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宋教仁集》下冊，第419 頁。
② 《辛亥革命首義回憶錄》第1 輯，第59 頁。
以塞國民之責，不惜以萬難收拾之局貽之後人，此則政府罪無可逭之處也”。在外交方面，“自庫俄事件發生以來，國人囂囂然群起詰責，而荏苒至今，將及一載，不聞有當解決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稱）彼時亦在北京，見事情重大，曾屢次警告袁世凱總統及趙總理，促其從速設法解決此問題”。然而，“今日外蒙將非我有，而政府猶處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確指出，北京臨時政府已經沒有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扶危濟傾，端在我黨有志之士”①。3 月9 日，他在國民黨南京支部的歡迎會上，則簡單扼要地闡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張：“現正式國會將成立，所紛爭之最要點為總統問題，憲法問題，地方問題。總統當為不負責任，由國務院負責，內閣制之精神，實為共和國之良好制也。國務院宜以完全政黨組織之，混合、超然諸內閣之弊，現已發露，毋庸贅述。憲法問題，當然屬于國會自訂，毋庸紛擾。地方問題，則分其權之種類，而為中央地方之區別。”②任何政治家的思想，總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變化。這個時候的宋教仁已經不再以組織一個純粹政黨責任內閣而滿足了。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凱擔任一個沒有什麼實權的總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選舉“最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為總統，才能“組織同志內閣”，充分發揮責任內閣的作用。因此，當他去武昌訪問黎元洪的時候，就對黎元洪說過：“我們不能使袁世凱做我們聽話的工具，我要我黨黨員選你當總統。”①這個消息很快就在社會上流傳開來，2 月18 日北京的《亞細亞日報》就對此作了公開報道。
宋教仁的這一計劃，對袁世凱無疑是個威脅，況且國會選舉已經揭曉，國民黨在每個選區都高奏凱歌，在參眾兩院870 個議席當中，國民黨獨得392席，占議席總數的45％，而共和、民主、統一三黨所得議席總和只有223 個，還不到議席總數的26％，國民黨取得了壓倒的多數，宋教仁的這一計劃是很有可能實現的。從此，袁世凱殺害宋教仁之心益堅，其行動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 月1 日，洪述祖密電應桂馨，聲稱“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給應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說：“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桂馨）須于題前徑電老趙（指趙秉鈞），索一數目。”②其中所謂“緊要文章”，“激烈舉動”，就是指的暗殺宋教仁的事。與此同時，袁世凱還指使其大小嘍啰，匿名投稿全國各報，並以“救國團”的名義通電全國，對宋教仁進行惡毒攻擊。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凱購求宋教仁在日本時的所謂“劣史”資料，編印成冊，大量散發，妄圖徹底毀壞宋教仁的名譽。結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駁斥，後者也未收到什麼效果。袁世凱在收到應桂馨3 月14 日發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的密電以後， 18 日拍了“寒（即14 日）電應即照辦”的複電①，正式下達了暗殺宋教仁的命令。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國會選舉，他在上海與國民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商討在國會中應當施行的黨略，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准備帶到北京國民黨本部議決實行。他的好友陳猶龍和譚人鳳發現，袁世凱已有圖謀不軌的端倪，勸他① 《宋教仁集》下冊，第456—457 頁。
② 同上書，第457—458 頁。
① 《宋教仁集》下冊，第467 頁。
② 劉基勝：《為民主而斗爭：宋教仁與辛亥革命》，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英文版。① 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171—172 頁。
應該有所戒備，他卻認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慮到，袁世凱一旦大總統落選，倒很有可能要同國民黨最後攤牌，所以他對他的黨員們說：“在不久的將來，（袁世凱）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②這時袁世凱來電，催他趕快進京，他便決定于3 月20日乘夜車同其他幾個新當選的議員一起北上。
這天晚上，宋教仁來到《民立報》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辭行話別。徐血兒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先生此行，責任甚重，顧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危險，願先生慎重防衛。”他若無其事地笑著回答：“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然並力赴之。”③10 時45 分，宋教仁和黃興等人走出滬甯車站議員休息室，准備上車。
他們剛剛走到剪票處，就聽到低低的一聲槍響，隨後便是第二聲、第三聲。宋教仁搖晃了一下，便倒在旁邊的一張鐵椅子上，說道：“吾中槍矣。”由于前來送行的人忙于救護，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車站附近的鐵路醫院里，他不知道向他開槍的主謀人就是袁世凱，還請黃興代筆，給袁世凱拍發了一封電報，報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①。延至22 日凌晨，這個年僅32 歲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便與世長辭了。② 同上書，第172—173 頁。
③ 《宋教仁集》下冊，第457 頁。
① 徐血兒等編：《宋漁父》第1 集後編。
第三十章袁世凱第一節在朝鮮的政治活動袁世凱，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別號容庵，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人，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 年9 月16 日）生于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運總督，生父袁保中為本縣著名豪紳，胞叔袁保慶官至道員，從叔袁保恒曆任戶、吏、刑部侍郎，袁保齡為候補道。袁世凱行四，約在同治三年（1864）過繼給胞叔袁保慶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凱隨嗣父袁保慶至濟南任所，開始讀書。後遷江甯。同治十二年袁保慶病逝後返回原籍，與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將袁世凱帶到北京，聘請嚴師授讀。但袁世凱紈袴子弟的習性甚深，以讀書為虛應之事，故成績不佳。光緒二年（1876）秋回籍應鄉試，結果落第而歸。次年夏，隨袁保恒至河南辦理賑務，曆練做官本領。光緒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應考鄉試，仍名落孫山。其後曾報捐中書科中書。繼之，捐納實缺，不果，于是決心投筆從戎，于光緒七年（1881）至山東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軍統領吳長慶，獲得幫辦文案之職，開始踏入仕途。
光緒八年，與清廷有宗藩關系的朝鮮發生兵變，國王李煦和閔妃集團被圍攻，向受閔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應（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隸總督張樹聲命令吳長慶率淮軍六營至朝平亂。七月東渡前，幕府名流張謇等人推薦袁世凱任執行前敵營務處事。平亂後，吳長慶對袁的表現十分贊賞，為之上報請獎。經回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鴻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0 月12日）袁以同知補用，並賞戴花翎。不久，應朝鮮請求，吳長慶命袁幫助朝鮮整頓軍隊。
光緒十年（1884）當法國侵略者將戰火由越南引向中國邊界時，李鴻章為加強邊防，奏調吳長慶率兵三營駐防奉天金州，其余三營留駐漢城，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命袁世凱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由此袁在朝鮮成為一個握有軍事實力的人物。十月，朝鮮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在日本配合下發動政變，迫李熙改組了政府。袁世凱果決地說服吳兆有統兵擊退日軍，趕走親日派。此次勝利大大助長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張，搬進王宮，以監國大員自居。由于吳兆有反對其企圖獨掌軍權，揭發其挪用軍餉等罪狀，加之日本揚言要清軍從朝鮮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緒十年十二月（1885 年1 月）請假回國，返回原籍。
為了進一步控制朝鮮，李鴻章采取了兩項具體措施，一是釋放被軟禁在保定的李昰應回朝，利用其影響和力量抵制閔妃集團依賴俄國的傾向；二是以袁世凱接替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的職務。光緒十一年九月李鴻章奏准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參與外交事務。並以知府分發，補缺後以道員升用，賞加三品銜。從此，他開始嶄露頭角，成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對朝鮮本來只有宗主之名，而無其實。而袁世凱自抵新任後，為維護“上國”尊嚴和“屬邦體制”，時時擺出監國大員的架勢，專橫武斷，盛氣凌人，事事插手，並于光緒十二年（1886）兩電李鴻章，請廢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凱的行為促使朝鮮宮廷產生更大的離心傾向，嚴重損害了中朝關系。
日本自確定霸占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後，一直積極進行備戰和煽惑發動侵略戰爭。袁世凱起初對日防制甚力，但後來即為盲目樂觀、麻痹輕敵思想所支配，對日本的動向懵無所知。
光緒二十年二月（1894 年3 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四月，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屢電李鴻章出兵，且云日本並無出兵之意，接著又將軍機泄漏給日本。當日本出兵朝鮮後，袁仍對形勢的危機無所認識，一心想著鎮壓起義。直至日本大兵壓境，始請求增兵備戰。五月下旬，戰爭一觸即發，袁為脫離險境，再三電李請求回國。經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 月19 日）改裝易服偷偷回到國內。
第二節小站練兵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奏派袁世凱仍任總理交涉通商大臣兼辦輯撫事宜，令其馳赴平壤一帶聯絡官軍，協籌糧運。袁對這場戰爭毫無信心，始終主張議和，一聞敗訊，立即逃竄。清軍的屢次敗北，徹底暴露出舊有軍隊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籲必須改革舊軍，建立新軍。基于這種形勢，袁世凱也向盛宣懷建議改革軍制，募練新軍，並毛遂自薦要當監督。光緒二十一年又上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提出同樣意見。六月十二日（8 月2 日）袁被召見，奉派督辦軍務處差委。他用鑽營請托等手段，並擬訂新軍營制餉章和聘請外國軍官合同，請人譯撰兵書，博得知兵之名，終于受到權貴榮祿等的激賞，十月二十二日（12 月8 日）獲得到天津小站督練新建陸軍的權柄。十一月初一日（12 月16 日），袁世凱至小站接管原定武軍4000 余人，旋派人選募2000 余人，全軍共7000 人。軍隊設督練處，袁自領督練官。新建陸軍采取德國和日本建制，營制分左右兩翼，每翼分統步、炮、馬、工程、輜重各兵種；教官多自德國聘任，新式武器多從德國購置，全軍一律習洋操，實開中國陸軍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凱在軍隊中大樹特樹個人絕對權威，通過官祿利誘，嚴刑峻法，以及灌輸封建倫理、升官發財、宿命論等反動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親信死黨，把軍隊訓練成帶有濃烈人身依附性質的武裝。由于袁世凱作風跋扈，嗜殺擅權，營私受賄，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禦史胡景桂對其進行參劾。查辦此案的榮祿極力包庇袁世凱，使其度過了難關。經此事，袁越發投靠榮祿，依榮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凱練兵有功，晉其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事宜。
第三節出賣維新志士剿滅義和團光緒二十四年（1898），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人士發動具有進步意義的變法運動。對此，袁世凱佯為贊成，陰實反對。七月，變法達到高潮，頑固勢力頻頻密謀破壞。維新派為了將變法進行下去，同時出于對袁世凱的表面認識，乃建議光緒帝召袁進京，結以恩遇，以備不測。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緒帝召見了袁世凱，擢其為候補侍郎。袁恐引起頑固派懷疑，接連拜謁權貴解釋，並探聽風聲。初三日夜，維新派中最為激進的譚嗣同只身至法華寺見袁世凱，坦率地告以直隸總督榮祿和慈禧太後欲廢光緒帝的陰謀，請其竭力相救，否則便向慈禧太後出首，求得富貴。袁世凱正言厲色地表示：“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當譚說榮祿不易對付時，袁怒目而視說：“誅榮祿如殺一狗耳。”②初五日（20 日），光緒帝再次召見袁世凱。當日下午，袁世凱回天津後立即向榮祿告密。次日晨，慈禧太後發動政變①。袁世凱進一步獲得慈禧太後和榮祿的信任。十月，榮祿奏設武衛軍，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武衛右軍”。光緒二十五年五月（1899 年6 月），袁世凱晉升為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六月，袁世凱率軍由山東操演行軍陣法回到天津，開始組織人員編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七月進呈禦覽。該書強調練兵必須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軍事訓練放在第二位，首次系統地介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方略和訓練技術，成為清廷以後訓練新軍的重要軍事教科書。
是年底，山東人民掀起的反抗帝國主義教會侵略的斗爭已經遍及全省，不久便爆發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十一月初四日（12 月6 日），清廷命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他在抵達濟南任所的次日，即頒布《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堅決主張剿團保教。由于清廷再三諭令不可一意剿擊，袁世凱開始尚未完全采用高壓政策，而是嚴緝首要，查禁瓦解。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00年3 月14 日），清廷實授袁為山東巡撫。五月，直隸義和團大批湧進北京，慈禧太後宣布義和團眾為“義民”。俄、英、美、日、德、法、意、奧八國聯合侵略軍由天津向北京進犯。慈禧太後命袁世凱派兵火速馳援。袁不敢與列強開戰，僅派少數人馬搪塞。繼之，參加“東南互保”，任列強向京津侵犯、屠殺中國人民而不抵禦；通飭全省嚴密保護洋教士和一切洋人，護送到通商各口；保護教會，優恤教民。而對義和團則極端殘忍，山東境內團民為其剿滅殆盡。
② 《宋教仁集》下冊，第496 頁。
① 梁啟超：《譚嗣同傳》，《戊戌變法》第4 冊，第52 頁。
第四節在直隸推行“新政”
同年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後宣布籌辦“新政”。光緒二十七年三月（1901 年4 月），成立督辦政務處，推行“新政”。同月，袁世凱提出治國十策，即慎號令、教官吏、崇實學、增實科、開民智、重游曆、定使例、辨名實、裕度支、修武備，以“求富”、“求強”。八月以後，在山東開始整飭雜稅厘捐，設立銀元局，開辦課吏館、校士館，創立商務總會和大學堂，力行“新政”。九月二十七日（11 月7 日），經榮祿、奕劻等推薦，晉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撫之上。十月十八日（11 月28 日），清廷以其“共保東南疆土”，“卓著勳勞”②，加其太子少保銜。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 年6 月9 日），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凱督直以後，身兼清廷參預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辦理京旗練兵事宜大臣、督辦電政大臣、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津鎮鐵路大臣、京漢鐵路大臣、會議商約大臣八大要差，極力迎合清廷，加緊推行“新政”，成為清廷的重要決策者。
首先，增募新軍，改革軍制。光緒二十八年（1902）修訂募練新軍章程十一條和募兵格式八條，仿行外國的征兵制度，開始招募新軍。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共練成北洋常備軍六鎮。北洋六鎮新軍的編練，使袁世凱的兵力驟增至八九萬人。六鎮的軍官除第一鎮外，皆其嫡系，加之在政界網羅培植的許多黨羽，逐步形成一個以袁世凱為首腦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
