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我國近代科學事業尚處于初創階段。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趙元任、周仁、胡明複、秉志、楊銓、任鴻雋等9 人于1914 年倡議發行《科學》月刊，1915 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的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該社宗旨為“聯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經過多年努力，該社發展為全國性的科學學會，對我國近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中國科學社的活動之中，部分是物理學方面的，如邀請著名物理學家來華訪問，在《科學》月刊上介紹物理學領域的新進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國的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中已有許多物理學工作者，建立一個物理學專業性學術團體的需要日漸迫切。
推動物理學專業性學術團體成立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國際聯盟于1931年派出四位專家，到中國來考察科學教育文化事業。專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國著名物理學家朗之萬（PaulLangevin，1872—1946）。朗之萬來華後，受到中國物理學工作者的熱烈歡迎。他則建議中國物理學工作者應聯合起來，成立中國物理學會，並建議中國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以謀求中國物理學的發展及國際交流。經朗之萬的促進，中國物理學會的籌備組織迅速成立，由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8 月22 日至24 日，在北平清華大學召開了中國物理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年會。
按照大會通過的學會章程，中國物理學會“以謀物理學之進步及其普及為學會宗旨”。學會領導機構為理事會，理事會推選四人分任會長、副會長、秘書及會計。李書華當選為首屆會長。至1949 年，中國物理學會的曆屆理事長（或會長）為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周培源。
中國物理學會在1932 年成立時，設立有學報委員會和物理教學委員會。
1933 年又設立了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增設應用物理學彙刊委員會。這幾個組織中除最後一個沒有很好開展工作外，其他三個委員會，尤其學報委員會和名詞審查委員會，都做了大量工作。
2.曆屆年會情況。
中國物理學會的學術活動，主要是通過舉行年會以及各專門組織進行工作而得以開展的。自1932 至1949 年，中國物理學會共召開了16 次年會。1932 年8 月召開的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年會，到會七八十人。北京地區19名會員參加，提交論文10 篇。1933 年3 月會員發展到88 人。同年8 月，第二次年會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收到論文33 篇。1934 年8 月，第三次年會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到會50 人，提交論文40 篇。1935 年9 月，第四次年會在青島山東大學舉行，到會30 余人，提交論文42 篇。至此次年會，會員人數197 人。1936 年8 月，第五次年會與中國科學社等七個科學團體聯合舉行，在北京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召開，共收到論文48 篇。此時，會員已達200 余人。這次年會盛況空前，是抗戰前我國科學工作者的一次大集會。抗日戰爭開始後，學校和學術機構倉促內遷，各方面條件異常困難，然而中國物理學會的活動並未中止。1939 至1944 年間共召開年會6 次。1939年9 月第七次年會在昆明云南大學舉行，到會50 余人，收到論文26 篇。1940年9 月第八次年會，與中國科學社等聯合在昆明云南大學舉行。
由于戰時交通極為不便，自1942 年開始，年會分散在各處舉行。1942年第十次年會、1943 年第十一次年會、1944 年第十二次年會都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昆明區、重慶區、四川區（成都）、西北區（城固）、貴州區（湄潭）、桂林區六個區分別舉行的。1942 年正值牛頓誕生300 周年，我國物理學工作者還分別在重慶、貴陽、昆明以及福建的長汀和永安等地舉行紀念大會，陝甘甯邊區的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也于1943 年1 月舉行了紀念會。
在抗戰期間，1938 年舉行的第六次年會和1941 年舉行的第九次年會，以及抗戰勝利後，1946 年舉行的第十三次年會，其情況待查。
1947 年10 月第十四次年會，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滬杭區）和北平協和大禮堂（此為與化學、動物、植物等六個學會聯合年會）分別舉行。1948年10 月第十五次年會，分別在北平、南京、廣州、武漢舉行，均為與其他多個科學團體的聯合年會。據統計，至1948 年5 月底，中國物理學會會員人數為541 人。1949 年11 月，第十六次年會（上海區）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禮堂舉行，參加者200 余人。此時，全國會員共有600 余人。
3.出版《中國物理學報》。
為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中國物理學會主辦的《中國物理學報》于1933年創刊。學報以外文（英、法、德三種文字）發表論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 年5 月，出版了三卷共6 期。抗日戰爭爆發後，曾停刊兩年多。1939至1945 年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共出版了5 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紙印刷，紙質雖然低劣，論文卻依舊保持該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戰艱苦環境中，無論是論文作者還是學報編者，都作了極大的努力。以外文發表研究論文的《中國物理學報》至1950 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 期。
當然，中國物理學家在《中國物理學報》上發表的論文，僅僅是他們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則見諸于歐美的學術刊物。
4.審定物理學名詞。
辛亥革命後，教育部于1918 年設科學名詞審查會。1920 年該審查會議決增加物理組，由中國科學社主稿，編成《物理學名詞（第一次審查本）》。後來教育部將此“審查本”加以訂正，成為《物理學名詞（教育部增訂本）》，于1931 年分發國內物理學家討論，征求意見。“審查本”和“增訂本”未頒行實施。當對，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設有編譯委員會，薩本棟受其委托編譯整理物理學名詞。他根據“審查本”和“增訂本”等編成《物理學名詞彙》，于1932 年印行。同年夏，國立編譯館在南京成立，也著手審定統一名詞。
在中國物理學會1932 年的成立大會上，教育部和編譯館曾派人員列席，並提請組織名詞審查委員會，專門負責厘訂物理學名詞事宜。但這次會議未能論及此事。1933 年4 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開“天文數學物理討論會”，統一名詞問題是這次討論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根據該討論會議決的意見，中國物理學會受國立編譯館的委托，對各方曆年編譯的草案，詳加整理，逐字複查。編譯館則根據議決意見，對所編初稿重加增修，並提交1933 年8 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物理學會第二屆年會審查。在這次年會上，推舉出吳有訓、周昌壽、何育傑、裘維裕、王守競、嚴濟慈、楊肇燫等7 人為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楊肇燫為主任委員。這年夏天，名詞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內開展工作，將各種稿本和各方意見，通體整理。最後，該委員會將審定結果交國立編譯館，略加整理後呈報教育部，1934 年1 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為《物理學名詞》。至此，自二十年代初開始，雖經十余年間的多次修訂但未能最終完成的物理學名詞的審定工作終于告一段落。
抗日戰爭期間，楊肇燫、周昌壽、陸學善等物理學家也進行了審訂物理學名詞的許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國物理學會還就度量衡和大小數的命名法提出建議，1935年，《東方雜志》曾出專號刊載有關討論。中國物理學會的建議為當時國內科學界所采納。
5.學會的國際活動。
中國物理學會成立伊始，即與國外物理學家建立了聯系。自1932 年成立大會後不久，至1948 年止，先後被選為名譽會員的外國物理學家有：朗之萬、法布里（C.Fabry）、拉曼（C.V.Ra-man）、密立根（R.A.Millikan）、康普頓（K.T.Compton）、康普頓（A.H.Compton）、布萊克特（P.M.S.Blackett）、布拉格（W.L.Bragg）、狄拉克（P.A.M.Dirac）、卡巴納斯（J.Ca-bannes）、約里奧-居里（F.Joliot-Curie）。
1934 年，中國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並于同年秋派王守競前往倫敦出席該聯合會大會。
中國物理學會的成立和學術活動的展開，促成了1934 年朗繆爾（I.Langmuir），1935 年狄拉克，1937 年玻爾（N.Bohr）的相繼來華訪問。他們分別在北平、上海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加強了中國物理學界和國際物理學界的聯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上空投擲了原子彈。
這一舉動引起了全世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們的強烈不滿。中國物理學會于1946 年1 月15 日在昆明發表了關于原子能問題意見書，要求聯合國設立原子能委員會，以保證監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毀滅性武器；組織視察團，調查各國有關原子能應用的真相；設立聯合國原子能實驗室，共同研究重要問題，並與各國研究機構聯系。意見書反映了我國物理學工作者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尤其反對核戰爭的正義呼聲。
總之，二十世紀上半葉，經過幾代物理學工作者數十年的艱苦創業和不懈努力，物理學教育與研究在我國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具備了一定的規模，並為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五十九章化學第一節化學教育的發展1922 年11 月，以美國學制為參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學制”，即“六三三四”學制，這樣，從洋務運動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學制才制定的化學教育系統，到此時終于初具規模，而且由中國人在中國從事的現代化學研究也開始起步。化學作為現代科學的一個分支在中國初步確立起來了。
1.中等教育。
“壬戌學制”公布後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學課程標准，規定初級中學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學，其中物理與化學合並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講授。同時高中課程總綱規定高級中學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升學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類是以就業為目的的職業科，分為師范科、商業科、工業科等。第一類又分為兩組，第一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學和物理中至少必選一科；第二組注重理科，在以上學科中必選兩科。同時高二開設化學課。1932 年，國民政府頒布了正式的中學課程標准，其中把物理與化學分開了，而且無論初中與高中，都是先學化學後學物理。由于課程過于繁雜，1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學課程標准，將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學年上課，化學改在第三學年上課。
這時化學教育被視為不僅是傳授知識而且是培養、陶冶、訓練學生的興趣、能力、思想的一種手段。1936 年教育部修正頒布的初高級中學課程標准規定中學化學教學的目的為：（1）使學生獲得化學的基本知識，對化學有明確概念；（2）使學生了解化學與衣食住行以及國防的關系；（3）引起學生對自然現象產生濃厚興趣，養成隨時隨地注意自然現象的良好習慣；（4）養成學生敏銳的觀察力和精確的思考力。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學化學教育大有改觀，盡管實際情況與規定仍有出入，但不設化學課程的現象是完全杜絕了。而且在課程標准里，對教材內容也作了明確規定，使教師和學生都能夠有章可循。教育部于1932 年頒布中學會考辦法，隨後又規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學為考試科目之一，考試范圍則以化學課程為根據。因此，課程標准的推行對于提高和統一中國各校化學教學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學生的化學水平也有了明顯的進步。
在教學內容和標准趨于規范化的同時，化學師資力量也有了很大改進。
高中的化學教師基本上都是大學畢業，甚至有的是國內外大學畢業後還獲得了學位的。初中化學教師有少數是專修科畢業或大學肄業，學曆程度不如高中整齊。不論是高中的還是初中的化學教師，在大學時絕大多數都是專攻化學專業，或是選修過化學系的課程，少數則是學習物理或生物的。然而，盡管這些化學教師具有較好的化學專業基礎，但卻有半數以上的在大學時沒有讀過任何教育學課程，即使有少數學習過一二門普通教育學的，也因其內容廣泛，而對專門的化學教育幫助不大。因此，為了彌補化學教師們在教學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從1932 年起某些地區陸續開辦了科學教員暑期講習會，其中都有化學組，其內容為（1）普通化學的講授與實驗，（2）化學教授法講演和有關化學教學問題如化學設備、教材、教法、課本等問題的討論。後來因國內戰局，這種講習會停辦了一段時間。到了1934 年，教育部頒布中等學校理科教員暑期講習會辦法大綱，並指定由公私立大學和各省教育廳舉辦，這樣，暑期講習會遍及各地。此後每年各地都有舉辦這類講習會的，大大提高了化學教師的水平。
在化學設備方面，教育部除規定中等學校設備經費的比例外，又于1934年頒發中等化學設備標准，規定了初中和高中學生實驗用儀器藥品的普通標准和最低標准，並且擬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學演示實驗儀器藥品單，促進了各地中等學校積極擴充化學設備。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大多數高中都有足夠的化學儀器和藥品以供學生實驗所需，一些定量儀器和滴定管及精確天平等已經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設備約值3000 多元。但初中的化學設備仍然較差，有70％的學校有化學課但無化學實驗，而且少數獨立的初中化學設備極為簡陋，平均每校只有數百元的儀器和藥品。當時中學化學所需儀器和無機藥品，基本上是國產的，上海科學儀器館、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都附設有教育用具制造廠，專門制造中學所需的各種化學器材。高中學生做實驗時，多半是兩人一組，初中學生則是五六個人合用一套儀器，共做一個實驗，各校講授與實驗的課時數一般都能符合規定。一些省市甚至設有公共實驗室以供當地各校學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學館、甘肅科學館等等，都設有化學實驗室。
在化學設備日益充實的同時，教材的編審也逐漸完善起來。到了1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學課本20 多種，實驗教材近20 種，初中課本10余種，實驗教材約10 種，而且大部分都是經過了教育部的審定，內容以課程標准所規定的為准，作者大都為有經驗的化學教師，因而教材質量提高很快。抗日戰爭時期，以前的中學教學計劃已不能符合實際需要，特別是為了加強軍訓等科目而減少了科學科目，並于1940 年公布了新計劃。如初中又改為先學化學後學物理，高中則分甲乙兩組，甲組（理組）每周5 小時化學，乙組（文組）每周4 小時化學。在陝甘甯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1944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和陝甘甯邊區政府教育廳擬定的3 年制中等學校新課程里，沒有單設化學，但在醫藥知識中介紹了一些與化學有關的常用的中西藥品的名稱、性能，為開展群眾衛生運動服務。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于1948 年又再次修訂中學課程標准，將初中的化學和物理合並為“理化”，在第2 和第3 學年每周上課3 小時，同時又取消高中分級辦法，高二化學一律每周上課5 小時①。
2.高等教育。
1919 年北京大學化學門改為化學系，這是中國第一個化學系。隨後又有不少大學相繼設立了化學系，如南開大學（1921）、廈門大學（1921）、東南大學（1922）、中山大學（1924）、清華大學（1926）、四川大學（1926）、浙江大學（1928）、武漢大學（1928）、山東大學（1930）等校。但就全國范圍而言，設有化學系的理工科大學仍是少數，1928 年，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共有25198 人，其中理工科學生僅占四分之一。以後這個數字逐年增加，到1937 年與文科學生數相等，直至完全超過。1939 年國立院校參加統一招生的22 個單位，其中14 個有化學系（屬理學院），6 個有化學工程系（屬工學院），4 個有農業化學系（屬農學院），6 個有理化系（屬師范學院），① 陳光旭主編：“中國化學教育的發展”，《中國化學五十年》，科學出版社1985 年版，第327—332 頁。這樣，僅有3 所學校沒有有關的系科。這一屆共錄取新生5371 人，化學專業的有396 人，比例已是相當大了。
以前各大學的化學教授多半是由外國人擔任，到1920 年代末以後，這種現象逐漸消失，國內的化學教授不但全由中國人擔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國內外頗有成就的化學家，例如1935 年清華大學化學系的6 位教授即張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01—1952）、薩本鐵（1900—1987）、黃子卿（1900—1982）、李運華、張大煜（1905—1989），都是在國外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的。而在專攻化學的留學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出國深造。1937 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學生共1581 人，其中化學專業的45 人，化工專業40 人，生物化學專業3 人，農業化學1 人，因此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中國的高等化學教育受歐美的影響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學設備方面，國民政府明文規定各校設備費不得少于經常費用的若干成。在專科以上的學校中，實際所用的各項設備費往往超過規定數。各地大學的化學設備不僅可供教學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開展。不過，盡管國內已有不少部門可以生產化學設備，但大學里專門化學課程所需的各種器材仍不能自給，多半是由外國進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國的大學化學教科書幾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種普通化學教材是中國自行編輯出版的。後來，原著減少了，但化學教材仍大半都是譯著，除此之外，張江樹（1898—1989）等自編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論化學》、《土壤化學分析法》、《定量化學分析》、《化學史話》、《國防化學補充教材》等。這些書籍是在化學學科內容基礎上，根據作者教學經驗和中國學生特點編寫的，當然是很有益的嘗試。1940 年，教育部成立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專門編輯大學教科書和參考書，但多數使用外國教材的現象仍沒有多大改變。不過，采用國外起點較高的教材，對學術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專科以上的各種學校，除了擔負著教學任務以外，還是從事化學研究的重要場所，很多教師在授課之余進行各項研究。1929 年，教育部規定大學四年級學生必須完成一篇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促使學生在畢業之前能夠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訓練，實際上很多學生在教授指導下經常有論文發表，其中不少很有價值。1922 年公布的《學校系統改革案》中，明確規定大學院為大學畢業及具有同等程度者進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華的化學研究所外，其他大學還沒有條件成立研究院。盡管早在1917 年東吳大學就授予了兩位化學碩士，後來又另授了兩位，可實際上它並沒有詳細的研究所組織規程。1934年，教育部頒布了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及學位授予法，在化學師資和設備較為充實的大學里先後成立了化學研究部，以培養化學專門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設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嶺南大學7 校，另外浙江大學有化學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學有理化研究部。這些研究部的建立，為化學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後能在國內深造創造了良好條件，孫承諤（1911—1991）、張青蓮（1908—）、馬祖聖（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國內培養的研究生。
雖然癸卯學制中對中國的大學課程作了規定，但二十年代以後，各校自訂教學課程，既無標准，程度也參差不齊，好的學校課程安排合理，能夠發揮學校的優良風格，例如北京大學化學系，1936 年度的“理論化學”課程就有了原子構造、原子價、分子組織及量子力學等內容，這在三十年代，已經是看到了化學的最新進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領先地位的了。
1931 年，教育部開始整理課程。1938 年公布了理學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與選修科目表，其中化學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學（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機化學、理論化學、工業化學、有機分析、工業分析、高等無機化學、高等有機化學、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等。抗日戰爭期間為了適應需要又作了修訂，如1944 年規定化學系必修的化學課程為：普通化學、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論化學、有機分析、工業分析、工業化學及作畢業論文。選修的化學課程增加到10 門以上，如高等無機化學、高等無機制備、膠狀化學、化學史、電化學、原子構造、生物化學、礦物學、工業化學實驗、化學原理、國防化學和實驗等。抗戰勝利後又于1948 年再一次作了修訂，但大多數學校尚未實施，國內形勢已經劇變。
除了化學系以外，不少系科都開設了化學課，1938 年規定文學院第一學年選修普通化學，理學院第一、二學年必修普通化學，法學院和農學院也必修普通化學。1940 年規定，大學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質系、博物學系、數學系以及法學院、醫學院、中醫學院等，必修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和普通化學實驗，選修理論化學、分析化學、生物化學、有機分析、工業分析。由此可見，化學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強。
抗日戰爭時期的高等化學教育，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頗為特殊的一段。
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給化學教育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許多高校被迫停辦或紛紛內遷，學校的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損失慘重，不少師生徒步輾轉數千里易地執教就學。內遷的學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儀器試劑奇缺，校舍擁擠。然而在這一時期化學教育仍然維持了下來，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城固的西北聯合大學、成都望江樓的四川大學和華西壩的華南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校的化學系、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和南開大學化工系的聯合體，以及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等，形成了抗日戰爭時期化學教育的幾個中心，在艱苦的戰時為造就化學人才作出了貢獻。
陝甘甯邊區的延安自然科學院（于1940 年開始招生，1943 年與延安大學合並後仍單獨成院）設有化學（後改化工）系，學制3 年。在自然科學院的4 個系中以化學系的辦學條件最為優越，教師多且質量高，其中陳康白、劉咸一、屈伯傳等是留德回國的，其余的也都是國內大學畢業，如李蘇、董文立、華壽俊、王士珍等。並且通過各種關系從香港購進了一批化學儀器，使化學系有了較好的實驗條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業分析都能做。除了與機械工程、農學系等共同的數學、物理、普通化學、繪畫、外語等課程以外，化學系還開設了有機化學、工業化學、理論化學、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業分析、化學工程等課程。化學系的師生們一面學一面做，如參加部分打鹽、燒木炭、提煉薄荷油、熬火硝等生產勞動，華壽俊還發明了利用陝北特有的野生馬蘭草來造紙的工藝。邊區的高等化學教育是與為解決邊區的民生問題緊密相連的。
