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猜測的不是將來的事，而是過去的事。”
俄羅斯諺語
“外面有一頭狼，正嚎叫著要吸我的血。我們一定要消滅這些豺狼。”
這些警言是約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也就是他死前的兩個星期說的；當時他在莫斯科同印度大使會晤時講了這番話。這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接見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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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我終于得以挖開了歲月的墓穴，重掘出那些往事。所以這過去一切的真真假假不妨就從一個墓地開始講起吧。
天下著雨，我現在正准備第二次安葬我的父親。
很少有人死後會被兩次安葬。當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雨點滴落的栗樹下面時，我看見了那輛黑色的馬賽地轎車馳入公墓大門，慢慢地滑行過來，最後輕輕地刹車停在近旁。有兩個人跨出車門，他們中的一個中等年紀，頭發略顯灰白；另外一個則是留著一大把連腮胡須的東正教神甫。
在俄羅斯有一個安葬傳統，入土前先開著棺蓋，讓死者的親屬朋友們能有一個機會跟其作最後的吻別。但是在這個下雨的日子里，對一個已死了四十多年的亡者來說，當然不會再去奉行這個傳統了，只有一個簡單的儀式來最後悼念他的故世罷了。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放了一個紅花編成的花圈在墓邊上，我對此銘謝不已。此時我看見叉狀的閃電橫空劃過，照亮那呈色灰暗的天際，隨即便聽到那喀嚓的響雷聲。
這是一場夏季的雷陣雨，莫斯科的上空象放焰火似地不斷爆鳴著閃電，整個天色則是一片灰朦朦，這樣的背景場面倒頗為貼切地烘托著一場入葬儀式，烘托著我父親的遭逢，烘托著一場戲劇人生的戲劇結尾。
諾夫德維奇公墓座落在莫斯科城的南部，一座古老的十六世紀的東正教堂被一圈洗刷得發白的石牆所環繞，五個金色的園頂聳立在高空，其下方就是那通向公墓里迷宮似曲徑的大門。里面雜草叢生，密列著大理石的墓碑和年代已久的墓體。
直到幾年前，這個公墓對外還是禁止開放的。赫魯曉夫的墓就在附近，矗立著一塊厚實的黑白大理石的紀念碑；斯大林妻子則葬在右處，還有契柯夫、肖斯塔克維奇。那些巨大的大理石墓體建築都是獻給蘇聯的英雄、作家和藝術家，這些故世的男男女女都是在蘇聯史上留有青名的人物，而我的父親，一個美國人，就這麼奇特地夾雜在他們中間。
大雨開始滂沱而下，當我佇立在公墓一角那濕成一片的樹底下面時，我看見那從馬賽地出來的灰白鬢發的男子打開雨傘，跟那神甫悄語著，神甫點著頭，走到一邊，站在近處的一棵樹底下。
那灰發男子已是四十朝後了，是個體形健碩的高個子，淋濕的雨衣里穿著一套筆挺的藍色西服。他朝我走過來，和藹地微笑著。
“一個為此陪淚的天氣，對嗎？”他伸出手，“布雷德"；泰勒；美國大使館的，你一定是麥西吧？”
手握得緊而有力。松手後，我說道，“我還以為你趕不到呢。”
“抱歉我來遲了，在使館里有事一時脫不開身，”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包萬寶路香煙，並朝我遞來一支。“抽煙嗎？我想這樣不會有什麼不敬吧？”
“不會。再說我也正好想來一支，謝謝。”
泰勒說道，“這是個壞習慣，不過象這種乏人的天氣，來一支倒可以提一點精神。”
他點燃了我們倆人的香煙，吸了一口，然後轉過頭去看神甫，神甫正聳著身子，在他黑色的雨衣底下整理著他的白色法袍，並從口袋里掏出一本聖經，看來差不多准備就緒了。
泰勒打開話匣，“鮑博告訴我你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以前來過莫斯科嗎，麥西先生？”
“來過一次，五年前有過一次簡短的采訪，鮑博還告訴你些什麼？”
泰勒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齊整的牙齒，“剛好能讓我們相遇時不會把你錯過。他說你是他的老朋友，交情可以追溯到以前你們一起讀寄宿學校的時候，而且你還在越南他的部隊里當過兵。他吩咐了，要確保你在莫斯科時幫你安排好每一件事，鮑博看起來對此非常重視關切。”
泰勒還想再說什麼，但又遲疑了一下，回過頭瞧了神甫一眼，神甫都已准備停當了，點燃了一個小的熏香爐，然後朝我們這邊走來。