其次，創辦巡警。光緒二十八年四月（1902 年5 月），袁世凱率先在保定創設警務總局1 所，分局5 所，開辦巡警學堂。七月接收天津時，又將在保定訓練好的3000 名巡警調進，設南北巡警局，同年冬成立巡警學堂，後又增添馬巡、河巡、暗巡和消防隊，將巡警制度推廣到鄉村和鐵路，在直隸全省建立起警察網。光緒三十一年，又利用革命黨人企圖炸斃考察憲政大臣事件，建議清廷設立巡警部，預防革命黨人潛伏，維持治安。並推薦親信徐世昌任該部尚書、趙秉鈞為侍郎，控制了警政。
第三，整飭吏治。他飭令道府廳州縣一律將所得陋規交公，酌給公費，以杜絕受賄，止官之貪；設立官吏考驗處，考驗甄別初到和新選新補官員；設立調查處，采訪輿論，了解官員政績，調查案件，以便舉劾；設立法政學堂和胥吏學堂，招收候補官員和幕僚入校學習，命未赴任的州縣實缺各員先赴日本參觀，以開官智。但這些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吏治依然腐敗如故。第四，提倡實業。光緒二十八年，袁世凱在保定創立農務局和農事試作場，購買農業機械，聘請日人南原正三指導種植。並附設農業學堂，教授蠶桑種植和糖酒制造。在天津設立直隸工藝總局，作為官辦實業的總機關，誘掖獎勵全省紳民興辦實業。派人到外國和外省學習工業技術，批准給發明者以專利權。在袁世凱的大力提倡下，直隸近代工商業得到一定的發展。
第五，廣興教育。袁世凱堅決主張廢科舉，興學堂，光緒二十八年在保定成立學校司，次年奏請遞減科舉中額，改學校司為學務處，領導全省教育。飭令該處設置研究所，研究學校編制和教授方法，派員考核官紳辦學情況，令各地設勸學所、宣講所，籌備公款，積極辦學；分批派遣人員赴日考察教② 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具體日期，尚有幾種說法，此說較為流行。
育，選派留學生赴日學習師范，並捐銀2 萬兩表率群僚和士紳出資辦學。光緒三十一年，又領銜與其他督撫合詞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經其提倡，直隸辦學之風大興，在各省之中成績名列前茅。
第五節回籍“養疴”
清末，國內出現了革命和立憲兩股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潮流。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秘密組織團體，開展推翻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活動，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另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認為只有君主立憲才能達到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目的。他們反對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提出廢除封建專制制度，人民參與政權，設立國會和責任內閣，制定憲法，實現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治的迫切要求。某些官僚也奏請實行立憲。清廷為消弭革命，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在大勢所趨下，決定派遣載澤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袁世凱對革命運動堅決主張鎮壓，而對立憲運動卻不敢公然反對。光緒三十一年（1905），當立憲的聲浪愈來愈大時，他便與周馥、張之洞聯名奏請實行立憲。其後立憲的調子越唱越高，力圖把自己裝扮成立憲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以保住本人地位，進而攫取更大權力，同時抵制革命。光緒三十二年六七月間，考察憲政大臣回國，奏請立憲。袁世凱奉命設立天津自治局，擬定章程，首先試辦地方自治。旋入京參加清廷召集的憲政會議，面奏慈禧太後，請改革官制，組織責任內閣。七月，清廷發布上諭，仿行憲政，首先改革官制，以為預備立憲基礎，任命袁世凱參預編纂官制。討論官制改革時，袁世凱力主實行責任內閣制，企圖與首席軍機大臣奕劻出組內閣，掌握中央政權，實行獨裁統治，並借以限制君權，免遭光緒帝將來報複，後因多數官員抵制，未能得逞。會上，一些滿族親貴提出實行立憲必須加強中央集權，削奪督撫權力。對此，他因關系自身利害，大加反對。九月二十日（11月6 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強調“專責成”，袁世凱被迫于十月初三日（11 月18 日）上折辭去各項兼職，並交出四鎮兵權給陸軍部。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07 年4 月2 日），清廷改革東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唐紹儀為奉天巡撫，朱家寶署理吉林巡撫，段芝貴賞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此四人均屬袁黨，是由袁世凱推薦給奕劻的。任命一公布，舉朝嘩然。三月二十五日（5 月7 日），禦史趙啟霖上折參劾段芝貴向奕劻送壽禮10 萬兩，並向其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獻歌妓楊翠喜，詞連袁世凱。慈禧太後大怒，立即撤銷對段芝貴的任命，令醇親王載灃和大學士孫家鼐查辦。袁世凱極力包庇，查證毫無結果，奕劻父子安然無恙，趙啟霖竟遭革職處分。參案一結束，袁世凱即與奕劻勾結發起反擊，進行報複。他們認為趙啟霖上參折系軍機大臣瞿鴻禨和郵傳部尚書岑春煊所指使，便將矛頭指向瞿、岑，掀起“丁未政潮”。首先借機奏請授岑為兩廣總督，將其排斥出京。繼之賄買禦史惲毓鼎捏詞參劾瞿鴻禨，使瞿于五月開缺。最後又誣蔑岑春煊為康有為、梁啟超同黨，陰謀要慈禧太後歸政光緒帝，蒙蔽慈禧太後將岑開缺。
五月，清廷公布地方官制，諭令官員條陳預備立憲意見。六月十六日（7月25 日），袁世凱以日法協約訂立，上密折請求“趕緊認真預備立憲”，其實質是企圖將鐵良和鳳山攻倒，奪取陸軍部和業已交出的四鎮兵權，成立既代君主負責又不對資政院負責的內閣，實行假立憲欺騙人民。3 天之後，又奏請派遣大臣前往德國、日本考察憲法，簡擇王公近支赴英國、德國學習政治、兵備。七月，成立天津議事會和董事會，通令全省以天津為模范，辦理地方自治。
袁世凱與奕劻狼狽為奸，結黨營私，遭致禦史的交章彈劾。慈禧太後疑慮叢生，于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 年9 月4 日）免去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調任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
是年九月，清廷不顧浙江、江蘇紳民業已奏准招股修築滬杭甬鐵路的事實，頒發借款修路諭旨，把築路權送給英國。兩省人民痛路權喪失，立即掀起堅拒借款、鐵路商辦的熱潮，爭相集款自辦。袁世凱以“外交首重大信，議約權在朝廷”①為理由，不准江、浙人民反對。十一月兩省代表進京力爭，他仍堅持借款築路，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譴責。
光緒三十四年，立憲派人士為了實現真正的君主立憲制度，不滿意清政府宣布的“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要求在二三年內召開國會。江蘇、安徽、北京、直隸、吉林、山東以及八旗士民代表均呈遞國會請願書。袁世凱反對召開國會，陰阻都察院代奏。同時因銜恨于康有為、梁啟超和馬良密結親貴排斥自己，挑唆慈禧太後將梁啟超組織的立憲團體政聞社加以“煽亂”罪名，勒令解散，從而撕下了他積極倡導立憲的偽裝。
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病逝後，3 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攝政王載灃監國，執掌政權。新朝優賞軍機大臣，袁世凱加太子太保銜。載灃深切痛恨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出賣其兄光緒帝，對其貪權置勢亦極疑忌，極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堅決反對和軍機大臣張之洞勸阻，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 年1 月2 日），載灃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將其開缺，命回原籍休養。袁世凱攜眷返河南，最後定居彰德（今安陽市）城北門外的洹上村。表面上過著隱逸生活，實際上時刻准備東山再起。
宣統三年（1911）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黨人連克武漢三鎮，建立湖北軍政府，推舉原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為都督。清廷舉朝惶惶，命陸軍大臣蔭昌督率陸軍兩鎮前往鎮壓。袁世凱見時機已到，立即活動布置。帝國主義也廣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輿論。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向與袁沆瀣一氣，此時同時提議起用袁世凱，向載灃施加壓力。載灃起初不允，他們便以辭職不上朝議事相要挾，迫使載灃于八月二十三日（10 月14 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袁嫌官微權輕，複奏足疾未愈，不能立即受命。
①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88，第17 頁。
第六節東山再起攫取民國總統二十八日，袁世凱電奏招募防軍1.25 萬名。次日，電奏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貴等北洋高級將領歸己指揮。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湖南、陝西同時光複。載灃被迫再作讓步，九月初六日（10 月27 日）授袁為欽差大臣，節制調遣所有赴援水陸各軍。初八日，山西獨立，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屯灤州，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等十二條政綱，清皇朝在迅速崩潰。袁世凱見此，初九日離開彰德，南下視師。十一日，奕劻內閣總辭職，載灃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著其進京組織完全內閣，仍舊節制調遣原管各軍。袁世凱稱非國會公舉，不敢奉詔。十七日凌晨，他派人在保定暗殺了准備進軍北京推翻清室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①，解除了吳祿貞對他的嚴重威脅，並避免了清廷立即覆亡的危險。次日，資政院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二十六日，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不久又在責任內閣的名義下逼迫載灃辭去攝政王，不再預政，最終奪取清廷政權。
袁世凱出山後即確定了利用革命勢力要挾清廷交出政權，以清廷為工具逼迫革命勢力就范，最後由自己竊取全國政權的總方略。他對革命勢力軟硬兼施，又打又拉，主動提出議和，十月十二日（12 月2 日）同南方達成武漢地區停戰3 天的協議。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凱為對民軍和談全權大臣，他即日委唐紹儀為總代表率代表團南下議和。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9 日）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日，唐紹儀和南方代表伍廷芳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的協議。袁世凱認為孫中山已當選總統，國民會議召集辦法于己不利，竊取總統無望，不承認唐、伍達成的協議。十二日，准唐辭職，使議和瀕臨破裂。1912 年1 月1 日，孫中山宣誓就職。袁世凱唆使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40 余名高級將領叫囂維持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1 月3 日，南方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通過各部總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袁世凱向伍廷芳提出無理質問，被伍駁得理屈辭窮。14 日，唐紹儀探詢南方清帝退位後舉袁為總統有何把握，孫中山等作了絕對肯定的回答。袁世凱遂下定決心，迫清帝退位。
1912 年1 月16 日，袁世凱入宮奏請隆裕太後實行共和。中午出宮行至東華門，遇到革命黨人張先培等的襲擊，僥幸脫險，從此稱病不朝，把逼宮任務交給民政大臣趙秉鈞等執行，同時賄買太監小德張恐嚇隆裕。26 日，又授意段祺瑞等40 余名高級將領電奏，指斥載澤、溥偉等親貴阻撓共和，要求立定共和政體。同日晚，發生革命黨人彭家珍炸傷宗社黨頭子良弼的重大事件，隆裕太後特降懿旨，封袁世凱一等侯爵，以示羈縻。袁接連四次上奏力辭。在此期間，又指使楊度等人組織共和促進會，制造輿論；同時親自奏請速定國體。隆裕太後萬般無奈，終于做出皇帝退位、頒布共和的決定。2 月3日授袁世凱以全權，與南方協商清帝退位條件。11 日，袁將清帝退位詔旨電達南京臨時政府，並表明政治態度，承認“共和為最良國體”，表示“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①。次日，清帝宣布退位。
2 月13 日，孫中山向南京臨時參議院辭職，舉薦袁世凱自代。15 日，臨① 張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1947 年版，第40 頁。
① 一說吳祿貞為良弼派人暗害。
時參議院議決建都南京，一致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他怕受革命勢力挾制，不願南下就職，指令曹錕的第三鎮士兵29 日晚在北京東城發動“兵變”，制造拒絕南下口實。南方讓步，允其在北京受職。3 月10 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月底，唐紹儀內閣組成。4 月，臨時政府和臨時參議院遷至北京，南北統一。
第七節鎮壓“二次革命”摧毀共和制度袁世凱一當上臨時總統，即別有用心地下令裁軍，借口軍餉困難，無法供給，對南京留守黃興施加壓力，迫黃興辭職。接著便命江蘇、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將大部軍隊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裝力量大大削弱，為進一步消滅革命力量作好准備。
不久，袁世凱與內閣總理唐紹儀發生尖銳矛盾。《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國家政體采取內閣制，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必須經國務員副署，方能生效。袁世凱最初提名讓老友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原冀其唯命是從，得心應手。不意唐紹儀接受新思想較快，辛亥革命開始後傾向共和，以後加入同盟會。就任內閣總理又主張與同盟會合作，強調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內閣的責任，時常與袁意見相左。于是袁世凱利用各種手段架空、刺激唐紹儀，促其去職。6 月，袁在王芝祥督直問題上蓄意與唐鬧翻，堅決反對唐提出讓王督直的意見，15 日竟擅自將不經內閣副署的任王為南京宣撫使的委任狀交王。唐憤而辭職。月底，陸征祥出任總理。內閣有6 位總長相繼辭職。7 月19 日，袁世凱提出補充閣員名單，讓陸征祥提交參議院，參議院全部予以否決。袁世凱又二次提出補充閣員名單，密令軍警使出流氓嚇人戰術，恫嚇議員必須通過，否則將以炸彈從事，武力解散參議院。陸內閣雖然成立，但參議院因陸失職，提出彈劾，陸征祥遂請辭。8 月20 日，袁世凱任命親信、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責任內閣終于失去獨立性質，變為袁的附屬機關。
8 月，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與武昌起義的功臣、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矛盾激化，欲借袁世凱手誅鋤異己，將張振武與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推薦給中央。張、方抵京的次日，黎即電袁，給張、方妄加罪名，請袁予以正法。袁世凱密令將張、方逮捕，並秘密處死。消息傳出，引起公憤，袁世凱將一切責任推到黎元洪身上，挑撥黎與革命黨人的關系，迫其倒向自己。為了平息輿論，欺騙人民，加強集權統治，拉攏革命黨領袖孫中山、黃興，在槍殺張振武、方維後不幾天，袁世凱電邀孫、黃與黎元洪進京，共商國事。黎受各方責難，不敢進京。孫中山、黃興先後抵京，均受到袁世凱最為隆重的歡迎。孫中山在京一個月，與袁世凱會談13 次。會談中，袁世凱對孫中山談的問題皆表示欣然同意。通過會談，孫、黃被袁世凱所迷惑，宣言願推袁為正式總統，號召人民給袁以全力支持。9 月9 日，袁世凱特授孫中山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25 日，他通電發布八大政綱，並云已取得孫、黃、黎同意，騙取人民信任。
1912 年12 月，第一屆正式國會開始初選，共和黨、民主黨、由同盟會和其他政黨合並而成的國民黨展開了激烈競爭。國民黨代理理事長、著名政治活動家宋教仁到處發表演說，鼓吹政黨內閣，抨擊時政。1913 年2 月複選結束，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獲得多數議席，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被選為參議員的宋教仁准備出而組閣。袁世凱深恐國民黨用和平方法奪去政權，便密令趙秉鈞派人刺殺宋教仁，阻止國民黨內閣的實現。3 月20 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遭受槍擊，22 日逝世。全國人聲鼎沸，國民黨人更為憤怒，一致強烈要求查辦凶手，嚴懲國賊。袁世凱賊喊捉賊地當即下令通緝凶手。旋刺宋的要犯應桂馨和凶手武士英皆落網，並搜出應犯與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往來密電本及函電多件，證明刺宋主謀就是趙秉鈞和袁世凱。4 月26 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將證據公布。袁世凱惱羞成怒，決定武力消滅國民黨，為複辟帝制掃清道路。當日夜，命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征祥、財政總長周學熙與英、德、法、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附有苛刻條件的2500 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合同，籌措戰爭經費。這筆非法借款遭到新成立的國會和全國人民的同聲反對。袁世凱一面進行狡辯，收買統一、民主、共和三黨議員合組進步黨，對抗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接二連三地下令壓制輿論；一面加緊備戰，召開軍事秘密會議，調兵南下。當一切准備就緒，他氣勢洶洶地讓人傳語國民黨員：如果國民黨敢于“搗亂”，他即舉兵征伐，公開叫囂要對國民黨實行武力鎮壓。6 月9 日、14 日、30 日，袁世凱連下三令，將國民黨最有實力、反袁最突出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後免職，促國民黨首先采取軍事行動，企圖把挑起內戰的罪名扣到對方頭上。國民黨人未及時作出反應，袁世凱繼續增兵，進逼江西。7 月上旬，孫中山召開會議，決定興師討袁，發動二次革命。12 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獨立，通電討袁。接著江蘇、安徽、廣東、上海、福建、湖南、重慶宣布獨立。戰端開後，袁世凱命段芝貴、馮國璋分統大軍由京漢、津浦線南下，進剿討袁軍。至9 月上旬，即將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平定。