第二節學術機構與出版物1.學術機構的設置。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的化學會相繼成立。
在國外的中國學生們看到學會活動對促進學術發展的積極作用，也紛紛仿效，倡議建立中國人的學術團體。1907 年，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在巴黎組織了“中國化學會歐洲支部”，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化學團體。這一組織由李景鎬（前上海廣方言館畢業生）發起，成立時會員有吳匡時（京師同文館畢業生）、俞同奎（京師大學堂畢業生，1876—1962）、曹惠群、陳傳珊等法、英、比等國留學生20 人。次年會員增加到32 人。1907 年和1908 年，他們先後在巴黎和倫敦舉行年會，計劃著手統一名詞、編譯書報、調查、通訊等四項事宜。他們首先進行的是統一化學術語，厘訂了一套元素、無機物和有機物的譯名方案。並計劃編輯化學術語詞典，出版支會季報並譯書。但該會僅留下一冊《中國化學會歐洲支會戊申報告》（1908 年），不久即告終止①。1922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華化學工業學會”，1924 年在美國成立了“中華化學會”，同時在日本也成立了一個“中國化學研究會”，還有留德學生也發起了類似團體。由于這些團體都限于留學生范圍，並且當時國內的化學研究尚處于萌芽時期，還不能為學術團體的發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這些化學學會未能獲得成功，相繼消失。
1932 年8 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開化學討論會，討論化學譯名、國防化學及課程標准等問題。有45 位化學家認為隨著國內化學研究的發展，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的、全國統一的學會組織，經討論定名為“中國化學會”，推舉黃新彥、王琎（1888—1966）、陳裕光（1893—1989）3 人起草組織大綱，這樣，中國化學會的發起人與第一屆的理事們，在短短4 天的時間里，先後召開了籌備會、成立會、選舉會和兩次理事會，從學會的組織原則、機構設置、起草會章、創辦會志等重要事項，直至學會的定名、譯名、會址、經費等問題都進行了討論，作出了決定。于是，在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第一個建立起來的專門學術團體——中國化學會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聯絡國內外化學專家共圖化學在中國之發達為宗旨”，為中國化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其他學科類似組織的建立樹立了榜樣①。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個專門的研究機關也在中國相繼建立起來。專門的化學研究機構可分為四類：國立研究機關、地方性研究機關、私立研究機關以及高等學校的研究機構。它們雖然性質各異，研究方向也不盡相同，但從它們各自的創辦、發展曆史中，我們不難看出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化學在中國學術界所處的較高地位，以及它在從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間所引起的廣泛而濃厚的興趣。
國立研究機構主要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和國立北平研究院化學所、藥物所。此外屬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機構，還有實業部的中央工業試驗所、商品檢驗局，以及地質調查所的沁園燃料研究室。中央工業試驗所下設有化學組，主要從事分析、釀造、窯業、制紙、制胰、加氫蒸餾等工作。實業部在天津、漢口、青島、上海、廣州等處都設有商品檢驗局，除執行例行的商① 袁翰青：《中國化學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56 年版，第294—298 頁。① 《教育部化學討論會專刊》，國立編譯館1932 年版。
品檢驗外，還致力于工業分析的改良標准化以及其他工業研究。而成立于1931 年的沁園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設的，為紀念其父而命名為“沁園”。它對中國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顯微鏡分析和物理化學分析（其中又包括實用分析、低溫蒸餾、溶劑試驗、焦性試驗、含硫質種類研究和石油分析等），為解決中國的燃料問題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至于各省政府設立的機構，有山東工業實驗所、湖南工業實驗所、廣東工業實驗所、河北省立工業實驗所和廣西化學實驗所等，除廣西化學實驗所外均隸屬于各省的建設廳。它們的工作，主要是對本省的礦物及其他原料、產品等進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開發利用。另外，像上海這樣的特別市，也設有工業實驗所。
私立的化學研究機構有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和上海的中華化學工業研究所，而中國西部科學院則是由川省軍政當局及各界人士發起的組織。與實力雄厚的國立或省立機構相比，這些單位雖然規模較小，經費來源單一，甚至時有拮據，但它們卻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國的化學研究隊伍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其中又以黃海社的工作最為出色。私立機構的出現和發展，反映了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曾有過的一個講求科學、發展科學以富國強民的熱潮。外國人在中國設立的與化學有關的主要研究機構有北平協和醫學院和上海雷斯德醫藥研究所。此外還有天津的華北化學試驗室、上海化驗室、上海遠東化驗室和工部局衛生化驗室等。另外還有日本人在上海設立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其規模較為宏大，所中有化學及生物學兩科，研究內容多屬于化學，比如中藥的提取和研究等。這類機構經費較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績，對中國的化學界影響很大。
各個公私立的大學是中國化學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學校中，人才集中，資金較為充足，既能從事基礎研究，也能從事應用研究。1933年到1936 年《中國化學會會志》發表的203 篇論文中，有清華大學化學系的57 篇，占總數的28％，由此可見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湧現。
專門刊登化學研究論文及有關文章的刊物在中國創辦較晚，但化學論文的發表卻是在二十世紀初。1915 年中國科學社的刊物《科學》開始發行，便時常有化學論文發表，但大部分屬于概論，研究論文很少。以後數量雖逐漸有所增加，在《科學》中卻仍只占少數，如在第14 卷《科學》中，化學論文有19 篇，共322 頁，只占總頁數的15.4％。創刊于1923 年的《中華化學工業會會志》（1930 年改稱《化學工業》），是專門登載化學論文的刊物，然而質量又不太高。因此在1927 年以前，國內的化學論文大多是送到國外刊物上去發表，而且從事化學研究的人以此為榮。1927 年開始發行的《中國生理學雜志》（由中國生理學會創辦），為國內研究論文的發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場所。但是，從化學家的角度來看，這份雜志所載的化學論文，僅僅局限于生物化學方面，因此有必要創辦一種范圍更廣泛的化學刊物。
中國化學會從建會開始，就把辦刊工作作為學會的主要任務之一。1932年8 月，在學會成立之後的第一次理事會上，就決定創辦《中國化學會會志》。該刊于1933 年創辦，由曾昭掄任總編輯，主要是發表全國化學界的具有創造性的研究論文。從創刊至解放初期，為便于國際學術交流，論文均用外文發表。這份刊物不但是國內化學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種，並且在國際化學界也贏得了一席之地。
在1933 年召開的中國化學會首屆年會上，為“求化學在國內之普及”，決定創辦中文刊物《化學》，協助中國化學會傳播化學知識、推廣化學應用、提倡化學研究，以宣傳報道化學的進展、化學教學法、國內化工概況、化學科研論文摘要、化學出版介紹與會務記載等內容，由戴安邦任總編輯兼總經理。從創刊至解放前為止，共出刊11 卷27 期，其間由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曾一度停刊。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該刊自1 卷1 期起，就辟有“中國化學撮要”一欄，由曾昭掄主編（1 卷3 期起，由曾昭掄與張克忠共同主編，曾代表中國化學會主編化學部分，張代表中國化學工程學會主編化工部分），將國內各刊物所發表的與化學有關的一切論文、國人在國內完成研究而在國外發表的化學論文、以及由西人撰寫但與中國化學有特殊關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積累與報道了二十世紀初到四十年代末國內化學文獻的線索，填補了國外化學文摘雜志報道中國化學文獻上的部分空白。這是中國查找近代國內化學文獻的一種重要檢索工具。
《化學通訊》為中國化學會的又一刊物。1936 年，理事會為了及時報道會務活動，加強學會與會員、會員與會員之間的聯絡與交流，決定由總干事吳承洛創辦《化學通訊》。1937 年理事會改推袁翰青任編輯與經理，1941年該職由高濟宇（1902—）擔任。《通訊》初為半月刊，後為不定期刊物，到1949 年出完第14 卷後停刊。
除了中國化學會的三個刊物和前述的《化學工業》外，由學會創辦的刊物還有中國化學工程學會的《化學工程》，于1934 年開始出版，中西文稿件並收，多屬與化學工程和化學工業有關的研究論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選稿較為嚴格。另外，一些其他學術團體的刊物也時常登載一些化學方面的概論或論文，如中華學藝社的《學藝》、中華自然科學社的《科學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國內化學刊物及與化學有關的刊物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學會刊物、學校刊物、研究機關刊物、工廠刊物。在學校刊物中，像《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報告書》（1933 年創刊）、《山東大學化學系試驗室報告》（1931 年創刊）等都是專載研究論文，而且質量頗高，在化學刊物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而清華大學的《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1931 年創刊）、北京大學的《國立北京大學自然科學季刊》（1929 年創刊）、中央大學的《國立中央大學理科研究錄》（1930 年創刊）、金陵大學的《科學教育》（1934 年創刊）也經常發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學論文，為化學界所重視，其中尤以清華和北大的兩種刊物最為重要，並且具有國際聲望。這些學校刊物的存在和發展，為中國的化學研究提供了非常濃厚的學術氣氛。
在研究機關的出版物中，《國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集刊》（1931 年開始發行，為不定期刊，1935 年改出《國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報告》）專門刊登本所工作人員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也于1934年1 月起發行類似的不定期刊《國立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叢刊》，但最初所發論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寫成，並且很多文章又重複登載在《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1930 年創刊）上。除此之外，實業部地質調查所的《燃料研究專報》、各省商品檢驗局及工業試驗所的不定期刊，也多發表一些化學、化工方面的調查或研究論文。而私立研究機關中，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調查研究報告》，中國西部科學院則有《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叢刊》（不定期）。1930 年創刊的《海王》，屬于由化學工廠發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黃海三機關聯合設置、由海王社創辦的，其中不乏頗有參考價值的化工論文。這種種刊物，雖有專門與非專門之分，並且質量不一、規模各異，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國化學研究勃起的產物，它們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化學事業的發展狀況。
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國工作的美國人竇維廉（WilliamHenryAdolph，1890—1952）就開始把發表在中國刊物上的重要論文寫成英文摘要，送給美國化學會所辦的《化學文摘》（ChemicalAbstracts）登載。1935 年，由于國內研究論文的日益增多，竇維廉一人難以承擔，便邀請曾昭掄參加這項工作，由美國化學文摘聘請為摘要員。盡管在20 多年里在該文摘上登載的中國化學家的論文摘要屈指可數，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國化學文摘為世界上堪稱完善的化學文摘刊物，因而這項工作意義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維系著中國與世界學術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書籍也是化學出版物的一種重要形式。據統計，從1927至1941 年春，中國出版的化學書籍共有327 部①，其中工業化學書籍所占比例最大，這是與當時中國熱衷于發展化學工業以解決國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問題的狀況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學教科書及普通化學書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專著甚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國的化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它才剛剛開始在中國的學術界站住腳跟。
① 譚勤余：“中國化學史與出版物”，《學林》第8 輯，1941 年6 月。第三節二十世紀上半葉名詞術語的厘訂化學譯名問題，在中國的近代化學史上占有一個比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譯化學書籍以後，化學譯名便成為各家譯書者共同注目的一個焦點，同時也成為中國早期化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內容。自十九世紀以來，化學發展迅猛，更是產生了不計其數的新名詞，而且科學愈是精深，其名詞也就愈加複雜。中國的化學較西方起步晚，勢必要以翻譯西書作為基礎，因而命名系統的創立便應時而生。在1912 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欽的《有機化學命名草》、李景鎬的《有機化學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1915年，教育部公布《無機化學名詞》，仍是不甚詳細，而且沒有涉及到有機名詞。到1918 年，由博醫學會、中華醫學會、中華醫藥學會及江蘇省教育會等組織的“醫藥名詞審定委員會”擴展成了“科學名詞審查委員會”，並且除了醫、藥兩組外又加入了化學組，開始審查化學名詞，從元素到無機化合物，到術語，到理化儀器，到有機化學普通名詞，最後到有機化學系統名詞。1921年全部名詞審查完畢，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學名詞有了一個較為統一的標准，這期間花了五年的時間。
但是，科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制定的化學名詞，卻始終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對力量主要是來自當時在國內出版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務印書館。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商務印書館就一直在采用鄭貞文（1891—1969）制定的無機和有機名詞系統，而且鑒于該館的重要地位，實際上當時社會上所用的化學譯名，絕大多數都出自該館。鄭貞文的名詞系統與科學名詞審查會的方案有很大分歧，這樣，關于化學名詞的激烈爭論一直持續到1932 年以後。
1927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設立大學院為全國教育最高機關，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1928 年，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成立，“聘請專員，廣搜近年出版書籍，調查著作界采用化學術名之標准，分列統計，以察眾意之所趨。未及決定，而大學院改組，譯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編審處繼續進行”①。1932年5 月，國立編譯館成立，在這之前，譯名問題雖然沒有確定方案，但這一時期所做的工作為後來審定譯名打下了基礎。
國立編譯館成立，便開始著手整理化學名詞，聘請鄭貞文主持此項工作，參考各方意見，編成具體方案。1932 年8 月，教育部采納陳可忠的建議，召開化學討論會，討論國防化學、化學課程標准以及化學譯名三大要案。在譯名方面，由鄭貞文擬定的草案，在經提案委員會審查並交譯名組通過後，由大會討論，通過了若干條重要的化學命名原則，並對元素譯名進行了表決。同時請求國立編譯館盡快成立化學名詞審查委員會，詳訂有機化學名詞，清理無機化學和儀器名詞。同年8 月，教育部及編譯館聘請鄭貞文等7 人為化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鄭貞文為主任委員，根據化學討論會的議決案，積極整理、反複討論，並征求各處學術機關的意見，終于完成了《化學命名原則》一書，于11 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6 月出版，成為國立編譯館最早出版的科學名詞專著。
《化學命名原則》出版後，在學術界及全國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學書籍幾乎全都采用了這項原則。至此，十多年來一直遷延未決的化合物譯名問題，終于得以告一段落。
① 《化學命名原則》，國立編譯館1933 年版。
除《化學命名原則》外，在國立編譯館編輯制定的化學名詞中，還有化學儀器設備名詞、化學術語、化學物質名稱等。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為化學在中國建立和發展的良好基礎。
《化學命名原則》為數種化學物質的西名中譯提供了一種通用的、可行的、統一的標准。它列出了92 種天然元素，在標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號的同時，列出了中文譯名和讀音，采取“氣態者從氣，液態者從水，金屬元素之為固態者從金，非金屬元素之為固態者從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壽和傅蘭雅曾給64 種元素命名，而在《原則》中，這64 個元素名稱里有44個被保留了下來並沿用至今；另外有10 種采用了新的讀音以使其與拉丁原文相符合；8 種元素的中譯名稱改變，其中包括氫氣、氮氣、氧氣和氟，新名稱能很好地反映出“氣”的性質；還有兩種元素鈹和鈮因拉丁名的變化而被重新命名。
對于無機化合物，《化學命名原則》采用了徐壽創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價化合物或氧化物如NaCl，稱為“x-化-y”， 即氯化鈉；多價化合物如FeCl3、FeCl2、NO、N2O 以及H2O2 等，則根據相應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帶有後綴“-ic”的命名為“x-化-y”，如氯化鐵、氧化氮，帶有“-ous”的稱為“x-化-亞-y”，如氯化亞鐵、氧化亞氮，而帶有前綴“per-”的稱為“過-x-化-y”，如過氧化氫。鹽類也同樣如此，Na3PO4 稱為磷酸鈉，FeSO4則稱為硫酸亞鐵。采取這一方式，《化學命名原則》為所有無機化學的命名指出了一條通用法則。
然而，《化學命名原則》的最大貢獻則在于有機化學名詞方面。早在二十世紀初，西方就已經采用了系統的有機化學命名法。因而這時的中國化學家，面臨著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漢語有機化合物命名體系的艱巨任務。1908年虞和欽提出了根據有機化合物結構而不是組成元素或外文名稱來命名的方法，這就為1932 年的化學討論會上最終制定命名體系指出了一條道路。
絕大多數有機化合物是由幾種元素組成的，其基本元素為碳、氫、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種元素的數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機化合物的命名必須要能夠反映這種獨特的分子結構特征。對于最簡單的碳氫化合物，《化學命名原則》選擇了碳氫來對其進行區分，碳鍵飽和的碳氫化合物稱為“烷”，意思是“完滿”，不飽和雙鍵的碳氫化合物，則稱為“烯”，意思是“較少”或“不定”，而對于不飽和三鍵的化合物，則稱為“炔”，意思是“缺乏”。
對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學命名原則》采用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命名。每種化合物都以一個帶有“草”頭的字來表示，並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稱的讀音來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漢語中的諧聲方法。每種有機化合物的名稱都必須是比較准確而且易于區別的，為此中國的化學家們作出了許多艱苦然而巧妙的探索，並取得了成功。例如，對于開鏈化合物，首先必須描述出它的長度，也就是最長鏈中碳的個數。《原則》中以“天干”來表示10 個以內的碳原子數（超過10 則采用通用的計數法），放在化合物類型的前邊，例如1 個碳原子的烷稱為“甲烷”，兩個碳原子的“烯”稱為“乙烯”，3 個碳原子的炔稱為“丙炔”，11 個碳原子的烷則稱為“十一烷”，以此類推。另一方面，環狀烴是通過前綴“環”字來加以區別，例如“環戊烷”。而當主鏈區分了以後，其支鏈的類型、位置等也必須在名稱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國的化學家在支鏈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將其命名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學命名原則》中大量命名體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國化學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體系為模式，創立了一套適用于中國的研究狀況並能較好與西方相呼應的較為完善的化學命名體系，為中國盡快、盡好地引進西方新知識，發展自己的化學研究事業掃清了障礙。半個多世紀以來，它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
第四節分支學科的建立①化學分支學科的建立是以研究為基礎的。中國的化學研究開始于二十年代。這時期所發表的研究性論文，大致可分為三個方向，一個是對中國化學史的考據，例如王琎對于制錢的分析以及對中國古代使用金屬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對物料的分析以及工業化學研究（即利用國外已有的方法來解決國內工業上的特殊問題），這類工作在當時為數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價值的工作，是協和醫學院對于生物化學的研究。協和醫學院因經費充足，人才集中，所以開始研究工作較別處早，自1921 年成立起，便開始有生物化學方面的論文發表。到了1925 年左右，由于陳克恢（1898—1988）關于麻黃素的藥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轟動，協和的生化研究也隨之達到高潮，並帶動了其他地方進行類似的工作。
不過，盡管由于協和的特殊條件使得中國的生物化學研究起步較早，發展較為迅速，但化學其他領域在中國的開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時期，戰事連綿，教育經費嚴重拖欠，科學工作者無以為生，剛剛在中國略有萌芽的化學研究基礎未立，更是毫無發展可言。國民政府成立後，這種狀況有所改觀，尤其是以提倡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為教育的一個主要方針，因而全國各處的公私立大學和專門學校，無論是在師資還是在設備上都有明顯的改進；而國立研究院的設立，對于中國的科學研究者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鼓勵。中國的化學研究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得以奠定基礎並迅速發展的。
這時化學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協和醫學院外，還有北平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它們各自都有一支陣容強大的研究隊伍，工作成績卓著。同時，這種區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學研究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得較為平衡。但不久以後，廣州方面因陳可忠因病離職而受影響，南京方面因曾昭掄改就北京大學之聘而使研究暫時停頓，于是北平就成為全國化學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學所、燕京大學、中法大學以及天津南開大學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區的研究力量愈加強大。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在上海改組，中央大學重新開始有論文發表，才又恢複了南北兩方的研究工作並駕齊驅的局面。
1.生物化學。
中國的生物化學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質化學、脂肪化學、食物化學、營養學、激素、維生素、免疫生化、消化與代謝等領域。除了協和醫學院這個生物化學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機構還有國立上海醫學院、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南京衛生署、雷斯德醫藥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學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截至1949 年，在國內外的各種生物化學及有關刊物上，共發表了中國生化工作者的論文400 余篇，其中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的不乏其數。
