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估計，1920—1936 年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了95％，達39.4 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4.3％，是外國在華投資增加最多的時期。外國在華投資主要是在金融、外貿、能源、鋼鐵和近代化運輸上占有壟斷地位，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1936 年外國在華企業關內資本總額為50.12 億元法幣（以下元均為法幣），東北為42.67 億元，合計近93 億元。本時期最重要的變化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走上由金融壟斷到工業壟斷的道路。1936 年國民黨官僚資本總額為76.56 億元，其中金融業資本即有56.37 億元，占全國金融業資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壟斷。在全國近代化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包括外商）中，國民黨官僚資本所占的比重，1936 年為35.9％，約19.89 億元。但主要是交通運輸業資本，約16.49 億元，工業資本僅3.4 億元。1921—1936 年這段時期，民族資本仍有發展，但主要是民族工業，增長率約為7.53％，已大不如前。1936 年，不計東北，民族工業資本約有14.48 億元，為官僚資本的4.3 倍，與外國在華工業資本（14.51億元）相當，但若包括東北，則只有外國資本的74.4％。1936 年民族資本總額為74.77 億元，但主要是商業資本（37.80 億元）和金融資本（21 億元）。詳見下列各表。
①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9 頁。
1936 年外國在華企業資本估值①單位：法幣萬元關內東北A 工業資本145128 108750制造業84486 75417公用事業39699 24167礦冶業20943 9166B 交通運輸業資本50796 267084鐵路15714水運33516空運1566C 產業資本（ A ＋ B ） 195924 375834D 商業資本119295 18932E 金融業資本183456 10235其他2499 21666企業資本總額501174 4266671936 年官僚資本估值①單位：法幣萬元① 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746 頁。
① 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748 頁。
關內“滿洲國”資本A 工業資本34034 23529制造業15937（ 1 ）兵工及軍需2250（ 2 ）海軍部所屬造船廠1166（ 3 ）財政部所屬工廠1500（ 4 ）實業部所屬工廠860（ 5 ）資源委員會所屬工廠780（ 6 ）地方政府所屬工廠9381公用事業8847（ 7 ）電力5309（ 8 ）自來水、電車3538礦冶業9250（ 9 ）漢冶萍公司、龍煙鐵礦4700（ 10 ）淮南礦路公司1080（ 11 ）資源委員會所屬礦冶業1559（ 12 ）地方政府所屬礦冶業1911B 交通運輸業資本164891 147060*（ 1 ）鐵路100993（ 2 ）公路52435（ 3 ）水運3778（ 4 ）空運1300（ 5 ）郵政800（ 6 ）電信5585C 產業資本（ A ＋ B ） 198925 23529D 商業資本3000E 金融業資本563700 24118資本總額765625 47647* 此項委托滿鐵經營，已計入日本在偽滿資本，故不計入總數。
1936 年民族資本估值①單位：法幣萬元① 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761 頁。
關內東北A 工業資本144839 44100制造業117043 44100（ 1 ）棉紡織業42272（ 2 ）機器面粉業11410（ 3 ）機器繅絲業4877（ 4 ）卷煙業8400（ 5 ）火柴業2191（ 6 ）水泥業3154（ 7 ）機器業2759（ 8 ）機器造紙業2921（ 9 ）橡膠業1579（ 10 ）酸堿工業4058（ 11 ）其他制造業33422公用事業16796 —（ 12 ）電力13253 —（ 13 ）自來水3543 —礦冶業11000 —B 交通運輸業資本14905 1000（ 1 ）鐵路3786 —（ 2 ）水運11119 1000C 產業資本（ A ＋ B ） 159744 45000D 商業資本378000 42000E 金融業資本210000 4430資本總額747744 91530工業1.棉紡織工業。
華商棉紡織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潤優厚，關內外紛紛籌建或擴建紗廠，而向國外訂購的紡織機大都在一戰結束後才起運，故在這時期形成一個設廠的高潮。1921—1922 年有29 家紗廠投產，共增紗錠78.9 萬枚，年均近40 萬枚，為前所未有，紗廠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內地發展的趨勢，並且接近棉產區和銷售市場。1923—1924 年市場蕭條，僅增加2 個廠，紗錠17 萬枚。1925—1929 年增加14 個廠，紗錠52.3 萬余枚，年均10.5 萬枚。進入三十年代，由于東北淪陷和經濟危機，僅增加9 個廠，紗錠41.95 萬余枚，年均不足6 萬枚。從1921 年到1936 年，16 年共增加紗錠約150 萬枚，平均每年增加紗錠約9.4 萬枚，平均年增長率為5.45％（1921—1930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58％，1931—1936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19％）。
布機1921 年是6675 台，1936 年增至25503 台，16 年增加1.88 萬余台，增加2.8 倍，遠較紗錠之增長（1.2 倍）為速。1921—1936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9.35％。
棉紗1921 年生產正常，為119.9 萬件（包）。1922 年即遇到困難，棉紗產量下降，為92.7 萬包。到1925 年五卅運動抵制日貨，華紗暢銷，各廠紛紛增加生產，直到1930 年棉紗業均獲抵貨之利。此後發生經濟危機，棉紗產量逐年下降，不過這時因紗錠增加，產量仍高于二十年代。1936 年棉紗產量為144.6 萬包。1921—1936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26％。
棉布1921 年產量為177.3 萬匹，1922 年產量增加為351.8 萬匹，幾乎增長了一倍。1936 年產量為1099.2 萬匹。從1921—1936 年的16 年中，除個別年份外，產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2.93％，這與布機設備增加成正比。
棉紡織業在此期間競爭激烈，受日本在華紗廠的壓力尤甚。在激烈的競爭中兼並盛行，資本集團有了進一步發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團，一戰時在高利潤的刺激下，計劃擴充為9 個紗廠，但未能實現。1924 年大生一、二、三、八廠共有紗錠15.5 萬枚，布機1582 台。但經營不利，財務狀況極壞。前期形成的榮家資本集團在本時期發展迅速。1931 年，申新共有紗錠57萬枚，布機5304 台，產紗約32 萬包，布288 萬余匹。1936 年，申新共有9個紗廠，資產總值達7365 萬元，成為我國最大的棉紡集團。郭氏兄弟創辦的永安是這個時期新出現的棉紡資本集團。永安紗廠1922 年創辦于上海，到1933 年已有5 個廠，1935 年又建成大華印染廠。1936 年共有紗錠25.6萬枚，布機1542 台和全套印染設備，資產總值約3198 萬元。裕大華也是本時期新出現的棉紡資本集團，1936 年共有紗錠8.56 萬枚，布機1324 台，資產總值約2220 萬元，裕大華集團正式形成。
2.機器面粉工業。
面粉業在一戰期間，由于獲利豐厚，投資踴躍，發展迅速。但這個時期情況則不好。據統計1921—1936 年共增設面粉廠145 個，資本約3414 萬元，日產能力約27.3 萬包。但同時期停歇的工廠也多，竟達117 家，資本約2155萬元，日產能力約19.3 萬包。兩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廠經營尚好，在此期間增資1400 萬元，擴充日產能力12 萬包，故總的來說仍是增長趨勢。1936 年實存面粉廠152 家，資本額約5282 萬元，日產能力約45.2 萬包。1921—1930 年的平均年增長率為4.53％，1931—1936 年負增長0.12％，全期平均年增長率僅2.49％。上海是機制面粉的重要產地，據統計，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長率僅2.37％，而1931—1936 年負增長7.64％。東北也是機制面粉的重要產地。自1930 年起產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達負16.86％。所以說三十年代機制面粉業的危機是很嚴重的。面粉業的不景氣，一是受面粉與小麥比價縮小的影響，生產面粉已無前一時期的厚利；二是機制面粉市場不大，原因是中國民食以米為主，而在食麥區，農民仍然靠自己磨麥食用，在全國面粉消費量中，機制面粉僅占18.4％；三是洋面粉進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淨進口1650 萬包，1929 年淨進口3300 萬余包，占華商產量的30％。洋粉價格通常低于華粉，對華粉市場構成威脅。1930 年以後，洋粉輸入趨減，但洋麥進口驟增，給中國麥農和面粉業不小的打擊。
在粉市危機、粉廠大量停閉中，資本集團迅速發展。孫多森創辦的阜豐面粉集團，1920 年資本升值為100 萬元，日產能力6000 包。1936 年資本升值為300 萬元，日產能力5.15 萬包，占全國華商廠的11.4％。1921—1936年獲純益347 萬元。榮氏兄弟創辦的茂福面粉集團在無錫、上海、濟南、漢口等地有12 個面粉廠，初頗有虧損，1924 年以後受抵貨運動之益，各廠均有盈利。之後天災人禍，有幾個廠遭火災焚毀或遭軍閥勒索停機，損失不小。但截至1930 年，茂福集團仍是有發展的，粉磨機增至347 台，日產能力增至近2.9 萬包。這以後直到1936 年，再無增長。茂福與申新紗廠系統共同構成榮氏財團，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為主了。哈爾濱雙合盛制粉廠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個大企業，1936 年產面粉163.7 萬包。它與雙合盛其他企業組成一個資本集團。
3.繅絲工業。
機器繅絲工業集中在上海、廣東、無錫三地。一戰結束後歐美的絲織業尚處在恢複階段，1923 年日本又發生關東大地震，日絲出口減少，故1921—1930 年中國繅絲工業頗有發展。這時期發展最快的地區是無錫，新建繅絲廠38 個，增加絲車1 萬余部。1928—1930 年上海絲廠達到極盛，3 年新建廠15 個，增加絲車3858 部。這時期廣東絲廠，因設備簡陋，技術落後，經營不善，處于衰勢。三十年代，因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對絲的需求量減少，加以日本改進了制絲技術，華絲難與其競爭，而人造絲又大量侵占真絲市場，中國蠶絲出口量大減。1933 年國外經濟危機已基本結束，但銀價陡升，生絲價格繼續下跌，繅絲廠大都無利或虧損，紛紛停工或倒閉。1934年繅絲業危機嚴重，據統計1930 年全國開工絲車約12 萬部，1936 年僅有6.59 萬部，減少近一半。全國廠絲產量1936 年比1929 年減少20.6％。1931—1936 年平均年率是負增長9.77％。①4.火柴業。
華商火柴業在一戰期間有較快發展，到1920 年累計有129 個廠，資本約746 萬元。當時進口火柴以日本貨為主。五四運動以後，日本火柴受到抵制，進口數量銳減，國產火柴旺銷。1920 年新開設的火柴廠就有23 家。1921—1927 年又增設新廠48 家，資本約327 萬余元，平均每年約開設新廠7 家。但1924 年後，瑞典火柴大量輸入，並收買了日本在華的火柴工廠，華商火柴業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壓力，紛紛停工歇業。各地火柴業呼籲自救，1929①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121 頁。
年成立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派代表團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抵制洋貨和救濟。1931 年，南京國民政府將火柴進口稅由7.5％提高至40％，火柴進口銳減。但華商火柴廠又盲目發展，以致生產過剩，導致價格下降，無利可圖。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1931 年在上海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國注冊，設有自動連續制火柴機器，年產3 萬箱，又成為華商火柴業的一大勁敵。華商火柴廠有三分之二屬工場手工業性質，資本甚微，勞動生產率低下，經營虧損。在激烈的競爭下，火柴大王劉鴻生在合並他廠後于1930 年在上海成立大中華火柴公司，資本191 萬元，添置新設備，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成為全國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日偽政權實行火柴專賣，抵制關內火柴，華商火柴業又受到嚴重沖擊。由劉鴻生倡導，幾經周折，于1935年成立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實行限產。限產後，火柴價格提高，1936年大中華扭虧為盈，一些中等廠也有好轉，但仍有些小廠虧損。
5.卷煙工業。
這時期華商卷煙業和英美煙公司的競爭非常激烈。在一戰後的最初幾年，最大的華商煙廠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仍有所發展，但在英美煙公司的傾銷下，盈利由1920 年的480 萬元銳減為1924 年的48 萬元。華商興業、振華等煙草公司則在這時期倒閉。上海是華商卷煙業集中的地區，但1924 年洋煙已占據了90％的上海卷煙市場。五卅運動抵制洋貨，商店拒售英美煙公司的香煙，洋煙進口銳減，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產品則供不應求，日夜趕工。因此，1925 年南洋盈利122 萬元，1926 年更增至230 萬元①。生產美麗牌香煙的華成煙草公司也在這時迅速壯大，1925—1928 年共盈利446 萬元，成為僅次于南洋的華煙大廠。這幾年是華商卷煙業的盛世，上海有100 多家卷煙廠開工，卷煙機增至400 多台。1928 年，英美煙公司易名為頤中煙公司，以避洋煙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貨運動後失去的市場。1929 年後，上海華商煙廠遞減，到1936 年只剩下了44 家。這時期因卷煙日益普及，故市場也不斷擴大，而卷煙制作較易，內地各省紛紛設立小型煙廠，制作低檔煙，主要銷往農村。1935 年華商煙銷46.5 萬余箱，外商煙銷近64.2 萬箱，占58％。6.機器造紙業。
機器造紙業在一戰期間曾一度得到發展。一戰結束後，洋紙進口激增，由1921 年的4.45 萬余噸增至1924 年的近8.4 萬噸，增加了將近一倍，中國機器造紙業陷于困境。幾家大造紙廠先後停工倒閉。但1925 年後，造紙業又有起色。迄1930 年，新設紙廠和紙板廠有9 家。到抗日戰爭前，又有七八家紙廠開設。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對造紙業影響不大，因為隨著教育和文化的逐漸普及，對紙的需求一直在擴大。
7.水泥工業。
水泥業是這時期發展較快的民族工業。1921 年產量為176419 噸，1934①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1958 年版，第220、275 頁。年產量為604778 噸，是這時期產量最高的年份，1936 年產量為5302.09 噸。1921—1930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0.94％，增長較快。1931—1936 年受經濟危機影響，平均年增長率才1.68％。1921—1936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1％。中國水泥市場約有半數為進口水泥占據。華商水泥廠1936 年主要有：啟新洋灰公司、劉鴻生創辦的上海華商水泥公司、姚新記創辦的中國水泥公司、顏惠慶等創辦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 家，資產總值3154萬元，年生產能力共555 萬桶。①8.電力工業。