在平定二次革命的過程中，袁世凱勒令解散了江西、廣東、湖南三省省議會，10 月13 日下令拿捕江西省議會議員，赤裸裸地摧殘地方立法機關。與此同時，動用反革命專政工具，亂加“鼓吹二次革命”、“私通民軍領袖”、“妨害大局”、“袒護逆黨”、“煽惑國民”、“詆毀政府”等等罪名，封閉報刊，禁止集會結社，解散政黨，隨意逮捕處決反對他的人士和議員，剝奪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權利。
1913 年10 月6 日，袁世凱派軍警化裝成公民，包圍國會，脅迫議員選舉自己為總統。經過三次投票，他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0 日，在故宮太和殿宣誓就職。
10 月14 日，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擬出《天壇憲法草案》，基本精神仍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和責任內閣制等資產階級的政治原則。袁世凱以其不利于複辟帝制，竟撇開憲法草案，于16 日提出增修約法案，要求擴大總統職權，打擊憲法會議。18 日提出憲法公布權屬于總統，不屬于國會，企圖利用公布權將憲法草案扼殺。22 日複派遣8 個委員出席憲法會議，干涉制憲，遭到憲法會議嚴詞峻拒。25 日，袁世凱通電攻擊憲法草案，號召各省文武官員群起而攻，予憲法會議第四次打擊。31 日，《天壇憲法草案》三讀通過，提交憲法會議。11 月4 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追繳議員證書、徽章，兩次非法取消438 名議員資格，占兩院議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名存實亡。憲法起草委員會也因此而解散，《天壇憲法草案》流產。
1913 年11 月26 日，袁世凱下令召集政治會議。12 月15 日政治會議開幕，袁將國會、增修約法問題交付會議討論。1914 年1 月10 日，袁世凱下令停止議員職務，實際上非法解散了國會。2 月3 日，下令停辦地方各級自治會。28 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議會。從中央到地方，一切資產階級的立法、監督、民意、自治機關被其破壞無余。根據政治會議的議決，袁世凱于3 月18 日召開禦用約法會議，制定《中華民國約法》，並于5 月1 日公布，廢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凱的獨裁統治，為其帝制自為開辟了道路。同日，袁世凱宣布廢除國務院，于大總統府設政事堂，負責統一行動，參與審議法令，特任徐世昌為國務卿，贊襄總統政務，對總統負責，在行政方面加強集權。5 月8 日，成立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在軍事方面加強獨裁。23 日，改變地方官制，在省縣之間增設“道”一級機構，各省民政長改稱巡按使。26 日，停止政治會議，成立咨詢兼代行立法院職權的禦用機關參政院。6 月30 日，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將軍府，設立各將軍名號，規定有督理軍政者，在各省開府建牙，未有督理軍政者，在將軍府任事。
1914 年7 月，袁世凱動用20 余萬軍隊，鎮壓了為時兩年多，縱橫豫、皖、鄂、陝、甘5 省的白朗領導的河南農民起義。
第八節複辟帝制自取敗亡是年7 月，袁世凱公布文官官秩，分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9 等，恢複封建時代官制。
9 月28 日，袁世凱親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廟祭孔。早在1913 年6 月22日，袁世凱發布尊孔令，其後屢發告令，制定《崇聖典例》、《祀孔典禮》，規定祀孔禮儀應與祭天一律，借宣揚孔孟之道，攻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企圖從思想上動搖瓦解人民的民主信念，要人民絕對服從他的統治，為複辟帝制服務。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祀孔活動。
10 月，袁世凱成立直接隸屬于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的模范團，自兼團長，企圖在軍隊中建立專供自己指揮的特別系統和絕對忠實于自己的軍隊，排斥陸軍總長段祺瑞的勢力。
12 月23 日，袁世凱效法封建皇帝至天壇祭天，為稱帝作准備。
同月29 日，公布約法會議修訂的《大總統選舉法》。該法規定，大總統任期10 年，得連選連任；參政院認為政治上有必要時，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議決現任大總統留任；選舉前，大總統推薦3 名候選人，選舉時，選舉會對現任大總統及3 名候選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凱成為終身總統，並可造成袁氏家族的總統世襲。
1915 年1 月18 日，日本駐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凱陰謀稱帝之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秘密條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凱為爭取帝國主義支持，換取一姓尊榮，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命外交總長陸征祥同日置益等進行談判。5 月7 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求除第五號日後另行協商外，其余必須速行應諾，否則將執必要之手段。袁世凱甘心賣國，9 日將答複書送交日本使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並于25 日雙方正式簽約。
對日交涉結束，日本當權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對袁世凱稱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國亦熱情鼓勵，袁世凱認為將來得到國際上的承認已無問題。這時，國內新的農民革命的危機尚未到來，革命黨人絕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時不能對之構成直接威脅。為控制穩定全國政局，順利登上皇帝寶座，袁世凱著重防范反對其稱帝的實力派。在中央最有實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奪陸軍部權力後，與袁矛盾逐漸激化，反對袁稱帝亦較堅決、露骨。袁世凱玩弄陰謀權術予以排斥打擊，迫段于1915 年5 月辭職（正式免職在8 月）。地方實力派多為袁的親信黨羽，但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的實力派則非其嫡系；即使嫡系當中，也有極個別的人如督理江蘇軍務馮國璋是反對其稱帝的。對馮國璋，袁世凱百般籠絡、欺騙，使其相信自己無帝制思想。對西南各省，袁世凱除命廣東的龍濟光監視廣西的陸榮廷外，特于1915 年2 月任命心腹、參謀次長陳宧會辦四川軍務，率3 個北洋混成旅進川，不久改授陳督理四川軍務、成武將軍，令其坐鎮西南，准備隨時消滅異己。另外，袁世凱還指使肅政廳發動“三次長參案”和“五路參案”，誘脅以梁士詒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當帝制活動的中堅。
經過以上措置，袁世凱認為稱帝時機已經成熟，指使楊度組織籌安會，以研究國體何者適于中國為名，公開鼓吹複辟帝制，並秘密組織起一個由內務總長朱啟鈐、稅務督辦梁士詒、鎮安上將軍段芝貴、農商總長周自齊、參政張鎮芳等10 人組成的班子，作為發動帝制的中樞，同時確定了假借民意公舉其為帝的辦法，密電各省做好准備。人人知帝制即將複活，舉國惶恐。袁世凱卻裝腔作勢，矢口否認，說什麼“從來無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將營菟裘于海外，外間紛紜，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當乘桴浮于海”①。9 月2 日，籌安會組織所謂公民請願團上書參政院，請求改變國體，實行帝制。改變國體就是徹底背叛中華民國，袁世凱不得不虛偽地向參政院表示“改革國體”“不合事宜”；然而又說“如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①，授意參政院盜用民意，作為帝制自為的遮羞布和謀叛民國的盾牌。19 日，梁士詒成立全國請願聯合會，發動請願，制造民意。段芝貴等亦聯合各軍警頭目向袁勸進。10 月下旬至11 月中旬，袁世凱**民意，召開所謂國民代表大會，投票一致贊成帝制，並推戴其為“中華帝國皇帝”。12 月11 日，參政院以國民總代表的名義上推戴書，請求袁稱帝。袁世凱為免人譏評，名正言順地君臨天下，當日下達申令，故作謙讓，說他從政30 年無所“建樹”，未有功業“足以稱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驟躋大位”，“于道德不能無慚”；民國初年曾向參議院宣誓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于信義無可自解”，請另行推戴②。下午參政院二上推戴書，為袁世凱歌功頌德，稱其有“經武”、“匡國”、“開化”、“靖難”、“定亂”、“交鄰”六大“功烈”，“邁越百王”；並為其洗刷了有慚清室、背棄共和的惡名，再請正位登極③。12 日，袁世凱申令承認帝位，籌備登極。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賀。15 日，冊封副總統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未接受）；16 日，宣布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18 日，重申滿、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條件繼續有效，下令優禮舊侶耆碩故人，均勿稱臣；20 日，申令以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為“嵩山四友”；21 日，冊封軍政各界親信黨羽和實權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爭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時宣布從速制定憲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頓厘卡，永遠革除太監和采選宮女，借以表示他的開明，以收攏失散的人心。預定1916 年元旦登極。
1915 年12 月25 日，蔡鍔、唐繼堯等舉起護國大旗，宣布云南獨立，通電討伐袁世凱破壞共和，背叛民國。袁不思悔改，謀求帝位愈急，于12 月31 日申令改元，以翌年為“洪憲元年”。1916 年元旦，將總統府改稱新華宮，對內稱“中華帝國”，改用“洪憲”紀元，接受百官朝賀，擅自稱帝。1 月5日，派曹錕統兵從四川和湖南進剿云南護國軍。其後又命龍覲光從廣東經廣西進攻云南。云南護國軍進軍四川、湘西，屢敗袁軍。1 月27 日，貴州獨立。革命黨人也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起義。再加爭取日本的失敗和其他列強提出警告，袁世凱被迫于2 月23 日宣布：帝制活動從緩辦理，早正大位文電不許呈遞；並通知各國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決不登極。3 月15 日，陸榮廷宣布廣西獨立，並消滅了龍覲光的征滇軍。馮國璋此時也聯合各省將軍請速取消帝制。袁世凱知稱帝無望，3 月20 日、21 日召集高級官員開會討論帝制問題，22 日發表撤銷承認帝制令，發還推戴書，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23 日，申令廢止洪憲年號，以本年為中華民國五年。他僅僅當了83 天閉門天子，即被① 《臨時政府公報·電報》，1912 年2 月14 日。
① 張一麐：《心太平室集》“附錄”，第2 頁。
②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257—258 頁。
③ 《政府公報·命令》，1915 年12 月12 日。
全國人民趕下了台。
袁世凱撤銷帝制後仍自居總統，妄想繼續統治全國。3 月25 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義，致電陸榮廷、梁啟超、唐繼堯、蔡鍔，提出議和。南方表示贊成，四川前線達成停戰一周的協議。但袁世凱對議和毫無誠意，時刻准備著消滅護國軍。人民為了徹底打倒袁世凱，更大規模地舉行起義，廣東、浙江相繼獨立，湖南、江蘇、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爭的烈火越燒越旺。農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種形式投入到反對袁世凱斗爭的行列。
袁世凱不肯退出曆史舞台，繼續進行垂死掙紮。4 月21 日，他宣布實行責任內閣制，公布《政府組織令》，規定國務員輔弼大總統負其責任，國務卿總理國務。5 月8 日，改政事堂為國務院，幻想以此騙取人民信任。他還派阮忠樞到南方諷勸馮國璋帶頭，聯合未獨立各省通電擁袁，向護國軍示威，並指使內務總長王揖唐公開為其地位問題進行辯護。但袁世凱枉費心機，全國討袁斗爭更加高漲。5 月1 日兩廣都司令部成立，誓師北伐，向湖南、福建進軍。8 月，滇、黔、桂、粵4 省在肇慶成立軍務院，推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梁啟超等為撫軍，發表宣言，擁黎元洪為總統，軍務院負責指揮全國軍政，籌辦善後。繼之，陝西獨立，中華革命軍在山東迭獲勝利。迫于全國討袁斗爭的大勢，袁世凱的心腹、四川將軍陳宧于5 月22 日宣布四川獨立，並特別聲明與袁斷絕個人關系。袁世凱本擬籌措軍費，作困獸之斗，于5 月29 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責，一面威脅反對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將軍湯薌銘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獨立。袁世凱見帝制失敗，眾叛親離，羞憤交加，原患腎結石立即轉為尿毒病，經搶救無效，于1916 年6 月6 日上午10 時病死。
第三十一章蔡鍔第一節東渡日本習軍事蔡鍔，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 年12 月18日）生于湖南邵陽東鄉蔣河橋（今邵陽市郊區蔣河橋鄉）一個貧苦的農家。父蔡正陵，以種田為生，兼做裁縫；母王氏，輔助勞動，勤儉持家。蔡鍔10歲時便讀完了四書五經。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蔡鍔未滿13 歲，由父親領著去寶慶府城（今邵陽市）參加院試。主考官是學政江標，很賞識他的智慧和文章，將其補為縣學生員（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陽，從同邑名子樊錐游，被免費收為弟子。在樊錐指導下，他熟讀先秦諸子之書，尤好讀《韓非子》、《老子》；同時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關心時局，學業大進。
這時，中國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民族危機日趨嚴重，以變法圖強為主旨的維新運動在全國興起。光緒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時務學堂成立，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唐才常為分教習。在新任學政徐仁鑄的舉薦下，蔡鍔至長沙投考時務學堂，名列第三。其時他還不滿15 歲，是頭班40 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①。梁啟超在學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權學說，他深受影響。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權“流弊無窮”，主張在中國“益之以西人之法”，學習西方的“議院之制”①。又在《湘報》上發表《〈後漢書·黨錮傳〉書後》、《秦始皇功罪論》等文，揭露曆代獨夫民賊以及訓詁、帖括的“剝民”，造成今日的“無面無禍，無地不禍，無日不禍，其剝愈甚，其受禍更不可拯”②；認為秦始皇的罪過，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啟超對他十分賞識，師生自此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1898 年8 月），湖南地方當局選拔學生出洋留學，應試者5000 人，蔡鍔以第二名入選。不料八月，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殉難，維新運動失敗，時務學堂改為求實書院，學生星散，留學事遂成泡影。稍後，蔡鍔與同學唐才質、范源濂至武昌，擬入兩湖書院求學，亦以原為時務學堂學生而遭拒絕。于是三人東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學。時值暑假，他們在南洋公學寄居月余，忽接梁啟超自日本來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資助，于是東渡日本，留學東京大同高等學校。
光緒二十六年（1900），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蓬勃發展，八國聯軍大舉侵華，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會，組建自立軍，計劃以武漢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發動起義。蔡鍔參加了自立會，並在起義前夕回國。唐才常以其年輕，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黃① 《政府公報·命令》，1915 年12 月13 日。
① 唐才質：《追憶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資料》第1 輯，1961 年10 月版。② 《時務學堂劄記》（1898 年春），毛注青、李鼇、陳新憲編：《蔡鍔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以下引用蔡鍔著作，凡引自該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 《〈後漢書·黨錮傳〉書後》（1898 年7 月）。
