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中，全國的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這些十五六歲的娃，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到農村的廣闊天地煉紅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防修反修、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由之路。1969年下半年，合陽縣開始較大規模地接收城里下鄉的知識青年。合陽縣的下鄉“知青”，大多來自西安，主要有三類人：
第一類是家在城里，而在農村有親戚的人。父母為了讓孩子有人照應，就把子女“插隊”的地點申請到親戚所在的生產隊，而這些生產隊的自然條件、生活環境相對要好一些。有人把這種情況叫“返鄉”。我一個的侯梨梨就屬于這一類型。她父母在西安，姑家在路井鄉。她就“插隊”來到了路一大隊，吃住就在親戚家。
第二類是家在城里，且父母屬于“黑五類”或者“走資派”的人。政府就以“加強戰備，准備打仗，疏散居民”為由，讓一家人全部遷移到農村。梁書鄉就屬于這一類型，他父親解放前是西安的一個小手工業主，後來公私合營了，文化大革命中便受到批判。1969年，他和、弟弟便來到了人地兩生的合陽縣甘井村。村里給找了一個住的地方棲身，然後一家三口就和其他社員一樣，靠掙工分養家糊口。
第三類是到了“上山下鄉”的年齡，按規定來到農村插隊的人。這類人是絕大多數，往往一批下鄉“知青”里就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這類型的人。這些娃們在城里上學時一般同屬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插隊落戶時便被安置在一個地點，大多在比較偏遠的山區，像合陽縣的甘井、鵝毛、橋頭河鄉鎮等。農村干部一般給這類知青找幾間房子當宿舍，男女分開住，自己做飯，自食其力，這就是所說的“知青點”。
前兩類知青的日子要好過一些。第一類有親戚照顧，第二類不管怎麼說，還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苦了第三類娃。這些乳臭未干的知識青年，在城里都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過慣了無憂無慮的生活的年輕人，到了“知青點”，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比如不會蒸饅頭，把面和一下，切成一塊一塊的就放到籠里蒸，時間不到，便拿了出來，不是生的，就是硬邦邦的，放在嘴里啃不動；不會下面條，當面條熟了，鍋里的水直往外溢，沖起了鍋蓋時，不知所措，竟拿起一塊石頭壓住鍋蓋。這些娃們在家里，經常在飯桌上能見到雞、鴨、魚、肉，到了農村，卻幾個月聞不到一點兒腥。這些嘴饞得發慌的娃們就趁著天黑去農戶家抓雞、抓狗，然後偷偷地殺了吃。或者到莊稼熟了的時候，掰幾個包谷，摘一些豆角，回來煮著吃。時間長了，引起了社員們的不滿。知青們不會洗衣服，也懶得洗衣服，再加上合陽縣屬于渭北旱原地區，水源很缺，水貴如油，一個月也洗不上一次衣服，更不用說洗澡了。孩子們渾身長滿了虱子和蟣子，奇癢難耐，一個個叫苦連天。他們對農活一竅不通，也下不得苦，受不得罪。犁、耬、耙、耱，鋤草鋤地，割麥務棉，趕車揚場，一年四季的春種、秋收，知青們連見都沒有見過，怎麼談得上去干活？這些娃在城里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現在要和農村人一樣的下苦，一樣的流汗，怎麼受得下呀！隊長把農活一布置，好多人便到地里亂哄哄地干上一氣，不到收工的鍾點便回來在一起玩。有的人干脆早上不起來，蒙上被子裝病睡大覺，干部也奈何不了他們。天長日久，社員就看不慣了，甚至和知青們發展到關系對立的地步。
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學習班繼續斗私批修，隨後又分組進行評議。評議對我的要求和處理是：必須當會聲明，再不能去醫療站，並且暫緩恢複黨籍。晚上，侯緒斌又和我進行了第二次個別談話，要我擔任大隊干部，並安排了其他幾個人繼續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公布了第一批恢複組織生活的黨員名單，里面沒有我。因為我在表決心時說：“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健康著想，以白求恩為榜樣，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在衛生戰線上奮斗終生。”領導小組研究後，認為我的認識還沒到位，還是不能恢複我的黨籍。