華商電力工業是這時期發展最快的工業，1921 年發電設備容量為41762千瓦，1930 年為182136 千瓦，10 年增長4.36 倍，平均年增長率15.35％。1921 年發電量為6264 萬度，以後逐年增長，到1936 年為77295 萬度，16年增長12.34 倍，平均年增長率為18.24％。這說明由于生產的發展對電力的需求日益增長。另有建設委員會的統計數字可供參考，但這個統計數字無1929 年以前的資料。1929 年全國有發電所724 處，除工礦自備電廠149 家外，有供電廠575 家，發電容量為527240 千瓦。其中民營523 家，但發電容量僅有206138 千瓦，占39％；官營17 家，發電容量47840 千瓦，占9％；外資35 家，發電容量卻有273262 千瓦，占52％。1936 年（關內），有電廠460 家，發電容量631165 千瓦。其中民營415 家，發電容量為327518 千瓦，占52％；官營35 家，發電容量28352 千瓦，占4.5％；外資僅10 家，發電容量275295 千瓦，占43.6％。華廠占總發電容量的56％。但有6 家中外合資未計算在內，這6 個廠發電容量共4650O 千瓦，若計入外資電廠，則外資電廠發電容量占總容量的51％。在華廠中官營占的比例很小，但這是將宋子文主持的揚子電氣公司也計入民營，該公司所屬各廠發電容量約有35000 千瓦。如民營不計入揚子電氣公司的發電容量，則1936 年民營發電容量為292518 千瓦，約占總發電容量的46％，可以說與外資旗鼓相當了。
華商電廠為數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規模很小，每廠資本一二十萬，小者僅數千元，發電容量四五百千瓦，動力主要采用汽輪機，用透平機者不到10％，用內燃機者不到5％，水力發電僅昆明等一二廠而已。這些電廠的發電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帶已普及到小城鎮，對地方小工業的發展和手工業工場采用馬達具有推動作用。
9.化學工業。
酸堿的制造是這時期興起的化學工業。
制酸工業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區發展起來。1926 年渤海化學工廠在塘沽設廠，資本50 萬元，年產鹽酸500 噸。1929 年得利三酸廠在唐山設廠，資本5萬元，年產硫酸400 噸。1933 年利中硫酸廠在唐山設廠，資本20 萬元，年產硫酸800 噸。上述三公司總處均設在天津，規模不大。規模較大的是上海①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763—764 頁。
天原電化廠和開成造酸廠。吳蘊初于1923 年集資5 萬元開辦天廚味精廠，生產佛手牌味精，大獲成功。1929 年，他創辦天原電化廠。“天原”即“天廚”原料之意，年產鹽酸近2.5 萬噸。並生產燒堿、漂白粉等。他又創辦天利氮氣廠，資本100 萬元，1936 年投產，產硝酸1600 噸。上海開成造酸廠于1932 年投產，資本75 萬元，年產硫酸3400 噸。另有四個小廠，共產硫酸、鹽酸、硝酸、醋酸1100 余噸。
制堿工業主要有范旭東創辦的塘沽永利堿廠，1924 年正式投產，1926年產純堿4576 噸，1930 年產純堿19774 噸，1936 年達到56297 噸。1930 年永利添建燒堿車間，1933 年產燒堿1159 噸，1936 年達到4517 噸。1936 年永利資本已超過400 萬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廠和興華泡花堿廠年共產泡花堿4880 噸，上海天原電化廠年產燒堿2200 噸，上海開源公司年產泡花堿1730 噸。另四川有3 個小廠，年產純堿共950 噸。
硫酸铔（化肥）是我國化學工業的一項缺門。1933 年，范旭東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廠，1937 年2 月投產，日產硫酸铔120 噸，硝酸40 噸。
制藥工業是這時期新興的化學工業。中國的制藥業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藥業的發展主要在1925—1936 年間，到1936 年共有藥廠58 家，資本總額289 萬元，年產值856 萬余元。這期間新開設的主要藥廠有：中法藥廠、新亞藥廠、信誼藥廠等。
橡膠工業也是本時期的新興工業。到1931 年，全國約有70 家橡膠廠，主要集中在上海（48 家）和廣州（21 家）兩地。橡膠廠主要制作膠鞋和日用橡膠品，後來還生產輪胎，膠鞋3/4 銷往農村。較大的橡膠廠有上海大中華（1928 年）和正泰（1930 年）等。三十年代發生經濟危機，農村購買力銳減，日本膠鞋又跌價傾銷，橡膠廠紛紛倒閉，到1933 年上海僅剩橡膠廠34 家，而開全工者僅一家。1934、1935 年生產繼續下降。1935 年廣州橡膠廠尚存17 家。1936 年始見恢複。
10.礦冶業。
這時期華商礦冶業頗不景氣。
煤的總產量，1921—1936 年，由2000 萬噸增至近4000 萬噸，但增產的主要是日資和英資控制的煤礦。華資煤礦1921 年產量為1037 萬噸，1936 年為1769 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3.62％。
鐵礦石生產情況更慘。較大的華商鐵礦僅安徽當塗、察哈爾龍煙二處，其余均為年產不足萬噸的小礦。1921 年鐵礦石產量為121.7 萬噸，1936 年為184 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2.79％。而生鐵產量1921 年為31 萬噸，1936年為16.2 萬噸，平均年率為負4.23％。從1922—1930 年產量基本上是逐年減少的趨勢，1930 年僅為12.5 萬噸，1931 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鋼鐵業的衰敗，主要是由于日資的壓力。輸出鐵礦石、進口鋼鐵和器材，成為典型的半殖民地經濟。
航運業這時期的鐵路建設，除云南個碧石狹軌鐵路向西修築的100 公里屬商辦鐵路外，其他均屬外資和官僚資本。交通運輸業民族資本實際上只剩下航運了。
據統計，中國輪船1921 年有船2416 只、346332 噸，其中千噸以上的輪船102 只、189287 噸；1935 年3895 只、675173 噸，其中千噸以上的輪船208 只、461812 噸，但缺1936 年數字。這期間，官僚資本國營招商局處于停滯狀態，船只徘徊在6.2—7.1 萬噸，加上政府單位的公務船只，大約不過10 萬噸，其余應屬民族資本航運業了。但這一時期民族資本航運業的發展，無系統的統計資料。
虞洽卿創辦的三北輪埠公司，到1936 年已增資到250 萬元，有輪船19只，約3.25 萬噸。虞之子創辦的甯興輪船公司，到1936 年也增資到100 萬元，有輪船3 只，約6400 噸。虞洽卿收買英商的鴻安輪船公司，到1936 年增資到200 萬元，有輪船8 只，約8400 萬噸。虞氏的三家輪船公司形成一個僅次于招商局的資本集團，連同小船、拖船共65 只，9 萬余噸。
這時期航運業發展最快的是盧作孚于1926 年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創辦時資本5 萬元，僅70 噸小輪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慶線。到1929 年資本增至25 萬元，有輪船3 只，經營重慶至合川、涪陵、瀘州短線。1930年起，開始了盧作孚所稱“統一川江”活動，至1935 年共收買華商輪船28只，並在同外輪競爭中，共收買外國輪船11 只，並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壟斷了川江航運。1935 年，民生共有輪船40 只，總噸位16884噸，職工2836 人，資本增至120 萬元。1937 年，民生有輪船46 只，1.8萬余噸，資本350 萬元，承擔了長江上游70％的運輸任務。
銀行業1920 年金融業資本總額14.5 億元，其中外國金融業資本1.9 億元，官僚資本2.3 億元，民族資本10.3 億元。到1936 年關內金融資本總額95.7億元，其中外國金融資本18.3 億元，官僚資本56.4 億元，民族資本21 億元。1920—1936 年，16 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2.8％，比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平均年增長率要高，成為資本增長最快的部門，資本總額比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大出許多，故有中國金融資本“畸形發展”之說。原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金融資本的膨脹是個時代性的特征，即列甯所說的資本集中與壟斷的產物。在中國又主要是1928 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建立國家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結果。1920—1936 年，金融業各類資本（不包括東北）的平均年增長率，外國資本為15.23％，官僚資本為22.05％，民族資本為4.57%。這個階段（主要是1920—1930 年間），外國金融資本的增長主要是因為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資本高達22.05％的年平均增長率不是靠資本積累，而是憑借政治力量的“銀行風暴”的結果，這場風暴確立了官僚資本的金融壟斷地位。1936 年金融業各類資本（不包括東北）所占的比重，外國資本占19.17％，官僚資本占58.89％，民族資本占21.94％。1936 年民族金融資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銀行風暴”的結果。
這一時期銀行業的發展與工商業的發展，在趨勢上基本是一致的。1920年以後銀行開設劇增，但停閉的也多，常達開設數的70％左右。1928 年以後才比較穩定。1936 年實存華資銀行161 家，實收資本39881 萬元。這時期華資銀行業最大的特點是：國民黨政權建立後，官私比重發生根本變化。1920年以前，官方銀行的實收資本遠大于私營銀行。1920 年基本持平，官辦、官商合辦銀行實收資本4283 萬元，約占49％，私營銀行實收資本4526 萬元，約占51％。其後就是私營銀行實收資本大于官辦銀行了。但是，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後，推行金融壟斷政策。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並以政治壓力取得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各20％的股權，同時設立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有40％的股份，1935 年3 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兩行投資設立的新華信托銀行也隨之變為政府銀行。同年4 月，擴大四省農民銀行為中國農民銀行。同年10 月，又由中央銀行設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壟斷體系遂告完成。1936 年春，南京國民政府又改組商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官股占85％到90%。同年11 月，宋子文又改組廣東銀行，使管理權全部落入官僚資本體系。這樣，“四行二局”，中國國貨、中國通商、中國實業、四明（稱“四小行”），連同新華信托、廣東銀行共12 家，總資產約47 億元，占全國銀行總資產的64％，加上省市銀行約20 家，政府系統的銀行共有資產約54 億元，占全國銀行總資產的74％。而私營銀行約120 家，僅占全國銀行總資產的26％。另外，這時期私營銀行的資本來源也發生重大變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資占明顯的優勢。銀行界的重要人物張嘉璈、陳光甫、李銘、徐新六等，都是在國外學習經濟的，銀行的經營管理也更加資本主義化了。
商業1920—1936 年期間，中國國內市場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如交通運輸條件的改進，銀行信貸有較大的發展，尤其是提高了進口關稅、廢除厘金和廢兩改元，以及1935 年的幣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國內商業的發展。但是，國際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和國內政治動蕩，又使這時期的國內市場處于險惡的環境之中。這期間，軍閥內戰連年不息，禍及十幾個省；水旱災害頻仍，農村破產，苛捐雜稅繁重（1928—1936 年中央的稅由7000 萬元增至7.8 億元，地方的攤派征發更難確計）。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東北，國內市場交易量喪失15％—20％。1929—1933 年震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空前經濟危機，于1931 年波及中國，造成國內長達5 年之久的經濟危機。整個國內市場在大幅度動蕩中艱難曲折地向前發展。
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粗估，1920 年市場商品值約為92 億余元（當年價格），1936 年為168 億元（當年價格），商品值增長了82.1％ ，平均年增長率為3.8％，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54％，年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率實在不大。這時期國內市場的商品結構有所變化。首先是進口洋貨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為9.3％，但主要是洋貨價格下降，若剔除價格因素，仍占12.1％。其中關內洋貨進口略減，而東北日貨進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廠產品和礦冶產品的比重，由12.6％增為19.8％。但這是包括外資在華工礦業的產品。反之，手工制造業產品的比重由32.2％降為26.1％，這反映中國工業化的進程有了發展。但是在市場商品總值中農業產品的比重並未減少，而是由42.3％增為44.8％，剔除價格因素，仍比1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說，整個市場（包括東北）上，農產品與工礦產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說明中國還是一個地道的農業國。
商業統計從無全國性調查，據推算1933 年全國有商店164 萬戶，從業人員859.4 萬人。此數包括飲食、服務業。另據推算，全國有行商311.7 萬人。對于這個估計，我們還無法置評①。但這時期商業戶數和從業人員都有增長是可以肯定的。這時期商店的營業並非一帆風順，受三十年代危機影響尤大。總的看來，1920 年到1930 年前後，是處于發展時期，雖有波動，但一般貨源充裕，價格平穩上升，多數有利可圖。1931 年以後，市場進入危機時期。在市場危機中，各行業所受影響不盡相同，大體是農產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較大。這次危機在1935 年後半期逐漸好轉，到1937 年上半年，有些地區或行業的戶數、資金、營業額等已恢複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據估算，1920 年商業資本總量為23 億元，1936 年為42 億元，剔除物價變動等因素，1936 年的商業資本應為35.5 億元。
這時期棉布商業並不景氣，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對棉布商業的沖擊尤大。
1932—1935 年上海棉布商大約有300 家閉歇。在激烈的競爭中，棉布商業也出現一些大戶和集團活動。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協大祥、寶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劇烈競爭之勢。五金商業的貨源主要依賴進口，因貨源增長有限，發展不大。這時期，各地百貨商業都有一定的發展。1936 年上海的小百貨店約有700 余家，資本總額300 萬元，營業額2000 萬元，批發店約有100 家，營業額3000 萬元。百貨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兩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麗華3 家。新新資本352 萬元，建有七層大樓。大新資本600 萬港幣，在上海建有十層大樓，有電動樓梯及冷氣設備，1936 年1 月開業，轟動一時。新新、大新與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東路上，稱為“四大公司”，連同麗華，資本總額約1350 萬元，1936 年營業額2647 萬元，超過全市700 家百貨零售① 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240—241 頁。
