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也很欽佩李善蘭的學識。他在1875 年編寫《書目答問》，卷後附有“清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注稱：“此編生存人不錄。”但卻破例在“算學家”條下列了李善蘭，並特別加注說明：“李善蘭乃生存者，以天算為絕學，故錄一人。”③② 李善蘭：《重學》序，1866 年。
① 崔敬昌：《李壬叔征君傳》。
① 曾國藩：《幾何原本》中譯本序，1865 年。
② 李善蘭：《則古昔齋算學》序，1867 年。
③ 其中，現被普遍譽稱為“李善蘭恒等式”的一個組合公式馳名中外，自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不斷引起數學界的廣泛興趣，我國數學家章用、華羅庚和匈牙利數學家圖蘭·帕爾（Turan Bel）等人都研究和證明過它。
第六節合中西之各術，紹古聖之心傳1861 年，洋務派奕等奏請開辦京師同文館，1862 年成立，直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只設有外語課程，培養辦理洋務所需的翻譯人才。1866 年又因制造機器必須講求天文算學，議于同文館內添設一館，即天文算學館。1867 年起招收30 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翰林，以及科舉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學，厚給薪水，住館學習數學，學制7 年。起初，在物色主持者的人選時，廣東巡撫郭嵩燾就上疏舉薦了李善蘭。但李善蘭忙于在南京出書，翌年才得以北上，就任同文館天文算學總教習，直至1882 年去世。其間所教授的學生“先後約百余人。口講指畫，十余年如一日。諸生以學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①，知名者有席淦、貴榮、熊方柏、陳壽田、胡玉麟、李逢春等。晚年，獲得意門生江槐庭、蔡錫勇二人，即函致華蘅芳，稱“近日之事可喜者，無過于此，急欲告之閣下也”②。這些人在傳播近代科學特別是近代數學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1880 年，同文館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m，1827—1916）因此說：“是皆李壬叔先生教授之力也。嗚呼！合中西之各術，紹古聖之心傳，非壬叔吾誰與歸？”③所謂“合中西之各術，紹古聖之心傳”，實際上是發揚中國古代數學的優良傳統，並將之納入當時世界通行的近代數學體系之中。李善蘭身處新舊交替、中西融合的曆史時期，眼光敏銳，思想活躍，既不盲從，又不保守，是很有膽略、很有氣量的。在中國古代數學名著中，他選定了金元時期李冶的《測圓海鏡》為同文館的數學教材，這是因為李冶的“天元術”就是西方的代數學，“立天元一”即“設未知數x”，而且《測圓海鏡》中由170 個勾股容圓問題歸納出來的“九容公式”，也是與幾何圖形有關的代數運算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訓練。李善蘭高度評價《測圓海鏡》這部書，說他自己“譯西士代數、微分、積分諸書，信筆直書，了無疑義者，此書之力焉”。他撰《測圓海鏡解》，取《測圓海鏡》中的原題，“今以代數演之，則合中西為一法矣”①。數學是沒有國界的。當時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近代數學，本身就是吸取了大量包括中國在內的東、西方各民族的數學成果的產物。盡管自代數學和微積分傳入以後，中國古代的天元術和傳統的冪級數研究難以再有進一步發展的余地，但中國古代傳統數學彙入世界近代數學洪流之中，這是中國數學發展的必然趨勢。李善蘭是順應這種曆史潮流，起著推波助瀾作用的。① 張之洞：《書目答問》，1875 年。
② 崔敬昌：《李壬叔征君傳》。
③ 李善蘭：《致華蘅芳函》（嚴敦傑收藏）。
① 丁韙良：《同文館算學課藝》序，1880 年。
第七節學問量天測地賅，詩文余事亦恢恢李善蘭的科學著譯，特別是他的數學著作，“仰承漢唐，薈萃中外，取精用宏，兼綜條貫”，“業疇人者，莫不家庋一編，奉為圭臬”②。而他業余從事的詩、文創作，也是內容豐富、洋洋大觀。蔣學堅寫詩贊他“學問量天測地賅，詩文余事亦恢恢”①。
李善蘭自謂“十三學吟詩”②，虛歲15 時便有“膝下依依十五秋，光陰瞬息去難留。嗟余馬齒徒加長，爆竹驚心歲已周”和“數聲爆竹歲朝天，慚愧平輿會講年。一歲功程今日始，急須早著祖生鞭”的佳作。他年輕時寫的《夏日田園雜興》、《田家》等詩，如“提筐去采陌頭桑，閉戶看蠶日夜忙。得到絲成空費力，一身仍是布衣裳”③，頗為體貼勞動人民的辛苦。此外，他還寫了大量詠史詠物詠景的抒懷之作，文字清新，思想深邃，頗具哲理。李善蘭的雜文思想性、藝術性兼備。例如，他年逾花甲後寫了一篇《星命論》④，用確鑿有力的證據，通俗生動的比喻，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利用星象搞封建迷信活動的荒誕無稽。文中有這樣一段：大撓造甲子不過記日而已，並不記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克也。
其並記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見于洪范，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歟？至五星偕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之上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官主吉，某星至某官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于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
對此，時人贊曰：“其論真屬透辟，足以啟發溺惑。”
李善蘭生性豪邁，灑脫不羈，潛心科學，淡于利祿。曾國藩很賞識他，“屢欲列之薦牘，皆力辭”⑤。他痛恨貪官汙吏，在晚年所寫的《陳君錫麟行狀》①中，表彰為官清廉、體恤民情者，而歎曰：“嗚呼！今之號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真除顯要者，比比也！”在《倪君經朝傳》②中，贊揚“倪氏子弟皆矯矯立氣節，不屑與俗儒爭進退”。在描寫一窮苦詩人潦倒致死的《陳愚泉傳》中，論曰：“吾謂愚泉雖餓死..視士大夫之庸庸老壽並不能雕章鏤句者可當何如耶！”③表現了他對當時封建社會處于窮途末路之下官場的腐敗深惡痛絕，對儒林的迂腐則嗤之以鼻。晚年，他雖官居高位（1882② 李善蘭：《測圓海鏡細草》序，1880 年。
① 李善蘭：《聽雪軒詩存》識語，汲修齋校本。
② 蔣學堅：《聞李壬叔丈訃音》，1882 年。
③ 李善蘭：《聽雪軒詩存》。
④ 本段引文均見李善蘭：《聽雪軒詩存》。
⑤ 李善蘭：《星命論》，《中西聞見錄》第12 號，1873 年。
① 崔敬昌：《李壬叔征君傳》。
② 李善蘭：《則古昔齋文抄》，汲修齋叢書，第9 冊。
③ 李善蘭：《則古昔齋文抄》，汲修齋叢書，第9 冊。
年授三品卿銜戶部正郎、廣東司行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但從未離開過同文館教學崗位，也沒有中斷過科學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幾個月，即1882 年夏，還在寫新的數學著作《級數勾股》。他自署對聯“小學略通書數，大隱不在山林”貼在門上，表明他仍然以在野之隱士自居，而不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
李善蘭一生嗜酒。年輕時在家鄉常與“鴛湖吟社”的詩友“一笑且痛飲，醉臥滄江月”④。中年在上海譯書時，則與王韜、蔣敦複“同至酒樓轟飲”①，因“以詩酒徜徉于海上，時人目為三異民”②。晚年在北京，仍好飲，結果患風痹症，“家山成久別，杯酒了余生”③，于1882 年12 月9 日辭世。次年歸葬家鄉海鹽縣。當地現已建立了他的紀念陳列室。作為我國近代科學的先驅者，人們將永遠紀念他。
④ 李善蘭：《陳愚泉傳》，《中西聞見錄》第33 號，1875 年。
① 李善蘭：《聽雪軒詩存》。
② 王韜：《淞濱瑣話》。
③ 《淞南夢影錄》卷3。
第二十二章徐壽第一節研讀科技典籍，善制工藝器械徐壽，字生元，號雪村，江蘇無錫人。清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18年2 月26 日）出生于江蘇無錫縣社崗里。徐氏世居無錫，“力田讀書”④，是一個比較貧苦的農民家庭。徐壽的祖父審發務農的同時兼作商販，家境日漸富裕。徐壽的父親文標大概是徐家的第一個讀書人，但不幸的是年僅26歲過早去世了，徐壽時年僅4 歲。母親宋氏含辛茹苦，將他和兩個妹妹撫養**。在他17 歲那年，他的母親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經娶妻，並有了一個兒子。
徐壽早年也習舉子業，“嘗一應童子試，以為無裨實用，棄去”①。顯然，八股詩文無法解決他一家人的生計問題。為了養家糊口，他不得不一面務農，一面經商，往上海販運糧食。難能可貴的是，徐壽並沒有就此放棄對知識的追求。生活的磨難和務農經商的實際經驗，使他痛感時文詞章毫無用處，因此，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轉向了經世致用之學。那時正是鴉片戰爭前夜，清皇朝已經走向衰亡，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壽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語，接人以誠”和“毋談無稽之言，毋談不經之語，毋談星命風水，毋談巫覡讖緯”的座右銘②，抱定了經世致用的宗旨，開始在經籍中學習研究有用之學。他研讀《詩經》和《禹貢》等經書時，將書中記載的山川、物產等列之為表，研讀《春秋》、《漢書》、《水經注》等曆史、地理著作，則注意古今地理的沿革變遷。凡是有用之學，他無不喜好。
徐壽的家鄉無錫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也是遠近聞名的手工業之鄉。那里有許多能工巧匠。這種風氣也影響了徐壽，他從小就愛好工藝制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①。大概正是由于這一愛好使他由博覽群書逐漸轉而致力于科學技術的研究。徐壽在科技方面的興趣極為廣泛，舉凡數學、天文曆法、物理、音律、醫學、礦學等等，他無一不喜，無一不好。他不僅潛心研究中國曆代的科技典籍，對于明末清初從歐洲翻譯過來的西方科技著作也認真加以研究。他認為工藝制造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而科學的原理又藉工藝制造體現出來，所以他總是“究察物理，推考格致”②。結果，這不僅使他的科學修養大為提高，也使他制作工藝器械的水平日趨精湛。據記載，他曾制作過指南針、象限儀，還會制造結構很複雜的自鳴鍾，而尤其善于仿鑄墨西哥銀元。他還研究制造過好幾種古代樂器，據說都一一符合樂理。他善于制器的名聲逐漸傳播開來，引起本縣的學者兼畫家華翼綸慕名探訪，由此，徐壽與華翼綸之子青年數學家華蘅芳（1833—1902）相識，成為終身不渝的朋友。
徐壽和華氏父子聯絡了幾位對科技有共同興趣的人，經常切磋討論。他④ 蔣學堅：《李壬叔丈靈柩南還，詩以哭之》，原注：“公誤飲馮了性藥酒而卒。”① 華翼綸：《雪村徐征君家傳》，《碑傳集補》卷43。
② 華翼綸：《雪村徐征君家傳》，《碑傳集補》卷43。
① 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彙編》第二年（1877）第9 卷。
② 華世芳：《記徐雪村先生軼事》，《碑傳集補》卷43。
們到處訪書求友，往往弄到一本科學書就相互傳抄，每見新學新知，總是相互交流，遇到疑難問題，就反複研究，直至大家都明白。他們對明末清初的西方天文學、數學和技術之類的譯書進行了認真深入的研究。這些書往往有理有法，不僅論述知其然，而且闡述其所以然，給徐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這些切磋交流中，徐壽從研究中國傳統科技轉而致力于西洋科技。1855 年，上海墨海書館（英國倫敦布道會在中國的出版機關）出版了英國在華傳教醫師合信（B.Hobson，1816—1873）編譯的《博物新編》。不久，徐壽和華蘅芳到上海訪書，讀到了這部新書。這是一部介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的書，是最早向中國人介紹近代化學知識的一部書。其中還論述了蒸汽機原理，哥白尼和牛頓天文學等。盡管《博物新編》不過是一部科學常識書，但它介紹的卻是近代科學常識，已經遠遠地超越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介紹的西洋科學的水平。徐壽和華蘅芳他們一讀到這部書，就好象一下子跨越了200 多年，猛然間發現近代科學的新知新理。這種新鮮和敏感，如果不是對科學精研有素，是難以想象的。
回到無錫，他們按照書中所論自制器具，驗證書中的一些科學理論和實驗。徐壽因陋就簡，自制了不少儀器。如他曾用水晶印章磨制成三棱鏡，以檢驗光的折射定律在三棱鏡中的特殊現象和光分七色的原理。為了搞清楚光在三棱鏡中的折射問題，他和華蘅芳多次通信討論。更為難得的是，徐壽還觸類旁通，“引伸其說”③，試做了《博物新編》中還沒有加以討論的實驗，並將書中的結論推而廣之，得到了某些新的結果。可惜的是，這些實驗和研究的筆記後來毀于1860 年太平天國軍進攻無錫、蘇州之時。這一時期，徐壽還研究了輪船的制造。他認真研讀了《博物新編》中的有關論述，並考察過停泊在上海的外國輪船，所以在1860 年之前，就傳說他能夠制造輪船，稱他“登西人火船，觀其輪軸機捩，即知其造法”①。
1861 年秋冬之際，兩江總督曾國藩向清廷特片保舉6 人，徐壽和華蘅芳作為江浙的“才能之士，能通曉制造與格致之事者”，名列其中。清朝中央政府即命江蘇巡撫薛煥將他們護送至曾國藩軍營。次年三月，徐壽和華蘅芳抵達安慶曾氏軍中，成為曾國藩軍中的技術幕僚，在安慶內軍械所著手試制輪船。
徐壽等人白手起家，自制了必要的工具，然後用這些工具制造出一系列零部件，僅用3 個月的時間，船用蒸汽機的模型就制造出來了。該機汽缸直徑為一寸七分，引擎速度為每分鍾240 轉。1862 年7 月30 日，徐壽和華蘅芳等將該機試演給曾國藩及其幕僚觀看，一試即獲成功。曾國藩對此極為滿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隨即令徐壽等正式開始制造輪船。這項工作以徐壽和華蘅芳為主，徐壽負責總體設計和制造，華蘅芳負責有關的測算工作。此外還有吳嘉廉、龔芸棠等。徐壽的次子徐建寅（1845—1901）雖然才17 歲，但在造船過程中也“屢出奇計”②，幫助徐壽解決了某些疑難問題。1863 年11月，徐壽等人試制出一艘小型的木質輪船，該船使用暗輪，長約三丈。可是試航時，它只行駛了一里左右就熄火了。徐壽等很快就查明了問題之所在，③ 傅蘭雅：《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格致彙編》第三年第五卷。① 傅蘭雅：《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
② 《王韜日記》1859 年3 月9 日。
原來是由于鍋爐中沒有設置鍋爐管，因此汽鍋無法連續供給蒸汽。他們很快更改了設計。一個多月之後，該船又在長江上進行了試航，獲得圓滿成功。該船身長近三丈，航速為每小時12 至13 里。曾國藩隨即指示制造更大的輪船。
1864 年7 月19 日，湘軍攻占天京（即南京）。不久，曾國藩從安慶移駐南京，內軍械所也從安慶遷至南京。徐壽等人也搬到南京繼續造船。由于船大，零部件的加工制作耗費時日，而人手有限、工具簡陋，所以進展不快。直到1865 年底，一艘明輪式的木質蒸汽船才終于完工。該船後被命名為“黃鵠”，船身長55 尺，載重量為25 噸，引擎使用高壓蒸汽機，淘汰了先前的低壓蒸汽機。其蒸汽機為單汽缸，傾斜裝置，汽缸直徑為2 尺，長為2 尺。主軸長14 尺，直徑為二寸四分。汽鍋長10 尺，直徑二尺六寸。鍋爐管有49支，各長8 尺，直徑二寸。船艙設在主軸位置之後，機器部分占去了船體的前半部分。推進器為設于兩舷的腰明輪。1866 年4 月，“黃鵠”號在南京下水試航，其順逆水平均船速為每小時22.1 里。總的說來，“黃鵠”號輪與當時國外制造的內河航行的輪船在設計、性能上都是很相似的。其全部制造工作，無論是各項設計，還是工具、機器、零部件的制作，完全由中國人一手完成，沒有假手外人。所用材料，除了用于主軸、鍋爐和汽缸的鐵系進口貨之外，其余均為國產。在當時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徐壽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難，解決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而終于大功告成，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當時在上海出版的著名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就稱道“黃鵠”號的制造成功是“顯示中國人具有機器天才的驚人的一例”。徐壽因此被曾國藩譽為“江南第一巧人”。在中國科技史上，“黃鵠”號的制造開創了我國的近代造船業。
第二節一代翻譯名家在研制輪船的過程中，徐壽深感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迫切性。早在1863年春，徐壽等技術幕僚就向曾國藩建議設立一個采用西方先進技術的機器廠，後來容閎赴美采辦機器即由此而來。容閎購買的機器于1865 年秋運抵上海，被安置在李鴻章新設的江南制造局。該局原來是一家美國人經營的輪船修造廠旗記鐵廠，有幾位外國技師和一批修造輪船的設備留用。因此，1866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後，即著手在該局制造輪船。為此，他很快就將徐壽父子和華蘅芳等人調到制造局，襄助造船事宜。1867 年4 月，徐壽到該局就職，任江南制造局委員，負責領導和監督造船工作。在徐壽領導滬局造船之初，該局的造船工作主要依賴留用的原旗記鐵廠的外國技術人員。他們利用外國輪船的現存圖紙，按圖制造，自己無法設計。這些人大多不過工匠水平，若要制造樣式比較先進的船型就無處措手了。有鑒于此，徐壽更覺必須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他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認識到必須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把西方科學技術各門類的著作擇要翻譯過來，供人學習研究，自然能造就一批中國自己的科技人才。那時，曾經在輸入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方面起過重要作用的墨海書館早已解散。西方近代科學的絕大多數學科還沒有相應的中譯本，至于學習西方制造技術所急需的技術科學還幾乎是一片空白。這種情況，同方興未艾的求富求強事業的實際需要是太不相適應了。可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卻急功近利，急于購買和仿造洋槍洋炮和輪船，還沒有將科技知識的引進和科技人才的培養納入其議事日程上來。經過慎重的考慮，徐壽建議在江南制造局設立翻譯館，專門翻譯西方科學技術著作。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該局負責人馮焌光和沈保靖的支持。為了爭取曾國藩的支持，徐壽起草了一個條陳，由馮、沈轉呈曾氏。
徐壽的條陳內容有四點：一為開煤煉鐵，二為自造大炮，三為操練輪船水師，四為翻譯西書，而其真意還是在第四事。但是，曾國藩認為徐壽的建議都是“揣度之詞，未得要領”。關于譯書一事他批複道：至外國書不難于購求，而難于翻譯，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諳算造且別具會心者，方能闡明秘要，未易言耳..該員等此番赴局宜遵諭專心襄辦輪船，能于一年內趕速制造一二只，乃不負委用。其輪船以外之事，勿蘧推廣。③看來，曾國藩造船心切，對徐壽等人的能力估計不足，將譯書之事看得太難了。幸而馮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壽的，經過他們的請求，曾國藩允許徐壽“小試”譯書。
徐壽物色了上海英華學塾校長兼《上海新報》編輯英國人傅蘭雅（J.Fryer，1839—1928）擔任專職口譯，並聘請富有譯書經驗的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和美國人瑪高溫（D.J.Macgowan，1814—1893）擔任兼職口譯。于是，徐壽與偉烈亞力合作翻譯《汽機發軔》，華蘅芳與瑪氏合譯《金石識別》，而徐建寅與傅蘭雅試譯《運規指約》，江南制造局的翻譯事業就此開始了。這幾部書都是由徐壽等中國筆述者趕到西人口譯者的租界住處翻譯的，來往費時，很不方便，因此，制造局撥出房屋作為翻譯之處。1868 年6 月，在中國近代科技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就這樣成立了。
③ 孫景康：《仲虎徐公家傳》，見楊模等編《錫金四哲事實彙存》。
1868 年8 月，在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輪船“恬吉”號下水的同時，《汽機發軔》等四部譯書也均告譯出，並呈送給曾國藩“鑒賞”。曾氏對輪船制成極為滿意，對于四部譯書也非常欣賞。要知道李善蘭、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花了七八年才譯出七八部書啊。從此，他對譯書事業的態度立即轉變為大力支持，指示擴大翻譯館的規模，同意徐壽等人的建議，興建翻譯學館。徐壽等翻譯委員制訂了翻譯館的長期規劃——《再擬開辦學館事宜章程十六條》①。這一計劃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招收學生，培養翻譯人才和技術人才。1870 年初翻譯學館建成之後，新任上海道兼江南制造局總辦塗宗瀛認為翻譯學館與培養外語人才的上海廣方言館“事屬相類”，他請示曾國藩後，將廣方言館搬進了新落成的翻譯館，結果徐壽等人的科學教育計劃化為了泡影。不過，這一計劃的另一半內容，即譯書計劃基本上得到了落實。如按照第七條“測經緯以利行船”，此後每年即由賈步緯編譯《航海通書》；據第八條“譯輿圖以參實測”，李鳳苞等編譯了世界地圖紙、中國沿海海道圖和長江圖等幾種地圖；而《西國近事彙編》、《西國近事》和《翻譯新聞紙》等送呈各省官員的定期出版物，則是按照第十條“錄新報以知情偽”的計劃編譯的；至于科學技術書籍的翻譯，則在第五、六、九條“編圖說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廣翻譯以益聞見”等條文中規劃周詳了。這是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我國引進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項計劃。正是這個計劃的實施，使江南制造局成為十九世紀下半葉我國譯書最多、質量最高、影響最大的科技著作編譯機構。徐壽也是在翻譯館建成以後，由“制造名家”轉變為“翻譯名家”。此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譯館與傅蘭雅合作翻譯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為翻譯館的創始人和主要譯者，徐壽為翻譯事業貢獻了自己的最後17 年生命。
徐壽先後與傅蘭雅合作翻譯了近30 種科技著作，約250 萬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幾部化學書，此外，《汽機發軔》、《西藝知新》正續集和《寶藏興焉》等也很重要。
① 《曾文正公全集·批牘》卷6。