吳憲（1893—1959）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于1920 年回國，在協和醫學院工作，從事臨床生物化學、氣體與電解質的平衡、蛋白質化學、免疫化學、營養學和氨基酸代謝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論文為基礎提出的① 本節請參閱董光璧主編《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中卷》“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形成期”第9 篇“基礎學科的建立（下）”化學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血液系統分析法”，為臨床診斷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國際上被廣泛采用，為現代臨床化學奠定了基礎，因而被譽為血液分析的權威。另外，他通過對蛋白質變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蛋白質的變性是因為蛋白質分子從折疊而變為舒展。這是關于蛋白質變性的第一個合理的學說，從而給“變性作用”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同時他還觀察到天然的和變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約為34000 的倍數或亞倍數，這些結果與今天對蛋白質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亞單位結果是相符合的，這就證明早在60 年前吳憲就已首先觀察到了這種現象。在吳憲大量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項特別引起國人的注意，那就是從1927 年起，他用大白鼠傳種數十代，研究了純素食和葷素雜食的營養價值及其對生產、生殖、基礎代謝、自發性活動以及對壽命的影響等，從而得出結論：中國一般人民的身材矮小，其原因是由于所吃的基本上是素食，其中蛋白質的生物價值較低，鈣和脂溶性維生素的成分較少。根據當時的經濟情況，為了維持人民的健康，1938 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制訂了《中國民眾最低限度之營養需要》標准。在此期間，他對中國的食物首先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並編著了中國第一部《食物成分表》。他編著的《營養概論》（1929年）內容豐富，既是一本簡要的參考資料，又是一本通俗讀物。此外，三十年代初，性激素研究在國外起步不久，吳憲十分關注這個新的領域，並且做了一些試探性工作，為中國激素生物化學的研究開辟了道路。至1949 年，吳憲發表學術論文近150 篇，除了《營養概論》外，還著有《物理生物化學原理》（英文版，1934 年）。他的論文絕大部分是用英文發表，深受國際學術界的推崇，是國際上傑出的生物化學家之一，是中國生物化學、營養學研究和教學的主要創始人。
對維生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引起了中國化學家的濃厚興趣，特別是對維生素C 在食物中的分布研究得最多，而其他幾種維生素，有的因為設備不適，有的因為測量複雜，因而發表的論文較少。清華大學的薩本鐵專授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自1934 年以後，他在繼續從事有機分析工作的同時，又率領學生， 開始從事維生素C 和氨基酸（舊稱胺酸）的研究。他對中國各種食物中維生素C 的含量作了大量調查（這是他最受國內同行稱道的一部分工作），從而發現，好些國產食物中都含有很多維生素C，如果要想得到這種維生素，大可不必一定要吃美國桔子，有些價格遠為低廉的中國桔子也是一樣的好。同時薩本鐵指出維生素C 與糖類有同樣的來源，可能由乙醛酸與1-異赤絲藻糖縮合而成，也可由乙醛醇與1-異赤絲藻糖縮合、再經過氧化而成，還可由環己六醇分子重排為1-古洛糖或1-半乳糖、再經過氧化而成。根據這一假說，薩本鐵提出了合成維C 的理論路線及實驗方法，以彌補歐洲學者的研究中原料昂貴、毒性大、合成周期長等缺點。然而，由于國內實驗設備簡陋和材料的缺乏，薩本鐵沒能完成維C 的實驗合成。這個人工合成維生素的首例由一位英國人完成並獲得了1937 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營養學是以生物、生理、農業為基礎而應用于醫學、藥學、衛生學的一門學科，中國在這方面的初期工作，多是關于人民生理狀況的調查。以後范圍逐漸擴大，有膳食研究、國產食物的分析、礦物質營養素的研究等。其中，植物性食物受到人們更大的關注，而對于動物性食物則興趣甚少。這一時期致力于營養學研究的機構主要有協和醫學院（膳食營養、蛋白質、酵素等）、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1935 年添設生物化學方面的工作，特別注意本國普通食物的調查和分析、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質的研究、食物烹飪法及保存法的研究和改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國北部食物營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食物分析及調查、米麥營養及植物油中植物蛋白質的研究）、雷斯德醫藥研究所（中國食物的分析及營養、碳水物的代謝、維生素C 及礦物質），還有上海醫學院、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大學、山東大學、齊魯大學、南開大學等。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為了探求如何能在國民經濟可能的范圍內對中國的食物進行改良，以使多數國民的健康水平較高，從而更好地為國家、為社會服務。
食物化學方面，以前中國有許多迷信，民間素有食物相克之說，認為有些東西合在一起吃會導致中毒甚至死亡。這種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忌諱，老百姓深信不疑。生物化學家鄭集選擇了14 對被認為是典型的相克食物，在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實驗室里，先用動物作試驗，然後親身嘗試這些向來忌諱的混合食物，結果根本沒有中毒現象，以科學家的勇氣和科學的證據否決了流傳千年的食物相克之說。雖然這項工作對于生物化學理論或實驗技術本身的發展貢獻不大，但它卻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體現出中國的科學家們將科學應用于實際而不是空談科學的良好風尚。
生物化學與藥理學相接壤的藥物化學，尤其是中草藥化學，也是自二十至三十年代發達起來的一個領域，研究成果頗令世人注目。幾千年來，中國人民一直是用草藥治病，但自清朝海禁大開以後，西藥大量湧入，以其藥效高的特點逐漸取代了國產藥材。然而，西方的化學家和藥物學家，卻對中藥產生興趣，他們用化學方法提煉出其中的有效成分，從而證明了某些中藥的作用強于許多西藥，而中藥之所以有時藥效不強，是由于未經提煉致使有效成分不高。協和醫學院成立後，這項研究最初由藥物化學家黎德（Read）教授傳來中國。1924—1925 年，陳克恢從麻黃中提取麻黃素用于治療。這種藥曾由西人用狗作過試驗，陳克恢首次用人作試驗並取得了成功。這項工作發表以後，頓時名聞世界，陳克恢被美國里耳利（Lillie）制藥公司以重金聘去，專為該公司進行研究。同時這項研究的成功在國內也引起很大反響，更多的有識之士開始對國產藥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學結構進行研究。協和醫學院在這方面是研究時間最長、成績最顯著的。
實際上，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國內運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首先對中草藥進行系統研究工作的，還是在協和醫學院工作十余年、後任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所長的趙承嘏（1855—1966），他是最早對中藥里所含生物堿進行分離的化學家。他在1926 年發表的關于麻黃素研究的論文，是中國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草藥的最早的論文。他研究了延胡索、貝母、三七等30 多種中草藥的化學成分，得到了許多新生物堿結晶，其中有些被發現具有較強的生理或藥理作用。例如從延胡索中分離出的延胡索素乙、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球冠素相似的作用，延胡索素乙在臨床上可作為鎮痛、鎮靜劑使用。在趙承嘏之前，提取植物有效成分一般均用乙醇浸泡，這樣所得的粗提物成分複雜，不易進一步分得結晶單體。他根據生物堿的性質，采取堿磨苯浸的方法，使粗提物成分趨于簡單，減少了進一步分離單體的困難。他用自己創造的一套方法，往往從一種植物中分出多種結晶，單是從延胡索中就分得了13 種生物堿結晶；並且能從他人已詳細研究過的中草藥里分離出新的成分。到1949 年為止，他在國內外有關刊物上共發表了論文50 余篇。對中草藥的研究，開辟了中國化學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自1935 年以後，中國化學家們不再僅僅滿足于中藥的分離和精制，而且從事其結構式的研究以及合成。在這方面，黃鳴龍（1898—1979）的工作開創了中國化學家研究生物堿的構造的先例。他通過結構研究，證明趙承嘏由延胡索分出的13 種生物堿有3 種與前人研究相同。從此，中國化學家對中草藥有效成分的研究逐漸走上了正軌。
除了中草藥等天然藥物之外，中國化學家對于藥物合成的貢獻也很多，例如維生素、性激素、磺胺類藥物與青黴素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國化學家參與其中。1942 年汪猷（1910—）進入上海丙康藥廠擔任廠長和研究室主任，致力于針劑制造和磺胺類藥物的合成。1944 年他偶然得知國外發現了一種特效的、從黴菌中培養出來的抗生素，于是他開始學習微生物學、發酵等方面的知識，以求在中國開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經過幾年的研究試驗，他終于分離得到了一種新的抗生素——桔黴素，論文于1947 年在美國《科學》上發表後，美國一家通訊社從舊金山發出電訊，報道中國的化學家制成了一種青黴素菌族抗生素的消息。1947 年9 月他應聘參加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的工作，此後繼續研究桔黴素，帶領幾位青年助手，使雙氫桔黴素的化學及其抗生素作用的機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這項研究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2.有機化學。
除了生物化學以外，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中國發展最迅速的就是有機化學領域。中國化學家研究有機化學的人最多，成就和貢獻較大，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當時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複雜的天然化合物及其類似物的合成，因而在有機機理以及立體化學方面的發展尤為迅速。
1933 年，在德國哥丁根大學工作的莊長恭（1894—1962）氧化分解麥角甾得到了原-別-膽基酸，證明當麥角甾（或甾醇）受到氧化分解時，鏈的破裂是在第24 個碳原子上發生的。這是中國有機化學的先驅性工作，對于當時的多環化合物化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薩本鐵是中國化學家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最初的工作偏向于制備各種酯、測定它們的物理常數如沸點、比重、折光率等，然後再制出這些酯的苯腙和縮氨基脲。後來，他又開始進行各類有機化合物的鑒定工作，用各種試劑制成各類化合物中代表物的衍生物來進行鑒定，例如用肼衍生物對氯苯肼來鑒定醛和酮，用三硝基苯間二酚（收斂酸）來鑒定萘、蒽等。他每年都要用這種方法鑒定出數十種化合物，成績斐然，因而在這方面成為國際上的權威，得到了西方化學家的推崇。
嘧啶化合物是較早在中國得到研究、並且成就頗豐的一個領域。紀育灃（1899—1982）在1920 年代就隨同國際嘧啶化學權威約翰遜（T.B.Johnson）作研究，回國後繼續在這方面作了不少擴展工作。不論是在雷斯德醫學研究所，還是在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北平研究院藥物所，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在這一領域，40 余篇研究論文中屬于嘧啶類研究的占二分之一多，它們大都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和尿素或硫脲作用，以制得嘧啶的羥基衍生物尿嘧啶，從而制備氨基衍生物胞嘧啶，或者制成硫氰基衍生物而研究其重排反應。他的論文中有許多都記述嘧啶的硫氰酸衍生物加熱重排成異硫氰酸的反應，還提到嘧啶環中的酶硝酯重排現象。1920 年代以前，嘧啶化學的研究在中國沒有任何基礎，紀余灃雖然也同中國大多數化學家一樣，研究途徑與方法大都遵循國外，但他所采用的新的合成方法和步驟，使中國尚處于草創時期的嘧啶化學的研究水平並不遜色于國外。
1937 年，袁翰青由于對聯苯化合物立體化學的研究作出成就，榮獲了荷蘭皇家學院頒發的范霍夫紀念補助金，這是為紀念物理化學家范霍夫而設立、專門獎助各國青年化學家的。袁翰青早在美國留學時就開始了聯苯的立體化學研究，回國後在中央大學任教，並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他與合作者首次拆解了理論上可以拆解、但尚無試驗證明的2，2’，4，4’-四溴聯苯酸，得出兩種旋光異構體；還首次制得了N-苯磺酰-8-硝基-甘氨基酸並進行了消旋速度的測定。三十年代末，他提出根據締合因素的不同來測定α-、β-或順、反兩種幾何異構體的新方法，這是由于締合因素與氫鍵有關，β-式分子式內部能形成氫鍵，而α-式則不能，因而β-式的締合因素小于α-式。締合因素可用冰點降低法來測出，由此就可鑒別順、反或α-、β-二種構型。這種方法適用于某些含有給電子原子的圬或腙類化合物。袁翰青用這種方法檢查了若干個已知有幾何異構體存在的化合物，結果很好，從而證明他的氫鍵理論是正確的。袁翰青的工作，為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940—1943 年，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工作的黃鳴龍，利用從藥房買來的驅蛔蟲植物藥山道年，進行山道年及其同類物的立體化學研究。這樣，在戰時簡陋的條件下，他發現了變質山道年的四個立體異構體可以在酸堿作用下成圈地轉變，這在立體化學上是個前所未有的發現，因而引起了當時國際上許多著名有機化學家的重視， 有機化學大師武德沃德（R.B.Woodward，1917—1979）等人還參與了有關的研究。這項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通過分析、推理而得到的發現，為以後國內外學者解決山道年及其同類物的絕對構成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有機化合物的合成和結構測定上，當需要將醛類或酮類的羰基還原為次甲基時，常常要用到開息納-武爾夫（Kishner-Wolff）還原法，但是此法要用封管和金屬鈉，以及難以制備、價格昂貴的無水水合肼，而且在應用此法時如果有極少量的水分存在，就會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副反應。雖然國外有人進行過改良，但效果不顯著。1946 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工作的黃鳴龍對此法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進。經他改良，反應過程中先蒸去水分，然後回流加熱，這樣就可以用普通的85％水合肼代替無水水合肼，用氫氧化鈉代替金屬鈉，從而使還原程序簡化，產量大幅度提高，得率可達95％。黃鳴龍還對這種方法的范圍作了許多研究，可以用來合成女性激素雌酚，還可用于甾體化合物中還原酮基得到80％的正常還原產物，對某些含內酰胺基的酮類化合物也能正常地還原。黃鳴龍改良的開息納-武爾夫還原法在國際上得到廣泛應用，並寫入各國有機化學教科書，簡稱為黃鳴龍還原法。
如前所述，在中國的化學研究初創時期，一大批優秀的有機化學工作者以他們豐富的研究成果，緊緊追趕著世界化學前進的步伐，有的對西方化學家的工作作出了創造性的發展，有的提出了最新的學說和實驗方法，同時，還有為數不少的人是在研究如何把化學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實踐。清華大學的高崇熙，以北方特產大麻子油為原料，先後制得了辛醇、酉二醇、庚醇、辛胩、丙二酸庚酯、癸酸乙酯、溴庚烷、十一烯酸、壬二酸等等，這種利用中國資源、大量制備純淨有機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對于促進中國的有機化學研究，是一個不小的貢獻。1934 年，他還同金開英、曾昭掄等人一道，在北平設立了“中國化學材料實驗室”，專門制備各種特殊有機藥品及分析藥品，供各大學和研究機關使用。抗日戰爭開始，後方化學試劑極度缺乏，高崇熙又從精制三酸為起點，研制化學試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戰爭導致進口試劑來源中斷所造成的損失。
要追溯近代化學在中國創立的曆史，就必須提到一個在化學諸多領域成績卓著的人——曾昭掄。1926 年，他在美國以《有選擇的衍生物在醇類、酚類、胺類及硫醇鑒定中的應用》一文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他繼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用低級醇制備鹵代烷、以肟類在醇溶液中還原來制備胺類、在不同條件下制備谷氨酸、它們與胺類和銨鹽的作用以及d-谷氨酸的轉化作用、有機金屬化合物的性質、醌的一元肟水解成醌、合成甘油酯等等。他與合作者共同合成的對-亞硝基苯酚，後來被載入了有機化學詞典，為國際化學界所采用。另外，他還和孫承諤等人提出了一個計算化合物沸點的公式，制出一個化合物的沸點與所含原子半徑有一定關系，若求某化合物的沸點，只須將各原子半徑代入即可算出，同時他們還提出了計算二元酸和脂肪酸溶點的公式。在有機化合物的元素檢出和測定方法的研究及改良方面，曾昭掄也作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研究，經他改良的Mul-liken 熔點測定儀曾在中國各大學普遍采用。曾昭掄及其合作者的工作，代表了當時中國有機化學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為世界化學界所重視。更重要的是，他處處大力提倡科學研究的精神和行動，對中國近代化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3.無機化學。
自然科學在中國建立的初期，各門學科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表現在研究工作上則更為突出。對于整個化學領域來說，無機化學的發展就屬于比較遲緩的，研究工作無論是在質量還是在數量上，都遠遠比不上生物化學和有機化學。但這並不等于說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沒有無機化學，中國的化學工作者在這方面所做的為數不多的工作，為中國的無機化學事業播下了種子，起了開拓性的作用。
貝采里烏斯（JonsJacobBerzelius，1779—1848）于1818 年由兩元素直接合成了Se2Cl2。後來他的方法經六次改進，都認為產物遇水分解，不得與水接觸。1925 年高崇熙試驗了8 種新方法，證明Se2Cl2 可在含70％的水的體系中制備出來，產率為90％。這一結果，得到了無機化學界的稱贊。不久後，高崇熙用同樣方法制得了Se2Br2，並測出了它的沸點、熔點、密度和折射率等物理性質。此後，他及其合作者又陸續精制出Cu、Zn、Mn、Co、Ni的硒酸鹽和苯胺絡合物，還用浸液折射計法測定了硒酸銅從0 到40℃的溶解度。這一系列創造性的工作，對硒及其化合物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32 年，戴安邦（1901—）發表了“氧化鋁水溶膠的本質”的博士論文，以配位化學的觀點闡明了氧化鋁水溶膠的組成、性質、結構和生成機制。這是中國較早從事膠體化學與絡合物化學研究的成果。自此，他對矽、鋁、鎢、鉬、釷、鉻、鐵等元素的多核配合物化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除了戴安邦的工作以外，絡合物化學的研究還取得了其他一些進展，例如硼酸溶液中加入多羥基化合物後〔H+〕或pH 值計算公式的提出、五氨一水合鈷及四氨二水合鈷的硫酸鹽的組成隨硫酸濃度而改變的研究等等。這類研究雖屬鳳毛麟角，但在化學研究剛剛開始的時候，已是實屬不易了。
在西方，對重水的研究肇端于三十年代初期，1931 年發現重氫，1935年重水投產。而在這時，中國尚無重水的生產，自然更談不上研究了。1935年，在德國學習的張青蓮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溫度狀態圖，1936 年又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論，這是中國學者在國外作出的又一項重要成果。1937 年張青蓮回國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鑒于當時國內不能生產重水，因而帶回了少量重水，以便繼續進行研究，即使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也沒有停止過。四十年代，張青蓮與其合作者進行了兩次重水熱膨脹的精密測量，所得結果與國外研究非常接近。這是中國重水研究中頗為出色的一部分工作。他還研究了重水的Laindler 反應，證明這種反應在重水中的速度比普通水中更快；對D2H2 與HI 的反應速度的研究結果也是如此。1949年，張青蓮等人以鉑為陰極，在室溫時電解含有氫氧化鈉的重水稀溶液，求得了氕氘的分離因素，從而證明了Eyring-Glasstone-Laindler 超電位理論（即氕和氘在陰極上的超電位不同）。這些工作構成了草創時期的中國同位素化學研究。
1949 年以前，在無機化學方面，純粹無機化學范圍內的研究寥寥無幾，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無機化學應用方面，也就是無機工業原料和方法的研究，其中有對四川自貢的鹽、山東博山的陶土、浙江富陽的礬等物產的分析與開發，以及侯德榜對酸和堿的研究，等等。
無機化學應用方面的工作除了前述的以外，還有潘履潔關于電解電鍍的研究和抗戰期間對活性炭制造的研究，也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從三十年代初開始，潘履潔對銅、黃銅、鎳、銀、鋅等金屬的電鍍作了多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如尋找銅電鍍液中Cu、游離氰基以及Na2CO3 的最佳摩爾數比、繪制可省去計算麻煩的控制和調節鎳電鍍液pH 值的圖表等。潘履潔的工作，代表了中國三十年代電解電鍍研究的水平。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的化學工作者深感國防化學的重要，不少人開始關注于軍用物資的制造。在一二九的淞滬之戰中，日本人使用了煙幕，因而上海方面的化學家對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臨時趕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線。這場戰爭刺激了對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從實驗室擴展到了工業生產。軍政部應用化學研究所、實業部中央工業實驗所、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都先後開始了這項研究。其中軍政部應用化學研究所首先用化學活化法獲得了成功。北京大學的研究結果認為活化時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產量而無損于質量。然而，對活性炭的研究始終未能工業化，五六年後更是銷聲匿跡了，因而政府所辦的防毒面具廠仍不得不購買德國制造的活性炭。抗戰期間，中國化學家在用土法研制軍用化學物質如火藥火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實用價值的成果。
4.物理化學。
從1877 年德文的《物理化學雜志》創刊時起，幾十年來，在化學各科中物理化學的發展是最為迅速的。然而在中國，由于人們羨慕的是西方工業的發達，因而更加崇尚科學的應用，而往往忽視了純粹的理論學科，這就使物理化學這門需要非常精密的實驗儀器和同時具備深厚的數學、物理學功底的研究者的學科，在中國難以得到長足的進步。據統計，1931—1940 年的10年間，美國《化學文摘》所摘錄、以及《中國化學會會志》和《中國物理學報》所發表的中國學者在物理化學方面的論文，是前10 年的5 倍多，而其中在國外完成的論文則約占總數的近三分之二。物理化學是近代化學中的基本學科之一，中國在這一領域的起步雖然較遲，發展較緩，但還是有一些工作出類拔萃，為世界化學界所關注，同時也為化學在中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1929 年，傅鷹（1902—1979）在美國發表了《矽膠自溶液中吸附問題》的博士論文。著名的屈勞倍規則認為，吸附量隨溶質（同系物）碳氫鏈（CH2數目）的增大而有規律地增加，然而在傅鷹的論文中，他卻以二氧化矽水解制得的純淨矽膠自四氯化碳溶液中吸附低級脂肪酸的同系物，證明吸附量的順序為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屈勞倍規則可以是完全顛倒的。在當時這是一個罕見的結果。此外，在這篇論文中，他還提出矽膠能強烈吸附堿，吸附的順序為LiOH＞NaOH＞KOH＞NH4OH；但只能吸附少量有機酸（10 種），不能吸附無機酸（4 種）。同時，他還測定了這14種有機酸和無機酸的水解吸附。這篇論文對影響溶液吸附的各種因素（包括溶質、溶劑和吸附劑表面三者的性質）所作的有指導意義的分析，已成為吸附理論的組成部分，有不少學者多次引用這一論文的結果，並認為其結果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另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學習期間，傅鷹在仔細考察潤濕熱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一種用潤濕熱測定固體粉末比表面的化學方法，這在當時也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與著名的B.E.T.氣體吸附法相比，這項工作要早八年，而且不必假設吸附分子的面積，在許多膠體化學的經典著作中都對這一方法作了介紹。這些工作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肯定。
作為物理化學內容之一的電化學研究，在中國是一個極少引人注意、發展遲緩的分支學科。各大學的課程表中列入了電化學的，不論是選修還是必修，都是寥寥無幾，自然就談不上專門的實驗課了。然而即使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學者也有較為出色的工作。早在1919 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劉樹杞（1890—1935）就完成了很有價值的《從鉻酸鹽廢液中電解再生鉻酸的連續方法》的博士論文。用這種方法，能將有機物銷毀而將鉻酸和硫酸回收，在回收有用物質的同時減少了環境汙染，因而在學術價值和實際應用兩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經應用後頗受廠家歡迎，並申請了美國專利。直到四十年代，劉樹杞這一博士論文的結果，還在一些學者的專著中被引用。他是中國最早研究鍍鉻的人。1929 年，劉樹杞再度赴美後很快完成了《電解制造鈹鋁合金》的著名論文。鈹鋁合金具有質量輕、強度高、抗腐蝕等許多優良特性，隨著航空工業、機器制造工業的飛速發展，它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新型材料，但很多年來，化學界普遍認為它的制造問題很難解決。因此，劉樹杞的成功研究，成為當時化學界公認的卓越發明，並在美國商部注冊，歐美的學術刊物和報紙爭相報道。劉樹杞深深地了解中國富藏各種金屬，他選擇制造鈹鋁合金及電解取鎢、取鋁等項目，就是力圖通過自己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國的資源，以解決國際民生的大問題，他親自籌劃和安裝的中央大學熔鹽電化學實驗室、主持建設的北京大學電化實驗及科研室，都是中國最早進行專題實驗和科學研究的場所。