店的營業總額。另外，上海民族資本家集資10 萬元，于1933 年開辦中國國貨公司，1937 年增資至40 萬元。1937 年又開設中國國貨聯營公司，資本200萬元，以批發為主。茶商業和絲商業，三十年代均處于衰落狀態，危機重重。第三節抗日戰爭時期民族資本的厄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民族資本遭逢厄運，首先遭受日本侵略者戰火的破壞和恣意掠奪，後又備受官僚資本排擠打擊之苦。但民族資本仍為開發大後方的產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日軍占領下偽滿的民族資本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我國東北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為日本資本所支配。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1932 年成立了“滿洲國”。日本對我國東北的經濟采取“統制主義”的所謂“日滿融合”政策。1937 年以前，統制還限于重工業，對華商工業的影響還不大，主要威脅是日貨的大量湧進和日商紛來設廠。我國東北的民族工業主要是農產品加工和貿易。制粉、制酒、榨油、糧棧和錢莊等成了民族工商業的代表性行業。1937 年後，日滿當局將面粉、榨油、燒酒、紡織、火柴等工業均由自由經營劃為“許可事業”，工廠為官方加工，民族工業普遍衰落。1940 年以後，日滿當局更加強統制，任意掠奪，民族工商業只能苟延殘喘了。
1.面粉業。
面粉業在東北私營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1932、1933 年兩年大水災，小麥歉收，面粉業不景氣。1934 年日商聯合成立日滿制粉會社，大肆收買兼並華商面粉廠。但因銷路看好，華商大廠雙合盛、天興福等廠也擴大生產、兼並小廠。據《中國近代面粉工業史》一書統計。1931 年東北實存華商面粉廠70 家，資本額1514.5 萬滿元，日產能力120850 包；1936 年實存面粉廠53家，資本額1385 萬滿元，日產能力116410 包。廠數、資本額和日產能力均呈下降趨勢，但還不明顯。1938 年，偽滿實行小麥、面粉定價；1939 年又發布小麥及制粉業管制辦法，面粉廠轉為替官方加工。1940 年日滿當局實行“整理工廠”，約有40 家華商面粉廠被整掉。1943 年實行面粉加工辦法，軍用面粉均由日商廠加工，因不配給中國人面粉，華商大廠只是加工玉米雜糧而已，小廠紛紛停閉。到1945 年6 月，僅存華商面粉廠27 家，資本額948萬滿元，日產能力86380 包。
2.榨油業。
九一八事變後，豆油、豆餅出口逐年遞減，1932 年加工大豆188 萬噸，1936 年降為132 萬噸，榨油業不景氣。事變前，東北有油房590 家，1936年只有473 家。後偽滿統制大豆原料，且加工也必先盡日廠，大量華商廠閑置，一如華商面粉廠。
3.燒鍋業。
燒鍋業是東北三大傳統工業之一的高粱酒業，偽滿時期可能仍有發展，這是因為高粱供應不缺，燒鍋分散各地，偽滿未予統制。1933 年，東北注冊的高粱酒廠有1002 家。偽滿後期大約仍保持1000 余家水平。
4.紡織業。
棉紡業由日資壟斷，無民族資本可言。棉布主要依靠進口及手織布。
5.火柴業。
九一八事變前，有華商火柴廠12 家，資本292 萬元，年產能力51.5 萬箱，占東北生產能力的67％。事變後偽滿實行火柴公賣，統制生產，日商廠也增大壓力，年產量僅30 余萬箱，華商廠僅占50％。1936 年偽滿又改公賣為專賣，同時實行配給，壓縮生產，以藥料供軍用。1940 年僅存華商火柴廠10 家，勉強掙紮而已。①6.采礦業。
九一八事變前，民辦較大的煤礦已落入奉系東北礦務局之手。事變後，偽滿當局即對采礦業實行統制政策，民礦不允許生產，幾近消滅。
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粗估，到1945 年日本投降時，全部民族工業資本可能在2 億滿元左右。
偽滿時期，鐵路、公路和內河輪船三項運輸均由滿鐵經營。
偽滿中央銀行成立後，對金融貨幣實行全面統制，對華資銀行以“整頓”之名進行摧殘，民族資本銀行已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原來的錢莊已不複存在。
淪陷區的民族資本日本的侵華戰爭對中國民族資本是一場浩劫。有人估計毀于戰火的直接損失，工業4.4 億元，礦業0.68 億元，航運業0.21 億元，商業36.6 億元，金融業3.33 億元。其中工業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資本的損失。日本侵華戰爭對民族資本的劫難不僅在于它的直接損失，而在于日偽的經濟統制政策扼殺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日偽在推行統制政策的同時，廣泛采用“中日合辦”的形式侵奪華商財產。在日軍占領下的所謂“中日合辦”企業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獨斷。如啟新洋灰公司被迫“合辦”後，日方派“顧問”控制生產，並派“推進機關”使之“參加作戰”。永利堿廠因范旭東拒絕與日敵合作，遂被接管，並將范創辦的南京硫酸铔廠主要設備拆運日本。日敵對原官辦企業則實行“軍管理”，再由日軍方交日商代營，也有部分華商企業被實行“軍管理”。在華中還有所謂“委任經營”，名義上是日商出面與華商“合作”，實際上是強奪豪取。
1.棉紡織業。
華北、華中淪陷區原有華商紗廠80 家。戰爭損毀以無錫最重，上海次之，湖北、河南有9 個廠遷往後方，上海租界有9 個廠、天津租界有3 個廠①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414 頁。
繼續開工，余下54 個廠均淪于敵手。其中華北有12 個廠實行“軍管理”，華中有41 個廠、廣州有1 個廠實行“委任經營”。這54 家紗廠原有紗錠153.5萬余枚，織布機16274 台。這些廠的設備亦有損毀。華中各廠于1938 年5月複工，初始運轉率不過半數，但到1939、1940 年已達90％以上。華北各廠于1938 年12 月複工，運轉率在70％左右。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先後占領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海還有12 家華商紗廠繼續開工。因棉價下跌，紗價上漲，加以人民抵制日貨，華廠紗價高于同類日紗。因有厚利，上海租界華商紗廠紛紛擴充並建新廠。1936 年，上海租界原有華商紗廠9 家，紗錠34 萬余枚，布機1700 台；老廠擴充紗錠8 萬余枚，布機140 台；新建11 個廠，紗錠23.6888 萬枚，布機2920 台。新建廠主要是由外埠遷來。1941 年實有紗廠20 家，紗錠65.7282萬枚，布機4760 台。即紗錠增加了93％，布機增加了1.8 倍。申新九廠成為“遠東最大”的紗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內申新、永安等廠因改用英美籍，被日軍軍管，其他華廠未動。但因外銷斷絕，日本又加強對原料、電力和產品的統制，華商棉紡織業處于癱瘓狀態。
2.面粉業。
在華北、華中淪陷區，戰前原有華商機器面粉廠91 家，資本3760 萬元，日生產能力32.59 萬包。戰時減少了55 家，其中炸毀及內遷3 家，被日軍管或委任經營35 家，日商收買、合辦、租用13 家，日人接辦4 家。這55家的資本為1864.8 萬元，日生產能力14.86 萬余包。戰時新開的華商機器面粉廠有31 家，資本466 萬元，日生產能力3.883 萬包。戰時歇業的有9家，資本119.8 萬元，日生產能力8590 包。1945 年留存的華商面粉廠有58家，資本2241.6 萬元，日生產能力20.7548 萬包。但留存的58 個廠未必全能開工，日生產能力20 萬余包不等于實際的生產量。日敵對面粉業的統制重點放在控制原料上。1938 年在華北成立小麥協會，1939 年在華中設立制粉聯合會，即後來的麥粉統制委員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洋麥進口斷絕，麥粉統制委員會所收麥中有1/3 供軍用，由軍管廠加工，上海華商機器面粉廠開工率不到10％。但是，由于麥產分散，日方統制有限度，且統制愈嚴，生產利潤愈大，故在1940 年日偽統購麥粉後，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面粉廠和機器磨坊出現。
3.繅絲業。
華商繅絲工業戰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廣東三地。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三地繅絲廠損失嚴重，據中國蠶絲公司調查，損失絲車4.5 萬台。日本是絲業大國，對淪陷區的中國絲業采取限制政策。1938 年，由日商出面組織華中蠶絲公司，資本定為1000 萬日元，其中日方700 萬日元，華方300 萬日元，在華中蠶絲公司登記的繅絲廠有53 家，經過整頓合並，開工最多的時候也只有22 家，絲車近7000 台，僅占1936 年江浙開工絲車的21％，並只准繅制20/22 以上的粗條絲，優級絲由日商廠承繅。華中蠶絲公司的經營原以出口為主，後成為一個統制機構，從制種、收繭直到收絲、運銷全由它統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中蠶絲公司即全面衰落。1943 年11 月華中蠶絲公司清理結束，殘存資產轉讓給汪偽政府設立的中華蠶絲公司。中華蠶絲公司資本，汪偽政府占51％，日方占49％。
華中蠶絲公司登記的上海繅絲廠只有閘北兩家。1937 年淞滬抗戰時，原上海華商繅絲廠除被戰火損毀外，紛紛遷入租界。當時絲貴繭賤，繅絲生產可獲厚利，投資者紛設繅絲廠，到1939 年底，繅絲廠增至43 家，繅絲車7694台。華中蠶絲公司統制蠶繭，禁止運入租界，租界繅絲廠以賄賂、走私等辦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難。1940 年，日方加強統制，上海租界繭源斷絕，繅絲廠被迫紛紛停工。1943 年華中蠶絲公司結束後，日本對蠶絲的統制也隨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繅絲業有所恢複。戰時江浙絲產區的另一現象是小型絲廠的興起，這說明日偽無力全面統制繅絲生產。
廣東絲廠規模較小，戰前約有繅絲廠58 家，繅絲車3 萬台。淪陷後，日軍強迫各廠複工，由日商以軍票強制收絲，絲廠損失甚大。日商將絲偷運香港獲利。香港淪陷後，日商也停止收絲，生產停頓。
中國廠絲本供外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銷斷絕，各廠生產大減，紛紛倒閉。
4.火柴業。
華北、華中淪陷區原有華商火柴廠約100 家。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上海和廣州有些廠受戰火損毀，華北有些廠被日軍管或改為“中日合辦”。華北、華中各廠原與日廠有聯營關系，戰起停頓。1938 年8 月，日方發起恢複聯營。廣東的火柴廠，原獨自聯營，淪陷後，日方設華南燐寸會社，分配各廠產額，配給化學原料，並統收產品。火柴聯營原為大中華火柴公司總經理劉鴻生所倡辦，抗戰爆發後，日軍要求劉鴻生合作，劉拒絕去了香港。大中華火柴公司所屬火柴廠，有的被軍管交聯營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買，有的被定為“嫌疑”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加強對火柴生產的統制，因原料奇缺，又削減產額，實行火柴配給。1937 年，華北、華中和廣東各廠生產火柴80 萬箱，1943 年生產24.6 萬箱。大中華公司各火柴廠，1937 年生產火柴8.4405 萬箱，1943 年才生產1.0812 萬箱。加強統制生產後，各地小型火柴廠興起，有的是手工生產。這些廠生產的火柴在黑市上售賣。
5.造紙業。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華商造紙廠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1個廠，資本1332 萬元，年生產能力6.5297 萬噸。戰時損失嚴重，總計18個廠，資本1088 萬元，占原設立資本的82％，年生產能力46387 噸，占原生產能力的71％。其中被炸毀的3 個廠，被日軍管占用的6 個，被日商收買、合辦、合作、租用的8 個廠，被拆遷無下落的1 個廠。內遷1 個廠，僅存下12 個廠，也未全部複工，估計生產能力僅及戰前的8％。但戰時洋紙進口減少，1940 年後僅數萬噸，而需求增長，但敵偽統制限于新聞紙、模造紙，其他並不嚴格，因此上海、青島等地在戰時新設造紙廠25 家，到1945 年實存造紙廠37 家。廠數雖超過戰前，但新廠均小型廠，年生產能力2.31 萬噸，只及戰前年生產能力的1/3 強。
6.制藥業。
抗戰前華商制藥廠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戰爭爆發後受損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誼、生化等藥廠均將部分設備內遷，但工廠在上海繼續生產。歐戰爆發後，西藥來源日少，而戰時需要又驟增，故抗戰時期，上海華商制藥業還有發展。1943 年日偽加強統制後，始稍衰。
大後方的民族資本抗日戰爭時期，約有600 家民族資本工廠曆經千辛萬苦遷往大後方。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上海、無錫、蘇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營工廠，第一次遷徙到武漢，武漢垂危時，又第二次遷徙到四川、湖南、廣西、陝西等大後方。1944 年春，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湘桂工廠又緊急遷往貴州。這是中國工業史上的一次壯舉，內遷的工廠數雖不多，但對于工業基礎極其貧乏的大後方來說，這600 家民營工廠、10 余萬噸的機器設備和萬余名熟練技工，立即成為大後方發展工業的骨干力量。如范旭東、侯德榜組織入川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不下200 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發明了舉世聞名的侯氏制堿法。
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貨和外商廠的壓力，各地的資本和技術力量又向大後方集中，同時人口和軍需的增加，都迅速擴大了市場的需求，民營工業因此得到了蓬勃發展，對抗戰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貢獻，並改進了生產力的布局，對西南、西北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現將1937—1944 年大後方民營工業的情況，按年份、地區、行業分別列表如下：①（A）按設立年份分類金額單位：百萬元① 下表轉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537—538 頁。表列工廠系有工人30 人以上，或使用動力，或資本在1 萬元以上者，故小型廠以至一些工場手工業亦包括在內。廠數資本額折戰前幣值平均每廠資本（萬元）
1936 年以前270 91.3 91.3 33.81937 60 21.9 21.3 35.51938 182 91.4 69.7 38.31939 346 118.2 53.7 15.51940 496 155.6 30.3 6.11941 738 280.8 21.7 2.91942 1077 331.7 8.5 0.81943 977 1149.3 9.2 0.91944 533 809.8 1.9 0.4年份不明85 75.3 8.4 9.9合計4764 3125.3 316.1*（B）按設廠地區分類廠數資本額折戰前幣值工人數重慶1461 819.4 101.0 64701四川813 858.6 93.7 52146貴州183 100.1 6.0 6314云南142 246.6 21.5 9277廣西343 202.2 12.7 13613湖南870 415.4 23.7 48400陝西325 217.6 28.7 23112其他627 265.4 28.8 37034合計4764 3125.3 316.1 254597（C）按經營行業分類廠數資本額折戰前幣值工人數冶煉136 136.2 18.1 19263機器965 418.7 32.4 33425五金326 110.1 11.9 11178電器104 100.3 16.3 3563化學1353 1112.7 110.8 64530紡織880 560.1 58.9 79877服飾品173 61.9 5.2 11964飲食品588 427.4 31.1 17254印刷文具144 79.9 16.2 9004雜項工業95 118.0 15.2 4539合計4764 3125.3 316.1 254597*因進位關系與分年數之和有0.1 差額。
