個進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營壘。
1912 年1 月1 日，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結束了清朝260 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嚴複雖然對清朝統治不滿，但又認為“天下仍須定于專制，不然，則秩序恢複之不能，尚可富強之可跂乎。”又說：“吾國形勢程度習慣，于共和實無一合。”①② 張若谷：《馬相伯先生年譜》，第214—218 頁。
① 《嚴複集》第1 冊，第123 頁。
第五節保守複舊的落伍者1912 年3 月，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嚴複被任命為署理北京大學校長。11 月，他辭去校長職務。在辭職前的9 月，還被北洋政府海軍部編譯處聘為總纂，辭職後又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顧問。
1913 年9 月，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10 月6 日，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登上正式大總統寶座後，感到國會是他搞專制獨裁的障礙，竭力攻擊國會的存在，是使“政權無由集中”，“不宜統一國家”，“議會政治之萬不宜于今日之中國”①。1914 年1 月10 日，下令解散國會，以“中央政治會議”來代替。但是，中央政治會議來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續，于是又制造一個“約法會議”。約法會議如同中央政治會議一樣，是袁世凱一手操縱的禦用工具。1 月26 日，嚴複被舉為約法會議的議員。3 月18 日，會議正式成立，議員們按照袁世凱的旨意，炮制了一部專制獨裁的《中華民國約法》，使袁世凱的專制獨裁統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華民國約法》規定：袁世凱政權的立法機構是立法院，同時設立一個被總統咨詢的參政院。立法院議員由選舉產生，參政院參政由總統簡任。但即使由袁世凱一手包辦選舉的立法院，也始終未成立，一直由參政院代行職權。嚴複又被袁世凱簡任為參政院參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嚴複將外國報紙上關于戰爭的新聞和文章，譯成中文送給袁世凱備覽。1915 年5 月，嚴複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當他知悉袁世凱有想當皇帝的意圖時，就苦心相勸：“吾固知中國民智卑卑，號為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改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時欲複舊制，直同三峽之水，已滔滔流為荊、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為之，徒滋糾紛”，“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凱還是執迷不悟。1915 年8 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時，嚴複與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6 人被列為“籌安會六君子”。而列名籌安會，是楊度等強加給嚴複的，公諸報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雖然，嚴複對袁世凱複辟帝制，“未贊一詞”，但這並不表明他認清了時代的潮流，反對帝制，贊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堅持君主立憲制度，只是反對操之過急，“竊意當時，假使政府絕無函電致諸各省，選政彼此一聽民意自由，將贊成者，必亦過半。然後光明正大，擇期登極，彼反對者，既無所借口，東西鄰國亦將何以責言。釋此不圖，豈非大錯”，結果，“欲速不達”，“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後，嚴複不僅在政治上倒退到頑固堅持複辟君主，反對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張學習西方蛻變成提倡尊孔讀經和維護封建道統。1913 年，他同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紓、吳芝瑛、梁啟超等200 余人發起組織孔教會，並以他為首領。孔教會成立後，他在《庸言報》上發表《孔教會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會發表《讀經當積極提倡》的演說，以後又寫《導揚中華民國精神議》，鼓吹尊孔讀經，倡導忠孝節義，維護封建道統。他說：“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① 嚴複：《與熊純如書》，《嚴複集》第3 冊，第603、660 頁。
② 白蕉編：《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11—112 頁。
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①這樣，由一個熱心倡導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積極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革新者，變成了主張複古的落伍者。
1919 年“五四”愛國運動中，各階級各階層都在作各自的表演。嚴複完全拋棄了宣傳西學、提倡新學、追求光明與進步的革新精神，以維護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的姿態出現，放言無忌，竭力反對“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他說：“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①就是說，學生起來進行愛國運動，是徒勞的，無濟于事的。他還辱罵攻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支持學生運動是：“人格雖高，然于世事，往往如莊生所云，‘知其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偏喜新理，而不識其時之未至，則人雖良士，亦與汪精衛、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諸公同歸于神經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無補，且有害也。”②嚴複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無效。1921 年10 月28 日，這位名噪一時的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 歲。① 嚴複：《與熊純如書（二十九）》，《嚴複集》第3 冊，第629 頁。
① 嚴複：《與熊純如書（七十五）》，《嚴複集》第3 冊，第692 頁。
② 嚴複：《與熊純如書（七十九）》，《嚴複集》第3 冊，第695 頁。
第十八章譚嗣同第一節為維新改革而獻身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 年3 月10 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爛眠胡同。譚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繼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撫。他幼年隨父在京讀書，師從瀏陽學者歐陽中鵠。歐陽甚為推崇王船山的學術和氣節，嗣同後來亦十分敬仰王船山，當受其影響。
光緒二年（1876）北京發生流疫，譚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後又蘇醒，所以取號複生。在這次流疫中，他母親和姐姐、哥哥等相繼染疾而逝。其母死後，譚嗣同備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視，心靈上受到極大創痛，後來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他憎恨封建倫理，勇于為理想獻身等思想的產生和形成，與他早年的遭遇不無關系。
譚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結交了專以“鋤強扶弱為事”的義俠王五（世稱大刀王五，名正誼，回族），向他學習拳擊和劍術，後來“于文事之暇，喜歡技擊，會騎馬，會舞劍”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礎。王五雖為正統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譚嗣同卻與之始終保持了密切的友誼。王五那種桀驁不馴，英勇慷慨，以及對世俗的反抗精神，對譚嗣同當然也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