泰勒說道，“看來我們就要開始了。對了，這個神甫是講英語的，我想你一定是希望這樣一個人選。鮑博要求的所有的細節事我想應該是都顧及到了。”
一塊嶄新的大理石碑被靠放在旁邊的一棵樹底下，我能辨出上面用西里爾字體鐫刻的幾行簡單的字。
杰克伯"；麥西
出生日期： 1912。1。3
去世日期： 1953。3。1
就在近旁有一塊從原墓地連根拔起的舊石碑，上面沒有任何字跡鑿印，只有呈綠色的青苔和經年曆月的風雨蝕印。蹊蹺的是，旁邊的地上還插著另一塊同樣年久，同樣無字的石碑，表明在我父親的墓旁還有第二個無名墓。我的眼角掃到有兩個戴著鴨舌帽的墓園工人站在不遠處的樹下，等候著准備豎放我父親的新墓碑。
此時此刻，當我站在這個地方，我才意識到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來得那麼的突然，那眾多錯綜複雜的幸運巧遇使你不得不信冥冥之中確有命運之神的妙手安排。一個星期之前，在五千哩以外的華盛頓，我接到了蘭格里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我將安排這場葬禮，還有那個安娜"；克霍列夫，會在莫斯科跟我見面。我們化了三天時間議定細節。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一直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
那個東正教的神甫邁向前來跟我握手，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道，“我可以開始了嗎？”
“拜托了。”
他邁向那墓地，那是一副陰郁，消沉的身影，裹在黑色的帽子、雨衣和白色的法袍里。他搖著那散發著芬芳香味的熏香爐，開始祈禱，為這個死在俄國的亡靈唱著平調的禱詞，泰勒和我肅立在旁邊，靜聽著那飄散在潮濕，甜膩的空氣里的悼念聲，到最後，神甫大聲念誦著聖經里啟示錄的一段：
“神要擦去他們眼里所有的淚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所有的這一切都一去不回了。”
葬禮沒化多長時間就結束了，然後神甫退回身子，走回到轎車里去。兩個掘墓人走過來開始動手在我父親的墳墓上填土安插上那塊新墓碑。
泰勒說道，“好了，我想該做的就是這些了。除了還有你的那位女士朋友，安娜"；克霍列夫。她是早晨剛從特拉維夫飛來的，所以我這才來遲了。”
泰勒又給我們倆人點燃了第二支香煙，“我想鮑博已經把有關的規矩都解釋清楚了。”
“當然，不要拍照，不要錄音，任何東西都不得記錄。”
泰勒笑了，“我猜這是要隱藏所有的談話內容。她逗留的地方在莫斯科郊外燕子坡里，那是屬于以色列大使館的，他們騰出一間工作人員的房間專門給你們會面。”他交給我一張紙條，“這是地址，他們會等著你。會面是在今天下午三點。”他猶豫了一下，“不介意我問一個問題吧？”
“盡管問吧。”
他朝我父親的墓點了點頭，“鮑博告訴我你的父親是在四十年前死的，你怎麼到今天才跑來這里辦葬禮？”
“鮑博沒有告訴你嗎？”
泰勒微笑道，“我只是個中間辦事人，他告訴我的只夠我領會到不會把事情搞砸，能夠安排得周到有序，但是看起來他不願作過多的解釋，而如果你是為US的外交使團工作，你就得學會不要問太多的與你無關的問題，我想他們把這當作必需的常識。”
“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我父親是為美國政府機構工作。他于1953年死在莫斯科。”
“他是為我們這里的大使館工作的嗎？”
“不是。”
泰勒疑惑地說道。“這就怪了，我想冷戰時期莫斯科是從不允許美國人踏足的，除了那些在使館工作的人。你父親是怎麼死的？”
“這正是我來這里想要搞清楚的。”
泰勒顯得茫然不解，他還想再開口說什麼，突然間我們頭頂上空響起一記霹靂聲，他抬頭望了一眼。
“好了，我很想留下來接著談，但是公務在身。”他用鞋後跟踩滅了香煙，“我得送神甫回去，要我載你一程嗎？”
我扔掉了香煙，“不用了，我會叫一輛出租車，我還想待一會兒，謝謝你的幫忙。”
“有什麼需要盡管說，”泰勒撐起了雨傘，“祝你好運，麥西。衷心希望你能如願以償。”
整個事情說來話長。
那是1953年3月上旬一個寒風凜冽的夜晚，當時我才十歲。那晚我正呆在佛吉尼亞州里奇蒙寄宿學校的宿舍里，聽見門外樓梯木板響起吱嘎吱嘎的腳步踩壓聲，然後是我們房門打開的聲音。我抬頭望去，只見校長站在那里，另外還有一個男人站在他身後，但這個人不是學校里的教師，也不是教工。他穿著一件長大衣，戴著一副皮手套，兩眼緊盯著我，轉瞬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校長開口發話道，“威廉姆，這位先生是來這里看你的。”他又頗帶示意地看了看房間里其他兩個男孩，“你們可以讓威廉姆一個人呆一會兒嗎？”