1934 年，黃子卿（1900—1982）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從事科學研究，致力于三相點的測定工作。水的三相點是熱力學研究中的重要數據，而當時並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精確數據。黃子卿精心設計了實驗裝置，運用簡單的儀器，經過長達一年的反複測試，終于測得了當時最精確的水的三相點，即0.00981℃，為熱力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標准數據，受到科學界的重視。其後美國國家標准局組織人力重複驗證這一數據，所得結果與黃子卿的測定值一致。從此，黃子卿測定的三相點被公認為國際上通用的標准數據。三相點是溫標研究中必須的幾個標准點之一，沒有准確的三相點數據，會使熱力學的理論計算受到影響。因此，三相點的精確測定不僅推動了當時的熱學計量工作，而且對熱力學和物理化學的發展都具有意義。黃子卿由于三相點的精確測定，被選入1948 年美國所編的世界名人錄。直到1954 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溫標會議，還再次確定黃子卿測定的數據，並以此為標准確定絕對零度為—273.15K。四十年代以後，黃子卿又專注于溶液理論的研究工作，1947年。他在“間-硝基苯甲酸在水中的溶解度鹽效應”一文中，對電解質溶液中離子-溶劑、離子-離子間的相互作用問題，提出了新看法。此後他一直對這個課題不間斷地做研究工作，他的論文逐漸受到國內外溶液理論工作者的重視。1964 年，一位德國學者就在其博士論文中引用黃子卿的鹽效應理論，來解釋自己的實驗結果。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並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在黃子卿測定三相點的同一年，還有一位中國學者也在物理化學領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績，孫承諤與美國化學家合作，發表了有關活化能計算結果的論文。1976 年，在美國化學會百周年紀念時發表的“物理化學一百年”專文中，還將此列為百年成就之一，稱之為“曆史上第一個相當准確的計算，並用現代精確實驗證實”。在當時，孫承諤是國內最年輕的一位化學家，在美國留學時先是從事偶極距的測定，後來又致力于量子化學的計算，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仍然從事這兩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不少論文，深受化學界前輩的器重。
早在1928 年赴美留學期間，李方訓（1902—1962）注意到Grignard 試劑在乙醚溶液中的電輸現象有著出乎意料的結果。Grignard 反應作為有機金屬化學方面的一個重要反應，當時雖已應用，但對其機理還未闡明。李方訓從這個異常現象出發，開創了Grignard 試劑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質的研究，並首先在世界著名期刊上發表了多篇這方面的論文，對了解Grignard 試劑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機理作出了貢獻。抗戰期間，他系統地對溶液中離子的性質這個物理化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連續發表了有關離子的水合熱、水化熵、離子的表觀體積、等張比容、離子的極化和半徑、離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幾十篇論文，為國際化學界所公認，被許多中外專著所引用，從而取得了優異成果。1947 年，他代表中國化學會出席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會議並提交了論文，還出席了英國化學會成立一百周年的慶祝大會。會後他應邀到英國和美國講學，講學期間，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論方面的卓越貢獻，美國西北大學于1948 年特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並贈予象征已打開智慧之門的金鑰匙。
自從1931 年玻爾（NielsBohr，1885—1962）應用量子理論解釋原子光譜以後，光譜學研究迅速發展起來，從原子光譜擴展到雙原子分子光譜，進而到複雜的多原子分子光譜，于是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分子光譜學。二十世紀的前一二十年里，中國幾乎沒有人從事分子光譜學的研究，進入1930 年代後，研究之風驟起，而且是在緊緊追隨著世界的研究趨勢，甚至于出現了在所發表的物理化學方面的論文中以分子光譜的為最多的局面。當然這其中物理學家所做的工作居多，但作為中國分子光譜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的吳學周（1902—1983），他的貢獻是非常突出的。1933 年，吳學周由德國歸來，在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任研究員，他先後帶領柳大綱、朱振鈞、武遲、張滂、朱晉锠等人，開展了分子光譜學的一系列基礎性研究，取得了許多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國《物理化學雜志》、《中國化學會會志》、德國《物理化學雜志》、英國《化學雜志》等刊物上共發表了16 篇學術論文。在吳學周的數十篇分子光譜論文中，有20 多篇影響較大。通過這些工作，他發現了一些新的光譜帶系，解決了多原子分子的一些重要結構和化學反應機理等問題，在1930 年代，分子光譜理論和實驗技術尚處于創建初期，這些開拓性工作，對發展量子學說的物質結構理論，創建物理化學的分子結構學科，作出了很大貢獻，在國際上也處于領先地位，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推崇，在某些方面至今還為人們所引用。
5.分析化學。
在化學的各門分支學科中，分析化學的發展最為遲緩，最初它被看作僅僅是一種工具學科而不受學者們的重視。而在中國，這種偏見也不是絕無僅有的，它導致了近代中國萌芽時期分析化學研究工作的數量稀少，質量也較其他學科遜色。
王琎是中國近代分析化學的開創者，1923 年他在分析五銖錢的化學成分時，首先對分析方法的准確度進行了研究，這在中國化學界是屬于開創性的。他用半克重的古錢樣品進行定量實驗，而後又將純的銅片、錫塊、鋅粉、鉛粉按普通古錢的比例配成混合物進行化驗。用這種方法分析古錢，能得出較為准確的結果。1927 年，王琎采用化學分析方法，對南京水源進行化驗，通過對長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錢塘水中的化學需氧量、氨態氮、蛋白氮、亞硝態氮和硝態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飲用水的研究報告，這是中國最早的關于水質分析的研究報告。
要回顧中國分析化學初創時期的曆史，就必須要提到韓組康（1894—1968）的工作，他是中國科學家中少數幾位未留過學中的一個，但他不僅在國內有一定影響，在國際上也享有一定聲譽。他在美國化學雜志上發表的鉻礬中氧化鉻的碘量法測定（1929）、一種化學調味品谷氨酸鈉（1929）、用聯苯胺測定醋酸鉛中的醋酸（1931）、氫氧化鈉溶液中碳酸鹽含量的容量測定法（1932）、Warder 碳酸鹽測量法的改良（1934）、用乙酰化作用測定在香精油中的乙醇（1940）等十幾篇論文，得到國際上的公認，有的被再版，有的被許多著名學者收入教科書、手冊或專著中，是世界名著中最早引用的中國分析化學家的工作。他還設計了不少分析用儀器，如氫氧化鈉、氯化亞鈦等不能與空氣接觸的標准溶液用的滴定儀器、蒸發液體或驅逐氣體用的玻璃棒，以及容積小于50 毫升的標定溶液時用的吸管。值得一提的是，從1924年起，他用自己的工資積蓄，逐漸買了一套實驗儀器和化學藥品，在上海北四川路1065 號家中裝置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分析化學實驗室（包括當時較先進的比色計和酸度計等）。他的許多論文就是在這個家庭實驗室中完成的。1934年他因病沒錢治療，才把實驗室賣掉。在歐洲，十八至十九世紀時有很多科學家自己建立實驗室，而在中國，韓組康是唯一在自己家中設實驗室的化學家。
對于定性分析的研究，中國化學家的貢獻是很大的。早在100 多年前，陽離子分析就已經有了系統的分組，比較完善了，但陰離子的分析系統卻始終沒有較好地建立起來。在這方面，趙廷炳做了很多工作。他將26 種普通陰離子，根據其鈣鹽、鋇鹽、鎳鹽及銀鹽的溶解度不同，分為了六組。使用這一系統分析陰離子，便可像陽離子一樣有條不紊，取得較為滿意的結果。當然趙廷炳的這一方法並沒有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我們今天所采用的陰離子分析系統，就是在這一方法的基礎上屢加改進而形成的。
在稀有元素的分析方面，1934 年高崇熙和張青蓮提出應該把錸元素加進去，使錸離子在碲組中沉澱析出，然後用雙錐正交晶體RbReO±4 顯微法加以鑒定。早在1925 年，德國化學家就發現了錸，但在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統中，卻一直沒有把錸列入，因此，高崇熙等人的工作，是對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統的一大補充和完善。另外，他還研究了以對甲基水楊醛肟作為銅的鑒定劑，創造了一種新的鑒定方法。
1939 年在德國亨尼希米德（Hoenigschmid）實驗室學習的梁樹權（1912—），發表了博士論文《鐵原子量的修訂》。他是用定量分析方法來測定鐵原子量的，先制備極純的鐵（光譜純）和溴，然後合成溴化亞鐵，以比濁法和重量法測定FeBr2∶Ag∶AgBr 的比例，從而求得鐵的原子量應為55.850。這一結果與質譜儀所測值相吻合，于是在1940 年正式為國際原子量委員會所采用，並且沿用多年。
綜上所述，由于協和醫學院的努力，生物化學與生理化學在中國發軔較早、發展較為迅速，同時成績也較為顯著。除此之外，有機化學在1920 年代也是頗為發達的一個化學研究領域。至于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等，盡管在研究的質與量上都不如前二者，但它們在中國都同樣是從無到有，一齊構成了中國的完整的化學學科體系。
第六十章地學第一節留學生與近代地學思想的傳入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後，中國地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傳統地學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進的地學理論則被全面地介紹到中國，推動了中國近代地學的進步。在當時地學界影響較大的《地學雜志》于1921 年開始刷新內容，計劃介紹西方的地理學理論以及地理學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學代表作在本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如亨丁頓的《人生地理學原理》、弗爾格里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辛普爾的《地理環境之影響》、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馬東的《自然地理學專論》、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①。而這一時期對近代地學理論傳播貢獻最大的，應屬中國第一代地學人才，其中多數為歸國的留學生。
這一時期留學生學成回國，促進了西方地學理論的全面介紹。留學生回國後，深感中國地學的發展遠遠落後于西方，于是他們一方面通過翻譯國外地學名著，另一方面發表論著、論文介紹西方地學研究概況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學生回國後，多數從事地學教育，培養出了新一代的地學人才。更有一些留學生推動了中國與國際地學研究的合作。
章鴻釗于1911 年從日本學成回國，他在《地學雜志》上先後發表了《世界各國之地質調查事業》、《中華地質調查私議》、《調查地質咨文》等文章，這些文章對中國近代地質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丁文江1911 年從英國留學歸國後，與章鴻釗等人合作創辦了地質調查所。他還積極倡導並參加野外考察，並培養出象謝家榮、葉良輔、譚錫疇等一批優秀的地質人才。翁文灝于1912 年從比利時學成回國。早期執教于地質研究所、地質調查所，曾參與了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地理學會以及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創辦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紹大陸漂移學說的中國學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國留學，並于1920 年學成回國，就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為培養新一代地質人才作出了貢獻。還有王寵佑、朱家驊、謝家榮、葉良輔、楊鍾健、孫云鑄等人，他們作為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對近代地質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本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學主要理論均被介紹到中國。如地理環境決定論、馬爾薩斯人口論、各種政治地理學說、人文地理學說、工業區位論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氣候分類學說和台維斯的地貌侵蝕循環說等，多數都是通過留學生傳入中國的。竺可楨于1918 年從美國學成歸國。從二十年代開始先後發表《地理教學法之商榷》（《科學》，1922）、《何謂地理學》（《史學與地學》，1926）、《地學通論》（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等論文、論著介紹西方地理學理論，探討地理學科的性質、內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楨等人編譯的《新地學》一書出版，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近代地理學的理論和研究概況。此外他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創建了東南大學地學系，培養了新一代的地理學人才。又于三十年代與翁文灝、胡煥庸等人共同創立了中國地理學會。黃國璋1928 年從美國學成回國，先後在中央大學、清① 參見楊文衡主編：《世界地理學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491 頁。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西北聯合大學任教，培養了大批地理學人才。他還發表了《紐約美國地理學會概況》、《爪哇農業地理見聞撮要》、《我國國防與地理》①等介紹近代地理學知識。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許多留學生，如林超、王成組、塗長望、任美鍔、李旭旦、徐近之等在傳播近代地理學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① 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曆代地理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460 頁。第二節地學團體、機構與地學刊物在近代地學思想的影響下，一些有識之士倡議成立地學團體以推動近代地學在中國的發展。1909 年，中國地學會在天津成立，第二年創刊了《地學雜志》。民間學術團體和刊物無疑加強了近代地學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地學研究的深入。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設置地學研究機構。1912 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礦務司下設立了地質科，1913 年改為地質調查所。政府的重視從人力和物力上保證了野外考察和地學研究工作的進行。
二十年代以後，地學團體與機構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進一步促進了近代地學的繁榮。1922 年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成立，創刊了《中國地質學會志》（1952 年改名為《地質學報》），1936 年創刊了《地質論評》；1924 年，中國氣象學會在青島成立，並于第2 年創刊了《會刊》（1935 年改為《氣象雜志》，1941 年改為《氣象學報》）；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氣象研究所；1931 年，中華地學會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創刊了《地學季刊》；1934 年中國地理學會在南京成立，創刊《地理學報》；1934 年禹貢學會成立，創刊《禹貢》半月刊；1936 年地理教學研究會和邊疆研究會成立；1940 年在重慶建立了中國地理研究所。此外與地學關系密切的學會還有：1929 年成立的古生物學會、1933 年成立的中國植物學會、1945 年成立的中國土壤學會、1947 年成立的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等等。這些團體和機構多以傳播近代地學理論、推動中國地學研究的深入為目標。他們出版地學刊物，發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並對地學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展開了討論。
中國地質學會會章中規定學會的宗旨是“促成地質學及其相關科學之進步”。學會不但出版地質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開學術會議，交流學術論文。學會不但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而且還有它自己的會徽和會歌。《中國地質學會志》主要刊載會員的調查報告及會議上宣讀的專門論文，《地質論評》涉及范圍廣泛，包括論文、報告、書評、新聞等與地質學相關的內容。從1925 至1945 年，學會還先後設立了葛氏獎章、趙亞曾先生研究補助金、丁文江先生紀念獎金、學生獎學金和許德佑先生、陳康先生、馬以思女士紀念獎金等5 種獎章和獎金，主要用于鼓勵對地質學、古生物學等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①。中國地質學會對促進中國近代地質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中國氣象學會的宗旨是謀求氣象學術的進步與測候事業的發展。抗日戰爭前，學會每年召開學術會議。在具體工作過程中，學會還提倡收集氣象諺語（農諺）、協助其他單位籌辦測候所、代辦並檢定觀測儀器等，學會還曾一度設立了氣象科學獎金，以促進中國氣象事業的發展。
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出版了《地學季刊》。在《地學季刊》的發刊辭中明確指出“惟自來言地學者，多偏重記載..而于人地相應之故，置之不論。于是所謂地學，遂無異于地名辭典”。雖然《地學季刊》只出了2 卷8 期，但因為其宗旨是為了研究地學“如何改造之途徑”，為了“發展地學”，因此《地學季刊》在翻譯、介紹國外地學研究概況、新的地學理論，以及發表中國學者對地學研究方法的探討和最新地學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時代的前列。
中國地理學會也是一個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全國性學術團體。在① 參見王仰之：《中國地質學簡史》，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版，第182 頁。《地理學報》創刊號“本會發起旨趣書”中提出“欲與氣象、地質學會鼎足而三”。學會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資料，傳播地理知識，從考察、講習、討論、出版諸方法以達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學術團體和機構外，當時還有許多專門從事地圖和地學著作的出版機構，如東方輿地學社、世界輿地學社、大陸輿地社、亞光輿地學社、亞新地學社等。這些出版機構在中國近代地學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像亞新（輿）地學社不但出版地圖和地學著作，還組織出版《地理集刊》，組織編撰《亞新輿地叢書》。社長鄒新垓在叢書序言中指出：出版叢書是為了“地學理論之闡明，新知之介紹，名著之翻譯，調查報告之發表”，可見這些機構也推動了中國近代地學的發展。
第三節近代高等地學教育本世紀二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地學高等教育發展時期，全國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學系科，從而使中國的地學教育有了質的飛躍。各大學地學系在傳播近代地學思想和培養中國近代地學研究人才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13—1916 年，地質研究所培養了20 多名地質人才，“地質研究所學生畢業之日，即我國地質調查事業發軔之時”①。1915 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設立文史地部，1921 年改為東南大學，設立地學系，系內設有地理、地質、氣象三個組，1928 年改為中央大學，1929 年設立地理系，1930 年設立地質系。1917 年北京大學開辦地質學系。1921 年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史地部為史地系，1923 年該校改名為北京師范大學，1928 年史地系改名為地理系。1924年廣東大學設有地學系。1925 年清華學堂改名為清華大學，1929 年設立地理系，1932 年改為地學系。此外浙江大學、東北大學、蘭州大學等也先後設立地學系，培養了不少地理學人才。
地學系不但培養了大批人才，還創立了地學團體、出版地學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學史地社會學研究室創立了大夏史地學會，出版了《史地叢刊》（1934）；1919 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地部二年級學生成立地學研究會，1920 年改組為史地研究會，創刊《史地學報》；1932 年以南京大學地理系教師為主，成立人地學會，1928 年創刊的《地理雜志》（後改名為《方志月刊》），編輯出版《人地學叢書》。
由于地學教育的發展，這一時期還發表了許多有關近代地學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優秀的地學教材。如胡煥庸的《改進大學地理教育芻議》、張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標》和《地理學與大學教育》、白眉初編《最新民國地志總論上·地文之部》、竺可楨編《地學通論》、王華隆編《自然地理》等。這些文章和教材無論從理論上，還是資料上都有較高的學術水平。解放前，絕大多數地學人才是靠高等地學教育機構培養出來的。這些人後來在地學教育及地學研究中，均作出了貢獻，成為中國近代、現代地學發展的開拓者，並為新中國建立後地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① 王仰之：《我國早期的地質教育》，《中國科技史料》1982 年1 期。第四節中國近代地學的主要成就（一）地學理論1.定義。
由于許多學科不斷從地理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學者產生了一種危機感，產生了地理學本身能否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問題。這促使地理學家們開始探討地理學的對象、性質和范圍。這種探討促進了中國地學理論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學之解釋》（《地學雜志》，1922，1）一文中指出：（1）地理學為研求地面自然現象真象之學問；（2）地理學為研究地面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關系之學問；（3）地理學為綜合的科學。竺可楨也曾專門著文闡述《何謂地理學》①。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國學者台維斯（Davis）的觀點：“地學者，乃研究地之一種科學，尤其是研究地與人間關系之一種科學。”周立三在《地理學的對象及其任務》②中則提出地理學的對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觀，地理學的任務是地域個性之認識。並總結說：“地理學乃是以地域之觀點，將紛然雜陳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據其形態性質，機能及配列，分別歸納成各種統一而綜合之景觀，就各景觀之分布范圍，考察其內部之相互關系，再與其他區域作比較之研究”。李長傅著文《地理學本質論》，列舉了許多西方著名學者對于地理學所下的定義，最後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地理學是對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諸現象之分布，作系統的觀察，且究明其相互關系與現象分布之因果”③。任美鍔也認為地理學“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種科學”。李春芬也在《現代地理學與其展望》④一文中指出：“地理學是地域辨異的科學，它的對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現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聯系並從中研究地域差異”。當時對于地理學的定義並沒有形成一種共識，早期學者多強調地理學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認識到了地理學是一門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綜合科學，已有學者明確指出了地理學應“以自然科學為立足點，以社會科學為觀察點”①，並強調了人地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後期學者多強調地理學的區域特性，強調地理學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值得肯定的是，多數學者已經認識到了地理學具有綜合性和區域性這兩個主要特點，並且在對地理學的定義中揭露出了地理學的整體本質，這也是地理學區別于其他科學的關鍵所在。對地理學定義的探討影響著地理學的研究方向，當時地理學的研究向著通論和專論兩個方面發展。
2.研究方法。
中國學者深感傳統“中國地理學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經驗的地理學，而沒有理論的地理學”，指出正是這種研究方法阻礙了中國地學的進步，紛紛倡議用新的科學方法進行地學研究。許多學者認識到“地理學近幾十年在西方的進步，重要的不在乎擴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張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學的4 條新途徑：（1）從通論到方志。即首先探討① 《史學與地學》1926 年第1 期。
② 此篇文章寫于1929 年，發表于《地理》，1942 年第2 期。
③ 《地學雜志》1935 年第1 期。