第三節中國近代最早的化學家徐壽的第一本化學譯書是《化學鑒原》，是根據當時美國流行的一部化學教科書翻譯的。此書譯于1869 年，是最早譯出的一部專門的化學書籍，于1871 年作為江南制造局的首批譯書出版。那時，許多化學術語還沒有現成的漢語詞彙來表達，因此，必須擬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學概念的漢語譯法。為此，徐壽和傅蘭雅經過認真研究，解決了這一翻譯難題。其中最為成功的是化學元素名稱的翻譯。他們首創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節或次音節譯為漢字再加偏旁以區分元素的大致類別的造字法，巧妙地將元素英文名譯為漢字。他們根據這一原則新造的化學元素漢字如硒、碘、鈣、鈹、鋰、鈉、鎳等字，幾乎難以看出是新造的漢字。這一元素譯名原則不僅能對已知的元素擬定合理的譯名，而且為後來擬譯新發現的元素譯名提供了如法炮制的規范，其基本原則為後來的化學家所繼承。目前的化學元素中文譯名原則就是在徐壽的基礎上制訂的。至于化合物的譯名，他們除對某些常見者采用意譯之外，一般都譯其化學式，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譯法。在徐壽和傅蘭雅翻譯《化學鑒原》的同時，在廣州的美國傳教醫師嘉約翰（J.G.Kerr，1824—1901）與其學生何然也根據同一底本在進行翻譯。他們了解到徐壽的譯名之後，就在其譯本《化學初階》中采用了《化學鑒原》的一些譯名。不過《化學初階》的譯文比較簡略，文字也不如《化學鑒原》那麼通暢，因此遠不如《化學鑒原》在讀者中影響深遠。《化學鑒原》被時人譽為“化學善本”①，是近代化學傳入中國早期時影響最大的一部譯書。
徐壽等在翻譯《化學鑒原》時只譯出了原書的無機化學部分，在介紹有機化學時，他們選用了英國新出的一部化學教科書，書名定為《化學鑒原續編》（1875 年）。由于那時有機物的英文名稱也還沒有統一，徐壽和傅蘭雅在翻譯有機物時采用了音譯，因而該書比較難讀。《續編》譯出之後，他們見原書的無機化學部分的內容比《化學鑒原》更豐富，更有條理，于是又將其譯出，定名為《化學鑒原補編》，于1879 年出版，其中還加入了論述新發現的元素鎵及其化合物的內容。
徐壽非常重視分析化學，稱之為“化學之極致”。在翻譯完《化學鑒原》不久，他就讓其子建寅與傅蘭雅翻譯了一本簡明的分析化學著作《化學分原》。但他不以此為滿足。1879 年，年已61 歲的徐壽又開始與傅蘭雅合作翻譯德國分析化學大師富里西尼烏司（Karl R.Fresenius，1818—1897）的兩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學著作《定性分析化學導論》和《定量分析導論》。這兩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別于1841 年和1848 年初版，後來一再修訂重版，並被譯為歐洲各國文字。它們在分析化學的學科建立和系統化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譽為近代分析化學之父。這兩部書的篇幅都不小，譯成文言共有75 萬字之多。徐壽和傅蘭雅是依據其英文新版翻譯的，前後曆時的4 年之久，譯本分別定名為《化學考質》和《化學求數》，于1883年出版。
徐壽還翻譯了一冊《物體遇熱改易記》（1899 年出版），它是根據英國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學詞典中的部分條文翻譯的，介紹了氣體、液體和固體① 《廣方言館全案》。
受熱膨脹理論，氣體定律，理想狀態方程和絕對零度等概念和理論，詳細羅列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學家研究液體和固體熱膨脹率的實驗結果。
這些無機、有機和分析化學譯著的翻譯出版，以及他們翻譯的《寶藏興焉》（1884 年）、《西藝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強水法》等的出版，將西方近代化學比較系統地引進到中國，極大地促進了近代化學知識在清末的傳播，為化學學科在我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些譯著的翻譯出版也改變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化學知識引進的落後狀況。隨著它們的問世，化學知識的引進甚至可以說走在了數學和物理學等學科的前頭。
就徐壽自己而言，通過翻譯化學書籍，也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學水平，成為我國近代最早的化學家之一。早在譯書之前，他就從英國訂購了全套的化學實驗儀器和化學藥品。在譯書的同時，他往往要將書中的重要的化學實驗親手做一遍。因此，每譯完一書，他也就掌握了書中的化學知識，並能將有關知識運用于實踐之中。他曾為江南制造局的龍華火藥局建成硫酸廠，制造過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藥。
徐壽在翻譯化學書籍不久就開始試制硫酸。最初，可能是由于生產規模過小，制得的硫酸的成本較高①。1873 年之後，他和傅蘭雅翻譯了一本介紹英國用鉛室法制硫酸工藝的《造硫強水法》，同時，徐建寅等也翻譯了一本《造硫強水法》（後來沒能出版）。在此基礎上，徐壽改進了工藝，擴大了生產規模，使成本大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僅在質量上與西方所產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進口貨便宜不少。所以從1876 年起，龍華火藥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產，不再依賴進口。徐壽研究制造硫酸可以說是我國近代硫酸工業的開端。他摸索的一整套制造工藝在龍華火藥局長期延用，後來還載入1905 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記》之中。
徐壽對礦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譯書之初，他就從國外訂購了各種各樣的礦石樣品和金屬樣品。後來，他又一面譯書，一面研究辨識礦藏，提煉金屬。他的有關知識，在開平煤礦、徐州煤礦和漠河金礦的開發和建設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① 《格致課藝彙編》卷4 己丑（1889 年）春季超等第一名孫維新課藝。第四節樂律研究的成就徐壽一生都愛好研究樂律之學。他年輕時以複制古樂器開始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贏得了西方科學界的贊譽。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黃鍾與正黃鍾不相應的問題。這是中國律學史上一個困擾了人們上千年的老問題。中國古代向來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認為管弦同律，依此，則黃鍾律管與長為其一半的半黃鍾管應該剛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實際則不然。在中國古代，只有晉代的荀勖（？—289）和明代的朱載堉（1536—1611）研究過律管的校正問題。徐壽研究了朱載堉的成果，認為其結果“理雖近似”，但“尚未密合”①。他從縮小管長來研究這個問題，用九寸長的開口銅管（即清制黃鍾管）實驗，發現截去其一半，無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長一點，則能准確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徑的銅管實驗都得到了一致的結果。徐壽這項研究的科學價值在于他用簡單的實驗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個經驗數據，並以實驗否定了弦管同律論。然而，他的這一結果卻與英國物理學家丁鐸爾（J.Tyn-dall，1820—1893）《聲學》（由徐建寅和傅蘭雅譯出，1874 年出版）的有關論述相矛盾。1880 年11 月，徐壽讓傅蘭雅將他的實驗結果翻譯成英文，報告給丁鐸爾，就為何他的實驗與《聲學》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學計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實原因等問題向丁氏求教。顯然，徐壽和傅蘭雅都感到這一實驗結果是一項有意義的科學發現，因此，他們將信同時也寄到了英國著名的科學刊物《自然》（Nature）雜志社。那時，關于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歐洲正引起許多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物理學家博贊基特（R.H.M.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瑞利勳爵（Lord 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聲學理論》（Theory of Sound）中發表的理論推算公式。他們的研究從理論和實驗兩方面基本上解決了管口校正的問題。徐壽的研究幾乎與他們同時，盡管結果比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國科學家的極大興趣。《自然》雜志于1881 年3 月10 日以《聲學在中國》為題，發表了上述信件。編者在按語中指出：“我們看到，對一個古老定律的現代的科學的修正已由中國人獨立地解決了，而且是用那麼最簡單、原始的器材證明的。”在西方科學大舉進入中國的十九世紀後半葉，徐壽的管口校正結果在《自然》雜志上的發表，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科學家在西方科學雜志上第一次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①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第431 頁。
第五節創辦格致書院徐壽晚年的另一項重要的事業是創辦上海格致書院。該書院最初由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Sir W.H.Medhurst，1823—1885）倡議建立。由麥氏和傅蘭雅等外國熱心人士組成了董事會。1874 年11 月，徐壽受邀為董事。以後又陸續增加了幾位華人董事，結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壽是格致書院早期的最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壽首先著手的是籌款。他先後上書李鴻章等官紳，得到李鴻章、馮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為書院籌集到了大量的錢款。據記載，在全部7700 兩建院款項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000 余兩是由徐壽募集而來。為了格致書院的建設，徐壽還拿出自己多年節衣縮食積攢的一點錢財。他捐獻了原本為其母親修建旌節坊而准備的一筆錢，為此，他不得不將母親牌坊的修建一再推遲。格致書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兩層的中式樓房，也是由徐壽設計的。書院于1875 年底建成，次年6 月24 日正式開院。格致書院開院後不久，由于經費短缺，很快就陷入了財政困難。又是徐壽多方活動，從著名的紅頂商人胡光墉那里募得5000 銀元，加上他個人的1000 兩捐款，才使書院擺脫了財務困難。1878 年，他用這筆錢償還了書院的債務，購置了一批科學儀器，並用其中的一部分在書院的空地上修建了數十間房屋，作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有800 多兩。這筆收入後來成了書院的一筆固定財源，使書院的財務狀況大為好轉。從此，董事會授權徐壽住進院內，以便就近管理院務。他的第二任夫人韓氏早在他到江南制造局之前就已去世，以後他不再續娶。此時就由其第三子徐華封（1858—1927）在身邊照料，一起住在格致書院。
但是，徐壽在辦院方針等方面同書院的外國董事發生了分歧。徐壽想把格致書院建成一個培養專門的科技人才的學校，而以擔文（W.V.Drummond，英租界工部局律師，1788 年起任董事會主席）為首的外國董事則對此不大熱心，他們不過想辦個展覽，開幾次科學講座，引起中國的士人對西方事物的興趣愛好。因此，他們對徐壽的所作所為多方干涉，橫加指責。後來，徐壽干脆撇開了外國人控制的董事會，獨立行事。但是，由于風氣未開，徐壽想把格致書院建成一個專門的科技學校的計劃，在他的生前沒有實現。
不過，徐壽畢竟為格致書院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由于籌建書院的推動，徐壽的合作者傅蘭雅還發起編輯出版了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彙編》。這一刊物于1876 年2 月開始出版。徐壽對該刊的編輯給予了寶貴的支持。他為之撰寫了發刊詞，並在上面發表過《考證律呂說》等論文。他和傅蘭雅的一些譯作，也在《格致彙編》上刊出。《格致彙編》在清末深受讀者的喜愛，其發行量遠比江南制造局的譯書為多，對近代科技知識在清末的傳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徐壽等中國友人的大力支持，傅氏是不可能將《格致彙編》辦成的。
1884 年9 月24 日，徐壽病逝于格致書院寓舍，享年68 歲。
徐壽的經曆代表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從傳統走向近代的坎坷曆程。徐壽早年受到的是舊式教育，他轉向科學研究是受到了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的影響。他最早接觸的也是中國固有的傳統科學技術，並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然而徐壽絕不保守，他一旦接觸到西方近代科技，認識到其先進性之後，就轉而以引進和傳播近代科技和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為己任，他的朋友張文虎（1805—1885）說他“服膺西學”，這在清末是非常難得的。但是，他並不盲信西方科學，他在樂律研究中用實驗發現丁鐸爾《聲學》中的錯誤就是有力的例證。徐壽也沒有因西方科技的先進而棄傳統科技如敝屣。在他的研究之中，總是因陋就簡，盡可能利用傳統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陳出新，表現出很高的創造性。徐壽一生的科學成就，放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考察，也許微不足道，但在中國近代科技發展史上卻是舉足輕重的。正是徐壽這樣一些人，開創了中國近代的科技事業，使中國科技的發展逐漸靠近世界科技的潮流。
第二十三章詹天佑第一節留學十載，“學有其成”
詹天佑，字眷誠，清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61 年4 月26 日）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1919 年4 月24 日病逝于湖北漢口。詹天佑祖籍安徽婺源縣（今屬江西省）。他的家庭是一個已經沒落的儒商之家。曾祖父詹萬榜（號文賢）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攜家由婺源遷居廣州南海，經營茶葉外貿生意①。祖父詹世鸞、父親詹興洪都繼承家業，開設茶莊。但鴉片戰爭以後，原曾一度興盛的茶行生意到詹興洪時已一落千丈，生活日益困難，詹興洪甚至不得不依靠代寫書信和刻制印章等收入來維持日常生活。
同治六年（1867），詹天佑6 歲時，入私塾讀書。他自幼身體虛弱，但聰穎豁達，好學深思，個性沉毅。其父詹興洪的摯友譚伯邨，廣東香山人，常到香港、澳門做生意，時常接濟詹興洪。他很喜歡詹天佑聰明堅毅，便將四女兒許嫁于他。同治十年（1871），譚伯邨在港澳經商時，獲悉朝廷欲在香港招考幼童出洋留學，便勸說詹氏夫婦，送子報考。詹興洪遂送詹天佑去香港應試。
詹天佑報考了“技藝門”，並被錄取。他與第一批錄取的出國少年共30名，在上海經過幾個月的短期培訓以後，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1872 年8月11 日），由留學生事務所正監督陳蘭彬率領，乘船赴美。為辦理赴美留學生的學習、生活事宜，時任留學生事務所副監督的容閎已先行赴美聯系安排。容閎按計劃，將30 名留學生分成十余組，每組兩三人，分散寄居在新英格蘭區各州的美國友好人士家庭中，以熟悉美國的飲食起居和便于英語聽、說、讀、寫的學習。詹天佑和另一位留學生歐陽賡，被安排居住在康州威士哈芬（West Haven）海濱男生學校（Seaside In- stitute for Boys）校長諾索布（L.H.Northrop）先生的家庭里。同治十二年（1873），詹天佑進該校讀書，這是一所私立的預備教育性質的學校，主要是訓練從中國、南美洲等國來美國留學的少年。諾索布畢業于耶魯大學，其夫人瑪莎（Martha）也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他們對詹天佑循循善誘，關懷備至，從吃飯、睡覺、讀書、寫字、講話、外出，直至體育鍛煉等都無微不至地照料，因而他進步很快。同治十三年（1874），經李鴻章批准，在容閎主持下，于美國哈特福德城的柯林斯（Collins）街，建造起一座三層樓的中國留學生事務所。該事務所除設有辦公室、課堂、書房外，尚有臥室、餐廚等生活用房，“可容監督、教員及學生七十五人同居”①。次年正月，多數留學生從美國友人家中搬入新居，但詹天佑和歐陽賡仍和諾索布全家同住，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後，詹天佑仍一直懷念這兩位美國的啟蒙老師——諾索布夫婦。他在給諾索布夫人的信中深情地寫道：自我離美，至今未曾忘記您，我常憶起您對我們的慈愛和您為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向您學更多的東西。..知道您、威利和蘇非（按：諾索布夫婦的兒子和女兒）的近況，我們很① 徐壽：《考證律呂說》，《格致彙編》第三年（1880）第7 卷。
① 詹天佑手立《徽婺廬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譜》（以下簡稱《詹氏家譜》），清光緒十年（1884）。高興。很難過您將舊居出賣，因為它曾是我們愉快的家。①..1875 年5 月，詹天佑以優秀成績考取了紐哈芬（NewHaven）希爾豪斯高級學校（Hillhouse High School，亦譯為丘房高級中學），並被編入特別班。在學習過程中，他對自然科學深感興趣，表現出過人的才華。1878 年，是高中最後一年，詹天佑選修代數、自然哲學和化學。期末考試，他成績優異，全部學業操行總成績獲得476 分，為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成為中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
詹天佑原打算中學畢業後，報考美國陸海軍學校，但經咨詢，美國政府的回答是：“這里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中國學生”①，被輕蔑無禮地拒絕了。諾索布夫人對詹天佑非常關心，她鼓勵他好好學習，爭取報考耶魯大學的理工科，這對詹天佑一生影響很大。
詹天佑來美國的幾年，正是美國大規模修築鐵路和電器等工業有重大突破的時期，這期間電話、留聲機、電燈等相繼發明。美國科學技術和經濟飛速發展的現實，引起了詹天佑的注意和思考。加之在容閎等老師的教導和影響下，使他認識到，只有通過發展科學技術，修築鐵路，建設工廠，開發礦藏，才能使祖國富強起來。因此，他決心學習科學技術，將來為祖國服務。1878 年8 月，詹天佑如願以償地考入耶魯大學的雪菲爾德理工學院（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 土木工程系（ Civil Engi-neeringCourse）。該校入學資格極嚴，必須要通過英文、美國史、地理、拉丁文、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各科考試，並要熟悉英國史。詹天佑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入學考試。耶魯大學學制三年，功課紮實，極重視基礎課教學。詹天佑攻讀土木工程系的鐵路專業，其課程為：第一年上學期：德文、英文、解析幾何、物理、化學、工程制圖。下學期：英文、物理、化學、球面三角、力學、自然地理、植物學、經濟學、等角投影繪圖學。
第二年上學期：微分學、測量學、投影幾何學、德文、法文。下學期：積分學、力學、投影幾何、地形測量學、德文、法文。
第三年上學期：野外工程學、鐵路路線勘測學、路基土方計算、橋梁及房屋結構學、工程材料學、鑿岩工程學、地質學、礦冶學、法文。下學期：橋梁及房屋結構學、工程材料學、蒸汽機動力學、水力學、天文測量學、地質學、礦冶學、法文。
詹天佑在該校整個學習過程中，各門功課成績優秀，尤其是數學課程，在一、二、三年級均獲得數學優秀獎章而受到學校的表揚。在最後的一學年，他去紐哈芬港口海陸聯運碼頭作實地調研，對港口使用的巨型起重機作了分析研究，完成了題為《碼頭起重機研究》（Review of Large Wharf Crane）的畢業論文。
光緒七年夏（1881 年6 月），詹天佑于耶魯大學雪菲爾德工學院土木工程系鐵路工程專業畢業，獲得哲學學士學位。在他的畢業證書內有如下一段說明文字：康奈迪克州紐哈芬耶魯大學校長及教授們向所有閱讀本證書者宣告：① 容閎：《西學東漸記》。
① 1896 年2 月15 日，詹天佑致諾索布夫人的信，見勒法吉（ThomasLafargue）編，高宗魯譯注：《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年。
詹天佑是獲得大學學位榮譽的第一流考生，被光榮地授予哲學學士名銜，並按慣例得到凡升為學士者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聲譽。
詹天佑原打算大學畢業後，先用五六年時間在美國進行考察、實習和深造，然後再回國效勞。但是，陳蘭彬與容閎分別調任清廷駐美正、副公使後，新任留學生事務所的正監督吳子登對留學生懷有偏見，對認真學習自然科學、思想活躍的青年學生，扣以“離經叛道”的帽子，並向清廷控告：留學生不尊師，不讀中國書，甚至信了洋教，如果再讓他們久居美國，放任自由，必將成為異端，日後學成歸國，則禍害無窮。他對學生百般教訓，加以“整頓”，將10 名所謂“活躍分子”遣送回國。這樣還不甘心，1880 年他去華盛頓，對陳蘭彬說：“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范難固，極應將局裁撤。”②于是陳蘭彬等守舊派與他密切配合，上奏清廷，要求解散留學生事務所，撤回全體官費留美學生。昏庸腐朽的朝廷不作任何調查，竟采納了他們的意見。
1881 年，正當詹天佑歡慶大學畢業之際，清廷下達了全體留美學生撤回中國的命令。當時盡管遭到容閎等人和留學生們的堅決反對，盡管許多支持留學教育的中美人士竭力呼籲、設法挽回，但終不能使清廷改變其決定。至此，先後四批赴美的120 名留學生，除少數病故、因故已先回國和拒絕回國者外，其余94 名，均被迫輟學，于1881 年夏，分三批回國。其中獲得大學學位者僅詹天佑和歐陽賡兩人。1881 年7 月23 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在美國》（China in the U.S.）的社論，贊揚中國留學生：“機警、好學、聰明、有智慧，這些由古老亞洲帝國來的幼童，如此努力克服外國語言困難，且能學有其成，我們美國子弟是難以做到的。”對使他們中途輟學表示惋惜。容閎畢生為之奮斗的留學教育計劃中途夭折了。