從上列各表可總結出以下幾點：（1）抗戰時期通貨膨脹，法幣貶值，必須把每年的資本額折成戰前幣值才能作比較。從折戰前幣值欄中可以看出，投資最多的是1938 年和1939 年。從1940 年起，投資逐年減少。迄1944年，合計設廠4764 個，資本額折戰前幣值3.161 億元。（2）從設廠數來看，1939 年起大增，但資本額從1939 年後反而縮小，說明設廠規模日益小型化。1942 年以後開設的廠，平均資本已不到戰前幣值1 萬元了。1944 年，後方工廠雇工不到30 人的占41.5％，不到50 人的占17.8％， 500 人以上的僅占2.8％①。後方設廠規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適應戰局不穩、器材缺乏、需求變動等戰時環境。後方許多工業幾乎是從無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現有人力物力條件，迅速投產，適應戰時需要，並隨時調整，小型廠有它的優越性，並且是工業起始階段的必然現象。（3）從後方民營工業設廠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重慶、四川、湖南、廣西、陝西、云南、貴州等地，投資的60％以上集中在重慶和四川的川中、川東、廣元一帶。戰時工業生產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義，它改變了戰前以東南沿海口岸和外國租界為基地的布局，在廣元、昆明、桂林、衡陽、寶雞、蘭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業區，並依地方特點，各有偏重。但是隨著1942 年以後民營工業的衰落，尤其是抗戰勝利後政府複員政策之不當，這些新工業區也大多衰落了。（4）戰時後方民營工業的投資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即民營重工業有較大的發展，冶煉、機器、五金、電器、化學5 項即占資本總額的60％。這些產業有較大發展的原因，一是戰時軍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廠紛設階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機器設備，戰前依靠進口，因戰爭阻塞了進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于國產，從而刺激了後方① 宮韻史：《1937—1945 年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階級的狀況》，《曆史研究》1960 年第3 期。重工業的發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采礦業。後方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民營礦業也有發展，特別是民營小煤礦。民營礦業投資無系統統計。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計，1944 年民營工礦業資本折戰前幣值共3.58 億元，與官僚資本為52％與48％之比。此數包括民營工礦業中的官股。
戰時後方工礦業有迅速的發展。據對煤、生鐵、鋼、有色金屬、石油及其制品、電力、酒精、代用油、酸、堿、水泥、機電、棉紗、棉布、面粉、火柴、紙等17 項產品產量和產值（按1933 年不變價格估計）統計，1938 年產值10931 萬元，1939 年12694 萬元，1940 年15796 萬元，1941 年20957萬元，1942 年23330 萬元，呈逐年上升趨勢；1943 年22317 萬元，1944 年20117 萬元，1945 年18205 萬元，呈逐年下降趨勢。內民營1938 年產值8617萬元，占全部產值的78.8％，1939 年9706 萬元，占76.5％，1940 年11425萬元，占72.3％，1941 年13432 萬元，占64.1％，1942 年13294 萬元，占57％，1943 年11265 萬元，占50.5％，1944 年9308 萬元，占46.3％，1945年8820 萬元，占48.4％。可見民營工礦業的產值從1942 年即呈下降趨勢，而民營工礦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這說明官僚資本的不斷膨脹和對民族資本的排擠。這17 項工礦產品的產量和產值的詳細數字見下表：抗戰後方主要工礦產品產量和產值估計①（1938—1945）
產值按1933 年不變價格估計① 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542—545 頁。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煤產量（萬噸） 470 550 570 600 631 662 550 524產值（萬元） 2350 2750 2850 3000 3157 3309 2751 2619內民營（萬元） 1998 2530 2582 2531 2568 2523 2063 1964生鐵產量（噸） 52900 62730 45000 63637 96000 70000 40134 48495產值（萬元） 270 320 229 325 490 357 205 247內民營（萬元） 254 295 203 275 364 175 90 87鋼產量（噸） 9600 1200 1500 2011 3000 6800 13361 18234產值（萬元） 9 12 15 20 30 68 134 182內民營（萬元） 7 8 9 9 6 6 11 7有色金屬產量（噸） 40392 38903 39109 39437 31944 17741 10730 4347產值（萬元） 4576 4289 4940 4845 4149 2879 1515 723內民營（萬元） 3038 2535 2720 2386 1861 978 363 31石油及其制品（無民營）
產量（石油噸） 75 559 1662 12984 60888 67035 75723 72336產值（萬元） 1 11 40 233 1128 1316 1630 1563電力產量（萬度） 7362 9149 11193 12730 13685 14644 15422 19670產值（萬元） 736 915 1119 1273 1369 1464 1542 1967內民營（萬元） 696 819 1008 1098 1123 912 1021 1261酒精產量（萬加侖） 30 81 459 616 935 1072 1073 1622產值（萬元） 73 195 1102 1478 2245 2572 2575 3893內民營（萬元） 55 125 771 1079 1401 1414 1468 2258（續表）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代用油產量（萬加侖） — 4 46 111 201 366 180 372產值（萬元） — 2 18 43 78 142 70 145內民營（萬元） — 1 8 28 44 65 31 58酸產量（噸） 272 198 595 685 1006 1007 1193 600產值（萬元） 4 3 9 11 16 16 18 7內民營（萬元） 4 3 9 10 14 14 15 6堿產量（噸） 520 940 1486 2079 2263 3251 6101 3342產值（萬元） 13 23 36 50 54 78 146 80內民營（萬元） 13 23 35 47 51 73 135 72水泥產量（噸） 21498 48794 50479 25429 39843 35088 40644 42230產值（萬元） 86 195 202 102 159 140 163 169內民營（萬元） 86 195 202 102 156 131 143 144機器電器產值（萬元） 567 1418 2214 3531 4071 4176 3465 2891內民營（萬元） 472 995 1374 1841 1832 1830 1367 987棉紗產量（件） 24515 27451 29518 111500 114100 116681 145000 69200產值（萬元） 510 571 614 2319 2373 2427 3016 1439內民營（萬元） 383 371 338 1020 830 864 557 403棉布產量（萬匹） 140 157 168 262 280 233 207 166產值（萬元） 1319 1479 1586 2470 2634 2199 1946 1567內民營（萬元） 1199 1301 1359 1853 1833 1398 1362 1050面粉產量（萬袋） 151 193 324 451 488 413 288 206產值（萬元） 340 433 729 1015 1098 929 648 463內民營（萬元） 340 433 726 980 999 697 467 324（續表）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火柴產量（箱） 12000 12000 14000 19000 26000 24000 33000 22000產值（萬元） 60 60 70 95 130 120 165 110內民營（萬元） 57 57 66 79 113 100 132 84紙產量（噸） 492 526 660 4200 4250 3580 3669 3990產值（萬元） 17 18 23 147 149 125 128 140內民營（萬元） 15 15 15 94 99 85 83 84合計產值（萬元） 10931 12694 15796 20957 23330 22317 20117 18205內民營（萬元） 8617 9706 11425 13432 13294 11265 9308 8820民營比重（％） 78.8 76.5 72.3 64.1 57.0 50.5 46.3 48.4戰時後方工業確有發展，但其發展規模有不同的測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認為：“總的看來，後方工業的規模約僅合戰前全國的11％強，專就華人工業說約合17％。”①對戰時後方工業的發展速度，同樣有多種不同的估計，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測算，抗戰頭幾年後方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20.9％，其中官營工業高達44.3％，而民營工業只有11.4％。但1942 年以後的幾年是負增長，後方工業平均年率負7.9％，其中官營工業負0.2％，而民營工業負12.8％。民營工業即以抗戰頭幾年的11.4％的增長率而論，也是曆史上較低的。戰時民營工業的命運遠不如戰前二三十年代。盡管一時工廠內遷，投資踴躍，實際上1938—1945 年民營工業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3％，而官營工業卻是22.1％，整個後方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7.6％。①1942 年後，民營工業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1）通貨惡性膨脹。（2）
政府的統制政策，統制最早的有色金屬鎢、銻、錫，最早出現生產衰退。減產原因是政府壓低收購價，以至不敷成本。1942 年開始鹽、糖、煙、火柴專賣。1943 年1 月開始實行限價，6 月並行議價。政府收購價、限價、議價過低，成為民營生產衰退的重要原因。（3）國家官僚壟斷資本的侵奪。後方原屬農業區，農民購買力極低，工業品市場有限。戰時官營工業大發展，政府又推行統制政策，必然要擠掉民營工業。官營工業的大發展是在1940 年之後，官營工業原占官私營總產值的1/4 左右，1941 年占36％，1943 年即增至50％。酸、堿、水泥，原無官營，至1943 年，官營已占產量的7％—13％。面粉、火柴曆史上原無官營，到1943 年，官營已占產量的25％—27①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546—547 頁。
① 參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547—548 頁。
％。棉紡織一向是民營最重要的行業，1938 年官營廠還只占紗布產值的13.5％，1943 年竟達51.1％。國家官僚壟斷資本的膨脹，注定了民族資本的衰敗。
後方主要工商業和金融業的概況1.鋼鐵業。
七七事變前，民族資本鋼鐵廠寥寥無幾，因需求增加和進口斷絕，戰時後方鋼鐵工業發展起來了。大後方有民營煉鐵廠100 家，集中在四川，1942年有37 家，資本1566 萬元，工人5023 人。煉鋼廠5 家，集中在重慶，有4家，資本815 萬元，工人819 人。渝鑫鋼鐵廠是後方最大的民營鋼鐵聯合企業，由上海大鑫廠遷渝，故稱渝鑫鋼鐵廠，以制鋼見長。1938 年民營廠生產生鐵近5 萬噸、鋼約700 噸。到1941 年鋼增至900 噸，1942 年生鐵增至7萬多噸。這幾年官營鋼鐵業也迅速發展，1942 年生產生鐵2.4 萬多噸，鋼2400 噸。1942 年之後，出現生產過剩危機，民營廠受嚴重打擊，1944 年生鐵下跌至1.8 萬噸，鋼產量尚能維持原水平。
2.機器業。
機器制造是後方發展最快的民營工業。1944 年後方有民營機器廠965家，資本折戰前幣值3240 萬元，工人3.34 萬余人，有車床、刨床、銑床等工具機3423 台，已超過戰前全國（不包括東北）之規模。在1939 年以前，以承制軍事訂貨為主，此後大廠主要制作動力機、工具機、作業機等，小廠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營機器廠470 余家，內400 余家集中在重慶，有各式機床2400台。湖南有民營機器廠200 余家，內90 家集中于衡陽。廣西有民營機器廠近100 家，內88 家集中在桂林。陝西的民營機器廠集中在西安，有78 家。後方民營機器業生產的衰退較其他工業要遲，但幅度更大。1944 年產值猛跌1/4，許多機器廠歇業倒閉。
3.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是後方民營工業中最大的工業，有1353 個廠，資本額11.127億元，折戰前幣值1.108 億元，工人6.453 萬人，這是因為它包括了制藥、橡膠、水泥、火柴、染料、窯業、日化、煉油、酒精等眾多行業。但基本化工即酸堿工業為數有限。戰時後方，除原有陝西集成三酸廠、四川彭縣堿廠外，另有10 余家酸堿廠興起，但都規模很小，半手工生產。惟吳蘊初的天原電化廠遷設重慶及宜賓，有電解槽100 余具，產鹽酸、燒堿、漂白粉。電解法產品純良，為後方工業增添光彩。范旭東經營的久大、永利淪陷後，久大在四川自貢設精鹽廠、電廠、機修廠等。永利在四川犍為設堿廠和侯氏制堿法試驗廠等。酸、堿生產以民營為主，且產量增長較快。酸1938 年產量為272 噸，1944 年為1193 噸，增加3 倍多。堿1938 年產量為520 噸，1944年為6101 噸，增長近11 倍。
4.棉紡織業。
後方原有紗廠4 家，僅西安大華廠較大，余均小廠。後方棉紡織業的興起，主要靠內遷廠，內遷紗錠約15.7 萬枚，占後方民營紗錠總數的60％。後方紗廠數無確切統計，《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統計，1944 年後方有民營紡織廠880 家，資本額5.6 億元，折戰前幣值5890 萬元，工人近8 萬人。1942 年後方民營紗廠有紗錠25.6301 萬枚，布機1925 台，這個數字不包括民營小型廠。後方民營紗廠無不盈利。1942 年政府加強統制後，停止發展。
5.面粉工業。
後方原有民營面粉廠6 家，資本122 萬元，鋼磨35 台，日產能力9240包。戰時新設廠18 家，日產能力1.641 萬包。官商合辦廠5 家，鋼磨20 台，日產能力3420 包。小型面粉廠41 家，日產能力6737 包。據統計，1942 年面粉產量488 萬包，內民營廠產量為444 萬包，是抗戰時期產量最高的年份。抗戰初期各廠利潤優厚。1940 年5 月，政府實行面粉統配，核定粉價；1941年7 月，實行面粉統購統銷；1942 年7 月改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遞減，加上加工費又偏低，各面粉廠陷于困境。
6.航運業。
七七事變後，中國輪船遭重大損失。1937 年有輪船1027 只、11.8484萬噸，其中招商局輪船5.4689 萬噸，民營6.3795 萬噸，到1941 年只存下輪船309 只、4.654 萬噸，其中招商局輪船2.2713 萬噸，民營2.3827 萬噸。後方輪船業以民營為主，但戰時民營輪船噸位減少。不過，就輪船業的經營說，不能只看輪船噸位的增減。戰時後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輪船航線有所增長。後方客運繁忙，輪船的客運量一直是增長的。民營航運業在擔負軍公運輸和搶運內遷工廠設備、物資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貢獻。最突出的是盧作孚經營的民生實業公司。戰前民生已收買、合並了39 只川江上的中外輪船，共有輪船46 只、1.87 萬余噸，壟斷了川江航運。戰爭開始後，它緊急運輸川軍出川作戰，在武漢撤退中，又以低價承辦軍公運輸和搶運遷川工廠的物資，並損失輪船10 余只，傷亡近百人。1939 年，民生共有輪船137 只、3.6 萬噸，占到後方民營噸位的90％。以後，民生的船只減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發展。1943 年民生再增資為8000 萬元。民生公司的成功，與盧作孚的政治眼光、企業家膽略和他的一套較先進的經營管理制度是分不開的。