④ 《地理學報》1948 年第1 期。
① 張淪波：《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地學季刊》（1）3。
自然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再進行區域研究，使地理學成為“有本之學”。（2）從領空到領陸。強調對領空、領海的研究。（3）從國家到國際。強調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國地理，用中國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對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從知往到察來。指出了地理研究中應發揮它的預測功能，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並認為這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 點也是中國傳統地理研究中長期忽視的問題。當時對于地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主要體現在4 個方面：一是強調規律性的研究，二是強調綜合性研究，三是強調實地考察，四是強調地圖在地理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這也是針對中國傳統地學研究的薄弱環節提出的。
本世紀上半葉有關地理學的理論探討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關地理學的定義、分類、方法的探討外，還涉及到地理學在科學中的地位、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問題。這些討論無疑促使地學在本世紀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在理論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區域研究近代區域研究于本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得以迅速的發展，是與當時對區域地理研究的重視密不可分的。“區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最終目的”，這種觀點似乎已成為中國學者的共識。隨著學科分化越來越細，區域研究以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綜合性研究特色而成為地學的主要內容。“區域”是近代地學傳入中國之後使用頻率最高的地學術語之一。
1.區域劃分原則的探討。
本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區劃有兩大特點。首先，區域劃分的方法、側重點不同，數目上也相距很大，對于區域劃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識。據馮繩武1946 年的統計（《地學集刊》），當時主要有：1926 年張其陶分為23 個區；1934 年葛利石（GeorgeB.Cressey）分為15 個區；李長傅分為26 個區；洪思齊分為25 個區；王益厓分為23 個區；1935 年張其昀又細分為6O 個區；1936 年斯坦普（L.D.Stamp）分為17 個區；1939 年李四光分為19 個區。其次，對劃分原則和方法的科學探討開始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紀四十年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中國近代地理學起步較晚，缺乏大型地學綜合研究機構有關，因為對區域劃分是一項綜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學各分支學科的考察研究成果為基礎。這一點當時的學者也有認識，1934 年洪思齊在《劃分中國地理區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區域劃分研究的四點困難：“（1）精密的地質、地形、氣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國各地，綜合的地理研究殊難著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難免顧此失彼。（3）地理區域之范圍必須大小適宜，蓋太大則失于籠統空泛，太小則失于零碎混亂。（4）地理區域之界線非盡清晰有定”①。
在確定區域劃分的原則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面對眾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選擇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也是眾說不一。有些學者認為應將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等量齊觀”，“以自然環境中之氣候及地形為經，以人生活動方式之差異（如農、林、工、礦等要點）為緯，提綱攜要而分之”。也有些學者側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學者認為在綜合考慮各自然要素的同時，強調交通是區域劃分時應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建議以大都會作為提綱挈領之一法。當時學者對于區域劃分原則的認識差異較大。一方面他們希望在區域劃分過① 《地理學報》1934 年2 期。
程中盡可能全面地考慮到各地理要素，同時又認識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體的劃分過程中只有側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進行區域劃分。例如洪思齊首先根據氣候和水利分為兩大區，再考慮其他地理要素劃分亞區；而馮繩武則根據地理位置將全國分為5 區，進而再劃分亞區。每位學者在區域劃分中側重點都不盡相同。隨著區域地理學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還進行了專題性的區劃研究，例如氣候區劃、農業區劃、工業區劃、植物區劃以及地質區劃等等。
2.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專區研究。
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區域研究應該為區域開發區域經濟發展服務，“俾地盡其利，人竭其力，則本區自可日漸繁榮”。要想使“俾地盡其利”就必須進行地理區域綜合研究，以便“發現地域個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區的資源優勢發展經濟。
在區域研究過程中，地學工作者注意到，區域范圍的選擇不宜過大，“若范圍太大，每以精力、時間、財力所限，不能詳加探討，便失掉了專題的用意”。因此在區域選擇上，“最好是一個島嶼、山谷、沖積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為這一類的研究，宜于精細”。因此當時多以專區性研究成果為主。許多論著，像《漢中盆地地理考察報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區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東平行嶺谷區之自然與人生》、《四川東南山地區之經濟地理與經濟建設》等都是當時優秀的專區地理研究論著。
（三）地質學1923 年，李四光在《中國地質學會志》第二卷上發表了《有助于■類專門鑒定的圖解法及其應用于華北■類研究的一些成果》，這是中國學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學論文。同年，葛利普應聘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和地質調查所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古生物專業人才。到1929 年中國古生物學會成立，地層古生物學有了很大的進展，中國古生界各系地層的存在及其在中國東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確認①。1924 年孫云鑄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古生物學專著——《中國北部寒武紀動物化石》，促進了古生物學研究的發展。
二十年代後，對礦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成果。當時對隕石、寶石、玉石的研究已達到較高的水平。1922 年章鴻釗在《中國地質學會志》第1 卷上發表了《玉石在中國曆史上之價值及其名稱》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這一時期對于碳酸鹽類礦物、黃鐵礦、錳鐵礦等礦產資源也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在岩石學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統。1934 年葉良輔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專刊乙種第1 號上發表《南京鎮江間之火成岩地質史》一文，對當時火成岩的研究有較大的影響。此外對花崗岩的岩石化學、岩體構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構造研究上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26 年李四光在《中國地質學會志》第5 卷第3—4 期上發表了《地球表面形象變遷的主因》一文，闡述了地質力學理論，引起世界地質學界的注意。1945 年黃汲清出版《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一書，闡述了地槽——地台說，並對中國大地構造特征進行了初步總結。
（四）自然與人文地理學① 參見王仰之：《中國地質學簡史》，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版，第203 頁。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說在各個領域都有進展。通論地理學有了新的進步，地理學家開始重視對自然規律、人地關系的探討，而且強調地理學的研究要為經濟建設服務。
部門自然地理學的發展更為突出，尤以氣候學、地貌學和土壤地理學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學和生物地理學方面的研究則明顯不足。地圖學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進展，無論從理論水平上還是繪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專題地圖也很豐富， 出現了地質圖、地形圖、水道圖、邊疆圖、交通圖、旅游圖、曆史地圖等。地貌學中以地形學的研究為主，而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質學家擔任的，因此他們重點闡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質構造、構造運動對地形發育的影響，而對于地形發展與整個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現代地形與現代外力過程之間的關系，則較少研究①。此外對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黃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區域地形的研究論文也很多。氣候學在本世紀上半葉發展也很快，對中國氣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氣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氣旋、氣團、季風、溫度、雨量均有論文發表。土壤地理學中對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類、土壤肥力、土壤侵蝕等也有較好的論文發表。海洋學中對海岸動態、水溫、海水運行等也有研究。中國近代自然地理學的研究不但論文數量多，而且研究也較深入。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從論文和著作數量上明顯超過自然地理學，而且又以與國家建設關系密切的經濟地理學最突出。不但理論研究和全國性、區域性經濟地理研究成果豐碩，部門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更為突出。農業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墾荒地、農業生產結構、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關系等的研究。工業地理對工業布局、工業區位也有研究。此外對礦業地理、商業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實了經濟地理學的內容。這一時期還開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邊疆地理、文化地理、國防地理、曆史地理和地理學史等人文地理學科的研究，促進了近代人文地理學的研究。
（五）地學考察具有近代科學思想的地學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傳統觀念制約了地學研究的深入，指出“試看古今中外，凡是對地理學有造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跡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學工作者們疾呼：“我國不提倡新地理則已，欲提倡新地理，當由實地考查入手。”他們不但意識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經制定了直接觀察、口頭訪問、表格調查、采集標本和攝繪影圖等5 種地理考察方法，編定了地理考察綱要。考察內容相當詳細，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質、地形、水文、土壤、氣候、植物、動物等，人文景觀包括土地利用、農業、礦藏、工業、商業、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會狀況、教育、曆史背景等內容，每一需要調查的要素下還有1 至2 級的亞類。地理考察的內容已相當全面，分類也較合理。
中國近代地學考察中，以地質學考察開始較早。早在本世紀初，地質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師生們就從事地質考察，1920 年《北京西山地質圖》的出版就是他們多年地質考察的結晶。1929 年，丁文江率領中央地質調查所的10 余名人員赴西南進行了大規模考察，繪制了地形地質圖，並于三十年代發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學考察主要由大學地理學系的師生們進行的。如1930① 參見侯仁之主編：《中國地理學簡史》，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1959 年鉛印年，第163 頁。年中山大學地理系組織的云南地理調查團對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 年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組織的云南地理考察團對西雙版納的考察和兩淮考察隊對蘇北兩淮地區的區域考察，1942 年中央大學地理系與地質系、生物系聯合組織了100 多人的川西科學考察團等等，當時主要大學的地理學系都組織了地學考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們考察實習，所以多數沒有寫出考察報告。此外，由于經濟建設的需要，政府組織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學工作者參加。如張印堂參加了為修建滇緬公路、鐵路而組織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並寫成《滇西經濟地理》一書。較大規模的地理學考察是在地理學研究機構成立後的四十年代進行的。1942—1944 年地理研究所曾兩次組織專門地理考察隊，考察漢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參加者有林超、黃國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且還寫出了富有學術價值的考察報告。
地學考察的興起，在中國近代地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為近代地學研究積累了大量可靠的資料，另一方面也改變了“足不出戶”的傳統地學研究方法，對推動中國近代地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六十一章生物學第一節生物學教育的進步1919 年的“五·四”運動，猛烈沖擊了舊的封建意識形態。一大批仁人志士在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同時，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學救國。在這股強大思潮的影響下，我國學者在生物科學方面，不斷引進了新的東西，並進行了更為廣泛的科學普及工作，使這門科學得到較快的發展。
進入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我國的高等生物學教育有了明顯的進步，一批大學出現了生物系。首先是1923 年以後，前編提到的數所高等師范均改為師范大學，然後又逐漸發展為綜合大學。如武昌高等師范進一步改成武漢大學。南京高師與東南大學合並，後來又改為中央大學。沈陽高師則並入東北大學。廣東高師與其他專門學校合並，後來又進一步擴充成為中山大學。成都高師與其他學校合並，最終成為四川大學。原設的博物部也都改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農業大學也設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學農學院設立了農業生物系。此外，當時的一些教會學校如蘇州的東吳大學和上海的震旦大學也設立有生物系。1926 年以後，留學歐美的學生歸國數量大增，大學的師資迅速充實，設立生物系的大學不斷增加。如清華、燕京、北平中法、中國、複旦、滬江、同濟、南開、金陵、齊魯、廈門、福建協和、嶺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學在此期間都設立了生物系。1927 年後，新設立生物系的大學又有浙江、山東、輔仁、云南等10 所。到1930 年，我國有近40 所大學設立了生物系。教師一百數十名，在校學生數百人。
1928 年，政府規定了“戊辰學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學課程暫行標准，把小學的“理科”改為“自然”，內容包括動物、植物、生理衛生和氣象等。初中設“自然科”，大體包括相同的學習內容。高中設生物課。從教學內容的設置來看，是考慮到與高等教育有機銜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紀初開始，上海等地都編發過中小學生物教科書和參考書。大學用書相對少一些。1923 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的鄒秉文、胡先骕和錢崇澍等編的《高等植物學》、和薛德焴編寫的《近世動物學》，都是國內各大學的主要動植物學教材。當時的教材還有李積新編、胡先骕校的《遺傳學》、陳楨編的《普通生物學》。後來還有蔡翹著的《生理學》、《人類生理學》和實驗指導，朱冼和張作人合著的《動物學》、張珽著的《生態學》等。參考書除前面說到的《植物學大辭典》外，還有陳煥鏞的《中國經濟樹木》、陳嶸的《中國樹木分類學》、鍾心煊的《中國喬灌木目錄》、劉汝強的《華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統植物學》、社亞泉等編的《動物學大辭典》、賈祖璋、賈祖珊編的《中國植物圖鑒》等。一般大學經常采用美國大學用的英文課本。這可能是引進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初期需要經曆的一種現象，在當時也有有利于與西方大學接軌，便于學生在外進一步深造，以及進行更深層次的學術引進的一面。
第二節生物學研究的進展前編曾提到鍾觀光在我國十余省區采集了大量的標本，但受制于當時的客觀條件，沒有發表相關的研究文獻。1919 至1920 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1922 年8 月，他與動物學家秉志和植物學家錢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這是我國第一個近代生物學研究機構。秉志任所長，胡先骕任第一屆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創時，缺少經費，房屋、設備均由東南大學提供，設備條件十分簡陋，研究人員全部由大學的教師兼職，在秉、胡等帶頭人以身作則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積極獻身祖國的生物科學研究事業。他們刻苦鑽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從1922 年到1937 年，研究所的人員由四五個人增加到三十多個人。他們不僅開展生物形態學和生態學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對我國的動植物資源進行了調查。動物調查偏重昆蟲；植物調查則著重對江蘇、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區的考察和標本收集。抗日戰爭前，胡先骕、錢崇澍、鍾心煊、鄭萬鈞、裴鑒、孫雄才和吳中倫都參與了調查采集工作，積累了大量的標本資料。該所從1925 年開始創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彙報》，至1942 年刊出12 卷3 期後停刊，先後發表了研究論文數百篇。還出版了《中國森林植物志》、《中國藥用植物志》、《中國馬鞭草科》等書籍。
1920 年，植物學家陳煥鏞自美國學成歸來，1924 年在海南島五指山區采集了十個月的植物標本。1927 年，他在廣東中山大學創設了農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長。這個農林植物所著重對華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戰前參與該所調查采集工作的有蔣英、左景烈、侯寬照、辛樹幟和汪振儒等。1930 年，他們開始刊行《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專刊》，1940 年出至第4 卷後停刊。農林植物所至1934 年，已先後采集香港、廣東和海南島的植物標本數萬號。1935 年，陳煥鏞又在廣西創設了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長，兩個研究所合作采集廣西和貴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經濟植物。在陳煥鏞的出色領導和組織下，農林植物所的植物標本增加到15 萬號，工作人員也增至十余人。陳煥鏞從1922 年出版《中國經濟樹木》起，陸續刊出多種重要的植物學著作，發表了大量的新屬和新種。對我國的植物分類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 年于南京籌設自然曆史博物館，1930年正式成立，分動、植物兩組，錢天鶴任主任①。1934 年改為動植物研究所，動物學家王家楫任所長兼動物部主任，裴鑒任植物部主任。這是我國最早由政府設立的生物學研究機構。動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國動植物的調查分類，抗戰前，秦仁昌、蔣英、裴鑒、耿以禮、鄧叔群和楊衡晉都曾參加調查采集工作。並出版英文刊物《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曆史博物館特刊》（Sinensia），後中文名稱改為《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專刊》，到1941 年刊出12 卷後停刊。抗日戰爭期間，該所遷到重慶北碚。1941 年，動植物所擴大組織，分為動物所和植物所。分別由王家楫和羅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類外，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充至生理、生態，以及藻類和菌類等方面。抗戰勝利後，兩所都遷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靜生生物研究所。這是由尚志學會拿出范靜生生前捐款中的15 萬銀元作為基金，范靜生後人捐贈其① 參見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籌備經過》，《中國科技史料》，1988 年第9 卷第2 期。故宅作為所址，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資助經費形成的一個研究機構。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長。靜生所開始比較注重北方動植物調查。這個所剛成立時有職員9 人，所長兼動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師胡先骕，動物部技師壽振黃、劉崇樂，植物部助理唐進，繪圖員馮澄如，庶務周漢藩，文牘張東寅。
