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大會正在進行總結，由路井中學的組成的紅衛兵，扛著紅旗沖進會場，勒令公社李建斌立即散會，說這次會議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只好在呼喊聲中草草收場。我覺得紅衛兵哪里來的這麼大的權力，竟敢沖擊公社黨委，這不是亂套了嗎？
我回家後，看見村里一下子已大變樣，成了紅衛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陽下，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排成隊，聽從著紅衛兵的指揮：“稍息！立正！跑步走！”在西頭麥場里和大隊部的門口繞場轉圈子跑。哪個跑得稍慢，鞭子便抽到身上。這些“四類分子”頭上戴著高帽子，高帽子上寫著名字，名字上打著紅叉。脖子上還掛著本來應該掛在牲口脖子上的鈴鐺。我站在高處看了一陣，有些心跳，只好回去，心想：這不是胡來嗎？不許武斗，為什麼還要打人呢？但自己憑什麼敢去阻擋呢？覺得還是不看為好。
1966年9月3日早上，小隊召開社員會。隊長在會上宣布：“紅衛兵開始造反了！他們念著毛主席的語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又說，現在要破”四舊“了，別的隊已在昨天進行破”四舊“了，今天輪到咱們隊了。各人把你們家凡是”四舊“的東西趕快交出來，如神像、牌位，以及所有的”四舊“東西都趕快交出來。如果自己不自動交出來，被紅衛兵搜出來，那可不會輕饒你們的。”社員們一個個嚇得不得了，不知道什麼東西屬于“四舊”，卻又不敢不交。
散會後，菊蘭暗暗問引玲，說：“你也是紅衛兵，你跟上人家也破除過”四舊“，都破些什麼，交些啥東西呀？”引玲說：“不好說，誰也說不清。進了地主、富農和”四類分子“的家，誰想拿啥就拿啥。啥是”四舊“，由人家來說。封建的、迷信的、資產階級使用過的東西都是”四舊“，敬神敬鬼的東西都是”四舊“；小娃身上吊的銀牌、銀鎖，媳婦帶的鳳冠、坎肩和裙子，男人戴的禮帽、穿的袍子，家里藏的舊書、舊畫，甚至銀元都抄！”我一想，說：“這不是胡來嗎？我們不信神、不信鬼，連先人都不紀念了嗎？”但又一想：“咱又不是紅衛兵的頭兒，咱管得了嗎？《十六條》上寫得清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批判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要不把咱當做”走資派“批斗就行了。”于是便把神族子，老的、新的牌位，香爐等，都讓引玲去交給紅衛兵。自己把解放前學過的課本，解放後劉少奇的文章，都塞進炕洞燒了。菊蘭把繡有花朵的帽子、斜馬、枕頭等都藏起來了。把織成的白布也趕快剪成了衣褲。
1966年9月6日上午，黨支部書記給我說：“范家窪的大隊名稱已經改了，叫紅衛大隊。聽范場長說他們大隊辦起了思想校，讓干部、黨員、團員、紅衛兵和貧下中農分期學習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等。你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咱大隊也辦一所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我便騎著車子去到范家窪林場，了解了他們開辦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情況。
1966年9月7日我一早就去林場，收拾了一個閑窯洞，並在紅紙上寫了幾條毛主席語錄，貼在牆上。晚上，大隊在這里便召集貧下中農代表和各隊隊長開會，研究如何開辦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1966年9月8日下午，我去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登記報到。晚上，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舉行了開學典禮。第一期參加的學員全是貧下中農代表。
1966年9月9日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剛准備正式開學，卻接到通知，要全體學員去紅衛大隊參加聲討趙守一的大會。學員們下午才回到林場正式學習毛主席著作，並且邊學習，邊討論。
1966年9月23日第一期學員進行了民主鑒定和總結，共學習了半個月。學習期間，我還去北坡五隊的耕地內，規劃了公墳的地址，准備將今後所有去世了的人集中安葬在那里。這既節省耕地，又便于紀念死者。
1966年9月24日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第二期學員開始參加學習。這期學員全部是生產隊長，也是學半個月。
1966年底，全國各地的學生已紛紛停課鬧革命，到各地進行串連。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對來北京串連的各地紅衛兵進行了多次接見，造成運輸緊張，交通阻塞。為了緩解這種情況，中央提出紅衛兵可以學習當年的精神，實行徒步串連。路井中學的雷存生便積極響應號召，組織起楊貞元、雷陽明和劉淑蘭、楊引香、侯勝天等六位，不坐車，不騎馬，要徒步串連去北京親眼看看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