7.商業。
七七事變前，四川、云南、貴州、廣西、湖南、陝西、甘肅、青海、甯夏9 省，約有人口1.5 億，戰時遷入後方約有70 萬人，兵員600 多萬，非農業人口的劇增，國際和國內新交通線的開辟，新工礦區的建設以及大小新城鎮的興起等等，都擴大了後方的市場。當時大後方兼有戰爭和建設的雙重任務，華北、華中淪陷區的很多資金也集中到後方。後方各省地方政府原來的財政支出不會減少，中央政府遷重慶後財政支出則大部轉入後方，1942 年約達245.1 億元，折戰前幣值6.28 億元。政府財政支出擴大了市場的需求，轉化為市場上的有效購買力，促進了戰時後方商業的繁榮。除後方生產發展和需求增加外，戰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投機盛行、囤積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業的虛假繁榮，或稱為商業的畸形發展，大大小小的發國難財者，比比皆是。戰時後方商業活動無系統資料，因戰時金融業、工業乃至政府機關、社會團體等也都參與商品買賣和囤積，又有逾百億元的游資在後方市場上興風作浪，更無法入任何統計。重慶成為西南的商業中心，據統計1942年有商業2.592 萬戶，資本49535 萬元，占全部資本的72.7％。花紗布是戰時管制最嚴的商品，也是投機最盛行的行業。凡是管制的物資和黃金、美鈔、英鎊都有黑市炒作，重慶也成了最大的投機市場。戰時滇越、滇緬、中印各路以昆明為起點，昆明成了對外貿易中心。戰時昆明有私營進出口商100 余家。西安則成為西北一大商業中心。
8.銀行業。
抗日戰爭時期國家金融壟斷資本膨脹，後方國家銀行、省市銀行、縣銀行紛紛設立。1945 年8 月後方有國家行局7 行，分支機構853 處，合計860行、處；省市銀行、縣銀行304 行，分支機構1127 處，合計1431 行、處。商業銀行有115 行（內有10 家總行不在後方），分支機構595 處，合計710行、處。115 家商業銀行中，中國實業、中國國貨、四明、新華均有大量公股或國家銀行投資，除中國實業銀行戰時擴大業務、投資中國興業公司等外，其余並不活躍。上海商業、浙江興業、金城、大陸、鹽業、中南等著名大銀行，戰時都將總行遷往後方。其中金城經營最積極，並投資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礦企業。戰時後方發展最快的仍屬川幫銀行。戰時幣值混亂，私營銀行的資本無正確統計。但有材料說明戰時後方國家銀行和省市銀行的家數和分支機構都大大超過戰前全國數，但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數卻較戰前全國數（132 家、分支機構654 處）減少了。在國家金融壟斷資本的膨脹下，後方私營銀行雖有發展，但很有限。
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算，1936 年產業資本總額，關內與東北合計，達99.9 億元，而關內是55.46 億元，這里沒有考慮幣值變動的因素。但戰後產業資本總額只有65.50 億元（按1947—1948 年國統區1936 年幣值），僅及1936 年關內和東北總額的65.6％。這有資料上的原因，使戰後資本估值偏低。但戰後產業資本總額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 年，關內的民族工業資本有14.48 億元，連同東北的華人民營工業，共18.89 億元，成為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戰爭中，民營工業在後方有很大發展，資本約合戰前幣值3.58 億元，但已遜于官僚工業資本的3.85 億元了。抗戰勝利後，官僚資本借接管敵偽工礦而進一步膨脹起來，工業資本達戰前幣值15.99 億元；而民族工業僅恢複到1936 年的78.6％，即14.85 億元。就整個產業資本說，由于外國資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 年，民族資本在全部產業資本中的比重，由1936 年的20.50％增為戰後的24.66％，但它同官僚資本相比，則由1936 年的50.7％比49.3％改變為戰後的27.8％比72.7％（1936 年不計東北）了。
第四節抗戰勝利後民族資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經濟實力大張，它通過美援、借款、投資和簽訂“中美商約”等控制了中國的經濟。1948 年美國資本已占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4.1％。大量美國商品和資本流入中國，對中國民族資本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抗戰勝利後，國家壟斷資本因接收了巨額的敵偽資產和美國的援助而高度膨脹起來，據估計，國民政府所接收的敵偽資產約值戰前法幣23.02億元，其中工礦業資產11.46 億元，國民黨官僚資本即國家壟斷資本，同美國資本結合在一起，壟斷了中國的經濟。
中國浴血奮戰八年，曆盡千辛萬苦，終于盼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民族資本家同全國人民一樣，懷著勝利的喜悅心情，積極籌劃恢複和重建自己的企業。當時，民族資本家在收複區的企業，大部被毀被占，損失嚴重；在後方的企業大都因陋就簡，且深受官僚資本的排擠打擊，需要作重大的調整，恢複和重建的任務十分艱難。但是，在勝利之後，他們受到種種阻撓和打擊，整個民族工商業陷入困境。
後方民營工業的沒落後方在抗戰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礦企業，經濟極不發達。據統計，1937—1944 年先後向政府登記設立的民營工礦企業，總數達4657 家，後方的軍需民用主要靠這些民營工礦企業。但是，慶祝抗戰勝利的爆竹一響，這些對抗戰有功的民族資本家，卻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厄。由于勝利的突然到來，物價出現反常狀態，從狂漲到暴跌，整個後方市場發生極大震動，直到9 月底才稍稍穩住。在這一個多月里，重慶的大多數商品，少則跌價40％—50％，多則跌價70％—80％。例如棉紗、生絲、綢緞、布匹、百貨、紙張、藥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類跌幅在40％—50％之間，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糧食類跌幅也在30％以上。不僅一般商品暴跌，連黃金、美鈔的價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個月內，重慶的金價跌了70％，美鈔價也跌了60％。物價狂跌，對民族工礦企業簡直是致命的打擊。因為貨價暴跌，商品滯銷，貨幣不能回籠，不但無法繼續生產，連日常開支也難以維持，加上資金大量東流，市場銀根奇缺，債務催逼，周轉失靈，戰時生產局又停止加工訂貨，工礦企業以致陷于進退維谷、走投無路的困境，不得不停產倒閉。據統計，到1946 年底，遷川工廠聯合會390 家會員廠僅存100 家，開工者只20 家；中國工業協會重慶分會所屬工廠470 余家，停工者達2/3；四川中小工廠聯合會的1200 家工廠，停工歇業者達80％。當時重慶有1405 家工廠，停工倒閉者竟達千余家；成都從抗戰勝利到1946 年7 月，工廠停閉了2/3；昆明停閉的工廠，約占工廠總數的60％；貴州全省在抗戰勝利前有大小工礦企業1500 家，到1945 年11 月初，停閉的已達60％以上；西安工廠也大量停閉。國營廠礦也減產停工。據經濟部所編後方工業生產指數，1945 年第四季度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機器類下降56％，鋼鐵類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堿類下降41.1％，日用品類下降18.6％，燃料類下降14.9％。1946 年起經濟部就停止編制後方工業生產指數了。後方各地廠礦紛紛倒閉的結果是失業工人日益增加。據統計，當時重慶失業工人約6 萬人，昆明約5 萬人，貴陽約4 萬人，成都約3 萬人。
在工礦企業一片停閉聲中，民族資本家的日子很不好過。當時後方工業界曾為此發表《對目前緊急形勢宣言》，指出：“抗戰勝利以來，于茲兩月又半，吾人由狂歡而彷徨，由彷徨而焦憂，今則已由焦憂而面臨岌岌不可終日之危機。”①後方工業是抗戰中適應戰時環境創建起來的，它的總產值雖只有戰前全國工業的11％強，但在開辟內地工業基地和改變工業結構中有重要作用。當時後方交通已開辟，市場已初步形成，且資源豐富，勞動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發揮其優勢，必有可為，但國民黨中樞無意于此。1945 年8 月下旬，內遷工廠代表130 余人群集國民政府行政院請願，要求給予貸款，協助複員。據稱院長宋子文答曰：“中國以後的工業，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自動化機器，你們這批破破爛爛的廢銅爛鐵，濟得什麼事呢？”②對此，請願者滿腹抱怨，後又求見蔣介石，蔣擔心事情鬧大，勉強答應貸款38億元。38 億元貸款分給300 個廠家，每廠所得無幾。等到各廠貸款到手時，法幣幣值又江河日下，各廠還得變賣資產，以了債務。
沿海城市工業的恢複抗戰勝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價也猛跌，市場不景氣。但因後方大量法幣湧至，搶購商品，上海物價在抗戰勝利後第三個月即回漲，並因政府當局規定法幣兌換中儲券（偽幣）的比率過高，中儲券持有者轉向囤購商品，市場出現虛假活躍。國家壟斷資本因接收了巨額的敵偽資產和美國的援助而高度膨脹起來。民族資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敵偽產業作為他們在戰爭中遭受經濟損失的補償和戰後重整企業的補貼。其中以棉紡織業的民族資本家向國民政府爭取由他們接收敵偽紡織廠的事例最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榮爾仁于1945 年10 月5 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紗廠及人造纖維廠的建議書》，建議不僅要求接收日本在華紗廠，還要求從日本國內拆遷400 萬至500 萬枚紗錠和一部分人造纖維廠設備至中國，分配給戰爭中受損失的各民營紗廠經營，以資補償①。但國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 年11 月27 日通過決定，全部敵偽紡織廠由國營中國紡織建① 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第244—246 頁，引自《中國工業》第31 期。② 胡西園：《抗戰勝利內遷工廠陷入困境》，《工商經濟史料叢刊》1983 年第2 輯，第98—99 頁。① 《榮家企業史料》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400 頁。
設公司經營，兩年後再歸民營。已被各民營企業接辦的日本紗廠，也只得忍痛讓出，民族工業資本家大失所望。榮德生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稱：“沒收的大批敵偽產業，原皆我國人民血汗，被敵攫取，轉而向我榨取傾銷，作經濟侵略之資本。今我一旦獲此，洵屬可喜。但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為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②所謂“兩年再歸民營”是國民政府欺騙搪塞之詞，棉紡織業民族資本家向國民政府爭取分享抗戰勝利果實的活動，前後鬧了兩年，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一個廠也沒有到手。在當時也有某些行業的民營資本家分得一杯殘羹，使得少數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業和企業，一度出現過短暫的繁榮現象。據統計，國民黨統治區1947 年12 月工廠登記有15048 家，職工100 萬人，比戰前廠數大增，但民營廠恐怕不會比戰前增加。1948 年以後，國統區日益縮小，國統區的工業也全面衰退，已無統計發表。但此時發生北方資金南流現象，故上海一帶設廠仍盛。到1949 年，大量資金外逃，上海的工業迅速衰敗下來。據解放後1953 年的調查，1949 年全部私營工業（指4 人以上的戶，3 人以下者劃為個體戶）有12.3165 萬家，職工164.3832 萬人，資產淨值20.08 億元（人民幣），總資產68.28 億元（人民幣）。據推算，1949 年10 人以上私營工廠有1.478 萬家，職工92.5477 萬人，資產淨值14.056 億元（人民幣），折戰前法幣56244 萬元，總產值46.635 億元（人民幣），折戰前法幣186541 萬元①。這個調查數字大于1947 年底公布的工廠登記數，這可能是計算標准和方法不同的結果。但即使1949 年全國有民營廠近1.5 萬家，職工近百萬人，其資本額恐怕也達不到1936 年民營廠的水平。
戰後農業的衰退戰後農業生產逐年下降。與1936 年比，1947 年糧食產量減少17.1％，油料作物減少24.1％，棉花更減少了35.1％；1948、1949 年因受戰爭影響，情況就更壞了。這幾年無特大自然災害，農業反而衰退，這是由于國民黨政府錯誤政策所致。其中繼續實行田賦征實和內戰中的征發為害最甚；大量進口美國糧棉又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使城鄉貿易失衡。農民購買力的急速遞減和糧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僅是戰後民營工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國家壟斷資本和國民黨政權終于崩潰的原因之一。
美貨大量傾銷壓得民企透不過氣來② 《樂農自行紀事續編》，1945 年8 月10 日紀事。《申新系統企業史料》第6 編，第2 期，第231 頁。① 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645 頁。
戰後美貨大量湧進中國市場，把瘡痍尚未愈複的民族資本壓得透不過氣來。據海關統計，1946 年美貨已占中國進口貿易總額的53.19％，如加上美貨走私貿易數字，其所占比例還要高得多。1946 年中國進口總值合65090 萬美元，1947 年合44120 萬美元，1948 年合20130 美元，三年合計129340 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美貨。美貨傾銷，不僅造成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大量入超（1946—1948 年三年入超72150 萬美元），而且破壞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對民族資本工業更是巨大的災難。上海是美貨傾銷的主要基地，民族資本所受打擊也最嚴重。據《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記載，1946 年7 月，上海有大小民營工廠3419 家，受美貨傾銷沖擊，倒閉停工的竟達2597 家，占76％。上海全市有200 多家制藥廠，在美國西藥傾銷下，1946 年先後倒閉了160 家。全市有襪廠240 余家，在美國尼龍絲襪沖擊下，有172 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場和乳品工廠，因競爭不過美國奶粉和乳制品，紛紛停工關場。上海的民營面粉廠本來就開工不足，1946—1948 年的三年間，每年平均進口美國面粉444 萬余包，最多的1947 年竟達685 萬包，等于那年國產面粉總量的70％，嚴重威脅了民族面粉工業的生存。這個時期，美國水泥充斥上海市場，每袋（50 公斤）只售1.8 美元，而劉鴻生經營的上海水泥廠所產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 美元，無法競爭，只得關門，改為堆放美國水泥的倉庫。上海的大大小小馬路上，到處是美國的罐頭、巧克力、香煙、玻璃絲襪、火柴、手紙等等。當時整個民族工業絕大部分都遭受美貨不同程度的打擊，美貨成了“美禍”。