1 年以後，該所的職員增至12 人，有動物標本近28000 件，植物標本18000件。同時開始出版《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第一卷，該刊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0 年，秦仁昌與胡先骕合編的《中國蕨類植物圖譜》第一卷出版。1931 年，我國木材解剖學的開創者唐耀到該所任研究員。從1932 年起，秉志辭去所長職務，改由胡先骕任所長。為了適應動植物標本日益增多的具體情況，所內增設了動植物標本室，分別由張春霖和秦仁昌任動物標本室和植物標本室主任。同年我國的第一家木材實驗室在該所成立。與此同時，靜生所還派出了以蔡希陶為首的云南生物采集團，赴滇考察、采集，1935 年王啟無接替蔡希陶繼續采集。另外，1932 年還與四川西部科學院合作，組織西南考察隊到四川進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員。1934 年，靜生所與中國科學社等單位合作，組成海南生物采集團到海南考察收集。該所還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爾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 年，靜生所還和江西農業院成立了廬山森林植物園，這是當時我國最大的植物園。由秦仁昌任植物園主任。其標本室主任一職改由李良慶擔任。到抗戰初期靜生所的動物標本達到37 萬余號，植物標本43 萬多號，職員最多時為47 人。1938 年，靜生所與云南教育廳合辦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職員全是靜生所的人，如汪發纘、蔡希陶等。《靜生生物所調查彙報》作為靜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 年共刊出動物學十卷，植物學十一卷，從1943 至1948 年又刊出新集（n.ser）三期。共刊出國內外學者的論文269 篇，其中動物學方面133 篇，植物學方面136 篇①。此外，靜生所還出版了《中國植物圖譜》、《中國蕨類圖譜》、《河北習見樹木圖說》、《中國山東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書籍。靜生生物所是我國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學研究機關，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所蕨類專家秦仁昌1940 年在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專刊發表的《“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一文，把占蕨類植物90％以上的原水龍骨科分為33 個科249 個屬，以一個嶄新的自然系統代替傳統的分類方法。這是世界蕨類植物分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突破，受到有關專家的高度評價，為我國植物學界贏得了榮譽。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 年，胡先骕和鄭萬鈞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聯名發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該文發表了我國湖北磨刀溪首次發現水杉這種活化石。此事震驚了世界植物界，堪稱我國近代植物學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 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設有生物學研究所（1934 年改為生理研究所）、植物學研究所、動物研究所。由經利彬代理生物學研究所主任，劉慎諤和陸鼎恒分別擔任植物學研究所和動物學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規模都比較小，到1935 年，每個所的職員都不足10 人。但科研人員還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華北和中國內地的野心十分明顯，為保存科技實力，1936 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圖書儀器、標本和研究人員都遷到陝西武功，與當時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作組建中國西北植物調查所。動物研究所為了① 吳家睿：《靜生生物調查所紀事》，《中國科技史料》，1989 年第10 卷第1 期。走在日本研究機構的前面，也與青島市政府合組膠州灣動物采集團。“七·七”事變以後，北平研究院各單位開始內遷。1938 年，生理所和動物所遷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 年遷到昆明，另組一植物所，原來的西北植物調查所仍堅持工作。動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設廳合組云南水產研究所。抗戰勝利後，生理所、動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後遷回北平。遷回後的人事有所變動，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長，動物所由張璽任所長，植物所的所長仍為劉慎諤。中國西北植物調查所由王振華代理所長。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從事實驗生物學、細胞學、生理學和藥理方面的研究。如經利彬、張璽等對于脊椎動物腦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經利彬等對于茵陳、黃連、柴胡、秦艽利膽作用的研究；以及他們對中國北方食物與血中磷鈣質含量關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後，著重進行細胞生理、生殖生理和發育生理的研究。動物研究所主要對我國各類動物進行調查分類，研究范圍包括鳥類、兩棲爬行類、魚類、軟體動物、棘皮動物等。抗戰前主要對海洋動物作調查研究。如張璽對膠州灣軟體動物的研究，陸鼎衡對同一地區節肢動物的研究，及張璽和陸鼎衡等對山東膠州灣等地文昌魚的研究，沈嘉瑞等對甲殼類的研究等等。該所的一些成員對我國北方的鳥類作過一些調查研究。遷到云南後， 對當地的畜養動物和滇池的魚類等作了一些研究。遷回北平後，朱弘複作了一些昆蟲分類研究。他們編有《煙台魚類志》等書籍。收藏動物標本12000 余號。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動物所一樣，成立于1929 年。設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藥物研究室3 個室，還設有植物園和標本室。該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調查分類。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劉慎諤外，林镕、鍾觀光、孔憲武、汪發纘、赫景盛等參加了調查采集。抗戰前，以華北和西北地區為主，亦稍及東北和東南。抗戰期間，該所人員對西南云、貴、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類植物標本計15 萬號左右①。以華北和秦嶺地區的植物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標本尤為珍貴。除分類學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學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鍾觀光還以科學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國的本草植物。1931 年創刊的《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叢刊》出到第6 卷第1 期，發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戰爭開始後停刊，1949年解放後又刊出一期。並出版了《中國北部植物圖志》5 冊等。
1930 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國西部科學院，1932 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鍾湘先後任主任。西部科學院主要是為開發四川自然資源和為民生實業公司服務成立的。但他們先後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標本。除上述研究機構外，當時各大學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學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的吳韞珍，北京師范大學的李順卿，協和醫學院的劉汝強，金陵大學的陳嶸、戴芳瀾、俞大紱，東吳大學的李惠林，嶺南大學的陳秀英等，廈門大學的鍾心煊，華西大學的胡秀英在植物分類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華大學的李繼侗，中山大學的羅宗洛，武漢大學的湯佩松，西南聯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態學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學的張景鉞、嚴楚江等在植物形態方面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在動物學方面，東吳大學的胡經甫在昆蟲學方面作了我國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12 年，走訪了世界許多博物館，收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編寫的① 參見林文照：《北平研究院曆史概述》，《中國科技史料》，1989 年第10 卷第1 期。《中國昆蟲名錄》，全書6 卷，4286 頁，包括我國當時有報道的昆蟲392 個科，4968 屬，計20069 種，堪稱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還有東南大學的鄒鍾琳、吳福楨，浙大的蔡邦華等等。此外，震旦大學的朱元鼎等在魚類學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國魚類索引》，列有國產魚類1497 種，是當時研究中國魚類分類必備的參考文獻①。
在生理學方面，協和醫學院的林可勝、馮德培、吳憲等在胃液分泌機制，循環生理、肌肉神經，以及蛋白質變性、免疫化學、血液化學和營養學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醫學院的蔡翹、東南大學的孫宗彭在內分泌、循環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②。在遺傳學方面，南通大學的馮肇傳以玉米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遺傳育種研究，清華大學生物系的陳楨用現代遺傳學理論，對我國觀賞動物金魚培育形成規律作了系統的研究探討，受到學術界的矚目。燕京大學的李汝淇，廈門大學的陳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實驗性的研究工作。① 參見伍獻文：《三十年來之中國魚類學》，《科學》，1944 年。
② 參見王志均等：《中國近代生理學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第三節學術團體我國最早的有影響的科學團體是上面提到的科學社，但這不是專門的生物學學術團體。1924 年，留學法國學生物的周太玄、劉慎諤、汪德耀、張璽、林镕、劉厚等40 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國生物科學學會。1928 年移到國內。並出版有關的生物學期刊。
1926 年，生理學家林可勝和生化學家吳憲等在北京發起成立中國生理學會。並出版《中國生理學雜志》。1927 年出版了創刊號。這是一本高質量的生理學期刊，在1949 年解放前夕發行到第17 卷第2 期。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該學會對會員資格限制很嚴格，有論文才允許參加。後來有會員百余人。
1928 年，由張巨伯、吳福楨、柳支英、程金藩、李鳳蓀等人發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學會”（初亦稱中國昆蟲學會），並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後因經費拮據，4 年後即停止活動。1944 年，張巨伯、鄒樹文、吳福楨、鄒鍾琳、劉崇樂、陳世驤等30 余人在重慶又發起成立了中華昆蟲學會。
1933 年，胡先骕、錢崇澍、陳嶸、李繼侗、張景鉞、裴鑒、秦仁昌、鍾心煊、劉慎諤、吳韞珍、張珽等在四川重慶中國西部科學院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①，當時即有會員百余人。第二年，學會會刊《中國植物學雜志》創刊。1935 年增出《中國植物學彙報》。
1934 年，秉志、薛德焴、胡經甫、王家楫、朱冼、任國榮、伍獻文、蔡堡、陳心陶、陳楨等在廬山發起成立了動物學會。當時有會員300 多人，並出版《中國動物學報》。
上述生物科學團體的建立，對加強我國生物科學工作者的團結，以便更好地協作研究、切磋學術，促進生物學各分支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總之，在近代發展科學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我國的生物科學工作者和其他愛國仁人志士一樣，充滿高昂的創業精神，為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進而使國家富強，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撓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輝的成就，為我國後來生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① 汪振儒等：《中國植物學史》，科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4 頁。
第六十二章醫藥學這一時期醫藥學的特點是西洋醫學在我國的成長壯大，以及固有的傳統醫學受到歧視、排斥的過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兩個醫療體系之間的斗爭，便成為這一時期醫學發展史上的一個特點。
第一節西醫的發展和壯大西洋醫學是一種應用性的自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來治病，中國人同樣也可以用它來治病。因此，隨著西醫影響的擴大，它在我國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迅速壯大起來。
1.醫學教育的發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階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學生，到國外學習醫學，學成後回國，開展業務。但這種形式的作用比較有限。因此，西方教會開始在我國創辦一些醫學校，較大規模地培養西醫師。早在上一階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會已經在廣州、上海、蘇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醫校，其中如1870 年嘉約翰就把廣州的博濟醫局改成博濟醫學校，是為最早的教會醫學校。其他較著名的還有上海的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北平的協和醫學校、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後改醫科大學）、上海女子醫學院等。總之，這一時期由各國教會創辦的醫學院校估計有近20 所左右，到抗日戰爭時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辦，成為國立醫學院。到1949 年以前，由這些西醫學院校培養出一大批西醫，成為我國這一時期西醫的主要骨干。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國立的西醫藥院校，如早期的北洋醫學堂、陸軍軍醫學校、新軍軍醫學堂；民國時期較著名的國立北平大學醫學院、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國立藥科專科學校等。
總之，這一時期西醫藥院校林立，大約由教會創辦的約20 所，而由政府設立的前後不下30 所。通過這些學校，培養出大批西醫藥人才。
2.繼續創辦醫院。
通過早期創辦的教會醫院，西醫逐步擴大了影響。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教會醫院業已分布到全國，甚至在較偏遠的小城市，也有教會醫院的創立。如《中華年鑒》所載，到1936 年統計的數字，在全國20 個省建立的教會醫院已達426 所，床位數多達27553 張。
以上這些教會醫院在初創辦時，一般由教會管理和維持經費。隨後，逐漸過渡到由教會和中國人共管，甚或單獨由中國人來管理。
3.衛生機構、團體和出版書刊。
清末，在政府中首設衛生司。民國時期，于1928 年改設衛生部，總管全國醫藥衛生行政事務，直接隸屬于內政部。此後，衛生部曾改為衛生署，時而由行政院管轄，時而由內政部主管，時而恢複衛生部建制，時而又改為衛生署。衛生部（署）之下或設司，或設科，主管醫政、保健、防疫、統計，並有直接管轄的一些衛生或醫藥科研機構，如中央衛生實驗所、中央醫院、各地防疫處、助產學校、護士學校等。在中央衛生機構之下，各省設衛生局，管理地方醫藥衛生事務。至于衛生機構的行政領導，幾乎全部由西醫充任。在醫學團體方面，以中華醫學會曆史最為悠久，影響最著。1914 年，由一些在西方國家留學歸來的醫生發起組織中華醫學會，次年，在北京開始出版《中華醫學雜志》。它們是我國創辦較早，影響最大的學術團體和期刊。幾乎于同年，還組織了中國護士學會。中華醫學會還組織專科學術活動，如最早的醫史研究會，就經常在《中華醫學雜志》上開辟醫史專欄、專刊，大大促進了我國醫學學術的交流和繁榮。
在這段時期，成立的學術團體和創辦的醫學刊物，有相當一部分代表不同學派、不同教會的利益。僅以期刊來說，到1949 年的前夕，在全國范圍內，先後出版過的大小期刊至少有100 種以上。這些學術刊物對于促進我國西醫學術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醫學專著在前一時期的由傳教醫生們編譯為主，轉而成為輸入和出版西醫主要醫著為主。這些西醫著作大多為西方醫學院校之各科課本，直接引入，其間影響較大的重要醫著如內科、外科以及臨床前期的基礎課本，也有譯為中文問世的。此外，也出現一些具有獨立見解的西醫專著，但為數較少。第二節中醫興廢之爭中醫興廢的問題，是我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特定曆史條件下而出現的特殊現象。在此以前，西方醫學已經陸續傳入我國，西醫作為與傳統中醫截然不同的一種醫學體系，與中醫在學術上是無法調和的。作為一種應用科學的西醫，同樣可以為人民的健康服務，因為科學並無國界。但由于醫學的服務對象是人，而掌握醫療技術的醫生也是社會的一員，因而社會的因素不能不影響醫學本身，從而中西兩種不同醫學體系之間的關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會的印記。
1.廢除中醫的提出和提案。
廢除中醫的言論，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廢止中醫的，起自清代一位經學根底很深的學者俞樾。俞氏字蔭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經學著作頗豐，其中，有一部《俞樓雜纂》，即列有“廢醫論”專章。該章從醫巫的關系，中醫的脈理、藥理等方面，提出醫道可廢的論點。如果說，近代廢止中醫的言論是由于一些受西洋醫學乃至哲學等思想的影響，形成民族虛無主義所致的結果，則俞樾的廢醫論當不在其列。因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醫尚未大量湧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動，且俞氏之廢醫言論中，無一句涉及對西醫的評價。如果要尋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對中醫的無知和偏見。
真正采取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來對待中醫，並積極主張廢止中醫的代表人物，當首推余云岫。余氏名岩（1879—1954），于1905 年赴日本留學，親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滅“漢醫”，通過明治維新而走上富國強民道路的現實，因而認定在我國也唯有走科學救國，消滅中醫才是出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一方面對中醫的一些理論及其經典著作進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許多限制乃至消滅中醫發展的具體措施，先後發表許多文章和專著，以表達他的這種思想。他的這些文章後來先後收集彙編成《醫學革命論》，共3 集。
余氏消滅中醫的根據，大致是以下這幾點，這充分表達在他所著的《靈素商兌》中：認為中醫的理論不能成立，“其學說理論，則大謬而無一節可以為信”①，主張必須把中醫的所有理論“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醫具有療效。他認為中醫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類本能所發明之事實”；或者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為“傳語之過量也”②。
基于這種指導思想，他甚至也反對當時頗為盛行的中西醫彙通的思想。
他認為，中醫是“以太古以來經驗所得之治療法為基礎，附會之以謬誤之解剖，空想之哲學..而必欲勉強牽合，則有格格不入之勢。雖同冶一爐，猶然冰炭水火，貌合神離..亦惟以欺俗世盜虛聲而已耳”③。
積極主張廢棄中醫的另一個代表是汪企張，他和余云岫是同學。他同意余氏的主張，稱中醫為玄醫，積極主張消滅中醫，用西醫來代替中醫。
① 《醫學革命論集·靈素商兌·引說第一》。
② 《醫學革命論·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
③ 《醫學革命論·研究國產藥物協議》。
主張廢棄中醫的一派人，不僅是口頭上反對，他們還提出十分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集中表現在以余云岫為首的這些人于1929 年向國民政府提出的一個提案。這個名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的提案，認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這個提案提出了消滅中醫的方法（節錄）①：（1）處置現有舊醫，其方法包括由衛生部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許其營業；政府設立衛生訓練處。凡登記之舊醫必須受訓練處之補充教育。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享受營業之權利。至訓練書發給終了之年，無此項證書者即令停業；舊醫研究會等純屬研究性質，其會員不得藉此營業；舊醫在1929 年已滿50 歲以上，且在國內營業20 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補充教育，給予特種營業執照，其有效期為15 年。
（2）禁止舊醫宣傳。禁止登報介紹舊醫，禁止非科學之宣傳；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這個提案後來由于中醫界的反對而未能通過。但當時的教育部卻明令所有的中醫學校一律改成“中醫傳習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認其具有合法的學曆②。
2.三一七國醫節。
余云岫的提案在當時是向中央衛生委員會提出的，經該會修改成一份“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委托衛生部加以實施。
這一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全國中醫界廣大中醫及人民群眾的反對，全國共有40 多個中醫藥團體聯合于1929 年3 月17 日在上海總商會召開全國中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共有262 人參加，代表著全國15 個省的132 個團體。大會經3 天會議，最後提出的提案多達100 多件，其大致內容包括①：（1）發表宣言，否認廢止舊醫提案。
（2）組織“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為一永久性醫藥機構。
（3）組織請願團晉京，向全國代表大會及政府及其各有關部門請願，要求撤銷廢止舊醫的提案。
（4）國醫學校應列入正規的學校教育系統，准予立案，在各省設立國醫藥學校、研究所、圖書館及藥物陳列館。
（5）加強宣傳中國醫藥學。
（6）確定三月十七日為國醫節。
會後，組成一個代表團晉京請願，要求取消該廢止舊醫提案。當時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監察院及衛生部均公開表示並無廢止中醫的意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仍堅持其一貫歧視中醫的政策，如教育部及衛生部均有訓令禁止中醫辦學校、醫院；並明令把學校改為傳習所，醫院改稱醫室或醫館，禁止中醫利用西藥及西法；且由衛生部下令修改“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的會章。這些舉措終于又激怒了中醫藥界，而在同年12 月再度開會反對政府之阻礙中醫藥發展之政令。國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複函，稱已“命令撤銷”上述各項政令，以平民憤。
1930 年，一些中醫代表向政府建議成立“中央國醫館”，作為發展中醫① 《醫界春秋》，1929 年34 期。
② 《上海醫報》，1929 年4 月。
① 據《醫界春秋》，1927 年第34 期。
學術的機構。為了緩和中醫藥界的反抗情緒，國民黨中央于五月同意設立中央國醫館，各省設分館。次年，該館正式成立，至1933 年，制定了該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准大綱”。後來，又提出《國醫條例》，其目的在審查國醫資格、“管理國醫以資整理而利民生”①。這個提案曾遭到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之反對。幾經周折，後來終于在1936 年1 月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並予以公布。公布時是以國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長簽署，以《中醫條例》的名義發布的。自此，中醫學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雖然如此，中醫在1949 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醫，仍受到歧視，中醫的正常發展仍然受到種種限制。
① 《國醫公報》1933 年1 卷8 期。
第三節傳統中醫在限制中的緩慢發展盡管這一階段政府對傳統醫學實行歧視乃至消滅的政策，但由于中醫在千百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業已深深紮根于人民群眾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間大量的中醫仍然沒有停止過對于中醫的研究和發展。
1.文獻學的整理研究。
繼承前一階段對文獻學研究的余緒，本時期在這方面也有不少成績。如對古代醫典不僅有整理、注疏和詮釋，也不乏發揮原意之作。如《內經》方面，私人發揮作品不少，如《秦氏內經學》、《時氏內經學》，還有的從哲學高度論評《內經》，如楊則民有《內經之哲學的檢討》的論文，即屬此類。對《難經》，既有考證，如張驥的《難經叢考》等，也有一些發揮，如黃竹齋的《難經會通》等。對《傷寒論》、《金匱要略》，也有不少新的發揮，如曹穎甫之《傷寒發微》，就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醫家用西醫的觀點，對這兩部臨床經典作了現代的闡述，如陸淵雷的《傷寒論今釋》、《金匱今釋》，就是其中的代表。也還有對兩書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發揮的，如黃竹齋的《傷寒雜病論會通》即是。
醫案醫話一類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醫案整理有秦伯末的《清代名醫醫案精華》、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醫類案》、《清代名醫醫案大全》等；個人的醫案更多，如陳蓮舫、曹穎甫、惲鐵樵、丁甘仁等，都有醫案著作出版。醫話則有裘吉生之《醫話集腋》、丁福保之《醫話叢存》、許勉齋之《勉齋醫話》等多種。
醫史學方面著作，是一個豐收的時期。陳邦賢之《中國醫學史》，是為國內第一部醫學通史。還有李濤《醫學史綱》，為中西兼備之醫史著作。這方面的教材、講義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連德首次以英文寫成《中國醫史》，包括古代及現代教會醫學在我國的發展，在國外頗有影響。
其他如專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臨床醫學及藥物學的發展。
在臨床醫學方面，以內科而言，沒有什麼突出的成就，但卻有一批較有名的臨床醫家，如陸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滬有名的醫生，治好病人無數，其中多有疑難病症。
在外科方面，張山雷于瘍科頗有成就，其心得均見于其著作《瘍科綱要》、《瘍科治案心詮》。其他還有一些關于淋濁及性病的著作。
這一階段在針灸科方面也頗有成就。著名的針灸家有承淡安、朱璉等人。承氏不僅針術高明，著作甚豐，且熱心于社會事業。他的著作有《中國針灸治療學》等多種，並創辦《針灸雜志》。他還創辦針灸研究社，廣泛培養針灸人才，他並且善于用現代醫理解釋針灸，影響很大。朱璉原為西醫，早年參加革命，在根據地學習針灸，遂專心研究針灸學。著有《新針灸學》，以科學觀點闡釋針灸術，此書後來譯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國際影響。
