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在財經工作會議上放炮，饒漱石在中組部大鬧。說饒漱石是“新官上任，剛來即斗”；說高崗同饒漱石是“這邊一炮，那邊一斗”。
，成為共和國政治漩渦的中心，大約可以說開始于1953年夏季。
財經工作會議結束以後，隨著自然界的氣溫慢慢進入三伏，政治氣溫也愈加燥熱。
毛澤東分別與方方面面的不少同志談過話。
毛澤東說：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線錯誤，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錯誤的說法。
毛澤東說：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決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
毛澤東說：借“東北一黨員”的信和鞍鋼檢查組兩件事批評薄一波，也不能成立。
毛澤東還給各大區負責同志講過話。毛澤東說：中級干部北方人多，高級干部南方人多，是曆史形成的。這是因為，在早期，南方革命運動發展較為普遍，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現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級干部、高級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滅“圈圈”。要重視黨的，消除山頭。
等等，等等。
這些，不是很清楚嗎？
然而，在一種特殊情況下，清楚的也會變成胡塗，像大米干飯被攪成稀粥一樣。
毛澤東完整的講話，被切割成一句句、一條條，像一幢房子被拆成一塊塊磚頭，像一件衣服被撕成一條條布帶，這些塊塊、條條，又被掐頭去尾，丟三落四，就鬧不清哪兒是哪兒了。
比如說，“說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錯誤的說法”，變成了“少奇有圈圈，是錯誤的”。
比如說，“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級干部、高級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滅‘圈圈’”，變成了“對呀，財經會上，就是批評‘圈圈’，毛主席支持財經會議，提出要消滅‘圈圈’”。
總之，各種傳聞，各種消息，有從這里來的，有從那里來的，有從東邊來的，有從西邊來的，正面一槍，反面一棒，斜刺里又來一棍，這就亂了。
當然，從辯證的觀點看來，亂也有亂的好處。什麼說法都有，人們就可以“自由”選擇，“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頓“思想自助餐”。這就可以檢驗人們的思想，檢驗人們的情操，檢驗人們的信念，檢驗人們的道德，檢驗人們的靈魂，也檢驗人們的“鼻子”——識別能力。在鑒別中覺得這個對的，就跑過來了，覺得那個對的，就跑過去了。越聽越覺得自己對的，就更加堅定起來；越聽越胡塗的，就縮回去，退出了。無論堅持哪種意見，都能從紛紜的“眾說”中找到根據，都有繼續堅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氣就壯。一次再次，時間長了，“日久見人心”，是鋼是鐵，自會分明。這就叫曆史的篩選。
財經會議結束後，高崗、饒漱石也在堅持著。他們就會內會外發生的情況，交換了意見。
他們共同的看法是：抓住這次會的時機，以新稅制為突破口，突出路線斗爭問題，明批薄，暗射劉，這些都是很對的，效果也很不錯，弄得都無法收場，下不來台。雖然在政治局會上，毛主席的臉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為大家都在場，面對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樣做。可見，有毛主席在場的時候，不能搞得太急，太過，這是一條經驗。在公開場合，在大庭廣眾之中，有些人說點冠冕堂皇的話，可以理解，可以原諒，人，不過就那麼回事。
他們認為：總的來看，這次會是初試鋒芒，初顯身手，成績不錯。事實證明，有利條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為。結合人們自身的利益，可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把他們爭取過來。這一點，已經得到事實的證明，以後還要堅持這樣做。
他們約定：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9月就要召開，中央的意圖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干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順利進行。這很好，總結經驗，咱們還是抓兩條路線，抓反右傾。劉少奇就怕反右。財經會上咱們是“批薄射劉”，組織工作會就來個“討安伐劉”。安子文是劉少奇的親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對薄一波那樣。
財經會議結束十天以後的一個下午，秘書報告饒漱石，高崗來電話了。
饒漱石拿起電話說，我正找你，哪兒都找不到，誰也不知道你哪兒去了。
高崗說，我出去辦了些事，你快到我家來一趟。
饒漱石旋風般地到了高崗家。高崗告訴饒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處提出，我們國家的行政機關，是否可以考慮采用蘇聯那種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可以考慮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這可是一個大好時機！我就為這事跑，跑了好幾處。羅瑞卿那里，陳云那里，我都跑了，還有幾處。
最大的妨礙還是劉少奇、周恩來，主要是劉少奇。因此，我向他們講，我們黨的曆史上有“二元論”，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應該修改。決議中說，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的代表，這不對頭嘛，需要重新做結論。說劉少奇代表白區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咱們都是紅區的。你看，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幾乎都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