② 茅以升：《中國傑出的愛國工程師——詹天佑》，見《人民日報》， 1961 年4 月27 日。第二節駕艦繪圖，“技藝素優”
1881 年8 月8 日，詹天佑等取道舊金山回國。這批留學生回國後備受封建官吏的歧視和冷遇。他們一到上海，就被水兵“押送”至衙門後院，派兵看管，不准隨便外出，視同異己。然後乘招商局輪船到天津，由李鴻章接見他們。這些學生，在美國生活多年，早已剪去發辮，穿慣了西服，但接見時，仍要求他們穿長袍馬褂，戴上假的發辮，行舊禮節。這使他們很不習慣，詹天佑甚至連假發辮也不肯戴。李鴻章見時甚為不悅，斥罵他們“離經叛道，無父無君”。接見之後，讓他們等候分配工作。而分配時，又不考慮所學專業和個人愛好，隨便發派。
是年8 月底，詹天佑和另外15 名留美學生一同被派往福州船政局馬尾水師後學堂學習海輪駕駛。這對曾在美國專門攻讀鐵路工程技術的詹天佑來說，無疑是一次嚴重打擊，他失望地流下淚水，但也別無門路可走，只得強忍著去福州報到。
福州船政局是兩江總督左宗棠所創辦，附設前、後水師學堂，培養和儲備水師人才。前學堂學造船，開法文課；後學堂學輪船駕駛，開英文課。後學堂的課程有：算術、幾何、三角、代數、航海、天文、地理、氣象等，計劃二年半學完。詹天佑用不到一年時間，學完全部課程，並以第一名的考試成績，于光緒八年（1882）畢業于後學堂。同年11 月派往揚武號兵艦任駕駛官。光緒十年正月（1884 年2 月）“升授船政局水師學堂教習”①，即提升為水師後學堂的英文教師。
光緒七年（1881）十一月間，福州船政大臣代表清廷在船政局水師學堂頒發獎賞，詹天佑以“技藝素優”，“賞給五品軍功”。光緒十年（1884）八月十四日，又追補獎賞，以“後學堂教習詹天佑教導出力，實堪嘉賞，賞給五品頂戴”①，並頒發了軍功獎狀。
光緒十年（1884）春，張之洞升任兩廣總督後，大力興辦洋務。為培養洋務人才，創辦了廣東水雷局黃埔博學館。為對付外敵入境，又積極籌辦瓊、廉、潮沿海各州防務，加強沿海炮台和陸軍營壘的建設。還設立海圖館，以奉令勘測沿海各口地形並繪制海圖等。為此，張氏廣泛網羅科技人才。
是年10 月，詹天佑被張之洞調至廣州，出任黃埔博學館英文教習。他工作認真，教學有方，“官稱其能，士服其教”，被尊為導師。
光緒十二年（1886）正月，海圖館派員勘測廣東沿海地形，並委派詹天佑選帶測繪生員隨同前往，以周曆各海口，逐一詳加測繪。在詹天佑等人的率領下，其測繪人員“出入風濤，無間寒暑，候朝夕，測沙礁，辨島嶼，凡輪帆可達之處，戰守緩急之宜，靡不周曆審視，反複推求”②。于十三年（1887）七月終于測繪完畢，並成《粵海險要圖》一套，呈交張之洞。是年冬，張之洞攜測繪者乘輪親自巡海，對所繪各圖詳加校核，認為比較精確。然後呈送清廷軍機處及總理衙門，是為中國較早的完備海圖。詹天佑認真努力的工作，豐富的學識和才華，給張之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其日後力主派員留學起①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 冊，第165 頁。① 詹天佑立《詹氏家譜》，轉引自《詹天佑生平志》。
② 詹同濟、黃志揚、鄧海成編：《詹天佑生平志》，第58 頁。
了一定作用。
次年，黃埔博學館改為廣東水陸師學堂，詹天佑繼續擔任該校的英文教習。詹天佑在用非所學的崗位上度過7 年，無論是駕駛軍艦、從事水兵教習，還是測繪海圖、修築炮台等，都努力奮斗，克服困難，做出了優異的成績。光緒十三年（1887），詹天佑在澳門與譚伯邨的女兒譚菊珍結婚。
第三節築路七載，初露才華詹天佑自光緒七年（1881）回國後，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才有機會用其所學，從此，他為中國鐵路建設事業披荊斬棘，奮斗終生。
河北開平煤礦因運煤需要，于光緒七年（1881）建成唐山至胥各莊全長約9 公里的唐胥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正式用于運輸的鐵路，以後由此路兩端逐步展築成關（山海關）內外的干線鐵路。詹天佑在建築這條大干線及其支線的過程中，開始嶄露頭角。
光緒十三年（1887），唐胥鐵路通車至蘆台（即唐蘆鐵路）後，因沿海水兵用煤需要，清廷海軍總理衙門奏准將其繼續展修至天津。為此，將開平礦務局鐵路公司改組為中國鐵路公司，設于天津，由伍廷芳任總理，英國人金達（C.W.Kinder）任總工程師。光緒十四年（1888），經留美學生鄺景陽（孫謀）向伍廷芳推薦，中國鐵路公司遂聘請詹天佑任其幫工程師。于是，詹天佑離開廣州，北上天津。此時中國鐵路公司正緊張地忙于修築塘沽至天津的鐵路，詹天佑到任後，被分派到此段工地負責鋪軌任務。這是詹天佑獻身中國鐵路事業的開始。他充分發揮築路專長，指揮作業，塘津鐵路全長40多公里，僅在80 天內就完成全部鋪軌工程。直隸總督李鴻章親往查驗，認為線路“平穩堅實”。因此，唐山至天津的鐵路，于是年九月初五日提前竣工通車。
唐津鐵路通車，收益顯著，于是繼續向東展修。在總工程師金達率領下，詹天佑總是被派往最艱苦的工段。光緒十五年（1889）勘測唐山至古冶的鐵路，十七年（1891）建成通車。
光緒十八年（1892），古冶至灤縣鐵路建成通車。光緒十九年（1893）
是關內鐵路灤縣至山海關段的修築時期，其中的灤河大橋是這段路的關鍵工程。這是一座2000 余英尺長（合617 米）的17 孔鋼橋（其中跨長200 英尺者5 孔，100 英尺者10 孔，30 英尺者2 孔），共有橋墩16 座，橋台2 座，工程相當艱難。金達先後聘請英國工程師喀克斯（Cox）以及日本和德國的工程師來承擔這項工程，但結果都失敗了。因為灤河水流湍急，橋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層甚厚，所設橋墩幾次遭洪水沖毀，致使工期難以保證。後來金達將這一難題交給詹天佑去試行解決。詹天佑調查分析了灤河水流及河床地質情況，經過縝密的測量後，決定改變橋址，並在橋墩施工中引進當時的最新技術——氣壓沉箱法，並結合中國傳統的打樁方法施工，結果一舉成功。當16座基礎橋墩露出水面後，鋼梁架設、鋪軌工程順利完成。次年，灤縣至山海關鐵路迅速建成通車，至此，關內鐵路竣工。
灤河大橋的建成，不只保證了關內鐵路如期建成，詹天佑及時運用最先進科學技術的築路才能，也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光緒二十年（1894），他當選為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員（MICE），是為中國工程師被選為國際學術團體會員的第一人。
關內鐵路通車後，繼續向關外展築。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關外段工程只築至出關數十里的中後所（今遼甯綏中）即被迫停工。甲午戰爭後，中國被迫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中國的危機進一步加深。鐵路修築，是列強在中國爭奪和鞏固勢力范圍的重要手段，此後，列強在華投資，爭奪鐵路修築權的斗爭更趨激烈。
光緒二十一年（1895），津盧鐵路開工，詹天佑奉調修築該路，率隊測量線路，並提出報告，但未被有關方面采納①。由于清廷軟弱無能，不僅大舉外債，而且重用外國工程師，致使學有專長的詹天佑久居人下，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能以幫工程師身份參加該路修築工作。
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廷決定恢複從山海關至沈陽的關外段鐵路工程，並先完成錦州段工程。當時有關官吏，因恐怕雇用外國工程師勘測線路會激起民變，故不得不起用詹天佑。于是詹天佑被調任山海關至錦州段的駐段工程師。奉天將軍曾祺為使鐵路早日通車，破例保薦詹天佑升為關內外鐵路幫辦，委以大權。詹天佑負責主持錦州段鐵路的修築任務，其工程相當艱巨。它包括錦州鐵路和營口支線兩部分。前者自綏中向東展築，經錦州至新民屯，沿線需建大小橋梁90 余座，其中六股河大橋25 孔（跨長100 英尺者24 孔，60 余英尺者1 孔）、大凌河大橋24 孔（每孔跨長100 英尺）；線路還要跨越干柴嶺山溝，溝深48 英尺，長1 英里，石質堅硬。後者自溝幫子修至營口的支線，全長73 公里，沿途地勢低窪、水質含堿量大，不宜飲用和作機車用水，為此，需建數座水塔和蓄水池，以引遼河淡水儲蓄備用。這些都加大了修路難度。詹天佑精心勘測籌劃，日以繼夜，深入工地，指揮修築。工程雖然艱巨，但進展較快，光緒二十五年（1899）關外鐵路通車至錦州，次年通車至大虎山，營口支線也全部通車，僅大虎山至新民屯一段尚未完工。正當此時，八國聯軍攻人北京，關內外鐵路被英、俄兩軍占領而被迫停工，築路人員只好撤出工地。
關外鐵路停工後，詹天佑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應盛宣懷和鐵路總公司聘約南下，主持恢複萍醴鐵路工程。在督修中，他堅持用4 英尺8 寸半（1.435米）的標准軌距進行修築，使全國鐵路軌距統一，以便互相連接，使運輸暢通。萍醴鐵路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竣工通車。此後該路展築至株洲，成為連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鐵路干線的組成部分。
關內外鐵路被英俄兩國占領後，清廷任命袁世凱為關內外鐵路督辦大臣，胡燏棻為會辦，負責與英俄交涉，收回所侵占的鐵路。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詹天佑奉命離開了萍醴鐵路工地，返回關外，接收被俄國強占的關外鐵路。以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線路、橋梁、機車等，由于帝國主義者的踐踏此時大多已經損壞，尤其是車輛遭受的破壞極為嚴重。詹天佑抓緊時間，日夜搶修，僅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使關外鐵路恢複通車了。是年，詹天佑的官階，由報捐而得的選用州同升為候選同知。
光緒二十八年（1902）秋，清廷宣布于次年春季拜謁西陵。為便于慈禧太後等人“禦駕”往來，決定從河北新城縣高碑店到易縣良各莊修築一條新易鐵路（也稱西陵鐵路），全長43 公里，限期六個月完成，並撥官銀60 萬兩作為築路費用，由直隸總督兼關內外鐵路督辦大臣袁世凱主管築路之事。他原擬把工程交給英人金達主持，法國公使聞訊起而抗爭，認為盧漢鐵路是用法國借款修築的，新易線系其支線，堅持要由法國工程師來設計建造，英法兩國為爭奪築路權而相持不下。在無可奈何情況下，袁世凱只好放棄任用外國工程師的打算，改任詹天佑為新易鐵路總工程師。詹氏倉促受命，經過周密策劃，于是年十一月動工，次年三月謁陵前竣工。這是中國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條鐵路。
① 《進呈粵海圖說折》，見《張文襄公全集·奏議二七》卷27。
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慈禧等乘坐火車謁祭西陵後，甚為滿意，對詹天佑和司機進行嘉獎，將其乘坐的火車車箱中的全部陳設品作獎品，獎給詹天佑。詹天佑認為，此路建成是眾人之功，非一人所為。因此，他只取其中一個小座鍾作為建路紀念，其余則都分給築路員工。此後，清廷又獎勵承造新易鐵路出力人員，以“候選同知詹天佑，曾在外洋學習工程專門多年，為中國工程中傑出之才，此次承修路工，正值隆冬天氣，措手綦難，該員不避艱辛，督率各匠役勤奮趨事，得以迅速竣工，而用費亦極節省，實屬異常出力”。而“提升為選用知府”①，其余出力承修路工及官員均獲獎勵和提升。光緒三十年（1904），鐵路督辦大臣盛宣懷聘請詹天佑為中國鐵路總公司（設事務所于上海）工程顧問，以協助籌劃盧漢、滬甯、粵漢等南北干線鐵路。
自1888—1905 年間，詹天佑除了1901 年奉命督修萍醴鐵路外，主要參與修建關內、關外鐵路及營口支線，共長940 余公里。尤其是新易路的建成，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自力修建鐵路的勇氣和信心，詹天佑也因獨立設計和主持修成這條鐵路而蜚聲全國，這些都為他日後主持京張鐵路工程創造了條件。
① 1896 年2 月15 日，詹天佑致諾索布夫人的信。
第四節修築京張鐵路，大展宏圖張家口是屏藩北京西北的軍事重鎮，也是重要的南北貿易要沖。為繁榮經濟、鞏固政權，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批准督辦鐵路大臣袁世凱及其會辦大臣胡燏棻的奏請，撥用關內外鐵路的部分余利，修建北京至張家口的京張鐵路。這一消息傳出後，英俄兩國為爭奪築路權而互不相讓。因關內外鐵路余利存在英國彙豐銀行里，如要撥用，必須先同中英公司協商，于是他們乘機要挾，舉薦英人金達擔任總工程師。俄國公使則出面反對，聲明以往清、俄兩國有約，規定長城以外鐵路不能由第三國承建，並乘機脅迫清廷指派俄人擔任總工程師。英、俄兩國相持不下，最後清廷決定不用洋人，全由中國“官款自辦”，並委派詹天佑負責京張鐵路的籌建工作。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1905 年5 月），京張鐵路局在天津成立，同時又在北京成立工程局，任命陳昭常為總辦，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局務會辦。1906年詹天佑接任總辦。1905 年5 月，當詹天佑奉命率隊由豐台出發勘踏路線時，金達竟然同時由唐山出發，以行獵為名，別有用心地秘密勘測這條線路，5月20 日兩人在南口不期相遇，金達對詹天佑說：“從南口到岔道城之間的路線（關溝段）困難程度大大超出他的料想，..中國人不能承擔開挖山洞工程，..必須采用外國包工。..他願招人投標承攬合同。”詹天佑明確告訴他，此線“袁總督已奏明皇上..不使用外國人”。金達說“不使用外國人一事乃是謊言！”①國外還有一些人和報刊公開宣稱：“中國能開鑿關溝段之工程師尚未誕生于世！”①“中國人想不靠外國人自己修鐵路，就算不是夢想，至少也要過五十年才能實現！”②等等，國內也有一些喪失民族自尊感的崇洋媚外者嘲笑詹天佑“自不量力”、“膽大妄為”等等。這些蔑視和嘲笑沒有影響詹天佑的堅強信心，他懷著強烈的愛國心和事業心，毅然承擔了這項具有國際影響的築路任務。
詹天佑認為，修築鐵路，選線最為重要。為了尋找一條理想路線，詹天佑不僅多方搜求資料，實地考察勘測，而且還親自訪問當地農民，征求意見。他常常騎著毛驢在崎嶇的山路上勘查。白天翻山越嶺，晚上還要伏在油燈下計算、繪圖、撰寫工程日記。曆時40 多天，往返行程千余里，于6 月24 日終于完成全線初測任務。當時，對京張鐵路勘測了三條比較線：一是由京奉鐵路柳村車站起，經西直門到南口，沿關溝越嶺，在八達嶺過長城，出岔道城，再經康莊、懷來、沙城、宣化而達張家口。這條線峰巒起伏，尤其是從南口到岔道城一帶的關溝地段，要在懸崖絕壁上修築一條陡險的鐵路，穿過古稱“天險”的長城要塞居庸關、八達嶺。鐵路通過八達嶺，必須開鑿一座很長的隧道，坡度極陡，工程浩大，而運輸量又受到限制。二是從張家口，經懷來縣、延慶州、小張家口，沿著熱河至北京的大路，經得勝口過山，再過明十三陵、黃土梁到北京。這條是由老鄉所說可繞過關溝地帶的線路，但路程繞遠，坡度也很大，工程並不簡單。三是從北京西直門向西40 里，繞石① 詹同濟、黃志揚、鄧海成編：《詹天佑生平志》，第56—57 頁。
① 詹天佑1905 年5 月20 日的日記，見詹同濟編譯：《詹天佑日記書信文章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版。以下所引日記，皆引自此書。
② 詹天佑：《京張鐵路工程紀略·京張鐵路調查報告》（光緒三十一年），中華工程師學會出版1915 年版。景山、經過三家店，沿永定河，從青石到沙城附近的豬河口出山，到張家口。這條線坡度較平緩，但永定河峽谷河道迂曲，山崖陡峭，工程比關溝段更艱巨，但通過能力較高，運輸量大。但其造價和工期都會超過當時清廷的規定而不能實施。這條線路後來建成現在的豐沙線。
詹天佑結合當時實際情況，對這三條比較線反複論證、篩選，最後決定采用第一條比較線。此後對關溝的困難路線又勘測過多條局部比較線，經過分析，最後選定了在當時條件下較為理想的一條比較線。
對所選的比較線還要進一步複勘定線，詹天佑把通過關溝的全線分成三大段，調派人員，分段仔細勘定。第一大段從柳村到南口，由他親自率領工程人員插標定線。他背著標杆與經緯儀在峭壁上定點制圖。塞外常有狂風，滿天灰沙，不管環境多麼惡劣，他都堅持作業，並鼓勵大家也堅持工作。他常勉勵工程人員：“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著我們，必須成功！”
通過勘測得知，京張鐵路，全長200 余公里，“中隔居庸關、八達嶺、層巒疊嶂，石峭彎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為最難，即泰西鐵路諸書，亦視此等工程至為艱巨”③。面對如此艱巨的工程，詹天佑深感責任重大。他說：“此路又中國籌款自辦，為各省倡，惟責重益覺才輕，而圖終必先慮始，固不敢鋪張從事，致巨款虛糜，亦不敢苟且速成，貽外人口實。”①他在致諾索布夫人的信中也寫道：“全體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在密切注視著我的工作，如果我失敗了，那就不僅是我個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國工程師將失掉大眾的信任。”②詹天佑深深認識到京張鐵路的成功與否關系到民族自信心的問題，因此，在籌劃整個工程時，他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經過縝密而慎重的研究，提出將京張鐵路分三段興修的方案：第一段由豐台至南口，長約60 公里；第二段由南口至岔道城，長約33 公里；第三段由岔道城至張家口，長約128公里。其中第二段因關溝阻隔，地形複雜，需要開鑿大量隧道，工程最為艱巨。
在修築京張鐵路的過程中，詹天佑充分展示了他出眾的才能。首先他應用超群的定線知識和豐富的勘測經驗，在地形險峻、工程艱巨的關溝段采用1：30 即33.3‰的大坡度和半徑為600 英尺（183 米）的曲線，在青龍橋車站巧妙地設置“之”字形展線，使八達嶺隧道長度由1800 米縮短至1091 米，既解決了最困難的越嶺問題，又節省工程，降低了造價。
其次，在關溝段設保險岔道（避難線）和引進先進機車。為保證在陡坡上行車安全，詹天佑設置了12 條保險岔道，站內4 處，區間8 處。為了適應在大坡度線路上行車的牽引噸數，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馬萊（Mallet）複式活節蒸汽機車，以用機車的較大牽引力（42000 噸）克服陡坡的坡道阻力，以解決在“之”字形線路上的行車問題。
在開挖隧道時，詹天佑還率先采用了直井開鑿隧道技術。京張鐵路有四座隧道，即八達嶺、居庸關、石佛寺和五桂頭。其中以八達嶺隧道開鑿最難，山勢崎斜，石質堅硬，隧道長度大，詹天佑巧妙地從隧道中部開鑿兩個直徑為10 英尺、深為84 英尺的直井，使隧道的開挖工作面從原來的2 個增為6個，大大地縮短了施工期限，同時通過精密測量，隨時校正隧道開鑿方向和③ 引自1961 年4 月27 日《人民日報》茅以升文。
① 詹天佑：《京張鐵路工程記略·修造京張全路辦法》，《詹天佑文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年版。② 詹天佑：《京張鐵路工程記略·修造京張全路辦法》，《詹天佑文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年版。水平高低，保證了施工質量。
同時，詹天佑還注意就地取材，節約工程費用。如在橋梁工程中，他一面選用國外新型鋼梁，一面又因地制宜，在山區盡量修建拱橋，既堅固耐用，又減少進口材料，以節約費用。在關溝段的20 座橋梁中，有13 座是混凝土拱橋。又如懷來河大橋工程艱巨，橋長212 米，7 孔鋼梁。為了不誤工期，詹天佑令先用騾車將鋼梁杆件運至橋頭，拼鉚成橋，節約了架梁鋪軌時間，加快了工程進度。
在京張鐵路修築中，詹天佑還厘定了標准，首定工程規范。他非常重視工程標准化，主持編制了京張鐵路工程標准圖，包括京張鐵路的橋梁、涵洞、軌道、線路、山洞、機車庫、水塔、房屋、客車、車輛限界等，共49 項標准，是為我國第一套鐵路工程標准圖。它的制定和實行，加強了京張鐵路修築中的工程管理，保證了工程質量，為修築其他鐵路提供了借鑒。1906 年，他就當時中國鐵路無統一標准的紛亂狀態，寫了有關標准說帖三份，上書清廷商部，以統一全國鐵路建設的技術標准。其中提出了全國鐵路車輛使用姜坭（Janney）自動車鉤；統一采用標准軌距，即1.435 米（英尺為4 尺8 寸半），以使全國“車同軌”，暢通無阻。
經過四年的艱苦奮斗，京張鐵路在1909 年9 月24 日全線通車。京張鐵路于1905 年10 月2 日動工興修，原計劃6 年建成，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只用了4 年時間，提前兩年完工。原預算的工款為紋銀7291860 兩，清廷實撥7223984 兩，而決算的實際支出僅為6935086 兩，較實撥工款節余288898兩，較預算節省356774 兩。每公里造價比當時修築較易的關內外鐵路線還低。
1909 年10 月2 日，在南口舉行盛大的京張鐵路通車典禮，與會的中外來賓1 萬余人，很多人紛紛擠向詹天佑祝賀，詹天佑謙遜地說：“這是京張路一萬多員工的力量，不是我個人的功勞，成績應該屬于大家的！”京張鐵路的建成，完全打破了外國報刊的預言，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受到中外各方面的贊譽。清廷也予以特別褒獎，頒授詹天佑工科進士第一名的榮譽稱號。1909 年11 月，詹天佑被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吸收為會員。這是加入該會的第一位中國工程師。
從1888 年起，詹天佑先後從事津榆、津盧、錦州、萍醴、新易、潮汕、滬甯、滬嘉、京張、張綏、津浦、洛潼、川漢、粵漢、漢粵川等鐵路的修築，為開創和發展中國鐵路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此外，1905 年詹天佑被任命為商部路務議員，1907 年任郵傳部路務議員。1908 年，被派任郵傳部二等顧問官，加二品銜，後任郵傳部參議行走等職。
1912 年，辛亥革命不久，詹天佑發起組織了“中華工程師會”（後改名為中華工程師學會），並被選為會長。他希望通過學會把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組織起來，為建設富強的祖國而共同努力。他積極主持學會的工作，開展各種學術活動，創辦出版《中華工程師學會會報》等。
詹天佑還親自編撰出版了《京張鐵路工程紀略》、《京張鐵路標准圖》、《華英工學字典》、《告青年工學家》等論著，這些著作曾在我國工程技術界起過重要作用。
1919 年2 月，詹天佑抱病參加了協約國在哈爾濱召開的“國際聯合監管遠東鐵路委員會”會議，對“萬國共管中國鐵路計劃”的陰謀予以堅決反擊。由于操勞過度，病情加重，不幸于4 月24 日“悒郁以終”。臨終時，他“語不及私，為國家陳述三事：一、振奮發揚工學會活動，以興國富民；二、慎選人才以管理〔中俄合辦的〕中東鐵路；三、就款計工，唯力是視，盡速建成漢粵川全路”③。
1922 年中華工程師學會和京綏鐵路同人會在青龍橋車站上，建立了詹天佑全身銅像。1966 年，其墳墓遷葬于此。近年在八達嶺長城腳下建造了詹天佑紀念館，以紀念他在中國鐵路建設事業中的不朽功績。
③ 詹天佑致諾索布夫人信函，1906 年10 月24 日。
第二十四章孫中山第一節探索救國的途徑孫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字載之，又字公武，號日新，嗣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來。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時，還曾化名陳文、陳載之、張宣、吳仲、高達生、蕭大江、杜嘉諾、高野長雄、Dokans、A laha 等。筆名則曾用“南洋小學”。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 年11 月12 日）生。孫中山之父孫達成是佃耕農，早年在澳門當鞋匠。母楊氏、姊孫妙茜均參與農業勞動；兄孫眉曾受傭于鄰村大戶。因家境困苦，孫中山自幼參加農業輔助勞動，10 歲始入塾，據他自稱“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①，他的國學知識主要是長成後補習自修所得。