中藥學除陸續有一些整理舊本草的傳統著作外，還出現了一些觀點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訂偽藥條辨》，對藥物不同品種及真偽，進行辨別。溫敬修的《實驗藥物學》、丁甘仁的《藥性輯要》、丁福保的《中藥淺說》，都已經摻入一些近代藥物學的知識。在方劑學方面，除傳統中醫方劑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醫方彙通》將中西兩種不同的藥方加以歸類，也頗具特點。3.中西醫彙通的發展。
中西醫彙通學派是我國近代醫學史上的一個特殊醫學派別，也是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這個學派繼續有所發展，其學術思想的特點和主張可以從下面幾個代表人物的介紹得到一個概括的了解。
張錫純（1860—1933），字壽甫，河北鹽山人。他的學術主張可以從他的代表作《醫學衷中參西錄》去了解。他認為西醫所講的醫理多數已包含在中醫醫理之中，只不過古代醫籍語多含混，有待于後人去闡發。他的學術主張不外乎兩點，即衷中參西和求實效而重實驗。他認為東西文化要互相容納，使道器合而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爐，這特別體現在他的遣方用藥方面， 常是中西藥並用于一方，而以中醫方劑為主。他亟力主張中西醫者應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奮斗，認為互相謾罵之風乃醫界之大恥。他對醫療效果總是抱客觀態度，甚至連《內經》所言，如未經征驗，也不敢輕信。這種客觀的態度在當時的客觀形勢下具有積極意義。
惲鐵樵（1878—1935），江蘇武進人。他前半生從事教育及編譯工作。
直到43 歲以後才開始習醫，行醫僅14 年即故去，但在這短短的10 多年中，他舉辦三期中醫函授學校，撰著醫書20 多種，其代表作有《群經見智錄》、《傷寒論研究》等。他對中西醫兩個體系具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中西醫之基礎各不相同，理論亦不同，各有其所長，主張中醫要發展，就必須吸收西醫之長，並與之化合，以產生新的中醫。但他又主張，要彙通兩個體系，首先要發展中醫，不應滿足中醫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講求臨證的實效，通過采用中西兩者之長以求得治療之實際效果。在這個過程中，他主張盡量利用近代科學之知識，才能達到目的。他是反對廢止中醫和全盤西化的主張的。陸淵雷（1894—1955），江蘇川沙（今屬上海）人。開始時是攻讀經學，對天文曆算、諸子百家，亦頗精通。後改學醫，為惲鐵樵之學生。他反對消滅中醫，但認為中醫必須科學化，才能求得生存；認為中醫療病有效，確是事實，“天下無不合實理之實效”①，故應該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闡釋這些實效。而他所指的科學，實乃近代科學，包括西醫各個學科之基礎。他還主張，這個中醫科學化之任務，有賴于中醫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醫，則必須從中醫之證候入手，並針對這個證候，研究藥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驗。中西醫彙通的人物還有不少，主張各有特點，形成這一時期我國醫學史上一個突出的特點，在醫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① 《生理補證·緒言》。
第四節革命根據地的衛生工作1919 年的五四運動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兩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在各個革命曆史時期，對衛生工作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把它視為革命運動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證。早在紅軍時期，革命隊伍中就十分重視衛生工作，先後多次頒布衛生條例，對一些烈性傳染病，也十分注意預防和治療，這些措施有力地保護紅軍及駐地群眾的健康。
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主要衛生工作是對一些傳染病的預防，提倡講究衛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把“預防第一”放在衛生工作的首位。當時，已經建立相當健全的衛生行政組織，總管衛生工作。例如當時的陝甘甯邊區政府的民政廳下面就設有衛生處，轄有中西醫藥研究會。另外，除了幾個行政科室之外，還轄有國際和平醫院、醫藥專門學校等醫療及教育機構。當時，由于國民黨的封鎖，邊區醫療條件甚為困難，政府除多方設法獲得藥品及設備外，提倡用中醫方法，就地采藥供醫療用；更重視簡便易行的針灸療法，並且培養出一些骨干，為以後各個時期推廣這些療法准備了很好的條件。
革命戰爭的年代里，軍陣戰傷的醫護工作占醫療衛生工作的相當大部分。當時有一些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為我國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組成援華醫療隊，救治了很多傷病員，其中聞名遐邇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蘇聯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華、愛德華，還有馬海德、米勒、傅萊等等，都為我國在這一時期的醫療衛生工作作出過很大的貢獻，有的還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的生命。
此外，邊區政府十分強調中西醫合作，曾提出“中醫科學化”、“中西醫互相學習”的口號，這些都是1949 年建國以後中西醫結合政策的先聲。革命根據地還十分重視醫藥衛生干部的培養，如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先後辦了一些醫學校，包括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四軍醫學校，各大區還辦有醫科大學或醫學院。此外，還不定期地舉辦一些短期訓練班。
所有這些優良的傳統和工作，都為1949 年建國以後在全國開展醫藥衛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仿效的榜樣。
第六十三章科技社團與科研機構從中華民國初年到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的大約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是本曆史階段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科學形勢比清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學歐美日的青年學生，在中華民國成立的初期業已漸次回國。他們中有不少從事科學技術教育或工程技術工作。這些回國的留學生無疑給當時的中國社會注入了新鮮的科學血液。隨著民國時期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中國本土也培養出了不少的科學技術人才；這一時期派出去的和回國的留學生也逐年增多。這些人才的湧現，不但使中國科學技術的建設有了生力軍，而且也增強了中國社會的科學意識，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社會氛圍。中國近代科學正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許多科技社團的建立，特別是許多科研機構（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國從此有了現代科學。日軍侵華對中國科學事業有很大的破壞，許多科研機構內遷，儀器設備甚至人員受到很大損失，科學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環境、條件和機會。雖然抗戰期間中國科學工作者在大西南和邊區開展過許多戰時的科技活動，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畢竟受到很大影響。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為中國科學事業展現了廣闊的發展前景。
第一節科技社團民國時期的科技社團，按其建立的數量、規模和開展活動的情況，可以分為抗日戰爭爆發前和爆發後的兩個階段。
（一）抗日戰爭爆發前——科技社團的繁榮時期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大地上除了軍閥混戰以外，大規模的戰爭較少，社會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即使南北軍事對抗期間，學術界的活動還是較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廣州之間的學術活動差可正常開展，這給各種科技社團的建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許多學會的創建基本上沒有受到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的阻礙。這個時期建立的科技社團，全國性的比較多，有影響的也比較多，而且一般說來規模都比較大，持續的時間也比較長。其中有相當部分的科技社團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現在有不少的專門學會就是在這個階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團原本就是由留學生在國外創立的，如中國科學社、中華學藝社、中國工程學會等，若干年後再遷回祖國。下面僅介紹中國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建立與發展情況，以觀中國科技社團的梗概。
1.中國科學社。中國科學社于1914 年夏創立于美國①。發起人是一批留學美國的青年學生，他們最初的目的是為向祖國介紹西方最新的科學知識而創辦《科學》月刊的。為此，他們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組成了一個管理《科學》的機構——“科學社”，辦刊的經費分股籌集。這樣，《科學》月刊的發起人，實際上也就是“科學社”的發起人。他們是：胡名複、趙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任鴻雋9 人。到1914 年底，入社的人數達35 人，而且印刷費和文稿也准備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發行。這樣，《科學》月刊便于1915 年元月在神州大陸問世了。1915 年4 月改公司性質的“科學社”為學會性質，並于1915 年10 月由全體會員表決通過定社名為“中國科學社”。其活動不僅僅限于刊行《科學》雜志，而是“以聯絡同志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①。同時選出第一屆董事會的董事5 人：任鴻雋（社長）、趙元任（書記）、秉志（會記）、胡明複、周仁。又選出楊銓、過探先、金邦正分別任編輯部長、營業部長和推廣部長。中國科學社由于後來大多數會員回國工作，便于1918 年把社所遷回祖國，先在上海，第二年遷南京，1928 年後又遷到上海。為了爭取更多的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征集更多的資金，1922 年決定把原先的董事會改為理事會，專司執行業務，另選社會名流組成董事會，執行經濟大政方針。新的董事會第一任董事是：馬相伯、張謇、蔡元培、熊希齡、梁啟超、嚴修、范源濂、汪兆銘、胡敦複9 人。新的理事會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楨、胡明複、王琎、任鴻雋、丁文江、秦汾、楊銓、趙元任、孫洪芬、秉志、胡剛複11 人。參加董事會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討論某些經濟問題外，很少過問科學社的工作；真正負責科學社的領導工作的還是理事會的一班人。
中國科學社的科學事業在社章中作了規定：（1）刊行雜志，以傳播科學，提倡研究；（2）譯著科學書籍；（3）編訂科學名詞；（4）設立圖書館；（5）① 參見任鴻雋：《中國科學社社史簡述》，《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國科學社的建立及其對我國現代科學發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3 期。
① 《中國科學社總章·科學》，1916 年，第2 卷第1 期。
設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學上之實驗，以求學術、事業與公益事業之進步；（6）設立博物館，搜集學術上、工業上、曆史上以及自然界動植物諸標本，供陳列研究之用；（7）舉行科學演講以普及科學知識；（8）組織科學旅行研究團，為實地之科學調查與研究；（9）受公私機關之委托，研究及解決關于科學上的問題。這些科學事業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創辦《科學》月刊。該刊是我國科學工作者有組織地介紹現代科學知識的最早的雜志之一，而且內容廣博宏富，是同時期和其後相當一段時期里的同類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紹了西方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和發展的情況，而且也為中國科學工作者發表研究論文提供園地，甚至還是發現科學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華羅庚在19 歲和20 歲兩年都在《科學》上發表論文，其第二篇“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1930 年《科學》上發表後，引起了當時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的注意，當他後來知道華羅庚僅是一個初中畢業生，正在江蘇省某縣的中學當會計時，十分驚異，便邀華到清華大學工作，為華後來成為著名的數學家創造了條件。中國科學社十分重視對《科學》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中，也努力使《科學》不中斷，自1915 至1950 年的36 年時間里，一共刊行了32 卷，蔚為大觀。除了《科學》月刊外，中國科學社還于1933 年8 月創刊《科學畫報》，又出版了“科學叢書”和“科學譯從”等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創辦上海明複圖書館。此館的書籍半為社員捐助或寄存，半為該館選購；雜志則多數是訂購的，少數是由各國學術機關團體贈送或交換而得的。到1929 年，中西書籍雜志已達37000 冊，其中有以重金購買的，彌足珍貴；有不少雜志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創刊的，該館也設法把它補齊或盡量補訂。第三，創設研究所。最初他們計劃創建三個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業研究所；但由于經費和設備等原因，只于1922 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這是中國最早的正規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1913 年成立的地質調查所）。開初因研究所經費困難，因而除助理員略受津貼以資膏火外，各研究員均以大學教授課余的時間從事研究，皆不計薪。這個研究所注意野外調查，采集動植物標本，凡閩、浙、川、粵、藏、魯等地的動物、植物、土產、水產等等，均派員前去采集，並建立了豐富的標本陳列館（後在抗日戰爭中被日軍炸毀）。第四，開展各種學術活動。如召開每年一次的年會和參加國際科學會議，進行研究成果的交流，舉辦科學演講，參與國內科學教育活動，編訂科學名詞，舉辦展覽，以及設立科學儀器公司等。中國科學社的所有這些工作都對中國現代科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中國科學社的隊伍發展很快，第二年（1915）為77 人，五年後（1919）為435 人，這在當時已是相當可觀的數字了；而30 年後（1944）就達2354 人，至1949 年更發展到3776 人，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重要的科技社團之一。
2.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工程師學會是由中華工程師學會和中國工程學會合並而成的①。而中華工程師學會又是由以下三個同于1912 年創立的學會合並而成的：詹天佑在廣州創立的中華工程師會、顏德慶在上海創立的中華工學會、徐文炯在上海創立的路工同人共濟會。三會合並後易名為中華工程師學會，共推詹天佑為會長，顏、徐為副會長。該會以規定營造制度、發展① 參見吳承洛：《三十年來中國之工程師學會·三十年來之中國工程》（中國工程師學會三十周刊），1948年；鍾少華：《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科技史料》，1985 年第3 卷第六期。工程事業、力闡工程學術為宗旨，並訂出五項活動：出版以輸學術、集會以通情意、試驗以資實際、調查以廣見聞、藏書以備參考。1916 年遷總會事務所于北平。此會在1931 年與中國工程學會合並之前的曆任會長為詹天佑、沈琪、顏德慶、鄺孫謀；曆任副會長為顏德慶、徐文炯、吳健、陳幌、陳西林、鄺孫謀、華南圭、俞人鳳、趙世煊、勞之常、王寵佑、孫多鈺、嚴智怡、貝壽同，名譽會長為張謇、葉恭綽、權量。1917 年，留美青年學生陳體誠等人發起創建中國工程學會于紐約，以聯絡各項工程人才、協助提倡中國工程事業、研究工程學之應用為宗旨。陳體誠為會長，張貽志為副會長。1921 年中國工程學會遷回祖國，設總會于上海。中國工程學會在與中華工程師學會合並之前的曆任會長為陳體誠、吳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華；曆任副會長為張貽志、吳承洛、劉錫祺、凌鴻勳、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曆任董事為侯德榜、李鏗、孫洪芬、程孝剛、任鴻雋、凌鴻勳、張貽志、黃家齊、陳體誠、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輪、吳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羅英、薛紹清、李熙謀、惲震、李垕身、陳立夫、周琦、胡博淵、周明衡、張可治、顧振。由于中華工程師學會與中國工程學會之宗旨與事業相同，會員在社會上的地位接近，便于1931 年8 月，在南京舉行兩會的聯合年會，正式合並，易名為中國工程師學會，以“聯絡工程界同志，協力發展中國工程事業，並研究促進各項工程學術”為宗旨，仍以1912 年為創立之年。中國工程師學會的曆任會長為韋以黻、顏德慶、薩福均、徐佩璜、曾養甫、陳立夫、凌鴻勳、翁文灝、茅以升；曆任副會長為胡庶華、支秉淵、黃伯樵、惲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淵、杜鎮遠、侯家源、李熙謀、顧毓琇、徐恩曾、薩福均。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主要業績有以下幾個方面。（1）在刊物方面，兩會在合並前各有會報；中國工程學會還于1925 年創辦《工程》雜志。兩會合並後，《工程》雜志繼續刊行。其主要內容是介紹國內外各種工程建設，刊登學術論文，以及工程調查、評論或建議。（2）中國工程師學會設有若干個工作委員會以開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築工程材料試驗所委員會、建築總會會所委員會等。（3）召開年會，聯絡全國工程技術界開展各種學術活動。為了聯絡全國各專門工程學術團體，中國工程師學會還設立了土木、機械、電機、礦冶、化工五個專門委員會，並多次與全國各專門學會聯合召開年會。抗日戰爭時期，該會決定登記戰時人才，分組研究戰時工作，傳習戰時工程知識，擬訂國防與民生計劃，分平時與戰時，建議政府實施，及由該會自辦調查研究；學會會員還參加工礦企業指導生產國防軍需器材，或遷徙廠務。（4）實行工程學術獎勵，建立獎勵金制度：其一，對有特殊貢獻者，贈予榮譽金牌。第一次于1935 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對于我國制堿工程的貢獻，及其所著《制堿》一書，被認為是西文中制堿工業最有價值之著作。第二次于1936年，得金牌的是凌鴻勳，為其建築隴海及粵漢兩鐵路巨艱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1941 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築中國第一座跨度較大的錢塘江公路鐵路兩用橋。其二，對于學習優秀的青年學生，則給予獎學金。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各項活動，吸引中國工程界的人士踴躍參加。因此，它既有為數眾多的普通會員，又有數目可觀的團體會員。在中華工程師學會與中國工程學會兩會合並時的1931 年，已有會員2169 人；至抗日戰爭爆發時的1937年，會員人數達2994 人，團體會員17 個；到了1949 年，會員人數增至16717人，團體會員達到129 個。無疑，中國工程師學會是民國時期最大的科技社團。
中國科學社、中華工程師學會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學術活動直接推進了中國現代科技事業的發展，而且在對科技事業的倡導和喚起社會各界對科技事業的重視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它們在組織方面，迥異于晚清那些稍縱即逝的學會，因而也給後來各個學會的建立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此後中國建立科技社團蔚然成風。比較重要的科技社團有：中華醫學會、中國心理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天文學會、中國氣象學會、中國生理學會、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古生物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化學會、中國數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中國營造學社、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中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等等。
（二）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的幾年——中國科技社團的緩慢發展時期抗戰開始以後，許多北方的和東南沿海一帶的科學研究機構紛紛內遷西南西北，條件較差，科學活動當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團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區則出現了相反的情況，科學技術活動呈現出一番蓬勃發展的景象。國共的聯合抗日，使邊區的活動范圍增大了，抗戰和大生產運動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學技術受到空前的重視。如陝甘甯邊區，在黨中央直接關懷和領導下，1940 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第二年，這個研究會下屬的農學、生物學、地質、機電、化學、醫學、數理、煉鐵、土木、航空等10個學會也相繼成立。同樣，在晉察冀邊區也于1942 年成立了自然科學界協會，隨即又成立了農學、醫學、電學3 個下屬學會①。當然，這些學會的規模都較小，活動的內容也較簡單。總之，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科技社團處于艱難的發展時期，各方面活動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戰勝利以後，在最初的兩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懷著勝利的喜悅和報效祖國的抱負，積極開展科學技術活動，也建立了幾個學會。其後由于內戰爆發，科技社團的活動有所限制。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科技社團才又迎來蓬勃發展的時期。
1948 年間的中國科技社團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l 中華工程師學會1912 廣州詹天佑2 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民國初年3 醫史研究會1914 上海陳邦賢4 中國科學社1914 紐約胡明福等5 中華醫學會1915 上海顏福慶等6 中外醫學研究社1915 暹京許超然7 中華學藝社（丙辰學社）1916 東京陳啟修等8 中華農學會1917 南京9 中國工程學會1917 紐約陳體誠等10 中華森林會191711 中華植棉改良社1917 上海12 中國合眾蠶業改良會1917 上海續表① 參見林文照：《20 世紀前半期中國科學研究體制化的社會因素》，《自然科學史研究》，1994 年，第13卷第2 期。
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13 中華礦業同志會1920 日本14 中美工程師協會1921 前15 中國心理學會1921 南京16 中國地質學會1922 北京章鴻釗等17 中國天文學會1922 北京高魯l8 中華化學工業會192219 上海市國醫學會（上海中醫學會）1922 上海20 中國氣象學會1924 青島竺可楨等21 新中國農學會192422 中國昆蟲學會（“六足”學會） 1924 南京23 蜀農學會1924 南京24 大中華科學研究社1925 上海吳稚暉25 中國生理學會1926 北京林可勝等26 丙寅醫學社1926 北京27 中華自然科學社1927 南京沈其益等28 中國建築師學會1927 上海29 中華林學會1928 南京30 中國礦冶工程學會1928 南京31 中華礦學社1928 南京32 中國養雞學社192833 中國化學工程學會1929 美國顧毓珍等34 中華化學會l929 美國莊長恭等35 中國古生物學會1929 北平楊鍾健等36 中華圖書館協會1929 北平37 中國營造學社1929 北平朱啟鈐38 中國園藝學會192939 上海市國醫公會1929 ？ 上海40 中華民國醫藥會1929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41 中華國醫學會1929 前上海42 天津藥業研究會1929 前天津43 山西中醫改進會1929 前太原44 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1929 上海45 全國醫師聯合會1929 上海46 中華海產生物學會1929 廈門47 中國化學研究會二十年代中國旅日學者48 中國數理學會二十年代北平馮祖荀等49 中國紡織工程學會1930 上海朱仙舫等50 中國度量衡學會193051 中華衛生學會1930 上海52 神州國醫學會1931 前南京53 中國工程師學會1931 南京韋以黻等54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1931 南京李儀祉55 中國針灸學研究社193156 中華地學會1931 葛綏成等57 杭州植物病蟲學會1931 杭州58 中山大學昆蟲學會1931 廣州59 曆法研究會193160 中國微生物學會1932 前61 中國麻風救濟會1932 前62 中國細菌學會1932 前63 中國物理學會1932 北平葉企孫等64 中國化學會1932 南京65 化學工業建設協會1932 天津魏元光66 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1932 南京顧毓瑔等67 華北工業協會1932 北平戴樂仁68 自然學會1932 東京69 中國植物學會1933 重慶胡先骕等續表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70 東南醫學會1933 上海71 中國防癆協會1933 上海吳鐵成72 國藥科學改造會193373 中國農學社1933 武昌唐貽蓀等74 中國農業協會1933 天津魏悌斯75 中國考古會1933 上海葉恭綽76 民眾醫藥社1933 上海77 中國醫事改進社1933 南京78 世界動力學會中國分會1933 南京？