男孩們離開了房間，校長也離開了房間。那個人抬腳跨進房，並把門合上。他身材寬闊，一張嚴峻的臉上嵌著一雙深凹的眸子，那平剪的發型和那锃亮的棕色高統皮靴在在透現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軍人。
很長的時間里，他一直沉默著不說話。似乎他覺得將要跟我講的話實在是難以啟齒。
最後，他終于開口了，“威廉姆，我叫卡爾"；布蘭尼岡。我是你父親生前的同事。”他話語里的用詞不由得讓我一怔。是他所說的“生前的同事”。我仰頭看著他，問道，“什麼事，布蘭尼岡先生？”
“威廉姆，恐怕我給你帶來一個壞消息，是關于你父親的……他死了。我很難過……真的很難過。”
這人就站在那里，再也不吭一聲。然後我嚶嚶地哭了起來，但這個人卻沒趨上前來，拍拍我或哪怕說上一句安慰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是那麼地孤苦伶仃。過了一會兒，我聽到樓梯木板又響起了那吱嘎吱嘎的腳步聲。窗外，寒風嗚咽狂掃著，一根樹枝刮擦著外面的牆壁，發出一記又一記咯吱聲和噼啪聲。我無助地哭喚著我的父親，但卻沒有他熟悉的回應。
然後一記淒厲的嘶喊聲從我的內心深底處迸發出來，回蕩在我的腦海里久久不息。這是一場傷心欲絕的痛哭，我根本無法制止住那不斷湧出的眼淚。
我記得隨後就是一陣狂奔，一陣漫無目的的狂奔。奔出學校的櫟木大門，穿過潮濕、寒冷的佛吉尼亞田野，悲傷沉重得象塊石頭壓在我的心頭。直到最後看見一條冰冷的河流橫阻在前面大地我才停下步來。我撲倒在濕漉漉的草地上，將臉埋在手里，巴望著我的父親能回到我的身邊。
過後我才略微了解到我父親去世的一些情況。他們從來不告訴我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死的，只說是在歐洲的某一個地方，而且是自殺。尸體已經在水里浸泡了幾個星期了，所以實在不適宜讓一個小男孩去觀瞻。葬禮倒是有一個，但是對我的提問卻沒有更多的解釋和回答，因為沒有人會費神去跟一個小孩子細講這種事情。許多年過去了，但是這些未被回答的問題仍會時不時地在我的腦海里浮起。究竟是什麼緣故？到底是在哪里？很長的歲月過去後，我才發覺到了真相。
十天以前，當我的母親去世後，我回到她住過的房子里，收拾整理她的遺物。沒有掉淚，沒有傷感，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跟她相依為伴過。我們有很長的時間沒有互相見面了。只是偶爾有一兩張問候卡，或一封簡短的信。我們之間從來就不象我跟我父親那樣來得親近。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後不久就離婚了。我的母親把我扔給我父親一個人去照料而徑自闖她的人生道路去了。
她在一個百老彙的表演團里當一名舞蹈演員，而對我父親的了解甚至少過孩提時代的我。我一直猜想他們從來就沒有融洽過。
她在紐約上東城租了一個小小的公寓單元。給我的印象那個地方很是邋遢。一張凌亂不堪的床，一把單椅，一些空的杜松子酒瓶，還有一瓶金黃色的染發劑，再有就是一些來自往日男友們和我父親的信，全部用橡皮筋紮在一起，扔在床底下的一個舊罐筒里。
我看見了當中一封我父親的信。信紙因年代長久都已經色澤褪淡了，四周修成花邊形，呈芯草色。
信的日期是1953年1月24日。
親愛的露絲：
來信只是讓你知道威廉姆很好，在學校里表現不錯。我將離開一段時間，而如果我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我想要你知道(猶如往常一樣)在我的帳戶里有足夠的錢，再加上我的職業撫恤金足以供你們倆人度日。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危險的年代，不是嗎？我聽說他們在百老彙也修建防空掩體為了防備俄國人的威脅。
我現在一切都很好，希望你也是如此。還有一件事，要是我有任何不測發生的話，如果你能檢查一遍我那屋子，我將不勝感激；而如果你在書房里或地窖里那個老地方發現有任何存放的文件，就請幫忙把它們交給華盛頓的政府辦事機構。你會為我做這一切嗎？
杰克
我又好奇地讀了其他的信，但里面都沒有什麼內容，無非是寫自于一些男人：某某人送到後台的紙條，說看見她在伴舞群里，非常欣賞她的秀腿，而想邀請她共進晚餐。有幾封是我父親的，但里面毫無他們曾相愛過的跡象。我猜想要有的話也早已讓她燒掉了。