孫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為雇工，數年後自營牧場，孫家境況日趨改善。光緒四年（1878），孫中山遠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孫眉開設的商店協理店務，旋入意奧蘭尼（Iolani）學校（男子中學）學習3 年，畢業後又就讀于奧阿厚（Oahu）書院（高級中學）數月。孫中山從這些英美教會所辦、以英語授課的學校中接受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的基礎教育，開始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所熏陶，並對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後來記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甚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周圍同學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于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①光緒九年（1883），孫中山自檀香山歸國。他對祖國的貧困落後頗感不滿。居翠亨期間，在他倡議下，村里采取了一些興革鄉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盜、街燈、清道、防病，皆為籌辦”①。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與同村好友陸皓東毀壞了北帝廟偶像。這種瀆神行為遭到村民的指責，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孫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孫中山先後進入香港的中等學校——拔萃書室（DiocesanBoy’s Home）、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即後來的維多利書院（Victoria College）、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讀書。此期間爆發了中法戰爭，民族危機激起人們的愛國熱情。孫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愛國斗爭的鼓舞，覺得這個斗爭“證明中國人已經有相當覺悟”，“表示中國人還有種族的團結力”②。他對清廷在打勝仗的情況下卑怯求和的行徑深感憤慨，從而滋生了“傾覆清廷”的意念。
光緒十一年（1885），孫中山與盧慕貞結婚，後生有一子（孫科）二女。盧氏乃一無文化的家庭婦女，因孫中山長期在外求學和從事政治活動，雙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① 引自宓汝成文，見《中國科技史料》1996 年第17 卷3 期，第40 頁。① 《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 卷，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359 頁。① 《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 卷，第359 頁。
② 鄭東夢編：《檀山華橋》，檀香山1929 年版，第11 頁。
孫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堂學習。同學之中，他與同會黨關系密切的鄭士良志趣相投，並得以了解會黨的反清宗旨及其組織情況。翌年，孫中山轉學到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for Chinese.Hong Kong）。他學習勤奮，成績優異，經常名列前茅。且于課余博覽中國經史和西方的政治、軍事、曆史、物理、農學等類書籍，特別喜讀達爾文《物種起源》、《法國革命史》以及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家傳記。時值資產階級維新愛國思潮鼓蕩全國，孫中山頗受早期維新思想家何啟、鄭觀應等人的影響，曾撰寫政論投寄港、滬各報刊，並于光緒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維新思想的退職官員鄭藻如，提出振興農桑，戒絕鴉片，遍設學校三項建議，希望先在本縣倡行，再向全國推廣。與此同時，他常對親友發表不滿清朝的言論，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尤為投契，互抒救國抱負，傾慕洪秀全，被人稱為“四大寇”。他與香港知識分子的愛國小團體輔仁文社成員楊衢云等也頗多往來。
光緒十八年（1892），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他到澳門鏡湖醫院任西醫師，並自設中西藥局。次年，因受葡籍醫生排擠，轉赴廣州開設東西藥局。行醫期間，他以更大的熱情努力探索各種救國途徑：一方面加強與會黨等反清力量的聯系，甚至曾與陸皓東、鄭士良、尤列等數人共同醞釀冀圖建立一個以“驅除韃虜，恢複華夏”為宗旨，名為“興中會”的反清組織；另方面又打算制訂一項全面發展中國社會經濟的計劃，爭取統治集團中開明人士的支持，並通過他們在全國實行，而他本人還准備前往法國等國考察發展農業的經驗。
光緒二十年五月（1894 年6 月），孫中山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直隸總督李鴻章。在由他起草的達8000 余字的長函中，主張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體制，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即從發展教育事業、農業、工礦業、商業和交通運輸企業四個方面著手，作為中國“富強之大徑，治國之大本”③。但孫中山未受李鴻章接見，上書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當時，適逢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即甲午戰爭），孫中山對清廷在戰爭初期的顢頇無能尤感憤懣。于是，他毅然拋棄了對清廷的幻想並擺脫了改良主義的羈絆，成為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的開拓者。
③ 參見〔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1926 年版，第157—161 頁。第二節創立興中會光緒三十年十月（1904 年11 月），孫中山重抵檀香山。20 多名華僑青年接受他的倡儀，舉行會議，成立了興中會，選舉劉祥（商店司理）、何寬（銀行經理）為正副主席。孫中山起草了《興中會章程》，強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的嚴重性，規定以“振興中華”作為立會的主要宗旨。他還起草入會的秘密誓詞，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①的革命主張。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建立新制度為目標的民主革命綱領。興中會成立後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會，會員增至百余人。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興中會曾組織會員進行軍事訓練，向愛國僑胞募集資金，以為反清武裝起義作准備。
孫中山曾決定在廣州舉行起義，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個據點。于是，他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總機關，隨後又到廣州建立了興中會組織。孫中山親自修訂興中會章程，進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國主義侵略和清朝反動統治所造成的亡國危機，號召人民團結奮起以拯救祖國。數月之內，秘密入會者達數百人，大多為會黨分子，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包括輔仁文社部分成員）則是興中會的骨干。孫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裝起義的籌劃和准備工作。他與陸皓東、鄭士良等在廣州建立秘密機關數十處，並遣人聯絡城郊、順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會黨、綠林，在廣州城內策反一部分防營和水師官兵，結納中日戰爭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過楊衢云、黃詠商等在香港籌集經費，購置軍火，招募起義人員，通過何啟（香港議政局議員，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謝纘泰等爭取香港輿論界的支持；並商定以重陽節（陽曆10 月26 日）為起義日期。但在發難前夕，清廣東當局偵知孫中山等的起義圖謀，並接獲香港政府提供的情報，乃出動軍隊封閉革命機關，搜捕起義人員。這樣，經半年多慘淡經營的第一次反清起義未及發動即遭失敗，陸皓東等被捕殉難，孫中山則從廣州出走，經澳門、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後，孫中山成為清廷以重金懸賞通緝的“要犯”，長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繼續組織推翻清朝的革命斗爭。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1896 年10 月），孫中山在英國倫敦為清駐英公使館所綁架，面臨被偷運回國處死的危險。旋得他的老師、香港西醫書院前教務長康德黎（Cantlie，Sir James）等奔走營救，英政府根據國際公法向清使館提出交涉，始獲釋放。倫敦蒙難13 日，使孫中山名馳中外。此後他以半年多的時間，在大英博物館等處認真研讀歐美各種思想流派的著作，並就地考察英國的社會狀況，思索著西方各國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後來自述：此期間“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②。他在理論上的探討導致了日後三民主義學說的形成。
從光緒二十三年七月（1897 年8 月）起，孫中山居日本曆4 年余。他廣① 《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8—18 頁。
② 《檀香山興中會盟書》，《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0 頁。按：史學界另有一種意見，認為，此誓詞乃于香港興中會成立後提出的。
泛結交日本朝野人士，與部分旅日華僑和留學生建立聯系，支持菲律賓、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國內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一度爭取與逃往日本的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聯合，但因雙方在對待清朝的態度上存在著原則性分歧而未能實現。他又派遣興中會同志在香港創辦革命喉舌《中國日報》，並加緊聯絡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會黨組織。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興中會、廣東三合會和兩湖哥老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會議，聯合建立了“興漢會”，推舉孫中山為總會長。是時，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對中國的瘋狂掠奪。侵占中國領土和劃分勢力范圍，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在華北蓬勃興起。帝國主義列強拼湊八國聯軍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孫中山決定利用這一時機在廣東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計劃同與清廷有矛盾的兩廣總督李鴻章合作，先實現兩廣獨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國性共和政權。為了推進這個計劃，一面與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曾廣銓聯系，一面通過何啟要求香港總督卜力（H.A.Blake）給予支持。與此同時，孫中山積極籌備武裝起義，派遣鄭士良在惠州集結會黨力量，史堅如、鄧蔭南在廣州設立策應起義、實行暗殺的機關，其他同志分頭聯絡各府、州、縣，楊衢云、陳少白、李紀堂等則在香港籌餉購械。不少日本人也參與起義的籌劃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誠幫助中國革命的宮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動機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孫中山，後因內閣更換，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軍人參加起義活動。光緒二十六年（1900）夏，由于英國政府不同意香港總督支持兩廣獨立的計劃，李鴻章又應詔北上，孫中山遂轉而全力准備在內地起義，往返于西貢、台灣等地就近進行部署。同年閏八月十三日（10 月6 日），鄭士良率600 人在惠州三洲田起義，攻占一些村鎮，起義軍發展至2 萬人。但起義隊伍糧械不繼，被數量上占優勢的清軍包圍，在堅持了10 多天後，乃根據孫中山的指示予以解散。史堅如則在廣州謀炸署兩廣總督德壽未成，被捕犧牲。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武裝起義又告失敗。
就在惠州起義前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會在海外的勢力迅速膨脹，處處侵占革命派的陣地。甚至連孫中山親手創立的檀香山興中會，也因受梁啟超的影響而變質和瓦解。光緒二十九年（1903）秋，孫中山前往檀香山，在改組興中會的基礎上建立了名為“中華革命軍”的組織，並在入會誓詞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 字綱領。與原來的興中會主張相比，這個新綱領的民主共和要求更為明確，而且增添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內容。他為了爭取華僑更廣泛的支持，還在檀香山加入洪門，被授予“洪棍”之職。與此同時，他在《檀山新報》上撰文與保皇派論戰，批判君主立憲的主張。次年春，他轉赴舊金山，協助致公堂（洪門堂號）在美國各城市對其會眾實行注冊，並大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孫中山的這些活動，雖對削弱保皇派的影響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卻未能取得華僑對民主革命事業的有力支持。
第三節組織中國同盟會，提出三民主義學說正當孫中山在美國努力尋找革命的支持力量時，隨著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辦學堂和出國留學風氣的盛行，已經湧現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覺悟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從愛國走向革命，在東京、上海等地編撰和出版了大量革命書刊；由他們所發起組織的民主革命團體，如湖南的華興會、湖北的科學補習所、江浙的光複會等也相繼成立。不少革命者在國內策劃反清起義失敗後，又紛紛逃到了日本。孫中山深受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鼓舞，認為中國革命必須以這些知識分子為主要依靠力量，必須把他們聯合到一個大團體內以協調全國的革命運動。于是，他離開美國往歐洲，先將旅居比、德、法等國數十名中國留學生組織起來，然後在光緒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7 月）來到了當時中國留學生和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日本東京。
孫中山一到東京，便前往拜訪華興會領袖黃興，商談聯合，深得黃興贊同。隨後又與其他革命者和進步留學生頻頻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見。六月二十八日（7 月30 日），孫中山約集傾向革命的留學生（其中有興中會、華興會部分會員）共70 余人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並以孫中山提出的16 字綱領作為同盟會宗旨。七月十三日（8 月13 日），1000 多名留學生隆重舉行歡迎孫中山大會。孫中山發表了充滿愛國**的演說，號召與會者以革命手段在中國“建一頭等民主大共和國”①，並爭取在20 年內把祖國建設成為超過日本和西方的強國。這次集會，起了從思想上動員留學生參加同盟會的作用。七月二十日（8 月20 日），孫中山主持了約100 人出席的同盟會成立大會，通過同盟會總章，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同時確定了各部職員的人選。同盟會成立初期的領導核心由孫中山、黃興、汪精衛、鄧家彥、張繼、朱炳麟、陳天華、田桐、胡漢民、程家檉、廖仲愷、何天瀚、宋教仁、朱執信等組成。
中國同盟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它的誕生使中國民主革命運動有了一個指導中心。數年之內，海內外紛紛建立同盟會支部和分會，會員激增至數萬人。“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①，孫中山對此甚感快慰。
同年十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孫中山在發刊詞中，把同盟會的16 字宗旨歸納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此時的三民主義學說，其核心內容是要通過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達到一個政治目的，即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來取代清朝君主專制統治；至于民生主義，則企圖通過“平均地權”防止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禍害。三民主義是一面富有號召力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旗幟，它把散居各地的廣大革命者集結成為具有共同理想基礎的偉大戰斗力量。《民報》在孫中山的思想指導下，以大量篇幅闡發同盟會的政綱即三民主義學說，論證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必要性，並對保皇派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它廣銷海內外，對提高人們的民主革命覺悟起了重大作用。
①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6 卷，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232 頁。①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79 頁。第四節策劃反清武裝起義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策劃反清武裝起義的實踐中。他和黃興派遣一部分同盟會員秘密回國籌備起義，自己則先後赴越南西貢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會分會，並募集起義經費。他還與黃興、章太炎等一起制訂了由10 余篇文件組成的《革命方略》，以備在各地發動起義時應用。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1906 年12 月），少數同盟會員聯絡湘贛邊境洪江會、洪福齊天會，發動萍瀏醴起義，遭清廷鎮壓。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請，要求孫中山離開日本。光緒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3 月），孫中山抵越南河內建立了領導武裝起義的總機關，以廣東、廣西和云南作為起義地點。他認為這三省地處邊陲，群眾基礎較好，易于舉義；地域寬廣，利于迂回作戰；又便于從國外輸送武器和人員。他計劃首先在廣東潮、惠、欽、廉四府同時發動，再把起義烽火引向廣西、云南，以南方數省為根據地，向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推進。孫中山在河內、海防、南圻等相繼成立了同盟會分會，還接納了廣西著名會黨首領王和順、游勇首領黃明堂等加入同盟會。他分別派遣許雪秋、鄧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聯絡會黨，黃興、胡毅生赴欽州、廉州運動新軍，汪精衛、黃隆生等赴南洋一帶勸募軍餉；日籍同盟會員萱野長知、宮崎寅藏等則在日本購運軍械，胡漢民、馮自由在香港做策應聯絡工作。
但是，起義的實際進程並未按照孫中山的預想發展。革命黨人往往准備不周，起事倉促，且為清軍所迅速鎮壓。是年共發動了四次起義：陳湧波、余既成指揮的潮州黃岡之役，鄧子瑜指揮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順指揮的防城之役，黃明堂指揮的鎮南關之役。鎮南關之役爆發的次日，孫中山曾偕黃興、胡漢民等自河內赴前線參戰。這次起義失敗後，清廷要求法國殖民當局把孫中山驅逐出境。孫中山乃于光緒三十四年二月（1908 年3 月）離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黃興、胡漢民繼續主持起義工作。孫中山走後不久，又發動了由黃興指揮的欽、廉和廣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黃明堂、王和順指揮的云南河口之役。這兩次起義堅持的時間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國封鎖邊界而斷絕後援的情況下，輾轉苦戰，最後仍然潰敗。孫中山在西南邊境領導的以會黨、游勇為主力的6 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
起義的接連失敗，絲毫動搖不了孫中山繼續革命的堅強意志。他在當時指出：“吾黨經一次失敗，即多一次進步”，失敗之後必須“謹慎戒懼，集思補過”，這樣“則黨力庶有充實之時”②。他在新加坡總結起義的經驗教訓時已意識到了依靠會黨為主力所產生的弱點，認為它的紀律松弛，戰斗力不及新軍，預言“今後軍隊（按指新軍）必能繼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會員分頭運動新軍①。這是孫中山關于武裝斗爭方針的一個重要轉變。
