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寶林-一個極其嚴肅的人（代序）
薛寶琨
我是因喜歡相聲，傾慕侯寶林才在上世紀60年代初走近這位大師的；也是因為傾慕他而有《論侯寶林的相聲藝術》論文發表，才在80年代初晉升為副教授；還是因為他的提攜、推薦，我的專著《中國的相聲》得以出版，此後不久我便升為教授。侯寶林對他的兒女們總是耳提面命地說："別忘了你們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布絲兒都是相聲給的。"故也鸚鵡學舌地向我的兒女們重複著粒米寸布和相聲的干系。
"反右"以後，我的"作家夢"破滅，在升入大三分專業時，我被"服從分配"到了"語言專業"。由于才氣不逮而興味索然。于是就做《關于相聲語言》的畢業論文，希冀因此而接近藝術。天如人意，我竟因此而被分配至侯寶林所在的中央廣播說唱團任創作員。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他既熱情而又略帶矜持地告示我兩句話，使我銘記終生。一句是："曲藝是個金飯碗，你一輩子也吃不完。"一句是："別看你是北大高才生，搞這行還得從頭學起。"從此我謹遵師教，不僅越發仰視他，而且越發仰視曲藝和相聲。
"文革"開始，我和他相繼受到沖擊，他是定了性的"死老虎"，我是審查始終尚未定性的"活老虎"。下放"干校"之前他被監督勞動時，我貿然鑽進他正在擦洗的廁所，也正告他兩句話，一是："交代問題不要胡說八道。"一是："相信群眾相信黨。"就像第一次見面他送我的兩句名言一樣，算是對他贈言的回報。爾後我們在干校勞動時雖不發一言卻"眉目傳情"，知道彼此的心境。只是麥收扛麻包時連當初"小病大養"的"走資派"們都扛起就走，急起直追，而我則包一上肩立即坐地，屢試屢敗。是他正言厲色地告訴我："腰，腰是男人根，你得挺起來。"哦，他的話立即奏效，不僅使我免遭批判之苦，同時也增強了生命信心-還有這話的潛在含義更是受益終生。爾後就是林彪垮台了，在他接應我鋤完棉花趟子的地頭前，我們痛飲孑孓浮游在水窪上的雨水，爾後在地頭喘息的片刻，我預言說："你該回去了，肯定比我早。"他含含糊糊不知所云。就在此後不到一周，他便打道回府。據說毛澤東圈定十人"落實政策"，他是其中之一。我的"預言"也算對他棉花地之情的另次回報。再後我就調到南開大學接受工人階級"上、管、改"了。直到80年代我們才因合作寫書走到一起，雖是京津兩地工作分離，卻是相知相交友誼的開始。他對人介紹我說是"半師半友"的關系，我則堅稱他是我"全方位的老師"。我對他的仰視與時並進，曆久彌深。
日前一家電視台采訪我，要我提供侯寶林笑話。他們擬創辦一"逗你玩"欄目，要求從頭到尾笑聲迭起。我頓時啞然。因為在我大腦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他那幽默智慧的喜劇形象而外，在我和他無話不談的深層接觸中，他的"逗你玩"本領只在物態和行為文化的表層-只在起居飲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的性格和情感的層面。在任何一個群落里他從不"耍活寶"，也不"逗你玩"，他精神和靈魂世界不僅是嚴肅的，甚而是傷感的。正是由于他那與生俱來的"悲劇情結"，使他從小就極其自尊，連撿煤核兒、乞討時都從不涎顏媚臉。也正是這種自尊使他在學藝時絕少說熊話或賤話——在他打錢的錢板子上是從來沒有"您就當我是逗您一笑的歡喜蟲"，以及貓兒狗兒之類自侮的語言。也正是這種自尊，激勵他要把自己當人，要把相聲從"玩意兒"擢升為藝術。1940年他在天津走紅，不是憑著丑化自我，是靠他傳神動聽的學唱、清新洗潔的語言、略帶儒雅的風度而在白天一場《空城計》、夜晚一場《改行》的當天一炮打響。是他堅定了相聲在劇場與其他曲種同倫並列的地位，並由"倒二"遞升至"大軸"。于是他第一個蓄起了分頭，穿上了西裝，並在街上碰見了他的同行。這位朋友不屑地說："嗬！說相聲的穿西裝-人啦！"這"人啦"在天津話里有"人模狗樣"和"人者仁也"的雙重含義。侯寶林立即抗爭說："人啦怎麼著，說相聲的就不是人嗎？我就是要把自己當人，把相聲當成藝術。"這位同行不以為然地說："你行，咱們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