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河南的良田不足兩萬頃，在山東、湖北另外再找田補充，這下又給那兩省的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福王府的“伴讀”、“承奉”等官，驛騎四出，所至騷動。照會典所載，王府的賜田仍由原來的佃戶耕種，每畝征銀三分，作為租稅，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稅”之制，曆代奉行不改。而福王要自己管業，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劃界，借故斷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墳墓，借以敲詐勒索，地方官紛紛奏陳，一概不得要領。
這樣搞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廣的田不足，又減一千頃，福王實得莊田一萬九千頃。就在這時，又發生了一場風波，《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戶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咒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诪張至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為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毋庸更覽。”太子深然之。
這是鄭貴妃的親屬及她宮中太監所設的一條“苦肉計”，目的在平地起風波，預備指東宮誣陷鄭貴妃。這樣做法，往深處看，可以導致廢立；往近處看，有了糾紛，福王便可借故不就國。過去匿名者所散布的“憂危竑議”、“續憂危竑議”等所謂“妖書”，指神宗雖立東宮而終必見廢，用意是一樣的。“妖書”案發生時，正為沈一貫當政，他想借此打擊同僚，幾興大獄。而葉向高則能洞燭其奸，加以神宗不願多事，于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到了第二年——萬曆四十二年，福王終于不能不就國。
親王就國見太子辭行，照規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國，太子常洛特別客氣，起立辭謝，受了兩拜，又執手送至宮門，殷殷話別。此亦出于葉向高的調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