忠浩，促響應。策應未果，起義失敗，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難，重返日本。
為實現救國救民的抱負，蔡鍔于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決心改習軍事。自此他改名鍔。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費進了陸軍成城學校。次年七月畢業後，曾以候補生投日本仙台騎兵第二聯隊實習。十月，又自費考入東京士官學校第三期。因成績優異，不久改為官費生。
蔡鍔在成城、士官學校學習期間，積極參與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光緒二十八年（1902）冬，黃興、楊毓麟等創辦湖南編譯社，發刊《游學譯編》雜志，他積極協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紳書》，詳細敘述日本明治維新後迅速由弱變強的過程，指出日本強盛的原因“不過純用西法，而判斷決定，勉強蹈厲，稽合國情已耳”。希望湖南當權的士紳們向日本學習，實行改革，對編譯社事“提倡贊成，集成巨款”，並認為，“我湖南一變，則中國隨之矣！”同年，梁啟超在橫濱創刊《新民叢報》，他曾入社襄理筆政，並以奮翮生的筆名在該報發表長篇政論文章《軍國民篇》。文章寫道：中國“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奮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又說：人有靈魂，國有國魂，“苟喪厥魂，即陷滅亡”。“故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國的國魂是什麼呢？他閃爍其詞：“欲于四千年漢族曆史中，搜索一吾種絕無僅有之特色，以認為吾族國魂，蓋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顯然，他指的就是軍國民主義。次年，拒俄運動興起，他參加了拒俄義勇隊，稍後該組織即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1903 年11 月），蔡鍔畢業于日本東京士官學校，在100 多名畢業生中，他的成績名列第三。同時畢業者尚有蔣方震、張孝准，均名列前茅，為人矚目，時有“中國士官三傑”之稱④。
④ 《秦始皇功罪論》（1898 年9 月）。
第二節在湘桂訓練新軍光緒三十年（1904）初，蔡鍔以日本士官學校優秀畢業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國。這時他剛到弱冠之年，英氣勃發，東南各省督撫爭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撫夏時聘他為江西續備左軍隨營學堂監督，不久改任材官學堂總教習及監督。十一月，他辭職返湘。次年一月，他應湖南巡撫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練處幫辦，兼武備、兵目兩學堂教官。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1905 年8 月），蔡鍔在廣西巡撫李經羲的再三敦請下，前往廣西桂林，就任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並兼隨營學堂總理官。八月，又受委為巡撫部院總參謀官。九月，兼任廣西測繪學堂堂長。他乘機邀請革命黨人譚人鳳等入廣西活動，共談國事；又延請他的老師樊錐入幕，恭執弟子之禮。時同盟會已在日本東京成立，黃興化名張守正來廣西活動，蔡鍔與之共商革命方略，並曾掛名同盟會。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1906 年9 月），清廷在河南彰德舉行新軍秋操，蔡鍔奉令前往觀操，被選為中央評判官。秋練結束後，他赴北京考察軍事，不久返回廣西。三十三年正月，廣西創辦陸軍小學堂，他受委兼任陸軍小學堂總辦；二月，又兼廣西兵備處總辦。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為廣西新練常備軍第一標標統，自桂林移駐南甯。宣統元年正月（1909 年2 月），他奉命前往龍州，任講武堂總辦，旋改任監督，將講武堂遷于南甯。二年夏，複遷往桂林。不久，他擢升為廣西新軍混成協協統，兼學兵營營長、督練公所三處（參謀、兵備、教練）及干部學堂總辦。
蔡鍔在廣西，曆時6 年，身兼數職，為在廣西訓練新軍殫精竭慮，煞費苦心。他提出，“廣西練兵主旨：一、為求中國獨立自由，必須戰勝至少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以此為最高目的；二、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全國一致；三、廣西必須為把握全國之樞紐，為完成此事，要密切團結內部”①。練兵的愛國、民主色彩是很明顯的。而另一方面，為著紮穩腳跟，團結內部，他處世行事，力求穩健、冷靜，避免輕舉妄動。廣西同盟會支部負責人耿毅、何遂持黃興介紹信前往聯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觸，還招致了一些年輕的同盟會會員的懷疑和不滿。
廣西新軍原擬編練一鎮一協。由于經費拮據，宣統二年（1910），蔡鍔決定將已練成的一鎮縮編為一個混成協。這樣，干部學堂培養的200 多名軍官就難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別的辦法，考核品行，考試漢文，分別去留。結果，合格錄取120 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 余人，廣西籍僅30 余人。廣西籍學生為此激憤不平。一些年輕的同盟會會員遂乘機宣揚蔡鍔任用私人，偏袒同鄉，排斥廣西人。立憲派控制的廣西咨議局也開會彈劾蔡鍔。從而掀起了一場驅逐蔡鍔出廣西的風潮。蔡鍔沉著應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經羲（時已調任云貴總督）電邀他去云南任職時，他才決計離開廣西前往云南。① 陶菊隱：《籌安會“六君子”傳》，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135 頁。第三節在云南響應武昌起義宣統三年二月，蔡鍔抵達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書，輯錄曾國藩、胡林翼的治軍言論，加撰序言、按語，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一書，作為對新軍官兵進行“精神講話”的材料。他將所選取的語錄分為十二章，並在按語中發揮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軍事見解。蔡鍔編輯此書，主要是有感于當時民族危急和清軍的腐敗，希望能對新軍的訓練有所“挽回補救”。
同年六月，李經羲奏准任命蔡鍔為云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下轄第七十三、七十四兩標。時值四川保路運動狂飆驟起，全國革命形勢急劇高漲。在云南，同盟會的活動亦有相當的基礎，云南陸軍講武堂實際成了同盟會的活動場所，堂長李根源，教官李烈鈞、方聲濤、唐繼堯、顧品珍、李鴻祥、羅佩金等皆為同盟會會員，且多為東京士官學校畢業生。蔡鍔“暗中和同盟會保持著聯系。..對講武堂的革命活動，作了很好的掩護”①。武昌起義爆發後，云南革命黨人加緊活動。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會員唐繼堯、劉存厚、殷成獻、沈汪度、張子貞、黃毓成等舉行第一次秘密會議，策劃響應武昌起義。繼後，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連續召開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會議，蔡鍔參加了這四次會議。在第四次會議上，與會者歃血為盟，立下誓約云：“協力同心，恢複漢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①在第五次會議上，決定初九日（10 月30 日）晚12 時發動起義，並推蔡鍔為起義軍臨時總司令。
初九日晚8 時余，昆明起義提前爆發。蔡鍔隨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滿清專制數百年，紀綱不振，政以賄成，四萬萬同胞如坐塗炭。現在武昌首義，四處響應，皆欲掃除專制，複我民權。我輩軍人，何莫非國民一分子。與其被疑繳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義軍，革命清廷，驅逐漢奸，複我河山，興我漢室之為愈也！”①起義軍經過激烈戰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華山、總督署，云貴總督李經羲逃匿，第十九鎮統制鍾麟同被殺，起義取得了勝利。云南各地，傳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 月1 日），起義軍民組織了“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蔡鍔被推為云南軍都督。軍都督府成立後，即向全省聲明：起義“宗旨在鏟除專制政體，建設良善國家，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族結合一體，維護共和，以期鞏固民權，恢張國力”②。同時發布《討滿檄文》，重申同盟會的綱領。為革新政治，蔡鍔設置了軍都督府政務會議，訂于每星期三照例舉行，由省直機關、省議會、參議處各派代表參加，討論本省重大興革事項。討論決定後，由都督下令各單位限期辦理。他還通知各單位，根據自身的力量和應辦事務的輕重緩急，編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綱和辦事程限表。這樣，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習，廓除殆盡”③。
① 劉達武：《蔡松坡先生年譜》，《蔡松坡先生遺集》卷首第7 頁，1943 年版。① 朱德：《辛亥革命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 集，中華書局1961 年版，第3 頁。① 劉存厚：《云南光複陣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資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② 劉存厚：《云南光複陣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資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③ 孫璞：《云南光複軍政府成立記》，《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科學出版社1959 年版，第46 頁。為了革新政治，蔡鍔還采取果斷的措施，“更換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①。各部、司、局主要負責人，基本上都由同盟會會員和擁護革命的人士擔任，撤換了一批腐敗的舊官吏。軍隊中也起用一批年輕軍官，以代替不稱職的舊軍官。大力整理財政，節約開支。整頓厘稅，剔除陋規。精簡機構，裁撤冗員。又兩次帶頭裁減薪金。結果，都督蔡鍔的薪俸，由原來的600 兩減為60兩，與一個副都督（營長）的薪俸相等。“此時都督俸金之觳，舉國未有如云南者也”②。不僅如此，他還將“公費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軍，不欲使家有贏余，貧民貧國”③。在他的倡導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潔成為一時風尚”④。
云南重九起義勝利後，武漢戰事仍然十分緊張。九月十四日（11 月4 日），貴州宣布獨立，但內部派系斗爭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慶、廣安、萬縣、瀘州先後獨立，而省會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會秩序混亂。西鄰的西藏地區，則有英印政府支持達賴喇嘛發動叛亂，圍攻拉薩等地，進擾西康藏區。在這種形勢下，蔡鍔于大力整頓云南內政的同時，又先後派遣軍隊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軍組成，向四川進發。接著組織云南北伐軍，原擬取道四川赴鄂，後應邀途經貴陽以援黔。1912 年夏，又派遣滇軍入藏。這些軍事行動，對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權，發展全國革命形勢，以及抗禦英人侵略，鎮壓西藏叛亂，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 周鍾岳：《云南光複紀要——建設篇》，《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第49 頁。② 蔡鍔：《滇省光複始末記》，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329 頁。③ 周鍾岳：《云南光複紀要——建設篇》，《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第51 頁。④ 《勸捐軍資文》（1912 年2 月）。
第四節對袁政權的幻想辛亥革命後，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逐步竊取了國家政權。在這個過程中，蔡鍔對袁世凱的認識和態度經曆了曲折的變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過了一段彎路。
“南北議和”是袁世凱竊取國家政權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南北議和中，蔡鍔對袁世凱是有所警惕並反對議和的。1912 年1 月20 日，他致電孫中山、黃興及各省都督說：“我軍乘此朝氣，何敵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戰！曠日太久，糜餉勞師。試問彼于停戰期內，西侵秦、晉，南攻颍、亳，朱家寶又已縱兵壽州，我再株守議和，大局必為所誤。伏乞大總統赫然震怒，長驅北指，直搗虜廷。”1 月26 日，又致電孫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說：“現民國中央政府已成立，大總統已舉定，民主、君主問題無複有研究之價值。此其一。國民會議，袁世凱欲于北京開議，又欲各省州縣皆舉代表，無非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戰備，懈我軍心。此其二。主張共和，殆全國一致，所反對者惟少數之滿清奴隸耳。設開會議而墜袁之狡謀，定為君主國體，則各省必不肯承認，戰禍終無已時。此其三。中國此時仍擁戴滿清為君主，固理所必無，即別以漢人為君主，亦事勢所不容。故君主國體為中國今日所萬不能行，必強留存此物，將來仍難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紹儀）簽訂之約，而袁不承認，方在停戰期內，而北軍襲取颍州，進攻陝州，在清廷亦並未決心和議。此其五。故此時直無和議可言，惟有訴諸兵力耳。至作戰計劃，孫、陳各都督所見甚偉，滇處僻遠，未便遙度，惟有簡率精兵，結聯黔、蜀，長驅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⑤反對妥協議和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對南北議和後形勢的預計也大體是正確的。
但是，當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後，蔡鍔卻轉而擁戴起袁世凱來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凱業已由臨時參議院合法地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國家統一富強和對袁世凱抱有幻想分不開的。1912 年4 月11 日，他致電北京全國聯合進行會及上海各報館說：“我國政體確定共和，惟幅員遼闊，統一匪易。此時有能挈五族為一家者，敝省無不服從，以期民國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職，敝省複肅電奉賀，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實亦喜統一國家之成也。”4 月26日，他又發出通電稱：“總統就職，宣布共和，薄海歡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來，內則遍地皆伏危機，外則列強尚未承認。究其原因，皆由全國省自為謀，未能統一之故。”又說：“吾國勢分力薄，積弱已久，全國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強固有力之國家，以驟躋諸強之列。然政權不能統一，則國家永無鞏固之期。在大總統維持全局，或不欲驟與紛更；然大權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圖指臂相聯之效。”①渴望國家統一、強盛，這表明了蔡鍔一貫的愛國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袁世凱身上，則不僅僅是一種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凱加強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
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圖借南京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共⑤ 轉見李希泌：《如茲美風義，天下知重師——回憶朱委員長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會科學戰線》1979 年第3 期。
① 《致孫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電》（1912 年1 月26 日）。
和制度來限制袁世凱，要求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並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袁世凱卻堅持要建都北京，並且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如具文。在這場斗爭中，蔡鍔是支持袁世凱的。1912 年3 月6 日，他致電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說：若建都南京，“北邊形勢當為之變遷，恐遺孽有乘虛竊踞之虞，而強鄰啟蹈隙侵陵之漸，黃河以北淪入氈裘，甚非國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計，建都燕京，可以控禦中外，統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國成立後，各政黨社團林立叢生。蔡鍔從國家統一出發，曾參加統一共和黨，並被推為總干事。在國家內憂外患的條件下，他認為國權為民權的保障，主張加強國權。他說：“本黨主義，務以國家為前提。..天賦人權之說，只能有效于強國之人民，吾儕焉得而享受之？”強調“國權為擁護人權之保障，..苟國家能躋于強盛之林，得與各大國齊驅並駕，雖犧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暫時之苦痛，亦所非恤”①。這種偏重國權、輕視民權的觀點，在當時顯然有利于業已篡奪政權的袁世凱。