79 中華化學社1933 廣州80 中國技術合作社1933 上海沈鈞儒81 上海市建築學會1933 ？ 上海82 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1934 上海李熙謀等83 中國動物學會1934 北平秉志等84 世界科學社1934 北平蔡元培等85 昆蟲趣味會1934 南通86 禹貢學會1934 北平顧頡剛等87 金石學會1934 北平容庚等88 中國工廠檢查協會1934 上海89 中華護肺健康協會1934 上海90 中西醫藥研究社1934 上海宋大仁等91 中國地理學會1934 南京翁文灝等92 中國數學會1935 胡敦複等93 科學建設促進社1935 ？ 上海？ 蔡元培等94 中國博物館協會1935 北平馬衡等95 中國自動機工程學會1935 上海張登義等96 華北農產改進社1935 北平97 中華礦業促進社1935 太原閻錫珍98 中國獸醫學會1935 上海蔡無忌等續表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99 中國養雞學術研究會1936 前上海100 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1936 杭州莊前鼎101 中國土木工程師學會1936 杭州李書田等102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1936 南京103 中國造紙協會1936104 中國軍事交通學會1936105 中國古泉學會1936 上海丁福保等106 中國土壤肥料學會1936 鎮江107 中國心理學會1937 南京汪敬熙等108 中華醫史學會1937 上海109 中國測量協會1937110 中國業余無線電協會1938111 清華昆蟲會1938 昆明112 邊區國防科學社1938 延安高士其等113 科學生活社1939114 中國數學會1940 昆明姜立夫115 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1940 重慶周建南116 國醫研究會1940 延安117 陝甘甯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1940 延安吳玉章等118 邊區農學會1941 延安119 邊區生物學會1941 延安120 邊區地質學會1941 延安121 邊區機電學會1941 延安聶春榮等122 邊區化學會1941 延安董立文等123 邊區醫學會1941 延安124 邊區數理學會1941 延安125 邊區煉鐵學會1941 延安126 邊區土木學會1941 延安127 邊區航空學會1941 延安續表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128 中華護士學會延安分會1941 延安129 中國稻作學會1941 ？
130 中國工程學會1942 南京楊壽楣131 邵武昆蟲學會1942 邵武132 晉察冀邊區自然科學界協會1942133 晉察冀邊區農學會1942134 晉察冀邊區電學會1942135 晉察冀邊區醫學會1942136 中國造船工程學會1943 重慶137 中華昆蟲學會1944 重慶張巨伯138 延安中西醫學研究會1944 延安139 中國營養學會1945 前140 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1945 重慶塗長望等141 中國土壤學會1945 南京陳華癸等142 中國矽酸鹽學會1945143 科學與生活社1946 重慶144 中國科學促進會（中國科學服務社）1946 南京杭立武等145 中國技術協會1956 宋名適146 中國技術協會1946 郭沫若等147 山東自然科學社1946 臨沂148 東北科學技術學會1946 長春149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1947 南京陳宗器等150 中國解剖學會1947 盧于道等151 中國科學期刊會1947 上海152 中國制革工程學會1947 重慶153 中國牙科醫學研究會1947 廣州續表序號名稱時間地點主要發起人154 中國市政研究會1948 南京155 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1948 哈爾濱156 上海市自來水學會1949 前注：此表系初步統計，尚有待充實與進一步研究。
第二節科研機構在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史中，科研機構起著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
對于這一點，民國初期的科學界就已有明確的認識。1918 年，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之一的任鴻雋在論述科研機構的重要性時指出：“夫發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曆久之積力，然則研究將由何術以繼續不輟耶？曰，是有組織之法在。”①這里所說的“組織之法”就是指建立研究機構。他列舉了西方科學發達國家創建研究所以便促進科學事業發展的許多成功的經驗，說明我國盡快建設科研機構的重要意義。辛亥革命以後，隨著社會對科學技術的愈益重視，中國的科研機構已逐一建立起來。但民國時期的科研機構不同于民眾性的科技社團，它們中的大部分是由國家建立的，表現出較大的政府行為。國家建立的科研機構，其規模都比較大，而民間建立的科研機構都較小，人員、設備都不能與之相比。前面所介紹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就是屬于民間組織的。下面再對幾個主要的科研機構作一概括的介紹。
中央研究院1.籌備及成立①。設立中央研究院的最初設想是由孫中山先生提出的。
1924 年冬，孫中山先生應馮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大計”。他在離粵北上之時，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並擬設“中央學術院”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以立革命建設基礎。由于孫中山先生過早去世，籌建中央學術院的計劃無由實現。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後即決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張人傑三人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的組織法，並命蔡、李、張等人為籌備委員。1928 年4 月23 日，國民政府特任蔡元培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6 月9 日蔡元培在上海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務會議，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淵摩、丁燮林、陶孟和、竺可楨、李四光、楊端六、王季同、楊銓、高魯、周覽、宋梧生、周仁共13 人。從此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以後就定這一天為院慶日。11 月9日國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其第一條規定“國立中央研究院直隸于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在蔡元培于1940 年逝世後，由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選出三位院長候選人：翁文灝、朱家驊、胡適，後由國民政府遴選朱家驊為代理院長。1928 年11 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設總辦事處。總辦事處是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機關，設總干事一人，干事3 至5 人，受院長直接指導，執行全院行政事宜。總干事和干事均由院長聘任。總干事都是聘請學術上較有成就、威望較高而且管理能力較強的人擔任。曆任總干事為：楊銓（1928—1933）、丁燮林（1933—1934）、丁文江（1934—1936）、丁燮林（1936，代理）、朱家驊（1936—1938）、任鴻雋（1938—1940）、傅斯年（1940—1941）、葉企孫（1941—1943）、李書華（1943—1945）、薩本棟（1945—1948）、錢臨照（1948—1949，代理）。
2.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機關是各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了理化實業研究所（1928 年3 月，上海）、地質研究所（1928年1 月，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1928 年3 月，上海，後遷南京，1945年改名為社會研究所）、觀象台（1927 年10 月，南京）四個研究機構。1928① 任鴻雋：《發明與研究》，《科學》1918 年第4 卷第1 期。
① 參見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籌備經過》，《中國科技史料》，1988 年第9 卷第2 期。年2 月觀象台于南京分為天文研究所、氣象研究所。7 月，理化實業研究所于上海分成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45 年改名為工學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後，又成立了曆史語言研究所（1928 年10月，廣州，後遷北平）、心理研究所（1929 年4 月，北平，後遷上海，1945年改名為心理學研究所）和自然曆史博物館（1930 年1 月，南京，主任為錢天鶴）。自然曆史博物館于1934 年7 月改名為動植物研究所（所長為王家楫），該所又于抗戰時期的1944 年5 月分為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在抗戰時期還成立了醫學研究所籌備處（1944 年12 月，重慶，主任為林可勝，由馮德培代理）。1947 年成立數學研究所（上海）。中央研究院各個研究所的曆任所長是：地質研究所為李四光（1928—1949）；社會科學研究所為楊端六（1928—1929）、蔡元培（1929—1932，院長兼任）、楊銓（1932—1933，總干事兼代）、傅斯年（1933—1934，兼代）、陶孟和（1934—1949）；天文研究所為高魯（1927—1929）、余青松（1929—1940）、張鈺哲（1941—1949）；氣象研究所為竺可楨（1927—1946）、呂炯（1936—1944，代理）、趙九章（1944—1946，代理；1947—1949）；物理研究所為丁燮林（1928—1946）、薩本棟（1946—1948，總干事兼代）、吳有訓（1947—1949，未到職）；化學研究所為王琎（1928—1934）、莊長恭（1934—1938）、任鴻雋（1938—1941，總干事兼任）、吳學周（1942—1949）；工學研究所為周仁（1928—1949）；動物研究所為王家楫（1944—1949）；植物研究所為羅宗洛（1944—1949）；曆史語言研究所為傅斯年（1928—1949）；心理研究所為唐鉞（1929—1933）、汪敬熙（1933—1949）；數學研究所為姜立夫（1947—1949）。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抗戰期間內遷，經湖南輾轉四川李莊、重慶和桂林、昆明等地，所址屢有變更。
3.學術評議制度。學術評議機關是評議會，它是全國最高的學術評議機關。其職能是決定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研究方針，接受政府委托從事學術研究，選舉院長候選人三人呈請政府遴選，聯絡國內研究機關討論一切急需研究的問題，促進國內國際的學術合作與互助，受考試院委托審查考試人員之著作或發明事項等等。中央研究院院長、總干事、各直屬研究所所長為評議會的“當然評議員”。由于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是全國性的，因此除從本院評選外，還須從全國各大學和其他學術單位中評選“聘任評議員”。中央研究院院長為評議會議長。第一屆評議會產生于1935 年，第二屆產生于1943 年。第一、二屆評議員名單見下表。第三屆評議會產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產生之後的1948 年9 月。從第三屆開始，其聘任評議員是由中央研究院院中央研究院第1、2 屆評議會評議員名單①：① 參見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國科技史料》，1985 年第6 卷第2 期。議長蔡元培秘書丁文江翁文灝當然評議員蔡元培丁燮林莊長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楨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任鴻雋第 一 屆 評 議 會聘任評議員李書華姜立夫葉企孫吳憲侯德榜趙承嘏李協凌鴻勳唐炳源秉志林可勝胡經甫謝家聲胡先骕陳煥鏞丁文江翁文灝朱家驊張云張其昀郭任遠王世傑何廉周鯁生胡適陳垣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吳定良茅以升葉良輔議長朱家驊秘書翁文灝當然評議員朱家驊葉企孫薩本棟丁燮林吳學周周仁李四光張鈺哲竺可楨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羅宗洛趙九章第 二 屆 評 議 員聘任評議員姜立夫吳有訓李書華侯德榜曾昭掄莊長恭凌鴻勳茅以升王寵佑秉志林可勝陳楨戴芳瀾胡先骕翁文灝朱家驊謝家榮張云呂炯唐鉞王世傑何廉周鯁生胡適陳垣趙元任李濟吳定良陳寅恪錢崇澍士選出。第三屆聘任評議員共32 名。他們是：陳省身、蘇步青、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莊長恭、翁文灝、竺可楨、茅以升、凌鴻勳、秉志、伍獻文、陳楨、胡先骕、錢崇澍、李宗恩、林可勝、馮德培、湯佩松、俞大紱、湯用彤、馮友蘭、胡適、陳垣、趙元任、李濟、梁思成、王寵惠、王世傑、周鯁生、錢端升、陳達。
4.院士制度。在1946 年10 月召開的第二屆評議會第三次年會上，曾對中央研究院的體制和整個中國學術界的狀況進行討論，認為為了對內加強學術研究，對外促進國際合作，必須建立院士制度，即在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的人士中，選出若干人為院士，作為中央研究院的構成主體。經過各大學及獨立學院、各專門學會、各研究機關按照數理科、生物科、人文科的提名，推舉出400 余人；經1947 年10 月的第二屆評議會第四次年會的選舉，從中選出150 名院士候選人；最後在1948 年3 月的第二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上選舉出81 名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單①① 參見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國科技史料》，1985 年第6 卷第2 期。數理組（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氣象學、工程學等）
姜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鴻勳薩本棟生物組（包括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生理學、醫學、藥物理學、農學等）
王家楫伍獻文貝時璋秉志陳楨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眙瑾張孝騫陳克輝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人文組（包括哲學、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經濟學、法律學、政治學、社會學等）
吳敬恒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征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5.獎勵制度。中央研究院為了獎勵科學研究，同時也為了紀念兩位已故的總干事楊銓、丁文江和已故院長蔡元培，分別于1937 年和1948 年設立楊銓、丁文江獎金和蔡元培獎學金。楊銓獎金是授予對人文科學研究有新貢獻者；丁文江獎金是授予對自然科學研究有新貢獻者。每種獎金定額2000 元，隔年一次，受獎人以中國國籍年齡在35 歲以下為限。第一屆楊銓獎金為語言學家李方桂所得，第一屆丁文江獎金為物理學家吳大猷所得。蔡元培獎學金設50 名，分別授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的成績特優學生。
北平研究院1.北平研究院①的建立。北平研究院是在籌建中央研究院的過程中，由李煜瀛提出設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議案而建立的。1929 年8 月6 日由國民政府定名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其性質為一獨立的學術機構；同月，教育部聘李煜瀛為院長；9 月9 日李就院長職，並于是日組織成立總辦事處；北平研究院就此正式成立。同年11 月，李煜瀛院長聘請李書華為副院長，襄理院務。2.北平研究院的組織結構。（1）前期組織：院-部-所（會）三級結構。
在北平研究院成立初期，全院分為行政與學術十大部分。行政部分有總務部、出版部、海外部；學術部分有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藝部、國學部。理化部又設有物理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由李書華、李麟玉分別兼任所主任。生物部設有生物學研究所（1934 年改為生理學研究所）、植物學研究所、動物學研究所，由經利彬、陸鼎恒、劉慎諤分別為三所主任。人地部設有地質學研究所（系與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合作），由翁文灝為所主任。1930 年，嚴濟慈第二次留法歸來，即被聘為物理學研究所主任；不久，北平研究院與中法大學合作設立鐳學研究所和藥物研究所，又聘嚴濟① 參見林文照：《北平研究院曆史概述》，《中國科技史料》，1989 年第10 卷第1 期。慈兼任鐳學研究所主任，趙承嘏為藥物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最初還籌備了水利研究會（李儀祉為會員，李書華兼干事）、史學研究會（吳敬恒為會員，李宗侗為常務會員兼干事）、經濟研究會、字體研究會（卓定謀、林宰平為常務會員），分屬于理化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藝部。此外，在群治部成立自治試驗村，在天算部設立測候所；1930 年又設立博物館。但是，這一時期北平研究院由于人力、物力不濟，所設研究機構都較簡單，有的還只是一個空架子。（2）中期組織：院-所（會）二級結構。1935 年7 月起，北平研究院的組織作了調整，取消部級機構。在行政方面，取消原有的總務、出版、海外三部，直接設總辦事處，受院長和副院長直接領導。總辦事處下設文書、會計、庶務、出版四課。總辦事處主任為李麟玉，秘書為崔敬伯。總辦事處的職員除雇員外，均由院長聘任。在學術研究方面，取消原有的理化、天算、生物、人地、群治諸部，直接設立研究所和研究會。而且研究所、研究會直屬院長領導，並改研究所主任為所長。當時共設8 個研究所和5 個研究會，即物理學研究所（所長嚴濟慈）、鐳學研究所（兼所長嚴濟慈）、化學研究所（代所長劉為濤）、藥物研究所（所長趙承嘏）、生理學研究所（所長經利彬）、動物學研究所（所長陸鼎恒）、植物學研究所（所長劉慎諤）、地質學研究所（兼所長翁文灝）、史學研究會（常務會員吳敬恒，曆史組主任顧頡剛，考古組主任徐炳昶）、經濟研究會（常務會員兼代金融組主任周作民，財政組主任崔敬伯）、字體研究會（常務會員卓定謀）、水利研究會（常務會員朱廣才）、人地研究會（常務會員邵可侶）。其中史學研究會于1936 年7 月改為史學研究所，仍分曆史、考古二組。博物館仍舊。此外，北平研究院還設有氣象台、測繪事務所等機構。其中氣象台原為中央研究院北平氣象台，于1935 年劃歸北平研究院管理，該台系明清時期欽天監觀象台。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兩年，北平研究院為了保障學術研究工作，決定先將部分科研機構遷離北平。1935 年史學研究所一部分遷往陝西，同陝西省政府合組陝西考古會；1936 年植物學研究所亦將全部圖書標本儀器及研究人員遷往陝西武功，同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改為西北農學院）合組中國西北植物調查所。（3）後期組織：院-所結構，撤銷研究會。七七事變後，各研究所即進行內遷，總辦事處與各研究所相繼遷入昆明（地質學研究所遷至重慶北碚）。由于戰時經費困難，經濟研究會、水利研究會、字體研究會、人地研究會和氣象台、博物館、測繪所等機構都停辦了。到1948 年，只設物理學、鐳學、化學、藥物、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史學8 個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調查所。
3.院務會議和學術會議。1948 年北平研究院設立院務會議和學術會議。
院務會議主要職責是審議該院各項章程規則、工作計劃、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項，由院長、副院長、總干事、秘書及各研究所所長組成。學術會議則醞釀于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 年春。當時北平研究院籌備改組各學會及研究會為該院學術會議，並計議推舉學術專家為學術會議會員。學術會議的主要職責是開會討論學術問題及全院的重大問題。1946 年3 月，院長李煜瀛由重慶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第一次大會；1948 年1 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第二次大會籌備委員會，由委員13 人組成，通過了學術會議暫行規程，決議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務會議推舉學術會議會員，由院長聘任；以後的會員由學術會議自行選舉。
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會員名單①組別當然會員會員天算組熊慶來江澤涵陳省身趙進義李珩張云李書華嚴濟慈吳有訓葉企孫饒毓泰馬士修莊長恭周發岐吳憲曾昭掄楊石先黃子卿吳學周理化組林世謹李煜瀛朱洗陳楨秉志胡先骕戴芳瀾張景鉞生物組張璽劉慎諤周太玄童第周胡經甫翁文灝李四光楊鍾健袁複禮孫云鑄尹贊助裴文中李士林竺可楨黃國璋地學組張印堂農學組劉大悲戴松恩馮澤芳湯佩松俞大紱劉仙洲魏壽昆李書田朱物華侯德榜工學組張克忠顧毓珍趙承嘏林可勝陳克恢湯飛凡朱恒璧戚壽南醫藥組李宗恩朱廣相徐炳昶陳垣陳寅恪顧頡剛姚從吾張星浪史學組董作賓湯用彤李儼吳敬恒張元濟胡適沈尹默謝壽康文藝組陸志韋朱光潛魏建功王寵惠顧孟余陶孟和何基鴻楊端六社會科學組陳序經崔敬伯費孝通吳克剛羅喜聞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國時期兩個最大的綜合性的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是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擔負著規劃全國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雖然是地方性的，但對全國的科學研究事業也有著重大的影響。中國現代科學的發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與發展是分不開的。這兩個科研機構從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做了相當大量的研究工作，為我國現代科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這里必須強調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國科學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學研究機構，如地質調查所等）之後，才開始了自然科學各個學科和某些技術學科的研究和試驗，獲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國有了自己的科學積累，也從而才使中國有了現代科學。因此可以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現代科學的開端。不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還為中國後來的科研機構的建設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于1949 年11 月1 日建立的中國科學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個研究所合並、調整、擴建而成的。1806地質調查所地質調查所是民國時期最主要的地質研究機構。1913 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質科改為地質調查所，所長為丁文江；同時成立地質研究所，作① 參見林文照：《北平研究院曆史概述》，《中國科技史料》，1989 年第10 卷第1 期。為培養地質人才的學校，所長為章鴻釗。地質研究所于1913 年秋開學，由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為主講教師。經過三年的訓練，至1916 年7 月，共有21 人畢業，其中葉良輔、謝家榮、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質調查所。地質研究所在這批學生畢業後就停辦了，章、翁二教師也轉到地質調查所。從此地質調查所有了人員的保證。以後調查研究的人員逐漸增加，最多時達到100 多人。地質調查所調查人員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地質、古生物、礦物、岩石、礦床等等，都在調查之列①。
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科學院是由四川企業家盧作孚于1930 年創辦的，是以立足四川、開發西部為宗旨的地方民辦綜合性科研機構②。盧作孚親任院長。1932年張博和應盧作孚邀請，擔任兼善中學的校長，並代理西部科學院院長兼總務處主任。在學術研究方面，最初設有四個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農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質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學、博物館、圖書館三個附設機構。1936 年，博物館、圖書館交給地方辦，1937 年生物、農林兩個研究所停辦，兼善中學也獨立辦學，1938 年2 月，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建于重慶，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的全部人員都參加合作。這樣，從1938 年春天開始，西部科學院實際上只有一個理化研究所單獨進行研究工作，一直到1950 年與中國西部博物館合並為止。
民國時期的主要科研機構除了上述者以外，還有大學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學研究所（1926—1949）、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1934—1949）、武漢大學理科研究所（1941—1947）等。這些大學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在內遷昆明期間，建造了當時全國唯一供試驗用的5 尺口徑的風洞①。
① 參見王仰之：《舊中國的地質調查所》，《中國科技史料》，1983 年第4 卷第3 期。② 參見趙曉宇、陳益升：《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科技史料》，1991 年第12 卷第2 期；李樂元：《中國西部科學院》，《科學通訊》，1950 年第1 卷第4 期；梁志全、羅平：《盧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國科技史料》，1987 年第8 卷第2 期。
① 參見陳益升：《大學中的研究所》，載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版，第579—58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