官僚資本的壟斷獨占和敲詐勒索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龐大的敵偽資產，僅工礦企業即達2411個，估計價值達20 億美元，為官僚資本壟斷工礦企業奠定了基礎。資源委員會隸屬的工礦企業和事業單位，從1945 年的128 個增加到1947 年的291個，並改組建立了一系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水產公司、中國石油公司、華北鹽業公司和台灣糖業公司等。1946、1947 年兩年，官營廠礦產品價值，按美元計算，即比1945 年增加了20 倍。當時官營廠礦在國統區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鋼鐵98％、石油和有色金屬100％、電力78％、機械72％、水泥67％、紗錠60％、機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運輸、商業方面的壟斷，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官僚資本形成壟斷獨占局面以後，便利用手中的種種政治特權，變本加厲地與民爭利，在資金、原料、能源、市場、價格等方面加強控制，使得民族資本走投無路。國民政府的官吏貪汙腐敗，對民營企業橫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機敲詐勒索，無惡不作，更成為民族資本家的沉重負擔。
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禍害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發動大規模內戰，以致軍費開支大增，財政赤字節節上升。1946 年的財政赤字已近4 萬億元，1947 年上升為27 萬億元，1948 年竟達900 萬億元。這樣龐大的財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辦企業收入作抵補，不過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不得不大量印發鈔票以資彌補，于是法幣發行量便毫無限制地膨脹，1945 年底為10319億元，1946 年底增至37261 億元，1947 年底又增至331885 億元，1948 年8月21 日更增至6636946 億元，比1945 年底增加了642 倍多。隨著通貨的無限制膨脹，物價更是扶搖直上。通貨惡性膨脹和物價瘋狂上漲，給經營正當工商業的民族資本家帶來了兩大禍害：一是虛盈實虧；另一是投機盛行。1948年8 月19 日，國民黨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發行金圓券。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借機收刮民脂民膏，對民族資本更是致命的打擊。
民營工業的全面衰退上述幾點說明了戰後民族資本所處的大環境，這也是導致民族資本衰敗的諸種因素。考察戰後民營工業發展狀況，產量及產值比工廠數、職工數、資本額等更有意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擇若干有產量記錄的產品（也是主要產品），並仿考察戰時後方工業生產的辦法，用1933 年不變價格計算其產值，制成戰後主要工礦業產量及產值估計表（此表僅計至1947年，1948 年的統計殘缺，1949 年統計全無）。是表如下：戰後主要工礦業產量及產值估計①（1936、1946、1947）
產值按1933 年不變價格估計① 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647 頁。
1936 1946 1947華商總數內民營總數內民營民營1947 比1936 年（％）
電力產量（萬度） 77295 209501 103184 373519 145890產值（萬元） 7730 20950 10318 37352 14589188.7煤產量（萬噸） 1228 1816 1418 1949 1420產值（萬元） 6140 9080 7091 9745 7100115.6生鐵產量（噸） 21600 31000 29674 35733 29997產值（萬元） 110 158 151 182 153138.8鋼產量（噸） 15700 8164 63000 44483產值（萬元） 157 82 630 445鎢鈔產量（噸） 9763 2260 2260 6404 6404產值（萬元） 526 123 123 348 34865.6純銻產量（噸） 15600 426 426 1909 1909產值（萬元） 328 9 9 40 4012.2錫錠產量（噸） 12810 1963 463 3970 2493產值（萬元） 2981 457 108 924 58019.5銅產量（噸） 483 947 — 1070 —產值（萬元） 28 55 — 63 —0.0汽油產量（萬加侖） — 506 — 877 —產值（萬元） — 380 — 658 —（續表）
1936 1946 1947華商總數內民營總數內民營民營1947 比1936 年（％）
灑精產量（萬加侖） — 12379 8987 31057 29417產值（萬元） — 29710 21569 74537 70601酸產量（噸） 10300 12501 11513 26146 19865產值（萬元） 195 245 225 1267 963493.8堿產量（噸） 70543 61177 57730 60500 56735產值（萬元） 1693 1468 1386 1452 136280.4水泥產量（噸） 530209 292497 204748 725585 482108產值（萬元） 2121 1170 819 2902 192890.9棉紗產量（萬件） 145 154 112 170 96產值（萬元） 3O160 32032 23296 35360 1996866.2棉布產量（萬匹） 1099 3721 2791 4763 3162產值（萬元） 10375 35126 26347 44963 29849287.8面粉產量（萬包） 10916 7719 7362 5565 5371產值（萬元） 24561 17368 16565 12521 1208549.2火柴產量（箱） 810314 846000 846000產值（萬元） 4052 4230 4230104.2紙產量（噸） 65447 62361 57369 190656 175466產值（萬元） 2291 2183 2008 6673 6141268.1合計產值（萬元） 93291 150671 110097 233847 170382 182.6民營占總產值％ 100 731 72.9民營產值可比項93291 92446 99336 106.5合計從表上可見，民營傳統的最大工業棉紗業和面粉業都衰退了，1947 年棉紗產量只有1936 年的66.2％，面粉產量比戰前跌落一半。兩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響，棉紗又受官營廠的排擠，面粉則又受美麥、美面的沖擊。水泥和制堿1947 年產量也未恢複到戰前水平，分別為90.9％和80.4％。火柴產量剛剛超過戰前水平，為104.2％。煤、鐵1947 年產量比戰前略增，分別為115.6％和138.8％。電力發展比較正常，為188.7％。鎢、銻、錫均凋落不堪，1947 年產量分別為戰前的65.6％、12.2％、19.5％。僅酸、棉布和紙增加較多。總的看，可比項目14 種，民營產值1946 年尚未恢複戰前水平，1947 年較戰前微增6.5％。①除上述14 項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又找了另外10 項較大的①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648 頁。
民營工業，對1947 年產量作了估計，並與戰前產量作了比較。②戰前產量1947 年可能產量1947 年為戰前的％毛紡織（萬碼） 131.8 1608.9 1220.7絲織（萬匹） 38.6 38.6 100.0針織（萬打） 2500.0 1800.0 72.0制革（萬張） 187.0 187.0 100.0橡膠（萬噸） 4130.5 3000.0 72.6制鹽（萬擔） 5216.5 4285.1 82.1制糖（噸） 34109.0 25000.0 73.3榨油（萬擔） 116.1 85.0 73.2肥皂（萬箱） 900.0 650.0 72.2.3磚瓦（噸） 16190.0 23560.0 145.5從表上可知，這些民營工業，1947 年的產量大部分僅為戰前的70％。
磚瓦產量增加較多，是由于戰後修建所需。毛紡織產量大增是因為戰前和戰後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紡織廠設立。估計1947—1948 年，全部產業資本中，外國資本占11.2％，官僚資本占64.1％，民族資本只占24.7％，說明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民族資本不會再有發展了。
1.棉紡業。
戰後中國棉紡業除去了日本的競爭，並獲得南洋市場，國內紗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湧進，又抑低了棉價，因此紗廠利潤累增，加以通貨膨脹中，紗布成為投機籌碼，競相囤購，造成畸形繁榮。故一時紗廠紛紛複業，又有新廠開設，小廠更多。1936 年，全國（不包括東北、台灣）有紗廠141 家，紗錠510 萬余枚，布機5.8 萬余台，內華廠90 家，紗錠274.6 萬余枚，布機2.55 萬余台。1947 年全國有紗廠259 家，紗錠437.6 萬余枚，布機5.37萬余台。其中民營廠222 家，紗錠近273 萬枚，布機近2.15 萬台。可見戰後民營紗廠猛增，而紗錠數僅勉強恢複戰前水平，布機僅及戰前的84％，又運轉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紗產量1947 年僅及戰前的66.2％。l947年12 月，國民黨政府實行棉花統購，對民營各廠實行代紡代織，恢複了戰時的花紗布管制，造成生產萎縮。1948 年8 月，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全面限價和限期收兌金銀外幣，民營廠遭瘋狂搜刮，紛紛逃資國外，生產大壞。1948 年以後無統計資料。棉紡業有申新、永安、裕大華三大集團。申新集團各廠，1947 年底開工的紗錠共近53 萬枚，尚不足1936 年57 萬枚之數，開工布機3271 台，僅為戰前5304 台的61.7％。棉紗產量大遜于戰前。但盈余則不少，各廠均有外彙儲備。申新是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招禍② 此表轉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 卷，第648 頁。
亦大。1946 年4 月榮德生被綁架，旋由淞滬警備司令部“破案”，索去贖金和破案報酬60 余萬美元。1948 年榮鴻元被捕，行賄約合50 萬美元後獲釋。永安集團到1949 年解放前夕，有紗錠22.4 萬余枚，尚不足1936 年25.6 萬余枚之數，布機1699 台，略多于戰前的1542 台。裕大華集團，1936 年有紗錠85560 枚、布機1324 台，到1949 年解放前夕有紗錠10.65 萬枚、布機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華三大集團1948 年的棉紗產量都是下降的，分別為1936 年產量的52％、64％、58％。
2.面粉業。
戰後城市糧食供應不足，投機風中面粉成為囤積對象。除原有面粉廠複業外，新廠也應時而起。1946—1948 年，國統區新設粉廠約31 家，日產能力4.3 萬包。戰時興起的簡易小型廠戰後繼續發展，新設有記錄者達208 家，日產能力2.8 萬包。1948 年面粉廠數和日產能力均較戰前略增（1936 年8月有華商機器面粉廠152 家，日產能力約45 萬包，年產量10916 萬包；1948年底，實存面粉廠173 家，日產能力約48 萬包，年產量3600 萬包）。但從產量上看，1946 年只有戰前的70％強，之後逐年下降，到1948 年只有戰前的1/3。原因是抗戰勝利之初，各大面粉廠代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小麥，獲利豐厚。以後洋粉進口劇增，小麥進口劇減，國內小麥又連年減產，麥源日缺，加以運輸阻滯，面粉廠開工率僅30％—40％。國民黨政府對面粉的限價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廠的生產。
3.繅絲業。
繅絲業戰前已不景氣，戰後更全面衰退。戰時主要產絲區都淪于敵手，絲業元氣大傷。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中華蠶絲會社，設中國蠶絲公司，壟斷絲價。層層管制使蠶絲業無法迅速恢複。出口和內銷均大大縮小。1947年生絲產量僅及戰前的40％，而廠絲只有戰前的21％。
4.火柴業。
抗戰勝利後，火柴市場一時繁榮。1946—1949 年新設民營火柴廠60家。新廠大多設備簡陋，各廠多以棧單投機交易，實際產量並不比戰前增加多少。1947 年後因氯酸鉀等原料進口困難以及通貨膨脹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廠紛紛倒閉，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狀態。
5.造紙業。
戰時民營機器造紙業的生產能力損失52％。戰後機器造紙業有所發展，產量倍增。按產量計，民營仍占90％以上。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後造紙業困難叢生，一是紙漿依賴進口，但又難于取得外彙配額，另一是美國紙張大量進口，對民營造紙業造成壓力。手工造紙戰後則興衰互見。6.橡膠工業。
中國橡膠工業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膠廠的設備占全國半數，產品則占全國80％。戰後上海橡膠工業曾一度繁榮，其他地方則處于勉強維持狀態。抗戰勝利前夕，上海有華商橡膠廠35 個，戰後又增設了71 個，到1949年共有106 個廠，碾膠機497 台。著名的大廠有大中華、正泰、義生等。上海1947 年產膠鞋6000 萬雙，汽車輪胎6 萬條，都超過戰前。但1948 年起因生膠來源缺乏等原因，產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幣改的打擊，元氣大傷。廣州、天津等地也都開工不足，產量有限。
7.酸堿工業。
范旭東辦的水利和吳蘊初辦的天原、天利為中國基本化學工業奠定了基礎。抗戰勝利後，硫酸產量80％—90％仍靠民營，內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廠為主，但因抗戰時期損壞嚴重，複產後產量不及原設計一半。1946 年民營廠產硫酸6986 噸，1947 年產1.3 萬噸，1948 年產1.5 萬噸。戰後硝酸恢複生產者僅上海天利和幾家小廠，1946 年產硝酸2294 噸，1947 年2272 噸。鹽酸1946 年產2233 噸，1947 年產4453 噸。三酸合計年產尚不足2 萬噸。制堿戰後民營雖仍占90％，但產量大不如戰前，永利塘沽廠雖複工，但未能恢複戰前的產量。1947 年民營廠共產堿56735 噸，只及戰前的80％。8.水泥工業。
戰後水泥工業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國水泥價低，大量傾銷中國。全國民營最大的啟新洋灰公司，年產能力30 萬噸，1947 年僅恢複到16 萬噸，1948 年更跌至13 萬噸，並被征軍用。上海華商水泥公司，年產能力10 萬噸， 1947 年僅產2. 4 萬噸，並陷于財政困難，一度閉廠。據統計，1947年民營廠產量僅占全部產量的43.1％，而民營廠產量僅為其設備生產能力的43.6％。
9.煤礦業。
戰後煤礦業全面衰退。1947 年產量僅及戰前1936 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產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 年民營礦產煤1420 萬噸，是戰前1936 年民營煤礦產量的115.6％，1948 年後無統計資料。
對戰後的商業我們可以用“虛假繁榮”一詞來概括。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計，1936 年國內市場的商品值約為168.07 億元，其中農產品占44.8％，手工業品占26.1％，近代工業和礦冶業產品占19.8％，進口商品占9.3％。戰後情況，因資料殘缺難作詳細比較，但總的估計是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是減少的，近代工業有增有減，礦冶業減產最甚，大約只有戰前的一半，戰後唯一增加的是進口商品。總的說1947 年國內市場的商品值按不變價格計算，比戰前是減少了。1948 年以後，解放區迅速擴大，國統區市場更加縮小。但是，戰後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卻出現市場活躍、商戶驟增、交易頻繁的現象，這是一種虛假繁榮，是由于通貨膨脹和投機活躍所引起的虛假購買力造成的。大體上南方城市商業相對發達，北方城市尚未恢複到戰前商貿水平，而城鄉間貿易較之戰前大都是衰落了。