當時，新加坡的保皇派報紙對孫中山起義屢次受挫進行嘲諷和中傷，並趁機大肆攻擊中國民主革命道路。孫中山在《中興日報》上連續發表3 篇文章給予堅決反駁，從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場革命派對保皇派的激烈論戰。影響所及，使更多的僑胞投向了革命營壘。在孫中山及其戰友的努力下，同②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237 頁。
① 《〈支那革命實見記〉序》，《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375 頁。
盟會在各埠建立了數十個分會，吸收了數千名會員，並在這一基礎上成立了同盟會南洋支部。他為了籌集更多資金以組織新的起義，于宣統元年四月（1909 年5 月）赴歐美。
同年九月，胡漢民按照孫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南方支部，用數月的時間籌集資金，運動以廣州新軍為主的武裝力量，准備再次起義。孫中山也從旅美華僑中募得港幣8000 元，彙回以充軍需。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 月），廣州新軍與巡警發生沖突，同盟會員、新軍排長倪映典率領3000名士兵倉卒起義，當天即遭鎮壓。
孫中山得悉新軍起義失敗後並不灰心，為籌劃新的起義而繼續努力，他在美國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會分會，又在舊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總會（即同盟會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會盟書中，將同盟會的名稱改為“中華革命黨”，將16 字綱領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①；並發函通知南洋的同盟會組織照此辦理。但他指出，今後對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的名稱“兩者俱可並用”②，而綱領的措辭雖有不同，仍是反映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孫中山之所以作此改變，與同盟會內部矛盾的激化有密切關系。早在光緒三十三年他到河內領導西南邊境武裝起義時，留在東京的一部分同盟會員章太炎（《民報》主筆）等，便曾因《民報》經費和起義受挫等問題，要求罷免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職務。兩年後，陶成章（原光複會員）又因孫中山不願再為《民報》提供經費，拒絕幫助他為在江浙舉事籌款，而糾集了一部分同盟會員對孫中山大肆詆毀攻擊，再次要求罷免孫中山，並于宣統二年正月在東京重建了獨樹一幟的光複會。這兩次倒孫風潮，雖由于黃興等的堅決抵制而平息下去，但孫中山因此不再承認設在東京的同盟會本部的領導作用，而是以總理名義建立自己的權力中心，直接領導同盟會南方、南洋美洲各支部的活動。改變組織名稱和綱領措辭，便是他試圖改組同盟會所采取的措施。
孫中山除了動員旅美華僑為國內革命運動提供財政支持外，還與美國退休銀行家布斯（C.B.Boothe）和軍事研究家咸馬里（Homer Lea）訂立協議，擬向紐約財團借貸巨款以發動大規模起義。宣統二年（1910）夏，他到達馬來半島等候數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彙款，原因是紐約金融界不願貸款給孫中山。正當此時，孫中山從外國報章獲悉日、俄兩國為進一步掠奪中國東北地區而重訂了密約的消息，感到祖國危亡迫在眉睫，便決定盡速組織起義。同年十月，他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黃金慶、鄧澤如等革命骨干在檳榔嶼舉行秘密會議，批評部分同志的悲觀消極情緒，剖析“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的種種有利條件，提出了在廣州再舉的意見①。會議接受孫中山的主張，決定集中全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奪取廣州後分兵兩路向湘、贛進發，同時組織長江流域各省起兵響應，會師北伐。會後，眾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屬籌款。而孫中山因在一次募捐會上發表演說，竟被英國殖民當局以所謂“妨礙地方治安”為由勒令離境。孫中山被迫重赴歐美，並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說募款，一共籌集了港幣7 萬余元。
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受孫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統籌部。數月之① 《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3 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5 年版，第401 頁。② 《中華革命黨盟書》，《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439—440 頁。
① 《複鄧澤如函》，《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447 頁。
間，為准備起義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斷發生意外事故和困難，起義未能按預定計劃發動。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 年4 月27 日），黃興率領百余名“選鋒”隊員在廣州舉事，與敵人浴血奮戰一晝夜，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事後收得72 具烈士遺骸葬于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之役”。
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聽到了起義失敗的消息，對殉難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時給予這次起義以極高的評價。他指出，“革軍之敢勇英烈，為全球各國所..未曾有，革命之聲威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①。他隨即向芝加哥同盟會分會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舉義”的新計劃。同年夏天他到舊金山，努力促成設在那里的美洲同盟總會和美洲致公總堂聯合起來，消除門戶之見，協力籌餉救國。進而在他倡議下成立了美洲洪門籌餉局（又名中華革命軍籌餉局），孫中山自任“演說員”，與籌餉局職員一起赴美國各城市募款。與此同時，他一再發函指示國內及香港等地同盟會員，加緊調查和聯絡南北各省新軍，做好起事的准備。這時他的起義戰略已有所改變，曾設想在廣州、武漢、南京等城市同時發難，推動駐北京附近的新軍起而響應，以便一舉摧毀清皇朝。而當時國內各地發生了風起云湧的抗捐、搶糧暴動和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更使他對革命的勝利充滿信心。他在閏六月所寫的一封信中對全國革命形勢作了如下估計：“現時各省民心之望革命軍起，以救彼等脫離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軍，亦多欲倒戈相助。..吾黨無論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則各省望風歸向矣。”②這一預見，已為後來的曆史發展所證實。
①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242 頁；《在檳榔嶼與中國同盟會骨干會議的講話》，《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493 頁。
② 《複謝秋函》，《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518 頁。
第五節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爆發。革命軍于3 天之內占領武漢三鎮。1 個月後，南方已有12 個省脫離清廷宣告獨立。十月底，光複省份更增加到了17 個。這場遍及全國的革命風暴因發生于舊曆辛亥年，史稱“辛亥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10 月12 日），孫中山在美國中部得悉革命軍占領武昌，喜出望外。他立即中止了美國各地演說籌款的計劃，決定回國前作一番重大的外交努力，避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軍事干涉，並爭取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財政上支持中國革命。
是月二十九日（10 月20 日），孫中山到達紐約，向美國人介紹中國革命的宗旨，希望他們對革命同情與幫助。並發表告各國書，宣布承認外國在華的一切既得權益，同時警告各國不得給清廷提供軍事援助，否則將以敵人相待。九月二十一日（11 月11 日），孫中山抵倫敦。他與四國銀行團主任舉行兩次會談，要求停止對清廷貸款，並給予即將成立的民國政府以財政援助。他還寫信給英國等國的金融資本家，呼籲他們借款50 萬英鎊給民國政府。又委托友人拜會英國外交大臣，提出了停止對清廷一切貸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英屬各殖民當局的放逐令以讓他取道回國等三項要求。十月初一日（11 月21 日），孫中山抵巴黎，訪問法國眾議院時，請議員們促進法國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又在與東方彙理銀行經理的會談中，要求貸款給民國政府，表示將收回中國的關稅自主權，並希望法國能阻止俄、日勾結干預中國革命。孫中山在歐美三國辦理外交曆時1 個多月，由于當時西方列強對中國革命采取觀望和敵視態度，致使他屢遭冷遇，並未取得顯著的效果。孫中山因一再接到革命黨人催促他回國的電報，便縮短在歐洲的行程，于十月初四日（11 月24 日）從馬賽港啟航回國。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日）抵達上海。初十日，他被17 省代表會議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 月1 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當天晚上，孫中山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當眾莊嚴宣誓，決計履行“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的責任①。同日頒布大總統宣言書，宣告臨時政府的施政方針：“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實現各民族的統一和各省領土、軍事、民政、財政的統一，在全國范圍內奠定中華民國的牢固基礎①。5 日發表對外宣言書，宣布中國將與世界各國建立“平等睦誼”，並應取得國際承認，共同為促進世界文明而努力；同時，承認革命前清廷與各國締結的條約及所讓與的種種權利繼續有效①。
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陸續頒發了數十道民主改革的法令。保障人權方面，禁止對犯人刑訊體罰；廢除奴婢賣身契約；禁止買賣人口和販賣“豬仔”華工；取消對廣東、福建的“疍戶”，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戶”以及理發匠、優伶、娼妓、雜役、兵卒等歧視，規定他們享有同等的國民權利。改良社會習俗方面：禁止賭博，勸禁婦女纏足，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① 《複鄭澤生函》，《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534 頁。
① 《臨時大總統誓詞》，《孫中山全集》第2 卷，第1 頁。
① 《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 卷，第1—2頁。
刷新吏治方面：禁止徇私枉法，取消“大人”、“老爺”稱呼。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普及教育，取消學校祭孔讀經，刪改教科書中忠君和其他違背民主共和原則的內容。發展生產方面：鼓勵華僑投資，保護工商業，振興農墾，等等。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北方仍是清朝統治范圍，全國存在著南北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面。孫中山所面臨的迫切任務，是要結束清朝帝制，在共和制基礎上實現全國統一。而當他還在國外時，南北議和已經開始，南方代表在黃興、黎元洪等人的贊同下曾與北方代表約定：如果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擔任民國大總統。因此，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的當日便致電袁世凱，表示“虛位以待”，盼他“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②。但袁世凱對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極為不滿，悍然中斷談判，唆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共和。孫中山乃于1 月11 日宣布自任北伐軍總指揮，制訂六路進軍計劃，下令出師北伐。北伐軍在津浦線上首戰告捷，占領徐州，在其他戰場上也取得了一些勝利。
但是，當時北伐軍的實權為各派系的軍人所掌握，孫中山無法實行統一指揮。臨時政府又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不僅無法保證軍餉的供給，連日常的行政經費也難以支持。同盟會大多數領導骨干又都不贊成武力統一，而是極力主張與袁世凱妥協。加以帝國主義列強竭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凱，利用臨時政府要求取得外交承認和它的財政困難來施加壓力，催促孫中山盡快與北方達成和議。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繼續派人與袁世凱談判，但堅持一切解決辦法均須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度為前提。袁世凱急于奪取全國最高統治權，玩弄了各種政治權術，在設法使南方作出更大讓步的同時，又指使北洋將領接連發出幾道催逼清廷立即“宣布共和”的通電。2 月12 日，清宣統帝下詔退位。至此，宣告了統治268 年之久的清皇朝的滅亡，也宣告了在中國延續數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終結。這個曆史的大變化，是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運動所造成的。
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孫中山即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4 月1 日，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袁世凱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遷至北京，繼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了防范袁世凱背棄民主共和原則，于卸職前主持制訂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並通過各項條文保證國民應享的民主權利，確立共和政體的有關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①。卸職後，他以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目標已經達到，便致力于民生主義的宣傳，提倡在中國興辦實業和修築鐵路，並為此前往國內各地和日本訪問考察。
② 《對外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 卷，第10—11 頁。
① 《致袁世凱電》，《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576 頁。
第六節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8 月，同盟會與另4 個小黨在北京合並組成國民黨，孫中山被選為理事長。擔任代理事長的宋教仁為爭取成立“政黨內閣”而積極活動，並使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袁世凱視宋教仁為眼中釘，于1913 年3 月20 日派刺客在上海車站暗殺了他。接著又不惜出賣國家權益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大借款”的協議，企圖用作鎮壓南方革命黨人的軍費。正在日本訪問的孫中山聞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于25 日趕回上海，力主“先發制人”，組織南方各省武力討袁。7 月12 日，江西都督李烈鈞在湖口誓師，宣布獨立，揭開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接著，江蘇、上海、安徽、廣東、福建、湖南、重慶等各省市也先後宣布獨立。在北洋軍隊的攻擊下，南方各省討袁軍在短短一個月內相繼失敗。孫中山原打算到廣東直接領導討袁，因大勢已去，不得不于8 月再度流亡日本。
1914 年7 月，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了由他擔任總理的中華革命黨，繼續部署反袁斗爭。這期間，孫中山與原配盧慕貞離婚，並于1915 年10 月在東京與他的忠實助手宋慶齡結婚。1916 年，反袁護國運動的激流沖毀了洪憲帝制，袁世凱也隨即殞命。孫中山回到了上海。然而，掌握北京中央政權的北洋軍閥頭子段祺瑞承襲了袁世凱的衣缽，對外賣國，對內毀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繼續推行獨裁統治。孫中山乃于1917 年南下廣州，聯合西南軍閥勢力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發起了“護法”運動。但他沒有自己的軍隊，不久便遭到桂系軍閥的排擠，不得不于次年再赴上海。在上海期間，他撰寫了《孫文學說》、《實業計劃》等重要著作。1919 年10 月，他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繼續擔任總理。1920 年，命粵軍陳炯明部驅逐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勢力，11 月重回廣州。次年4 月，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5 月5 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再次揭櫫護法旗幟，部署北伐。1922 年6 月，陳炯明部在廣州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在白鵝潭的軍艦上堅持戰斗50 余天後退居上海。在此前後，孫中山曾與俄國共產黨代表和中國共產黨人有所接觸，並在他們的幫助下，開始著手改組國民黨。1923 年，陳炯明的部隊被滇軍逐出廣州，孫中山第三次回到廣州建立革命政權，任陸海軍大元帥，重新部署北伐。
1924 年1 月，孫中山主持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6 月創辦黃埔軍校，仿照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和軍隊政治工作制度，訓練培養革命武裝干部。10月，親自作出有力部署，平息了廣州的商團叛亂。11 月，應北京政變領導人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商談國是。他提出了對內召開國民會議，結束軍閥統治，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張，並同北洋軍閥進行不調和的斗爭。1925 年3 月12 日，孫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臨終時留下了“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戰斗”的寶貴遺囑。孫中山的著作甚豐，版本不少。中華書局1981 年至1986 年出版的《孫中山全集》（凡11 卷），是迄今為止收錄著作最多的全集版本，共收入孫中山的論著、文告、公牘、函電、演說、談話紀錄等約8200 篇，400 余萬字。第二十五章黃興第一節走上革命道路黃興，原名軫，字厪午，從事革命活動後改名黃興，字克強①。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 年10 月25 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長沙市）。5 歲時，跟隨父親黃筱村發蒙讀書，隨後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讀，學習勤奮。童年時代，喜歡聽鄉間老輩講洪秀全、楊秀清的革命事跡，“稍長，喜讀太平天國雜史”①。他還師從瀏陽李永球學烏家拳術，從小練就強健的身體。
光緒十九年（1893），黃興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光緒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緒二十四年，黃興由長沙湘水校經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兩湖書院深造。兩湖書院在當時是一所比較新式的學堂，課程除經史文學外，還有天文、地理、算學、測量、化學、博物學以及兵操等新學科。黃興在校期間，“篤志向學，而于地理一科及體操尤為精勤”②。他還于“課程余閑，悉購西洋革命史及盧梭《民約論》諸書，朝夕盥誦”③，初步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學說。
光緒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林圭等在長江流域組織自立軍起義，黃興曾與聞其事，幫助他們運動清軍中的湘籍軍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礙。這是黃興第一次運動軍隊，初步了解到當時清軍的內部情況。但自立軍起義很快被張之洞鎮壓，唐才常等英勇就義。黃興痛悼唐才常，並萌生了革命思想。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湖廣總督張之洞從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選派學生30 多人，赴日本東京宏文學院速成師范科留學。黃興這位兩湖書院的優秀畢業生，成為這批留學生中唯一的湘籍學生。是年五月（1902 年6 月），黃興抵東京。