但我卻思索著那封講到文件的信里的幾句話。信中提到的那所屋子過去是我父親的，而現在則是我的住所。這是幢老式的木板屋，是我父親和母親第一次搬來華盛頓時買下來的。他死了後，這屋子搖搖欲墜了好幾年，直到我長大成人，才得以將它整修一新。我花了好幾年功夫才將它恢複成原貌。在我父親的書房里，曾經有一個深藏在地板下的代保牌金屬保險箱。我父親經常在書房里存放一些文件和資料。但是我記得他有一次說過他從來不相信保險箱，因為一個聰明、專注的人最終總能將它們打開。當然了，那個保險箱早已被扔掉了，這間屋子也被重新裝修過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還利用其他地方存放文件。
于是，我整理完母親的東西後便趕回住所，徑直鑽到那個地窖里。這個地方我很少光顧，里面堆滿了久已遺棄的、曾屬于我父母的擺設品和雜物的箱子，這些東西我放了有好幾年了，一直准備等哪天有空就處理掉。聯想到書房里那個保險箱的藏身處，我搬移著周圍的紙板箱和木箱子，首先檢查那硬梆梆的地面。
什麼也沒發現。
然後我開始檢查四周牆壁。
費了很長時間，我才發現進者背對的牆壁，地窖門的上方，高高地有兩塊松出的紅磚。
我記得當時我的心一下子別別地狂跳起來，揣摩著我會不會發現點什麼。或許我的母親早已照我父親的關照來此檢查過了，也或許她猶如往常一樣對我父親的事漫不經心。我探上身，抽掉了那兩塊磚，後面竟是一個很深的壁龕。我看見一個已經破舊變色的老式的黃皮面文件夾， 里面放著一本黃色的拍紙薄。
人生里總難免有一些插曲會給你的生活帶來突變的感覺。就象訂婚或離婚，或者在電話的另一端有人告訴你你的家里某一個親人去世 了。
但是我對地窖里那兩塊紅磚後面的東西所帶來的突變感覺卻毫無思想准備。
我把那本舊拍紙薄帶到地上面開始閱讀。有兩頁紙是用藍墨水寫的字，都是我父親的筆跡。
有四個人的名字，一些日期，一些細節和粗略的提要，好象他要構劃什麼東西，從中看不出很多名堂。還有一個代號：雪狼行動。
我父親是為中央情報局(CIA)工作的。他的一生都是一個軍事情報人員。在二戰的時候，他在戰略情報局(OSS)工作，活動在德國人的後方。在我發現這本破舊的黃色的拍紙薄前，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了，其他的則一無所知。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絞盡腦汁試圖能從中理出點有趣的頭緒。最後，當我無意中睹見那紙頁上的落筆日期時，我的腦袋不禁轟然一響。
我驅車直奔阿靈頓公墓。跑到那里，我看著我父親的墓碑，久久地凝視著上面的碑文。
杰克伯"；麥西
出生日期： 1912。 1。 3
去世日期： 1953。 2。 20
我癡癡地盯著這些字，直到我的兩眼都快要看出火花來了。然後我轉身離去，馬上將我發現的那些寫過字的紙頁複印下來，然後將原件封入一個信袋交給我的律師。
一個小時以後，我打電話給鮑博"；維他利，他是為坐落在蘭格里的中央情報局工作的。
“比爾，好久不見。”維他利興高采烈地嚷道，“可別告訴我又有什麼校友聚會了，是不是？為什麼他們總是要紀念那段我們巴不得快點過去的時光？扔在里奇蒙的錢已經使我的帳戶大大縮水了。”
我告訴他我發現的東西以及我是怎麼發現的，但沒講里面具體內容。
“那又怎麼樣？你發現的只不過是被老人家遺忘的文件罷了。當然，他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過，可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看你的方便，把它們燒了。”
“我想應該有人過來看看。”
“你在開玩笑？你打電話來就是為了這個？”
“鮑博，我真的認為應該有人過來看看這些文件。”
維他利歎了口氣。我能想象得出他一定在電話的另一端抬腕看他的手表。
“好吧，里面有些什麼內容？給我一點大概，我去查查看，看你發現的東西是否重要。你要清楚，這都已經過了四十年了。我敢肯定你發現的東西早已銷密了。我想你很可能是空激動一場。”
“鮑博，還是過來看看這些文件。”
維他利有點不耐煩了，“比爾，我沒有時間再開車到你那里去。給我點內容讓我先去查。行啦，看在基督的份上。”
“雪狼行動。”
“這是什麼？”
“這是本子上第一頁頂端上所寫的。”
“從來沒有聽說過。其他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
“很多什麼？”
“過來看就知道了。”
維他利歎了口氣。“比爾，跟你講我會怎麼做，我會去問問這里的一些老前輩，或者檔案室里的小伙子們，看能打聽到些什麼，看看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雪狼行動。”我聽得出他已經沒有心思了，“聽著，我有電話進來。我會過後再跟你聯絡。保重，伙計。”