正因為這樣，當宋教仁醞釀把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合並改組為國民黨時，蔡鍔首倡軍人不黨主義，進而倡議解散各黨，並聲明脫離統一共和黨。1912 年6 月28 日，他發出通電說：“現在政黨林立，意見紛歧，水火爭持，黨同伐異，或徇個人之攻擊而忘國家、政黨之利未收而害已畢見。鄙意先將現時組織之各黨自行解散，另結合政見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雛形，而不必急求黨務之擴張，以至于破碎沖突。”8 月12 日，他又一次通電說：現時政府兀臬，國本動搖，“實因政黨為之厲階。..鍔初不察，亦嘗預聞黨事。今默察時局，熟審國情，竊謂此時以討論為重，而不必強于主張；以培養為先，而無庸急于號召，較為得之。若廣召黨員，堅持黨見，究之利也而不勝其敝，有也而反不如無。今海內大黨，無出同盟會、共和黨、統一共和黨數者。鍔妄不自揣，願與各黨諸君子首倡解散之議，以齊民志，而定危局。前鍔為同人敦迫，勉廁黨籍，今謹宣告脫黨，誠不敢隱忍瞻徇，致貽國家之禍”。矛頭顯然是指向同盟會、國民黨的。
1913 年3 月20 日，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4 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舉行“善後大借款”，准備發動內戰。孫中山和一部分國民黨人決定武裝討袁。7 月12 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二次革命”爆發。7 月15 日，黃興在南京組織江蘇討袁軍。接著，廣東、福建、湖南、重慶紛紛宣布獨立。蔡鍔對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對態度的。7 月17 日，他向袁世凱、黎元洪及北京政府發出“急電”說：“昨准參部寒、刪兩電，知贛事已決裂。積年癰毒，趁此一決，未始非福。..惟懇分飭皖、甯嚴防分竄，一面添重兵馳赴戰地，分頭截剿，早日撲滅，以免星火燎原。”8 月，熊克武在四川重慶宣布獨立，他遵照袁世凱的指令，派兵入川會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敗，他的部隊才沒有與反袁軍直接沖突。事後，他還對國民黨橫加指責，說什麼“暴烈派以破壞為事，苟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然其進銳，則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絕易易也”②。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將在西南地區擁有重兵的蔡鍔調往北京。
① 《致袁世凱黎元洪黃興及國務院電》（1912 年4 月26 日）。
② 《在統一共和黨云南支部會上的演講》（1912 年5 月上旬）。
蔡鍔離滇前，在滇軍營以上軍官會上發表講話說：“現任總統袁世凱原是我們的政敵，戊戌那年，由于他臨時告密，我們的師友有的死，有的逃，現在想起來猶有余痛。但衡量中國現在的情勢，又非他不能維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幫助袁世凱渡過這一難關。”①10 月4 日，他到達北京，受委為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11 月，任政治會議議員。次年5 月，任參政院參政。6 月，加昭威將軍名號。7 月，任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12月，又被任命為全國經界局督辦。他盡力職守，頗思有所作為。他特別熱心于改革軍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學蔣方震、閻錫山、張紹曾等11 人組織軍事研究會，研討戰略戰術。又修訂了早年在廣西起草的《軍事計劃》一書，貢獻給袁世凱，作為國防計劃的綱要。在該書中他提出：立憲制度和義務兵役制，是新國家賴以行進的“兩輪”或“兩翼”，“而二者之間，尤有至深至密之關系”。由此，他把軍事改革與政治改革聯系在一起，主張給農民以“土地所有權”，使其能“自由之勞動”；給市民以“自治權”；同時教育貴族愛國家，破除特典、特權。他兼任全國經界局督辦後，對經界局事務也作了詳細的規劃，並在短期內主持完成了《中國曆代經界紀要》和《各國經界紀要》兩書。但是，他把富國強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則只能被嚴酷的現實所粉碎。
① 《在云南進步黨支部歡送會上的演講》（1913 年10 月初）。
第五節發動反袁的護國戰爭蔡鍔在北京任職期間，正是袁世凱對內實行獨裁、複辟帝制，對外大舉賣國、換取帝國主義支持的時期。1913 年11 月4 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次年1 月10 日，解散國會；5 月1 日，廢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隨後又陸續恢複前清官制，“民國”成了塊空招牌。1915 年1 月，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竟于5 月9 日宣布承認；8 月14 日，更指使楊度、孫毓筠等組織所謂“籌一國之治安”的“籌安會”，公然鼓吹“君主實較民主為優”；9 月19 日，又有梁士詒等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要求“變更國體”。一場複辟帝制的丑劇從此緊鑼密鼓開台。
面對著國家危于累卵、群魔亂舞的緊迫局面，沉著、機智的蔡鍔，冷眼旁觀，積極思考。對外來侵略，他毫不含糊，堅決主張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他在參政院發表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說，激昂慷慨，要求拒絕“二十一條”，下定最後作戰決心，並制訂了對日作戰計劃②。對袁世凱的帝制複辟活動，他一方面認識到“此事關于國家前途甚巨，..頗屬危險”①；一方面則表面不動聲色，暗中籌劃對策，伺機行動。
“籌安會”發表成立宣言後第二天，蔡鍔就乘晚班車去天津，會見梁啟超，徹夜籌劃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的斗爭。此後，他一方面與梁啟超保持密切聯系，一方面與云貴軍政人員密電往來，互通聲氣，囑令他們“穩靜”、“慎重”從事，“加意布署鎮懾”②，並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劃。他還密派專使分赴廣西、湖南、廣東進行聯絡，與在美國的黃興也取得了聯系。而在公開場合，蔡鍔則把自己裝扮成帝制運動的擁護者和胸無大志的浪蕩公子。8 月25 日，袁氏爪牙執贊成帝制題名錄前來統率辦事處試探，他即帶頭簽名表示擁護①。與此同時，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與名妓筱鳳仙結萍水姻緣，佯裝寄情聲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鬧不休。他乘機將母親、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離京後，袁世凱密派便衣特務闖入蔡鍔住宅，翻箱倒櫃，檢查信件電報，無所獲。蔡鍔嚴詞抗議。袁故作姿態，飭軍警捕拿“盜犯”，並從監獄中提出幾名罪犯加以處決，以資掩飾。至此，蔡鍔決計秘密逃出北京。
蔡鍔逃出北京，轉赴云南，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他以患病為借口達到逐步脫身的目的。1915 年10 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凱說：“鍔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連日從公，未甚留意，遷延日久，病勢加劇。近則紅腫異常，言語失調，飲食亦為之銳減。迭經醫治，未見痊可。現就西醫診視，據云肺胃積熱，兼有外感，亟宜避風少言，醫藥始能收效等語。擬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請假五日，以資靜攝。”袁批示：“准予給假五日。”②11 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凱，以“病體未痊”為由，“擬請續假一星期，赴津就醫”。袁批示“准② 李文漢：《關于蔡鍔的幾點回憶》，《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0 輯，1979 年版。① 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云南嵩明縣教育局1943 年石印。
② 《致劉顯世電》（1915 年8 月20 日）。
① 見1915 年8 月下旬致唐繼堯、劉顯世、黃永社等各電。
② 《關于帝制問題的簽名》（1915 年8 月25 日），曾業英編：《蔡松坡集》，第813 頁。予續假七日，俾資調理。”③他到天津後，與梁啟超作了進一步的籌劃。11月22 日，又向袁世凱呈文，說“假期已滿，病仍未愈”，請“准予續假三月，俾得遷地療養。並請派員代理，免曠職務”。袁批示：“著給假兩月。”①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凱，說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嚴寒，亦非孱弱之軀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勢益加。惟有移住氣候溫暖地方，從容調養，庶醫藥可望奏功”。明確要求“航海東渡，赴日就醫，以期病體早痊”。袁批示：“一俟調治就愈，仍望早日歸國，銷假任事，用副倚任。”②于是12 月2 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東丸東渡日本。離津前，他與梁啟超訣別說：“失敗就戰死，絕對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絕對不爭地盤。”③蔡鍔抵達日本後，在黃興所派張孝准、石陶鈞等的接應下，秘密前往神戶，然後迅速換乘另一艘日輪，經吳淞口南下香港，複取道河內直奔云南。與此同時，他請石陶鈞帶著自己的行李去別府箱根，作就醫狀；並准備了多封親筆信，讓石間日寄一封信給北京袁的親信唐在禮等人，逐日報告游曆狀況和養病情形，以掩飾行蹤。不久，袁世凱獲悉蔡鍔潛赴云南，大吃一驚，立即電令蒙自關道周沆和阿迷縣長張一鯤，伺機狙擊或捕殺。但在唐繼堯之弟、警衛團長唐繼虞的迎接和護送下，袁的陰謀未能得逞。
1915 年12 月19 日，蔡鍔曆盡艱險，安全抵達云南昆明。時滇軍反袁情緒十分熱烈，中下級軍官已開過三次秘密會議，醞釀武裝討袁。原國民黨骨干分子李烈鈞、程潛、熊克武等亦先後來滇，共同策劃反袁戰爭。12 月21、22 日，在蔡鍔、唐繼堯的主持下，又聯合召開了第四、五次會議，決定立即發動反袁護國戰爭。12 月23 日，便以云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名義，致電袁世凱，要求取消帝制，懲辦帝制禍首，限25 日上午10 時答複④。同日，蔡鍔與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李烈鈞、戴戡聯名將前電通告各省。次日，他又與戴戡聯名致電袁世凱，“為最後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將軍、巡按所陳各節，迅予照准，立將段芝貴諸人明正典刑，並發明令，永廢帝制。..否則，土崩之禍，即在目前，噬臍之悔，云何能及！”①但是，袁世凱不聽“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 月25 日，正式宣布云南獨立，武裝討袁，護國戰爭爆發。
③ 《政府公報》1915 年11 月2 日。
① 《政府公報》1915 年11 月21 日。
② 《政府公報》1915 年11 月27 日。
③ 《政府公報》1915 年12 月3 日。
④ 《與梁啟超的談話》（1915 年11 月）。
① 《護國運動期間唐繼堯等文電一組》，《曆史檔案》1981 年第4 期。第六節親赴前線指揮作戰云南獨立後，迅即組織了討袁護國軍和護國軍云南都督府，蔡鍔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唐繼堯為云南都督。稍後，又組織護國第二軍、第三軍，分別以李烈鈞、唐繼堯（兼）為總司令；另組挺進軍，以黃毓成為司令。計劃第一軍出蜀，第二軍入桂，第三軍留守，挺進軍相機行動。1916 年元旦，護國軍在昆明誓師，蔡鍔會同唐繼堯、李烈鈞發布誓詞：“以告國人，並自申警：一、同人職責，惟在討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濟，舉凡建設之事，當讓賢能，以明初志。個人權利思想，悉予鏟除。一、地無分南北，省無論甲乙，同此領土，同是國民。惟當量材程功，通力合作，決不參與地域觀念，自啟分裂。一、倒袁救國，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張目，便當引為同志。所有從前黨派意見，當然消融，絕無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國，已成五族公敵。萬眾一心，更無何種種族界限。”②蔡鍔第一軍下轄四個梯團，每梯團各轄兩支隊，總兵力約7000 人。時袁世凱調到四川的北洋軍，有曹錕第三師、張敬堯第七師、李長泰第八師，加上四川將軍陳宧所率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3 個旅，總數不下3 萬人。但護國軍士氣高昂。面對強敵，蔡鍔沉著指揮，周密規劃：遣第一梯團長劉云峰率鄧泰中、楊蓁兩支隊為先遣隊，出昭通，取敘府（今宜賓），為左翼；派第二、三梯團長趙又新、顧品珍分率董鴻勳、何海清、祿國藩、朱德四支隊，經永甯，進瀘州，為中路主力；而以第四梯團長戴戡率熊其勳支隊，並由殷承獻率華封歌支隊協助，取道貴州松坎，攻綦江，進規重慶，為右翼。1915 年12 月27 日，劉云峰所部先遣隊出昭通向川邊移動。1916 年1月14 日，蔡鍔親率趙又新、顧品珍兩梯團從昆明出發。1 月21 日，先遣隊攻占敘府，川、黔動搖。1 月27 日，貴州宣布反袁獨立。2 月2 日，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在納溪宣布獨立，響應護國。隨後，蔡鍔督中路護國軍與劉存厚師會攻瀘州，同時加強右翼戴戡等部對綦江方向的攻勢。2 月，護國軍與敵軍在納溪、棉花坡一帶展開激戰。2 月23 日，蔡鍔帶病親赴納溪前線，直接指揮戰斗。2 月28 日，護國軍發起總反攻。戰斗激烈艱險，敘府得而複失，納溪三易其手。由于彈藥不繼，士卒疲累，乃于3 月7 日撤出納溪，退往永甯大洲驛，“蓋將休兵以圖再舉”①。
蔡鍔退駐大洲驛後，將司令部設在永甯河中的一條大船上。部隊經過一番休整，士氣高漲。適3 月15 日，廣西宣布獨立。于是3 月17 日，蔡鍔下令分三路大舉反攻：中路顧品珍梯團，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隊及劉存厚部，進駐和豐場、牛滾場一帶；右路趙又新梯團朱德、金漢鼎兩支隊，由白節灘向納溪推進，掃清長江南岸之敵。護國軍連日激戰，大獲勝利，先後攻占江安、南溪等地，3 月23 日重新奪回納溪。隨後仍退回原地。經此次戰役，北洋軍在川精銳損傷殆盡，再也無力組織進攻，被迫與護國軍停戰議和，川南戰事遂成膠著狀態。
在護國軍的沉重打擊與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下，袁世凱被迫于3 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總統”自居。蔡鍔與唐繼堯等立即發出通電，② 《致袁世凱電》（1915 年12 月24 日），曾業英編：《蔡松坡集》，第851 頁。① 《告全國同胞書》（1916 年1 月）。
不僅不承認袁仍為總統，而且要求對袁進行審判。這時，全國各地反袁斗爭形勢繼續高漲，袁黨內部也日益分崩離析。4 月6 日，廣東宣布獨立。4 月12 日，浙江宣布獨立。5 月8 日，南方滇、黔、桂、粵等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護國軍軍務院，推唐繼堯為撫軍長，蔡鍔等為撫軍。5 月9 日，陝西宣布獨立，22、29 日，四川、湖南也相繼宣布獨立。6 月6 日，袁世凱在眾叛親離聲中，憂病身亡。以反袁稱帝為宗旨的護國戰爭隨之勝利結束。
還在護國戰爭結束前，蔡鍔的病況因軍務勞頓，日形加劇。緊張的戰事結束後，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他多次請求辭職養病，未獲允准。6 月24 日，北京政府任命他為益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6 月28 日，他由永甯出發，經大洲驛、納溪，于7 月1 日到達瀘州。7 月6 日，北京政府複任命他為四川督軍兼省長。這時，他的喉病“經德醫施治後，腫痛更劇，聲音全失，精神萎頓，飲食驟減”。但四川軍政各方“並力勸駕赴蓉，接前敵將士及各屬紳民函電，亦紛紛請求速西上就任”。于是，他于7 月21 日離開瀘州，29 日到達成都。
蔡鍔到達成都後，帶病堅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為。他大刀闊斧地整編在川軍隊，統一財政收支，並制定軍隊、官吏獎懲條例。但病勢日重，實在無法堅持工作。于是再三電請辭職治病，並保薦羅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長兼會辦四川軍務。8 月7 日，獲准給假兩月。8 月9 日，即離成都東下。8 月28 日，到達上海。梁啟超“會著他，幾乎連面目也認識不清楚，喉嚨啞到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看著這病是不能救了”①。盡管如此，他還為梁啟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後東渡日本，入九州福岡大學醫院治療。離滬時，黃興特為送行。不意10 月31 日，黃興竟病逝于上海。他聞耗悲痛欲絕，于病榻作挽聯一副云：“以勇健開國，而甯靜持身，貫徹實行，是能創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驚起揮淚，難為臥病九州人。”②1916 年11 月8 日凌晨，蔡鍔病情嚴重惡化，自知不起，口授隨員，遺電四事：“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此次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懇飭羅督軍、戴省長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勸；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②延至上午四時，不幸逝世。
蔡鍔的逝世，引起了舉國上下的悲痛。孫中山特撰挽聯云：“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②① 《護國岩記並銘》（1916 年6 月），曾業英編：《蔡松坡集》，第1176 頁。② 《哭黃克強》（1916 年11 月初）。