黃興到日本後，很快就被留學生界蓬勃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 年12 月），他與楊篤生、樊錐、蔡鍔等創辦了《游學譯編》雜志，以翻譯為主，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革命曆史，宣傳民主革命和民族獨立。黃興為擴大影響，在年底又與蔡鍔、張孝准、楊篤生等發起組織“湖南編譯社”，大量從事譯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科學文化。黃興還支持湖北留學生創辦了《湖北學生界》，揭露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宣傳“排滿”的民族主義。他還領導宏文學院的湘籍學生組成“土曜會”，鼓勵挺身殺敵，“從事用兵，以破壞現狀為出路”①。黃興雖然學的是師范，卻特別留意于軍事技能的學習。他請日本退伍軍官教授軍略，學習兵法；利用空閑時間參觀日本士官聯隊各種兵操；每天清晨起來，到神樂坂武術會參加射擊比賽。
光緒二十九年（1903），發生了拒俄運動。俄國在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趁機占領了整個東北。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滿，① 《公布參議院議決臨時約法》，《孫中山全集》第2 卷，第220—224 頁。① 1904 年起義失敗，東渡後始改名，取“興我中華，興我民族，克服強暴”之意。② 毛注青編著：《黃興年譜長編》，第13 頁。
③ 張知本：《國慶日憶黃克強先生》，載1959 年10 月10 日香港《時報》。① 《黃克強先生榮哀錄》，第21 頁。
俄國卻仍然不履行條約，企圖永久霸占東北。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因而爆發了拒俄運動。黃興積極參加了留日學生“軍國民教育會”的活動。他在拒俄運動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與反動，憤慨地指出：“中國大局，破壞已達極點。今而後惟有實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萬一耳。”②于是他自認為軍國民教育會的“運動員”（指歸國發動革命之人員），准備回國策動反清革命。黃興在回國前夕與劉揆一討論進行方略，認為除在軍學界普遍發動外，目前更應注意團結會黨兄弟，共謀反清革命。他自東京啟程回國後，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② 石陶鈞：《六十年的我》，見毛注青編著：《黃興年譜長編》，第45 頁。第二節創立華興會黃興回國後，先到上海，與當時《蘇報》的主筆章士釗會晤，並結識了滬、甯等地一些人士。光緒二十九年七月，黃興返湘途經武漢，“在兩湖書院演說滿漢畛域及改革國體、政體之理由，與頑固派辯論終日”。湖廣總督張之洞聞訊大怒，立即命首府兼院長梁鼎芬出告示將黃興驅逐出境。黃興仍“留連八日，以攜帶鄒容所著之《革命軍》、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零星贈送軍學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①。
黃興回到長沙後，在明德學堂主持新開辦的速成師范班。明德學堂是長沙城里新辦的一所私立學校，教員中許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張繼教曆史，周震麟教地理，蘇玄瑛教國文等。黃興除在明德學堂任課外，還在長沙的經正、修業、實業等學堂和民立第一女學、安徽旅湘公學兼任教員。他利用教書的機會，向學生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並以教書為掩護，暗中從事革命活動。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 年11 月4 日），黃興以過30 歲生日為名，邀陳天華、張繼、劉揆一、宋教仁、章士釗等人秘密集會，商定創立華興會，眾人公舉黃興為會長。為避免清廷的注意，對外用“華興公司”的名義，業務是“興辦礦業”。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華興會正式召開成立大會。黃興提出“雄據一方與各省紛起”的方案，即從湖南發難，然後謀各省的響應。先後參加華興會的兩湖革命知識分子有四五百人。黃興和華興會的同志印發宣傳品，鼓吹反清革命。他還在明德學堂的理化實驗室里，和日本教員一道秘密制造炸彈，並派人出省購置軍械。黃興還變賣祖遺田產，以解決經費的需要。為了聯絡會黨和軍隊，黃興又設立兩個小團體：一是同仇會，專為聯絡哥老會；一是黃漢會，專為運動軍隊，重點是聯絡會黨。光緒三十年（1904），黃興曾親自會見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商討起義計劃，決定于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慈禧太後70 壽辰那天在長沙起義，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舉事，公推黃興為主帥，劉揆一、馬福益為正副總指揮。華興會在湖南部署稍有頭緒之後，便加強與外省的聯絡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著重運動武漢三鎮新軍；派陳天華、姚宏業游說江西防營統領廖明縉，勸其屆期響應；派周維楨、張榮楣接洽四川會黨，促其與兩湖會黨合作；派楊毓麟、章士釗負責滬、甯地區的策應工作。黃興則來往于湘、鄂之間，統籌指揮全局。
這個起義計劃不幸臨期泄漏，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當局所捕，供出了起義計劃和首領“長沙黃厪午老師”。于是長沙府、縣衙門開始在省城搜捕革命黨，特別要捉拿黃興歸案。事態急轉直下。九月十六日（10 月24 日），黃興于差役來捕時乘間避往開明紳士、明德學堂校董龍紱瑞家，後又轉移到聖公會牧師黃吉亭處，至十八日（26 日）化裝成海關員司，潛出長沙，逃往上海。華興會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後避于上海。長沙起義計劃遂陷于流產。黃興創立華興會後，策動的首次武裝起義未及發動即陷于失敗。主要是由于未能嚴加保密，革命機關處于半公開狀態，招集人員仍采取舊式會黨散① 《黃克強先生榮哀錄》，第25—26 頁。
發票布的落後辦法，致使起義走漏風聲。長沙起義事泄後，會黨雖然受到嚴重損害，但華興會卻保存了元氣，黃興及華興會骨干紛紛出走長沙。
第三節參與組織中國同盟會黃興避居上海後，因萬福華謀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案的牽連，被捕入獄。後經多方營救，得以出獄。後避難到東京，過著流亡生活。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1905 年7 月），經日本人宮崎寅藏介紹，黃興與孫中山初次會見。二人暢談革命大勢，交流思想，共議組織統一的革命團體。六月二十七日（7 月29 日），黃興約集華興會骨干商議與興中會合組革命團體問題。會上，陳天華明確主張“以吾團體與之聯合”；劉揆一主張“不入孫會”；黃興則主張“形式上入孫逸仙會，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宋教仁認為“既有入會不入會者之別，則當研究將來入會者之關系如何”①。眾說紛紜，最後在東京的華興會員除少數人外，其他都決定參加統一的革命團體。六月二十八日（7 月30 日），孫中山和黃興派人分頭邀請各省傾向革命的留學生，到東京舉行建立統一革命團體的籌備會。與會者包括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以及留日學生中其他團體的部分成員和日本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共計70 余人。會上，確定新成立團體的名稱為“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提議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黃興在會上發表演說，慷慨陳述革命大義，並被推舉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 月13 日），黃興、宋教仁等在東京發起組織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大會，到會者達1300 余人。孫中山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說，指出當前民族思想蓬勃發展，號召到會者摒棄改良主義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爭。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 年8 月20 日），同盟會正式成立大會在東京舉行，到會者約百余人。黃興首先在會上宣讀章程草案30 條，經大會討論修改後通過。章程規定以東京為同盟會本部所在地，本部機構遵循三權分立原則，在總理之下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在選舉總理時，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為本黨總理，不必經過選舉手續。”①提議獲得一致通過。黃興還提議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作為同盟會機關報（後改稱《民報》），得到與會者贊同。
黃興在與孫中山共建同盟會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同盟會是以孫中山、黃興為軸心建立起來的。同盟會的成立，加強了革命力量的團結和統一，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① 劉揆一：《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 冊，第276 頁。
① 宋教仁：《宋漁父日記》，《辛亥革命》第2 冊，第210—211 頁。
第四節領導武裝起義同盟會成立後，黃興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武裝起義上。他首先在學習軍事的留日學生中建立“丈夫團”秘密組織，積極培養武裝起義的骨干力量。同時，在日本橫濱設立“制造彈藥機關”，聘俄國革命黨人為教授，對同盟會員進行軍事訓練。為保密起見，他還親自掌握留日陸軍學生中同盟會員的會籍。
光緒三十一年冬，黃興化名張守正，潛回國內，至廣西桂林巡防營統領郭人漳軍中進行策反，發展官佐多人參加同盟會。因郭人漳猶豫不定，黃興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劉道一、蔡紹南等回國，運動軍隊、會黨，策劃起義。臨行前，“告以今之倡義，為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時以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多方指導為宜”①。指出革命之目的決不是單純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國，爭取民權。這里所說的“國民主義”，即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劉道一抵長沙後，邀集革命同志數十人秘密開會，傳達黃興的意見。會後，劉道一留在長沙掌握全局，蔡紹南等則往萍鄉一帶聯絡會黨。十月十九日（12 月4 日），萍瀏醴起義爆發，起義者在頒發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華民國”的旗號。起義雖然失敗，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光緒三十三年（1907）夏，黃興赴越南河內，與孫中山商議策劃兩廣起義。當時，廣東欽州、廉州（今屬廣西）爆發了抗捐斗爭。清軍郭人漳部移駐欽州，鎮壓抗捐斗爭。黃興冒險去欽州，策動郭人漳起義。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軍起，必反戈相應”。七月，王和順率會黨起義，占領防城，直逼欽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變主意，按兵不動。起義軍作戰失利，退入兩廣交界的十萬大山。黃興出走越南河內，和孫中山商討下一步的計劃，准備在廣西邊界的鎮南關（今友誼關）發動起義。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 年12 月2 日），黃興派同盟會員黃明堂率領廣西游勇進攻鎮南關，占領了山頂上的3 座炮台。鎮南關起義爆發後，黃興和孫中山從河內前往指揮。起義軍跟清軍激戰幾晝夜後，終以彈藥缺乏，援軍未到，不能堅守，只得自動放棄，退入越南境內。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等在潮惠起義失敗後，鼓動同盟會內一部分人主張召開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舉黃興擔任。黃興致信在東京同盟會總部以庶務代行總理職權的劉揆一，表示反對，信中說：“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于不義。”①黃興以革命大局的利益為重，一直注意維護同盟會的團結，使其免于發生重大分裂。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 年3 月27 日），黃興率退入十萬大山的會黨部眾和越南華僑等200 余人，組成“中華國民軍南軍”，發動了著名的欽、廉、上思起義。這支隊伍，憑著200 多支雜槍和為數不多的彈藥，轉戰于欽州、廉州、上思一帶40 多天，大小數十戰，先後擊敗清軍1 萬余，聲威大振。孫中山曾贊譽說：“克強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橫行于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望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① 田桐：《同盟會成立記》，《革命文獻》（二），第143 頁。
① 劉揆一：《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 冊，第284 頁。
以大著。”①四月初，因勢單力孤，彈盡援絕，黃興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適值云南河口起義爆發，孫中山即電委黃興為云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河口起義諸軍。黃興不顧鞍馬勞頓，迅即前往河口前線督師。到河口後，因起義軍內部指揮不靈，調度不動，便決定重回河內，征集舊部組織基本隊伍，然後再赴前線。在返回河內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軍失去統帥，起義又歸于失敗。
宣統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 年5 月19 日），孫中山由新加坡啟程赴歐美籌款，以濟革命之進行，而將國內革命運動委托黃興、胡漢民負責。十二月（1910 年1 月），黃興應同盟會南方支部的邀請，赴香港主持策劃廣州新軍起義。經商議，決定次年元宵節（2 月24 日）前後舉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發動起義。宣統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 年2 月12 日），倪映典等率新軍千余人在廣州城郊起義。清軍出城鎮壓，倪映典中彈犧牲，起義失敗。孫中山、黃興並不因曆次起義失敗而灰心，決定“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②。
宣統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 年11 月13 日），黃興赴檳榔嶼，出席孫中山召開的秘密會議，決定組織廣州起義。十二月十八日（1911 年1 月18 日），黃興返抵香港，主持廣州起義籌備工作。商定成立統籌部，黃興任部長，趙聲為副部長。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 年4 月23 日），黃興致絕筆書于孫中山及南洋同志說：“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①是日晚，由香港乘輪船潛入廣州，設起義指揮部于越華街小東營五號。由于幾經周折，起義一再改期，原來的部署被打亂，遂將進攻計劃由原定十路改為四路。他自己擔任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的指揮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 月27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廣州起義爆發，黃興率領林覺民、方聲洞等敢死隊100 余人攻打總督衙門，其余三路未見行動。攻入總督衙門後，發現總督張鳴岐已逃跑，遂放火燒了總督衙門。起義軍撤出時，遭到巡防營的堵擊，許多革命黨人犧牲，黃興右手二指被擊斷。但他忍住劇痛，用斷指的第二節扳槍機繼續射擊。眼見敵人漸漸合圍，黃興遂下令分三路突圍，自己帶領一路奮勇沖殺，且戰且走。在突圍中，隊伍散亂，只剩下黃興1 人。他改裝逃到暗設于廣州河南的革命機關女同志徐宗漢處，由她護送至香港就醫。廣州起義失敗。後收殮殉難者，得尸體七十二具，合葬在黃花崗，世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雖然又失敗了，但在全國起了極大的革命激勵作用。黃興是這次起義的總指揮，他勇敢無畏，身先士卒，在國內和旅居國外的華僑中，贏得了崇高的聲望。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黃興在香港養傷，曾一度灰心，想冒險去暗殺李准等清朝官吏，為死難烈士報仇，被譚人鳳等人勸阻。閏六月初六日（7 月31日），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鑒于南方起義一再失敗，主張將革命重心轉向長江流域，准備在中部地區發動起義。黃興支持他們的計劃，並設想“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甯、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②。這個預計，為後來革命實① 劉揆一：《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 冊，第289 頁。
② 《辛亥革命》第1 冊，第14 頁。
① 《辛亥革命》第1 冊，第16 頁。
② 《黃興集》，第40 頁。
踐證明基本是正確的。他還應允湖北革命黨人的邀請，准備赴武漢主持起義大計，但未及動身，武昌已爆發起義。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非常恐慌，派陸軍大臣蔭昌帶兵前往鎮壓，潰敗而還。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陸軍的袁世凱出馬。袁世凱集中精銳部隊猛攻漢口，局勢對革命軍非常不利。黃興在香港得悉武昌起義的消息後，隨即離開香港，趕赴武昌前線。九月初七日（10 月28 日），黃興抵達武昌。據記載：“正當前線緊急之際，黃興由上海乘輪船到達武漢，旋赴都督府與黎元洪會晤。黎聞黃興到後，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寫‘黃興到’三個大字，派人舉著大旗，騎馬在武昌城內和漢口沒有被清軍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線將士聽到黃興來了，士氣高漲，軍心大振，居民鋪戶也紛紛鳴放鞭炮，表示歡迎。”①黃興立即渡江赴前線督師，在漢口與清軍展開劇烈的爭奪戰。九月十二日（11 月2 日），清軍將領馮國璋攻入漢口，革命軍退守漢陽。九月十三日（11 月3 日），湖北軍政府舉行“登壇拜將”的隆重儀式，任命黃興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他率領革命軍在漢陽前線與清軍奮戰20 余日，由于清軍占優勢，十月七日（11 月27 日）漢陽失陷，革命軍退守武昌。黃興認為繼續作戰無法取勝，不如放棄武昌，轉攻南京，等占領南京後，再訓練一支精銳部隊來收複武昌。他的主張遭到武昌地區革命黨人的堅決反對。黃興便于同日辭職，離武昌去上海。黃興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堅守漢陽20 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機大舉，次第響應，革命軍聲勢一天天壯大，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黃興作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武裝斗爭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統治、結束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偉大斗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 《黃興集》，第67 頁。
第五節民國初建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 年12 月1 日），黃興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聯軍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舉行會議，決定臨時政府暫設南京，公舉黃興為大元帥，負責組織臨時政府。因黎元洪反對，于是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並代大元帥職權。十一月初四（12月23 日），黃興獲悉孫中山即將歸國，遂推辭赴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並向眾人解釋：“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以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感到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互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以為戒。”①初六日，孫中山抵達上海，黃興和陳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 年1 月1 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黃興擔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兵站總監，負責全部軍事工作。陸軍部成立後，立即制訂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計劃，准備在南北和議破裂時，立即宣戰，分兵合擊，直搗北京。當時，屬于南京臨時政府領導下的軍隊雖號稱17 個師，但戰斗力較強的僅有不滿萬人的粵軍2 個師，其他各師戰斗力很差，有的將領專橫跋扈，不聽命令，而軍餉又十分拮據，黃興的處境很困難。