線路“咯嗒”一聲斷了。
我站起身，走進廚房里沖了杯咖啡。我坐在那里好象很久很久，心情依舊不能平靜下來，腦子里只是在思索著那幾張紙和其中所可能包含的意思。我不想告訴維他利全部的內容，我要知道蘭格里掌握的內情。我的大腦里思緒萬千，卻又不知道接下來到底該做什麼。
這一定是過了一個小時，我聽到外面突然響起輪胎尖銳的刹車擦地聲。透過窗子，只見兩輛黑色的大型房車停在外面，有六、七個人動作迅速地跨出車門。鮑博也在他們中間。他看上去臉色發白。當我走到門口時，他急促地說道，“我可以進來嗎？我們需要談談。”
其他人守在外面的門道口，維他利和另外一個人走進屋子。那個人個子修長，可能有六十多歲了，一頭銀發顯得氣度非凡。但是他看上去卻是驕矜無比，面孔鐵板。然後維他利開口說道， “比爾，我想你也猜到了我們此來是為了你發現的那些文件…… ；”
旁邊那個人專橫地打斷了他的話，“麥西先生，我叫德納霍，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部門頭腦。鮑博說了你告訴他的內容。我可以看看你的那些文件嗎？嗯？”
我把那些紙交給了他。
他的臉色陡然一變，“怎麼是複印件？”
德納霍詰問的語氣里不容置疑地要求一個解釋。我看著他的臉。
“原件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德納霍面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臉一下子沉了下來，他看了一眼維他利，然後慢慢地閱讀那些複印件。最後他滿面憂色地坐了下來。
“麥西先生，這些文件是屬于中央情報局的。”
“它們是屬于我父親的。他只是在過去為中央情報局干過。”
德納霍語氣強硬地說道。“麥西先生，我們可以為此爭上整個晚上。但是你所擁有的這些文件現在仍然被列于絕密。所以，它們仍然屬于政府所有。”
“可這是四十年前的東西。”
“這沒有什麼區別——機密仍然有效，這些特殊文件里的全部內容永遠都不得公諸于世。文件里所提到的那個行動是高度機密和高度敏感的，甚至我這樣講都不足以強調它的性質。那些原件呢？請拿出來。”
“我們得做筆交易。”
“沒有什麼交易可做，麥西。那些文件呢？請交出來。”
我打定了主意決不妥協，“我想你最好先聽我說，德納霍。我的父親在四十年前死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死的，我要答案，而且我要確切地知道他牽涉進去的那個雪狼行動到底是什麼。”
“根本不可能。我恐怕這想都不要想。”
“我是一名記者。我可以把這些文件發表出去，寫成文章，進行調查，看看當時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人能否記起點什麼。到時，等內情被抖落出來了，你或許會大驚失色。”
德納霍的臉色又是大變，“我敢擔保，你要敢寫下我們討論的這件事的任何東西，你今後在這個國家連一個字都別想發表。中央情報局決不允許這事發生的。你的調查只會走進死胡同。”
德納霍是如此的驕橫跋扈。
我回敬地盯著他，“這就是所謂的民主社會？或許我不能在這里發表。”我冷冷地說道，“但是國外總有你控制不了的報紙。”
德納霍沉默了。他的眉頭緊鎖。我看得出他的內心躊躇不定。
“你想要什麼，麥西？”
“這些問題的答案。我想知道真相，而且我還要見見跟我父親一起執行那次任務的那些人，不管是誰，只要還在人世。”
“這根本不可能，他們都已經死了。”
“不可能全都死了，一定還有人在。那記事本上四個名字中的任何一個：埃曆克斯"；史朗斯基、安娜"；克霍列夫、亨利"；利貝爾、依麗娜"；德佐夫，隨便他們當中的哪一個。我不想要轉手的材料，你可以告訴我任何你高興講的東西，而我要的是當事人，有血有肉的當事人。我要交談的是那個認識我父親，了解這個行動，知曉他真正死因的人。還有，”我加重了語氣，“我還想要知道我父親的尸體究竟怎麼了。”
這一回德納霍的臉已是白得嚇人。“你父親的尸體被埋在華盛頓了。”
“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你自己也清楚。看看這些複印件，德納霍，後面一頁上面有一個落筆日期，1953年2月20日。這是我父親的筆跡。你們的人告訴我我的父親是在那天死在歐洲的，那個日期現在還刻在他的墓碑上——2月20日。或許我現在是有點頭腦激動過頭，但是死人是不會作筆記的，除非他們是神仙，但即使是神仙也不能在同一時間分身兩處。中央情報局的人說我的父親死在國外，但他那天明明就在這里，就在這所屋子里。你知道麼？我認為你們根本就沒有埋葬我父親，我認為你們連尸體也沒撈回來。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的人不讓我去看尸體，這就是為什麼你們跟我講那些他在水里泡太久的屁話。我當時是個小孩，我不會去問為什麼我不可以去看尸體。但是現在我要問了。我的父親不是自殺，他不是自己淹死的，他是死于那個雪狼行動，對不對？”