第三十二章程長庚譚鑫培第一節程長庚程長庚，譜名聞檄，字玉珊，也作玉山，堂號“四箴”，安徽省潛山縣河鎮鄉程家井人，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811 年11 月22 日）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幼年進徽調科班學戲，習老生兼淨，對其他行當也很留心。由于他勤學苦練，加上悟性較高，進步很快。出科後在戲班中搭班演唱，在當地有了一點小名氣。道光年間，程長庚到北京搭班演唱，其後入三慶班。當時，北京的舞台上，昆曲和京腔已經衰微，徽班稱盛。其中以三慶和四喜、春台、和春名聲最大，被稱為“四大徽班”。徽班演員的唱腔重二黃調，在北京流傳過程中，不斷地吸收秦腔、京腔、昆曲等劇種的特長。嗣又因湖北漢戲演員搭入徽班，他們擅長西皮調，使與二黃調進一步交融，為北京皮黃劇（即後來稱為京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程長庚就是以他卓越的藝術成就被譽為“京劇開基創業的大師”。
程長庚的蜚聲劇壇，是和他執著于戲劇藝術和勤學苦練分不開的。相傳，他初到京演出，第一場**戲就唱砸了，觀眾喝了倒彩，這無疑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是，他並沒有因而氣餒，而是更加發奮，經人介紹，入保定著名的昆曲科班和盛成再次坐科。在三年的科班學習中，程長庚一絲不苟，從唱、念、表演到發音吐字，都認真對待，刻苦練習。他嗓音宏亮，音調高，但唱來發飄，不夠厚重堅實。為此他用心鑽研，孜孜不倦地苦練，虛心向人請教，終于練成了獨具一格的“腦後音”的唱法，藝技精進。回京城演出後，一日，應某權貴堂會，在座者皆達官貴人，程長庚演《文昭關》，飾伍子胥，“冠劍雄豪，音節慷慨，奇俠之氣，亢爽之容，動人肝膈，座客數百皆大驚起立”②，由此譽滿京城。道光末年，他已是三慶班的班主和首席老生。咸豐年間，程長庚帶三慶班進宮為咸豐帝演出，受到稱贊，被賞五品頂戴，任內廷供奉，領戲曲藝人團體“精忠廟”會首，總管三慶、春台、四喜三大徽班。藝術的發展需要兼收並蓄，博采眾長。程長庚融合徽調和漢調，並吸收昆曲、京腔、秦腔等劇種的劇目、曲調和表演方法，經過自己的創造，形成了一種體系。不論皮黃、昆曲、文戲、武戲，他都能演，劇目豐富，戲路很寬。老生本工戲以外，還演武生戲、小生戲、花臉戲等。即如老生靠把戲，五種顏色靠把戲的角色，他都能演，紅靠戲能演《戰太平》的花云，黃靠戲能演《風云會》的趙匡胤，綠靠戲能演《戰長沙》的關羽，白靠戲能演《鎮潭州》的岳飛，黑靠戲能演《白良關》的尉遲敬德。
作為表演藝術家，程長庚很重視塑造人物形象，對角色的性格、身份體察入微。他對唱、做、念、打“四功”和手、眼、身、法、步“五法”並重，善于運用這些表演技術來表現人物，一舉手，一投足，都注意符合所扮角色的性格，不僅形似，而且能傳神。所以“一經登場，不啻現身說法”，“為大臣則風度端凝，為正士則氣象嚴肅，為隱者則其貌逸，為員外則其神恬”，“能令觀者如對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①。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傑作是《文昭② 《蔡松坡先生榮哀錄》，聯語第1 頁，民國石印。
① 朱書紳編：《同光朝名伶十三絕傳略·程長庚傳》；陳澹然：《異伶傳》。關》的伍子胥、《戰長沙》的關羽、《群英會》的魯肅。
程長庚精于唱工，注意吸收昆劇的吐字發音，講求字正腔圓，不以花哨取巧。他的嗓音叫“腦後音”，初唱時似乎有些吃力，帶有澀味，漸漸平坦甘潤，抑揚吞吐，高低寬窄，一任其意。唱腔“于高亢之中，別具沉雄之致”，跟有的演員徒以調高聲宏取勝，而欠缺韻味回音的唱腔迥然不同。當時有人把他的唱腔與唐代詩人杜甫的詩風相比，形容為“天風海濤，金鍾大鏞”①。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長庚在唱腔上不單是唱聲，更重要的是在于唱情，以聲傳情，聲情交融。他生活在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的時代，親身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目睹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種種侵略活動，憂時感世，“憤欲絕”②，表現出一個愛國者的民族義憤。他的唱腔也因之更加高亢雄壯，慷慨憤激，能夠使“聞者泣下”。程長庚在這方面的造詣，是京劇界一致稱道的。
程長庚能演的戲很多，除了演《戰樊城》、《長亭會》、《文昭關》、《魚藏劍》、《鎮潭州》、《捉放曹》、《擊鼓罵曹》、《群英會》、《華容道》、《戰長沙》等經常叫座、曆久不衰的戲外，且注意上演新編的連台本戲。他主持的三慶班里有一位老生演員叫盧勝奎，擅長編寫劇本，全本三國戲自《馬跳檀溪》至《取南郡》共40 出，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在《群英會》中，程長庚飾關羽和魯肅（有“活魯肅”之稱），小生徐小香飾周瑜（有“活公瑾”之稱），盧勝奎飾諸葛亮（有“活孔明”之稱），花臉黃潤甫飾曹操（有“活曹操”之稱），武生楊月樓飾趙云（有“活趙云”之稱），其他角色也無不配搭勻稱，氍毹之上，儼然三國人物斗奇爭勝。清人沈蓉圃的“同光十三絕”畫像中，列入的即有程長庚、徐小香、盧勝奎、楊月樓4 人。京劇在形成時期，著名的老生演員除程長庚外，還有余三勝和張二奎。
這三位演員在唱腔和表演藝術上各具特色，各有獨到之處，形成了老生三種流派。程長庚高亢沉雄，肅穆凝重，唱、念多徽音，被稱為徽派。余三勝圓潤流利，蒼涼悲壯，以漢調西皮為特長，唱、念為湖廣音，被稱為漢派（或余派）。張二奎實大聲宏，雍容華貴，唱、念運用北京字音，被稱為京派（或奎派）。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由于他們的藝術成就，時人稱之為老生“三傑”，又稱“三鼎甲”。
程長庚聲譽既高，演戲依然極為認真，不馬虎敷衍。他對別的演員也嚴格要求，演出時如有失誤，退場後隨即指出，當面規勸。但其為人寬厚，從不當場奚落訕笑，使人難堪，故被贊譽為有戲德。他雖享有盛譽，卻不拿架子、不爭角色，配角也演。花臉何桂山演《白良關》，飾尉遲敬德，程長庚給配“小黑”尉遲寶林。小生徐小香演《監酒令》飾劉章，他給配陳平。他認為演劇以戲為重，主角和配角都是演戲，好比紅花綠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對于三慶班，程長庚管理井井有條。他要求紀律嚴明，不容班里的人有所違犯，而自己也以身作則。如規定不許演員單獨應“外串”③，他就嚴格遵守，曾說：“我若應外串之召，自謀誠為得計，其如本班眾人何？”①每次演① 陳彥衡：《舊劇叢談》。
② 吳燾：《梨園舊話》。
③ 陳澹然：《異伶傳》。
① 外串，即本班演員另在他班應活演出。
出，程長庚都提早來到戲園，親自安排演出的各項事務，做到後台沒人隨便談笑喧嘩，前台除執事人外，無一人搴簾外出，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此外，他還革除梨園界的一些陋習，如廢除戲開演前演員在台上“站台”①。班里的人對程長庚都很敬重，他也很愛護戲班和同人。凡同人生活上有困難，他總是慷慨相助。按封建皇朝制度，凡帝、後死，稱“國喪”。在“國喪”期間，城內戲園禁止演出，只准在外城茶館、飯莊清唱。同治帝死時，程長庚為了維持同人的生活，每日帶領全班到外城清唱，所得收入歸全班使用，從不多取分文。晚年，程長庚衣食豐足，但仍不時登台演出，友人勸阻，他感歎地說：“某自入主三慶部以來，于茲數年，支持至今日，亦非易易。某一旦輟演，全班必散，殊覺可惜！且同人依某為生活者，正不乏人。三慶一散，此輩謀食艱難，某之未能決然舍去者，職此故者。”②在當時人的印象里，程長庚以謹飭嚴正著稱，一生專心戲曲事業。演戲曆來被視為“賤業”，但他卻不以此自賤，雖權貴亦不屈。王府、貴官曾屢次傳召程長庚演堂會，他一概拒絕。有一次都察院團拜，要程長庚演堂會，他因不從而被強行綁走。當他知道點的劇目是《擊鼓罵曹》時，才破例應允。他飾禰衡，肉袒擊鼓，氣概激昂，指堂下怒罵：“方今外患未平，內憂隱伏，你們一班奸黨，尚在此飲酒作樂，好不愧也！”，“罵罷而唱，唱罷而罵，發目皆動”，使得台下達官貴人狼狽不堪。④光緒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 年1 月24 日），這位為京劇奠定基礎作出重大貢獻的藝術家因病辭世，享年69 歲。他生前很重視京劇人才的培育，曾創辦三慶科班。楊月樓是張二奎的徒弟，程長庚對他很器重，將他吸收進三慶班，傳授藝術。後楊月樓繼其為三慶班主。著名老生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也都出自他門下。他們繼承程長庚等老一輩的表演藝術，又加以創造發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被稱為京劇老生“新三派”。
① 吳燾：《梨園舊話》。
② 站台：戲開演前演員在台上站立，供台下觀賞，還須陪達官富豪看戲。第二節譚鑫培譚鑫培，名金福，以字行，因堂號“英秀”，又以英秀稱之。湖北省江夏縣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1847 年4 月23 日）。父譚志道，演老旦兼老生，擅長演悲劇人物，調門高而嗓音尖，觀眾給他起個外號叫“叫天兒”。譚鑫培藝名“小叫天”，即沿父而起。
譚鑫培從小就跟他父親學藝。咸豐年間，他隨父來到天津，後入京東金奎班習武生。他練功勤奮刻苦，白天黑夜，從不間斷，練就一身好功夫。四年業滿出科後，仍回天津隨父賣藝。同治三年（1864），譚鑫培想在大地面露頭角，到北京搭廣和成班演戲。然而，他在戲班里受排擠，只能演個小配角，還要受氣。譚鑫培氣憤不過，于是離開廣和成，到京東加入跑碼頭的“粥班”，在遵化、薊縣、平谷一帶的鄉鎮演出。他擔任武生主要演員，有時也串演老生戲或武丑戲。譚鑫培在粥班演出期間，仍然堅持勤學苦練，毫不放松。所謂粥班，是由班主用若干擔糧食做本錢，招收一些演員為他們演戲賺錢的戲班。粥班沒有固定待遇，收入很少，伙食很差，業務不好時只能喝粥，演出地點也不固定，流動性很大，經常奔波于鄉鎮間，生活很艱苦。但是，粥班的演出生活，使譚鑫培得到更多的舞台實踐，拓寬了戲路，使藝術根基更加深厚，對後來的藝術發展有重要影響。在粥班幾年後，譚鑫培又回北京，搭永勝奎班演戲。但不多久，由于成年發育變聲而倒嗓，在一次演出時嗓音竟然啞得唱不出來。不得已只好離開北京城，到京東粥班演武行糊口。後來經人介紹，又到一個富商家為其看家護院。即使遭受這樣大的挫折，譚鑫培也沒有因而灰心喪氣，仍然不斷地練功、喊嗓，使嗓音逐漸恢複好轉。
同治九年（1870），譚鑫培已20 多歲，因父親的關系，回京入程長庚主持的三慶班，仍演武生。如《金錢豹》的孫悟空，《神州擂》的王永，《惡虎村》的黃天霸，《黃鶴樓》的趙云，《挑滑車》的高寵等。有時也演《五人義》的周文元、《三岔口》的劉利華一類的武丑戲。沈容圃所繪《同光十三絕》中的譚鑫培，即是他飾《惡虎村》的黃天霸。這時，他的嗓音已經變得清亮，遂武生、老生相間演唱。由于他多年搭三慶班，對程長庚的藝術很專心學習，尤其是注意程的四聲的運用和行腔吐字的功夫。又因為其父和老生“三傑”之一的余三勝是同鄉至交，他得以拜余為師，吸收余的漢調西皮的特長，以圓潤流利取勝。譚鑫培表演藝術的精進，受到了程長庚的重視。程認為他的臉龐瘦削而口大，演武生扮相不好看，不如改演武老生，掛上髯口既能掩去瑕疵，使面容改觀，又可以施展武功，加上甜潤柔美的嗓音，當會受到觀眾的歡迎。譚鑫培于是兼演武老生，如《定軍山》的黃忠、《戰太平》的花云、《陽平關》的趙云、《戰長沙》的關羽（紅生）等，都獲得很好的演出效果；間也演一些文老生戲，如《伐東吳》、《狀元譜》、《禦碑亭》等。光緒五年（1879），譚鑫培首次到上海演出，常演武生戲。在上海，他向老生孫春恒學藝。孫春恒一反當時盛行的程長庚等沉雄激昂的唱法，創造了清靈低柔的老生新腔。譚鑫培很受啟發，就吸收了孫的唱法。翌年回京，仍在三慶班演戲。
光緒八年（1882）後，譚鑫培漸以演老生戲著名。這時他搭四喜班，與著名老生孫菊仙互唱大軸。十三年（1887），譚鑫培開始自己挑班，與花臉劉永春合組同春班。十六年（1890），被選入升平署為“民籍教習”。當時慈禧太後恣意享樂，沉溺聲歌，除在專設的演戲機構升平署中，讓專職演戲太監經常演出外，還不斷從民間戲班中挑選一些名角入署演出。譚鑫培在宮廷中演戲，以其藝術精湛，受到慈禧太後的賞識，賜四品服。他雖被選入署，但主要的演出活動還在民間戲班。譚鑫培由于出色的表演藝術，自創新聲，獨成一派，人稱“譚腔”，與並時的四喜班的孫菊仙、春台班的汪桂芬鼎足而立，被稱為“老生後三傑”，或“後三鼎甲”。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戲園被焚毀。此後，孫菊仙攜家移居上海，汪桂芬因遭凌辱受刺激，精神抑郁苦悶，篤信佛教，時演時輟，譚鑫培在北京京劇舞台上獨享盛名。據《伶史》記述：“凡王公大臣薦紳先生每有喜慶必招譚，譚不至舉座不歡也。膏梁紈袴弦歌相娛，不學譚則無以鳴高也。販夫走卒抽暇聚談，不知叫天則無以誇于儕輩也。青樓歌伎以喉侑觴，不摩譚不足以引賓客歡也。他如大家閨秀、學校士子，亦能私相揣擬，低聲而歌。”因而有“有書皆作垿（一作‘有匾皆為垿’），無腔不學譚”的諺語。王垿是晚清著名書法家。他的書法和譚鑫培的唱腔同時流行天下。當時，譚鑫培的《當锏賣馬》秦瓊、《李陵碑》楊繼業的唱腔膾炙人口，在社會上廣為流行，在京城街頭巷尾時常能聽到在唱“店主東..”、“歎楊家..”。有人寫詩描繪說：“家國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作者意在諷刺清朝王公貴族面對著帝國主義的侵略，仍然沉湎于聲色狗馬，不管家國興亡，但也反映譚鑫培的影響之大。
譚鑫培是繼程長庚之後在京劇老生行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京劇老生分為“安工”、“衰派”、“靠把”三種，“安工”以唱為主，“衰派”講究做工，“靠把”則重武功。雖余三勝、張二奎等前輩名角也有所不工，而譚鑫培文武全才，能兼三長，打破了老生行當的界限。他能演的戲很多，常演的老生戲如《空城計》的孔明、《捉放曹》的陳宮、《擊鼓罵曹》的禰衡、《洪羊洞》的楊延昭、《四郎探母》的楊延輝、《珠簾寨》的李克用、《武家坡》的薛平貴、《瓊林宴》的范仲禹、《搜孤救孤》的程嬰、《狀元譜》的陳伯愚、《烏龍院》的宋江、《打漁殺家》的蕭恩、《清風亭》的張元秀、《南天門》的曹福、《當锏賣馬》的秦瓊、《李陵碑》的楊繼業、《定軍山》的黃忠、《戰太平》的花云等。譚鑫培在藝術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由于他能不拘一格，博采眾長，又融會以自己創造的結果。他有紮實的文武功底，在老生表演藝術上集中了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王九齡、盧勝奎、孫春恒、馮瑞祥等各家之長，“同一唱工，《碰碑》則學三勝，《烏盆》則學九齡。同一做派，《狀元譜》則學長庚，《桑園寄子》則學三勝。同一靠把，《定軍山》則學三勝，《鎮潭州》則學長庚。不特此，《天雷報》擬周長山，而身段汰其冗拙；《空城計》仿盧台子（勝奎），而聲韻較為悠揚”④。他不固步自封，京劇其他行當如青衣、老旦、花臉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單弦的某些特長，都加以吸收運用。譚鑫培博采眾長，不是生吞活剝，七拼八湊，而是按照京劇藝術的規律加以融會貫通，經過自己的創造，成為渾然一體的藝術風格。在他之前的“老三傑”，雖然都有高度的演唱技巧，然而唱腔比較平板，旋律性不強。經過譚鑫培的廣泛吸收，大膽創新，唱腔比以前複雜多變、旋律性加強。他用“云遮月”的嗓音，聲調悠揚婉轉，長于抒情，獨拘一格，與程長庚的“腦後音”同為難能可貴。
④ 趙炳麟：《趙柏岩集·柏岩文存》卷4。
在豐富和發展京劇劇目方面，譚鑫培也作出了貢獻。他不僅繼承了前輩老生演員的一些拿手好戲，還通過自己的創造，豐富和發展了京劇老生的傳統劇目。如《珠簾寨》的李克用原是花臉扮演，經譚鑫培改為老生後，成為老生的傳統劇目；《南陽關》、《戰太平》等劇原來都是不受重視的“開場戲”，譚鑫培演唱後豐富了唱腔和表演，成為譚派的看家戲；《搜孤救孤》、《當锏賣馬》的主角原分別是公孫杵臼和店家，經譚鑫培的改編，程嬰、秦瓊成為主角。
譚鑫培聲甜腔美，技藝高超，但他不賣弄，而是仔細體會劇情，分析人物性格，從唱、做、念、打中表達出劇中人當時的思想感情，深入地刻劃人物，“裝誰象誰”，“演孔明有儒者氣，演黃忠有老將風。《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門老吏，《五人義》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頑民。流品迥殊，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舉止語言無不細心體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場能隨時變態，移步換形”①。他的唱不僅唱聲，而且唱情，用唱腔來表達人物的感情。例如《當锏賣馬》中秦瓊的“店主東..”、《空城計》中孔明的“我本是..”和《捉放曹》中陳宮的“聽他言..”，三段唱都是西皮慢板，板式、腔調大致相同，由于能從人物的特定情景出發，不僅唱腔各異，而且表達了秦瓊的沉郁、孔明的鎮靜、陳宮的憤懣等不同的思想感情。同樣是四平調，在《烏龍院》里唱得紆曲緩慢，表現了宋江平靜悠閑的心情；在《清風亭》里就唱得緊湊樸直，表現了張元秀憂傷抑郁的情調。譚鑫培既重唱腔，也講究念白和做工，用細致的表情、身段動作來刻劃人物性格，表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如演《李陵碑》的楊繼業，當看到李陵碑，念碑上四句詩時，一句比一句強烈，念到末句“卸甲又丟盔”，隨著念的節奏，身子一抖鎧甲卸脫，頭一甩頭盔拋出，把楊繼業激動的情緒表現得很逼真。演《空城計》的孔明，“三報”一場，通過臉部表情、身段動作和念白，有層次地表現了身處險境的孔明的憂慮、悔恨、驚歎而又鎮靜的複雜矛盾心情。譚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堅實，在一些戲里的獨特表演技巧運用自如。如《南天門》的甩羅帽、《問樵鬧府》踢鞋、《四郎探母》的“吊毛”以及《當锏賣馬》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都有獨到的功力，內外行交口贊頌。由于他高度的藝術成就，因而馳名南北，獲“伶界大王”的稱號。
光緒三十一年（1905），譚鑫培的《定軍山》由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景豐為之攝制成電影。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電影。
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後，譚鑫培任正樂育化會會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然沒有離開舞台。這年冬天，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演出1 個月。譚鑫培晚年仍堅持練功，藝術造詣更臻于爐火純青。但是，這樣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藝術家，晚境卻迭遭坎坷。他曾因得罪袁世凱的爪牙，竟被禁演累月。1917 年4 月，北京的軍閥政客為了歡宴桂系軍閥陸榮廷，指名要譚鑫培為他們演戲，當時他正患病，實在不能上台，便婉言謝絕。但是，軍閥們始終不准，強行逼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譚鑫培為他們演完了這場戲，勞累加上氣忿，病勢日益沉重，不到1 個月光景，于5 月10日溘然長逝，時年71 歲。
譚鑫培是一位繼往開來、自成體系的京劇藝術大師。他把京劇老生藝術提高到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成為流傳很廣、影響最大的一個流派。除子① 陳彥衡：《舊劇叢談》。
譚小培、孫譚富英、婿王又宸以譚派老生名外，繼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高派（慶奎）、馬派（連良）、麒派（周信芳藝名麒麟童）、楊派（寶森），都與譚派有直接間接的關系。