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議就在上海開始了。袁世凱依靠他的北洋軍隊，憑借帝國主義列強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勢力逼清帝遜位，一方面對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議和”的兩面手法。1912 年2 月12 日，袁世凱逼迫清宣統帝退位。13 日，孫中山實踐諾言，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推薦袁世凱接任。15 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4 月1 日，南京臨時政府宣告結束。
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重新組閣。南方各省和許多團體紛紛致電袁世凱，要求留任黃興為陸軍總長。但袁世凱不願放松對軍隊的控制，命其親信段祺瑞任此職，另任黃興為無實權的參謀總長。黃興辭不就任。袁世凱隨後任命黃興為南京留守府留守，辦理政府機關的結束事項和接收管理駐南京的軍隊。南京駐紮有10 多萬人的軍隊，袁世凱卻不發給軍餉，存心與黃興為難。黃興為了保存革命實力，選擇優秀軍官和精良武器組成第八師。這個師的中上級軍官，大多數是同盟會員，有的還是“丈夫團”的成員。黃興想用全力把第八師組織起來，作為革命軍隊的一個中心堡壘，對其余部隊則分別進行裁撤或調撥出去。裁兵任務完成以後，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凱為了麻痹和籠絡革命黨人，于1912 年8 月邀請孫中山和黃興到北京會談。黃興繼孫中山之後，于9 月11 日到北京，袁世凱給予隆重接待。黃興一時受袁世凱的蒙蔽，對袁深表信任，聲稱“袁公確是英雄，民國第一流人物”①。這時，宋教仁在北京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黃興被推舉為理事之一。黃興積極推行政黨政治的主張，他甚至勸說袁世凱也加入國民黨，袁世凱自己雖未加入，但他的親信、代理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大多數閣員都填寫了國民黨入黨誓願書。黃興天真地認為這樣就可以維持民國前途，于是萌生功① 周武彝：《陸軍第三中學參加武昌起義經過》，《辛亥革命回憶錄》第7 集，第17 頁。①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 集，第196—197 頁。成身退之意。他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便轉而積極鼓吹和致力于發展實業和教育。
1912 年8 月，他在《鐵道雜志序》中寫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蘇民困，厚國力，舍實業末由。”主張“先以鐵道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進諸國後塵，則實業庶幾興勃也乎！”①為了發展實業，他曾發起創辦拓殖協會和拓殖學校，旨在開發國家資源，發展農業，移民實邊；大力提倡國民捐，倡議創設國民銀行和國民銀公司，發行不兌換券，以解決國家財政問題；他擔任過鐵道協會副會長和漢粵川鐵路督辦，赴萍鄉、安源、湘潭等地調查過礦務；參與發起中華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這些活動和主張，目的在于發展經濟，收回外溢利權，具有鮮明的愛國色彩和進步意義。黃興十分注重教育。他說：“欲言建設，當得人才；欲得人才，當興教育。”①又說：“興思二十世紀世界共同解決者，實為發展國民生計問題；而本問題鎖鑰，則在國民之企業力與日俱高。..夫發達國民企業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學以植其基，則為天經地義之不容或易。”②為此，他主張“普通教科材料應取實利主義”，並“可以實業教育定為全國女子教育方針”③。此外，他還主張延長教育年限、小學用國語教學，提倡軍事的國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動蕩和變化，黃興發展實業和教育的主張大都未能實現。這使他對實業、教育與政治的關系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他曾說：“興以為吾國人今後當各存責任心，有責任心，則純以國家為前提，而私見自泯。且所謂責任者，其途甚寬，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實業為發展國力之母。”④可見，黃興在談論實業的重要性時，並沒有脫離政治，而是要“以國家為前提”。① 《民立報》1912 年9 月4 日。
① 《黃興集》，第252 頁。
② 《黃興集》，第240 頁。
③ 《黃興集》，第244 頁。
④ 《黃興集》，第267 頁。
第六節南京討袁1913 年3 月20 日，代理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身亡。
國民黨人集議對策，孫中山主張立即起兵討袁。黃興認為掌握兵權的人不肯在此時出兵討袁，只好采取法律解決的辦法，與孫中山的意見發生分歧。不久，謀殺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網，並搜出有關案件的函電多件。4 月25 日，在黃興、陳其美的敦促下，江蘇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證據44 件，直接布置暗殺宋教仁行動的是國務總理趙秉鈞。真相大白，輿論嘩然。作賊心虛的袁世凱，一面替趙秉鈞狡辯，反對黃興提出成立特別法庭公開審理的要求；一面不經參議院議決，不顧黃興等人的反對，擅自同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大借款”2500 萬英鎊的協定。袁世凱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後，立即擴充軍隊，准備向南方革命派進攻。同時，袁世凱借口破獲“血光黨”，誣陷黃興，並指使北方都督通電攻擊黃興等人。6 月14 日，袁世凱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職務。在政治上、軍事上都處于被動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凱的進攻面前，不得不奮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鈞在上海會見孫中山、黃興後，于7 月12 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首先豎起了討袁的旗幟。袁世凱隨即派兵南下，步步進逼，戰事危急。7 月14 日，黃興自上海趕到南京。15 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蘇獨立，黃興被舉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通電誓師討袁。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後響應，是為“二次革命”。
討袁戰爭開始後，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軍隊被袁氏用金錢收買，發生內變；作為基本隊伍的第八師又因撥出兩個團，僅剩2000 人左右；其他部隊大都未經訓練，戰斗力薄弱。7 月22 日，徐州失守。25 日，江西湖口被袁軍占領，李烈鈞敗退。上海討袁軍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討袁軍的後方湖南軍械庫又被袁世凱的奸細縱火焚毀，餉械不支，聲援斷絕。黃興見大勢已去，只得于29 日乘日本煤輪離開南京，流亡日本。隨後，安徽方面也因內部意見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繼宣布取消獨立。“二次革命”以失敗而告終。
第七節流亡日、美“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流亡日本，國內參加討袁失敗的國民黨人也陸續來到東京。孫中山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認為宋案發生後，即應興師討袁，但黨人多不聽從他的指揮，坐失良機，致使袁世凱得到了“大借款”，可以從容布置，因此對黃興頗多責難①。孫中山認為黨員不聽他的號令，是失敗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分子太複雜，已不能起作用，主張解散國民黨，另行組黨。並表示他要做真黨魁，不願做假黨魁，黨員必須絕對服從黨魁的命令。黃興對孫中山的責難做過些解釋，但仍表示：“南京事敗，弟負責任，萬惡所歸，亦所甘受。先生之責，固所宜然。”①對于“二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黃興認為：“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試翻中外之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義不伸者。最後之勝利，終歸之吾黨。”①黃興不贊成另行組黨，主張國民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加以整頓、擴充，在原有基礎上發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團結更多的力量共同奮斗。
1914 年春，孫中山在東京籌備成立中華革命黨。規定黨員入黨一定要寫誓約，井且一定要寫明“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孫中山自己的誓約則為“統率同志，再舉革命”。經孫中山審定的《中華革命黨章程》規定：黨員分為三等，即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首義黨員是元勳公民，協助黨員是有功公民，普通黨員是先進公民；在革命時期內，非黨員不得有公民資格②。黃興對此很不贊成，他認為無論仍用國民黨的名義或者另組新黨，領袖非孫先生莫屬。但若要在誓約上寫明“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這就是服從一個領袖，為一個人干革命；如果還要在誓約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寫供詞一樣，兩者都違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黨員入黨之後，都是共患難同生死的革命同志，應該一律對待，而不應劃分等級，更不應以所謂“功勳”、“有功”、“先進”公民享有權利不同相號召。因為黨員是為盡革命的義務而入黨的，不應當貪圖個人的權利和享受。③黃興當面向孫中山陳述過這些意見，但孫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計劃進行，願附從者，必須絕對聽他的號令。並寫信要求黃興“靜養兩年”，以便他發動“三次革命”①。黃興于是決定遠游美國，“靜養”一個時期，以便孫中山發展抱負。黃興在動身前夕，在寓所與孫中山話別，孫中山寫了一副集古句對聯相贈：“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②對聯意味深長。1914 年6 月30 日，黃興從橫濱乘輪船赴美。
黃興于1914 年7 月抵達美國，在舊金山和紐約稍作停留後，居住在費城郊區。他同日本及國內一些革命同志經常有函電往來，保持著密切的聯系。① 《黃興集》，第243 頁。
① 參見《黃興集》，第458 頁。
① 《黃興集》，第356 頁。
② 《黃興集》，第357 頁。
③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 冊，第162 頁。
① 參看黃一歐：《護國運動見聞雜憶》，載《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 輯，第79—80 頁。② 《黃興集》，第360 頁。
他發表演說、編印資料、撰寫文章，向美國公眾輿論和華僑宣傳反袁。1914年秋，黃興還發起抵制袁世凱向美國政府借款的運動，對于美國政府中止與袁世凱的代表接洽借款條件，產生了一定影響。他還在美國展開籌款工作，在給國內友人的信中寫道：“關于此間籌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當盡力為之，冀為公等之助。華僑籌款已經發起，當囑其隨集隨彙。”③在舊金山居留時，黃興曾聘一美國教師講授美國政治及地方自治情況，以為將來建設作准備。
黃興雖身居美國，但仍一直與國內反袁勢力保持較密切的聯系，共同策劃反袁斗爭。1915 年9 月底，蔡鍔派專人送封密信給黃興，信中談及國內形勢及袁世凱陰謀稱帝的種種活動，並提出他自己准備秘密出走和在西南發難的計劃，征求黃興的意見。黃興接信後，立即命兒子黃一歐和秘書石陶鈞先後離美回國，參加倒袁運動。在黃興所派的石陶鈞、張孝准等協助下，蔡鍔從天津經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達昆明，組織和領導了云南護國戰爭。為了擴大討袁戰線，黃興于云南起義前夕，寫信給不甘附逆的社會名流，如張謇、湯壽潛、唐紹儀等，以及可爭取的地方將領，如廣西的陸榮廷，動員他們反對袁世凱稱帝。1916 年1 月，黃興電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接濟云南護國軍；又密令劉揆一、居正等聯合北方同志，“圖謀直、魯革命，以響應南方”。護國戰爭進展順利，袁軍潰不成軍，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等先後宣布獨立。
這時，國內各方面的函電紛紛飛來，要求黃興早日回國，主持討袁運動；孫中山也電邀他回國並肩討袁。黃興遂于1916 年4 月22 日自舊金山啟航，5月9 日到達東京，即發表討袁聲明。5 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滬的孫中山來信，分析了反袁形勢，囑其向日政府借款，購買軍械，以建立革命新軍。此後，黃興多方奔走，並不斷為此事與孫中山電商。至5 月底，日方允借500 萬日元。1916 年6 月6 日，袁世凱因舉國聲討，眾叛親離，憂懼而死。黎元洪代行大總統職。于是借款練兵之事乃作罷。
1916 年7 月8 日，黃興回到上海，和孫中山一道致力于討袁善後和黨內團結的工作。兩人商談國事，一如往昔。
10 月10 日，黃興胃病複發，吐血數盂，臥床不起，延至10 月31 日溘然長逝。1917 年4 月，國葬于湖南長沙岳麓山。
③ 毛注青編著：《黃興年譜長編》，第430 頁。
第二十六章鄒容陳天華第一節留學日本鄒容，譜名桂文，曾改名紹陶，字蔚丹，或書為威丹、味丹，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四川巴縣人。生于光緒十一年（1885）。父鄒子璠，經商致富，期望兒子通過科舉博取功名，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光緒十七年（1891），鄒容隨大哥蘊丹入私塾發蒙。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就已熟讀《四書》、《五經》，能誦讀《史記》、《漢書》等名著。此時，正當維新運動高漲之時，鄒容逐漸接觸到以推介“新學”、“西學”為主的書刊。他于是開始接受另一種啟蒙教育，並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發了蔑視封建文化、科舉制度的感性認識，覺察到清朝統治的腐敗，對中國面臨的遭受帝國主義瓜分的險境也深感憂慮。這樣，鄒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親的期待相左，新舊沖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間爆發。
滿12 歲那年（光緒二十三年），鄒容奉父命偕大哥應巴縣童子試。剛進頭場，就因為試題很生僻，他當即同主考官頂撞起來④，于是憤而罷考離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親的責打。但鄒容並不服氣，倔強地向父親申辯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願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①事後，鄒子璠雖迫令兒子進入重慶經學書院繼續接受儒學經典的教育，但鄒容仍不就范，在書院“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①。“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②。因此，被書院開除。
次年，戊戌維新運動遭到扼殺。譚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門的訊息傳到四川。鄒容不勝憤慨，在譚嗣同的遺像前題詩悼唁：“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帷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③這時，鄒容還算不上成年人。
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選派學生赴日留學，在成都舉辦考試。鄒容要求前往應考。鄒子璠感到無法使兒子流連在科舉的道路上，于是允諾他去一試，其目的在于讓他留學回來獲得朝廷賜予舉人、進士的功名，仍舊躋入官場。因為，清皇朝業已下詔“變法”，盛傳已有授予留學生功名官職的措施。是年六月，鄒容冒著盛暑從重慶步行到成都參加考試。試後獲錄取，由主持此次考試的候補知府李立元領著晉見四川總督奎俊。奎俊“勉勵數語，旋命歸渝治行裝，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④。可是，就在臨行之前，鄒容被某些頑固分子誣為“聰穎而不端謹”，予以除名⑤。但鄒容毫不氣餒，懷著渴望擺脫傳統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親面前犯顏力爭，要求自費留日。當年深秋，他從親戚處借得路費，乘船發自重慶，穿過三峽，順流東下，到達上海。不久，進入江南制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語。鄒子璠旋④ 《黃興集》，第413 頁。
① 鄒傳參：《先祖鄒容及其家書》，周永林編：《鄒容文集》，第133 頁。①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 篇“列傳”，《鄒容傳略》。
② 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君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5 卷。
③ 《〈革命軍〉作者鄒容》，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
④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 篇“列傳”，《鄒容傳略》。
⑤ 《家書二》，《鄒容文集》，第34 頁。
經親戚勸說，答應支付留日費用。鄒容遂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達日本⑥。入東京同文書院。
此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有500 余人，思想遠較國內活躍，其中已有一部分顯露了革命的傾向，並開始對改良派的保皇論調加以抨擊。鄒容到了日本，就將在國內被壓抑的思想感情盡情地抒發出來。“凡遇留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①倡言對待清皇朝，“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②。他那敏銳的政治嗅覺，激進的反清立場，充沛的愛國熱忱，經常見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學界，他很快成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鄒容將他的革命**和愛國赤誠凝聚到筆端，全神貫注地撰寫《革命軍》一書。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學生的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備回國。此人多方箝制言論，屢屢迫害學生，為留學界所痛恨。鄒容于是偕張繼借端發難，于三月初三日（3 月31 日）約集幾個留學生，直入姚的寓所，曆數其劣跡，將其辮子剪下，懸掛到中國留學生會館的正梁上示眾。清駐日公使蔡鈞聞訊，立即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引渡鄒、張二人。為暫時避禍計，鄒、張遵友人規勸，離日回國，于三月十九日（4 月16 日）返抵上海③。
鄒容懲處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陳天華偕劉揆一、仇亮、楊昌濟等湘籍留學生到達東京。
陳天華，原名顯宿，字星台、過庭，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生于光緒元年（1875）。父陳善，是一個貧寒的鄉村塾師。陳天華5 歲隨父讀書。嗣以家貧，被迫“廢學營小賣自給以求學”①。喜讀曆史書籍和傳奇小說，尤其愛好民間傳唱的話本彈詞。稍長，清朝官場暴戾貪墨的景象，廣大勞動人民啼饑號寒、備受荼毒的境況，經常激起陳天華的憤慨，從而使他對洪秀全、楊秀清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深表景仰。故“少時即以光複漢族為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鄙棄不顧，而有愧色”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前後，陳天華隨父徙居新化縣城，仍以營小販糊口。嗣得族人周濟，入資江書院求學。他深感讀書機會難得，越發勤奮努力，把“書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細心研讀”③。二十三年，維新變法⑥ 《關于鄒容書信的幾個問題》，《鄒容文集》，第129—130 頁。
① 據《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報告》、《四川學務處》、《四川游學諸生調查表》，均在鄒容名下到東京年月一欄內填寫“二十八年八月”，參閱何一民：《鄒容留學日本時間考》。②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篇《列傳》，《鄒容傳略》。
③ 《蘇報鼓吹革命清方檔案》，《辛亥革命》第1 冊，第466 頁。