戰後的金融業和商業一樣，一度出現虛假繁榮。戰後私營銀行、錢莊數比戰後增加了近10 倍，但它的資力卻大大削弱了。私營銀錢業的資力主要靠存款。1946 年，私營銀錢業的存款折戰前幣值，還不到戰前1936 年的5％，到1948 年八一九幣改前夕，只有戰前的0.5％了。而投機資本十分活躍。投機買賣的對象，主要是黃金、外幣、棉紗布、糧食面粉、百貨以及房地產等。1935 年國民政府完成金融壟斷後，1936 年民族資本只占全國金融業資本總額的21.5％（不包括東北）。抗戰勝利後，在1947—1948 年更只占5.2％。國家金融壟斷資本扼殺了民營金融業。
民族資本代表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它是個有機體系，而我們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業資本，沒有論及資本主義手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當非民族資本的全貌。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曆程是坎坷的，它產生後就受到外國資本的壓力和官僚資本的排擠，未能成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主流；但它在曆史上，有巨大的積極意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較廣泛地引進和推廣了新的生產力，發展了新的生產關系，推進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第七章新民主主義經濟第一節新民主主義經濟——嶄新的經濟形式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形式。它既不是純粹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純粹社會主義經濟，而是既有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又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還有各種形式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的社會經濟形態。
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同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緊密相連。它不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內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經濟形式，而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斗爭、開辟革命根據地，在新的工農政權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嶄新經濟形式。從近代中國的曆史發展、社會經濟演變、革命進程考察，束縛著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產關系，勢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強”式的洋務運動、資產階級變法改良運動及革命運動，都未能完成這一曆史使命。時勢的演進，中國共產黨被推上曆史舞台，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但是，在經濟極其落後的中國，社會主義前途的到來，又必然要有一個過程。經濟落後的國情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等幾個階級共同參加革命的客觀現實，決定了革命進程中和革命勝利後的一個時期內，都不可能完全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有一個過渡形式的經濟形態，這便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從這一點上考察，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又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變的必然產物。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革命根據地。它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對立物，盡管誕生之初比較弱小，但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代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之後，共產黨人努力認識和把握它的運行規律，不斷完善經濟政策，健全運行機制，使之不斷地發展壯大，隨著革命的勝利，終于在全國范圍內確立起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在中國大地，殖民地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在不同地區內同時並存，但唯有新民主主義經濟才能徹底打破束縛中國發展進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關系；也唯有新民主主義經濟才能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土地問題，大大解放和提高社會生產力，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同時，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為共產黨鍛煉培養了大批管理國家、進行經濟建設的人才，使共產黨人在經濟建設實踐中摸索、認識到一些切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規律，這對後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
第二節中國共產黨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綱領和政策新民主主義經濟，既不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規定或設想的經濟形態，也不是中國共產黨事先設計好模式、然後在根據地照“本本”執行的經濟形式，而是中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面對革命根據地所處的客觀環境和社會土壤，為了生存和發展，所建立的一種新的經濟形式。隨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共產黨人對它的認識、分析也日益深入，並從而規定了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和政策。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結構中國共產黨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1933 年4 月，共產黨領導人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蘇區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農民的小生產的商品經濟占絕對的優勢。同樣的，在工業方面，小手工業的生產者占著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則比較不重要。小生產者私人的集體的合作經濟，正在向前發展中間獲得更為重要的意義。蘇維埃的國營企業，則還限制于蘇維埃政府必要的軍事工業、造幣廠與印刷廠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可以說還沒有。”①張聞天在這里已初步講明根據地經濟將由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商品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經濟、國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成分所構成。1934 年1 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也講到根據地的經濟構成問題。他說：“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占著絕對的優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①。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抗日戰爭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義經濟成分，但封建經濟實際上是在不斷被削弱。毛澤東1940 年9 月所作的《時局與邊區問題》的報告指出，邊區有四種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合作社經濟，半自足經濟。這里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指“國營經濟”，因為毛澤東在報告中曾提出：新的國營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要消滅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發展新式的① 《張聞天文集》第1 卷，第340 頁。
① 《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3 頁。
國家資本主義。②他所說的“半自給經濟”，當然包括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也包括農村中的其他經濟成分。1945 年4 月24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共產黨主張抗戰勝利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其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①。這里對新中國經濟結構的構想，同1934 年二次全蘇大會上的提法相同，但有發展。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進行了廣泛的土地改革。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和解放區經濟的恢複與發展，新的比較完備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解放區呈現出來，這為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提供了條件。1947 年12 月25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于陝北楊家溝召開的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其中指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②1948 年9 月13 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成是：國家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又說：“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並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③同月15 日，張聞天起草的《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出：“東北經濟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秋林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這里蘇聯國家企業都用“秋林公司”名稱）。”①《提綱》還具體分析了各種經濟成分的內容、性質、作用及共產黨所應采取的方針政策。中共中央對這份《提綱》極為重視，作了認真修改，修改後關于經濟結構的表述為：“東北經濟在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取消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經濟特權以後，基本上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②這一基本思想不久為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所吸收。毛澤東在中共七屆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207 頁。① 《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58 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55—1256 頁。
③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1—4頁。① 《張聞天文集》第4 卷，第17 頁。
② 《張聞天文集》第4 卷，第29 頁。
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③這不僅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五種經濟成分，還提綱挈領地分析了各種經濟成分的性質。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分析，被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接受，被寫入七屆二中全會決議。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新民主主義經濟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經濟？共產黨人有過認真思考和探討。張聞天1942 年在深入陝北、晉西北農村做調查後寫過《發展新式資本主義》一文，提出：“中國社會將來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今天則要實行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太落後，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他還指出：“我們所提倡的新式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舊資本主義不同。我們有革命政權和革命政策，調節社會各階級關系。凡可以操縱國民生計的工商業，均握在國家手中。”①毛澤東1944 年3 月在一次關于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講話中，也把新民主主義稱作新資本主義，他說：我們現在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②。新民主主義經濟即為新式資本主義經濟，這是中共領導人在相當長時期內的看法。
1948 年9 月，毛澤東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專門講到“新資本主義”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的社會經濟呢？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③從此，黨內外一般不再把新民主主義經濟表述為新式資本主義。其實，這僅僅是一個表述上的問題，共產黨人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性質形成共識的根本點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既非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又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更不是原封不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經③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33 頁。