第三十三章數學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傳統數學以一個小的高潮走向終結，伴隨帝國主義經濟掠奪和文化宣傳而來的是西方數學的傳播與普及，過程相當緩慢和艱難。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也學習西方數學，並後來居上而超過中國。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大批中國留學生到日本、歐美學習數學，他們回國後創辦大學數學系，嘗試做研究。到1919 年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現代數學事業稍具雛形，遺憾的是，曾經輝煌一時的中國傳統數學並沒有融入西方數學，此後只作為曆史存在和文化影響而成為數學史的研究對象。這就是說，中國現代數學基本上是另起爐灶，從西方移植過來的。
第一節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數學西方數學的傳播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數學出現了新的發展態勢，一方面，西方傳教士借五口通商的便利，在傳教的同時，擴大西方數學的傳入；另一方面，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洋務派人士注意支持中國的科學事業，包括中國傳統數學的發展，以及西方數學典籍的翻譯。李善蘭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中國數學家。他既精于中國古代的傳統數學，又能吸收西方的一些數學觀念加以糅和，代表了那一時代中國數學的最高水平。
1843 年，英國人麥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設立墨海書館，印刷《聖經》等傳教需用的材料。1847 年8 月26 日，受英國倫敦會的派遣，偉烈亞力來到上海主持墨海書館的出版事務。偉烈亞力主持館務之余，借他在倫敦自學的一點漢語知識，研讀中國的天文數學典籍，並涉獵西方科學著作的漢譯工作。他自稱：“余自西土遠來中國，以傳耶穌之道為本，余則兼習藝能。”①他和李善蘭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後9 卷，以及第一本介紹微積分的譯作《代微積拾級》分別在1857 年和1859 年出版，成為繼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前6 卷之後向中國傳播西方數學的又一重要事件。
進入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之後，英國人傅蘭雅、美國長老會牧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也參與翻譯西方數學著作，影響很廣。
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技術，特別注意對數學的支持。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同治帝接受恭親王奕的奏請，于1862 年在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館。1865 年，曾國藩、李鴻章奏准在上海設立江南制造局。1868 年起，在其內設翻譯館，有關代數學、三角學、概率論等一大批西方數學著作被譯成中文。政府官員中也有一些人專攻數學，如江蘇巡撫徐有壬，與同時代的數學家李善蘭等多有來往，自己亦有著作多種；江西的吳嘉善曾為翰林院編修，嘗與徐有壬共同研究數學；湖南天算家丁取忠曾在1860 年應胡林翼之請到武昌作幕賓，晚年和他的弟子左潛（左宗棠的從子），曾紀鴻（曾國藩的次子）在長沙白芙堂研究數學。
1866 年，曾國藩“郵致三百金”到南京資助李善蘭出版《則古昔齋算學》24 卷，這部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傳統數學的最高水平。
然而，盡管有傳教士和洋務派人士對數學的支持，中國數學前進的步伐仍然十分緩慢。
傳統數學的終結在腐朽的清皇朝統治下，一部分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拋棄了對功名富貴的追求，以研究數學排遣憂悶，另一部分則追隨洋務派以研究數學而圖強。同時，也因多少受到外來數學思想方法的影響，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傳統數學出現了一個小的高潮，僅以函數的冪級數展開而論，從1845 至1865 的20年間，就有項名達、戴煦、李善蘭、徐有壬、顧觀光、鄒伯奇、夏鸞翔等先① 陳彥衡：《舊劇叢談》。
後發表研究成果。李善蘭的數學研究范圍更廣，在組合恒等式上的研究至今仍被國際數學界稱道。
戴煦（1805—1860），浙江錢塘（杭州）人。其兄戴熙官為兵部右侍郎，但他淡于功名，絕意仕進，終生以研治數學為樂。他先與項名達為忘年交，校注古代算學著作，1845 至1852 年間，完成數學著作4 種9 卷，總名為《求表捷術》。其內容涉及對數造表方法、三角函數造表法、三角函數對數造表法。對數表的制作，若按《數理精蘊》的辦法，“布算極繁，甚至經旬累月而不能求一數”①。他的工作是找到二項式，對數函數，三角函數的對數函數等一系列的函數冪級數展開式，成為造表的有力工具。在微積分未傳入我國的當時，戴煦的工作是相當艱難而深入的。1845 年，英國教士艾約瑟（J.Edkins，1823—1905）慕名求見，戴煦以“中外殊俗異禮”托故辭之。1860 年，太平軍攻克杭州，戴煦隨其兄戴熙自盡。
徐有壬（1800—1862），浙江湖州人，曆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以至江蘇巡撫。自幼對數學有濃厚興趣，結交許多當時數學名家，著有《務民義齋算學》，在三角函數和反三角函數的冪級數展開式上有些新見解，自稱其為“綴術”。1860 年，太平軍攻克蘇州時被殺。顧觀光（1799—1862），江蘇金山人，以醫生為業，兼通天文算學。身後彙刻有《武陵山人遺書》，在對數表制作，《周髀算經》校注上有所貢獻。鄒伯奇（1819—1869），廣東南海人，對幾何光學頗有研究，同時在函數表制作、計算尺的使用上做過探討。夏鸞翔（1823—1864），浙江杭州人，與戴煦為世交。1963 年游廣州，與鄒伯奇共研數學，主要工作為三角函數表的制作，以及圓錐曲線的綜合研究。湖南的丁取忠（生卒年不詳）著有《數學拾遺》，對一次同余式求解有所闡述。晚年在長沙古荷花池的白芙草堂，與左潛（？—1874）、曾紀鴻（1848—1877）治數學。他們也研究冪級數的展開，曾紀鴻用反三角函數的冪級數展開式求得圓周率的第24 位准確數字。
在晚清數學家中，李善蘭無疑是最傑出的一人。李善蘭的主要數學成就有：尖錐術、垛積術、素數論。在西方的微積分未傳入的情況下，李善蘭獨自用尖錐術發現冪函數的定積分公式、二次平方根的冪級數展開式，以及各種三角函數、反三角函數的冪級數展開式。他所使用的求對數的方法，比傳教士帶進來的方法要高明、簡捷。一般認為，在李善蘭的尖錐術的基礎上，中國傳統數學完全可以走上解析幾何、微積分的近代數學的道路。
李善蘭集前人之大成，在垛積術上有重大突破，其內容屬于今之“組合數學”。他創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兩類新的垛積，其中的組合公式( ) ( )( )n ppp qn p qp qp +=+ -= .202 2被今人稱為李善蘭恒等式。晚清中國數學結果中具有一定世界意義的，恐僅此一端。
李善蘭在素數論方面，證明了許多結果，其中包括法國數學家費馬（P.Fermat，1601—1665）在1640 年得出的一條素數定理：若ad-1 能被素數N 整除，則N-1 能被d 整除。
李善蘭和偉烈亞力等合作翻譯過大量西方科學典籍，成為近代中國科學的先驅和傳播者。1868 年，他應召到北京，在同文館擔任數學教席，官至三① 王楊宗：《偉烈亞力》，載《中國古代數學家傳記》（下冊），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品，但他淡于利祿，潛心于數學教學和研究。李善蘭之後，中國傳統數學再也沒有出現有較大價值的成就。
大量翻譯西方數學典籍偉烈亞力經營的上海墨海書館首先大量翻譯西方的科學典籍。1852 年，李善蘭和偉烈亞力相識，兩人通力合作，先後譯出《幾何原本》後9 卷（1858年），《代數學》（1859 年），《代微積拾級》（1859 年）等數學著作。《代微積拾級》是中國第一部微積分譯作，影響巨大，其中使用的微分、積分、函數、級數、曲率等名詞均始自此書，沿用至今。李善蘭在翻譯時用了一些西方數學的符號，但大量使用中文字母和自創的符號，讀來十分困難。
第二次大量翻譯科學典籍是在1865 年曾國藩、李鴻章奏准設立的江南制造局。主持數學典籍翻譯的是華蘅芳（1833—1902）。他是江蘇無錫人，愛好數學，1861 年到安慶曾國藩軍中佐理洋務，然後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供職。他除參加地學等書籍翻譯之外，主要和英人傅蘭雅合譯數學著作。十余年間譯書以下6 種：《代數術》（1872 年）、《微積溯源》（1872 年）、《三角數理》（1877 年）、《代數難題解法》（1879 年）、《決疑數學》（1880年）、《合數術》（1887 年）。其中《決疑數學》是我國第一本有關概率論的數學譯作。與李善蘭的譯作相比，華蘅芳翻譯的著作內容較為豐富，語言更為流暢，但使用的符號仍未有大的變化。
中日數學實力的逆轉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數學一直在向中國學習。日本翻譯和傳播西方數學的時間也比中國稍晚。1859 年，李善蘭和偉烈亞力翻譯的《代微積拾級》很快東渡日本。“18 世紀60 年代，日本和算家能讀到的最好微積分書籍只有Loomis 的《微積分》中譯本（即《代微積拾級》）”①。
現在日本使用的數學名詞有許多是從中國傳去的，如微分、積分、函數、有理數、無理數、方程式等等，中日所用完全一樣，其來源是《幾何原本》、《代微積拾級》等中國譯本相繼傳入日本。
但自1868 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曾有“廢止和算，專用洋算”的指令性要求。1872 年的學制令等文件，明文規定：“算術以洋法為主。”日本在重視工業發展的同時，重視基礎科學包括數學的發展。1877 年，菊池大麓自英國學習數學後歸國，進入文部省改革科學教育。日本數學會在1877 年成立，1877 年東京大學成立理學部，其中有數學教授。1898 年，高木貞治到德國向世界大數學家希爾伯特（D. Hilbert 1862—1943）研習代數數論，日後解決了著名的類域論問題，為世界一流數學家。反觀中國，自容閎1872 年組織幼童出國留學，主要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十九世紀多批留學生中，竟無一人專習數學。洋務派提倡學習數學，響應者寥寥。同文館的天文算學館，學生中無人能超過李善蘭。數學之落後，自是意料中事。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數學已明顯落後于日本，李善蘭時代的數學優勢喪失殆盡。1898 年之後，中國向日本大舉派遣留學生，其中包括派人學習數學。① 戴煦：《求表捷術》。
第二節晚清時期的中國數學教育1882 年李善蘭逝世，中國傳統數學研究幾乎完全中斷，所有的數學活動只是如何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中國現代數學不得不另起爐灶，從基礎的數學教育開始。教會學校、京師大學堂、中小學校開設數學課程，派遣學習數學的留學生，出版基礎的數學教材，就是最初的幾步。
1.數學教材。
西方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大多是宗教課程，間或有一些數學課。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各教派在中國所辦的學校趨于聯合。1877 年，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W. Mateer 1836—1902）主持成立了教科書委員會，計劃編寫初級和高級兩套教材，每套都有“算術、幾何、代數、測量學、物理學、天文學”。狄考文和平度人鄒立文合編了一套數學教材：1885 年出版《形學備旨》（形學即幾何學），1890 年有《代數備旨》，1892 年有《筆算數學》。1893 年美國傳教士潘慎文（A.P. Parker 1850—1924）和謝洪賚合譯的《八線備旨》和《代形合參》（即解析幾何）出版。這些書開始采用阿拉伯數字，+，-等國際通用符號。它們發行很廣，每種書都重印了十幾次，清末許多學校都曾采用作為教科書。
2.同文館中的數學課程。
1868 年設天文算學館以後，李善蘭受聘為第一任數學教習（即教授）。
同文館的曆任教習中，中文教習當然由中國人擔任，其余的外文、理化、生物、地學、軍事、醫學、法政等等學科的教習均延請外人承擔，而數學是唯一的例外。李善蘭學貫中西，被認為是“才具很高的人”①，受到同文館上下的尊重。在某種意義上說，數學和西方的差距相對地要小一些。
同文館的數學課程，按規定第四年有算術、代數，第五年習幾何，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第六年有微分積分，但從現存考試題目來看，沒有考過微分積分的題目。李善蘭去世後，席淦、王季同先後于1886 年、1895 年繼任教習，兩人的水平不及李善蘭，沒有多大作為。此外，1873 年起在上海廣方言館任算學教習的劉彝程在中國傳統數學上稍有研究。
洋務派人士在籌辦船政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軍事學校時，都要安排數學課程。1867 年開辦的福建船政學堂，基本課程包括法文、算術、平面幾何和畫法幾何，以及一門詳論150 匹馬力輪機的課程。民間興辦的書院，亦設算學課程。上海求志書院的算學課程為西方數學與中國傳統數學的混合體，其中有勾股、四元代數、平面幾何、三角、微分、級數等內容。
3.科舉中的算學科。
1870 年，沈葆楨，英桂奏請“特開算學科”，內稱“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為大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為根本”。1875 年，禮部又請考試算學，然二事均未能獲准。1887 年，陳秀瑩有“奏請將算學歸入正途考試疏”，李鴻章予以支持，稱“為造就將才起見，要皆以算學入手”，建議由各省士子、水師武備學堂等學生及教學人員參加考試。當年，總理衙門同意加開算學科。1988 年午子鄉試，報考算學的有32 人，按每20 名錄取1 名的比例，當年取① Mikami Y（三上義夫）：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2nd. ed. NewYork. Chelsea Publishing Company.1961. p. 176.中1 名。
第三節二十世紀初年普及西方數學明清時期，中國傳統數學的教育皆由師徒間個別傳授。百日維新前後，開始提倡辦新法學校，算學是其中一門主課。此時，民間的數學團體和數學雜志也開始出現。湖南瀏陽的算學社以培養賢才而勸學算學，譚嗣同曾著有《興算學議》。1900 年，周達（號美權，1879—1949）在揚州創立知新算社，除研究中國古算之外，主要提倡學習西算。他本人著有《周美權算學十種》，且從1902 年起5 次去日本交流數學。此外，四川重慶的算學館、上海松江的云間算學會、浙江瑞安的學計館等都是研究和介紹中西方數學的民間組織。1900 年，杜亞泉（1872—1934）在上海出版《中外算報》；1912 年，崔朝慶（1860—1943）在南通創辦《數學雜志》，也都主要致力于西算的傳播。1902 和1904 年，清廷先後頒布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規定小學堂有算術課，中學堂設算術、幾何、代數、三角；高等學堂授解析幾何、微積分。這兩個學制雖然推行很慢，但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辛亥革命後的1912 年，頒布新學制（壬子學制），所設數學課均為西方數學。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量出版自己編寫的《共和國教科書》、《民國教科書》等系列數學教材，同時也翻譯國外的優秀數學教科書。傳統的中國數學不再教習，學校中完全講授西算。課本中除多用文言文表述之外，已普遍采用橫排，使用阿拉伯數碼和國際通用的數學符號，西算就此普及。
1898 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其數學教育一仍同文館舊制，未有大的變化。1906 年使用的代數學教科書為日本上野清著，中國徐虎臣譯。該書仍為直排，文言文，沒有阿拉伯數字，數學記號仍沿用李善蘭所創的那一種。京師大學堂所開課程中最高為微積分方程論和整數論。到辛亥革命為止的十余年間，京師大學堂沒有培養出較有成就的數學家。1912 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3 年成立數學門，1919 年改門為系，漸有現代數學高等教育的雛形。辛亥革命以後，京師優級師范學堂改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設立了數理科。這是民國初年培養數學專門人才的兩所高等學府。稍後，又在武昌、南京、成都等地設立高等師范學校，它們的數理系培養了大批數學教師。十九世紀派往歐美的大量中國留學生中，專習數學的未見記載。1902年，馮祖荀（1880—？）去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和京都大學理學部研習數學，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數學教授，以後長期擔任數學系主任。辛亥革命前到美國學習數學的幾位學者對後來中國數學的發展較有影響，其中胡敦複（1886—1978），1904—1907 年在康乃爾大學獲學士學位；鄭桐蓀（1667—1963）也在1907—1910 年間就讀于康乃爾大學習數學與物理；秦汾（1883—1971）于1906 年去哈佛大學學習天文與數學，1909 年畢業，並繼續攻讀，于1913 年成為中國在數學學科方面獲碩士學位的第一人。
1908 年，美國國會同意退回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作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之用。1909 年派出的首批中有王仁輔（1886—1959），他在哈佛大學學習數學，1915 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授。1910 年的第二批留學生中有多人攻讀數學。其中的胡明複（1891—1927），1917 年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具有邊界條件的線性微積分微分方程》發表在《美國數學會彙刊》上①。這是中國以數學研究而獲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論文也是中國數學家發表的第一篇有現代水平的數學論文。1910 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習數學物理的還有趙元任（1892—1982），他在1918 年獲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在清華學校教授數學和物理學，後來轉向語言學研究，成為語言學家、作曲家。姜立夫（1890—1978）是1911 年第三批赴美留學生中的一員。他在1918 年以《非歐的線——面幾何》的論文，也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1919 年回國後在南開大學任教授，培養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數學家。姜立夫在現代中國數學界深孚眾望，以後成為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