德納霍強笑了一下。“麥西先生，我覺得你真會想象，而且簡直有點過頭了。”
“那麼我們就不要再想象了。我這就去找我的律師，我要掘出尸體，等棺蓋打開後，我想我不會看到我的父親在里面。到那時，德納霍，你可真的是惹上麻煩了。我會把你和你的上司拖到公眾法庭上去解釋。”
德納霍沒有答話，只是臉色鐵青。這或許是因為困窘萬分，也或許是因為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放肆跟他講話。他求援地朝維他利看了一眼，但鮑博只是坐在那邊一動不動，象被電擊似的，看起來他被眼前的這副場面嚇壞了，也可能是他對這個人向來敬畏慣了，也或許是兩者兼而有之。
最後，德納霍霎地站了起來，看起來象要揍我似的，“我想你最好搞清楚，麥西，你要這樣做了，你就會發現是你自己攪上了一個大麻煩 。”
“從誰那里？”
德納霍沒有回答，只是狠狠地瞪著我。
我也回瞪著他。僵持了片刻，我放緩了語氣。“如果你告訴我我父親究竟是怎麼遇到不測的，這又會有什麼傷害呢？我會同意歸還這些文件。如果它真的是那樣機密，事後，我願意簽一份隨便你們怎麼要求的沉默保證書。可是，不要再跟我談什麼麻煩，德納霍。不知道我父親的死因真相，給人不明不白地講他是自殺，已經給了我四十年的麻煩和痛苦了。”我執著地看著德納霍，“但是相信我，要是沒有人告訴我真相，那麼我剛才的那些話，會說到做到。”
德納霍長吐了口氣，然後氣惱地看著我，嘴緊緊地繃著。“可以用一下你的電話嗎？”
“在門廳口，就在你剛才進來經過的地方。”
德納霍緩緩地說道，“我想我應該告訴你，這件事已經不是我能作主的了。我得給一個人打電話請示，麥西先生。一個非常重要的人，這個人還得要再打電話給另一個人。要這兩個人都同意了，你的要求才能得到滿足：”
我看著他問道。 “你要打電話的那個人是誰？”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
這下子輪到我霎地站了起來，“那麼他還要跟誰打電話？”
德納霍瞟了維他利一眼，然後目光又回到我這邊。
“俄羅斯總統。”
雨停了，太陽透過散開的烏云發出溫煦的光芒，照在諾夫德維奇公墓那金色的圓頂上粼粼發光。
我看著躺在地上的這兩個簡陋的墓，我父親的和插在它旁邊的那塊斑駁陳舊和飽經風吹雨打的墓碑。
那第二塊墓碑上面沒有名字，沒有銘文記載，只是一片空白，跟我父親原有的那塊一模一樣。
在俄國的公墓里一般都會有張小椅子對著墓碑，這是為了那些提著伏特加酒瓶前來光顧的親屬們能夠歇坐下而跟他們的亡親傾訴心聲。但是在這兩塊石碑旁卻沒有小椅子，他們原本已被世人遺忘了，他們周圍的地上都已長滿了野草。
我對這第二個舊墓充滿了好奇，但知道這種好奇也探不出個究竟來，盡管我的大腦百般推測，甚至有著某種預感，覺得這簡陋的第二塊墓碑跟我父親的死有著某種關聯。
過去，我了解的是那麼的少；現在，又有那麼多的疑團。我真希望安娜"；克霍列夫能幫我解開這些疑團。
我走回到公墓門口，叫了輛出租車，乘車穿過熱浪泛起、熙來攘往的莫斯科街頭，回到我的賓館房間，等待著。我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卻無法入睡。
我已經等了四十多年想要知道我父親猝死的秘密。
再等幾小時也無所謂。
太陽照耀在燕子坡上，一套寬大的圓木屋俯瞰著莫斯科河，花園里鮮花爭豔競放著。
這個地方是沙皇時代的一個舊別墅。一個占地廣大而又有點破落的地方，帶有白色的尖樁圍欄和百頁木窗以及眾多放在屋前處的花箱，這樣使得別墅屋子可以避開外面的馬路保持一段距離。
出租車把我載到別墅門口。當我走近時，看見有兩個穿著制服的以色列警衛站在一個崗亭邊。他們檢查了我的護照，當中的一個人仔細地檢查了我帶著的一束白色的胡姬花。然後，他們打電話到別墅里面，過後又再為我打開大門讓我走近里面屋子的門前處。
我撳了下門鈴，出乎我的意外，打開房門的竟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她穿著牛仔褲和汗衫，看上去只有二十出頭，身材修長，一頭黑發，而且曬得很黑。
她沖我溫和地一笑，用英語說道：“麥西先生，請進來。”
我跟著她進入一個清涼無比的大理石大廳，大廳里回蕩著我們的鞋跟聲。