① 馮自由撰《〈革命軍〉作者鄒容》稱，鄒容是日本留學生義勇隊的發起人之一，並任隊員，“遂日從眾會操”（《革命逸史》第2 集第47 頁），實系誤記。查鄒容自述：“予于今年中曆三月間去日本而至上海，即與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報》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吳稚暉《自蘇報案至赴歐日記》則記載鄒、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滬（《吳稚暉先生全集》卷12，第698 頁）。四川榮昌■健撰《四川諸君公鑒》（載《蘇報》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張園拒俄大會，“蓋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僅巴縣鄒君一人而已”。說明鄒容確曾出席張園聚會。又遍查東京留學生拒俄義勇隊（成立後二日改名學生軍）的隊長、區隊長、分隊長、隊員全部名單，亦無鄒容之名（《蘇報》四月二十二日）。馮自由記述的訛誤，近年尚在有關論著中沿襲，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② 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③ 馮自由：《〈猛回頭〉作者陳天華》，《革命逸史》第2 集。
運動急劇高漲，湖南因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導，更稱一時之盛。影響所及，新化縣進步人士也相繼進行維新活動，以開風氣。二十四年閏三月，若干士紳上稟請禁幼女纏足，陳天華以童生名義參與其事①。當時，新化縣仿時務學堂例在縣城設實學堂，聘請的教習也都傾向于維新。陳天華考入實學堂肄業。
二十五年（1899），陳天華偕父親以及殘廢的長兄同在縣城廩保公所教小學生，同時在實學堂作通學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資助，到長沙入岳麓書院就讀。盛夏時，因父喪返鄉，憂傷過甚，又染痢疾，僅免于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實書院，以文章名。蒞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卻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兒女情累我乎！國不安，吾不娶”②。
光緒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撫俞廉三令舉辦咨送出洋游學和咨送京師大學堂的考選事宜，規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實等各書院肄業者，擇優錄送；當年壬寅科鄉試落榜後，可調卷評閱，以定是否錄送；各縣、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額。陳天華由長寶道以新化監生名義保送，經考核，調入省城師范館。旋以留學生尚有余額，因而陳天華、肖仲祁、袁宗翰、成鳳韶等得補為官費游學師范生③。翌年初，湖南省官費、自費留學生50 人領咨啟行，二月二十二日（3 月20 日）由上海乘日輪博愛丸號東渡，二十九日抵達東京。陳天華入弘文學院師范科學習。
這時，“拒俄”運動大起。鄒容剛返上海，陳天華乍到東京，都積極投身于這個熾熱的反帝愛國運動中。
① 羅元鯤：《陳天華的少青年時期》，《湖南曆史資料》1959 年第1 期。② 《湘報》第149 號。
③ 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第二節《革命軍》和“蘇報案”
鄒容于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讀于愛國學社。當時，學問文章已負時譽的章太炎在學社任教，他同鄒容交往幾次，就發現這個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銳，膽識超群，于是結為忘年交，並邀約章士釗、張繼四人結盟，以“排滿”革命相勖勉。
清末，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以及新式學堂的興辦和留學風氣的大盛，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的羈絆，抵制帝國主義侵略的願望，在上海表現得日益明顯；偕同這一新的經濟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長的新式知識分子，也紛紛彙集上海。于是，新舊沖突，新興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爭，都漸次以“學界風潮”的形式滋生踵接。愛國學社就是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的產物。因此，學社里的政治空氣異常活躍，師生們經常在上海著名的張園集會，演講時事。這類引人矚目的社會動態，也推動了一些報刊的政治態度的轉變。上海一份創刊于光緒二十二年名為《蘇報》的日報，就反映了這種現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學界風潮”專欄，銷路大為改觀。翌年初，《蘇報》主持人陳范與愛國學社訂約，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輪流撰稿，銷售量更有所增長。
二十九年（1903）三月，傳聞廣西巡撫王之春將借法兵平定該省會黨起事，東京留日學生即致電愛國學社及中國教育會，盼相互響應，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 月25 日），上海愛國人士在張園開“拒法”大會。不旋踵，又傳來俄國違約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協議，妄圖獨占東三省權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 月27 日）會于張園，通電“拒俄”。初三日，為抗議侵略暴行，留日學生議決組織“拒俄義勇隊”。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張園集會，蔡元培當場宣讀東京留學生電文，群情益憤。愛國學社師生旋即仿東京留學生的作法，組織義勇隊（嗣亦改稱軍國民教育會），計96 人，分8個小隊，朝夕操練。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會學堂的學生相繼仿效。“拒俄”運動迅猛發展。
在狂飆乍起的“拒俄”運動中，鄒容越加意氣奮發，積極參與張園集會和義勇隊的操練。四月二十八日（5 月24 日），中國教育會在張園開四月月會，鄒容作《論改革中國現時大勢》的演說，愛國熱望，意切情深。同時，他還提出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的倡議，號召全國學生結成大團體。鄒容迫切地期望新興的、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乘時振作，肩負起反清民主革命的曆史任務。正是在這種愛國**驅使下，鄒容寫完了《革命軍》一書，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持請章太炎修改。章看過後，擊節贊賞，認為正是這樣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夠發揮廣泛的宣傳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飾，提筆書寫一篇序文，稱許《革命軍》是“義師先聲”。隨即由柳亞子等籌集印刷費用，交大同書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發行。
正當《革命軍》問世之際，《蘇報》因章士釗接充主筆，于五月初六日（6 月1 日）宣布“大改良”，言論更趨向激進，“排滿”、“仇滿”的文詞，連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為》一文，痛斥康有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 日），刊登《讀〈革命軍〉》，將該書譽為“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又在“新書介紹”欄評論說，《革命軍》“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複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閏五月初五日（6 月29 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為題摘登章太炎《駁康有為書》，指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對康有為的保皇謬論痛加批駁。《蘇報》迅即成為舉國矚目，獨步一時的革命報刊。
五月初，江蘇巡撫恩壽即據商約大臣呂海寰的咨文，著上海道向租界當局交涉，捉拿張園集會的倡首諸人，計有蔡元培、章太炎、黃宗仰、吳稚暉等。租界捕房曾幾次按名傳訊。及《革命軍》和《駁康有為書》相繼面世，《蘇報》連日刊登“排滿”文字，清廷即電令兩江總督魏光燾、蘇撫恩壽查禁愛國學社的活動及《蘇報》，飭令“嚴密查拿，隨時懲辦”。魏、恩奉旨，即派候補道俞明震到上海，會同上海道袁樹勳向各國駐上海領事團交涉，請為首領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領事團為了維護租界的特權，答應由租界捕房拘人，交會審公■審理，如應判刑，也在租界內執行。閏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蘇報》館帳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陳范的兒子陳仲彝、辦事員錢寶仁等被捕。初七日（7 月1 日），鄒容自投捕房，以與章太炎共患難。蔡元培事前離滬赴青島，陳范、黃宗仰、吳稚暉等避匿，旋出國遠走。隨後，領事團徇上海道的請求，于十三日將《蘇報》封閉。
閏五月二十一日（7 月15 日），會審公■開始審訊。清廷雇請的兩名外國律師和章、鄒雇請的兩名外國律師，在會審公■當堂對簿，二十七日（21日）續審。嗣又在會審公■開“額外公堂”，繼續審訊。清廷首先是企圖使租界當局應允將章、鄒二人引渡到華界，按清律處以極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判以永遠監禁之罪。租界當局並不是對章、鄒等有所袒護，而是堅持租界內享有“治外法權”，拒絕按清律判決。故這一案件遷延近1 年，至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 年5 月21 日）才得以結案，判章太炎監禁3年，鄒容監禁2 年，罰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釋放。這就是轟動清末的“蘇報案”。
清廷本擬藉“蘇報案”以興大獄，殺害章太炎、鄒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參與愛國學社、張園集會、拒法抵俄等活動的人們畏懼後退，並遏制《革命軍》、《駁康有為書》、《蘇報》等反清書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棄曆來矜持的天朝體統，雇請律師，作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與章、鄒公堂對簿。孰料事與願違，“蘇報案”荏苒經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傳，《駁康有為書》、《革命軍》及其他革命書刊，流傳更廣。
鄒容自入獄起，即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決心。他同章太炎在獄中賦詩明志，互相砥礪。閏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獄中贈鄒容》一首：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即賦《獄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
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
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充分表現了革命者臨危不懼，勇于獻身，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氣概。
不幸的是，鄒容距出獄只有兩個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 年4 月3 日）在獄中逝世，年僅20 歲。噩耗傳出，中國教育會立即為他開追悼會。遺骸由革命志士劉三（季平）冒險運出，安葬于上海華涇鄉。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經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批示：鄒容“照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恤”④。
鄒容以短暫的年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勳績。
鄒容所撰《革命軍》風行國內和海外華僑中，銷售達110 萬冊，對鼓動清末革命高潮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革命軍》後，贊賞不已，認為“此書感動皆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他對鄒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獄，異常關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組興中會，建立“中華革命軍”，確定“今後同志當自稱為軍，所以記鄒容之功也”①。迄1917—1919 年期間，孫中山著《建國方略》，還言之諄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者大。”②在清廷制造的“蘇報案”里，鄒容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沉毅果敢的膽略，挫敗了清廷妄圖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圖。經過“蘇報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厭，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漲。
《革命軍》計7 章2 萬余言。它開宗明義就以火熱的**，鋒利的筆調，譜成了革命的頌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接著，鄒容用許多事例，曆數清朝統治者對內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對外賣國求榮，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闡明中國已處于“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強之驅迫”的危險處境，將要落入“十年滅國，百年滅種”的萬劫不複的深淵。而當務之急，在于“欲禦外侮，先清內患”。這樣，人們讀了《革命軍》，就能獲得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必然性、緊迫性的結論。那麼，中國所要進行的是什麼樣的革命呢？鄒容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明確地答複：“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鄒容對于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尤為傾慕，著重“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制訂了在中國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的25 條綱領，號召人民奮起，“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最後，鄒容在《革命軍》中以激昂慷慨的口號表述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誠摯熱切的祝願：“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少年壯志掃胡塵，叱咤風云《革命軍》。
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
吳玉章的這首挽詩，公允地評價了鄒容和他的《革命軍》的曆史功勳。
④ 《湖南官報》第204、211、261、325 號。
①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51 號。
② 《複某友人函》，《孫中山全集》第1 卷，中華書局版，第228 頁。
第三節為警醒同胞而蹈海東京留學界的“拒俄”運動以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 年4 月29日）開會于錦輝館伊始。當日到會500 余人，一致議決組織“拒俄義勇隊”，開赴疆場，與俄國侵略者決一死戰。陳天華到日本剛滿1 月，立即投身于義勇隊，加緊操練。同時，他懷著極度憤恨的心情，書寫《敬告湖南人》的公開信，號召群起拒俄救亡。義勇隊旋改稱學生軍，又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以“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為宗旨。陳天華自認為“運動員”，願自備費用返湖南籌措經費，開展活動。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運動遭到清廷的暴力壓制，天華越發憤懣焦急，寢食不安。從當年初夏至仲秋，揮筆撰寫《猛回頭》、《現世政見之評決》，冀以喚醒國人，奮起反抗侵略，“排滿”革命。是年冬，俄國大量增調軍隊侵入中國東北，國難日亟。陳天華聞訊，“如疾如狂，如孤兒弱女之新喪考妣，奔走徬徨于故舊間，相見無一語，惟緊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淚交橫而已”③。悲憤至極時，乃齧指作血書，備述亡國慘禍，寄回國內。“革黨之名，遂震照一世。”①先是，黃興于軍國民教育會成立後不久，亦自認為運動員，于五月間返國。初秋，回到長沙，著手籌組革命團體。陳天華應邀回國，于九月間到達長沙參加商議成立華興會。他“日與下等社會談論種國大事，雖目不識丁者，聞之皆泣下。所著《猛回頭》及《現世政見之評決》風行于世，湘贛間尤甚。三戶之市，稍識字者，即朗讀《猛回頭》。至有小學校之丱角少年，募資廣刷，其感化力之深類者。..此時所芸，多散見于《俚語報》中”②。因此，湘中反動官紳借端羅織，查封《俚語報》，准備陷害陳天華。經友好催促，陳天華于三十年暮春再次東渡，入東京政法大學，又著《警世鍾》一書。六七月間，終因愛國情熾，深慮瓜分豆剖的橫禍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辭跋涉，回到祖國。
時華興會已聯絡洪江會首領馬福益，確定乘十月間慈禧太後70“萬壽”，長沙文武官員聚于皇殿行禮時，一舉炸斃，發動起義；馬福益率洪江會眾分五路響應。陳天華返湘，即由黃興派往江西，游說防營統帥廖名縉屆時發難。隨後由江西吉安轉到醴陵，會同劉揆一等前往瀏陽普跡市，藉開牛馬交易集市的機會，舉行授予馬福益少將儀式，發給槍械、馬匹。九月中旬，計謀泄露，黃興、劉揆一等先後脫險逃出湖南。天華“獨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國滅種亡，等死耳，何用生為？’逾日，友人勸以他往，留身有待，始從容束裝”①，間道逃江甯，得馮蝕寰等資助，再一次去日本。適在日本的葛謙、仇亮、劉道一、張秀鍾等組織新華會，以“推倒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民國”為宗旨，因欽仰陳天華的為人，遂邀約入會。②陳天華因苦心策劃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郁。經原華興會會員③ 《建國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孫中山全集》第6 卷，第236 頁。① 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② 《陳天華事略》，萬沅編纂《新華會虛無黨史》。
① 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② 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徐佛蘇、羅傑介紹，與梁啟超有所往來，頗受梁的影響。光緒三十一年初，陳天華在留學界散發一份《救亡意見書》，建議由留學生選派代表歸國，向清廷請願，立即頒行立憲，以救危亡。當他正准備返國上書時，事為宋教仁所知。宋于是約同黃興，懇切勸告陳天華擺脫保皇派的誘惑，對清廷勿存幻想③。陳天華這才消釋了請願的念頭，同梁啟超等改良派人士疏遠起來。三十一年夏，孫中山又一次來到日本，在留學生當中展開建立聯合的革命團體的活動。六月二十六日（7 月28 日），宋教仁、陳天華等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社同孫中山會面。陳天華談到去年華興會起事的大略情況。孫中山則詳盡地闡明了各省革命團體、革命同志結成大團的必要。次日，華興會領導人聚談于黃興寓所，商決加入孫中山所倡議的聯合團體問題。陳天華主張華興會作為一個團體加入。黃興建議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華興會。劉揆一則認為可不加入。由于意見不一致，最後是以“個人自由”為據①。二十八日（7 月30 日），陳天華出席了孫中山召集的同盟會籌備會，被推舉偕同黃興、宋教仁、馬君武等8 人起草會章。七月十三日（8 月13 日），由黃興、宋教仁等發起的歡迎孫中山大會在東京舉行，到會1300 余人，盛況空前。陳天華撰寫一篇《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刊于《民報》第一號），對孫中山的遠大理想、恢宏抱負、愛國赤誠和革命業績備加推崇，斷言孫中山“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報》第一號上，陳天華還發表了《論中國宜改制民主政體》、《中國革命史論》兩篇政論文，《怪哉上海各報館之慰問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豈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時評，還有一篇《周君辛鑠事略》。同盟會成立伊始，陳天華就以踔勵奮發的姿態，出現在宣傳陣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暢，**洋溢，感人至深，被譽為“革命黨之大文豪”。②該年夏秋間，日本報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將頒布“清韓學生取締規則”的消息。中國留日學生群情憤激，認為日本政府將中國置于它的保護國同列，實屬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本外務省提出質詢。外務省答稱並無其事。實際上，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劃的一個侵略陰謀，事過兩個月，它就暴露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