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到法國學習數學的有何魯（1894—1973）、段之燮（1890—1969）、郭堅白（1895—1959），他們先後在里昂大學、巴黎大學等校獲碩士學位。熊慶來（1893—1969）于1913 年考取云南公費留學名額，在比利時、法國等地學習數學，回國後辦東南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的數學系，對現代中國數學貢獻很大。
① 高時良：《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145 頁。第三十四章天文學鴉片戰爭後到五四運動前是中國傳統天文學向近代天文學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鴉片戰爭後，為了謀求國家的富強，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潮流。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開始全面傳入中國，傳統天文學逐漸遭到淘汰，而為近代天文學所取代，且在清末的一些學校中出現了天文學教育。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強開始在中國建立近代天文台。民國初年，政府接管清欽天監，成立了中央觀象台，並出現了一座民辦軍山天文台，開始進行近代天文觀測和研究工作。這時中國已有了近代天文事業的萌芽。
第一節近代天文學知識的傳入自明末清初起，西方的近代天文知識已有部分傳入中國，但傳入的內容和產生的影響都極其有限，只是改變了中國的天文學方法，即西方的幾何模型方法代替了傳統的代數方法，而並未改變中國天文學的性質。中國的天文學仍是為皇權服務而以曆算和星占為主的宮廷天文學。中國傳統天文學的禦用性以及知識界盛行的“西學中源”說大大阻礙了天文學的發展，以致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作為近代天文學基礎的哥白尼日心地動說還仍然遭到封建學者的反對。而在那時的歐洲，隨著觀測技術的改進和理論研究的進展，近代天文學早已有了巨大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隨著五口通商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西方人士紛紛來華，形成第二次西學東漸，近代天文知識再度傳入中國。傳入的主要途徑是中國少數先進知識分子與熱心介紹西方科技知識的西洋傳教士一起合作譯著、出版近代天文學書籍。
最早系統介紹西方近代天文學的譯著是中國著名學者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的《談天》。《談天》譯自英國著名天文學家約翰·赫歇爾（J.Herschel，1792— 1871）的名著《天文學綱要》（The Outlines ofAstronomy），是根據該書1851 年的新版譯出，1859 年在上海墨海書館出版。全書分18 卷，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為基礎，介紹了天體測量方法，天體力學的基本理論，太陽系的結構和天體的運動規律，以及恒星周年視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發現，以及赫歇爾父子對雙星、變星、星團和星云的觀測結果，首次向國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學的全貌，其與中國傳統天文學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李善蘭還在《談天》一書的序言中駁斥當時一些知識名流反對哥白尼學說的種種謬論，並以力學原理和恒星光行差、視差等事實證明日心地動說和開普勒行星軌道橢圓理論已是“定論如山，不可移矣”。聲稱“余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立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①。《談天》出版後，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和歡迎，使哥白尼學說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從此近代天文學得以在中國廣為傳播，傳統天文學逐漸遭到淘汰，而以探索宇宙為目的的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逐漸為國人了解和接受，並日漸深入人心。因此《談天》在中國傳統天文學向近代天文學的轉變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李善蘭與偉烈亞力所譯的《談天》刊出15 年後，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徐建寅（1845—1901）與偉烈亞力又根據《天文學綱要》的最新版本（第12版）續譯其增訂部分，把截止1871 年的最新天文學成果補充譯出，于1879年刊印《談天》增訂本。
1880 年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刻印了美國林樂知（Y.J.Allen，1836—1907）口譯，鄭昌棪筆述的譯著《格致啟蒙·天文學》。該書譯自英國天文學家洛基爾（J.N.Lockyer，1836－1920）的著作《天文學》，是英國麥克米倫公司① Hu Min-fu：Linear Integro-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a Boundary Condi-tion.《Transactions of AmericanMathematical Society》，19，363—402.出版的科學初級叢書之一①。全書共分七章，介紹地球、月球、太陽系各行星、彗星、太陽、恒星等天文學基礎知識，以及牛頓萬有引力學說，內容深入淺出，簡明扼要，是優秀的入門教材，也是清末流傳較廣的一部天文學譯本。這一時期出版的近代天文譯著還有英國傳教士合信（B.Hobson，1816—1875）編譯的《天文略論》（1849 年），中國學者王韜（1828—1897）與偉烈亞力合譯的《天學圖說》（1880 年），美國摩嘉蘭和中國薛承恩合譯的《天文圖說》（約1894 年）以及京師同文館、登州文會館的天文教習和學生翻譯的一些書籍和教科書等。
此外，偉烈亞力創辦的綜合性月刊《六合叢談》（ShanghaiSerial）（1857年墨海書館出版）和林樂知編輯的《益智新錄》（1876—1878），以及英國人傅蘭雅編輯的《格致彙編》等雜志也以一定篇幅介紹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①近代天文知識的傳播不僅促進了中國傳統天文學向近代天文學的轉變，而且對中國社會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清末著名維新派思想家康有為、譚嗣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運用過近代天文知識。近代天文學中的天體演化學說是康有為曆史進化論的科學來源之一，而西方的“以太”假說以及康德和朗白爾的無限宇宙模型則是譚嗣同哲學思想的自然科學基礎。康有為還于1885 年寫成《諸天講》一書，介紹西方近代天文知識。1926 年又對此書作重大修改和增補。書中介紹了不少天體物理學知識，如恒星光譜型、太陽的化學元素組成等等，並首次介紹了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云說以及二十世紀初關于太陽系演化的一些新學說。①① 李善蘭等譯：《談天》，上海墨海書館1859 年版。
① 王揚宗：《江南制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第16 卷（1995）第2 期，第1 頁。① 王揚宗：《〈格致彙編〉與西方近代科技知識在清末的傳播》，《中國科技史料》第17 卷（1996）第1期，第36 頁。
第二節清末民初各類學校中的天文教育中國近代天文教育始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務派官員開辦的一些新式學堂。
創辦于1862 年的京師同文館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學堂，1866 年在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開始講授自然科學知識。京師同文館學制8 年，從學習語言文字開始，逐漸增設曆史、地理和數理化等自然科學課程，最後兩年要學“天文測算”。對于不學外國語言文字者，則學制5 年，“天文測算”課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實際上天文課到1877 年才開始添設，最初均由外國教習講授，後來漸有畢業生擔任副教習。當年的考題有“克伯爾測天文三綱，試一一言之”，“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詳論海王星，從何而始知有此星？”“測木星小月之月蝕，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詳論之”，“土星之光環，詳論其理”等題。可見講授的內容側重于基礎天文以及與航海、測量等有關的實用天文知識，這也是早期各類學校中天文教育的共同特點。據文獻記載，同文館內還建有配合教學用的觀星台。天文教習駱三畏（S.M.Russell）曾與學生合譯教科書《星學發軔》。從1878 至1898 年，每年由洋教習算輯，學生翻譯一本《中西合曆》。②上海廣方言館也講授自然科學，開設有天文科。由當時江南天算名家賈步緯（1829—1902）和一位英國人擔任天文教習，內設天文館，有觀測儀器。每年編輯一本航海年曆即《航海通書》。賈步緯曾與傅蘭雅合譯《恒星赤道經緯表》1 冊。此外，諸如上海的格致書院這類學堂也講授天文知識。
在清末民初的天文教育中，實用天文教育比較突出，在一些工業技術學堂和軍事學堂中，凡與航海或測量有關的學科都教授實用天文學。早期聘請外國教習講授，以後逐漸由中國人接替。例如1866 年開辦的福建船政學堂和1880 年設立的天津水師學堂的駕駛班，稍後創辦的唐山路礦學堂、天津北洋大學堂、太原山西大學堂等學校的土木工程科等都教授實用天文。清末京師測繪學堂和民初的陸地測量學校是培養測繪人才的教育機構，其三角科以實用天文為主課。京師陸地測量學校高等科有些畢業生，如曹謨、劉述文等人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天文大地測量工作的骨干。①近代中國大學的天文教育與其他學科相比，發展相對遲緩。雖然早在1903 年，清廷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就已規定格致科大學分算學門、星學門、物理學門、化學門、動植物學門、地質學門6 門，1913 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學規程中，也規定大學理科要設星學門，但實際上，由于缺乏師資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觀測設備，直至一十年代末，全國還沒有一所大學開設有單獨的天文系，只有一所教會學校——濟南的齊魯大學于1917 年設立了天文與數學合並的天算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只是在數學系或數理部、物化部內開設有天文課。
齊魯大學是1917 年由美國傳教士狄考文于1864 年在山東創辦的登州文會館與青州、濟南的一些教會學校合並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會館時期已初具規模。文會館實為一個不分院系的書院，實行通才教育，所有學生兼學文、② 康有為：《諸天講》1930 年。
① 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32—167 頁。理、天文諸科。學制9 年，前3 年為備齋，後6 年為正齋。據1891 年所印課程表，與天文學有關的課程，第三年有“測繪學”，第六年有“天文揭要”。該校以中文授課，教科書自編。天文教科書有美國教習赫士（W·M·Hayes）編譯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階》兩本。文會館已具備當時首屈一指的天文觀測設備，建有觀星台，台內裝置有狄考文1879 年休假回美時勸募到的一架口徑25 厘米的反射望遠鏡。齊魯大學成立後開始分系。天算系最初只有兩位教員，系主任王錫恩（1871—1932）1893 年畢業于登州文會館，後獲齊魯大學理科碩士學位，是法國天文學會會員，編有《實用天文學》、《普通天文學》兩本教科書，當是中國天文界的老前輩。另一名教員也是登州文會館畢業生。齊大天文台除原有的那架口徑25 厘米的反射望遠鏡外，又添置一架16 厘米折射望遠鏡。①總的來說天文學已在中國近代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當時天文教育的范圍非常有限，學生也極少。
① 陳展云：《中國近代天文事跡》，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台1985 年版，第58—59 頁。第三節天文機構的變遷鴉片戰爭後，我國天文機構的變遷帶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烙印。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強開始在中國設立近代天文台。
1872 年法國耶穌會在上海徐家彙建立天文台，1884 年設立航海服務部，1900 年在余山建立天文台， 1908 年又設立陸家浜地磁台，三台一體總稱徐家彙天文台。最初建台是為擴大法國對華侵略服務的，除開展授時工作外，還為各國航海和商業活動提供氣象服務。但它也是法國科學院在中國從事區域性觀測和研究的一個科研機構。當時，佘山天文台安裝了亞洲首屈一指的口徑40 厘米雙筒折射望遠鏡和中星儀等儀器，開展了星圖、星云、雙星、新星和太陽的觀測與研究工作，出版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曆》等刊物。①1898 年，即德國在強占我膠州灣的第二年，在青島設立了氣象天測所，隸屬于德國海軍港務測量部。其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我國華北沿海一帶的氣象資料，後來逐漸擴充為具備氣象、天文、地磁和地震等設備的觀測研究機構，1911 年定名為“皇家青島觀象台”。同時又增添天文測時和授時工作，為在附近海域活動的德國軍艦服務。該台擁有16 厘米蓋氏赤道儀、4 厘米子午儀和地平經緯儀等天文儀器。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青島台落入日軍之手，改名“青島測候所”，沿襲德人所做的氣象、地磁、地震工作，而停止天文工作。該台直至1924 年才歸還中國。①1900 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清欽天監觀象台上的我國天文古儀遭到德、法兩軍的瘋狂掠奪。德軍劫走天體儀、紀限儀、璣衡撫辰儀、地平經儀和渾儀；法國掠得地平經緯儀、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象限儀和簡儀。法國劫走的儀器存放在法國駐華使館，後迫于世界輿論壓力，于1902 年歸還中國；德軍掠走的儀器則被運往德國，陳列于波茨坦德皇離宮中，直到1921年才根據《凡爾塞和約》運回我國。早已沒落的清朝的天文機構欽天監，經過這場浩劫也就名存實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封建統治。1912 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接收清朝的欽天監，撤銷了這一機構，以欽天監外署泡子河觀象台為台址，建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定名“中央觀象台”。原計劃按當時歐洲一些觀象台的組織模式，在台內設立曆數、氣象、天文、磁力（即地磁）四科，但因人力經費不足，成立之初只設曆數一科，以應付趕編曆書的任務。第二年增設氣象科，到1921年才又成立天文科和磁力科。其天文儀器除明清遺留下來的古代儀器外，主要添購了等高儀、六分儀、計時鍾和小型望遠鏡等。中央觀象台在一十年代的主要天文業務就是編制曆書。教育部薦任高魯（1889—1947）、常福元（1874—1939）為技正，高兼台長，常兼曆數科科長，還委任曆數科技士5 人，任用辦事員數人。台長高魯畢業于福建船政學堂，後留學比利時，獲布魯塞爾大學博士學位，深通數理，通曉實用天文，1911 年從比利時回國後一直致力于開創中國近代天文事業。常福元畢業于天津水師學堂，曾在編譯圖書局任① 朱有■、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455—489 頁。① 閻林山、馬宗良：《徐家彙天文台的建立與發展（1872—1950）》，《中國科技史料》第5 卷（1984）第2 期，第65 頁。
職，是高魯的得力助手。中央觀象台每年編制一本民用曆書向各省頒發。高、常二人革故鼎新，對編曆工作作了重大改革。從1913 年起毅然放棄過去按清代《曆象考成後編》計算的舊法，改用近代天文方法，即按紐康（S.Newcomb）的太陽表和漢森（P.A.Hanson）的月亮表來進行編算。不過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過大，人手不夠，實際上是用外國提前出版的天文年曆按說明書換算而成。新曆書依照公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時為標准，列入朔望時刻和二十四節氣，刊載“星期”和“日中平時”，並在曆書中刊載天文常識圖說。此外還編算出版民國四年至八年的5 冊《觀象歲書》，類似天文年曆，包括行星曆表。其編算方法，有的直接抄錄外國原書，有的則是按外國原書說明書換算而成。中央觀象台的另一功績是發起組織中國天文學會，于1915 年以學會的名義，在台內刊行《觀象叢報》，宣傳天文知識，以擴大天文學的社會影響。該刊還進行國際交換，寄贈單位遍及五大洲，曾收到近百種交換而來的國外刊物。②在民國初年，我國南方還出現了我國曆史上唯一的一座民辦天文台——南通軍山天文台。該台建于1916 年，是近代著名民族實業家張謇為發展當地的農業、水利和航運事業而創辦的。業務包括天文、氣象兩部分。台內僅有4 名業務人員。主持業務的劉渭清畢業于張謇所辦的通州師范測繪科，曾到法國主辦的徐家彙天文台學習近代實用天文和氣象。軍山台委托徐家彙天文台向國外訂購了雙筒望遠鏡、經緯儀、天體儀、無線電受信機等天文儀器，開展了守時報時、經緯度測定、日月食推算預報、行星位置和運動預報、極光和黃道光觀測、太陽黑子觀測等天文工作，並對黑子的成因及其對地球的影響作過探討，還曾于1918 年舉辦測候訓練班，培養實用天文和氣象人才，開展天文普及宣傳。①中央觀象台在曆算天文領域完成了從傳統向近代的轉變，而軍山天文台則開始進行以探索自然為目的現代意義上的天文觀測和研究。這表明中國在本世紀一十年代已有近代天文事業的萌芽。
② 邵元疆、孫壽勝：《青島觀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國科技史料》第5 卷（1984）第4 期，第90 頁。① 陳展云：《中國近代天文事跡》，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台1985 年版，第26—32 頁、第83—90 頁。第三十五章氣象學第一節西方傳來的氣象學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後，十七世紀上半葉，發明了溫度表、氣壓表，不久又發明了多種濕度表、風速表、雨量器。由此，意大利一實驗學院得以于1653年建成一個由7 個站組成的氣象觀測網。不少歐美國家開始觀測。哥倫布的航海以及歐洲至東亞海運航路的開拓對歐洲工商業有很大推動，引起了對氣象情報的客觀要求。科學儀器的發展使得十七八世紀的科學家們研究出一些基本的物理學定律，由此才能取得對氣象現象的深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