她帶我一直走到別墅的後面，室外花園里的花色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在明媚的莫斯科陽光照耀下，這個地方依然顯得有點陳舊破敗。爬山虎漫無次序地攀沿在牆上，整個地方看起來需要來點清新的色彩。
當我跟著那女孩穿過那廊道，我看見一個年邁的女人坐在一張桌邊等著。她身材高挑，舉止優雅，有著一張輪廓清晰，五官端正的臉龐。
她應該是年近七十了，但卻一點看不出。她有著雍容華貴的風姿，她的臉是斯拉夫人的那種臉型，雙顴微突，而她的頭發已經完全發白了，她看上去象一個還要年輕十歲的女人，身穿一件簡樸的黑色衣服，裹住她那仍不失為苗條綽約的身材；她戴著一副深黑色的墨鏡，披著一條圍住脖子的白色頭巾。
她打量了我很久很久，然後站了起來，伸出她的手。
“麥西先生，看見你真是太好了。”
我握了握她的手，並隨手將帶來的花束捧給了她。
“只是致意。他們告訴我說俄國人都是喜歡花的。”
她開心地笑了並聞了聞那些花。“真香；要幫你來點什麼飲料嗎？咖啡？白蘭地？”
“還是來點酒好了。”
“俄國白蘭地？或許對你們美國人來說太烈了點？”
“一點也不。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女孩倚在她身旁，幫我倒了杯白蘭地，然後遞了過來。
那女人將花輕輕地放在桌上，然後說道：“謝謝，拉琪爾。你現在不用陪我了。”
當那女孩離開時，她說道，“是我的外孫女，她陪我一起來莫斯科旅行。”似乎要解釋她為什麼會在場。然後她微啟著嘴唇笑道：“我是安娜"；克霍列夫。毫無疑問你已經知道了。”
她從煙盒里抽了支煙遞給我，她自己也拿了支，她為我們倆人點燃香煙後，顧目四盼打量著周圍的景色。她一定覺察到我在注視著她，不過我猜想她一定已經對男人們注視的目光習以為常了。
當她的眼光收回來時，她笑眯眯地看著我。“好了，麥西先生，我聽他們說你很固執。”
“我想這或許是源自于記者的職業精神吧。”
她咯咯地笑了，笑得是那樣地歡暢。然後她問道，“那麼告訴我，關于我你都打聽到些什麼？”
我喝了口白蘭地，“直到一個星期以前，還幾乎一無所知，之後我才知道你仍在人世，住在以色列。”
“就這些嗎？”
“當然還有更多的，我可以跟你打賭。”
她似乎被逗樂了，興趣盎然地說道：“請講下去。”
“四十年前，在你被判長期監禁以後，你從蘇聯的一個勞改營里逃走，你是中央情報局的一次高度機密的行動里唯一在世者。那次行動的代號叫雪狼行動。”
“我想這都是你在蘭格里的朋友告訴你的。”她微笑道，“還有呢？”
“我發現了一些文件，是我父親保留下來的舊文件。”
“這我聽說了。”
“紙里面有四個人名字，它們出現了好幾次，你的名字，還有另外三個人名字：埃曆克斯"；史朗斯基、亨利"；利貝爾、依麗娜"；德佐夫。有一張紙上最後寫著一行字，是最後的一行：“如果他們被抓住了，那就只有祈願上帝幫我們了。“我現在也希望你能幫我。”
她的面色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很長的時間里，她一語不發，只是透過那黑色墨鏡注視著我。然後她緩緩摘下眼鏡，我看見了她的眼睛，那是一雙大大的，深棕色的，極其美麗的眼睛。
我探問道， “這行字是不是讓你有什麼特別的感觸？”
她遲疑了一下。“是的，是有些感觸。”她神秘莫測地吐字回答。她沉默了好久，並轉首凝視著遠處，當她又回過首來看著我時，輕聲說道：“告訴我你知道的其他情況，麥西先生。”
我將身子靠回椅背。“還有就是我發現的那張文件封面，你想看一下嗎？”
安娜"；克霍列夫點了點頭，我從口袋里掏出一張複印紙遞了過去。
她讀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將紙放在桌上。
我掃了一眼那張紙，里面的內容我已經念過好幾遍了，不用看就能背出來。
雪狼行動。
機要文件，中央情報局，蘇維埃行動處。
切記：所有有關這項行動的複制文件
和記錄細節在使用過後予以銷毀，
重複，予以銷毀。
絕級機密，重複，絕級機密。
當她再抬頭看著我時，臉上並沒什麼表情變化。
“那麼說，當你讀到這個以及其他幾頁文件時，你意識到你的父親不是自殺，以及不是死在你被告知的那一天，你意識到了他的死或許藏有更多的內幕，而興起了念頭去尋找答案？”
“是的，不過我被告知這件事目前仍然屬于一項絕級機密，我必須簽一份擔保聲明書，要守住這個機密。”
她將香煙撳滅在煙缸里，似乎頗覺好笑地說道。“是的，我聽你的蘭格里的朋友講了這件事的經過，麥西先生。”
“那麼你一定也知道，他們告訴了我，這一切完全取決于你，要看你是否會告訴我我想要知道的東西。”
“你想要知道什麼呢？”
“我父親死亡的真相，有關雪狼行動真正不摻假的內容，還有我父親在冷戰高潮期怎麼會最終葬在莫斯科的一個公墓里。”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走到陽台邊。