① 《張聞天文集》第3 卷，第186 頁。
② 《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0 頁。
③ 《毛澤東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9 頁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過渡性質的經濟”①。其五種經濟成分中，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公私合作的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是受到節制、“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經濟；小生產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小商品經濟”，盡管它每日每時地“胎生”著“資本主義”，但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經濟條件下，將被吸引到私有財產為基礎的集體經濟即合作社經濟中來，最終“走向社會主義”②。所以，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經濟稱作“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之下的經濟體系”③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一般還不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這就是新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系”。“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大反攻後，1947 年12 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出著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
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有更明確、更完整的表述，即：“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① 參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張聞天《發展新式資本主義》、劉少奇《關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等文。
②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 頁。
③ 《毛澤東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41 頁。
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這一經濟綱領反映了各革命階層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指出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
之所以要取消帝國主義的在華特權，是因為共產黨人及一切有識之士和廣大人民都清醒地認識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是造成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目的，是攫取中國財富，把中國變成它們的附屬國，絕不是要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利用在華取得的種種特權，壓迫、剝削中國，掠奪中國財富，操縱中國財政經濟命脈，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因此，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經濟上完全不依賴外國了，經濟上完全獨立了”，中國經濟才能得到“廣大的發展”，才能“完全地解決中國獨立自主的問題”。①同時，共產黨人主張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可以與外國資本主義“做生意”，建立經濟貿易關系，並歡迎外國來華投資。1936 年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曾經談到這一問題。他說：當中國真正取得獨立以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合法的外債將得到承認。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于建設的外債，我們都將認為是合法的。”但是“我們將不承認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認任何用于打內戰、打紅軍或其用途違背整個中國人民利益的借款”。他又說：“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①1939 年2 月，毛澤東在與一位國際友人談話時再次重申：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如果那時英、美、法等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這些國家不來打中國的話，那麼，中國政府將對外來投資及外人在中國財產給以保障（付以代價）②。此後毛澤東多次談到歡迎外國投資，願意與外國“做生意”、建立平等經濟關系的問題。他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③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強調取締帝國主義①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1949 年3 月13 日。① 《毛澤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93—394 頁。
②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10 頁。
③ 《論聯合政府》，解放社1950 年單行本，第72 頁。
國家在華一切特權的同時指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④總之，中國共產黨把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特權與中國同它們的正常經濟關系區別開來，主張取消一切國家的在華特權，同時願意與外國建立平等互利的經濟交往和經濟關系；希望有“外援”，但絕不能“依賴”它。
中國的官僚資本包括兩部分，即由國家投資、以國家名義經營、依靠政權力量實行壟斷，並由官僚控制和操縱的國家壟斷資本和由大官僚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力、采取非經濟手段所聚斂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它維護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及封建剝削制度，“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①，嚴重束縛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打破這種腐朽的生產關系，才能解放生產力。同時，官僚資本基本上是榨取人民而積聚起來的財富，理應回到人民手中。
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完成反封建任務的必由之路，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初期等不同時期，根據革命斗爭所面臨的不同客觀實際，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策略，最終實現了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的目的。
之所以保護民族工商業，鼓勵發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的：其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決定了革命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②。其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爭中常常采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①。因此共產黨沒有理由將他們排斥在革命陣營之外，而應當通過保護民族工商業來爭取、團結他們，同他們結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其三，“由于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②。而且，“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④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35 頁。
①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53—1254 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54 頁。
① 《張聞天文集》第4 卷，第39 頁。
② 《張聞天文集》第4 卷，第39 頁。
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③。其四，由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區域內“國營經濟的力量還很有限”，“合作經濟還不發展”，加之“戰爭與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和“自由貿易的發展”，所以“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內還是必要的。凡國營經濟及合作社經濟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相當的發展，在生產與交換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設與積極意義”④。其五，如果“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⑤。“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⑥，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將起著重大作用，而且它多是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因此保護它、發展它有著重大意義。其六，由于新民主主義的國營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從封建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小生產經濟向合作社經濟發展，因此“小的和中等的資本主義成分，其存在和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①，反倒可以為將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一定的“基礎”②。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認識到，私人資本主義畢竟“處在和國家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競爭的地位，它的發展方向是要走舊資本主義道路的”；而且存在著“極大的投機商業資本”，“進行各種商業投機”③。因此，在保護民族工商業，鼓勵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即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④。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方針和基本政策這就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經濟方針和政策。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生產運動中就明確規定了“公私兼顧”的原則。這時的“公私兼顧”，是指公家和私人兩方面的關系而言，特別是指軍隊與民眾兩方面的關系而言，因此，“公私兼顧”也可稱作“軍民兼顧”。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以後，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③ 《張聞天文集》第4 卷，第39 頁。
④ 《張聞天文集》第4 卷，第39 頁。
⑤ 《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60、1080 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31 頁。
①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55 頁。
② 《張聞天文集》第3 卷，第185 頁。
③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0 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31 頁。
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①這個“總目標”中，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目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兩項基本政策。這里所講的公私兼顧，已不是指公家和私人兩方面的關系，而是指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兩方面的關系。這就是在發展公營（主要是國營）經濟的同時，要照顧並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包括私人資本主義、手工業、農業）數量上在經濟構成中占絕對優勢，不發揮這部分經濟的生產積極性，整個生產就要萎縮，整個國民經濟就難以發展。因此，人民政府要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使國營、私營互相配合，共同發展（“先公後私”）。劉少奇對此曾形象地解釋為“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所謂勞資兩利，即處理好私營工廠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剩余價值，資本家必然要剝削工人，為了發展經濟，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就必須允許資本家對工人的一定程度的剝削，保證資本家能賺錢。資本家多開工廠，發展生產，不僅對發展國民經濟有利，而且，可以減少工人失業壓力，更符合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人民政府是要維護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工人階級地位，因此又必須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過度剝削，支持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斗爭。但是，如果只顧工人改善、提高待遇，執行過“左”的勞動政策，勢必造成工廠關門、工人失業，這無異于“自殺政策”②。所以，必須“勞資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