我朝前傾著身子，“照我看來，我父親卷進了一個高度敏感的秘密事件里，高度到他們到現在仍不願意談論，我所談的不是什麼普通秘密，我談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秘密事件。”
“為什麼說特別呢？”
“因為跟我談話的蘭格里的那些人在事過四十年後，仍然想要掩蓋事實真相，因為我父親卷入這個行動時，正是俄國和美國互相仇視的年代。而你是這世上唯一一個能夠幫助我的人，唯一一個知道我父親究竟發生了什麼不測的人，”我看著她的側影，“我說得對嗎？”
她沒有講話，我看著她繼續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嗎？我失去我父親有整整四十年了，這四十年里我沒有一個能與之傾述心聲，從其得到慈愛的父親，這就好象在我的人生里長時間地留下了一個空洞，直到最後成為一種惆悵的回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他是自殺的謊言陰影下。而你——你是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死的，是為了什麼緣故死的。我想得更多的的是從情理上講，你欠我一個回報，一個解 釋的回報。”
她沒有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看著我。
我說道，“我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你要在莫斯科跟我會面，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聽說你以前逃離這個國家，為什麼又回來了呢？”
安娜"；克霍列夫沉思了一會兒，“我想簡單的原因就是我非常想到你父親的墓地去看一看，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墓，而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那第二個墓，緊貼著我父親的一個，上面同樣也是一塊沒有標記的石碑，那是誰的墓？”
她的臉上閃過異樣的表情，那是一絲悲傷的浮現，她說道， “那是一個非常勇敢、非常出類拔萃的人物。”
“誰呢？”
她遠眺著這座城市的景色，凝望著那通向克里姆林宮的紅牆，看起來她心里猶自盤桓不定。她久久地佇立在那邊。終于，她轉過身來看著我，人一下子變得那麼地溫婉柔和。
“你知道嗎？你很象你的父親，他是一個好人，非常好的人。你剛才講的都是事實，”她沉吟了一下，“你說得對，所有這些痛苦和隱瞞都應該得到一個解釋作為回報，這就是為什麼我來這里。告訴我，麥西先生，你對約瑟夫"；斯大林都了解些什麼？”
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一下子弄得摸不著頭腦，我怔怔地看了她一會兒，然後聳了聳肩，“不算很多，我猜想對有些人來說他是一個偉人，而對其他的人來說則是一個惡魔，這要看你是站在哪一方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個本世紀最大的獨裁暴君，他們說由他一手造成的死亡人數即使不比希特勒的多，也已經跟他一樣看齊了。戰後八年，他死于腦溢血。”
安娜"；克霍列夫情緒激動地猛搖著頭：“有兩千三百萬個死難者，這還不包括那些大戰中因為他的愚蠢而白白送命的人。兩千三百萬個人哪！都是他自己的子民百姓，就被他隨意屠殺了。男人，女人，還有孩子，被任意宰殺，有的被槍斃，有的被送到比納粹集中營想象中還要來得惡劣的勞改營里去等死，這都是這個有史以來最殘暴的人干下的罪孽。”
我不由得身子一凜，震驚于她那一下子變得悲愴的語調，“我不明白這跟我們現在討論的事有什麼關系呢？”
“不，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是與此有關。當然，斯大林早已經死了，但決不是象曆史書上記載的那樣死去的。”
我僵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安娜"；克霍列夫則是一臉的嚴肅，最後她說道，“我想我要講給你聽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這還得從一件發生在瑞士的事說起。”
她突然間莞爾一笑，“你知道嗎？這四十多年來，你還是第一個人聽我講述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